在写到玉山的最终落幕，苏引用了敦煌的一个千古之谜——莫高窟藏经洞。藏经洞是在唐代建立的，直到1900年才被发现。藏经洞的建立原因，百年来始终莫衷一是。
苏个人来说，倾向于西夏攻打敦煌时候的“避难说”，也从中演绎出了玉山动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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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经洞是莫高窟第17窟的俗称，位于第16窟甬道北侧壁内，是附属于第16窟的一个小洞。专家考证后得知，藏经洞原本是唐代僧人洪（上“巩”下“言”）的弟子为纪念他而开凿的影窟。1900年道士王圆箓偶然发现藏经洞之前，藏经洞的窟门与甬道壁浑然一体，上面绘有壁画，十分隐蔽。
1900年藏经洞被打开时，里面堆满了经卷、彩幡和法器。从经卷上的印记判断，这些经卷、法器等物品是从敦煌各寺院收集后集中封存在此的。而原本身为第17窟主人的洪（上“巩”下“言”）和尚塑像不翼而飞，后来在附近一个更小的洞窟中找到。伴随藏经洞的发现，数以万计的佛教经书典籍为何封藏于此也成为世人难解的悬疑。
自藏经洞被发现之日起，针对其封闭之谜提出的种种猜想和考证就从未停止过。较早提出的一种观点是“宋初避西夏之乱说”，认为藏经洞内没有西夏文字的经卷，而且汇聚敦煌各寺院的经卷，说明藏经之举极有可能缘于重大变故；而依据敦煌历史推测，藏经洞很可能是在西夏占领瓜州、沙州和肃州之时为避西夏之难而封闭的。
也有与这一观点截然不同的看法。同时，根据避难的时间、对象，“避难说”还包括“宋绍圣说”“曹氏封闭说”等多种学说。除“避难说”之外，学术界关于藏经洞封闭之谜的相关猜想还有“废弃说”和“书库改造说”等多类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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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藏经洞发现始末」
十九世纪末，道士王圆到莫高窟。此时莫高窟十分荒凉，崖间上的通道多数已经毁于战火，一些洞口已经崩塌，底层的洞窟已为黄沙掩盖，这里只有一些粗通汉语的藏传佛教宁玛派喇嘛居住。王道士在莫高窟定居后，香火渐盛，他把信徒们施舍的钱财节省下来，开始按照自己对道教的理解来重修和改造莫高窟。他所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清除底层洞窟中的积沙。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5月26日，王道士所雇的人在清除第16窟甬道的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藏经洞。但敦煌当地的富绅无人认识洞内这批古物的价值，腐败的清政府也未能对其进行应有的保护，致使藏经洞中的大批敦煌遗书和文物先后被外国“探险队”捆载而去，分散于世界各地，劫余部分被清政府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莫高窟的壁画和塑像也遭到劫夺与破坏。1914年至1915年，俄国奥登堡率考察队到敦煌和莫高窟，不仅收集到大批敦煌写本，还掠走了第263窟的多块壁画。
1921年，在苏俄国内战争中失败的数百名白匪军逃窜到莫高窟，他们在壁画上任意涂抹、刻画，并在洞窟内烧炕做饭，致使大批壁画被火燎烟熏。
1924年，美国华尔纳曾到莫高窟盗剥了大面积的壁画，并掠走彩塑。
敦煌遗书和文物的散失对中国文化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但客观上却推动了东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它们进行整理和研究，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敦煌学的兴起引起了学术界对敦煌莫高窟的重视。
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中国的历史学、考古学和美术工作者到敦煌进行考察的人逐渐增多。经过他们的研究和宣传，敦煌莫高窟在文化界的知名度逐渐提高。
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担负起了保护洞窟临摹、研究敦煌壁画的职责；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8月，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大规模建立了敦煌研究院；1986年12月，敦煌被国家列为历史文化名城；1987年8月，敦煌县改为县级市，1988年2月，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