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物价和消费水平
鼓元吉2017-04-12 06:164,384

  北宋时期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

  北宋社会发展虽长期受到边境战争的制约,但还算相对长治久安。国家安定促进了经济繁荣,城市化进程加快,城镇数量大幅度增加,城市人口膨胀,城市手工业、商业和运输业、服务行业逐渐扩张,这些蓬勃发展的产业为居民提供了从业机会与收入来源,也兴旺了北宋城市的商品经济。北宋的官吏阶层及其家庭,是城市居民的主要构成之一。北宋官员的“月俸”包括货币、粮食、绢、薪、蒿、炭、盐、茶、纸等物品。“奉录自宰臣而下至岳渎庙令,凡四十一等。”其中货币收入,最高的“宰相,枢密使,月三百千”,最低的吏大约每月货币收入为500钱。其中有三百千、二百千、百二十千、九十千、八十千、六十千、五十五千、四十五千、三十五千、三十千、二十九千、二十千、十八千、十七千、十五千、十四千、十三千、十二千、十千、八千、五千、三千、二千、一千五百、一千、七百、五百等级别,譬如:“河南府河南、洛阳县令,三十千。诸路州军万户已上县令,二十千;簿、尉,十二千。七千户已上令,十八千;簿、尉,十千。五千户已上令,十五千;簿、尉,八千。三千户已上令,十二千;簿、尉,七千。不满三千户令,十千;簿、尉,六千。”(《宋史-职官-奉禄制上)

  对于县级以下的官吏来讲,月俸9000~3000钱便属收入微薄之列,假如家庭人口较多,那么必须“兼农商之利”才能养家糊口,即家中必须有其他的劳动者,从事“农商”等职业以添补生活开。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其下州县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钱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选、待除、守阙通之,盖六七年而后得三年之禄,计一月所得乃实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实不能及三四千而已。”苏洵老年时,曾上书韩丞相“乞一官职”。“跑官要官”目的是希望得到微薄的俸禄养活家庭,他说:“洵年老无聊,家产破坏,欲从相公乞一官职。……复有求于相公者,实以家贫无赀,得六七千钱,诚不足以赡养,又况忍穷耐老,望而未可得邪。”(《上韩丞相书》)可以看出,如果城市家庭每月有7000~6000钱收入,虽然不算富裕,但这样的家庭就能够维持大致的生活消费了。役夫收入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下层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宋史-食货-布帛和籴漕运》记载了元丰四年役夫的收入水平,如均州、邓州三万人,为鄜州、延州运输军用物质,“日米钱三十、柴菜钱十文,并先并给”;而陕西都转运司从“诸州差雇车乘人夫”,“人日米二升、钱五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四十三)云:元丰七年,“诏:鄜延、环庆路如有合兴工城寨,许和雇人,日钱百、米二升,禁军愿就雇者听。”大致是,每个劳役每月可收入1500~3000钱,米60升左右。但是,有些参与特殊工程项目的役夫,工价较高。譬如元祐元年,苏辙在奏章中说:“臣窃见近岁京城外创置水磨,因此汴水浅涩,沮隔官私舟船。……民间每夫日雇二百钱,一月之费,计二百四十万贯,而汴水浑浊,易得填淤,明年又须开淘,民间岁岁不免此费。”(《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七十)可见,当米价较低时(如斗米80钱以下),每夫日雇200钱比每日100钱、2升米,其收益显得要高一些。

  医生也是城市居民中收入比较稳定的群体。王安石在《处士征君墓表》中称赞一个姓杜的医生,会写诗词文章,行医则“无贫富贵贱,请之辄往。与之财,非义辄谢而不受”。杜医生在自己的寓所为人看病,“日得百数十钱则止,不更筮也”。看来杜医生非常讲医德,不愿多收钱,甚至减免穷人的钱,如果愿意多看病,收入本可多一些,每月收入在6000~10000钱左右应该不成问题。

  城市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工商业活动,商人是城市居民中收入较高的群体,而富商的收入则远远高于许多官吏的收入。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必然与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北宋的首都东京(汴梁)是当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经济最繁荣的都市,也体现着当时最高的消费水平。孟元老自崇宁二年(1103)至建炎元年(1127)北宋覆亡,曾在东京共生活了23年,他在撰写的《东京梦华录》一书的《序》中描绘东京说:“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举目则青楼画阁,棱户珠帘,雕车竞争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疱厨”。苏轼亦曾指出:“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观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冲,两河之交,舟车商贾之所聚,金玉锦绣之所积,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织纴之劳。富贵之所移,货利之所眩,故其不知有恭俭廉退之风。”(《苏轼集-策别十七首(之四)》)东京兴旺发达的手工业、商业和运输业、服务行业,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高的消费服务,而且也为从业者带来高的经济收入。

  通过北宋的商业税收,可从侧面反映工商业的规模与商人群体的收入水平。北宋的商业税率是:“商税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宋史-食货-商税市易均输互市舶法》)崇宁元年,右仆射蔡京指出:“祖宗立禁榷法,岁收净利凡三百二十余万贯,而诸州商税七十五万贯有奇,食茶之算不在焉,其盛时几五百余万缗。”(《宋史-食货-茶下》)崇宁六年,尚书左丞宇文粹中指出:“京师商税、店宅务、抵当所诸处杂收钱一百余万。”(《宋史-食货-会计》)若采用“住税”的标准,即“每千钱算三十”来度量,崇宁时期“京师商税、店宅务、抵当所”反映的工商业的规模大约在3340多万贯,全国经济最兴盛时期的工商业规模(诸州商税)大约在16670万贯左右。

  北宋社会的城市消费水平

  北宋从建隆元年(960)建立政权,到绍兴三十二年(1162)覆亡,长达202年。在这样长的一个时间段里,社会发展有动荡期也有平稳期,年成有丰收期也有灾荒期,要系统地探讨社会的消费水平,存在很大的难度,这里只能撷取部分断面,来看处于相对稳定发展阶段的社会消费水平。

  3.1城市建设的消费水平

  水利工程:熙宁十年秋天,黄河在澶州曹村埽决口,大水淹至徐州城,经奋力抗洪,城市得以保全。明年,国家拨专款改建徐州“小城,创木岸四”,填平了为拦洪筑堤、在城内取土形成的15个巨型大坑,重修了“澶州灵平埽,水不复至”。苏轼《奖谕敕记》记载了该项工程的开:“有旨赐钱二千四百一十万,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又以发常平钱六百三十四万,米一千八百余斛,募夫三千二十人。”徐州水毁建筑修复加固工程,应该属于北宋大中型水利建设工程,国家专项开达3044万,米1800余斛(宋代1斛=5斗),累计用工7043人。

  北宋时,杭州钱塘江航运,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潮水与江中礁石的威胁。先是,“章献皇后临朝日,以江水有皇天荡之险,内出钱数十万贯,筑长芦,起僧舍,以拯溺者”。尔后,为了解决“长淮之险”,又兴建了“龟山河”工程,“钱十万贯、米十万石,起夫九万二千人”,虽然减轻了航运之患,但问题未能彻底解决,江中仍有“浮山之险”。苏轼任杭州郡守,“二十年间,亲见覆溺无数”。浮山峙于江中,来往船只触礁沉没,“公私亡失,不知一岁凡几千万”。苏轼根据采访与实地勘察,提出了开凿“石门运河”工程,并山而东,由大慈浦北折至小岭,“凿岭六十五丈”,“度用钱十五万贯,用捍江兵及诸郡厢军三千人”,大约需要二年能够建成。福建、两浙士民,听说要“开石门”,“万口同声,以为莫大无穷之利”。(苏轼《乞相度开石门河状》)

  (2)文化设施工程:兴建学校是北宋时期全国普遍开展的文化工程。庆历四年三月,“诏天下皆立学,置学官之员”。吉州旧学在夫子庙,校舍狭窄,拟新建学校,筹集到社会捐资“钱一百五十万”,用劳力“二万一千工”,“良材坚甓之用凡二十二万三千五百”,新校建成后,学者常有300多人。欧阳修称赞吉州学舍说:“学有堂筵斋讲,有藏书之阁,有宾客之位,有游息之亭,严严翼翼,壮伟闳耀,而人不以为侈。”(《吉州学记〈庆历四年〉》)苏轼在《南安军学记》中谈到南安军郡治的学校建设经过,他说“南安之学,甲于江西”,校舍建设“始于绍圣二年之冬,而成于四年之春”,“为屋百二十间,礼殿讲堂,视大邦君之居……又以其余增置廪给食数百人”。该项工程属官修民助工程,据称民间捐赠了大量的钱款(没有说明具体的数额),而官方投资为“钱九万三千”贯。

  寺院建设。徐州荐诚禅院,建有“铁浮屠十有三级,高百二十尺”。继而又建造“五百罗汉”,花费“钱五百万”,平均每尊罗汉的造价为1万,苏轼专门作《荐诚禅院五百罗汉记》,认为:“论首,作事难;作首,成事难。”“论必作,作必成者,其功名岂少哉!”钱塘、临安县所管“钱氏坟庙”,由于庙宇旧屋“木植朽损”,“一百余年不曾修治,例皆损塌”,修复工程费用为“一万二千八百九十贯九百九十九文”。(苏轼《乞桩管钱氏地利房钱修表忠观及坟庙状》)湘潭县药师院建造“释迦佛、十八罗汉塑像”,欧阳修说“凡用钱二十万”。(《湘潭县修药师院佛殿记〈景祐三年〉》)

  (3)公署、营房修缮工程:苏轼在任杭州知府时,杭州公署“官舍城门楼橹仓库”“大段隳坏”,“使宅楼庑,欹仄罅缝,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军资甲仗库,尤为损坏”,“使院屋倒,压伤手分书手二人”,“鼓角楼摧,压死鼓角匠一家四口”……苏轼奏请修缮“官舍城门楼橹仓库二十七处”,需要开“四万余贯”。(苏轼《乞赐度牒修庙宇状》)

  元祐八年十月,定州驻军曾修建营房四所:一是“修盖营房共四千一百一十七间,据合用材植物料纽估到,计使价钱一万七千六百九贯六百八十文省”;二是“修盖营房共三千七百二十间,据合用材植物料纽估到,计使价钱一万五千五贯二百八十一文省”;三是“修盖营房一百一十八间,并合添井眼,据合用材植物料纽估到,计使价钱五百五十八贯一百六十七文省”;四是“营房共一十六间,据合用材植物料纽估到,计使价钱七十四贯六百一十二文省”。每间营房的造价大致为4.63~4.03贯钱。(苏轼《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

  (4)城廓建设工程:“宿州自唐以来,罗城狭小,居民多在城外。”苏轼提出“展筑外城”工程,即:“展筑外城一十一里有余,役兵及雇夫共五十七万有余工,每夫用七十省钱,召募雇夫及物料,合用钱一万九千余贯,约五年毕工。”(苏轼《乞罢宿州修城状》)

  (5)漕船工程:北宋为了保证京城汴梁的粮食供应,需要调拨江淮大米,南粮北运要仰仗江南的漕运业。漕运一般以“十船为一纲,扬州差军将押赴河阴”。载重量“一千石”的漕船,“每造一船,破钱一千贯,而实费不及五百贯”。(苏轼《论纲梢欠折利害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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