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总督区首府墨尔本。
总督杨嗣业同学骑在马上，在保卫局战士们的护卫下，巡视墨尔本第一金矿。
帝国的黄金部队在墨尔本发现金矿后，除了大型的金矿由黄金部队用机械化开采之外。还有很多零散的小型金矿，对外招标。
如同一块肥肉吸引着饿狼一般，澳大利亚的金矿吸引着形形色色的人群。来自世界各地的冒险家、流氓、小偷、走私犯，海盗等各类地方，如逐臭的苍蝇一样来到墨尔本来淘金。
华夏帝国出于开发澳大利亚的需要，规定，所有的外来人员只要交纳36个月的税之后，就可以取得绿卡，成为华夏帝国的公民。而个人淘来的黄金，在交纳一定的资源税之后，个人便合法拥有。这是一个合法加入华夏帝国的机会，而且可以发横财，仅仅在两年之内，墨尔本人口由一百多人，猛增到39000人。
后来，来自帝国本土的华人富商，来自欧洲的白种地主和贵族，也在墨尔本寻找机会。
不过，人数最多的是从拉丁美洲的逃亡黑奴。现在，拉丁美洲的贩卖奴隶风愈演愈烈。这些黑奴大部分都为白人的热带种植园所有。黑奴不堪繁重的劳动，纷纷逃亡。他们的天堂梦，在华夏帝国的领地。其中就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来自世界各地的淘金人，就一个个如同轮盘上的赌徒，红着眼睛在澳大利亚打拼。当然，有人发了横财，有人一无所获，也有人铤而走险去抢劫杀人。只有当地的土著部落居民，规规矩矩的在国有金矿采金。这倒不是土著部落的觉悟有这么高，准确的说，为帝国政府效力是他们的无奈之举。
在4万年前，一部分智人离开亚洲大陆，辗转从东南亚来到澳大利亚以及附近的岛屿。
完全孤立隔绝的地理环境中，无论是新西兰的毛利人，还是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虽然经历数万年的演化，但他们的社会发展还处在氏族社会中期阶段，过着旧石器时代的渔猎采集生活。没有金属工具，也没有陶器和弓箭，根本没有原始农业，所有的生产工具和武器，就是木棍、石头和兽骨制作的投矛和飞去来器。甚至，澳大利亚的土著人连衣服也没有，包括最原始的草裙，无论男女。他们没有国家和民族的概念，更没有私有制的思想。现在说他们是野人，更准确一些。
帝国种植业蓬勃发展，土豆，玉米，小麦、燕麦大面积的丰收。依靠采集生存的土著人不请自来，开始盗采农作物，如同进入自家的后花园。
集体农庄和集体牧场上的绵羊和羊驼，望之如云，温顺而听话，那些没有私有制概念的野人，用石刀和飞去来器，盗取集体牧场的绵羊，然后分而食之。
集体牧场的农工和战士们，自然不甘心自己的胜利果实落到他人手中，决定进行反击，抓住那些野蛮人，直接处死，或者钉在十字架上。刚开始的时候，冲突的规模很小，但到了后来，战斗则愈演愈烈。
一些受伤被俘的白人农工，被当地食人族抓到之后，直接被杀死烤熟吃掉。
当地食人雍古族有脸上涂矿石颜料的习惯，以致于被中国史籍称“拔沓人”、“花面人”。这些脖子上挂着骷髅的家伙，刚刚被发现的时候，行为如同野兽。农场的管理人员，不得不耐着性子，用钢枪、火炮、皮鞭，教这些野人接受文明的生活方式。
雍古族部落崇尚着古怪的原始宗教，他们深信，人的力量可以通过食用被他人汲取。战俘和小偷等罪犯以及他们本组的亲人，就是这种力量的主要来源。
既然是汲取某种特殊力量，同时又能饱口腹之欲，野人们便在料理上下了功夫。
抓到战俘之后，他们的刽子手首先会用一只削尖的细竹筒或者鸸鹋的腿骨，插在绑在树干上的俘虏的静动脉上，让血液自动流干，滴在盛放着大米或者植物根茎的桶里，制成各种布丁。当然更多的时候，是加入椰子汁与海水，制作成饮料，供全族人饮用，如同可口可乐。
料理第二步，开始烹饪。战俘的人体会被涂好盐、辣椒、花椒，大茴、香叶，放在烤架上烤熟。在烤制的过程中，兴奋的野人们会洒入柠檬汁等调料。当然，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先挖一条沟，沟底铺上一行行煤块和热的石块，再加上一层树枝和树叶。砍掉头的人体就放在枝叶上，再盖上更多的热石头，然后把燃着的煤块耙到顶上去。
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蛋白质的焦香味儿，刽子手开始用黑曜石做的匕首，分别割下的鼻子、耳朵、在切下脚掌心，这些被视作最有力量的部分专门呈献给酋长，而但手掌心、脸蛋、心脏和肝脏会被当作上等佳肴交给地位尊贵的人。
其余的人将分享剩余的部分。因为肉少人多，野人会把人肉拌着米饭吃，也会把骨髓敲出来吮吸干净。
因为烤人肉吃起来很像猪肉，所以战俘们被野蛮的土著人称之为“长猪”。出于本性和作为一种享受，同时满足一种心理上的需要，野人的某些部落的土著会吃掉自己年迈的的老祖母，据他们自称是“热爱”她。
澳大利亚的野人，除了有食人的恶俗之外，还倡导男性婚前的同XING恋关系。一般来说，男孩在青春期离开父母，与十几位年长男性居住在一处，他们会引导新来者开始同XING恋实践并顺便对他bao菊。当然，无论是男女婚姻还是男男婚姻，全都讲究“明媒正娶。”
恐怖的气氛开始在农庄或者矿山蔓延，以至于人心惶惶。杨嗣业与澳大利亚总督区的管理者们，为了避免形势恶化，下令抓捕所有的野人，并给出赏格，“每抓住一个野人，可获得20元华夏币的奖励，强壮的劳动力给30个华夏币。死的奖励15元华夏币。”
帝国的采矿工、集体农庄的农工，包括欧洲、非洲移民，往往利用礼拜天，赶着马车，带着砍刀和长矛，有条件的都带着火枪，以狩猎为名抓捕野人。所有的土著俘虏，脸上打上烙印之后，照例送往矿区去采矿。女人以及那些土著儿童，则被送往集体农场或者葡萄种植园。
从17世纪60年代开始，澳大利亚总督区相继出台一系列法案规定，政府认为必要就可以剥夺土著父母的抚养权，将土著儿童带离其父母，让他们接受更先进的教育。
以芒特马格尼特牧场为例。这里接受了500多名土著妇女，以及两百多名土著儿童。土著妇女主要分发给那些宣誓效忠帝国的白种人农工，进行品种改良。而两百多名土著儿童则被送往学校。不过在此之前，他们首先要接受检疫，确认没有重大的传染病之后，服用驱虫药。之后，在牧场的集体宿舍里，穿上帝国政府发放的衣物。
“妈了个巴子，赶快朝皇帝地下磕头。”五大三粗的管理人员，手里拿着橡皮棍，“你们能过上好日子？都是陛下的恩赐。”
“从今天起，所有人都跟我学汉语。学会才可以吃饭，觉得好有肉吃。”
“你们这些顽冥不化的家伙，能够让你们学会汉语这种尊贵的语言，是你们的造化。如果我发现谁讲土著语？我就让他去见上帝。如果你们认为上帝离你很远，那我就让你去见鳄鱼。”“你们必须接受同化，这是帝国的恩赐。”
华夏帝国的扩张，虽然有强力的成分，但主流还是好的。军队前进到哪里，先进的文明就推广到哪里。在文明推广的活动中，受益最大的应该是北美原住民、非洲原住民以及澳大利亚的野人。
与另外一个时空卑鄙残忍的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不同，华夏帝国的扩张是温情脉脉的，循序渐进的，充满人性化的。无论是一个部落多么落后，他们都会一步跨越千年，从而进入文明社会。最明显的，莫过于塔斯马尼亚岛的土著居民。
在帝国政府发现澳大利亚之后，帝国的人类学家以及古生物学家，经过慎重的考虑，向皇帝陛下提出在西澳洲以及塔斯马尼亚岛设立土著人保护区，用于研究人类的进化。这对于验证物种起源以及物种进化，有着现实的意义。
在《物种起源》一书当中，周垣明确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生物之间存在着生存争斗，适应者生存下来，不适者则被淘汰，这就是自然的选择。生物正是通过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种类由少到多地进化着、发展着。
为此，帝国的人类学家要求在塔斯马尼亚岛进行试验，准确的说，是将一部分罪犯投入到土著人当中，参与他们的生活，然后从中发现野人的改变，在生活和生产方式上，以及文化，是否有所提高？
澳大利亚总督区卡托加管理局管理着4万多名罪犯，其中不乏罪大恶极者。出于对人性恶的考虑，华夏帝国政府决定对犯人进行隔离，分别将他们流放到包括塔斯马尼亚岛在内的20多个小岛上以及沙漠地区。
来到塔斯马尼亚岛的一千名罪犯，来到一个新环境之后，释放他们的犯罪基因。他们先是拉帮结派，分成五个团体，然后共同的将黑手伸向了土著人。
当时岛上有5000多名在册的土著人，分19个部落。过着渔猎、采集、吃人的原始生活。
当兵当三年，母猪变貂蝉”。那些刑期超过十年的卡托加重刑犯，现在看到母猪都是双眼皮的，更何况那些没有任何是非观念的女野人。
在一群土著人捕猎袋鼠的时候，罪犯们向他们发起了攻击。
手持木棒和飞来去器的野人，自然不是那些手持钢刀和铁制兵器的卡托加重刑犯的对手。很快，矮人成为卡托加重刑犯的奴隶。所有的男性野人被迫学习开垦荒地，种植作物，放牧绵羊。而女野人则幸运得多。
为了满足无限的生理欲望，卡托加的重刑犯对她们进行了充分的利用。白天让她们干活，晚上则与她们谈人生，
为了争夺女人，卡托加重刑犯们自发的组织起来，组成了一条横贯全岛的封锁线，采取拉网战术，像围猎一样包抄土著人，抓走女野人，而把男人变成奴隶。
十年之后，华夏帝国政府的人类学家来到塔斯马尼亚岛，惊奇的发现，岛上已经建立类似于帝国本土区的社会组织，建有监狱、法庭，市政机构，还有工厂，集市。原始矮人已经慢慢融入文明社会，他们不再进行原始的狩猎，而是从事一些清扫厕所、打扫街道，掏阴沟等服务性的工作。不过他们身上并没有体现出劳动者的光荣，相反，当地人对他们唯恐避之不及。原是矮黑人处在被奴役的阶层当中，地位有些类似次大陆阿三的达利特人群。准确的说，塔斯马尼亚岛上在短短的十年内，形成了一种类似阿三的臭名昭著的种姓制度，这种制度，来自岛上发展出的一种新的宗教新华人教派。
在这个9万多平方公里的岛屿上，地位最高的是汉人，被称为华族。第二个阶层，是由白种人罪犯演变过来的武士，第三个阶层是混血人阶层，第四个阶层就是由矮黑人组成的贱民阶层。在塔斯马尼亚岛，这种小范围的种姓制度是非常严苛的。许多被贱民过着苦不堪言的生活。身为贱民，被社会阻止了其他人与他们接触的机会。贱民在街上不可以穿着鞋子，在任何地方必须站立，即使周围有很多空的座位。所有的贱民都认可宗教的逻辑，那就是：之所以贱，是神的安排。因此贱民们觉得自己之所以是贱民，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贱民反过来认可的是这种不平等存在的合理性。澳大利亚的种姓制度造成制度性的社会不平等。广大由矮黑人组成的低种姓群体不但被预先设定了人生模式，并且还被限制了后天重新选择生活的权利，
他们只能选择最卑贱的工作，过着最卑贱的人生，一如南亚次大陆的达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