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约翰•弥尔顿同学从小一直是别人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聪明而好学，每年都获得三好学生奖状。从剑桥大学毕业之后，他在父亲的支持下，远渡重洋，到华夏帝国大学去读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现在，到华夏帝国留学已经成为欧洲人的风尚。如果说你家的孩子没有在中国留过学，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用弥尔顿自己的话说，他去中国留学是为了诗和远方，是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在华夏帝国留学期间，为了以后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理想，弥尔顿开始努力地写诗、读书，学汉语，。
华夏帝国的文学刊物《诗刊》就曾经发表弥尔顿的多首作品，其中《快乐的人》抒发了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沉思的人》对深思冥想进行了描写，《列西达斯》歌颂一位被淹死的朋友，《科马斯》则展现了一次化妆舞会。
华夏帝国的广袤无垠和富庶，让弥尔顿感触颇深。为了开阔自己的眼界和格局，在读大学的第一个暑假，弥尔顿依靠父亲给他的钱和华夏帝国的奖学金、助学金，和同学们组织到一起名为骑行中国的旅行，并顺手写了一部游记《美丽中国》。
这里顺便的说几句，为了保证社会的底层有上升的空间，华夏帝国保证所有的大学生都有一笔不菲的助学金，以避免他们因为贫困而自卑。阶层固化在华夏帝国是不存在的。
当然，华夏帝国所有大学都实行精英教育，入学的门槛很高。但只要你努力，就一定能够成功。弥尔顿等外国留学生，也是华夏帝国精英教育的受益者。
后世的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弥尔顿的诗歌与散文作品都打上了很多中国元素的烙印。
受华夏帝国文化的影响，弥尔顿的著作当中，儒家思想始终贯穿其中。
弥尔顿写道，“儒家的“人治”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儒家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础，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
回到伦敦之后，弥尔顿就发表了5本有关儒家的小册子，批评当时英国新闻审查制度，反对这种扼杀真理的做法。后来又出版的《偶像的破坏者》，主张推翻查理一世，建立像华夏帝国那样的政治制度，这一下子戳到了英国皇室的痛处。弥尔顿而遭到了英国王室的通缉。
查理一世认为，“弥尔顿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不安定分子，与王室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在华夏帝国驻伦敦大使、帝国对外情报局的帮助之下，弥尔顿来到了意大利，在佛罗伦萨发表了发表了《论国王与官吏的职权》等文，提出了建立儒教国家的主张，并组建了英国自由党，极力反对保王党，并倾注全部精力写下了大量的拥护儒教的小册子以及《为儒家辩护》，号召英国人民学习儒家。
借助华夏帝国对外情报局资助的资金，弥尔顿秘密回到英国。英国新贵族和新教徒纷纷团结在弥尔顿的周围，准备以武力推翻查理一世同学。由于任务繁重，弥尔顿不得不日夜工作，不久，视力开始下降。在华夏帝国仁爱医院眼科医生的劝告下，弥尔顿携带妻子和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前往中国去看病，继续遥控英国国内。此时的英国已经有了从华夏帝国引进的电话和电报，尽管只有王国的上层和少数的贵族、商人阶层才能用得起。
在夏帝国首都金陵的海军总医院，弥尔顿一边治病，一边继续创作。在这期间，他写了著名的诗歌《失乐园》，讲撒旦怎样背叛了上帝，夏娃和亚当怎样被逐出了伊甸园等等。完成这篇大作之后，弥尔顿又写下了戏剧。
《力士参孙》《失乐园》在华夏帝国出版之后，很快译成其他的语言在世界发行，这一切为弥尔顿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华夏帝国的多学者包括方以智、陈子龙、范文程和政治家翁济世、李岩、罗汝才、熊文灿、旅居中国的后水尾天皇、俄罗斯前沙皇，到华夏帝国来治病的大西国皇帝张献忠等人，纷纷前来拜访他。
再后来，社会活动家兼政治家克伦威尔、掘地派运动的领导人杰腊德•温斯坦莱等也来到了帝都南京，看望弥尔顿。
根据华夏帝国政治保卫局的统计资料，所有来华夏帝国留学精英阶层，包括英国的革命家和政治活动家，家庭条件都比较优越，很多事，贵族，地主，农场主或者是商人，普通的平民阶层是读不起书的。
温斯坦莱的父亲是一位商人，在伦敦经营过布匹买卖。后来由于生意的破产，温斯坦莱一家不得不迁居到伦敦附近的塞利郡，温斯坦莱则靠替人放牧牛羊为生。
在这期间，羊倌儿温斯坦莱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参加了华夏帝国孔子学院的免费学习班，阅读了华夏帝国出版的书籍，接受了许多新的思想。
华夏帝国高度发达的印刷出版业，让很多平民家庭有能力购买到廉价的书籍。随着轮转印刷机和胶印机、圆盘胶订机等印刷设备的发明，造纸行业推出了胶印机使用的卷筒纸，华夏帝国印刷成本大幅度的下降，图书出版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除了满足国内市场之外，大量的图书还向国外出口。
而此时的西欧，还处在最原始的手工印刷和装订时期。高成本的图书，让只有那些贵族或者有钱人才能接受教育。孔子学院不仅接受英国儿童入学，而且对于成年人也是开放的。位于伦敦的孔子学院大图书馆，藏书总量超过12万册。而英国的大英国家图书馆，要在100年之后才会成立。。
温斯坦莱会在每个月的月初，从塞利郡来到伦敦，借一些书图书，包括周垣的著作《资本论》《周垣思想选集》《政治经济学》等著作。
温斯坦莱后来回忆说，“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
1649年1月，温斯坦莱在有华夏帝国背景的《新英格兰报》上发表了《新的正义的法律》，提出要像华夏帝国那样，让广大的劳动阶级利用土地和享受土地果实。
为了能够像华夏帝国那样建立国有企业、国有农场、集体农场，建立大同社会，温斯坦莱率领一群贫苦农民到塞利郡圣乔治山开垦荒地，并从华夏帝国的欧洲开发银行进行贷款，建立灌溉设施，引进先进的耕作工具，建设股份制的集体农庄，这就是英格兰历史著名的掘地派运动。
华夏帝国驻英格兰大使、华夏对外情报局，政治保卫局，战略欺骗局以及华夏帝国农业部，按照皇帝陛下的指示，大力支持掘地派运动。先后有数家集体农庄建设起来。
作为掘地派运动的领导人，温斯坦莱在进行繁忙的工作同时，还写下了著名的《英国被压迫的穷人的宣言》。在文章中，温斯坦莱旗帜鲜明的指出，“英国的老百姓要想像华夏帝国的公民那样，成为幸福的人民，不再遭受国王更大的奴役和更重的压迫，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日益迫切的土地问题。”
随后，温斯坦莱在《新英格兰报》上发表《给英国当局和全世界当局的宣言》，申述了掘地派采取行动的合理的理由，“在英国王室管理之下，英格兰不会有真正的繁荣。只有使老百姓在儒家基础上联合起来，才能使英格兰成为一个和平与繁荣的国家。”
温斯坦莱领导的掘地派运动，得到了以克伦威尔、弥尔顿为首的英国自由党和广大贫民的热烈响应，迅速扩展到诺桑普顿、白金汉、亨丁顿、兰开夏、肯特等都，大量的集体农庄、集体农场、集体企业建立起来，并成立了基层政权大同村。
尽管英国自由党率领掘地派运动一再声明，“英国的改变，不是依靠刀剑和枪炮，而是依靠儒家思想的精神来实现的”，但是以查理一世为首的英国王室，以及英国政府却非常恐惧。
查理一世召开了被关闭多年的议会，商议准备出动2万军队，镇压掘地派运动和英国自由党。
而此时的英国自由党，在华夏帝国的帮助之下，政治上已经非常成熟。5000多名在华夏帝国过专业训练的英国自由党军官，在弥尔顿、克伦威尔的率领之下，以各种方式潜入国内。英国自由党人组建了总数达3.5万人英国自由军，克伦威尔担任英国自由军的总司令。随后，英国自由党人成立了自由英国政府，由英国自由党的老党员、新贵族约翰•皮姆担任自由英国政府首相，弥尔顿、温斯坦莱分别担任要职。
约翰•皮姆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动人和领导者，他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和。从皮姆那里我们可以了解土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出生在，
新贵族的代表人物约翰•皮姆，已经接近80高龄，但依旧思想敏锐。皮姆很小时候，便失去了父亲。小皮姆作为拖油瓶，随母亲来到豪族贝德福伯爵的总管、继父安东尼•罗斯爵士家里，并开始接触新教。
安东尼•罗斯爵士给皮姆一个上升的平台。少年时期的皮姆在帕姆布鲁克宇院混了几年之后，便转入牛津大学，不过却没有获得牛津大学的学位。
但这一切都没有关系，还有一个有本事的教父。皮姆同学随后进入伦敦的中殿法学协会学习法律，但他却没有获得律师资格。在贝德福伯爵的斡旋之下，皮姆成为英国政府地方财政官员，负责罕布什尔郡、维尔特郡和格罗斯特郡的税收事宜，从而大发其财。50多岁那年，皮姆代表古老的宗教之镇科恩选区而进入议会，成为一名新贵族议员。随着华夏帝国文化的大批西进，皮姆接受了大量的新思想，成为华夏文化的忠实粉丝。
在华夏帝国养病期间，皮姆结识了克伦威尔，并建立了很友好的关系。
为了避免即将发生的英国内战，英国自由党人进行武装斗争同时，在英伦三岛各地，发表措辞强烈的声明，猛烈抨击查理一世的政策，并组织群众在伦敦，曼彻斯特等地进行示威游行，揭露查理一世发动内战的阴谋。
以查理一世的宠臣斯特拉福伯爵和劳德大主教为首的英国保王党，与英国自由党人进行口水战。查理一世也极力为他们辩护。英国的天主教、大地主，利用全国各地的天主教，猖狂攻击新教和英国自由党，企图阻止英国自由党在议会中的活动。
在天主教和保王党控制的旧式学校，进步书籍、杂志，尤其是反映华夏帝国建设新面貌的书刊，禁不许读；禁拒怀疑辩论，抗言立即斥逐，学生往来书信，必须拆阅，稍涉嫌疑，即遭没收；同学聚谈疑为非法，教员演讲和宣扬华夏文明的先进性，被视若雠仇等等。
而在华夏孔子学院和新教、英国自由党控制新式学校，则大力宣传儒家的思想，反对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允许学生接受新思想，学生有着充分的自由。
随着斗争的加深，旧式学校的学生纷纷要求退学，并有一些教徒退出了天主教并加入新教。
在伦敦，受英国自由党领导的伦敦群众、清教徒、新贵族以及学生，不断进行示威运动并准备武装起义。
慑于人民的威力同时为了拖延时间、做好战斗准备，国王查理一世被迫签署了斯特拉福的死刑判决书，并将这个这个恶贯满盈的宠臣关入监狱。
取得初步胜利的英国自由党人，乘机在议会上提出《三年法案》了，规定，“每三年至少召开一次以上的议会，国王无权解散议会。英国王国政府要保证工商业自由，政府要对议会负责。”
约翰•皮姆坚持，“封建专制的特权机构“星室法庭”、“北方委员会”和“最高法院”等必须撤销。”在自由党人的坚持之下，英国议会通过了《大抗议书》，历数了查理一世的暴行，要求限制英国国王的权力，反对专制统治。
查理一世怒不可遏，“尼玛，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不仅拒绝了《大抗议书》的204条款向，并且还宣布英国自由党领袖克伦威尔，皮姆、温斯坦莱、弥尔顿等英国自由党人领袖为“叛逆”，并签发通缉令，大肆逮捕英国自由党人、新教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