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华夏帝国对外情报局东欧分局的统计，在波兰帝国皇帝杨•卡齐米日即位后的第一年，波兰国家保卫局依靠从华夏帝国进口的先进武器装备和通讯装备，镇压了8000多名分裂主义分子，包括大贵族，大地主以及王室成员，有力的维护了国家的政治安定和民族的尊严。
卡齐米日要求国家保卫局，“每处理完一个案件，就要销毁所有的证据，不留任何痕迹。”因为一旦建立档案，这是档案就有可能在以后的岁月里面，被当作攻击国家保卫局的证据。
在另外一个时空，东欧剧变之后，很多国家的保护者遭到了诬陷和清算，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因此，周垣给所有的国家保卫局人员都有一分体面的工作，合法而又合理，至于他们背后干什么？则是另外一回事。他们是国家的无名英雄，是民族利益的保卫者。
华夏帝国首都南京
“启蒙以来，主张个人自由和自主选择的存在主义日益兴盛，强调所谓“他人即地狱”，然而绝对自由的另一面将是绝对的虚无，不过是镜花水月的梦幻，一如《伊索寓言》里那个非要让老鹰教他飞翔的乌龟。”
周垣同时肯定了波兰国家保卫局的工作成绩，但又指出，要防止国家保卫局权力的过分利用以及滥杀无辜，“人死不能复生，可以把那些叛国者、阴谋颠覆政权者或者有这类嫌疑的人，流放到南非，或者流放到后明政府所在的婆罗洲。华夏帝国愿意协助波兰人民解决这一问题。当然，如果波兰帝国政府以输出劳动力的方式，将战俘移交给我们，也不是不可行的。”
“波兰大贵族、大地主自身的缺陷在于政治幼稚，他们政治上愚蠢、不成熟，不团结、内斗和财迷心窍。希望他们能够在华夏帝国的教育之下，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卡齐米日收到特使的电报之后，心中大为高兴。一方面得到华夏帝国皇帝的肯定，让他心里的阴影面积小了90％，另一方面，将那些异己分子赶到万里之外的婆罗洲，交给中国人，也可以转移国内的视线，“我要让人们看看，尽管那些异己分子犯下滔天罪行，但朕还是很仁慈的宽容了他们，没有杀他们。他们应当感激涕零，感谢朕的不杀之恩。”
“陛下不愧是华夏帝国军政大学高材生，很快明白了华夏帝国皇帝周垣的良苦用心。”皇后说道。
卡齐米日摸着因为纵欲过度而显得苍白的脸，“我要充分的利用斯德哥尔摩效应，完成对异己分子心理上的征服。我相信，即使我们虐待的那些异己分子，他们不但不恨，而且还会感激。”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特别是由读书人转变而来的流氓。”皇后揶揄道，“这一切，要归功于在华夏帝国所受的社会学教育。”
卡齐米日无语，只能用呵呵来表示自己的意思。
在中国留学期间，卡齐米日同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帝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教育家朱子瑜先生的得意弟子。
朱之瑜是浙江绍兴府余姚县的著名学者，华夏帝国建立之后，被皇帝特征为帝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兼任帝国军政大学社会系的教授。朱先生提倡“实理实学、学以致用”，认为“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符合华夏帝国皇帝周垣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被帝国的思想界所推崇。
周垣称朱之瑜和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为“17世纪中早期中国五大学者”。并与王阳明、黄宗羲、严子陵称为余姚四贤达。
朱子瑜先生上任之后，立刻就接到皇帝陛下给他的一个研究课题，“人是可以被驯养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原来就在半个月前，华夏帝国东京地方警视厅破获了一起非法拘禁绑架案，被绑架者波多真子被罪犯安倍次郎非法囚禁五年之久，受尽非人的折磨，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波多真子不但不准备起诉那个绑架者，而且还准备正式的嫁给他。这一切都让人匪夷所思。
波多真子是在东京郊区的下班途中遇到身为教师的安倍次郎的搭讪。这位丝毫没有防备心理的女孩，来到安倍次郎家中后，立刻被带到了地下室。
安倍次郎把波多真子脱的，然后用鞭子在她身上抽。以后每天下班回来，安倍次郎都要把波多真子打一顿，赤身的吊在墙上。半月之后，安倍次郎讲训狗的一套器具给波多真子戴上，然后牵着她在客厅里爬来爬去，就如同在训练自己的狗，然后用自己高价购买的摄影机拍V。
白天，安倍次郎是一位优秀的教师，晚上则成为虐待狂。从波多真子身上，安倍次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征服感和占有感的满足，他甚至认为自己就是一位武士。
在安倍次郎的同事和学生眼里，安倍次郎温文尔雅，喜欢一个人默默的工作，不喜欢参加集体活动。却没有人知道这位沉默寡言的老师内心深处竟隐藏着恶魔。
安倍次郎发疯的时候，会参照前明朝锦衣卫的十种酷刑，去折磨波多真子，包括上老虎凳、灌辣椒水、竹打中空、开口笑等，而抽鞭子则是家常便饭。直到确认波多真子不会再跑，安倍次郎开始放松了对她的管制。
波多真子有了自由，她每天可以在院子里散步，给安倍次郎做早餐，外出购物。左右邻居都以为波多真子是安倍次郎的新婚妻子，却没有人知道是他的奴。之后他们有了两个孩子，还住进了新居。
直到有一天，华夏帝国统一办理身份证。东京地方警视厅的户籍工作者来到安倍次郎家，才发现了端倪，随后向警视厅报了警。而此时，距离波多真子被绑架，已经有足足五年时间。其实，在后面的四年当中，波多贞子完全有机会逃走并向她住在东京的家人求助，然而她始终没有那么做。
帝国的检察官们发现，这位年轻的女人已经变成一个顺从的奴，被完全洗脑而丧失了个人的意志。一种无形的恐怖的枷锁卡在波多真子身上。
朱子瑜先生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遇上了一个凶狂的杀手，杀手不讲理，随时要取他的命，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时间拖久了，人质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会觉得是恐怖份子对他的宽忍和慈悲。对於绑架自己的暴徒，他的恐惧，会先转化为对他的感激，然后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人质也下意识地以为凶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这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就叫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而华夏帝国心理学家则认为，新生婴儿会与最靠近的有力成人形成一种情绪依附，以最大化周边成人让他至少能生存的可能，此综合征可能是由此发展而来。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角色认同防卫机制的重要范例。
当时，卡齐米日参加了朱子瑜先生的研究小组。
在调查了300多个不同的案例和个体之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研究小组认为，无论是被土匪绑架的人质，还是集中营的囚犯、战俘、无论是受虐妇女的受害者，还是强权统治下的人民，无论是对贩运的黑奴，还是土著酋长政权下的奴隶，均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体验。
那些无力逃脱、与世隔绝的弱者面对生命遭到威胁时，为了存活下去而在心理上会对施暴者彻底的屈从和依附，并形成一种心理上的牢笼与枷锁。
如果波兰皇帝卡齐米日以及他的政府是绑架者，那么波兰帝国的异己分子包括那些大贵族和大地主就是被劫持的人质。
从国家保卫局暗无天日的地下室、山洞里出来之后，波兰的大贵族，大地主们等异己分子竟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感谢上帝，感谢仁慈的皇帝陛下，我现在还活着。
他们朝着华沙的方向，五体投地。就如同一位被冤了十年的人忽然被宣告无罪一样，还要感谢给他制造冤狱的政府。也如同交了赎金的被绑架者，原以为自己要被撕票，却不料遇到的土匪是百里挑一的有底线的人，从而把他放了。被绑架者会说土匪是义匪并萌生了结交之意。
随后那些被释放的异己分子来到了波兰帝国移民局。
“东方的婆罗洲后明政府愿意接纳你们，并愿意提供给你们政治保护。”移民局的官员说道，“但是你们必须交出家产之后才能离开。”
“交出家产，去婆罗州？那就等同于流放。不过没问题，一切都不是问题。再次感谢皇帝陛下赦免了我们，给了我们生路。”
“那么请你们在财产委托书上签字。签字之后你们就可以自由地离开波兰。”
“谢谢你尊敬的先生。”
其实那等着酒糟鼻子的移民官员一点儿也不值得尊敬。
波罗的海沿岸，格但斯克港。
港口周围一望无垠的维斯瓦河入海口的三角洲平原上，成群的海鸥，燕鸥等水鸟，正在大片的沼泽和湿地上觅食。沿岸众多的沙嘴、沙洲、沙丘和沙滩上，随处可以发现潮水退后留下来的贝类和小鱼小虾。
虽然这里的纬度与中国黑龙江省的漠河差不多，但因为地处西风带，而且常年受到大西洋湿润空气的影响，气候类型仍属于温带海洋气候。
逃脱升天的波兰大贵族，大地主们，携儿带女，扛着大包袱和小行李，冒着绵绵细雨，争先恐后的登上华夏帝国远洋客运公司的万吨巨轮，一刻也不敢回头。
在登上客轮的一刹那，很多人因为精神松懈而瘫软在甲板之上。
别了波兰，别了格但斯克，婆罗洲虽在万里之外，就是我们心中的圣地。
四周被大海环绕的婆罗洲，经过后明政府皇帝朱由检、大臣傅宗龙、谢升等人的治理，虽然说已经摆脱了以前的野蛮愚昧状态，但整体上依旧是贫困和荒凉，许多森林地带尚未开发。因为本地的土人以及猴子，除了赤身的在林间奔跑圈圈之外，剩下的工作就是猎人头和跳草裙舞，所以开发婆罗洲的工作不能指望他们。华夏帝国本土的很多人不愿意移民到婆罗洲，所以急需从地方移民来解决劳动力不足。波兰帝国的异己分子和战俘，正好满足朱由检的要求。当然这个朱由检是冒牌货，只有极少数人掌握着这个秘密。
目前，世界的现代文明只影响到婆罗洲河流下游和滨海地带，后明朝的主要城镇也只集中在河口内侧。在华夏帝国的支持下，内地丰富的地下矿藏包括石油、天然气、煤、金刚石、铜、金、铝土、镁、硫、铁、银、石英砂、石灰石、浮石等陆续小规模的开发，但形规模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撑。
后明朝的经济基本上还是以农业为主，依靠向华夏帝国出口稻米、橡胶、胡椒、西米、椰子等，后明政府保证了政府的运转。
文莱苏丹国在华夏帝国大军和后明军队的联合围剿之下，永远消失在热带雨林当中。朱由检下令将斯里巴加湾所有回教风格以及马来风格的建筑物全部改为中式建筑，并修建了孔庙和关帝庙。随后，朱由检派遣谢升担任文莱自治州总督，接管了文莱地区所有的政务，包括内政、外交、国防大权。华夏帝国石油勘探局在诗里亚地区发现石油之后，华夏帝国政府与后明政府联合签署文莱地区石油开发协议，并成立婆罗洲石油开发公司，由两个国家控股，华夏帝国政府占股权的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