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虚对才华无奇的人来说只是一种诚实，对才华绝顶的人来说，是一种虚伪。
——亚瑟·叔本华天才论
“天才”的真正所指是对我曾经讨论过的那一类认识（认识力能够摆脱意志而把握事物）具备明显突出的能力；一切纯正的艺术、诗歌，乃至哲学作品都源于这类认识。正因为事物的柏拉图式的理念是这一认识的对象，并且我们只能于直观中而非抽象中认识它们，所以直观认识的完美和力度才是天才的真正本质所在。据此，人们把那些出自于和诉诸直观认识的作品，即造型艺术和图画艺术的作品，明确地称为天才的作品；其次就是诗歌作品，是把直观认识传达给人们的作品形式。在此，天才与只是人才、能人的区别就变得非常清楚了。后者的优势在于其能更灵活、更准确地推论知识，而不是通过直觉获取直观知识。具备这种能力的人，作出的思考比常人来得更加快捷和准确。相比之下，天才所看到的是一个其他人所看不到的世界，虽然这只是因为天才对这一世界比其他人看得更深而已。而这又是因为世界在天才的头脑里得到更为客观，同时也更为纯净和清晰的反映。
智力只是被用来作为发现动因的工具，这本该就是智力的天然使命。所以，人们利用它看事物，因而看到的不是别的，而是这些事物与意志之间直接或间接的，或者只是有可能存在的关系。
对动物而言，它们的智力几乎只停留于事物同自身意志的直接关系上，因而智力的这种用途就更为突出。对它们来说，与自身意志无关的东西是不存在的。由此，我们不时会惊讶地发现，甚至连那些最为聪明的动物也可能注意不到一些自身异乎寻常的事物，比如，它们不会惊讶于在我们身上或周围环境所发生的明显变化。对于常人来说，他们自身智力认识的范围虽然扩大到了事物与他们的意志间接的、甚至具有某种可能性的关系——这些认识的总和加起来就构成了人们的整体对他们有用的知识——但这些认识也还仅仅局限于关系方面。所以，在一般人看来，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纯净的和客观的事物图像，因为属于常人的直观认识能力一旦没有意志的刺激就会变得疲倦、懈怠，这是因为存在于他们智力中的能量并不足够使他们可以自发地、在缺少目的的情况下达到纯粹客观地认识这一世界的目的。而如果智力具有了这样的能量，大脑形成表象的能力足够充裕，那么在没有任何实际目的的情况下，头脑也能纯粹、清晰、客观地反映出外部世界——这种能力对意志的目标其实并无裨益，这种情形愈演愈烈时，意志活动会受到这种情况干扰甚至被破坏——可以称之为“天才”的某种特殊气质在此间流露出来。天才标志着某种对意志，亦即对我来说是具有距离感的东西，好像某种外来的精灵，对人类充满吸引力却又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态。这样说吧，天才是我们的认知功能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产物——这一发展超出了意志需要的范围，但认知功能本来就是只为意志而存在的。所以，严格来说，根据生理学的理论，这种多余的脑力活动以及这大脑本身几乎都可以归入“因过度发育而变畸形”的一类，而这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常识，这种活动又可以与“因欠缺发育而变畸形”和“因错位而变畸形”相提并论。所以，天才也就是具有超常的、过度的智力的人，也只有在把握生存的普遍方面才能看到它的影子，这时候它才真正地发挥了作用。它以这种方式致力于为整个人类服务，正如一般程度的智力只为个人服务一样。为了将这种情形表达得更清楚，我们或许这样说更为恰当：如果正常人具有三分之二的意志和三分之一的智力，那么，可以称之为天才的人则具有三分之二的智力和三分之一的意志。这种情形可以用一个化学的比喻来说明。一种中性盐呈碱性或酸性是根据两者中的原子团跟氧原子的比例来划分的。在原子团与氧原子的比例中，前者占优势，盐呈碱性；盐呈酸性则是在这比例中后者占了大部分。同样的道理，天才之所以能区别于常人全在于意志和智力两者之间的比例。这种不同的比例也就导致了根本性差别的产生——这可以从天才和常人的整个本性、行为、活动中得到清晰的辨认，在他们各自的成就中，这种差别变得毫无疑问。在这点之外还有一点可以作为补充——关于这两种人间的差别：两种相对立的化学物质之间，会有最强烈的亲和力和吸引力产生，但这种情况不会出现于人类，我们通常能看到的是恰好相反的情形。
具备最原初和根本的知识是充足有余的认识力的首要表现，这种知识亦即直观知识，通常以一幅图画、一个形象的方式加以复制。画家和雕塑家由此产生。因此，对于他们来说，从天才的认识到艺术作品的产生，这两者之间的距离是最短的。用来表现他们的天才及其活动的形式是最朴素和最简单的，采用的描述方式也是最直白的。尽管如此，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所有艺术，甚至诗歌还有哲学的一切真正作品生发的源头，虽然这些作品产生的过程并不像常人想象得那么简单。
让我们回顾一下在《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第1章里所得出的结论：所有的直观认识都与智力相关，而并不只是与感官有关。如果现在把我在此作出的分析附加上去，同时，公平地考虑到上世纪的哲学家把直观认识功能称为“灵魂的低级能力”，那么，当人们看到阿德隆不得不将他那个时代的语言沿用下去，把天才列为“超强的灵魂的低级能力”时，我们就不会对这种表面上荒唐之极的提法感到惊讶，并值得遭受约翰·保罗苛刻的嘲讽——他在其作品《美学的基础》引用了阿德隆的这一说法。尽管人们公认这个了不起的人所写的著作有着许多非凡之处，但我认为还是有必要在这里指出：如果我们是以进行理论探讨和传授知识为目标的，那么总是通过说些机智、俏皮的话和用比喻逃避问题是不怎么妥当的。
事物的真正本质首先有条件地展现给直接观照。一切概念和一切经过思维的东西，事实上表现出来就是抽象的形式。源自直观的部分表象，实际是我们的思维删除了某些东西以后的产物。一切深刻的认识，甚至可以从严格意义上称之为智慧的东西，都是根植于对事物的直观认识的。有关这一点
第1章的补充里已有详尽的考察。直观认识是一个孕育的过程，每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每一个不朽的思想，都是首先在这一程序中获得其生命的火花，进而发展壮大的。形象的方式是一切原初和独创的思维得以进行的条件。相比之下，从概念出发，只能产生才华平平的作品、纯粹理智的想法、对别人的模仿和一切以现时需要和同时代的事件为服务对象的东西。
但是，如果我们的直观认识总是囿于现实存在之物这一狭小的范围之中，那么，获取直观知识的途径就会完全受制于偶然，而偶然的出现通常是不合时宜的，常常在不合适的时间带来不合适的事物，它对这些事物的统筹安排极少能符合我们的需要，它们呈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通常都是残缺不全的样子。因此，对事物的深刻认识和传达这一认识的作品通常是我们所需要的，据此，我们需要借助想象力来捕捉、固定、补充、安排、描绘和随心所欲地重现实际生活中所有对我们有意义的画面。想象力是天才之所以为天才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其巨大价值正在于此。天才只有凭借想象力，才能根据盘旋于头脑中的连贯的画面、诗歌或者思想的需要，让每一件事物都呈现出活灵活现的样子，并从所有知识的源泉——直观认识中不断吸取养分。具备了这种天赋就好比可以在恰当的时间召请神灵向他透露真理，而赤裸裸的现实只在极少的情形下，并且通常是在不恰当的时间里，才能模糊地表现出这一真理。因此，与这样的天才相比，欠缺想象力的普通人就像依附着岩石空等机会的贝壳。前一种人是能够自由活动甚至可以飞翔的动物，后一种人除了对现实的直观外，就再没有其他的直观认识了，在获取直观认识之前，他们只能啃咬着概念和抽象——但这些却只是认识的空壳，而非内核。这样的人做不出伟大的成就——除了在算术和数学方面。造型艺术、诗歌，还有人们在戏剧表演中表现出来的出色技巧，都可视为那些欠缺想象力的人弥补其缺陷的手段；对于本身已具备想象力的人，这些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他们对想象力的发挥和运用的需要。
因此，虽然直观认识是天才固有的和根本的认识方式，但它从来不把个别事物作为真正审视对象。它的真正审视对象是在个别事物中表现出来的柏拉图式的理念。从个别看到普遍——这正是天才的基本特征。正常人却只在个别事物中仅仅看到这一个别事物本身，因为只有这样的个别事物才属于现实世界，而常人也唯独对这样的现实世界才有兴趣，也就是说，与他的意志有了关联。人们在个别事物中只看到个别事物，或者在不同程度上发现这个别事物所包含的这类事物的普遍特质，直至看出这类事物最普遍的特征——这其中的不同程度就是衡量一个普通人与天才的距离的尺度。据此，天才真正的认识对象只是事物的本质、普遍性和总体。对事物个别现象的研究是一般才能的人的本职工作。其探究的对象始终是自然科学范围内的事物相互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直观认识事物的理念是以下面这一点为前提条件的：认识者是认识活动纯粹的主体，也就是说，意志完全从意识中抽离。歌德的许多生动描写风景的歌谣，或者约翰·保罗描绘大自然的作品能给予我们愉悦，是因为阅读这些作品的过程，是我们进入他们客观的思想境界的过程，亦即分享了从意志世界截然分离出来的纯粹表象世界的过程。天才的认知则在本质上脱离了所有意志活动以及一切与意志活动有关的事情。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天才创作的作品并不是由某一目的或者人的主观随意生发的，他们在创作时其实受着一种本能必然性的指引。人们所说的才思泉涌、灵光突显、迷醉狂喜的瞬间等等，其含意不是别的，正是智力暂时获得了自由，不用服务于意志，但又并没有松弛下来和陷于无所事事的状态的时候，它在短时间内自发地活跃起来。这时的智力变得极为纯净，成为反映这一世界的一面清晰的镜子。产生这种情况是由于在全然脱离了它的根源——意志以后，它现在就把表象的世界集中反映在意识里面。此时此刻，不朽作品的灵魂仿佛开始孕育了。而在从事所有带有目的性的思考时，智力不是自由的，因为意志在指挥、操纵着智力，为它规定了工作的方向。
大多数人从一出生就沦为平庸中的一员，他们脸上有着俗不可耐的表情，从他们脸上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的认识活动严格地唯他们的意志活动是瞻，两者被牢固地捆绑在一起，以致他们除了与意志及其目的有关的事物以外，无法感知其他别的事情。天才的表情——这是所有禀赋极高的人都相似的地方，它来自家族遗传——相形之下就比较突出，他们的智力从为意志的服务中解放出来，认知活动压倒了意志活动。因为一切痛苦都产生于意志活动，而认知本身却是没有丝毫痛苦或愉快的倾向的，所以，这使得天才人物饱满的额头和清澈、直观的眼神——因为它们没有屈尊于意志及其需要——带上了一种浩大的、似乎脱离了尘世的喜悦气质。有时候，当这种喜悦充分被表现出来时，脸上的其他器官，特别是嘴巴，流露出来的忧郁恰好与之相配合——这种结合可由乔尔丹诺·布鲁诺在一部喜剧中的妙句恰到好处地表达出来：“悲哀夹杂着愉快，愉快夹杂着悲哀。”
作为智力根源的意志反对智力从事任何与意志无关的其他事情。所以，只有当智力脱离意志的时候——哪怕只有一时——它才有可能对外部世界进行纯粹客观和深刻的认识。只要智力仍然受意志的束缚，它是无法凭一己之力活动的。只要意志不把智力唤醒并使它行动起来，智力就会处于沉睡的状态中。一旦它被意志唤醒，就会根据意志的利益对事物之间的关系作出非常精确的了解和判断。精明人就是这样的情况，但他们的头脑智力必须始终保持被意志唤醒的状态，必须受到意志活动强烈的刺激和鼓动。不过，他们也正因此没有机会认识事物的客观本质。因为意志活动和目的打算使他们的眼光变得狭隘，他们只看到事物中与意志和目的相关的一部分，对其余的部分视而不见，其中一部分则被歪曲后在人的意识中出现。比如，一个行色匆匆的旅行者，只会把莱茵河及其河岸看成是地图上粗重的一撇而已，河上的桥梁则是断开这一大撇的一条细线。而在一个脑子里充满目的和打算的人看来，这世界就是作战计划图中的一处美丽风景。当然，这些是帮助清晰理解的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意志轻微的兴奋和激动都会带来认识上的些许且与前面例子相类似的歪曲和变形。只有当智力脱离意志活动的控制，自由面对客体，并且在没有意志驱动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异常活跃的状态时，世界才表现出真正的色彩和形状，全部和正确的含意。当然，出现这种情形和智力的本质与使命相悖，所以，这种情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非正常的，也是相当稀有的。不过，天才的真实本质也正是在于此，也只有在天才身上，上述状态才会以较高的频率出现。但对于其他人，只有在与此近似的情况下，才会偶然、例外地发生。约翰·保罗在《美学的基础》中把天才的本质定义为静思默想，我把这定义理解为我上面所说的意思。也就是说，平常人沉溺于纷乱、骚动的生活里，由于他们的意志，他们被这种生活所奴役，他们的头脑被生活中的事物和事件充满，但他们却对这些事物视而不见，甚至连生活的客观含义都无法领会。这就像是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里面的一个商人，旁边的人说话他都能听到，但整个交易所发出的酷似大海的轰鸣、持续不断的嗡嗡声他却充耳不闻，而这种声音却让远观者感到十分惊讶。相形之下，天才的智力与自己的意志，也就是与自己的个人是处于分离状态的；各种相关的事情并没有掩盖这世界和事物本身的真实面目。相反，天才对这些事物有着十分清晰的意识，并且，能在这些事物的客观表象中发现和认识这些事物本来的样子。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天才是静思默想的人。
正是由于这种静思默想，画家才能把他所见到的大自然在画布之上忠实地再现出来。文学家则运用抽象的概念，精确地重新召唤出直观所见，把一般人只能感觉到的一切用语言表达出来，从而引入听众或者读者的意识里面。动物是没有任何与人类相似的静思默想行为的。它们具有意识，也就是说，它们能认出自身及其能感受到的苦与乐，以及引起自身苦与乐的东西。但是，动物的认识从来都是主观的，永远也不会客观，在它们的认知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它们所了解的东西永远都不会成为用于描绘、表现的题材，也不会成为通过思考需要解决的难题。动物的意识完全是形而下的。虽然常人与动物的意识并不属于同一类，但从本质上来说却有着几分近似，因为在常人对事物和世界的认识里主观是最主要的，形而下的成分取得了优势地位。常人只是对这一世界的事物有所察觉，而不是这一世界本身；他们只是意识到自己在做各种事情的过程中承受的痛苦，而不是自身。随着他们的意识越来越清晰，静思默想也就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了。那么，这样的情况就会慢慢出现：有时——虽然只是极少数情况，并且，这种清晰认识的程度也有相当大的差别——这样的问题就像闪电一样在人的头脑中乍现：“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或者，“这一切究竟是怎样的？”如果对第一个问题的认识达到了相当的清晰度，并且持续不断出现在脑海里面，一个哲学家就这样造就出来了；同样，第二个问题造就出了艺术家或者文学家。所以，这两种崇高的使命都来源于静思默想，而人们对这一世界和自身的清晰认识是这种静思默想气质的首要来源，他们因而能够对这些事情进行静思和回顾。但是，整个过程得以发生都是因为智力具备了相当的优势，它能够暂时摆脱原来为之服务的意志的控制。
对天才的种种考察是与讨论“意志与智力不断加大的分离”的文章（《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第22章）互相关联的，并且是作为那篇文章的补充而出现的。在整个生物世界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意志与智力的逐级分离。到了天才这一级别，意志与智力的分离程度达到最高：智力与作为它根源的意志甚至会达到完全分离的程度，智力会因此变得完全自由，而表象的世界同时也能完美地客体化。
关于天才的个性我需要再补充一点。据西塞罗所说，亚里士多德已经说过“所有天才的人物都是忧郁的”。歌德也说过：
当我处境很好的时候，
我的诗歌之火相当微弱。
但在逃离迫在眉睫的灾害时，
它却熊熊燃烧。
优美的诗歌就像彩虹，
只能描画在暗淡的背景。
诗人的才情喜欢咀嚼
忧郁的心情。
由于意志不断地控制智力，这样，当个人境遇不佳时，智力才能比较容易挣脱意志的摆布，因为智力只有脱离逆境，才能得到某种放松。所以，智力会尽其所能地投向陌生的外在世界，因而容易变得客观。个人处境如果很优越则会产生恰恰相反的效果。总的来说，与天才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忧郁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生存的意志越是得到了智力的观照，它就越清晰地看到自己的悲惨状况。在天才身上经常可见的忧郁状态可以以阿尔卑斯山最高峰白朗山峰作为象征。白朗山峰常年被云雾笼罩着，但有时候，尤其在早晨，红色太阳光把云霭撕裂了，沐浴在阳光下的高山，从天上俯瞰着莎蒙尼斯高地，这时壮美的景象深深地打动了观者的心。同样，那些经常郁郁寡欢的天才有时候会表现出我描述的那种为他们所专有的喜悦——它源自于完美的客观心态。这种喜悦好像他饱满的额头上面的一道灿烂的阳光：“悲哀夹杂着愉快，愉快夹杂着悲哀。”
所有文学、艺术和哲学都有可能出现粗制滥造者，因为他们的智力仍然与意志联系得过于紧密，只有意志的刺激才能使智力活跃起来，所以，他们的智力受制于意志，他们无法从事个人目标以外的工作。应该能想象到的结果就是：他们会涂鸦出蹩脚的油画，胡编一些呆板和了无生趣的诗歌，提出一些肤浅、荒谬，通常并非出自他们真心的哲学论题，他们必须通过虔诚的不诚实把自己推荐给更高的权威。因此，这些人的一切想法和行为都以他们的个人利益为目的。他们充其量不过是把别人作品中外在的、偶然的和随意的东西照搬过来，冠以自己的名字。他们只是得到了皮毛，而不是精髓，但他们却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其中的奥妙，甚至认为自己的水平已经在那些真正的创作之上了。
不少人都希望通过自己的良好意志获得成功，不过，这不可能真的如愿，因为这一意志只是引向个人的一个目的，而一旦打上个人目的的印记，艺术、诗歌或哲学就永远不会受到真正严肃认真的对待。因此，用“自己挡住自己的光线”这个习语来形容这种人再恰当不过了。他们没有意识到只有当智力脱离了意志及其所有控制，可以自由活动时，我们才能真正从事创作，因为此时，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关切。这对那些粗制滥造者来说是一件好事，不然他们可就得自杀了。在道德范畴里，良好、善良的意志就是一切，但在艺术里，它却一无是处。正如“艺术”（kunst，指艺术、技艺、能力）这词已经显示的，能力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问题归根结底在于一个人真正关切的是什么。几乎对所有人来说，他们真正关心的只是自身以及整个家庭的安逸。所以，他们能做的一切无非就是努力实现这一目的。因为决心、人为和具有目的性的努力都无法赋予、补足，或者更精确地说，借给他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诚挚的关切。这是因为我们的关切之处一直是由大自然做出安排，并保持不变。一旦这种关切面临缺少的境地，人们干任何事情都只能是敷衍了事。同理，天才通常都很少对自身的安逸多加注意。正如一个铅造的摇摆物总会因为重心所限停留在它该停留的位置，同样，一个人的智力总会在他个人真心关切的地方停留驻守。
因此，只有那些真正关心的不是个人和实际的事务，而是客观的和理论性的东西的人——他们是为数极少的非一般人物，才有能力认识到事物和这一世界的本质性的东西，也就是说，至高的真理，并且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把这一认识重现出来。像这样对处于自身之外的客体抱有热切关注，对人的本性而言是陌生的、非自然的和真正超自然的。不过也正因如此，这种人才能配得上伟大的名号。人们认为控制和引导天才们的“精灵”是他们创造出来的东西的主要成因。对天才们来说，他们创作的图画、诗歌或者思想作品就是目的；但对粗制滥造者而言，这些只不过是手段而已。后者通过这些手段寻找自己的利益，一般来说他们也知道如何谋取自己的利益，因为他们紧紧跟随着同时代的大众，随时准备着为同时代人反复无常、变幻不定的需要效劳。所以，这些人的生活境况一般都不错，但天才却常常遭遇悲惨的境况——这是因为天才以牺牲自己个人的安乐为代价来实现客观的目标。天才这样做也是身不由己，因为客观目标才是他的关切真正所在。对粗制滥造者而言，这样的做法在他们身上永远不可能发生，所以，他们是渺小的，但天才则是伟大的。天才的作品是留给各个时代的一笔财富，但这些作品通常只在后世才开始获得承认。前一种人则与他们的时代同生共死。总之，只有那些通过自己的劳动——不管是实际性的工作还是理论性的作品——追求纯粹客观目的而不是谋取个人利益的人，才是伟大的。哪怕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误解了这一目的，哪怕这一目的因此变成一种过错或者罪行，他仍然是伟大的。他并没有谋取自身的利益——单凭这一点，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可以用伟大来形容他。相比之下，所有指向个人利益的行为和努力都是渺小的，因为受这种目的驱使而活动的人只在微小的和匆匆即逝的自身发现自己。而能在每一样事物，即在全体事物中都认出自身的人就是伟大的，他们不同于其他只活在微观宇宙里面的人，而是活在宏观宇宙里。
为此，事物的整体与他密切相关，而他也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试图领会和理解这一整体，以便把它表现出来，或者对这一整体作出一些解释，又或者在实际中对这一整体施加影响。这是因为他对这一整体并不陌生，他能感觉到自己与这一整体息息相关。因为他在自身之外扩大了认识的范围，我们才把他称为伟大。这一崇高的称号应当属于那些真正的英雄和天才，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他们都当之无愧。他们不同于一般人具有的人类本性，并没有追求自己个人的利益；他们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所有人而活。不过，虽然绝大多数人永远都是渺小不堪，无法成为伟大，但反过来的说法却并不成立，亦即一个人的伟大是彻底的伟大，每时每刻都是那样伟大：
因为人是用泥土做成，
习惯是他的乳娘。
——席勒《华伦斯坦之死》
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每个伟大的人物看起来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他们只看到自己，而这就意味着渺小。“无人在自己的贴身仆人面前是一个英雄”正是基于这一道理，它并不是说这个仆人不懂得欣赏这个英雄。歌德在《亲和力》中把这道理作为奥蒂莉突如其来的思想表达了出来。
天才就是天才自身的秉赋，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做到和成为自己的最好。“谁要是能够为自己与生俱来的才能而活，那他就由此找到了最美好的人生。”（歌德《威廉·迈斯特的求学时代》）当我们回顾过去的一位伟人时，我们不会这样想：“这个人多么幸运啊，他至今还受到人们的钦佩！”而是会想：“这个人能够直接享受到像他那样的精神思想，该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啊！在他之后绵长的时间里，人们仍以琢磨他所留下的思想为乐。”价值并不通过名声得到体现，而通过获取名声之物；创造出那些不朽的孩子是一种快乐。所以，如果有人认为身后之名日盛的人并没有亲身享受到这一名声，所以，身后之名就是空洞无用的，那么，他就是自作聪明的人，就像看到有人不断向隔壁院子的一堆牡蛎壳投以羡慕的眼光，他就卖弄小聪明地对这个羡慕者说：牡蛎壳其实毫无用处。
如果智力摆脱了为意志服务这一天职，自发地活动起来，它就是和自然相悖而行。因此，天才就是智力不忠于自己的天然职责的产物，与天才相关的种种缺点、不足就是由此而来。为对这些缺点和不足进行一番考察做好准备，我们先把天才与那些智力并不那么突出的人比较一下吧。
平常人的智力只是忙于接收和处理动因，因为他们的智力受到为意志服务这一目标的束缚。这种智力可以视为剧院的复杂线网，它们牵扯着世界舞台上的这些木偶，大多数人脸上干巴、严肃的表情就是因这些线网的操纵才产生的。也只有动物的表情能在这方面超过这些人——动物可是从来不会笑的。相比之下，拥有不羁的智力的天才却好比在闻名的米兰木偶剧场中与那些巨大木偶一起表演的活人，在这些提线木偶当中，唯有这个活人能够看清一切。因此，他会很高兴地暂离舞台，以便在观众包厢中和观众一起欣赏这些木偶的表演。这就是天才的静思默想。不过，哪怕最明智、理性的人——我们几乎可以称他们为有智慧的人——跟天才还是有很大的区别。这是因为这种人的智力保留着以现实为指向的特点，关注着众多的目标和手段，以便从中挑选出最佳者。所以，他们的智力始终离不开意志的控制，但这种智力的发挥真正符合大自然的目的。对生活采取认真、现实的态度——罗马人把它形容为“严肃态度”，它是以这一条件为前提的：智力为意志服务，不能追随与意志无关的事情。所以，传统认为智力与意志的分离是不被允许的，但这却是天才之为天才的条件。那些在实际事务中有一番大作为的出众人物之所以是这样的人，正是由于事物强烈地刺激着他们的意志，并驱使他们的智力不知疲倦地探询、了解这些事物的关联。因此，这些人的智力与他们的意志紧密结合在一起了。相比之下，天才在客观认识事物的时候，世界现象是以某种陌生的、供观照的形式在我们的眼前和脑海里浮现——这种情况下，意志被逐出了意识之外。做出行动业绩与创作思想作品这两种能力的差别就在这里。后者要求对事物有客观和深刻的认识，产生这种认识的前提是智力与意志完全分离；而前者则需要人们应用知识、保持镇静的头脑、行事果断坚决——当然要求智力必须始终如一地为意志服务。当智力挣脱了意志的枷锁以后，它就会背离自己的天然使命，忽略对意志的服务，甚至在身陷困境之时，智力仍然处于不羁的状态；在危机四伏中，智力仍然不由自主地品赏这一环境——这由景色引人入胜的程度而定。而理性、明智之人的智力则总是坚定不移地为智力服务，监视着当时的情势及其需要。因此，这样的人在任何时候都会依据现实情况作出适当的决定并把这些决定付诸实践。他们当然不会有常人眼里荒唐、古怪的想法和行为，甚至做出愚蠢的事情——而天才却极易犯下这样的错误，因为他们的智力并不是意志忠心耿耿的向导和守护者，纯粹客观的事物或多或少地占用了他们的智力。歌德通过对塔索和安东尼奥的相互对照，把我抽象描述的这两种完全不同、互相对立的能力，通过形象直观的方式显现了出来。人们通常观察到的天才与疯癫之间具有相似之处，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智力与意志的分离——这是天才的本质，但它却又是违反自然的。不过，我们不能以天才没有强烈的意志来解释这种分离。相反，天才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具有激烈、狂热的性格。智力与意志的分离只能这样解释：实干家们是那种应付实际事务游刃有余，具备了足够的智力配给，以应付强力意志的需要的人，而大多数普通人却不具备这样的智力配给；但天才拥有的完全是非同寻常的超额智力，他们多余的智力又不是以为意志服务为目的。因此，创作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的天才要比做出实事的活动家们稀有得多。也正因为这种超出常规的智力，它才有足够的能力摆脱意志的束缚。同时，它也无视自己的最初使命，凭借自身的力量和弹性自由地活动起来。天才的创造力就这样产生了。
而且，天才意味着智力从为意志的服务中挣脱出来，自由地展开活动，其结果就是天才的创造并不服务于任何有用的目的。天才的作品可以是音乐、绘画、诗歌、哲学——它们并没有实用价值，这正是天才作品的特征。所有其他普通人的工作都是为了维持我们人类的生存和减轻这一生存的负担。但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些作品却不是以此为目的的：它只为自身而存在，在这一意义上，天才的作品可被视为生存开出的花朵，或者说，从生存中获得的收成。在享受这些作品时，我们会心情愉悦，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超然于沉重的、全是索取和匮乏的尘世之上了。另外，与此相类似地，美与实用结合在一起的情况是很少见的。高大、挺拔的树木是不结果的；水果树都是矮小且难看的；重瓣的花园玫瑰并不结果，但矮小、野生、几乎没有香味的玫瑰却有果可摘；最美丽的建筑物并不实用：一座庙宇并不适合人住。如果一个人——他具有相当稀有的才华被迫做一件只有实际用处的工作——而这工作连最普通的人都可以胜任，那就等于把一个装饰着最美丽的图案、价值连城的花瓶用作厨房用具，有用的人与天才相比就跟砖头与钻石相比一样。
所以，纯粹实际的人把自己的智力全部用在大自然为它指定了的用途上，他们把握了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者事物与认识者自身的意志关系。而天才则在违反智力自身使命的情况下把智力作为认识事物的客观本质用。因此，天才的头脑已经不属于自己，而属于这个世界——他的头脑在某种意义上为照亮这一世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受到上天眷顾而成为天才的人通常也就有多种多样的缺陷和不足。如果一件工具并不适用于某种用途，通常都会出现问题；同样，天才的智力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首先，这种智力就好比是一仆侍奉二主，它在服务意志的同时，抓住每个机会摆脱这种服务，转而追求自己的目标。这样，它就会经常不合时宜地置处于危难之中的意志于不顾。所以，人们经常可以看到那些天赋异秉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无所适从。事实上，这种人的行为有时候使人容易联想起疯癫。异于常人的认识力使他们更多地在事物中看到普遍性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单一的事物。如果要为意志服务，我们首先需要从认识个别事物开始。另外，天才们这种极高的认识力，在尽其全力投向意志的事务和痛苦时，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鲜明、生动地了解这些事情；所有的一切都蒙上了强烈、刺眼的色彩，一切事物都处于明亮的光线之中，事情都成了庞然大物。这时候的天才也因此陷入了极端之中。下面将更为仔细地对这种情形加以解释。一切理论性的成就——不管探讨的是什么问题，都是由实干家把全部的精神力投向一个点上产生的。在他的世界里，除了把精神力全部、有力和牢固地集中在这一点上面，没有任何东西，目标对他来说就是全部的现实世界。不过，天才们具备有力和高度集中的精神力，这种精神力是如此旺盛和敏感，有时候甚至把现实生活中的事件也纳入了它的审视范围之中。这样，一旦事物处于这种审视的焦点之下，被审视之物就可能会被放大至可怕的比例，犹如把跳蚤置于高倍显微镜下——它看起来简直如大象一样令人骇然。这种情形带来的结果就是：天才有时候容易陷入鸡毛蒜皮的小事带来的各种不同的强烈情绪之中。对其他人来说，产生这些情绪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都会漠然视之，而天才们却陷入悲哀、高兴、忧心、愤怒等状态中不能自拔。所以，天才缺少平淡、冷静的性格特点，因为平淡、冷静意味着我们只看到属于这些事物特点的东西，尤其是在涉及可能的目标方面。也正因如此，一个平淡、冷静的人不可能成为天才。与上述种种缺陷、不足共存的还有天才的极度敏感，这是神经和脑髓活力得到异乎寻常的加强所致。更确切地说，这是与激烈、强劲的意志活动紧密相关的，而这样的意志活动同样是构成天才的条件；它在生理上的表现是心脏的剧烈跳动。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也就容易产生偏激的心境，激烈的感情，反复无常的心情，还有如厚重的迷雾般笼罩着的、挥之不去的忧郁——所有这些心理活动在歌德《塔索》一剧里有比较形象的表现。与天才那时而如梦幻般的沉思、时而又如烈火般的亢奋相比——正是在这些内在的痛苦和磨难孕育了永恒不朽的作品——那些有着正常配备的普通人表现出了镇定自若、讲究理性、中规中矩和十足的确信、运筹帷幄的能力。此外，天才自古都是寂寞的。他们太过稀有了，甚至很难碰到自己的同类，而卓尔不群又使他们无法和大众沟通和相互了解。对大众来说，意志活动是他们认识事物的主导，但对天才而言，认知活动才是最主要的。所以，大众的高兴和快乐不属于他，而独属于他的兴奋和喜悦大众也无法理解。大众只是作为道德方面的个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他们也只有个人方面的关系；而天才又是纯粹的认识力，他是属于全人类的。脱离了意志——它的生长土壤——并且只是周期性返回为意志服务的天才智力，很快就与正常智力大相径庭了，因为后者紧紧依附着自己的根基。为此，并且由于不一致的步调，天才们那与意志分离的认识力难以与正常人保持同步，亦即与他人谈话。别人在他以及他那压倒一切的优势里感到不悦，他从别人那里也同样感觉不到知音难遇的喜悦。一般来说，常人和与自己水平相等的人在一起会更加自在，而天才也更喜欢和同等的人交流，虽然这种交流一般来说只能通过这些同等的人的作品才能成为可能。所以，尚福尔的话相当正确：“没有哪一样罪恶能像过于伟大的品质那样成功地成为一个人拥有朋友的阻碍。”天才能够得到的最好的待遇就是免于实际行动，能够拥有闲暇从事创作，因为在实际行动中，免不了和常人打交道，他就不可能做到如鱼得水。从以上这些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让普通人羡慕不已的天赋能让获得这一禀赋的人在某些情况下受惠不少——他沉浸其中，无拘无束地尽情享受这种天才——但是，这种天才的认识力却无助于他们拥有幸福生活，事实上，它反而妨碍了这一目的。这一点可以从各种天才人物传记所记录的他们的人生经历得到证实。除此之外，天才与外在环境也格格不入，这是因为天才所从事的活动和做出的成就经常超然于他所处的时代。但略具才华的人物却总会在恰当的时候出现、应运而生。既然后者是由自己时代的精神所刺激，并由这一时代的需要所催生的，那么，这些人的能力也就仅限于为他的时代服务。于是，这些人与同时代的文化或者科学手挽手、肩并肩，步调一致地向前行进，他们由此获得了报酬和喝彩声。但对下一代人而言，他们无法从这些作品中获得愉悦，又有层出不穷的别的作品取而代之。相比之下，天才出现在他的时代有如彗星闯入了行星的轨道——彗星古怪的轨迹对行星那井然有序的轨道而言是陌生的，天才很难和他同时代的文化步伐保持一致。他把自己的作品远远地抛在前路上（就像一个只身赴死的将军：他把手中的长矛投向了敌人）。而时间只在随后才赶上他。天才与同时代的能人的比较可以用《圣经·新约》中《约翰福音》的一句话表达：“我的时代还没来临，你们的时代常是畅通无阻的。”能人可以取得其他人无法企及的成就，但他们毕竟是常人，他们的成就不会超出普通人的理解范围。这样，这些能人马上就能找到赏识者。相比之下，天才的才能不仅远远超出其他人，而且还超乎他们的理解。其他人对这种成就也不敏感。能人就像一个击中了无人能及的目标的弓箭手，天才也击中了他的目标，但这目标距离是如此遥远以致其他人根本无法看见。人们只是在以后才间接地知道有关天才的种种事情，甚至对这些事情也是抱着尽管相信的心态。歌德在一封教育信札里写道：“效仿别人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特性，但我们要找到效仿的对象并不容易。优秀的东西极少被发现，得到别人的赏识则更是少有的事情。”尚福尔说：“人的价值就好比钻石的价值：钻石达到一定的体积、纯度和完美度以后会有一个确定的价格，超出这一范围以后，它就是没有价格的了，也找不到买家。”培根的观点也与之类似：“下德得到民众的赞许，中德获得他们的钦佩，上德则不被理解。”人们可能会反驳说：当然了，这些俗类！不过，马基雅维里的话印证了培根的观点：“在这世上，除了庸俗别无他物。”由于对天才作品的认识总是滞后于时代发展，所以，这些作品很少能获得同时代人的赏识，很少在仍然保留着时代的新鲜色彩的时候被人理解，相反，像无花果和枣子那样，它们更多的是在已成干果，新鲜不再的时候，供人们享用。
最后，如果从身体构造的角度分析天才，就会发现天才具备几样解剖学和生理学上的素质特点——单独这样的素质特点就很少能达到完美；如果多样特点同时臻于完美，这种情况就更少见了。而天才却具备所有这些完美素质，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天才的出现是一个完全绝无仅有的例外情形。成为天才的根本条件就是感觉能力（包括对印象的感受能力、对刺激的反应能力以及内在的神经活动能力）占据绝对优势——这是相对于生理意义上的肌肉的活动及兴奋能力和机体的新陈代谢能力而言的，同样，大脑系统必须与神经节系统完全分离才可以达到完全对立的状态。只有这样，脑髓才可以依附机体而过上明确、独立、活泼的寄生生活，这种生活影响了机体的其余部分的正常活动，同时也提升了脑髓生活，其无休止的活动会使机体的活力提早消耗掉——除非机体也同样活力充沛，结构良好。后者同样是构成天才的必备条件之一。实际上，甚至一个健康的胃也是条件之一，因为胃部与脑髓处于特别的和紧密的协调一致的状态中。不过，要产生这样的情况，脑髓必须有超常的发育和超出一般的体积，宽度和高度都异于常规。但在深度方面，脑髓要稍逊一筹，大脑与小脑的比例要超出常规。毫无疑问，脑髓无论作为整体还是部分，其形状都是至为关键的，但凭我们已有的知识不能准确地判定这一问题。虽然根据一个人的头骨形状，我们轻易就可看出它的主人是否具有高贵、非凡的头脑智力。这就要求脑体的组织、质地必须达到精细和完美的程度，脑体必须由最纯粹、纤细、敏感和精选的神经物质构成。至于白物质与灰物质的比例肯定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个现在暂时无法说明。对拜伦尸体的解剖报告指出：拜伦大脑里面的白物质相对灰物质的比例明显高出常人，他的脑髓也重达六磅。居维尔的脑重为五磅，而正常人的脑重只有三磅。与脑髓所占的优势相比，脊髓和神经必须异常纤细。呈拱顶状的头盖骨必须高耸、宽阔，以保护脑髓，防止外来物体以任何方式挤压它。这些属于脑髓和神经系统的特性遗传自母亲，我们在下篇再谈论这一问题。不过，仅仅依靠这些仍然不足以产生出天才，除非再加上一种强烈、狂热的性格气质，这种气质一般来自父亲的遗传，它在生理上的表现是异乎寻常的心脏能量，也就是血液循环，尤其是通往头部的血流量。首先，这种方式使得脑髓固有的细胞组织膨胀加大了，这样，脑髓挤压着受到损伤的脑壁，并从里面涌了出来。其次，心脏具有的力量使脑髓获得了一种内在的运动——它有别于伴随呼吸而一起一伏的持续运动；这种内在运动意味着随着四条大脑动脉的每一次跳动，整个脑髓组织都经受了一次震动，而在这一震动中所产生的能量是与增加了的脑髓量相对应的（总体而言，这种运动是脑髓活动的一个必需的条件）。为此，矮小的身材，特别是短小的脖子也是有利于这种大脑活动的，因为路径短了，血液就能给脑髓带来更多的能量。但传送血液的较短路径并不是不可或缺的，比如歌德就比常人高大。但如果缺少了这一遗传自父亲的、涉及血液循环的前提条件，那么，从母亲那获得的良好素质最多造就了优于常人的才具和良好的理解力，但与之相配的却是麻木、冷漠的脾性，这样的人成为天才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这种来自父亲的、构成天才的条件恰好可以解释此前我已谈论的要成为天才必须具备的许多性格、气质上的缺陷。如果只是具备了父亲的性格，但又缺乏了母亲的智力，亦即只有性情活跃有余、但智力却捉襟见肘。这样的人烦躁易怒，行事莽撞、欠缺考虑。在两兄弟中，如果只有一个具有天才，那么通常是哥哥，例如，康德就是这样。这首先可以用这一事实来解释：他母亲怀上他的时候，正是他的父亲充满活力和激情的时候，即使另一个、源自母亲方面的条件可能会无法实现。
在这里，我想特别就天才的孩子般的性格，亦即天才与儿童时期具有某种相似性的问题，提出我的看法。在儿童时期，和天才类似，大脑和神经系统占有决定性优势，这是因为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发育比机体的其余部分来得要早。甚至到了七岁，脑髓就已经达到了最大的体积和全部的质量。所以，毕夏说：“在儿童期，神经系统相对于肌肉系统的比例，远远超过其后的各个时期。但在以后的时间里，大部分其他系统都要优于神经系统。人们都知道，如果要详细研究人的神经，都会以儿童作为最佳研究的对象。”（《生命与死亡》）相比之下，生殖系统的发育进行得最晚。只有到了成年后，肌肉的活动及兴奋能力、身体的新陈代谢机能，以及生殖功能才得以全面发挥。到这个时候，一般来说，这些功能就取代了脑髓功能的优势地位。由此可以解释为何孩子们普遍都具有敏感、理性、好学、易教的特点，大体而言，他们甚至比成年人更有兴趣和更适合做理论性的探究。也就是说，由于大脑和神经系统发育有先后，他们拥有的智力超过意志，意志的表现形式就是爱慕、欲望和情欲。智力与大脑是同一的，同样，生殖系统与最激烈的欲望也是息息相关的。故而我把生殖系统称为意志的焦点。这是因为在儿童期，生殖系统的骇人活动还处于沉睡状态，而大脑的活动已经相当活跃，所以，儿童期是无邪、单纯和幸福的时期，是生命的天堂和逝去的伊甸园。在之后的人生中，我们对过去的岁月带着眷恋，念念不忘。我们在儿童期感觉到了幸福，是因为我们的整个存在更多的处于认知的状态，而不是意志的状态。外在新奇的事物也加固了这种状态。在生命的曙光中，我们眼前的这个世界闪耀着新鲜、魔幻的光芒，是多么诱人。在儿童期，我们也有过渺小的欲望、犹豫的意志和无足轻重的烦恼，但这只是对占优势的认知活动的一个小小的平衡。儿童那清澈、无邪的眼神让我们的精神为之抖擞，甚至个别儿童的这种眼神达到了一种庄严、静观的表情——拉斐尔笔下的天使就有这种令人赞叹的表情，所有这些情况都可以得到解释。所以，人的精神能力的发育总是超前于对它的需求。大自然完全是根据法则在行事。在智力占据优势的时候，人们为应付将来的需要，收集和准备了充足的知识，虽然此时将来的需要对他们来说仍然是未知的。因此，儿童的头脑智力一刻也不停歇地在活动。孩子们满怀热情地琢磨和把握所有的现象，然后小心地把获得的认知储藏起来，以备将来之用，就像蜜蜂会额外采自己需要之外的蜜一样，它们也是为将来的需要而考虑。确实，一个人到了青春期，从整体上来说，对事情的看法和掌握的知识要超过以后所学到的东西，即使他以后会变得博学多闻。这是因为他早年获得的直观知识是他一切知识的基础。孩子的可塑性（成形性）到青春期止同样占据着优势。当可塑性完成了它的分内之事以后，它的力量就通过转移投入到生殖系统之中。这样，性欲就伴随着青春期而来，意志也就逐步取得了上风。在主要是求知好学、理论探索的儿童期过去以后，充满着骚动不安的青年期到来了，人们时而冲动、暴躁；时而又悲伤、忧郁。随后就进入了充满激烈和严肃的感情的成人期。正因为小孩没有那种包含着不幸和灾祸的欲望，所以，他们的意志活动是非常有节制的，并从属于认知活动，由此也就产生了无邪、聪明、理性等特质——这些是儿童期所特有的。几乎已经不需要我多说，儿童与天才相似的原因就是：充足的认识力超过了意志的需要，导致纯粹认知活动占据了优势。事实上，每个小孩都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天才，而每个天才都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孩子。这两者的相似之处是首先表现出比较显著的天真和质朴——这是真正天才的一个基本特点；这种相似的特征还有另外的表现方式。某种孩子气也就自然包含在了天才的性格之中。根据里默的著作《歌德的言谈、事迹》，赫尔德和其他几人与歌德的观点稍微有些不合之处，说他总是童心未泯，像一个大小孩。他们说得一点没错，但他们拿这个说事儿却是没有道理的。人们也说莫扎特的一生都像一个小孩（尼森所写的莫扎特传记）。舒利希格罗尔在莫扎特的悼词中这样写道：“在艺术上他成熟得很早，老早就是个大人了，但在其他所有方面他却始终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由于如此，每一个天才都是大小孩，因为他审视这一世界的眼光永远那么奇特，仿佛眼前总是陌生的东西，总是充满悬念的戏剧；他永远怀着一种纯然的公平公正的兴趣。所以，他就像小孩一样，不像世俗的平常人干巴、乏味的严肃且一本正经，而这些平常人兴趣的出发点只是出于个人的利益；他们在对待事物的过程中，往往对什么东西能引发他们的注意更感兴趣。谁要是终其一生，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永远像一个大小孩一样纯粹，而是被成人的特性，诸如严肃认真、成熟冷静、老练事故、现实理性等完全统领的话，那么，这个人可能是世上的一个能工巧匠，是一个颇具实干精神的人，但他却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天才。实际上，天才之所以成为天才，就是因为他把小孩所特有并擅长的感觉系统和认知活动，以某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有效地保持终生。对于很多平常人来说，小孩的这种特性确实能够维持至青年时期；例如，在很多学生的身上，一种纯粹精神智力层面的努力和某些反映出天才特性的古怪悟性仍然表现的非常明显。不过，大自然自有它的发展轨迹：人们经历了如幼虫成蛹般的蜕变过程，到了成人期就变得异常顽固执拗了。我们在若干年以后重新又见到他们时是多么的震惊！歌德就这个原理发表过一些精妙的言论，他说：“小孩决不信守自己的诺言；青年人极少信守自己的诺言，如果他们真的信守诺言了，那这世界也不再对他们信守自己的诺言。”（《亲和力》）换句话说，这个世界把王冠高高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宣扬要把它奖励给那些为世界作出贡献的人，但是，王冠最终却被授予了那些被当做工具使唤的人——为实现某种低下、卑微的目的而沦为工具，或者说，授给了那些懂得欺骗这个世界的人。据我们的观点，正如几乎每一个人都曾经有过青春韶华的美妙一样，每一个人也都曾经有过青春的灵巧和聪慧；每个人在年少时都在领悟、认识和学习方面表现出某些显著的智力特性；一些人到了青年期仍然具有这种智力特性，但在这以后，这种特性就随着青春美消逝不见了。只有极少数天资迥异的人，才可以将这种少年时的思想特性和青春美保留一生。甚至到了耄耋之年，还可以看出这种思想特质或者年轻时的美貌风韵所刻下的痕迹。这才是真正的天才，或者真正貌美的人。
我们正在探讨的这一事实：在儿童期，大脑神经系统和智力占主导作用；到了成熟期，它们产生的作用逐渐减弱——这个事实可以通过考察类人猿而得到验证，因为类人猿是与我们人类最为接近的灵长动物，在类人猿的身上，也出现了这同样的情况。人们逐渐才确切知道：年幼的猩猩是最聪明的猩猩。当小猩猩长大以后，那种与人极其相似的面貌、表情，和幼时让人惊讶的智力统统消失不见了；因为猩猩脸部的下面部分、动物性的部分增大了，相比较之下，前额就往后退了；为发展肌肉所需的脸部凸显的棱角转而形成了更具动物性的头盖骨；相应地神经系统的活动减少了，而肌肉力量却异常发达。练就发达的肌肉力量足够保存动物自己，因此，充裕、高级的智力也就没有必要了。弗里德里克·居维尔对此展开的论述和弗洛伦斯对居维尔的《自然历史》的论述非常的重要。这可以在1839年9月份的《科学日报》上查询。另外，这些论述在补充了其他若干内容以后，用《居维尔对动物的本能和智力的论述及其分析总结》这一标题发表问世（1841）。此书中写道：“猩猩的智力在很年幼的时候就高度发育起来了，不幸的是，智力随着猩猩年龄的增加而开始衰减。猩猩在年幼时显现出来的观察力和聪明机灵使我们大为惊讶；但猩猩长大以后，就变成了粗鲁、残忍和倔强易怒的动物。其他的类人猿也和猩猩一样。从这些动物身上看出，智力的发展与体力的增加成反方向的变化，总是此消彼长。智力最高的动物也只是在年幼时拥有其最优质的智慧……各个种属的类人猿都向我们凸显了年龄与智力的反比关系。例如，癯猿（在婆罗门教里获得特殊荣誉的一种猴子）在其年幼时有着宽阔的前额，相对小巧的嘴巴和又高又圆的头盖骨。但随着年龄的增加，前额逐渐消失、退后了，嘴巴却越来越明显地凸显出来；内在精神气质的变化之大丝毫不少于体质上的变化。冷漠、暴烈和对孤独的需要将理解力、信任和温暖的脾性取而代之。据居维尔的观点，这些变化是如此之大，如果按照我们的惯有做法，以我们自己的行为评价动物的行为，那我们就会把幼年的动物视为处于具备它们所有的种属的道德素质的年龄，而成年的动物则只是拥有了机体的力量。这些动物无法摆脱大自然已经为它们定下的狭窄范围，在这一范围之内它们仅仅能够维持生存。为达到这一目的，当缺乏机体力量时，智力的作用就至关重要了，但一旦身体强健的时候，其他的各样功能就会退化甚至消失……物种得以保存的前提条件是：动物的智力素质，或者机体素质必须得到一定程度的保存。”这最后的一句话印证了我提出的原则：智力，如同爪子和牙齿一样，它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为意志服务的一个工具。
哲学与智力
我们所有知识和科学都是建立在不可解释之物上的。所以，每一种的解释无论经过多少中间环节，最终都会回到那不可解释之物，好比用铅锤测量大海的深度，无论投放在大海什么地方，无论深浅，最终都必然抵达海底。这个不可解释之物属于形而上学研究的内容。
几乎所有人都把自己定义成这种或者那种类型的人，由此可以推论出人具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素质，大家却很少想到自己根本就是普遍意义上的人，有着普遍人性。能否认识到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坚持第二种多于第一种主张的那些少数人是哲学家。另一些人则倾向于第一种看法，原因是他们总体上在事物当中没看到事物的普遍原理，看到的只是个别、零星的个体。只有具有更高智力天赋的人，依据其思想的卓越程度能在相应的单个事物中或多或少地看出事物的普遍性。这样一个重要的差别完全进入人的认知功能，我们甚至对最平凡、最普通的事物的直观也因此而呈现出差别。所以，智慧超群的人和智力平庸之辈对普通事物的直观图像也一定是大不一样。我所说的不带有意志的纯粹认识主体就是像这样从每一个单独呈现的事物中去把握其普遍性的认知能力；并且，我将它定义为事物柏拉图式理念的主体对应物。这是因为若认知投向事物的普遍性，那么认知就能处于不带意志的状态；相比较来说，意志活动的对象物就是单一、个别的事物。因此，动物的认知严格局限在这些单个事物上，因而动物的智力完全是为动物的意志服务。相比之下，要在哲学、诗歌或者总括为艺术、科学方面真正有所建树，那我们将思想智力投向事物的普遍原理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对于应用于实际用途的思想智力也就是为意志服务而言，这一世界只有单一、个别的事物；但追求艺术或科学、也就是自为活动起来的思想智力却只看到事物的普遍性，事物的种属、理念和整个类别；因为就连造型艺术家也只是在个体之中将这一个体的理念表现出来，亦即种类。这是因为意志的目标只是个体事物——这些才是意志的真正对象，对于意志来说真正的现实也只有这些个别事物才能构成。类别、概念、种属则只能以非常间接的形式成为意志的目标。因此，粗人感觉不到普遍的真理，而思想的天才却忽略或无视单一、个别的事物。假如被迫纠缠于这类个体事物之中——这些构成实际生活的素材——对于天才来说，却是令人难受的苦役。
探索哲学要具备的两个重要条件是：（1）具备勇气敢于承认自己心中的疑问；（2）将一切显而易见的事情引入到清晰的意识当中，把这些事情作为疑问加以探索了解。最后，要想用真心探究哲学，我们的精神和思想必须处于一种悠闲、自得的状态之中。我们的精神和思想不能追随着任何实际的目的，也就是说不能受到意志的指挥。我们要全神贯注地接收直观所见的世界和我们的意识所给予我们的教诲。比较而言，哲学教授却在心里惦记着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好处，以及那些能带来这种利益和好处的东西——这才是他们兴趣所在。因此，他们才看不到那么多本来是很清楚的东西，甚至连哲学问题也从来没有进入过他们的意识。
文学家把人的性格和人的处境以及生活这一系列的画面都展现给了我们的想象力；他们让这些图像活动起来，然后让读者充分发挥自己的思想能力，去思考、琢磨这些画面。因此，文学家就可以同时满足思想能力不同的人，不论是傻瓜还是智者。但哲学家却不用这种方式来展现生活，他们是对生活抽丝剥茧，进而概括出成熟、完善的思想。在完成这一工作以后，哲学家就会要求他的读者以与他相同的方式、同等的程度去思考事情。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哲学家的读者群很小。据此，我们可以将文学家比喻成带给人们鲜花的人，而哲学家则是带给人们鲜花里精华的人。文学作品相对于哲学著作而言拥有一个巨大的优势：众多文学作品可以同时存在却又相安无事。实际上，就算这些作品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它们亦可同时为同一思想的读者所欣赏和珍视。相比之下，某一哲学思想体系刚一露面，就已经开始睥睨它的兄弟姐妹，处心积虑要把它们毁灭。这就像是一山不容二虎，同理，可以君临天下的哲学只有一种。也就是说，哲学体系从其本质上说就是孤独的、不喜交际的，就像那些孤独地守在丝网中央的蜘蛛：它们静候着苍蝇来自投罗网。而如果另一只蜘蛛向它靠近，那一定是要开始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因此，文学作品之间和平共处，就像平和、安静吃草的绵羊，而哲学著作天生就是猛兽；那种破坏和毁灭一切的欲望甚至使它们成为那些吞噬自己同类的蜘蛛、蝎子、昆虫幼体。它们一来到这个世界，就像是从杰森的龙牙种子里冒出来的全副披挂的武士，此前同样经历了一番自相残杀。这场已经持续了两千多年的争斗会有最终的赢家吗？从此天下可以归于太平吗？
由于哲学体系具有争辩好斗这一本性，所以，哲学家想要获得认可和名气，其难度不知要比文学家大多少倍。文学作品只需要读者进入为其提供娱乐消遣或是鼓舞升华的系列文字之中，并为此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而哲学家的著作却试图让读者的整个思想模式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们试图要求读者宣布自己此前在哲学这一学科里所学过的、相信过的东西都是错误的，所用的时间、精力全都是浪费，现在必须从头开始学习。他们至多只能保留某一前任哲学家的某些思想，以便在此之上进行基础重建。另外，那些现存哲学体系的教授者也是与新的哲学体系相较的强力对手——这也因为他们要保住其饭碗。事实上，有时候甚至国家政府也会将其所偏爱的哲学体系纳入其保护伞下，并且，用其强有力的物质手段来防范和阻挠其他学说的流行和传播。再者，如果我们考虑到愿意聆听教诲的人与寻求消遣、娱乐的人数与哲学著作的读者群和欣赏文学作品的人数成正比，那么，一个哲学家的出场到底能够得到多少帮助？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自己就可以下判断了。当然，哲学家所能得到的酬劳是有思想的人的击节赞赏和那些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出现的、不分国籍、为数不多、但却出类拔萃的人的点头称是。而大众则是随时间的推移、借助权威的力量，才慢慢学会敬重这位哲学家的名字。由此，同时也因为哲学的进展对整个人类的影响虽然缓慢、但却深远，哲学家的历史同帝王的历史一道，自千百年来就并肩排列；但归入前者的名字，却比归入后者的数目要少百倍之多。正是这个原因，一个哲学家能在哲学家的青史中留下名字，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
如果哲学文章的作者是向导，那么他的读者就是游客。如果他们想要一齐抵达目的地，首先就必须一起出发；换句话说，作者必须将读者置于一个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同一立足点和审视角度，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普遍所共有的体验事物的意识。由此出发，作者紧紧牵着读者的手一步步地引领着他，沿着崎岖的山间小路，尽力攀登云外的高处。康德就是这样做的；他引领着我们从对自身和事物完全普遍的意识出发。相比之下，那些试图把下面种种作为出发点却是多么颠倒、多么荒谬：据称那是对超自然、超物理的关系或事件，甚至于超感觉的知觉理性，不然就是对于某一绝对的、独立思考的理性所表现的思想直观！因为这就相当于把无法直接言说的认识当做出发点；这样，从一开始读者就不知道自己是同作者站在一起，还是离他有千里之遥。
我们自己安静思考事情与同别人交谈这些事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是一个活的机体与一台机器相比较。这是因为只有在第一种情况下，那些零散的东西才仿佛能自成一体，或者发出同一个音调，因此这里面有完整的清晰度和真正意义上的连贯与统一；但在第二种情形里，不同出处且差异悬殊的部件被拼凑在一起，以强行产生某种协调统一的运动，但往往故障出其不意地出现，使这一运动停了下来。所以，我们只能清楚认识我们自己，而对其他的事物往往只能是一知半解，因为我们不能把这些概念的基础——直观了解——统一起来，顶多只能把概念集合起来。因此，想要通过对话这一共同思考的方式来发掘出深刻的哲学真理是永远不能实现的。但是，这种谈话却有助于我们事先演习一番，寻找和澄清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之后对问题答案的检验、核实和评判。柏拉图就是在此意义上撰写出他的对话录的。由于以上所述的原因，柏拉图学派分出第二学院派和第三学院派两个派别，后来者所持的怀疑态度也是越发有增无减。对话文字这种传达哲学观点的形式只有在被讨论的话题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甚至是相反的意见时，才是合适的。对于这些不同的讨论意见将要如何判断应交由读者自己完成；或许，这些不同的观点综合起来能对读者补充和完整理解所讨论话题起到帮助的作用，目的在于让读者自己在对话形式里得出那些对反对意见的反驳；不同观点必须表达得清晰、透彻，从而达到真正的戏剧化——确实是两种声音在进行对话。如果没有上述的目的，那这种对话就仅仅是耍贫嘴闲聊而已——通常都是这样的情形。
讨论和比较别人曾说过的东西对我们获得对事物的洞察不会有特别的帮助，对丰富我们的知识也不会有怎样的影响，因为这样做不过是把水从一个容器注入到另一个容器罢了。只有通过自身对事物的思考才能真正意义上充实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和洞察，因为只有事物本身才是近在眼前、能够随时为我们提供认知的活源泉。所以，看到那些一心一意想要做哲学家的人总是那样一意孤行地走在第一条路上，总是纠缠于某人曾说过的这样或那样的话，某人的意思究竟是这样还是那样，而对于第二条途径却好像一无所知——这的确让人百思不得其解。这种人也就好比把旧瓶子一次次重复地倒转过来，生怕遗漏最后的一滴水，而对于脚下潺潺而过的活水却无动于衷、视而不见。这就很清楚地暴露出这种人的无能，这也是在告诉我们，他们那貌似独创、深刻和煞有其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些想通过熟读哲学史而成为哲学家的人，其实应该从其阅读过的哲学史中认识到：哲学家就如同文学家一样，只能是天生的，而且，前者比后者更为稀有。
有关哲学的奇怪和糟糕的定义是：哲学是一门由纯粹的概念构成的学问。甚至连康德也作出这一定义。其实，我们所拥有的概念正是我们收藏从直观认识那里借来、乞求得到的东西的器具，而不是什么其他的；直观认识也是我们一切深刻认识的真正永不枯竭的源泉。所以，真正哲学的形成不可能依靠编织抽象、纯粹的概念，而要以我们对外在及内在世界的观察和经验作基础。想在哲学里做出真正的成就不可能像人们经常做的那样仅仅是对概念的组合。我们当代的诡辩主义者，像费希特、谢林之流，尤其习惯于玩弄这一手法，而黑格尔在玩弄这一手法上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道德理论上熟练运用这一手法的佼佼者当属施莱尔马赫。哲学也同艺术和文学很像，其源泉在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直观把握。再者，人们就算抬起头始终不看地上，但他们都是有心有脑的，因而不可能在世事发展中一直保持冷血，而不投入行动、感受不到完全、彻底的震撼。哲学本身不是一道算术题，相反，就像伏维纳古曾正确无误地说过的：“伟大的思想源自我们的心。”
狡黯和机警或许能使人具备成为一个怀疑论者的能力，但却无法造就一个哲学家。不过，哲学里的怀疑论就好像是国会中的反对派，两者同样是有益并且是必需的。怀疑论的产生在于哲学没有办法像诸如数学那样能让人对一切都清楚明了，这种情形就和人无法像动物那样仅仅依据本能直觉做事一样。而动物的本能直觉就好像数学，都是先验确实的东西。因此，针对每一个哲学体系，怀疑论者始终是站在天平的另一边，但怀疑论的分量与它的对应物相比，到底是微不足道的。它也不会真的有多么大的杀伤力，就像硬要把一个圆圈弄成方形，那两者的面积毕竟还是差不多的。
如果我们知道一些事情的同时，又承认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那么我们的所知就有了双倍的分量和价值。这样一来，我们知道的东西便不会招致别人的怀疑。但如果我们非要称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为知道，就像谢林哲学的拥戴者做的那样，这种情形就无法避免了。
发自于对事物的客观以及直观认识，并以符合逻辑推论的方式所表达出来的世界观不会是完全错误的。这样的世界观至多不过是失于片面而已，例如，绝对的唯心主义、彻底的唯物主义等。这些世界观都是正确的——其中各有各的正确。所以，在每一种这样的世界观里包含的真理都是相对的。亦即，对世界的那些各自不一的把握只是在基于某一特定的立场、特定的角度的时候才是正确的、真实的，就和同一幅画所展现出的风景只是出于某一审视角度是一样的。若我们站在高于此类体系立场的角度来审视事情，那么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些体系揭示的真理也只是相对的，也就是说，是片面的。只有将最高的、把一切一览无遗的因素一并考虑进去的审视角度才可以给我们带来绝对的真理。据此，如果我们把自己视为大自然的产物，这一产物不过暂时存在并终将归于完全的毁灭，就像圣经《传道书》中所说的那样，那么，这一说法就是真实的；但那种认为过去存在和将来存在都集于我身，除我之外一切皆是空的观点同样也是正确的。同理，如果我的想法像阿那克里安那样：最大的幸福在于享受现时此刻，那我也是正确的；但倘若我从虚无和痛苦中看到其有益的特性，或从一切的快感享乐中认清其危险和空虚的本质，并把死亡视为我存在的目标，那我的这些观点在此时也是正确的。
所有这些观点之所以真实、正确，其原因就在于每一个符合逻辑的推理、前后相一致的观点都只是通过我们对大自然的直观把握和客观了解用概念的形式承载和固定下来。而大自然，也就是我们的直观之物，是从来不会说谎的，也不存在自相矛盾。因为大自然的本质就是排除这些东西的。因此，一旦在我们的思想中出现有违真实与现实情形互相矛盾的地方，就说明了我们的思想并不是出自对大自然的客观把握。
乐观主义就是违背现实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与此相比，我们对大自然某一客观的把握很有可能是片面和不完整的，但它只需要补足，而不需要辨正和推翻。
对于自然科学取得的长足进步，人们总是在责备形而上学的进展过于缓慢。甚至伏尔泰也慨叹：“我们在形而上学方面的进展和古代克尔特人的巫师时期差不多。”（《形而上学杂论》）但试问又有哪一个学科像形而上学那样面对的总是拥有职权的对手，总是遭受强劲的阻力？这些是国家特殊派谴的检察官和全副武装的国王卫士——后者时刻准备向手无寸铁、毫无还手之力的形而上学扑去。只要形而上学仍受到威胁，就依然要被迫委曲逢迎那为照顾大众低智商理解力而设定的教条，形而上学就永远无法显示其真正的能力，就永远无法迈出大的步伐。我们是先被别人捆住了手脚，之后就因为无法施展拳脚而遭受别人的奚落
宗教把人们探求形而上学的能力夺走了，一是通过早年向人们强行灌输教条来扼杀这种能力；二是对人们自由和不带任何偏见地表达形而上学的观点进行禁止，或是对此加以种种避讳。就这样，那些对至关重要、最有乐趣和关自己存在的事情的自由探索就被直接禁止或被间接阻挠了；另外，人们的能力也因受到严重的损害而从此再也无力去探寻这一门学问——人们最卓越的能力就用这种方式被禁锢起来了。
要让自己容忍那些与己相反的观点并耐心对待别人对自己看法所提出的异议，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也许就是牢记这一点：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经常对同一审视对象连续变换截然相反的看法？我们不也是会在短时间之内抛弃某一看法，而后又重拾这一看法，最后却又接受了与此看法相反的观点吗？这个对象在不同光线的映照下会显现出不同的样子，我们由此而相应改变自己的观点。同理，在我们发表与别人看法相反的意见时，这一说法是最能争取别人好感的，“我以前持有的想法与你一样，但现在……”等等。
某一谬误的学说，不管是因其观点有误，还是出于人为的别有用心，其实都是只为某一特定形势所用。因此，这一学说只会流行于某一段时间。只有真理才是永远不过时的，哪怕这一真理曾在某一时间内遭到误解或扼杀。原因非常简单，只要从人的内心生发出一点点光明，从外在吹进一点点自由的空气，那就会有人站出来宣扬或保卫这一真理。也就是说，真理的目的并不是为某一党派服务的，因此，具有头脑和思想的人就随时会站出来宣扬和维护真理。真理就像是磁石，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始终指向某一确切的、绝对的方向，而谬误的理论学说就好像是指路牌子——它的任务是指示另一块指路牌的方向，一旦缺失了后者，那么这一块指路牌也就会失去它的一切意义。
通常来说，对我们发现真理有妨碍的不是事物引诱人犯错的虚假外表，也不是我们悟性不足直接所致，而是由于我们那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偏见——那些虚假的先验之物——与真理相对抗。它们就像是逆风把船只吹向与陆地相反的方向——对此，船橹和风帆都是无能为力的。
歌德的《浮士德》中有两行诗句：
我们必须流下汗水
才能真正拥有父亲留下的遗产。
下面是我对这两行诗所作的评释。我们自身经过努力且独立发现的某一真理——尽管这一真理前贤早已发现，但我们事前对此并不了解——对于我们来说有着十分巨大的价值和作用。这是因为我们更明白自己的想法，而不只是从书本或别人那里学到的东西。当我们这么做之后又在那些前贤的著作中发现了相同的说法时，由于与已被大众承认的权威说法不谋而合，自己的正确观点就在无意中获得了证实。由此我们就会增强对这一真理的信心，并且能够更加坚定地捍卫这一真理。
相比之下，如果我们最初是在书本里看到某种说法，再经过自己的思考得到了相同的结论，那我们永远也肯定不了这道理到底是经过自己的思考、判断而得的，还是只是重复地说出、跟随着别人的感觉。事实到底怎样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是后一种情形，我们就可能会受到影响，到头来也许只是与前人一道得出了错误的见解，就像流水会很容易顺着此前流出来的水道前行。如果是两个人独立进行运算却得出同样的结果，那这个结果就是可靠的；但如果一个人只是负责检查另一个人的计算过程而已，那情形就不一样了。
当我们向外部审视时，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是无法预测的世界和数不胜数的造物，而我们个体的存在好像就缩小为无物了。在着迷于事物庞大数量和宏大规模的同时，我们会推而论之，认为只有着眼于外在的，也就是客观的哲学才是对的。对此古老的希腊哲学家甚至不曾存有一丝怀疑。
比较而言，当我们审视内在时，我们首先就会发现每个个体其实都只是对自身感兴趣；每一个体更多时候太把自己放在心上，而不是除了这些之外的其他东西。这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直接地认识自己，而对于其他一切，他却只能是间接了解而已。此外，假如我们承认：具有意识和认知之物只能是个体，不具有意识的东西则只能间接的存在，那么，所有真正和真实的存在只能属于个体。最后，当考虑到主体是客体的条件时，我们可以这样推论：这广阔无垠的外在世界只因认知之物的意识而存在；这一外在世界由此是与个体的存在——这个世界的支撑物——绝对地关联在一起。在这一意义上说，这个世界的存在就可以被看成只是个体意识里面的布景，是印在个体意识里面的内容。如果上述这几点我们已经考虑到了，那我们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能够审视内在、由直接给予的主体这一点出发的哲学，也就是自笛卡尔以后的哲学，才是走对了方向的哲学；古人却常常忽视主要的东西。但要完全确信这一点，还需要深入自己的内在，把对本源的感觉——这种感觉存在于每一认知物——引入我们的意识。每个人——哪怕这个人多么微不足道——都能在自己质朴的自我意识之中发现作为最实在之物的自身，而且，在这自身中，他必然认出这个世界真正的中心点；他的自身确实就是一切现实性的本源。这种原初意识会说谎吗？最能表达这一真理的就是《奥义书》中的一句话：“我就是万物，除我之外，没有其他；一切都是因我而起。”当然，此类看法会过渡到光明主义，甚至会到神秘主义。这是观察内在得出的结果，而将目标投向外在的审视则要告诉我们：我们存在的结局不过就是一堆白骨。
了解哲学的分类对哲学的表述十分重要。以下所述是从自我的角度出发对哲学分类的看法。
虽然我们的经验是哲学探究的对象，但哲学和其他学科不同，不会探究特定某一类经验。哲学所要探讨的对象是总体的、普遍的经验自身；我们在处理这些泛泛的经验时，凭借的是这些经验的范围和可能性、它的主要内容、内在以及外在的构成要素、还有它们的实质和形式。据此可知，哲学当然是以经验为基础，而不是出自于引申和玩弄纯粹、抽象的概念。关于这一点，我在著作中已经作了详尽的说明。既然哲学要面对和处理的是经验的素材，总体和普遍经验来显现自身的媒介以及其形式和特质。就成了哲学首先必须考察的对象，这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经验赖以显现自身的媒介就是表象功能、认识力，也就是智力。由此可知，任何种类的哲学都必须首要考察其认知功能及其形式和法则，以及这一认知功能在哪些方面适用和在哪些方面存在局限。这种考察因而成为了哲学的头等问题。这样，我们的考察就可以分为：（1）对原初和基本表象，亦即对直观表象的考察——人们把这一类的考察命名为认识论；（2）对派生的表象，亦即对抽象表象的考察——包括这些抽象表象的形成和应用所应遵循的法则，也就是逻辑，或称之为理智学说。这泛泛的一大类考察总括了，或者可以更精确地说，取代了前人所说的本体论。本体论学说出现的目的是为宣讲总体事物的普遍性和基本特性。此前，人们因为已经具备了表象功能，所以就把同自己表象功能的形式、本质相符合并已经为自己所把握的事物的存在，看成自在之物的本质。这情形就好像透过一块玻璃看东西，然后就把属于这块玻璃的颜色归于被看到的东西。
沿着上述考察继续深入研究的哲学就是狭义上的形而上学，因为这种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不仅仅只是让我们认识眼前看到的存在物，也就是大自然，并且把这一存在物的各部分依照其次序联系起来，从总体上来考察；而且更进一步，将这一存在物看成某一既定的、有条件的现象——在这现象的背后却隐藏着有别于现象的某些东西，也就是自在之物。这类形而上学所要寻求的就是了解自在之物，为达到这个目的所采用的手段有：（1）把外在和内在的经验相结合；（2）发掘各现象的含意和这些现象相互之间的关联，由此认识整体的现象。这就好像为解读我们不认识的文字文章而去琢磨、研究里面的神秘字词。遵循这种探究方向的哲学从现象出发，至发现隐匿在这一现象背后、产生这些现象的本质为止，也就是在探索自然、物理之形以外的东西。因而这种形而上学又分为三类：大自然的形而上学；美的形而上学；道德伦理的形而上学。
不过，我之所以如此划分这一类哲学，是由于我已经有了这种形而上学来作前提：它表明现象的内在和最终的本质以及自在之物都存在于我们的意志。因此，通过考察意志在外在世界的显现，我们就能探究出意志在内在直接的、完全不同的显现；由此这种探究也为我们带来了道德伦理上的形而上学。在道德伦理上的形而上学发展出来之前，人们就已经考察了如何去完美、纯粹地把握意志的外在或称为客观现象，而由此生发了美的形而上学。
理性生理学或灵魂学说是不存在的，因为康德已经对此作出了证明，灵魂是超验的，对于作为超验之物的灵魂进行假设，是无法证明、亦是欠缺根据的。因此，“灵魂和大自然”这个矛盾的说法就留给菲利斯丁人和黑格尔之类的人好了。想要了解人的自在本质就只能结合所有事物——即这个世界——自在本质。因此，在柏拉图的《菲德洛斯篇》中，柏拉图使苏格拉底将这一问题以否定的形式提了出来：“你觉得在不清楚整个宇宙的基本本质前，有可能恰当地了解灵魂的基本本质吗？”这也就是说，宏观宇宙和微观宇宙间互相诠释，并且以此来证实两者在本质上属于同一物。这种考察方法将人的内在本质密切联系起来且贯穿于形而上学的各部分和整体。因此，形而上学不会被当成心理学而单独分离出来。比较而言，作为经验科学的人类学（或人种学、人体构造学）却可以成立；不过，这一学科一部分是生理学和解剖学，一部分是单纯依靠经验素材的心理学——想要获得这方面的认识，就得通过观察人的道德、智力表现、人种的特性以及在这些方面人们所表现出来的个体差别。但是从这些现象中筛选出那些最重要的东西来作为经验的素材和对它们加以处理则是上述三种类型的形而上学必然的任务。余下来的素材就要求处理这些素材的人细心地进行观察并作出具有一定思想深度的阐释，而且确实是从更高级的角度对这些素材加以考察、审视——我的意思是说，处理剩余的形而上学素材只有高智力的人才能够胜任。正因为这样的缘故，只有在思想卓越的人写出的文章中，才能欣赏得到他们对于那些剩余下来素材的观察和阐释。像这样的作者有柏拉色斯、蒙田、拉布耶尔、拉罗什福科、爱尔维修、尚福尔、艾迪逊、萨伏斯伯里、利希腾贝格、申斯通等等。但我们在哲学教授所编撰的教材里面却找不到见解和阐释，因为这些人不具有思想并因而憎恨思想。
智力对于内在的意识世界就好像是光对于外在的物质世界。这是由于智力与意志的关系，也就是智力与生物机体的关系（这里生物机体不过是意志的客观显现）跟光同可燃物和氧气的关系大体上是相同的（光是由可燃物和氧气相结合的产物）。而且，正像是光越能够与燃烧物所发出的烟相分离，那么产生的光就会越纯净，同样，智力越能与生发智力的意志相分离，那智力就会越纯粹。我们甚至可以进行更为大胆地比喻：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生命，就是一个燃烧的过程，在燃烧的过程中产生的光就是智力。
每一个声称不用任何预先假设的哲学方法都是空谈、大话。这是因为我们总是在把某物当成是既定之物接受且承认下来之后，才能从这一既定之物出发。因此，有这样一个说法：“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这一地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是人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缺少的前提条件，对于从事哲学探究也是一样；因为就如同我们的肉体不可能在虚空、以太之中自由飘浮一样，同样我们的精神思想也难以做到这一点。但是，从进行哲学探究的始发角度，也就是暂时以某一既定之物为立足点，在以后必须要获得合理证实和补足。也就是说，这个始发角度既可以是主体（主观），即从自我意识、头脑中的表象以及意志出发，也可以是客体（客观），亦即在其他的头脑意识中也会出现的东西，也就是说，外在的客体、现实的世界、大自然、物质、原子，甚至是上帝或纯粹随意想象、设计出来的概念，如“实体”、“绝对”或其他种种。无论我们要采用何种审视角度，为了平衡、补足这一审视角度的偏颇之处及合理证实我们预先已认定的假设，我们必须在作一番探讨之后变换审视的角度、立场；然后，从变换了的相反立场及角度出发，引申和推论出从一开始我们就视为既定的假设。这另一番的议论是对原先既定的观点的补足。这就是卢克里修所说的“事物互相之间的阐释”。
例如，我们就像贝克莱、洛克所做的那样——从主体出发审视事物，而康德，在这一审视方法的运用上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其直接的本质而使这种考察方式具备了一大优势。但由此而获得的哲学却有其一定的片面性、且不是完全得到证实的——除非我们用这一方式把哲学这一片面性补充完备：也就是说，将与这一哲学引申出来的观点相对立的立场、角度变为我们重新审视的出发点，由客体引申、推论而得出主体，就像此前我们由主体引申、推论出客体一样。我为康德的哲学作出的补充完备的工作大致上是这样的——这见于《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的第2卷
第22章和《论自然界的意志》中的《植物的生理学》。关于这些论述，我是从大自然的外在出发，对智力作出了推论。
如果现在反过来，将客体作为审视的出发点，把我们周遭的众多事物，诸如物质以及在物质层面上显现自身的各种力作为既定之物，那么整个大自然就进入到了我们的审视范围之内，这样一种审视方法给我们带来了纯粹的自然主义，对此我认为更加确切的名称应是绝对的自然物理学。这是因为在这种审视方法中被看成是既定之物，也就是绝对的现实之物，依据我们普遍的理解，其内容是大自然的各种法则和自然力以及自然力的载体（物质）。但若对这一既定之物专门进行一番考察，我们就能清楚，这一既定之物就是浮游着难以胜数的恒星以及围绕其运转的行星的无限空间。我们得出的结论就在这空间中，不过就是要么发光、要么反光的星球；在反光星球的表面，由于腐败程序作用的原因，生命得以产生和发生演变，而这就带来了呈现梯级差别的有机生物体；这些生物体以个体的形式出现，遵循着那些控制生命力的大自然规律，经由繁殖和死亡在时间上有它的起点与终点；而那些规律和法则就构成了现有的、生生不息的各种秩序，没有始点和终点，也没有一个解释的理由。在呈阶梯状的有机生物系列中，最高一级的占据者是人类，人类的存在与其他生物一样都有其开始的时间。在一个人的一生之中，有着许多的、很大的痛苦，但得到的欢乐却很少；然后，也像所有其他人一样，生命就到了终结的时候。在这些都完结之后，一切又归于原位，就如同这个人从来都不曾存在过。指导我们以这种方式探索并且扮演哲学角色的绝对自然物理学向我们这样解释：因为那些绝对存在并且有效的大自然法则的作用，总是一个现象产生或取代另一个现象；在此过程中，所有事物都是自然而然地发生，因此所有事物也是完全清晰、可以理解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套用费希特的口头禅来形容被如此解释的世界——费希特站在哲学教授的讲台上，面对他的学生们表现得一脸严肃、语气中带着强调的意味在尽情发挥他戏剧表演才华：“因为是这样，所以是这样；之所以是这样，就是因为它是这样。”所以，从这一审视角度看来，那些对这个世界这样清楚的解释仍感到不满足、并试图在完全想象出来的形而上学中寻求其他解释的人，根本就是头脑中荒诞的想法在作怪；这些人还妄想从杜撰的形而上学中重新找到伦理道德赖以成立的基础！而那些伦理道德因为不能经由物理学奠定起来，就乞求于形而上学的天方夜谭！物理学家们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而用明显鄙夷的神情，站在高处打量着形而上学。但是，这种完全从客体角度出发的哲学探索无论怎么志得意满，它审视角度的片面性和角度变换的必要性迟早都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机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认识的主体以及认知官能或迟或早都要成为被考察的对象，因为世界首先是通过认知功能而存在。例如，基督教神秘主义者称人的智力为“自然之光”，并且认为人的智力在验证更高一级的事情时，毕竟是力不从心的。这种看法形成的基础是这样的：一切自然物理的知识，其有效性只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不是像当今那些理性主义者所认为的是不带条件的。就因为理性主义者认为人的知识不带有任何先决条件，所以，他们对基督教的深刻、神秘之谜表示藐视，情形就如同物理学家藐视形而上学。例如，理性主义者认为原罪的教义只不过是一种迷信，他们那世俗男人的见识、智力让他们很高兴地发现：没有人需要为别人在六千年前犯下的过错去负担什么责任。这是因为理性主义者放心大胆地遵循自己的自然之光，并且一本正经地认为：他们那戴着睡帽的爸爸在四十或五十年前使自己成孕、他们的妈妈把自己平安生下来之前，他们是绝对和纯粹的无；然后，从那一刻起，他们开始无中生有。正因为这样，他们可以不为任何事负责。什么罪人、什么原罪，全都是胡说八道！
这样，就像我已经说过的，沿着客观知识的道路推论和思辨的人迟早会在各式不一的前路上察觉到事有蹊跷。这时人们就会发现：一切从客体方面获取的知识，都是在信赖人的智力前提下进行的，不过人的智力有其自己的形式、功能以及呈现事物的方式；因此，所有这些知识完全是受智力特质条件的制约。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变换审视角度的必要了，放弃对客体的专注，而转向对主体的考察。也就是说，在这之前，智力以其十足的自信构建了整套教条，放心大胆地对世间万物以及一切的可能性作出先验的判断；现在，这一智力本身却成了我们要检查的对象，现在它的权威性必须接受检查。考察方法的改变首先带来的是洛克的哲学，随后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最后，人们有了这样的认识：自然之光只能是从内在投向外在；如果需要把这种光返过来照明自然的内在时，它就变得无能为力了。智力的光芒并不能直接驱赶笼罩内在的黑暗。只能经由上述哲学家采用的迂回、折射的手段，并且要花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在智力光线折射的帮助下，获得和智力本质、智力运作原理有关的间接资料。在此之后，我们的智力才清楚地了解到：智力的最初任务只是在于把握事物之间的关联——对于为意志服务的目的来说，这些已经足够了；所以，智力在本质上就是投向外在的，并且，整个过程中，智力也不过是作用在表面的力，像电力一样。换句话说，智力把握的只是事物的表面，却不能深入事物的内在。因此，智力没有办法从根本上理解和看透显现出来的现实客体事物，哪怕是这些事物中最微小、简单的一样东西。不管是单个事物还是整体的事物，其所包含的根本道理对于智力来说仍旧是一个不解之谜。通过这种方式的考察，我们的认识会更深一层，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唯心主义。这也就是说，唯心主义的观点认为：这个客体（客观）世界及其秩序，依据我们的智力及其对运作的理解，它的存在并不是不带条件的，因此属于自在的存在；这一客体世界是通过我们头脑功能的作用而呈现，因此，它首先存于我们的头脑之中；所以，通过这种智力的形式而呈现出来的客观存在就只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它不过是现象、外表而已。在未获得这一见解之前，人们探求自己存在的依据，并将自己的认知、思考和经验遵循的法则假设成纯粹客观之物，是绝对的、自在、自为的一种存在；而单单只是这些客观法则和规律的缘故，人自身及一切其他事物才得以存在。现在，反过来人们认识到：自己的智力和自己存在的原因，其实就是所有那些规律、法则以及从这些规律、法则中引出的事物的先决条件。由此人们也最终明白了：时间、空间、因果律这些他们已经很清楚的观念性的东西，现在必须让位给另一种事物秩序，它与大自然秩序完全不同，大自然的秩序不过是那另一种存在秩序的结果或是象形文字而已。
就如我在《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说过的，那些显而易见的事物和道理是经由我们的直观，而且，任何确切、真实的领悟都是这样。所有语言都有的无数比喻方式——它们都在致力于将抽象的事情还原为可以被直观的事物——都证明我的说法是正确的。这是因为仅仅依靠对事物纯粹抽象的概念并不能使人们获得真正的领悟，虽然我们可以用抽象概念来谈论这些事，就好像有很多人都以这种方式大肆谈论许多事一样。事实上，有一些人在谈论事情的时候甚至连概念都不需要，他们只需搬弄字词，例如用一些学来的专业或技术用语，就足够应付了。相比较而言，想要真正明白某样东西，我们就必须先从直观上把握它，然后在头脑中获得一幅清晰的图像。如果可能的话，这里的图像要直接取自现实本身；如果这很难做到，那这项工作就需要交由想象力去完成了。甚至那些过于宏大或者过于复杂、我们很难彻底看清的事情，也必须在我们的脑中留下某些可被直观的部分或者某一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明白这些事情的话。假如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我们至少要尝试着通过直观图像或者明喻来达到目的，因为直观的确就是我们认知的基础。这个道理也同样反映在我们处理庞大数目和只能运用这些数目来表达巨大间距的时候，例如，研究天文学的时候——此时我们确实正进行着抽象的思维。这些数目的含义并不会被我们真正和直接地理解；它们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比例上的概念。
但是，哲学家与其他人相比更应该从直观知识——一切知识的源头——去汲取素材；哲学家的眼睛应该永远关注着事物本身，让大自然、世事以及人生成为他的思想素材，而不是书本。并且，他必须将所有流传下来的、现成的概念放在自然生活中去检验、核实。因此，他不可以把书本看成是知识的源头，书本不过是他的辅助工具而已。这是因为那些从书本获取的知识不过是经过他人之手的二手货，并且，这些知识某种程度存在着失真、歪曲的现象。它们只是事物原型——这一世界的反射或是影像；并且，反射事物的镜子通常来说很少是完全干净、无尘的。相比较，大自然现实却是从来不会说谎的；对于大自然而言，真理就是真理。所以，哲学家须以大自然为研究的对象，亦即，大自然清晰、显著的特征和它主要、根本的特性生发出哲学家需要琢磨的问题。这样，哲学家所要考察的课题就是大自然中普遍和重要的现象，也就是那些随时、随处可见的事物。他应该把专门的、特定的、稀有的、细微的抑或转瞬即逝的事物现象都留给动物学家、自然科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关注的是更为重要的事情；这个世界的整体、本质和根本真理是哲学家所要追随的更高目标。所以，哲学家不可以同时纠缠于那些微小的事情和琐碎的细节，就如从山巅审视全景的人不能同时考察、断定谷底生长的植物一样——这些工作应该留给在那里研究植物的人。一个人如果将全身心都投入到某一专门的学科分支里去，虽然是出于对这一工作的热爱，但对所有其他的事情也就肯定是漠不关心了。这是因为将全副力量奉献给某一个专门领域的前提条件就是对其他事情一无所知，这就像如果要和一个女人结婚就必须放弃所有其他的女人。据此，具备出色头脑的人是不会完全献身于某一专门的知识分支的，因为他们所关心的是对于整体事物的认识。这些人不是士兵长，而是统帅；不是乐器演奏者，而是乐队指挥。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不会置整体事物于不顾，而局限于去精确了解这个整体事物中的某一分支、领域，及其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联，并以此得到满足。具有伟大思想的人会把目光瞄准在事物的整体上，将他的全副精力都投入其中——在世界的普遍方面，没有任何一件事对于他来说是陌生的。因此，他不能把自己的一生都只消磨在某一个学科分支的微小细节上。
在长时间凝视某一物体之后，眼睛就会变得迟钝且看不清这一物品。同样，对一件事情花太长时间去苦思冥想会使智力迟钝，也会无力琢磨以及把握其思考的对象。在这两种情形之中被凝视和思考的事物都会变得模糊、混乱。此时，我们就要将事情暂时放下，待到重新凝视和思考时，我们就会发现清晰的轮廓又重新展现出来。所以，柏拉图在《会饮篇》中的说法——即苏格拉底有一次在思考突然想起的问题时，如同雕塑一般呆立二十四小时不动——不但“不是真的”，而且，我们还可以补上这样一句：“这种杜撰实在不怎么高明。”从智力需要得到休息的这一事实，我们便可以解释为何在间隔一长段时间以后，当我们以全新、陌生的眼光，不带偏见地去重新审视日常世事进程时，其中内在的关联和含义就会异常清晰、纯净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事物由此而变得简单、明了；此时我们就会无法理解为什么这样清楚、明白的事情却不为时刻浮浸其中的人所注意。像这样的清晰时刻因此可以比喻为“灵光闪现的瞬间”。
从更高的意义上说，就是在灵感突发的时候，连同其带来的短暂的才思和光明，都只属于天才的“闪亮瞬间”由此，我们可以说天才与疯癫其实只是一层之隔。但理性之人的理智其实也只在“闪亮瞬间”才会真正发挥作用，因为理性之人也并非时刻都是那么理智。同样精明的人也不是在所有时间都能保持精明；甚至满腹经纶的人也并不是在每时每刻都能够引经据典，因为他有时候也没有办法想起那些本来很熟悉的东西，并将这些东西有条理地联系在一起。一句话，“没有人能够总是理智的”。所有这些仿佛告诉我们：我们的脑液有其特定的潮汐时间，或者说，脑纤维也有其张、弛之时。
但是，正当脑液涨潮之时，如果一些新奇、深刻的见解不期而至，由此而提高了我们想法、念头的活跃度，那么对事物的直观就是引发这些的诱因。直观见解是伟大思想的根源和基础。因为对于不少人来说，字和词可以唤起思想以及看法，但对于我们而言 ，字和词只会引发直观图像而已。
我们一旦有了具有价值的、属于自己的思想，那一定要尽快将它们记录下来。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我们经历过的事情还会不时地被我们忘记，那我们所想过的东西会被我们遗忘就更是家常便饭了。思想是不会随着我们的意志呼之即来的。而是要选择在它们愿意的那一刻降临。我们最好不要记录下那些从外在现成就可以得到的、我们只是学来的或是只要翻书就能重新找到的东西。亦即，不要仅仅是做文学、科学著作的摘录，将这些东西完全抄写下来其实就等于是将它们付诸遗忘。我们对待记忆力，应该严厉、苛刻一点，这样，记忆力才不至于忘记服从我们。例如，在我们想不起来某一事实、某一诗句或某一字词的时候，不要去翻书找它们，而应该将回忆的任务交由记忆力来完成；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监督它、定期催促它，直到它完成任务为止。我们为回忆起这些东西花费的时间越长，那些回忆起来的东西在将来就越会牢牢地黏附于我们的记忆中。我们花费了如此多的精力才将那些东西从记忆深处找回，在以后需要的时候就会更容易听我们的吩咐，而借助于某一技巧方法死记东西的记忆之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认为自己的聪明更甚于记忆力，因此，我们就把本来是后者履行的职责交由前者来完成。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那些难记住的东西换成容易回忆起来的东西；这样的话，在将来的某个时间，我们就可以再度将后者变换成前者。但是，记忆术和自然的记忆力就好像假肢与真肢，并且，和其他事物一样，诠释了拿破仑的这句话：“非天然的东西往往是有欠完美的。”在一开始的时候，借助于记忆术记住那些新学来的字词或是事实，直至它们融入我们天然、直接的记忆里去，这是不错的办法。这就好像我们有时不得不暂时借助于拐棍一样，我们的记忆是怎么从琳琅满目、五花八门的储存库里找到我们每次需要的东西；这个时而漫长、盲目的搜索在这之后究竟是怎样自动展开；为什么需要回忆起来的东西在一开始时常常是遍寻不获——在很多的时候，即使我们已经发现了某一相关的细小线索——但却在几个小时或几天以后自动、没由来地在某一瞬间出现，就像是有人悄悄地告诉了我们——这些对于我们当事人来说就是一个神秘的谜。不过，这一点在我看来似乎是不用怀疑的：要记住和处理数量如此之大、种类如此之多的记忆素材，记忆力那神秘的、精致的、细微的运作过程是永远不能被有意识的、人为的运用类比技巧所取代。借助这些人为记忆技巧的时候，天然的记忆力必须一直是记忆过程的原动力；因此，我们的记忆力就必须要记下两样东西，即记号和记号所代表的东西，而不仅仅是一样东西。不管怎么样，记忆术这种人为的记忆只可以帮助记下相对很小的一部分东西。总的来说，事物是以两种方式存在于我们的记忆中：（1）我们刻意的死记硬背；如果要记住的仅是一些字词或是数字，那我们就不妨暂时运用记忆术的技巧；（2）因事物对我们造成了印象，我们不用做任何努力就能自然而然地记住它们，这些事情确实可以称为“难忘”。正如创伤不是当下，而是在稍后才让我们感觉到痛楚，同样，很多事情或许多读过、听过的思想都会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但这种深刻程度我们在当时不一定能马上意识到。但之后，这些东西一次又一次地重现脑海。结果就是我们已经对这些事情或思想达到了无法忘怀的地步；它们已经渐渐地融入到我们的思想体系之中，并能够适时地出现。很显然是由于这些东西的某一方面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但我们的心灵对于客观的东西必须要有强烈的兴趣，对见解和知识抱有深深的渴望，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许多学究有时会对自己本行的学问显示出令人诧异的无知，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对这些学问和事物缺乏客观兴趣；这样，同这些学问、事物有关的发现、洞察和解释当然就不会带给他们生动、强烈的印象；他们也就没有办法记住这些东西。原因大概可以这样说，这些人不曾对其学习的东西怀有挚爱，他们只是被迫性地从事这些工作。如果一个人客观感兴趣的事情越多，那么自发地留在记忆中的事情也就会越多。因此，在年轻的时候，事物的新奇感就提升了人们对这些事物的兴趣，年轻人能够记住的事情也是最多的。记忆的第二种方式较之第一种方式更为扎实可靠，并且，它会自动为我们选择重要的事情，即使这些重要的东西对于一个顽固不化的人来讲，只是局限于个人的俗务。
我们思想的特质（思想诉诸形式的价值）发自于内在，然而思想的方向，亦即其处理的素材，却是外在的。这样，我们在某一时刻所思考的内容其实就是两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产物。所以，客体事物和精神智力的关系就好像是琴弦拨子和弦琴的关系。正是这样的原因，相同的景象在不同头脑中却能够引发出千差万别的思想。在精神智力处于花季，思想能力达到其顶峰的时候，恰逢脑髓最高度集中于其活力的一刻，那目光所及之物都会向我们透露其内在的深意，一系列值得记录下来的思想也就由此产生了。但随着年月的递增，尤其是随着活力的衰减，上述那些类似时刻就会越来越少，因为客体事物虽然是琴弦拨子，但内在精神实质却是弦琴。这一代表精神智力的弦琴能否调校至发出最和谐、响亮的声音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的头脑中反映的世界的差异。正好像是这一精神的弦琴受制于个人的生理以及解剖学的条件，同样，琴弦的拨子也操纵在巧合的手中，因为这些偶然和机会给我们带来了我们头脑所要研究和思考的事物。但是，这些外在的事物主要还是由我们来选择的，因为我们可以——或者说可以至少部分地——决定去研究哪些外在事物和选择置身于何种环境。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多花一点心思，有目的、有方法地行事。洛克的精美小书《论对悟性的引导》中向我们提供了类似的建议。但是，对于有价值之物的严肃、认真、完美的思想却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呼之即来的。我们能够做的只是铺平道路以此迎接这些思想的到来，也就是将没有价值的、愚蠢的以及庸俗的念头拒于思想的门外，避免信口胡诌和昏话连篇。这样，我们就可以说：慎思、明辨事物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去思考那些无聊、乏味的东西。我们只需要为美好的思想敞开欢迎的大门，它们自然就会造访。因此，我们在空闲、没有事情做的时候，不要随手就拿起一本书，应该先让我们的头脑和思想安静下来。然后，一些好的想法、念头就会到来。里默在他写的一本关于歌德的书中曾说过一句很中肯的话：思想的到来通常是在散步或站立的时候，很少会是在坐着的时候。那么生动、深刻、具有价值的思想是否会降临总的来说更主要的不是取决于人的外在条件，而是内在条件。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涉及多个且其事物对象完全不同的同一类思想经常会快速、接二连三地交替出现，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同时涌现。在后一种情形中，这些思想就像是一个晶洞的水晶相互纠缠在一起。事实上，这种情形就与狩猎者同时看见并且追逐两只兔子相类似。
一般正常人的智力都是相当贫乏且有限的，意识的清晰度也很低——这能够通过事实看出来：尽管投进无尽的时间长河中的人生如白驹过隙一般；尽管我们的生存状况是如此的糟糕甚至窘迫，举目所见都是无以胜数的不解之谜；尽管许多现象另有一番深意，而在生命有限的时间里又完全不足以去探究这些意蕴——尽管这样，亦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持之以恒地探究哲学；只有少数人是这样做的——不，确切地说只有零星的、个别的人才会对事物进行哲学的思考，这些人也就是例外。生活在人生的大梦里的绝大多数人其实与动物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如果有不同，也就只在于这些人和动物相比多了对未来几年的预见以及筹谋而已。那种表现出来的对形而上学的需求从刚一开始上头就以宗教的手段打发了事，这些宗教无论是何种货色，对于这种需求都足以应付。或许还有比表面看上去要多很多的人在私下里探究哲学——事情的结果也对此作出了证明。我们人类的处境的确是困难并且尴尬的！在短暂的生活时间里，不乏操劳和困顿、恐惧和苦痛，然而我们却一点不知道究竟是何来、何往、何为；同时，各式牧师神父又反复大谈启悟，并且还威胁、恐吓不相信他们那一套的人。此外，人与人的相见、相交就好像是面具与面具的周旋；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就如面具甚至都不了解其自身。动物就是如此看视我们的，而我们亦是如此看视动物。
我们差不多可以认为我们一半的思维都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在没有明晰前提下就得出了某一结论。从下面的情形中就能推出这一事实。有时，某一事情发展的结果我们是没有办法预料的，精确地判断出这一事情对于我们的事务所产生的影响就更是我们的能力达不到的。即使是这样，这一事情仍旧使我们的心境受到了影响：我们的心情由此变得开朗或是忧郁。无意识的默想就是其产生的效果。无意识的思维在下面叙述的例子中有更加明显的表现：我对和某一理论性或是实际性事情有关的事实素材有了一些了解之后，就算我没有再想起此事，但经过几天以后，感觉意识里就会清晰地出现关于这件事情的结论，也就是这件事情的实际情况到底是怎样的，或者，这一事件的应对办法，等等。我究竟用怎样的方式得出这一结果我是不得而知的，就如同计算机运算的具体过程我是没有办法看见一样。实际上我们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思考。同样，在不久之前，我曾就某一题目写过一些东西，此后我就没有再考虑过这一问题。但有的时候，脑子里会突然冒出一些对这一课题的补充议论——而此前我可是一点都没想过这件事。与此相类似的事就是我连续几天努力去回忆某一忘记的名字，却偏偏在我完全没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突然回忆起这个名字，就好像是有人在我耳边悄悄告诉了我一样。事实上，我们那些最富内涵、最有价值、最深刻的思想会突然出现在意识中，就好像灵光在那一刻闪现；并且，这些思想经常会立刻就以连珠的妙句表达出来。很明显，这些全都是长时间的无意识思考的结果，以及经常在过去无数次直观领悟的结果——而它们作为单个、具体的领悟却早已被我们遗忘了。关于这个问题读者可以阅读《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我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我们似乎可以大胆地提出这个生理学方面的假设：有意识的思维是在脑髓的表层进行的，无意识的思维则发生在脑髓的内层。
生活过于单调就会产生乏味、无聊，这样，如果我们总体的认识和思想不能稳步加深，对事情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理解不能越来越清晰和透彻，那么要不了几年，无聊和乏味就会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这是人的成熟和经验得出的结果，同时，也是我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自身遭遇变化所致——因为经过这种变化，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处在一个全新的审视角度；从这个新的角度观察，事物那不为我们所知的一面就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就像看到了不一样的事物现象。所以，就算是我们精神的力量在强度上有所衰减，但我们仍然持续地“每天都能得到新的教诲”，同一事物不停地展现出其新奇的、不一样的一面。生活也就充满了一种不断更新、不断扩展的魅力。因此，梭伦的话就成了所有有思想的老人的箴言：“年纪越大，知识越多。”
此外，我们情绪、心境的许多变化也时刻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因为这些情绪变化的原因，我们所看到的事物每天都会处于不同的光线中。这种情形同样也会缓解意识、思想的单调状态，其作用方式就如同持续变换的日光照射在美丽的乡村：在那些层出不穷、变幻莫测的光线效应的帮助下，这风景让人百看不厌。所以，心境不同，平时我们熟悉的东西就会显现出其新奇的一面，由此引发出我们新的看法和见解。
一旦我们对某一事情有了坚定的看法以后，对于同样事情的新看法和意见都会被我们拒绝和否定——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些不同的意见有碍于我们已形成的整套自成一体的信念，扰乱了我们从自己的看法中获取的宁静；新的观点还要求我们重新进行思考，并且宣布自己在此前所作的思考和努力其实不过是竹篮打水。由此可知，纠正我们错误的真理就好像是苦口良药，并且，像苦药那样，不会在服用的当下就显现其疗效，只能是过了一定的时间以后才能发挥出效果。
所以，我们看到个人固执地坚持自己的错误，大众就更是如此：对他们既定的看法，纵使穷千百年的经验和教诲也不会发挥多大的作用。因此，某些受到人们普遍喜爱并被深信不疑的错误看法就这样每天通过数以百万计的嘴巴一再的重复。我收集一些诸如此类的谬见，我希望读者能作更多的补充：
①自杀是胆小懦弱的行为；
②不信任别人的人证明其自身就是不诚实的；
③有着卓越功勋的人和那些思想的天才，其自谦是来自于内心的；
④疯癫之人是最不幸的；
⑤哲学是无法学习的，但却可以学会研究哲学——而事实真相却恰恰与此相反。
⑥创作优秀的喜剧要比创作优秀的悲剧难；
⑦懂得一点点哲学会让人不相信上帝，懂得很多哲学却会使人信奉上帝（这个人云亦云的说法是培根首先提出来的）——是吗！真的是这样吗？
⑧英文“Knowledge is power”（“知识就是力量”）——完全是混账的鬼话！一个人可以很有知识，但却不会因此就能拥有丁点力量（或权力），另一个人很有力量（或权力），但却不会因此就一定能有知识。所以，希里多德正确地表达了和这相反的说法：“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懂得很多，但对事情却无能为力。”有时候，一个人的所知会让他拥有对付别人的力量，例如，他知道别人的隐私或别人不知他的底细，如此种种。但这仍不能够充分证实“知识就是力量”这一说法是正确的。
很多人还没有对这些说法作一番深思就相互间鹦鹉学舌，因为这些说法乍一听起来好像很有见地。
当我们旅行时就能察觉到大众的思维方式是多么的生硬、多么的僵化，和他们打交道是多么的困难。这是因为如果谁要是有幸与书为伴的时间比与人为伴的时间更长，那他就会以为知识、思想的交流很轻松、很容易，彼此心灵间的传达、回应很迅速。这样，他很容易就会忘记其实在现实的世俗人群当中的情形完全是另一种样子。最后，这个人甚至会认为他获得的每个深刻见解立刻就会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产。其实我们只需要坐火车旅行一天就会发现：不管我们身在何处，人们固守的某些谬见、歪论，他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以及衣着款式能够历经数个世纪，这个地方和我们在此前一天到过的地方有很大的差别。人们所操的地方方言同样也是这种情形。从这些，我们就能得出这样的判断：书本同大众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被认可的真理迈向大众的步伐是缓慢的——虽然这些步伐都是确实和肯定的。所以，以其传递的速度来说，除了智力之光，没有什么更难与自然之光相比的了。
所有这些因素让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众很少思考事情，在这方面的时间和练习都是很少的。不过，尽管大众可能会长时间抱住错误不放，相比较，大众却和学术界不同，学术界就像是每天改变言论风向的风信鸡。这已经算是一件很幸运的事了。否则，只要想想那人多势众的巨大群体将快速变换运动就够吓人的了，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大众一旦转换其行进的路线，一切就会被推翻、一切都将被卷走。
对知识的渴求，如果目标瞄准的是事物普遍的原理，那就可以称之为求知欲；如果渴求知道的东西是单个的、零星之物，那就应被称为“好奇”。小男孩大多会表现出求知欲，而小女孩则只表现出对个别的事情的好奇；小女孩在这方面的好奇心能达到让人吃惊的程度，而与此相伴的天真、无邪却常让人感到厌烦。女性的这种不去感知普遍原理、只关注于个别事物的特性在这一例子中已经昭示出来。
一副结构良好并因此具有细腻判断力的头脑拥有两大长处。其一就是在其所有看到过的、阅读过和经历过的事物当中，只有最有意味、最重要的东西才能吸引这种头脑，并自然而然留在记忆之中。将来某一时间需要的话，这些东西就能招之即来，而其他一些无关重要的则不要留下。这种人的记忆就如细密的筛子：剩下来的都是大块的东西；而另外一些人的记忆就像是粗眼的筛子：除了那些偶然的零星之物以外，一切都被漏掉了。有这种头脑的人的另一个长处同上述长处有着一定的关联，也就是：凡是与某一事物或问题性质相同、相类似的，或有着某种相关联的东西——无论这些东西的距离多么遥远——都会适时地在这脑海中出现。这是因为这种人抓住了事物的本质。
这样，尽管各种事物彼此之间的差别很大，甚至会截然不同，他们仍然一眼就能认出这些事物的同一原理和事物间的关联。
智力是以其强度（或深度）见称的，而不是以其广度。正因为这样，在这一方面，一个人可以大胆地和一万个人去较量一番；就算一千个傻瓜凑在一起也变不成一个聪明、理智的人。
挤满这个世界的那些庸常、可怜的人真正缺乏的就是两种彼此关系密切的能力，即判断力和拥有自己的思想。庸人在这两方面的缺乏程度甚至是那些不属于这类的人所难以想象的，也正因为这样，后一种人很难明确地意识到前一种人的生存是怎样贫乏和可怜，以及“愚蠢的人所饱尝的苦闷和厌倦”。而这两种思想能力的欠缺正是对那些在各国泛滥、被同一时代人称作“文学”的文字作品，它们的质量却非常的低劣，而真正的作品在面世时却总是遭受到厄运的非常合理的解释。所有真正的文学和思想作品都试图在某种程度上让渺小的头脑同伟大的思想间形成共鸣，这就难怪这种努力不会马上取得成功了。作者是否能给予读者满足，关键就在于作者和读者间在思维方式上是否形成共鸣。这种共鸣越完美，读者感受到的满足就会越大。因此，具有伟大思想的作者也只能被拥有非一般思想的读者所完全欣赏。这也就是平庸、拙劣的作者让有思想的人觉得反感、厌恶的原因。甚至与大多数人的交谈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真的就是无处不在的能力不足和不相协调。
既然谈起了这个话题，我想一并提醒大家：我们不应该只因为某一新奇和也许是真实的话或思想出于某本劣书或是某一傻瓜的嘴巴就贬低它的价值。这只是因为那本劣书窃取了这一思想，而傻瓜只会人云亦云——当然，这个事实会被隐藏起来。另外，有句西班牙谚语也这样说：“傻瓜了解自己的家甚于聪明人了解别人的屋子。”同理，每个人对自己熟悉的领域都比别人更加了解。最后，就像大家知道的，就算一只瞎眼的母鸡也会找到一小粒玉米。甚至连这一句话“没有思想精神之人其内在是一个谜”也是对的。所以，“就是园丁也常作出惊人之语。”
这样的事情也是有的：我们在很久以前曾听到过一个很普通、没受过教育的人说的一句话，或是描述的某一经历，对此我们很长时间都无法忘记。但是，我们会因这些东西出自于没有受过教育人之口就低估它们的价值，或将它们视为早就被人知晓的。那样，我们此刻就应该问一问自己：在相隔如此长的时间里我们是否再一次听过或是读过这些东西？若答案是否定的话，那我们就应该敬重它们。我们总不能因为钻石可能是在粪堆里找到的就不珍视它吧。
天才与常人的区别如果就程度方面而言，当然只是数量上的；但当我们考虑的是：常人的头脑尽管有个人的差别，而他们的思维却是有着某种共同的方向，那我们就会认为天才与常人的区别在于质量。常人具有这种共同的思维方向，因此，当相同的动因出现时，常人的思想马上就会选取相同的路径，并且走出相同的轨迹。因此，常人那不依据真理的判断经常能协调一致，甚至会发展成为一些根深蒂固的基本观点；无论什么时候这些东西都被他们抓住不放，被人一再地重复和一次一次地以全新面目出现。
想要获得独创的、不平凡的、甚至是不朽的思想，我们只需从世事中完全脱离片刻的时间；这样，那些最平常、普通的事物就会显现出其全新的、不被我们所知的一面，这些事物就以这种方式向我们透露出它真正的本质。在此，必不可少的条件并不仅仅是困难那么简单，这个条件根本就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正因此，这才是思想天才的本职工作。
谁要想获得同时代人的感激，就要与同时代人的步伐保持一致。但是这样的话，任何伟大的东西都不会产生。因此，谁要想成就一番伟业，就一定要把目光投向后世，坚定为后代子孙完成自己的作品的信念。当然，他在同时代人中可能会默默无闻；他就像是被迫在孤岛上度此一生的人：他勤劳地在这个孤岛上建起一座丰碑，以便把自己仍然存在的信息传达给将来某一天到来的航海者。如果说这样的命运对他来说太过残酷，那他就必须用这个想法来安慰自己：那些平常、普通、实际的人也常常遭受相同的命运——他们同样没有办法期待得到自己的劳动补偿。亦即，那些平常、实际的人，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忙于物质积聚的工作。他们努力赚钱，购买，建造房屋、耕种土地、投入资本、创立公司、经营布置，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直充满热忱。他们以为这样的努力工作只是为了自己，而最后的结果，后人却在那儿坐享其成——这些后人甚至通常不是他们自己的后人。由此，这种人也同样可以说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话；他们的工作就是他人获取的报酬。因此，同这些人相比，思想的天才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当然，思想的天才也希望能够获得劳动的报酬，起码能得到荣耀，但到最后，他们不过是为后代付出了自己的努力。不可否认，这两种人实际上也从前人那里承继和收获了很多。
但是，天才能获得的补偿却是它自己——在获得补偿方面思想的天才占有很大的优势——而不是别人怎样看他。确实，又有哪种人生活得比这种人更真实、更实在呢？这种人在其生活过的某些瞬间就已经留下了延绵千百年的回响，那声音在一片混乱噪音之中依然清晰可辨，经久不息。不管怎样，对于天才这种人来说，最明智的做法也许就是：为不受打扰地成为自己，那么，只要他还活着，他就要让自己对于自己的思想和创作活动所带来的乐趣感到满足，这个世界不过是他所指定的承继他丰富一生的受惠者罢了；至于他存在的印记，就像化石一样，只有在他本人死后才能传到世人的手里。
此外，天才和其他人相比较的优势并不只局限在他发挥其至高能力方面。这种情形就好像一个有着和常人不同的良好骨架且动作敏捷利索的人：这人不仅能够格外轻松、灵活地完成身体的动作，且在此过程中感到愉快、惬意，因为他从发挥自己的天赋优势中得到了直接的快乐。因此，他常常是漫无目的地发挥着这些本领。更有甚者，这样一个身体灵活的人不但在跳绳或是跳舞的时候能够做出一些一般人做不出的跳跃动作，就算只是完成其他人也会的比较简单的舞步，甚至是他走路时的姿势动作，也会显露出常人少有的柔软和弹性。同样，真正具有卓越头脑的人不仅能产生和创作出一般人力不能及的思想和作品；并且他们的优越之处还在于他们能够随时以认知和思考为乐，因为他们觉得，认知和思考这项活动本身就是一件轻松和自然的事情。所以，比较简单的、在其他人的能力范围之内的事，他们也能更加轻松、迅速、准确地把握。难怪他们可以从获得点滴新的知识、解答每道难题中得到直接和强烈的快乐，为每个有着丰富含意的见解，为每个隽永、如珠的妙语去击节赞赏——无论这些出于自己抑或出于他人。这样，他们的头脑思想就会保持活泼、灵动却又不带有其他别的目的，并由此成为了他们快乐的源泉；而无聊——这一时刻都在折磨人的恶魔——将永远无法向他们靠近。另外，过去或同时代的伟大的思想者所写的巨作对于他们来讲才算是真正存在了。具有平常的头脑，也就是只有糟糕智力的人，他们对于推荐给自己的这些伟大的思想作品却总是有心无力，就像是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到了舞场；前者去阅读那些思想的巨作是因为不甘人后，后者到场则纯粹出于习俗和礼貌。拉布耶尔的说法是正确的，“对于那些没有精神思想的人来说精神思想就相当于零。”再说，就算聪明头脑或思想天才的想法和平庸之人的想法在根本上没什么两样，但两者之间的比较就好像是色彩鲜艳、生动的油画与轮廓草图或颜色淡弱的水彩画相比。所以，这些所有的报酬和补偿都属于那孤独存在于和他们不相称、甚至格格不入的世界里的思想天才。既然一切的伟大都是相对来说的，那把该乌斯称为伟大，或是变换一种说法，形容该乌斯生活在渺小、可怜的人群之中，这两种说法所表示的是同一个意思，因为小人国与大人国的区别完全在于审视角度的不同。所以，不管一个创作了不朽巨著的人在后世人的眼中是怎样的伟大、令人惊叹、抑或是意趣无穷，但在作者活着的时候，世人在他的眼里也必然是渺小、可怜和乏味的。我要说的这句话就表达出了这层意思：如果从塔基到塔顶有三百英尺的话，那么从塔顶到塔基当然也正好是三百英尺。
由此，若我们发现思想的天才不喜与人交际，有时态度严厉、让人很难接近，那也是不奇怪的。这里的原因并不在于这类人物是否喜欢沟通和交往。其实，他们生活在这世上就和在晨曦初开的美丽时分出门散步的人差不了太多：他兴致盎然地欣赏着明亮、新鲜的大自然，但他也只能将此作为乐趣，因为他没有可以与他交谈的伙伴——除了那一、两个在田地辛勤劳作的农人。因此，伟大的思想者常常更加愿意自我独白，而不是与世俗的人对话、交流。当他偶尔让自己和别人对话时，空洞的谈话又将使他重回到自我独白中去。因为他忘了他是在与什么人进行交谈，或者，他起码并不是很在乎对方是否明白自己的意思；哪怕对方就像是玩具娃娃那样无法回应小孩的说话，他也觉得是无所谓的。
但是，我们应该随时随地地注意避免有失公正。我的爱犬就经常会以它的聪明、或是它的愚蠢让我很吃惊，而人类给我的感觉和这没什么两样。那些智力缺乏、完全欠缺判断能力、充满兽性的人类让我无数次感到厌恶，由此我也同意了古人的哀叹，“愚蠢真的是人类的母亲、保姆。”但在个别的时候，这样的事实却又使我很惊讶：形式多样的优美艺术以及有用的科学，尽管总是出自于例外的个人，然而却能在这样的人类中扎根、成长且完美起来；我也很惊奇于人类竟然能在长达二三千年的时间里，始终以忠实的态度、持久的毅力将伟大的思想家——柏拉图、荷马、贺拉斯等人的作品抄录下来、小心保管，使它们在经历了人类历史的祸害、暴行后却免遭毁灭。人类以此显示出自己认识到了这些作品的价值。我同样惊讶于某些人做出的专门及个别的成就，以及那些在其他方面与大众并无差异的人不时所展现出来的思想或判断力的闪亮素质——就如灵光闪现一般。就连大众群体也会不时地让我感到惊奇——当他们发出巨大而完整的合音时，他们就可以得出正确的判断。这就像是从来没有经过训练的声音在一起唱和，若是人多势众的话，就会产生和谐的效果。那些超越了大众、被我们称为天才的人，只是整个人类的“灵光闪现”。因此，这些人能取得别人绝对无法取得的成就；也正因如此，这些人是那样的独特，不仅是他们与大众的差别让人一眼就看得出来，就是天才之间的个性差别也同样是突出分明的。两个天才人物很可能在性格和精神思想方面会截然不同。因此，每个天才都通过自己的作品奉献给这个世界一件独一无二的礼物。所以，阿里奥斯图的比喻十分恰当，“大自然塑造了他，然后将模子打碎”。这个比喻能广为人知是理所当然的。
由于人的能力有限，每个伟大的思想者之所以能称得上是这样的人，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这个人有他明显薄弱的一面——甚至是在智力方面。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人的某种能力有时候可能会逊色于头脑平庸的人。这方面的欠缺有可能会妨碍他发挥其出众的能力，但如果用一个字词来对此加以描述——甚至是对某个确定的个人——却总是困难的。我们只能用间接的方式来表达，例如，柏拉图的弱点恰是亚里士多德的长处，反之亦然。康德的弱项正是歌德的伟大之处，反之亦然。
人们也很愿意崇拜某种东西，只不过很多时候他们选错了崇拜的对象。而这要等到后世才能得到纠正。在这之后，这种最初是由接受过文化思想熏陶的群体所给予天才人物的尊崇慢慢地将会变质，就像那些宗教信众对于圣人的尊崇很容易蜕变为对其遗骨遗物幼稚、可笑的顶礼膜拜。就像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会崇拜圣者的遗物，但对于圣者的生平和教导却知之甚少。许许多多的佛教徒对于佛牙、佛骨及盛放佛骨的佛塔，甚至是僧钵、化石足印或佛陀栽种的圣树等都一跪三叩，但却没有打算去透彻地了解和忠实实践佛陀崇高的教诲。很多人张大嘴巴、心生敬畏地凝视着、打量着彼特拉克在阿尔瓜的住处、莎士比亚在斯特拉福特镇的住所以及里面莎士比亚坐过的椅子、据说曾经囚禁塔索的在费拉拉的监狱、康德曾戴过的旧帽子和在德累斯顿军械库里留下的破鞋子、歌德在魏玛的房子以及家具，连同这些名人的手稿。但是这些人却从来没有读过上述名人的著作。除了张大嘴巴呆看之外，他们做不出别的事情。比他们更加聪明一些的人则希望能看一看伟大的思想者曾经看视的东西。一种奇怪的幻觉的作用使这些人误以为从客体就可以将主体引出来，或者，客体一定留下了某些属于主体的东西。还有一些与他们相似的人：他们会不遗余力地考察文学作品中的故事来源，例如，浮士德的故事传说和文学作品；还有就是那些引发作家创作作品的作家本人曾经遭遇过的事件。他们对于这些来龙去脉的探究达到了如数家珍的程度。这些人就好像在看见剧院的一幅美丽画景以后，就匆忙登上舞台，仔细认真地检查支撑着这一画景的木造架子。像这种情形在当今举不胜举，那些专家十分刁钻地去考察浮士德其人及相关传说、格里岑其人是不是真住在魏斯阿德勒小巷、泽森海姆是否真有弗里德里克这个人、绿蒂·维特的家人情况是否是真实的等等。这些例子都证明了这样的真理：人们感兴趣的是这些资料素材本身，而不是作者所赋予的这些资料素材的形式，或者说对它的处理和表现。而那些对了解哲学家的生平历史很感兴趣，但却无意研究其思想的人，就好比是对油画作品本身没什么兴趣，但却非常好奇油画框及其雕工和镀金到底要花费多少钱。
如果只是到此为止，那所有这一切也都还不错。但还有另一些人，他们同样把兴趣投向物质和个人，只不过在这一条路上他们走得更远，甚至达到了卑鄙、无耻的地步。也就是说，一个伟大的思想者将自己丰富的内在本质透露给人们，并且，经由这位思想者出色地发挥，创作了一些能够提升和启蒙人们及其后世子孙的作品，也就是因为这样一个人送给了人类一份绝无仅有的厚礼，所以，那些无赖们就理直气壮地坐在判官席上，拉开阵势要审判思想者的道德。他们要看看能否在这个人身上找出某些污点和瑕疵，期望以此来缓解自惭形秽带来的苦痛。因此就有了，例如，从道德的角度出发对歌德的生活所作的各种细致入微的调查——这方面的书籍和杂志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其调查与讨论的问题也不过就是歌德青年时代的恋爱以及他应该和爱恋过的这一姑娘或那一女子结婚；或者，歌德不应该老实、正直地为他的君主效力，而应该成为一个为大众服务的人，一个配享受保罗教堂中一席之地的德国爱国者，等等。人们的这些忘恩负义的聒噪以及恶意贬损的企图表明了这些判官不仅在智力上欠缺，并且在道德上同样也是一些无赖和混混——这里已经包含了很多的意思。
有一定才华的人为名声和金钱而工作；相比之下，想要说出是什么力量推动天才精心创作其作品，却是一件很难的事。天才很少为赚钱而创作。名声亦不是推动他们的力量，名声在起推动作用这方面也只有法国人才会想到。名声是很靠不住的，并且，只需稍微仔细思考一下就能发现：名声其实也没多大的价值，“你应该得到的名声与你的作品永远不会相称。”（贺拉斯，《讽刺诗》）同样，也并不完全是为了让自己觉得轻松愉快，因为这种愉快的感觉与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并不相称。实际上，这是奇特的本能在发挥其作用。正是受到这种本能的驱使，天才才将自己的所见、所感在他传世之作中表达出来；在表达的过程中，他并未意识到其他的动机。大致上来说，这样的情形与果树结果子是一样的，都是出自同样的必然性；后者只要外在的一块能够赖以成长的土地，并无其他的需求。深入地思考一下，事实好像是这样的：作为人类的种属精灵的生存意志渗入到此类个体之中，智力就达到了更加高级的清晰度——这得益于绝无仅有的机缘巧合——而这个更加清晰的智力也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此时，生存意志就力图至少得到这一个体智力清晰观察以及思考的结果或是产物；生存意志是为了和这一个体有同一本质的整个种属而去这样做的。这样，从这一个体所发出的光亮在以后的时间里就可以穿透一般人黑暗和呆滞的意识，并且使这些人受益。那种能驱使天才行动起来的本能便由此生发。天才也就会不计报酬、不在乎别人的赞许或趣味，勤勉、孤独、刻苦地将全副力量都投入到这些作品中去，而将本人的安乐完全置之度外。他不在乎自己的时代，而是更多地为后世考虑，前者只会将他引人歧途，而延绵的后世占据了人类种属的更大部分；少数具有高判断力的人只有随时间的流逝才会零星、单独地出现。同时，这样的天才常常就如歌德《歌颂艺术家》一诗中哀叹不已的艺术家一样，
既然没有我能取悦的朋友，
并且没有珍视我才华的王侯；
没有机会肯眷顾，
来我清修之地的也只是些麻木的施主；
我默默地刻苦、勤勉，
饱尝苦痛，仍没有门徒。
天才的目标就是要完成自己的作品，将它们当成是自身生存的真正成果及神圣之物献给全人类；他将这个人类的财富交付给了具有更高判断力的后代子孙。其他的目标都必须为这个目标让路。为了这个目的，他将荆棘冠戴上，而在将来的某一天，荆冠就会抽芽长叶，变成月桂花环。天才专心致志、一意孤行地完成自己的作品、将它们稳妥安置，他们的执拗和小心就像是那些关注其卵子、并为将来的幼虫准备好食物的昆虫——它们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他们与后代是永远无缘相见了。这些昆虫会把卵子产在它们确定能方便卵子孵化以及幼虫可以找到食物的地方，然后才会如释重负般、安慰地死去。
论独立的思考
即使是藏书最为丰富的图书馆，如果里面的书籍胡乱摆放，那么它的实际用处还不如一个收藏不多、但却整理得井井有条的小图书室。同样道理，如果大量的知识没有经过自己细心地思考加工，那么它的价值也远远逊色于数量较少、但却经过大脑反复斟酌的知识。这是因为，只有将每一个真实的知识进行比较，并把我们所知的东西从各个角度和方面去融会贯通以后，才算是我们真正地掌握了这些知识，它们也才能真正地为我们所用。我们需要深思自己所知的东西——这样才会真正学到一些道理；也就是说，只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才是我们的真知。
但是，即使我们可以随意安排自己的阅读和学习，我们却不能随意安排自己的思考。就像火的燃烧需要在通风的条件下才能进行一样。同样道理，我们的思考活动必须能使我们对思考对象产生兴趣、激发情感。当然这种兴趣可以是纯客观的，也可以是出于主体的利益。只有当涉及到个人事务时，人们才会感受到这种由于主体因素而产生的兴趣；而对事物产生客观的兴趣则仅仅是本质上喜欢思考的人的事情——大自然赋予他们喜欢思考的头脑，对于他们来说，思考仿佛像呼吸一样自然。只可惜这样的人十分稀少。因此，大多数人很少对事物产生客观的兴趣。
独立、自为的思考和阅读书籍对我们在精神思想上产生的效果是不同的。有时，其差别之大是无法预料和难以置信的。所以，这种不同的效果将那些在精神能力方面本来就有差别的人差距拉得更大了。因为根据不同的思想能力，人们基本上倾向于独立思考或阅读别人的思想。换句话说，阅读给我们强行带来了一种与我们之前的精神情绪和思想倾向完全不同、陌生的思想，两者的不同仿佛图章和火漆——图章要强行在火漆上留下印痕。这样一来，我们的头脑精神就会在一种来自外在的压力下去思考，然后又要琢磨这一道理——而我们在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思考活动时，是完全没有欲望和情绪的。与之相比，当我们自发思考时，我们只是依照自己的兴致，而这种瞬间的兴致却是由外在的环境或我们头脑中的某一份记忆来限定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见的外在环境并非像阅读时那样，将某一确定的见解强行加入我们的头脑，它仅仅为我们提供与当时我们的思考能力相称的素材和机会。所以，阅读得太多会使我们的精神丧失弹性，就像将一个重物长时间地压在一条弹簧上，那么这条弹簧就会失去弹性；而确保没有自己思想的最保险的办法，就是在空闲的每一分钟，随时拿起一本书阅读。这种习惯可以解释为什么死记硬背的书呆子最终反而变得头脑简单和愚蠢，而他们的文字写作也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就像蒲柏所说的那样，这些人只是一味地阅读别人，却不会被别人阅读。
书呆子就是阅读书本的人，可是思想家、天才，以及照亮整个世界并推动人类进步的人所阅读的却是世事、人生这一本大书。
总而言之，自己的根本思想产生是真理和生命力的基础：因为我们真正、完全了解的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阅读的其他人的思想只是他们留下的残羹剩饭，是陌生人脱下来的衣服。
通过阅读所获得的思想始终是属于别人的，同自己的思想相比，就像史前时代的植物化石与在春天怒放的植物一般。
阅读只是我们思考的替代品。阅读时，我们的思想常常是被别人牵引着的。除此之外，大部分书本的用途只在为我们指明错误的道路竟有如此之多，一旦我们让自己的思想听之任之，就会拐入无法预想的迷途。而听从自己守护神的指引，懂得自发、独立、正确思考的人，却牢牢地掌握着能够找到正确方向的罗盘。因此，我们最好在自己的思想源泉出现干枯时再进行阅读——而这种思想干枯，对于那些头脑思想优秀的人来说，也是稀松平常的。而将自己的、最原始的思想赶走和消除的目的，只是为了阅读随手翻开的一本书——这样做就好比为了察看植物标本，或者欣赏铜刻的大自然而回避真实的、一望无际的大自然。
虽然有时我们可以在一本书中轻而易举地找到自己原本需要艰辛、缓慢的思考才能发现的某一见解或真理，可是，经过自己思考后所获得的见解或真理却更有价值。这是因为只有自己思考后的每一种见解或真理才会真正的融入我们的思想系统中，成为整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和某一活的肢节，从而牢固地同我们总体的思想完美联系在一起；我们才能了解其根据和结果，而这种见解或真理也就带上了我们自己思维模式的色彩、色调；当我们需要它时，这一认识就会呼之即来，为我们所用。所以，这种见解或真理是有扎实的基础的，并且不会消失。由此，我之前提到的歌德那两行诗句在这里能够完全适用，并得到合理的阐释：
我们只有流下热汗，
才能够重新拥有先父们留下的遗产。
换句话说，那些独立、自行思考的人只有在之后才能了解并赞同自己看法的权威，而那些权威的看法也只是确认了他的见解，并使他增强了自信心。与之相比，那些书本哲学家往往是从权威的看法出发，将阅读后获得的别人的意见、看法综合成一个整体。这种经过东凑西拼而形成的思想体系就像由一些陌生、奇特、怪异的零部件组合而成的机器人，但是独立、自行的思想整体却似一个活生生的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独立、自行的思想就是以活人诞生的相似方式产生的：思考的头脑接受了外在世界的播种，思想的果实也就随之生成了。
我们从阅读中学到的真理就像粘附在我们身体上的假肢、假牙、蜡制鼻子一样，它们仅仅是手术植皮技术的产物。但经过自己思考而获得的真理却是自己与生俱来的四肢——这些东西才是真正属于我们。这也是思想家和书呆子之间最本质的区别。所以，那些通过自己独立思考在智力上所获得的收获就像一幅生动、美丽的图画，而且还是那种光、影准确无误，色彩和谐、色调适中的图画。但那些顽固不化的学究却将自己的大脑弄得像一五彩缤纷、斑驳不一的调色板：即使那些颜料放置得井井有条，但这块调色板仍然欠缺和谐、连贯和深层的含意。
阅读就是用别人的而非自己的头脑来思考事情。几乎没有什么比将别人的观点大量地流入自己的思维活动中更可怕的了，而长期的阅读正是将大量陌生的、外来的观点引入我们自己的头脑。但只有经过自己的一番思考，才能形成整套连贯、统一的思想，从而使其发展下去，即使这个整体的思想在严格意义上来说还没有完备。这是因为那些陌生、外来的观点都出自于多个不同的头脑，并且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色彩上也是驳杂不纯的；而涌入我们大脑的这些杂乱的思想并不会自动地将思想、观点和信念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体。相反的，它们还会十分容易地在大脑中造成巴比伦式的语言混乱；而当这些杂乱的聒噪充塞整个头脑时，头脑便会丧失一切清晰的见解，甚至达到解体、失序的状态。这种情况多体现在书呆子学究的身上，其最终往往会使人们缺乏健康的理解力、正确的判断力、智慧以及实际生活中的种种技巧。即使与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人相比，这些学究也有很大差距。其原因是，那些文化贫瘠的人总是将从外在事物、实际经验，以及同其他人交谈和极少的阅读中所获得的点滴知识屈从、合并为自己的思想。而科学的思想者则是在更大程度上这样做。换句话说，虽然科学的思想者需要丰富的知识，并因此进行大量的阅读，但是他们的头脑思想足以强劲地将一切知识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他们会吸收、同化这些知识，并将其归入自己的整体思想中；而这些知识也就很自然地屈从于他们那有机、连贯的思想总体系中——伟大、出色的见解不断地丰富着总体思想。他们的思维仿佛是管风琴上的基本低音，统领着一切，不被任何音声所盖过——可是这正是那些书呆子学究常常会遇到的情形：在他们的大脑中，各种不同调子的音乐交错、零乱地相互干扰，已经找不到那些基本音调了。
将自己的一生都花在阅读，并从中汲取了智慧的人，就像熟悉各种游记的人了解任何一个地方一样，熟读某一处地方游记的人能够给我们提供许多关于这个地方的情况，但是归根结底，这样的人对这个地方的实质情况并没有任何连贯、清晰、透彻的了解。相比之下，将时间花费在思考上的人却像是亲身到过这个地方的游客：只有他们才真正明白自己所说的话；而且只有他们才对那个地方的事情有连贯、清楚的了解，在谈论起这些事情时，他们才能真正做到如数家珍。
平庸的书本哲学家同独立、自主思考的思想家之间的对比，就像历史调查者与目击证人之间的对比一样；后者述说的是自己对事情的一种亲身、直接的了解。所以，总而言之，一切独立、自主思考的思想者之间是一种协调、一致的关系，他们之间若存在不同的看法，也只是由于他们各自的立场不同。如果他们站在同一个立场角度，那么他们所说出的必然是同一样东西，因为他们所讲述的只是自己的客观所见。我曾不止一次，并十分犹豫地将一些命题公之于众，因为这些命题与通常的见解相违背。可是，当我将其示众之后，我非常惊讶又高兴地发现，在古老的伟大的思想家的著作中，竟然有与我相同的见解。而那些书本哲学家所作的却仅仅是复述这个人的看法或那个人的意见，以及其他人对这些的异议。书本哲学家们将这些东西经过一番比较、斟酌最终作出一定的评判——他们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找到隐藏在事物背后的真相。对此，书本哲学家仿佛变身为考据式的历史编纂学者。举例来说，他们会着手调查莱布尼茨是否曾经信奉过斯宾诺莎的哲学等这类问题。证实我在这里所讲的最清晰的例子就是哈尔巴特创作的《对自然权利及道德的分析与说明》和《谈论自由的通信》。这种人的不厌其烦的努力或许能够引起我们的诧异，因为我们认为，只要将目光集中在事情本身，再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他们会很快达到目的。但是，这里面还有一点小小问题，因为能否独立、自主地思考并非受我们的意志控制。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坐下来阅读，却不能随时随地思考。换句话说，思想就像一个客人：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传唤他们，只能静静地等候他们的光临。当外在的机会与内在的情绪以及精神的集中程度巧妙、准确、和谐地统一在一起时，对某一事情的思考才会自动展开；但是这种情况却是那些书本哲学家永远都不会碰上的。甚至在思考与个人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上，也可以解释我所提到的说法。假如我们必须为诸如此类的个人事务作出一个决定的话，那么我们并不能随时坐下来，细心考虑各种根据和理由，再作出决定。这是因为常常在这个时候，我们无法全神贯注于所要考虑的事情，我们的思绪总是飘忽不定，会想到很多别的事情；而我们对所要思考的事情的被动和厌恶，也要对事情的负效应负一定的责任。所以，我们无需强迫自己，而要静静地等待适合思考的情绪的主动到来。但这种情绪往往会不期而至或者重复出现。我们在不同时段下的不同情绪都会将不同的光线投向所审视的对象，这种缓慢的过程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深思熟虑。我们必须将思考的任务划分为几个阶段完成。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注意到那些曾经被我们忽略了的东西；甚至我们被动、厌恶的心态也会慢慢消失在这一过程中，因为我们不愿意思考的这些事情一旦被我们准确地把握以后，就会显得比较容易忍受。同样道理，在思考理论问题时，也一定要等待恰当时机的到来，即使那些具有伟大思想能力的人也并不是每时每刻都能够自发、自主地思考。所以，除去自主思考的时间，我们可以利用剩余的时间进行阅读，而阅读——就像我前面说到的——不仅是我们思考的替代品，而且还为我们的精神头脑提供素材，因为在我们阅读时，别人正在为我们思考事情——即使这并非属于我们自己的思考方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要做太多的阅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自己的头脑不被其他人的头脑所代替，不荒废我们对事物的认识能力。换句话说，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重蹈覆辙、蹈袭前人，才不会因为跟随别人的思路而疏远、偏离原本属于自己的思维方式。另外，我们绝对不能单纯为了阅读而彻底逃离现实世界，因为当我们观赏现实世界时，我们会发现许多引发自己独立思维的外在机会，并且适宜思考的情绪也会比在阅读时产生的更快更多。其原因是：我们直观所见的现实事物，以及其原初性和力度，就是我们思维的头脑所审视的对象；这些东西可以轻而易举地刺激我们的思想。
就以上所述，如果将独立、自主的思想家同书本哲学家相比，那么仅仅在各自的表述方式上就能显现出高下，对此我们并不会感到奇怪。前者的表述都具有认真、直接、原初的印记，他们的思想观点以及表述用语也都出自于他们对事物的亲身体验；而那些书本哲学家所谓的理论则统统是二手货，包括传承下去的概念都是东凑西拼的糟粕，呆板、晦暗、无力，就像被再次印刷的复制品。他们运用陈词、套语、最新最流行的时髦词汇所构建的文风就像只能流通外国货币的小国家一样——因为这个小国没有属于自己的钱币。
纯粹的经验同阅读一样，不能取代思考。纯粹的经验与思考之间的关系就像进食与消化吸收。当经验吹嘘只能通过自己的发现才可以促使人类知识的发展时，那么无异于嘴巴吹牛说：“整个身体的生存都是嘴巴的功劳。”
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作品同其他泛泛的作品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具备断然、确切的特质，并连带由此得到的清晰、明了。这是因为有思想的人一定会清楚、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表述什么——当然表述的方式可以是散文、诗歌、乐音。但思想平庸的人所缺少的正是这种干脆、果断、清楚和明晰。仅从这方面，我们就可以轻松地将这两种不同思想的人区别开。
真正的思想家具有一种特殊的标记，那就是他们在作出判断时所表现出的直截了当、绝不含糊。所有他们要表达的东西都是经过自己思考的，甚至连他们表达自己见解的方式也可以显示出这一点。所以，这些思想家在思想的王国里具有一种王者般直截了当的特点；而其他人则是迂回拐弯、顾左右而言他——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们那种缺少自我特色的表达风格上看出来。
由此我们可以说，真正独立、自主思考的思想家与王国中的王侯毫无差别：他在表达上单刀直入，从不躲闪、畏惧；他在判断上如同君王签发的命令，不仅是发自自身充足的力量，而且同样是直截了当地。这是因为，这样的思想家从来都不会乖乖地采纳那些所谓权威的看法，就像君王从不接受命令一样；相反的，他仅仅承认经过自己证实了的东西。而那些思维庸常的人，由于他们的头脑受制于各种流行观念、权威说法以及世俗偏见；他们同那些只会默默服从法律、遵守秩序的普罗大众相差无几。
那些急切、慌忙拿出某些权威说法来决定有争议问题的人，在搬来外人的理论、思想见解作为自己的救兵的时候，显得非常得意，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行动观察和理解，这些也正是他们所缺乏的东西。这一种人在社会上的数目也很惊人。就像塞尼加说的那样，“每个人宁愿相信更甚于判断”。所以，一遇到有争议的问题，权威的说法就成了他们用以击败对方的武器。假如有人卷入这一类辩论之中，那么他一定不要运用实践和理论论证来捍卫自己的观点。因为对待这样的武器，对手可是潜入无法思维和判断洪水里的带角的西格弗里德。所以，只能把这些人认为权威的说法搬出来，作为有效的论证，之后，大喊着：“我们胜了！”
现实的生活虽然有时候是那样的怡人、甜蜜、惬意，但是我们却总是生活在一种自我排斥的沉郁气氛之下，但在思想生活中，我们却成了一个个没有皮囊的精灵，既没了重担也没了苦难。所以，一个奇妙、丰富的思想头脑在一种神奇的时刻在自身所寻找到的幸福是这世界上任何幸福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大脑中的思想就好像我们的爱人一般：我们都认为自己一辈子也无法忘记这一思想，我们的爱人也一辈子都会爱自己，永不会变心；但是眼不见，心不想。最精湛的思想假如不是我们用笔把它记下来的话，也许有可能从此就彻底遗忘，无法挽回了，以至于彻底遗忘了，而我们的爱人除非跟我们结了婚，否则也可能跟别人跑了。
有时候人们可以酝酿出许多对自己有很大价值的思想跟理论，但是在这里面可能只有极少数思想具有能力经由共鸣或者反射而照常发出效果，意思就是，只有很少的思想跟理论在写下来之后仍然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
但是，我们首先纯粹是自发、自为想出来的一些东西才可以有真正的价值。意思就是，思考者可以分为两类：首要是自发、自为思考钻研的人和随时随地为了其他的目的而思考的人。第一类是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双重含意的自发、自为的思想者；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才能认真而且严肃地对待所有思考的问题；思想是他们得以生存的快乐和幸福。而第二种是诡辩者，他们经常表现出很有学识和思想的模样，并且凭借这副模样从别人那里得到好处——这些正是这种人寻找的幸福，也只有在这方面他们才会用心。如果我们想看出某些人究竟属于上述哪一类人就可以观察一下他们表达思想的方式和方法。利希腾贝格属于第一类人，赫尔德则是第二类人。
存在于现实中的问题是那么的庞大和迫切，这一问题直面而来，让我们无法躲避。这一存在含混不明、充满着疑问和矛盾，经受着苦难和折磨，匆匆易逝、如虚幻的梦境一般。一旦对这一庞大、迫切的不解之谜有所意识，其他的问题和目标就无足轻重了。同时，除了一些很少见的例外情况，我们所见的差不多所有人都好像没有清楚意识到这一问题，似乎不曾对这些问题有半点察觉。这些人总是关注自己认为比存在更重要的问题，他们抱着过一天算一天的态度，也不顾忌和考虑一下自己的将来，因为不是他们明白无误地拒绝考虑这一问题，就是甘心情愿地屈服和接受某一类大众形而上学，并以此津津乐道。假如我们仔细考虑到上述所说的这些，就会有这样的见解：人之所以被称为有思想的物种，是从广泛的意义上说的。那么，当人们显现出头脑简单和不动脑筋的特性时，我们就不会大惊小怪了。反之，我们会发现一般人的智力视野虽超过了动物（因为动物对未来、过去都没有丝毫的意识，所以它的整个生存就好像只是现在）。但是，人类的思想视野并不一定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远远超过了动物。与上述相应的事实就是：甚至在谈话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发现很多人的思想狭隘、目光短浅，就像干涸的土地一样破碎。游离在这些支离破碎的思想里，我们连稍长一点的主线都无法理出。
假如人是居住在地球上的真正的思想尤物，那么人们就不应该对各种各样、甚至使人心烦意乱和恐惧的噪音不问不管，听其为所欲为。假如自然需要人替他思考的话，她就不会赋予人一双这样的耳朵，起码也得给人配备一副密闭的耳朵，就像蝙蝠的耳朵一样。其实，人跟其他生物一样，究其根源也只是可怜的小动物，人的一些能力配备也只是为刚好能维持自己的生存而设置的。为此，人们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需要随时竖起耳朵，不自觉的通知自己猎物或者追捕者的到来。
论历史
在《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1卷中我已很详细的表达和诠释了为什么对于认识人的本质来说，历史没有文学的贡献大，这是因为我们可以从文学那里得到更多真正的教诲。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诗歌、文学艺术比历史更具哲理和价值。”看来他也认识到这一点。不过，在此我向读者说一说我对历史的一些拙见，当然目的是为了避免人们对历史的价值产生误解。
在任何种类的事物当中，事实无穷无尽，单一、个体之物不计其数，我们无法把握它们之间各种各样的差异。对繁杂的这些只需要瞅一眼，就会让乐于求知的大脑感到阵阵晕眩；这些求知者也就会清晰地意识到：无论自己怎么去调查、探寻都无法从茫然无知的厄运中逃脱。但是此时科学出现了：种类繁多的事物被科学区别开来，把这些事物按照特性和特征分别归入各种门类，依次纳入种、类的概念之中。至此，科学点燃了我们认识普遍事物和特殊事物的明灯。这种认识囊括了很多单个之物，因为它适用于所有的事物，所以我们也不用逐个考察个别的事物。科学用这种方式让喜欢探究钻研的人尝到安慰和满足的甜头。之后，种类繁多的科学结合在一起，现实生活中的各个单一的事物全都被覆盖了，因为这些单一的事物纷纷被各个科学吸收和归纳到自己的系统之内。但是驾驭各门科学的却是哲学，因为哲学是一门关于最普遍、最重要内容（揭示事物最普遍的一面）的科学，它有可能提供给我们对事物的说明和诠释，而其他的学科则只是一个准备工作而已。历史因为没有其他科学所有的优势，所以无法跻身于科学行列：它缺少科学把已知的事物加以总结、分类的基本特性。历史唯一可以做的只是罗列已知的事实而已。所以，历史并没有一个体系，这是它与其他别的科学不一样的地方。因此，历史是一门知识，但不是一门科学。历史只是直接领悟单一、个别的事物，它永远都无法从普遍中认识个别。我们可以把历史比喻成沿着经验的实地匍匐而行，而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却飞翔在经验之上，因为科学得到了概括事物的概念。凭借这些概念就可以把握个别的事物，并在某一时间内预见到事物在一定范围之内的多种可能，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对将来要出现的事情做到心中有数。科学属于概念的体系，科学讨论也始终围绕着事物的类别，而历史则是讨论单个的事物。所以，历史只能是关于单个事物的科学，可这样的称谓本来就是彼此矛盾的。从“科学讨论始终围绕着事物的类别”这一句话，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推论：所有科学讨论的始终是永远存在的事物，而历史所探讨的则是只存在过一次、之后不再延续的事物。其次，由于历史所谈及的是全然单一或个别的人与事，而这些单一、个别的人与事据其本质，也无法深究到底，所以，对这些单一事情的认识历史理解得不全面也不透彻，欠彻底。同时，历史还要在崭新的、平凡的每个时间里了解到他自己仍然不知道的东西。如果有人提出疑义，认为历史也把特殊的人或事物涵盖到普遍性之下，因为不同时期，不同的政权更替，以及很多重要的社会变迁……所有在历史脉络上有自己相应位置的东西，都是普遍性的事物，而所有持上述意见的人，他们的错误在于歪曲地理解了普遍性的概念，因为我们所提到的历史的普遍性是主观的普遍性，意思就是说，这样的一种普遍性只是由于缺乏对事物的个别认识和了解所导致的，不是客观的，也就是对事物进行多方面的深入了解和思考之后所得出的概念。在历史中，即使是最具有普遍性的，就其本身来说也只是单一的、个别的事物，换句话，某一长的时间段里或某一大的事件中：特殊、个别的时间段或者事情与这长的时段或者大的事件的关系就好像部分与整体，而不是实例与规律，就好像一切真正的科学一样，因为科学不仅仅是罗列事实，更多的是提供概念。因此，在科学领域中，当我们正确地掌握了普遍性的概念之后，就可以确切的判断出现的个别、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假如三角形的普遍法已经被我们熟知，我们就可以根据这法则罗列出随便出现在我身边的一个三角形所特有的性质。明白了适用于所有哺乳动物的普遍规律之后，比如，它们都有两个心室、七块颈椎骨，另外还有肺部、隔膜、膀胱、五感官等，如果现在我们手上有一个刚刚捉到的，还没有认识也没进行解剖的蝙蝠，我也能根据哺乳动物的共同特征说出蝙蝠的一些情况来。但是历史并不是这样的：在历史中，普遍性只是我认识事物的主观看法，而不是概念中客观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我们假如称其为普遍性的话，那只能算是比较表面和肤浅的普遍性。因此，我大概知道发生在17世纪的一场宗教战争，也就是“三十年战争”，但对这一概念性质的探究并不能让我更详尽地阐述这场战争的情况。历史普遍性和科学普遍性之间的比较同样反映在这一事实上：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里，个别、特定的事物是最确切、最可靠的，因为是透过直接感官和感知对这些东西有所了解认识的，而普遍的真理首先是从直接感官、感知那里抽象得出的。因此，在普遍真理里面的一些事物有的时候可能是一种错误的假设。但是，在历史中却有着相反的情况：最普遍的也是最确切和最可靠的。比如，每个时期、朝代，曾经爆发的革命、战争的年代以及太平的日子。与此相比，个别的事件跟其相互间的联系却不是很确切，越仔细研究个别的状态和情形，对它的了解就越模糊、不确定。因此，虽历史的叙述越专门就越有意思，但是也变得越不可靠，在很多方面也越接近杜撰。另外，要掂量掂量自我吹嘘的历史实用主义到底有哪些价值，只需要回忆一下：我们生活中的事件，要想知道其相互间的联系，尽管这方面的资料已经很充足，但是有时候也需要二十几年的时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偶然和变故不停干扰、目的意图又被遮掩起来的情形下，想把动因各自发挥的作用结合起来是很困难的。只要历史自始自终只以个别的事物、单一的事实作为自己所关注的对象，并且把这些对象看作独一无二的真实，那么历史跟哲学就正好相反，因为哲学侧重于事物的普遍性，其关注的对象很明确，那就是同样存在于每一个别之物的事物的普遍性。所以，在个别事物中哲学永远只看到属于普遍性的那一面，个别事物所发生的现象变化则被忽视了。“哲学家是普遍性的朋友”。历史告诉我们，不同的东西会出现在不同的时间里，但哲学则侧重于帮我们获得这一个见解：过去、现在、将来，在任何时候都是同一个东西。一般来说，人类生活的实质，就像到处都可以见到的大自然，在某一时间里完整地存在着。所以，要彻底探究人类生活，只需对其作深度的理解。但是历史却希望用长度和宽度来代替深度。就历史而言，某一个现时此刻只是断片，必须用过去作为补充，但是过去却是无尽的，并且在这之后接着又是无尽的将来。哲学头脑与历史头脑形成对立的原因，就是因为前者极力深究，后者则希望把事情一个个细数到底。在历史的每一页都只显示着同一样的事物，虽然外在的形式不尽相同。但是如果有人认不出蕴藏在这样或者那样外在形式下的同一事物的话，那么尽管他把所有的外在形式都看遍，也很难对这同一样的事物有所认识。国家、民族历史的篇章究其根源只是以名字和年号互相区别开来，里面实质的内容永远是相同的。
所以，只要理念是艺术的素材，概念是科学的素材，那么艺术和科学所致力于的就都是永恒存在并且永远以同样方式存在的事物，而不是现在是、以后又不是，现在是这样、以后又是那样的事物。所以，艺术和科学最为关注的是被柏拉图认为是真正学问的唯一对象的事物。相比较之下，历史的素材只是个别、零星的事物，还有包含在其中的种种偶然、变故，是只存在一次、之后永远都不再出现的事物，是扑朔迷离、变幻莫测的人类世界，在这里，小小的变故常常可以改变一切。从这种观点来看，历史的素材好像并不值得我们对其仔细、勤奋的察看和思考。正因为这考察的对象是那样的短暂，我们就应该选择并非短暂的事物作为考察的对象。
最后，经黑格尔那扭曲思想、毒害精神的虚假哲学所引起的风气，即力图把世界历史解释为一个有着预先计划的发展实体，或者用这类人的话说，要“有机地构筑起历史”——其本源其实就是一种不精细、不高雅的唯实主义。这样的唯实主义把现象看作是这一世界的自在实质，误认为现象及其形态和事件才是最重要的部分。此外，上述努力鬼使神差地得到了一些神话基本观点的赞同，这些基本观点在一开始就已经作为前提被确定了下来。如果情况不是如此的话，那么人们就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样的一幕剧到底是为了哪一个重要人物而演出的？因为既然只有个人，而不是人类整体，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直接的统一意识，那么可以推理出，人类生活进程的统一体仅仅是一种虚构。另外，就像大自然只有物种才是真实的一样，物类只是抽象，同样，在人类世界中也只有个人及其生活的整个过程才是最为真实的，民族及其生活则只是抽象的概念而已。在乐观主义的引导下，虚构的历史体系发展到最后就成了这样的国家：人民过着富足的生活、安逸愉快、心情舒畅，国家的体制井然有序、司法和警察非常优秀、工业和技术也很发达，再加上智力的完美改善——因为智力就是事实上唯一可能做到的，而属于道德上的事物在其本质上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根据我们内心意识的判断，所有都在于我们的道德成分，而这些道德成分只存在于个人之中，具体表现为这个人的意志方向。其实，只是个人的生活进程才会有内在的联系、一致和真正的含义：这样的人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教训，道德方面是其真正的含义。只有内在的事物，只要这类事物触及意志，才有真正的现实性，也可以叫做真实的事物，因为可以称为自在之物的只有意志。完整的宏观世界都包含着一个微观世界，而宏观世界所蕴含的不例外也是微观的世界。多样性属于现象，外在事物仅仅是现象世界的一个形式，所以也不曾直接具有现实性和含意，而仅仅是间接的、经由外在事物与个体意志的关系，才具有了现实性和含意。因此，试着直接说明和注解这类外在的事件就好像是要在千变万化的云团中来判断人跟动物一样。历史所阐述的，事实上不过是我们人类悠长、沉闷和混乱的迷梦一样。
黑格尔信徒甚至把历史哲学看作是所有哲学的第一目标，其实他们应该看看柏拉图的说法。柏拉图曾经不知疲倦地不止一次说：那永恒存在，永不变更的事物才是哲学探究的对象，而不是变幻不定的东西，所有这一切构成世事发展变化进程的人，或者按照这些人的强调，构建其“历史”的人，并不曾把握一切哲学都宣讲的这一首要真理，也就是任何时间都是同样的事物，是一切生、灭、变化只是看上去的生、灭、变化；长驻的事物只有理念，时间只是观念罢了。柏拉图曾经这样说过，康德也同样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必须努力让自己知道真实的、存在的事物到底是什么，现在以至永远存在的是什么事物；也就是认识理念（柏拉图意义上的）。比较之下的愚昧的人类却总认为会有其他的新事物产生。所以他们在自己的哲学领域中为历史贡献出了极其珍贵的一方宝地，而且还依据某个首先假定了的可操作的发展计划构建起了历史。一切大事的发展全都依据了这个假设的大事发展计划，从而获得了更好的指导。这一计划大功告成的时候将是皆大欢喜，普天同庆。所以，这一些人便把这一世界看作是完全的真实，并且认为得到微乎其微的世俗幸福就是这个世界的目的。虽然人们悉心经营这种世俗幸福，并且同时也得到了命运的垂青，但是这也不过是某一种虚幻、空壳、凄凉和不堪一击的事物，要想改善这种幸福的本质，靠法律、制度，或者蒸汽机、电报机是不行的。因此，上面提到的历史哲学家和历史颂扬者就是些不会思考的唯实主义者，也是乐观主义者和幸福论者。这些人都是菲利斯丁人的化身，是一些庸俗的人。同时他们也是非常差劲的基督徒，因为基督教的真正核心和精神与婆罗门教、佛教一致，就是看清楚和全面蔑视这种本质虚无的世间幸福，从而寻找一种根本不同，甚至是反向的存在。让我再重申一遍，这就是基督教的思想和目标，即“事情的精髓”，其实它并不是他们所认为的一种神论。
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哲学不应当像上述那些人一样总是研究永远在形成、但永不存在的事物，并且认定哲学就是事物的真实本质，并且要以永远存在、永不会消逝的事物为重点对象。因而，这样的历史哲学并不会把人们暂时的目标认为是永恒和绝对，之后便开始把人类逐步迈向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情形用想象力巧妙地加以构筑，而是植根于这样的认识：历史不仅在其论述、编写中与真实不符，其实，论述的本质就已经是带有欺骗性的，因为历史总是把其所讲述的纯粹个人、个别事情当成是某种别样的东西展示给我们。事实上，历史所讲述的，从始至终，翻来覆去的不外乎就是改变了名字和更换了不同外衣之后的同一种东西。真正的历史哲学应该建立于这样的认识基础之上：虽然变化无穷无尽，但是我们眼前所呈现的永远都只是不会改变的同一样本质，这种本质一如既往、恒久不变。因此，这种历史哲学应该在古今中外所发生的一切事件当中，都认出那同一样的东西；此外，尽管不同地区间的风俗、习惯、人情、道德风尚等各有差别，但是历史哲学所发现的始终都是同一样的人性。这在各种形式变幻中巍然不动的东西就是人的心、脑的基本素质，相当差劲的居多，好的寥寥无几。历史所信奉的格言就是“外形多变，本质则一”。从哲学的角度分析，读完希罗多德的著作就已经相当于学完历史了，因为他的著作已经包含了所有后来的历史所包含的内容：人类的奋斗、痛苦和命运——这三者都是上述的人们的心、脑素质，以及人们在这个世俗世界的产物。
如果凭借到目前为止所作的议论，我们可以认清历史在认识人性本质方面是逊色于文学艺术的；并且了解到历史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最终，人们为了将历史构筑成有开始、中间和结束的一个整体——其中各个部分之间蕴含着丰富的关联——所付出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并且是建立在对历史的误解之上的——假如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似乎是否认了历史的价值，除非我们能够指出历史真正的存在价值。但是历史，除了逊色于艺术以及非科学的不足之处以外，的确有其独特的、区别于艺术、科学的活动领域之处——在此，历史仍可堂堂正正地立足。
历史对于人类就如同理性机能对于个人一样。也就是说，正是得益于人类的理性机能，人类才不会像动物那样仅仅局限于狭窄而又直观所见的现在，而是在这个基础上又认识到了大大扩张了范围的过去——它既与现在相连接、也是形成现在的理由所在。人类也只有经此种方式才可真正明白现在本身，甚至是推论将来。对于动物而言，由于它们欠缺反省和回顾的认识能力，就只能局限于直观所见，即局限于现在。所以，动物与人们在一起就是头脑简单的、浑噩的、无知的、无助的、听天由命的，即便驯服了的动物也是如此。与这种情况相类似的是一个民族不认识自己过去的历史、仅仅局限于目前这一代人所处的现在。这样的民族对于自己本身及现在所处的时代都不能正确地理解，因为他们不能把现在与过去联系在一起，并利用过去来解释现在，于是他们也就更加无法预测将来。一个民族只有通过认识历史才能对自己的民族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因此，历史就可以被称作人类的理性自我意识；历史对于人类就相当于以理性机能作为条件的协调统一、回顾反省的意识作用于个人。动物就因为缺乏这统一、反省的意识而囿于现在。所以，历史中存在的每一个空缺就犹如一个人的反省这种自我意识中的空缺。我们在面对古代的纪念物时，例如古庙、金字塔、尤卡坦半岛的旧宫殿等，如果没有了解这些古物所含有的意义，那么就会令我们茫然没有头绪，就像是听人使唤、被人奴役的动物一样；或者，就像对着自己曾经写下的暗号，但现在忘了它代表的是什么。这种现象就如同一个梦游者早上醒来的时候，想到自己梦游时所做出的事情是那么地不可思议一样。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历史又可看作人类的理性或反省意识；它代表了全人类所直接共有的一种自我意识，在这种历史的作用下，我们人类和人性才真正联系成了一个整体。这就是历史所存在的真正价值。据此，人类对历史所共有的、压倒性的兴趣主要在于历史是人类对自己的关注。语言对于个人的理性（语言是运用理性不可缺少的条件）而言，就等于文字在此已经指出了整个人类的理性。因为只有文字出现以后，整个人类的理性才得以真正的存在，情形就如同只有在有了语言以后，个人的理性才会存在一样。也就是说，文字把那些被死亡频频中断、并因此而变得支离破碎的人类意识恢复成一体。于是，远祖那里所产生的思想就可以交由后代子孙继续思考和完成。人类及其意识的整体被分裂成了不计其数而又匆匆即逝的个体，于是文字对此做出了补救，并对抗着不可遏制地匆匆消逝、常常被人遗忘的时间。石头文物有如书写文字，亦可被视为人们所做出的补救努力，况且不少石头文物比书写的文字还要古老。那些动用了数不胜数的人力、物力、费时良久才建造出来的金字塔、墓穴、巨雕、石塔、庙宇、城楼——面对这些巨大的人类成就，谁又会想到那些发起建筑这些杰作的人，眼里只顾盯着他们自己极其短暂的一生？我们要知道，这些发起人在其有生之年都看不到这些建筑物的竣工。或者，谁又会料到他们这样做真的仅仅是为了排场、炫耀而已？真的相信这被那些粗鲁愚昧的大众硬逼着说出来的借口？显然，这些人的真正意图就是向相隔甚远的后代传话，与这些后代建立联系，从而统一人类的意识。印度、埃及，还有希腊、罗马遗留下来的建筑物都是为了能保存数千年而精心设计的，因为这些古人有着更高级的文明，因此他们有着更宽更广的视线范围。相比之下，中世纪和近代的建筑物却仅是计划保留数个世纪而已。这也是因为文字已经普遍使用，尤其是印刷技术发明以后，留下文字更使人们放心了。不过，就算是近代建筑，我们从中也不难看到那种想要传话给后世的冲动。因此，破坏或者损毁这些建筑物来用于低级、实用服务的目的就是可耻的行径。文字纪念物和石头纪念物相比，它并不怎么惧怕大自然的风雨侵蚀，担忧的却是人的野蛮、破坏行径，因为人的这种行为能够发挥更大的负面威力。埃及人打算把这两种纪念物结合成一体，于是他们在石头建造物上面添加了象形文字，甚至还补充了一些图画——以防在未来的日子，无人再能理解那些象形文字所要传达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