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们就有很多种不同的看法。一般来说，郭沫若、范文澜等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解放以前就开始了自觉地运用斯大林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五阶段法（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套用和分析中国历史，于是中国社会也被确认是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个时期。但由于中国历史的纷繁复杂性，在运用马列主义的过程中，学者们在对中国每个阶段的具体起始时间，尤其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界线，则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比如，关于封建社会说，就有西周说、春秋［ ］说、战国说、秦汉说、魏晋说等。当然，这里所说的“封建”，是完全按照西方的封建庄园的模式而套用的。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黄仁宇先生完全抛开了这五种历史阶段的区分法。比如，他坚决反对将中国的皇帝专制称为“封建主义”；在他的著作中，“封建”仍是中国传统的“封土建邦”的意思。
黄仁宇先生对于中国历史的几个阶段的区分，是按照他的历史观，按照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从数字上进行管理”的不同能力进行划分的。大致而言，第一帝国（秦汉）确定了中国历史的主调；在长期的分裂之后，第二帝国（隋唐宋）尝试货币管理，但功败垂成；第三帝国（元明清）则又重新回到传统的模式。而在此之前，是确定中国文化基调的夏商周；在此之后，是长期的革命。
关于为什么这样进行分析，黄仁宇先生自己曾经有过非常真诚的回答：“我觉得对一般读者而言，从头到尾详述朝代史或只呈现罐装的抽象概念，都没有太大的帮助。读者需要知道中国历史中的特定事件。”
先秦时期：制度与文化的奠基
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同时在这地区出现无数的初期农业部落。将他们予以有系统的组织者，乃是周朝创业之主的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的周公旦。
——黄仁宇《李悝》
关于先秦的历史，黄仁宇先生讲得很少。但是根据黄仁宇先生散见于各处的议论，我们仍可以大致把握黄仁宇先生对此段历史的分析。
无疑，在中国历史上，不管是在所谓的“精英文化”中，还是所谓的“民间文化”里，周公和孔子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因为正是他们两人，在后世享受了崇高的地位，并在事实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
中国的农业，开始于黄河中游的黄土地带，由于几千年前的时候，这里的土地还相当肥沃，不需要灌溉也会有收获，所以在当时，即使是用最原始的工具，也能在这上面耕作。在公元前一千多年，这片土地上同时出现了无数的原始农业部落。将他们进行系统组织的，正是周朝创业之主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的周公旦。
提到周公，就不能不提到《周礼》，因为传说周公是《周礼》一书的作者，而他的设计，乃是以“礼”为根据。据黄仁宇先生分析，《周礼》很早以前就被人视为伪书。黄先生举了一些例子，比如铜钱在中国历史上的出现，始于东周，比周公迟了好几百年，而《周礼》却已经提到了铸铜钱的衙门。书里还说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土地有几千里，此外每500里见方为一“服”，共有九服。各服内的诸侯因根据与王都距离的远近，向中央政府承担大小不等的义务。但实际上，周朝的王都镐京，在今天陕西省西安市附近，从地图上看，并没有可能向周边等距离地拓地5000里。况且，以当时技术的简陋，又怎么能在地图上精密地算出有5000里呢？
《周礼》提到了井田制度，这是秦汉史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有些学者认为每8家各有土地800亩，是私田，另外还有100亩是公田。又有些学者认为井田制的“井”，是长方形而不是正方形。还有人干脆说井田制整个就是臆测，是没有的事儿。
面对以“周公”为舆论导向的《周礼》，黄仁宇先生说，如果按他的“大历史观”对此段公案进行观察，则《周礼》确实有很多地方表现了当时行政的精髓，而它实际的作者是谁反倒无关紧要。至于王畿千里外有九服的观念，其症结则是中国的中央权力，在技术尚未展开之际，就先要组织千万军民，所以只好先造成理想的数学公式，向下笼罩着过去，很多地方依赖理解能力，不待详细的实地经验。
黄仁宇先生曾考察过唐朝均田制度的史料，也看到了宋朝财政的数字，对于明朝的情况更是了如指掌。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回过头来对井田制进行反思，认为假如井田制是在宽阔的大平原上分割土地，有如切豆腐干一样，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机会，官僚机构肯定会“照章办事”，可是在实际推行过程中，最理想的办法，通常也不过是将假设的方案按实际情形打折扣：正方形的“井田”摇身一变，成为长方形的模样，甚至百亩土地变成70亩以至于50亩，8家以7家或6家顶着算，也都无不可。理想终归是理想，不是实际的尺度，活人不会被尿憋死，真正实施起来，肯定会发生变形，这是中国历来施政过程的原则。
周朝人之所谓的“礼”，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礼”不同，前者有一种更广泛的解释。历史上有所谓“礼者理也又履也”的说法，就是说，礼就是道理，也需要实行。两国之间，不管平时关系如何，就算是仇敌，一旦对方发生了饥荒，自己却小气得要命，一粒粮食也不肯拿出来加以救济，就是违反了“礼”，不仅不礼貌，而且不合情理，违反处世的基本原则。
黄仁宇先生认为，利用这些条件，更通过宗法社会的组织，周朝创造了中国的“封建制度”，它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以及日本的“幕藩制”有若干相似的地方，但也有相当大的差异。[ ]原则上周王室不直接统治全民，财政收入也是按“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的方式，间接交纳、层层节制，土地当然也不能买卖，通过这个金字塔，整个封建制度也就稳定下来了。由此可见，周公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乃是由于他的“井田制”和“宗法制”，并因此而确定了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制度”。
那么孔子呢？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时代的末期。在春秋时代，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维持，但是还没有完全败坏。以前各个国家独霸一方，各自为政，主持国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担任下级军官的士，全部世袭，一切都按成规办事，也就是说，尽管不一定做每件事都会按照“礼”的原则进行，但总会以道德的名义，披上正义的招牌。
孔子对“礼”非常尊重，他虽然称赞管仲对当时的政治有贡献，但仍然毫不迟疑地攻击他的日常生活过于讲排场，超过了人臣应有的限度。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的时候孔子哭得很伤心，然而孔子却根据“礼”的原则，坚决反对用厚葬的方式以表达哀思。又因为“礼”的需要，孔子虽不耻于跟阳货这样的小人打交道，但因为阳货曾经找过他，仅仅是为了“礼尚往来”，他仍想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他。
另外，黄仁宇先生指出，春秋时代的战争，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就好比参加体育比赛，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要有公认的原则，仍离不开“礼”的约束。根据原则，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不能追击敌人，也不能向敌人的主帅射击，不能故意设下圈套等对方去钻；碰到头发斑白的老人，不能把他当做俘虏。这些态度与欧洲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很相仿，虽然这些原则并不可能全部遵守，但是交战时间很短，参战的人数也受车数的限制，这都是无疑的。总之，春秋时代的战事，显示了社会的不稳定性，但战事的本身，却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性动荡。
针对这些条件，孔子对当日情形，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闲雅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相对于战国而言，还相当的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表明过去的社会秩序仍有可能恢复。他有时也发发牢骚，说什么“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可是若有人要问他社会该向何方发展，他肯定会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更表现了东周社会的满腔复古热情。
第一帝国（秦汉）：确定中国历史的主调
从长期的历史眼光看来，后汉因袭前代过甚，只能继续充实一个原始型以小自耕农作基干的大帝国，不能替中国打开新局面。
——黄仁宇《西汉与东汉》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汉代灭亡（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20年）这段时期被黄仁宇先生称为“第一帝国”。
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地理条件等方面的原因，各个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加剧，经过多年的混战，小国无法生存，统一的趋势得到加强。秦始皇完成这一历史重任，使得他在中国历史上占据非常显赫的地位。
秦始皇还是历史上“万里长城”的修建者。在他统一中国之后，命蒙恬率兵30万，收河南（内蒙古河套一带）、伐匈奴，在团结对外的条件下，全面筑城，从而构成了这一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建筑。
当然，由于秦始皇的成就是在急风暴雨中迅速完成的，所以他的王朝不可避免地具有暴政和严刑峻法的特点，所以很快就被推翻了。经秦末农民起义，刘邦获得政权，又经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到汉文帝、汉景帝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历史学家称羡的时期：“文景之治”。
但黄仁宇先生指出，“文景之治”，表面上是人民得到好处，但实际上“文景之治”无非是“开明专制”而已。在一个广大的领域之上行专制，必自命开明。因为它执掌绝对的皇权，除了以“受天命”和“替百姓服务”之外，找不出一个更好支持它本身存在及其作为的逻辑。不管怎么说，就算是它做得再好，按美国总统林肯的说法，也不过是“民享”（for the people），而不是“民治”（by the people），更谈不上“民有”（of the people），长期如此，政府的权力必然会凝固成官僚主义。
随后的汉武帝，是第一帝国的巅峰时期，也是一个很奇特的时期，因为他所开创的事业，后继无人。在汉武帝时期，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也就是说，由地理位置要求所形成的中央集权动力，到西汉中期获得了很大满足。全部人民隶属于帝国的治理之下，整个国家也毫不留情地行使权力，并且创造出国家崇拜，认为儒家伦理合乎“天理人心”。汉代就这样替中国创造出一个永久的机制，人数庞大的农民开始由数目众多的官僚进行管理。
但是，由于皇帝高高在上，控制着5000―6000万的人口，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中央机构，则会一事无成。太守是皇帝的代表，各地选举的“孝廉”，也仍只能承奉中央的意旨，这种情形，表现着中国传统君主专制的一个最大弱点。
汉代实施“察举”制度，要求每2万人中选出一名“孝廉”。被提名的人和高官的子弟组成实习军团，先当宫廷守卫，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和学习后，再分配到各政府单位任职。这样一来，大批地主最后集结成党派，透过“察举”等制度，和中央保持强有力的联系，并扩大在乡间的影响，侵蚀地方政府，逐渐动摇中央政府的基础。在东汉前的权力真空期，这个现象更是严重。东汉末期，学问成为获取权力的公开手段，私人讲学吸引了很多门徒，常常达数千人之众；朝廷办的太学[ ]，更多达3万人。显然，对国家而言，这并非什么好事儿。
汉武帝之后，经过霍光与王莽两位著名外戚的统治，西汉走到了它的尽头。如果从大历史的眼光来看，从霍光到王莽，在这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中央政权已无从合理化。因为中国在公元前统一为政治上的初期早熟，既无各地确实统计数字，也不能区划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在囫囵情形下，凡事靠在位者及摄政者随时摆布。
恰巧昭、成、哀、平四位皇帝都没有儿子，而按习惯法，又必须从皇室支裔里找继承人，每次入选约二三十人，或多至四五十人，又不按出生顺序选年纪大的，反倒是选小孩子，因为这样可以很方便地加以操纵，这无疑增加了女人的重要性。汉朝皇后平日没有任何实权，皇帝在位时，要说废掉她们，就可以废掉她们，并不像后代手续那么复杂。但只要皇帝一死，皇后成为皇太后，对择嗣就会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安排，无疑会使她的娘家人（外戚），从中大得好处。
王莽篡位改革失败，由刘秀建立东汉。但此时的东汉王朝与西汉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黄仁宇先生说，西汉帝国仍是草创时代，不管是“文景之治”，还是武帝之用董仲舒，也不管是霍光的专权，还是宣帝的各种理论，都离不开一种试验的性质，所以能让读史者有好奇心。但东汉的君主，却没有进行这样创作的机会，其主要的原因是帝国的粗胚胎稳定之后，法制却不能确立。所以，从长期的历史眼光看来，后汉因袭前代过甚，只能继续充实一个原始型以小自耕农作基干的大帝国，不能替中国打开新局面。
在东汉的12个皇帝中，只有光武帝刘秀和明帝刘庄是成年人登基，其他的要不是弱冠享位，就是在襁褓孩提中拉来算数。而且除了最后一个禅位于曹丕的献帝活了54岁外，其余的没有一个活到40岁。因此，东汉的政局，总是受宦官、女后和外戚的操纵。
除了宦官和外戚的原因外，黄仁宇先生还为东汉的灭亡找出了两个重要背景：
东汉的学术很有成效，但是由于仕途受限，有的人终身为布衣，有的则为“宾客”，还有很多的自命清高，在读圣贤书之余，养成了一种轻狂的风气，不仅自己被狭窄的伦理观念所支配，还要强迫他人也按自己的观念从事，从而成为东汉党争的根源。
东汉的法制毫无规章，也是一个深重的弱点。汉法是根据《秦律》演变而来，条文复杂、内容简单，根本应付不了复杂的社会局面。
公元200年，发生了官渡之战，在黄仁宇先生看来，这无疑是开启了长期无政府状态和军人冲突的大战争。大战的其中一方是袁绍，企图以新兴的州郡力量称霸。他的祖先袁良以经学起家，大大赚了一笔钱。袁良曾在朝廷任太子舍人，后来将这种“传男不传女”的知识交给孙子袁安。袁安则从县的地方官升到郡太守，后来担任朝廷大臣。从此以后，袁家没有一代不在朝中任官，“门生故吏遍天下”。袁绍起兵时，据说门客和属下有近10万人。
大战的另一方是曹操，他以东汉王朝的保护者自居。曹操出身“孝廉”，养父显然是宦官，曾担任皇帝的中常侍。在这场战役中，袁绍的杂牌军溃败，但朝廷的秩序并没有恢复，反而瓦解。当时的组织和辅助单位也无法使地方自治正当化。无论如何，当时的问题包括大规模的天灾，以及长达数千公里的边疆防御线，由地方崛起、从学阀转成军阀的人士，并没有能力处理这些问题。
总之，按黄仁宇先生的说法，“汉代的覆亡，则证明一个政治体系，对各人私利观完全否定，只能控制一个简单的社会，一到情态繁复，各人口是心非，就无法和衷共济。”纵使军阀再想合作，也找不到一个合作的逻辑。晋代曾打算稳定中国，但为期甚短，中国自此陷入长期的分崩离析之中，时间长达369年。
魏晋南北朝：社会的重新整合
秦汉大帝国在公元220年后已无可改组修正，只能重起炉灶的再造。问题不仅在朝廷的高层机构，而且在民间的低层机构。
——黄仁宇《长期分裂时的悲剧》
前面已经说过，统一是中国社会的常态，分裂是其变态。但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这一次长达369年的分裂，却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汉亡之后的369年，中国无法统一，这是中国历史上为期最长的分裂。
最先开始的是三国时代。由于浪漫的《三国演义》的生花妙笔，三国显得格外绚烂多彩、引人注目。的确，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就算是翻开《三国志》这样的正史，其间的悲欢离合，也不会让人感到有丝毫的逊色。黄仁宇先生对于三国的历史评价就是，“整个三国时代，是英雄豪杰、风流人物浮沉起伏的期间。因为战事连绵不断，皇帝威信又名存实亡，很多舞台上的角色，已不受道德上的约束，于是赴炎附势。他们自述胸襟怀抱，慷慨真切，全无腐儒气味，做起事来，也是畅快淋漓。”
说到三国，必然离不开曹操。曹操能够出类拔萃，取得在三国鼎立中最重要的角色，乃是由于他不拘小节、眼光远大。为了安抚流亡农民，他开始推行“屯田［ ］制”，既安定社会，也解决了军粮问题。为了打击东汉时期为害最烈的豪强势力，他大力加以整顿，并推行了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唯才是举”的命令。他说，“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也就是说，不管这个人的名声好不好，孝顺不孝顺，只要懂得治国用兵之术，就要将他拉拢过来，加以使用。与传统的儒家经典理论相对比，这无疑是“离经叛道”的行为。
然而，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历史，我们又可以知道，在这分裂的369年中，酝酿着一个大问题，牵涉整个国家从头到尾的重新组织。不仅曹操不可能预测，即作史者如陈寿及裴松之也仍没有看到演变之全豹。也正因为此故，黄仁宇先生对于曹操等人的评价并不算高。
曹丕篡夺汉位，开启了东吴和蜀汉称帝的序幕。至此，三国鼎立才最终确立。不过，曹氏家族的篡位，原以为可“永享国祚”，不料没几年就失去皇帝宝座。
这也难怪，这些篡位者没有看到，他们自己是世代权臣，手执兵符，当然声震朝宇。可是一旦做了皇帝，传之子孙，皇帝又会变成宫中的傀儡。
篡位的司马炎在位25年，重新造就了中国的统一。但由于西晋没有进行必要的改革，从而无法满足整个社会体制的需要，所以很快就引发“八王之乱”，西晋中央权威一败涂地，最终导致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这就是后来汉族知识分子所无法释怀的“五胡乱中华”[ ]。
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按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来看，这是因为秦汉大帝国在公元220年后已无可改组修正，只能重起炉灶的再造。问题不仅在朝廷的高层机构，而且在民间的低层机构。
由于社会上的大动乱，当时人口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迁徙，汉人是多数民族，却无法对抗这种潮流，随之而动，结果是为我国南部经济的开发，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并使得到了第二帝国时期，我国的南方经济全面超过北方。北方的少数民族虽擅长骑兵战术，也无法越过淮水和汉江等处地区，况且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也无法在全国推广，不能成为中华民族的主导生活方式。
双方在淮河流域一带，产生了“拉锯战”。
第一帝国是以数量较少的官僚机构统治大量的自耕农，但分裂时期，汉族的巨家大室和少数民族首领都自起炉灶，各干一套，结果妨碍了中央政府向全民征兵抽税；加上各民族语言不通，更造成了统一的障碍。
当然，此间也有统一的尝试，这就是著名的“淝水之战”。由于前秦的苻坚内部问题实在太多，而南方的东晋政权又拼死一搏，所以结果是苻坚大败，统一进程延迟。这也可以说是北方的少数民族擅长的是骑兵战术，至此已无法做有效的发挥；南方的汉人擅长水战，不仅可以用船运兵，争取主动，而且将士也无行军之劳，兵粮有速达之效，不过，这种长处也不能向北延伸。所以黄仁宇先生才会说，“淝水之战时，双方受地形限制的情形，已见其端倪。”
最终打破这种僵局的，是北魏的拓跋氏。他们之所以能如此，不是文化程度高，而是由于人文条件简单，可以从最基本的事业着手，并能以原始作风来解决问题，所以不期然的做了中国再统一的工具。
他们所做的最重要工作，在黄仁宇先生看来，就是推行“太和诏令”。这是由孝文帝的祖母冯太后进行的。冯太后信任大臣李冲，由李冲对拓跋氏政权的民政进行改革，因而对中国以后几百年的政治体制有深远的影响。这一套变法，由于是在太和年间进行的，所以又叫“太和诏令”。
变法中最重要的两条，是均田制与三长制。485年，诏令天下均田，原则上土地国有，订立了每一家按人口应有田地的标准；486年则确立三长制，也就是选有权有势的人当基层干部。在黄仁宇先生看来，这样就实际实行了“租庸调”制。
由于这一措施是对当时整个社会的根本改造，所以具有相当大的冒险性。具体的推行情况，现有的史料还无从判断。以后北魏仍为权臣所把持，并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魏为北齐高洋所取代，西魏为北周宇文觉所取代。
但黄仁宇先生认为：“然则历史的演进，并不为这分裂运动而停滞。中国之统一，需要一个以小自耕农社会作统御经理的趋向，也愈为明显。”
最后承担起统一任务的，是北周的外戚杨坚，也就是后来的隋文帝。杨坚是个胡汉混血儿，他利用自己外戚的身份，先以北周的力量吞并北齐，然后回头解决北周问题，并利用统一后的江北力量，席卷南朝。黄仁宇先生说，他的这个统一模式，发展方向是自西向东，由北至南，“以经济人文简单的地区去征服繁荣富有的地区，这也是承继北魏拓跋氏在历史上活动的逻辑”。黄仁宇先生没有进一步指出，其实这也很符合中国历史上长期统一的模式，即由北而南，由西向东。经北伐而获胜的统一，除明朝是个例外，其余的实在是乏善可陈。
至于在此段时间内，中国社会能够重新走向统一，思想方面的原因起了多大的分量，前面已经说过，有些历史学家每提到中国的重新统一时，总要强调中国传统思想的伟大，但是传统思想能够发生功效则是因为社会组织已经和它接近。比如说，宇文泰在文治方面最闻名的措施，乃是任命苏绰为度支部尚书，让他规划新政府的各种设计，而苏绰的设计，也总是以《周礼》为依托，也就是预先创造一个模式，然后依葫芦画瓢，进行实际的操作。而北魏的三长制和均田制，在黄仁宇先生看来，则正有这种“间架性设计”的趋向。至于为什么会如此，则是可能对朝廷和社会底层作梗的巨家大室（社会中层），或被淘汰或受约束，中央政府因此可以掌握大量的农民。
总之，归纳这一段历史时，黄仁宇先生说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话：汉代虽亡，过去多年来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个独一无二文教式的体系，足以支持一个以小自耕农作基础的大帝国，一到客观的环境许可，这样一个大帝国可以重新摆布登场的时候，这文教上的体系用不着重新创设，也可以随着弹冠而起了。
第二帝国（隋唐宋）：尝试货币改革的失败
第二帝国尝试货币管理，但功败垂成。
——黄仁宇《黄河青山》
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
——黄仁宇《王安石变法［ ］》
黄仁宇先生开宗明义地指出，第二帝国的特色，乃是在于尝试货币管理，但功败垂成。第二帝国包括隋、唐及宋朝（公元581―1279年），由于有了长达369年的大分裂，所以并不能算是第一帝国的直接延续。
在经过数百年的纷争后，入侵中原的游牧民族已经被汉化。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没有断绝，顽强地保留在农业社会中，但专制集权的复苏也面临着无法超越的困难，因为它必须将庞大的农业人口重新置于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并且还不能容纳中间阶层的存在、发展与壮大。这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实际上是由鲜卑的拓跋氏带头进行改造，经隋唐而完成，所以说，拓跋族是隋唐王朝的先驱。
黄仁宇先生将第二帝国划分为三个阶段。唐中期以前为第一阶段，唐中期为第二阶段，宋时期为第三阶段。他认为，唐代中期以前的第二帝国，可以说是结构严谨，也就是说，所有重要的法规据说都符合整齐的数学公式。例如，在拓跋氏统治时，所有户数都以“5”为单位，便于管理。农业土地号称是国家所有，由百姓轮流耕种，但这些人同时也要服军役和缴税。在中国北部人口稀少、土地经济缺乏变化的情况下，这些规定尚可勉强执行，但随着条件的变化，到唐代中期，就已经完全无法执行下去了，所以780年，政府宣布以“两税法”[ ]取而代之。
这一段时间也是中华文明最为辉煌灿烂的巅峰，它的创造力达到鼎盛。汉代实行察举制度，隋以科举考试取代，由于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因此有助于加速社会流动，再加上雕版印刷术的普遍使用，文化也得到空前普及。中国南方的发展，造成了农作物的多样化，城市范围的扩大和水路运输的空前繁荣。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中国的人口重心已从北方移到南方。随着稻米种植的推广，这种有利小户人家的经营活动，也逐渐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格，使得社会更为繁荣，也更为平民化。
由于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而国家机器却仍然在原来的轨道上运行，所以到了宋代，中国的农业官僚便面临组织现代经济的能力考验。由于大量的现金和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库，宋代意识到了自身掌握的经济实力，所以才敢于组织起人数多达百万的军队。政府积极提倡贸易，注重军事技术；官吏薪水之高，也可说是空前绝后；在许多方面，宋王朝在公共事务上也扮演着主动的角色。
除开发矿产和铸造货币外，宋朝政府还发行纸钞，规定盐、茶、香料等商品要由国家专营，还把酿酒业视为特许业，并控制内陆、边疆和水上交通，掌握部分货运。和尚、道士必须缴特许费用，才可以出家；犯人也可以通过交钱减刑，这些钱最后都成为行政收入。有资料显示，宋代的土地税收入是唐代的7倍，其中包括谷物、贵重金属及纺织品，数目大得惊人。在11世纪，国库仓房满溢，以至于必须再加盖新建筑来容纳财富。
宋代似乎有能力创造出中国历史的新局面，以至于今日部分背景不同的历史学家，都将11世纪之初形容成“中国早期的现代阶段”；日本学者也说，这是“东洋的近世”。不过，由于宋代的经济中的服务部门，要么完全欠缺，要么严重不足，当时没有银行、保险公司和商业法规，所以黄仁宇先生深刻地指出，就本质上来说，这些设施不只是器具和传输设备而已，它们是经济和社会秩序的产物。在银行和法院的背后，是国家的法律体系，再其后则是社会习俗和宗教。因此，一群村落的聚合体，无法充当货币管理的适当运作基础。
另外，由于失去的疆土不曾收复，相反，宋代和辽和西夏等“蛮族”进行竞争时，不仅占不到便宜，反而是割地赔款，最后被迫南迁，结果形成了宋代三百多年历史的特色：战场上一败再败，并以最屈辱的条件议和。这种事情居然发生在中国有史以来最为富裕的朝代，当然会让人困惑不解。
王安石变法是第二帝国尝试货币管理的高潮时期。黄仁宇先生说，王安石变法的例子反映的不只是宋代的情况，还包括中国现代的问题。王安石“新政”中最引人争议的就是“青苗法”。无论是宋代还是后来的朝代，众多的小自耕农都面临着每年农耕时的贷款问题。他们通常向族人预支现金，但利息高得离奇。王安石计划让政府在春季稻谷青绿的时候，提供贷款给农民，秋收时农民还清贷款，借期6个月，利率20％。参照当时乡村的高利贷标准，这个利率并不算高。不过，虽然这个实验在各区的成果并不相同，但整体上的失败却是无疑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还是上面所说的原因：整个社会缺乏必要的配套设施。当时缺乏服务单位，计划无法有效执行。个别农民无从申请贷款，政府无从调查申请人，担保的东西无从确立，欠债不还也没办法没收担保品。反对新法的人说，大多数的地方官无非是把钱全部发放给老百姓，而根本不管他们需不需要；而贷款领取人的邻居，基于连带责任，又必须被迫彼此担保贷款。
青苗钱的来源是地方政府稳定食物价格的储备金，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个区都有足够的现金。但经王安石变法，所有的地区都被安排了配额，必须缴纳一定的青苗钱利息。有官员向皇帝报告说，大肆宣传的贷款其实并无其事。这位官员指责，钱并没有真正贷出去，但人民还是要缴税，等于是在正常的税款外又额外加税。
新政的其他内容也同样行不通。在市易法中，将人民缴纳的物资重新出售，但依然无法吸引民间的商人。由于缺乏法院的保护，这些商人担心，为了弥补预算的漏洞，政府很可能会用公共利益的名义，将自己辛苦赚来的财产没收。同时，若是官员们亲自在城里做买卖，零售商就会无法生存，所以到最后，也就不会有公平价格这回事儿。因此实质上，新政在乡村里鼓吹货币经济，却抑制城市里货币的流通。
由于王安石的特殊身份，为达到目的，他必须给予市镇特许状和让司法制度合理化，才能产生民间的平等，以便于商业来往，但显然这些措施势必连根拔起帝制中国的根。事实上，王安石并没有革命的眼光，无法跳过一千年的历史，只是他仍然造成了宋代官僚的分裂。新政先实施后撤销，然后是再推行，结果导致了在朝的官员分裂成很多派别，这样一来，改革的问题也就不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了。
王安石改革失败之后，北宋很快被金人灭亡，但它所掌握的资源仍远多于北方的金人。南渡的南宋王朝偏安一隅，继续享受着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却仍然无法摆脱所面临的困境。在经济上较进步的国家无法动员本身所掌握的资源，以打败经济较落后的国家，就此成为一种模式。相反，北方入侵的民族满足于基础的简单，因此可以根据需要，当场运送人力和提供食物，反而能弥补两者之间的差距。
所以，尽管其间也发生了类似贾似道买公田等事件，于大局也毫无益处。因此，黄仁宇先生才会说，有了北宋与南宋的两重经验，才得以知道，一个农业国家的行政系统发展成熟，尚不能充分管理及发挥其所辖的经济方面最前进部门之功效的时候，只有改用商业管制的办法，才有出路。此时政府的功能渐趋繁复，引用特殊技能的需要增高，其经费也必须扩充。因其超过旧式农业的范畴，也不能以现有税收对付，又只好发行公债，因之则引起代议政治司法独立和其他跟随着的一串的组织与运动。
第三帝国（明清）：收敛与退缩
第三帝国的退缩符合历史模式。
——黄仁宇《黄河青山》
隋唐宋组成的第二帝国带开放性（财政税收与军备越做越大，经济也随着扩充），相对之下，明清组成的第三帝国则带收敛性。
——黄仁宇《成吉思汗和忽必烈》
黄仁宇先生说：“在大历史中，元代这个蒙古王朝只能算是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之间的过渡期间。”为什么呢？因为元朝的行政体系缺乏一致性，并在实际上反映了征服者的困境：他们既不愿意完全遵照中原的官僚管理系统，又找不出更好的方法来管理人口数量如此庞大的国家。有资料显示，元朝一方面听从了维吾尔族顾问的建议，努力掌握如何有效地使用财政；另一方面又急于寻求汉人的合作，大幅降低税率，推行“农业第一”的政策。
忽必烈是统一的最终执行者，在完成统一后，他也为维持帝国的正常运行做过很多工作，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效果并不好。黄仁宇先生认为，这又是因为忽必烈的措施，在蒙古人看来，是“汉化”过度；而在汉人看来，又远远不够，所以说，历史上找不出一个同时管理草原文化与中原精密耕作而产生的文化之共通体制，因之忽必烈到处妥协，他留下的传统也没有真实的力量。
朱元璋于1368年创建明朝，黄仁宇先生认为，他的种种措施，在中国历史上实为不利。他看到宋朝以经济最先进的部门（如纺织业、冶金、铸币、水运等）为主体，打造行政基础，结果却节节失败，但朱元璋又没有看透其原因乃是服务性质的产业（民法、商法、保险业及银行等）没有发展起来，私人财产权缺乏固定性，无法在数字上进行管理。他只凭个人之见，认为凡是提倡扩大经济收入的说法，就是“与民争利”和“聚敛”，是不可饶恕的事儿。他还指责汉朝的桑弘羊和唐朝的杨炎这些中国历史上最为有名的理财专家，是“得财有限，伤民无穷”，而自我标榜“我国家赋税已有定制，撙节用度，自有余饶”，也就是说，节流而无须开源。
他用这种思想作为出发点，又将节约的宗旨一再宣扬，各地区的赋税数即立碑刊刻于户部门口。兹后数百年正是西欧各国飞黄腾达的时候，中国的第三帝国即因其所赋有的永久性格，长期蛰伏着不图长进，我们也可视之为宋朝企图全面突破而失败之后的一种反动。
明朝的财政和赋税是以较落后的部门为基础。三百年前王安石变法时曾使用的代役银，到此又全面恢复到亲身服役；另外各州县衙门所用的文具纸张、桌椅板凳，军队所用的兵器弓箭，均没有预算经费，只能由地方上征集而来。朱元璋更利用“胡惟庸案”、“蓝玉案”、“郭桓案”及“空印案”[ ]这些大案，打击巨家大室，以致“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如此一来，整个国家更加缺乏经济上过渡的组织与结构。
唐宋之际，为了方便各地区间的物资流动，特设立了转运使一职，他们手中有大量的物资可供周转，明朝则坚决地放弃了。所以一旦朱元璋的财政体系成熟后，全国就充满了此来彼往的短补给线。一个边防的兵镇可以接受二三十个县的接济；一个县也可能向一打以上的机构交纳财物。户部不再成为一个执行机关，而是一个庞大无比的会计衙门，无从作全局的考虑，在此情形之下，第三产业也就永远无法展开了。
过去有些人认为明后期推行一条鞭法后，朱元璋的财政税收体系就得到了改进，但黄仁宇先生却认为，财政与税收牵涉官制与兵制，以及乡村里甲和城市街坊间的结构，也与法庭判案的能力和社会风尚有关。明清的制度，相当特殊，如果一经更改，那么以上各种因素就会全部更新。所以说，一条鞭法不过是做了一些小打小闹的修正，完全谈不上全面改革。
五十年前，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梁方仲先生研究一条鞭法，其结论则是行一条鞭法后明代的财政税收仍是“洪武型”。黄仁宇先生说，虽有明清之交替，康熙时将丁额永久的固定，雍正时的火耗归公，五口通商后新式税收开始出现，与太平天国作战期间开始征收厘金，所述“洪武型”之财政仍与第三帝国全始终。
黄仁宇先生为“洪武型财政”归纳了一些特点，简而言之，就是缺乏眼光、无想象力，只知道一味节省，完全以农村经济为始终，当中各因素都容易脱落。
明朝是中国唯一由南至北统一全国的朝代，而且因为其全部资源都被分割得七零八落，各地的总督和巡抚无从飞扬跋扈和尾大不掉，有明一代，除了几位王室和一些农民造过反，从无文武官员拥兵自重背叛朝廷的事。在东北与努尔哈赤做殊死搏斗的熊廷弼将军，竟能被一纸文书逮捕，而当百姓要求他留下时，他竟死活不肯答应。不要说与汉代的周亚夫将军相比，就算是和宋代的岳飞对照，也有天壤之别。
清承明制，继续保持着高度的中央集权。除了所谓“三藩之乱［ ］”系明降将举兵反叛外，再无一个大臣背叛朝廷的纪录。因为整个社会重文轻武，国家不依靠军事力量而依然存在，并在明清帝国时期发展到极端，直到鸦片战争时才彻底暴露其弱点：原来这样的体制不能在现代社会里存在。
清朝也进行过一些财政方面的改革。比如，顺治年间就开始了整顿赋役制度，清理赋役簿册。但这种整理，其前提却是相信明朝的兴盛与灭亡，乃是在于“当明之初，取民有制，休养生息……及乎天启、崇祯之际，因兵增饷，加派繁兴，贪吏滋奸，民不堪命”，也就是说，他们无法从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上找原因，无法适应社会新经济发展的要求，而只能在传统的老路中寻找出路。
由于赋役不均，导致清代的赋役征收相当混乱。因为清初赋役的征派是按地亩、人丁双重标准进行，而随着土地的日益集中和人口的不断增长，丁税成为广大百姓极为沉重的负担，从而不断引起逃亡和反抗。为了稳定税收额数，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宣布，以前一年的全国丁银数为准，以后额外增加的人数，都不再多征，这就是著名的“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但这只是不再增加丁银，却并没有免除丁银。
由于人口变动的情况相当复杂，每户人丁的子孙情况各不相同，很容易发生以多承少、以少承多的现象。所以，到了康熙末年，四川、广东等省已有实行将人丁摊入地亩的征收办法。到雍正时，清政府又进一步实行了“摊丁入亩”，把康熙五十年固定下来的丁银数，摊入田赋银中，一并征收，称为“地丁制”。从此，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的人头税，基本上被废除了，这无疑有助于削弱农民对国家的依附性地位。不过，这与现代国家的社会经济职能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
有鉴于此，黄仁宇先生在《黄河青山》中说，第三帝国和前一时期相比，有非常显著的退缩。许多经济活动在宋朝达到高峰，此时全都缩回。整个国家因此不具备竞争力，局势需要进行调整时，官僚政治却最无法调整。社会希望他们能有大胆的创意，他们却想永远都在原地踏步。
针对以上情况，黄仁宇先生痛心疾首地说，“现代中国的所有痛苦完全起源于明代开国之初”，因为明代开国之初就将退缩的精神加以制度化。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局势发生了变化，需要政府也随之进行一连串的预算调整，但他们却无法回应这些需求，结果导致了天崩地裂的改朝换代。
鸦片战争后：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革命
若忽略传统中国社会之形貌，闭目而不假思索地以为其功能与结构必与西方社会无异，则可能在讨论上层结构时造成严重误解。
称中国在20世纪的革命为人类历史中最庞大的一次革命并不为过。
——黄仁宇《法国大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长期革命》
黄仁宇先生所说的“长期革命”，是指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的大变动，这个变动，有的部分至今也没有彻底完成。
通过前面几节的分析，黄仁宇先生说，我们心中应该有这样一个印象，就是传统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与西方现代型国家的经济组织相去甚远，而且自思想理论至生活经验，中国文化中可以改造利用者相当少。中国的近百年历史，过于注重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下层。比如，民国初年的立宪运动与政党活动，他们本身对中国社会来说就是一种外来物。领导人尽管不乏高尚的理想，但他们的身后却无支持的选民，所以他们空有满腔的报国心，却无从化为具体的方案，渗透到民间，一旦遇上军阀，就无能为力，因而他们在历史上的意义也变得相当苍白无力。
军阀混战的情况也大致类似。他们所代表的不外是私人军事力量，黄仁宇先生指出，唯其如是，他们在行动时一定通电全国，表明心迹，实际上军人们就地以不同的方式派饷招兵，甚至贩运鸦片，其下层结构也不能造成一种公平而互相交换的局面。
此外，军阀的士兵既是雇佣而来，所以也就无法忍受内外的沉重压力，最容易溃散和逃跑。若能掌握此中因果关系，则能揣想当时的社会状态。因此，黄仁宇先生才会警告说，若忽略传统中国社会的内在和实质，不假思索地以为其功能结构和西方社会相差无几，就必然会在讨论上层结构时造成严重误解。
自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五口通商（1842年8月29日，清钦差大臣耆英与英国代表璞鼎查在南京签订了《南京条约》，其中规定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等五口对外通商，英国人可派驻领事）。而自列强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租界、行使领事裁判权以来，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问题，史学界至今也没有统一的答案。但是，如果仅将西方文化和西方的法律观念系统地输入中国，就以为万事大吉，那么这样的运动，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
黄仁宇先生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山东的青岛经过了德国和日本几十年的经营，但隔着海湾不到20英里的一座村庄，却依然如故。除了新建的基督教堂与传统的菩萨神仙并存，以及花生壳被城市新工业收买外，当地人民的生活几乎和近在咫尺的大城市青岛毫不相干。农作物的耕种方法与工具仍是世代相传的东西，商业也局限于赶集和流动小贩。人民的生活与社会习惯全未感受新时代的好处，反倒是先感受了动乱的威胁。这种情形说明，中国不能因为西方文化的渗入而迅速现代化，而必须经历相当的折磨，其下层结构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重新调整。所以黄仁宇先生才会沉痛地说，中国需要在历史上通过一次长期的革命，并非偶然。同时，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外界刺激的反应，也不能统以“迟钝”和“漠不关心”等语词来形容。总之，以中国幅员之大、人口之众、过去社会组织之根深蒂固，要想改造，必然会遇到相当大的阻力，行动起来也有很多的困难，就好比一个走兽，不能让它立即变为飞禽。
黄仁宇先生说，有不少读史者，以光绪帝不能毅然下决心清算慈禧太后为憾，但其实这是不知皇帝的存在，并不是让皇帝当富国强兵的舵手，而是让他做天下忠臣孝子的表率。要是光绪帝放弃了传统的使命，敢于弄死名义上的母亲，也就等于否定了自己所扮演角色的合法性。所以说，根源不出在皇帝的决心，而仍然是君主制度。
百日维新时，光绪帝和康有为等人的所作所为，无疑是在仿效日本，他们还企图以发行公债，来获得新政的经费，也有进入资本主义的架式。只是清末中国的下层结构和王安石所处的时代没有基本的差别，仍然是由上至下指定。维新方案既不能在下层展开，而慈禧太后推行的“新政”，也同样暴露了这种政策的不合时宜，所以只能加速清王朝的灭亡。
民国初年的革命党人，经过多年的革命，终于发现以手枪和炸弹来推翻专制，对于社会的影响还是太小，因为急需改革的不仅仅是官衔的名称，更是下层社会的结构。于是激进分子，如鲁迅等新文化主将，就开始不再局限于反对宋明理学家和道学家，而是认为全部的传统文化都是“吃人”的礼教，需要全盘加以改造。
所以，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的77年中，所有的变化都没有能够对中国社会进行实质性的改变，而只能算是中国长期革命的一个准备阶段。而此后中国开始改革时，其间乾坤颠倒的就不仅仅是法律和政治，而是牵涉经济与生产，甚至于思想、语言、社会组织和生活习惯等各个方面。自1919―1989年，又已经过去了70年，在这70年中，中国的武装部队参与大小内战不算，还曾以各种姿态，和世界各强国及左右邻邦作战。所以称中国在20世纪的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一次革命，并不为过。
黄仁宇先生说，这种大变动的起因，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的世界化进程。19世纪中叶，英国和法国等国家以商业原则完成了国家和社会的资本主义基础，于是乘机向海外拓展。鸦片战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中国因为受到了外界的压迫，才提出各种救亡的方案，包括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只是维新未成，已有日本人入侵；以后又有其他国家的介入，中国的问题更加国际化，所以也有了更多的主义。但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是首先必须放弃过去以农业条件为本位所产生的特殊体制，代之以商业条理做主的一般体制，从而增强在国际间的竞争地位。
自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不可能全靠中国历史的经验来解释，因为这种发展在中国尚无先例。中国在1905年停止科举考试，实际上就已经切断了高层结构与低层结构的联系。因为传统的所谓“选举”，是以四书五经做取士的标准，只要符合条件，谁都可以参加考试，结果造成了一种上下间的流动，现在这种方式既被放弃，君主制度也就要遭到否定了。不过，下层的真实情形仍然是一笔糊涂账，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上称为“军阀混战”的时期，也就应运而生了。
蒋介石通过自己的努力，曾一度达到了中国社会的表面统一，他还曾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并且凭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机会，使得中国能够跻身于世界五大强国之林，但由于这种改造只限于上层，所以他对于中国社会彻底改造的收效，并不明显。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低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而这又正是毛泽东领导群众发动革命的意义所在。
结 语
此章根据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对于中国历史，从古至今，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梳理。其中，关于黄仁宇先生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是其重点，需要仔细体会。另外，还要注意，几个历史阶段之间的区分与异同，以及黄仁宇先生是如何将其有机结合起来的。只要把握了这些，黄仁宇先生的历史观也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