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9月的一个早上，阳光明媚，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 和他的法国卷毛狗查理开启了美国观光之旅。再后来，他和他的爱犬乘坐专门为他们的行程改造的卡车环游美国。同时他们也是在寻访真正的美国。《横越美国》（Travels with Charley）就记录了他们的此次旅行。
在他们的旅行途中，斯坦贝克计划短暂休息，顺便和他的妻子小聚一下。他妻子打算跟他在芝加哥会面。斯坦贝克提前到了，却发现特别预订的客房还没有腾出来。但是酒店乐意满足他的请求，提供给他一个地方休息并洗个澡。因为一个客人提前退房，所以酒店允许这位著名作家到这个刚刚腾出来还未经打扫的客房洗漱小憩。斯坦贝克脱衣服时，他被前一个房客留下的痕迹分神了，他把这个人叫作“寂寞哈利”：
动物休息过或者经过之处会留下被压过的草地、脚印，或许还有粪便，而人住过一夜的房间就会印下人的个性、传记、他最近的经历，有时还会有他的未来计划和希冀。我深信，人的个性会渗进墙里，然后缓缓释放。我坐在这个没有整理过的房间的时候，“寂寞哈利”的形象开始变得立体。我能感觉到，刚离开的房客留下了点滴他的印记。
斯坦贝克的观察引出他的一种直觉：人们生活的环境携带着大量的信息，他们的个性、价值观及生活方式。从洗衣店的收据、垃圾筐中未完成的书信、空空如也的波本威士忌酒瓶和其他各种线索当中，斯坦贝克拼凑起“寂寞哈利”的肖像。
空间入侵者
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面临类似的挑战。你将能找到的点滴证据拼凑起来，形成了构成你社交圈的连贯的个性肖像。你从你的老朋友那里获得信息，你从社交圈中的细微行为中做出明确判断，这就是所谓的“零熟人背景”（zero-acquaintance contexts）。如果你是一个观察者，你会利用从未谋面的人留下的线索。你会综合新的信息，摒弃当前的信念，用有效的假设去填补两者之间的缝隙。但是，个性通过怎样的机制和物理世界进行互动呢？它自身具体如何发送信号呢？
正是这些问题驱使我进行研究，1997年，我组建了首个环境评估团队，帮助我发展观察学。我们的目标之一就是探索人对其私人空间的影响方式。他们留下了什么个性证据？什么个性因素更有可能留下痕迹？我还要检验我的评估者们基于这些空间做出的判断。我不是试图改善判断过程，而是检验寻常且日常的评估。这种评估你我可能会感兴趣，美国联邦调查局不会感兴趣。
在与我的研究生导师进行了大量讨论之后，我拟定了一个计划。我会招募一批志愿者，要求他们在指定的时间内整理房间。他们离开时，我会派一组评判者进入房间，他们会根据房间里仅有的证据形成对刚刚离开者的印象。随后，我会派一组编码人员，来评估房间的物理特点。我们也会对房间居住者进行个性测试并通过他们的朋友收集他们的信息。
作为一个没什么钱的研究生，我能给这些志愿者的奖励就是其他人基于他们的房间给出的反馈。令我吃惊的是，近100个人报名了。然后，随着消息传出，其他人纷纷踊跃报名参加。
我一踏进第一个房间，便知道我们能获取一些信息。各个房间的区别比我预期的要大得多，不仅仅体现在物品的数量上，也体现在物品本身的特性上。一些房间只有一张床在角落里。其他房间则塞满了物品，还有装饰，致使我们的评估者必须小心谨慎，以防弄掉本来需要检验的证据。即便是在塞满物品的房间，物品也大相径庭，书架、椅子、床、地板和窗台争相抢占领地。
有这样一个房间，里边陈列着大量《星球大战》（Star Wars）的周边模型和玩具，与墙和天花板上装饰的海报相呼应。
在更多的房间里，我们看到的则是小熊维尼和它的朋友们。一些房间布置得很随意；其他的则表明居住者志在达到一种有序的状态。一些房间昏暗陈腐，另一些房间则明亮温暖。一些让人感到舒适，另一些则令人心生寒意。
检查房间时，我们开始注意到居住者的心理印记，瞥见个性的不同表达方式。三种广泛机制，身份标签（identity claims）、情感调节器（feeling regulators）和行为痕迹（behavioral residue）， 似乎将人与生活的环境衔接起来。这些机制在辛迪、邓肯和吉迪恩的房间表现得更明显。
身份标签：辛迪的信号
我们在个人空间里花费很多时间，但是并没有什么功能方面的原因表明我们为什么要去装饰个人空间。草莓主题的被子并不能确保我们做美梦，电脑显示器上的玩具南美小鱼并不能帮广告文案人员写出精美的文案。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继续装饰我们的个人空间，而且这种装饰远非随意。我们对个人空间的装饰，虽然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功用，但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的确，《盖洛普管理期刊》（Gallup Management Journal）的一份关于员工舒适度和投入度的调查表明：在舒适环境中工作的员工可能更投入，也会对公司的盈利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该调查谨慎地指出，“舒适”已超出了物质条件，人为营造的心理环境同样至关重要。这与我们的观察结论相当一致。我们的观察对象在装饰和改变空间方面所做的各种持续不断的努力表明： 他们需要借这些改变来影响他们的心理环境。
我们将空间变成己有的一种方式便是贴上我们的身份标签：海报、荣誉证书、照片、小饰品和其他纪念品。这些都是有意地宣示身份的象征。辛迪的房间就全是这样的象征。我和团队成员在进门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些象征。门上的女性联谊会贴纸宣示着她对团队的忠诚。“做你自己的女神”这样的保险杠贴纸向公众宣誓着对扭曲的女权主义的自我肯定。跨过门，我们有了更多的发现。白板上是一句尼采的话：“权力意志缺失，衰退将至”（Where the will to power is lacking， there is decline）；沿白板底部是用大写字母写的“正向思考！”啦啦队的花球则悬挂在墙上。
身份标签要么针对他人，要么针对自己，两种情况都有各自的心理功能。人们使用针对他人的标签，如辛迪的啦啦队花球和女神保险杠贴纸，传达出她们想如何被看待。因为一个人的观众明白其想传达的意思至关重要，所以针对他人的标签依赖于有普遍含义的物品。保险杠贴纸传达出辛迪的性别自豪感，啦啦队花球肯定了她对大学的忠诚。
在工作场所，针对他人的标签都贴在办公室的房门（或者隔断墙上）。我建议你下次去别人的工作单位拜访的时候，去走廊转转，搜寻一下人们想表达的信息。如果你闲逛的时候走到我的门口，你将看到绝望公司生产的大幅海报，该公司对那些促进团队合作、增进信任和整体价值的海报进行恶搞。我的海报是壮观夕阳下的比萨斜塔，一张极好的照片，下面写着：平凡的成就，其实耗时很少，当人们意识到其中的区别时，为时已晚。第一次挂上照片的时候我并没有特别在意海报的象征意义。但是现在我明白了，我想努力传达一种形象，这个形象不仅有讽刺的幽默感，还有对于易得快乐的极度不信任。
办公室外的海报（当然是指与悬挂在室内供所有者看的海报相对的海报）极为有趣，因为所有者很少看到。因此这些海报属于针对他人的标签。我们后边将看到，这些宣示主要是想传达物主的真实信息。但是这些信息的传达还是有策略性的，甚至还有欺骗性。用偶像如李小龙、图派克（Tupac） 和当红电影如《落水狗》等的海报来装饰房间的学生显然是想让来访者觉得他很酷。但是究竟他有多酷，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了解。
针对其他人的身份标签可能会发生变化，这取决于你想要影响到谁。你为了赢得老板的好感而做的事情跟你想博得异性的欢心要做的事情也不尽相同。然而，正如自由电视制片人柯林？科鲁兹（Colleen Kluttz）发现的那样，我们越来越难将我们的观众区分开来。《纽约时报》曾刊登过一则故事，一个朋友将科鲁兹的照片上传为自己网络空间的头像，照片上，科鲁兹半闭着眼睛，照片说明里写她是一个瘾君子。尽管照片和说明只是两个朋友之间开的玩笑，但这却不能阻止她未来的老板检索她。许多工作都在最后时刻与她失之交臂，科鲁兹怀疑她的职业生涯和私人生活发生了冲突，于是她换掉了照片。
当我们拥有越来越多的网上关系的时候，我们越来越难保持我们多重身份的独特性。只将我们认可的身份传达给目标观众也非易事。人们很容易在网上找到我高中时候书呆子一样、一点都不酷的照片，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抓狂，其实我骨子里还是希望那些人把我看成一个世故的超酷的国际性神秘人物。
除了向别人说明我们希望如何被看待，我们还可以出于自己的利益做象征性说明。这些针对自己的身份标签强化了我们如何看待自己这个问题。在辛迪的房间，她桌子上的物品有雕刻木槌和纽扣，传达出她对当地市长候选人的支持。物品的摆放位置，就在辛迪能看见的地方，表明只对她有意义：或许是提醒她在辩论队中的成绩，以及她作为志愿者参与到之前的当地选举中的经历。两个象征引起了关于辛迪身份核心特点的假设，这些假设还有待证据进一步支持或者否定。
批量生产的海报是文化象征的好源泉。我之前的同事在她办公室的墙上贴了一张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的小海报。就像辛迪的木槌和纽扣一样，同事桌墙上的马丁？路德？金海报显得细微而重要。人们很容易忽略这张海报，因为从参观者的角度而言，电脑显示器挡住了一部分；但是如果你坐到她的桌子前，你会发现，我同事甚至不需要扭头就能看到她的偶像——将视线从电脑屏幕上正阅读的文件上移开，稍稍向右一瞥即可。她的这种布置使我明白，她用这个有着进步思想和价值观的人物激励自己，强化对自己的认知。海报贴在这儿更多的是给自己看，而不是给来访者看。
与许多文化符号一样，马丁？路德？金显然很清晰明了，但是针对自己的身份标签也可以是手工艺品，它们的意义对他人而言会晦涩难懂。只要这些物品有私人意义，它们就有意义。去摩洛哥度假的时候在海边收集的鹅卵石能将某人与他的摩洛哥之行留下的记忆联系起来；高中科技博览会上奖励的一支钢笔可能表明获奖者现有的化学家身份。私人物品能给观察者传递大量信息，即便确切意义并不清晰。与其他物品相结合，鹅卵石或者钢笔就能传达出收藏者对其人生的某个时期的喜爱。
一个简单的衡量身份的试验方法—— 一个陈述测试，此测试包括20个句子，每句都以“我是……”开始，后边是空格。参与者要在12分钟内尽可能地填满空格（想一下你可能想出来的事物）。一般情况下，人们能在给定时间内回答17个问题。20个答案很宽泛，包含一个女孩、一名运动员、金发、已婚、来自芝加哥等等。一些人简单地说自己有宗教信仰或是一个学生；其他人把自己描述得更具体，如基督徒、佛教徒或者一个可怜的基督徒、医学预科生、正在学习工程或者一个好学生。即便是这样，小组的回答也让我们感到此种方法可以显示他们的潜在身份范围。
展示出来的照片是这种“我是……”测试的图像类似物。因为图片捕捉到了他想要记录的瞬间：“我是一个随心所欲的环球旅行者”（照片中一个脏乱的年轻人站在一列正穿越拉贾斯坦邦的火车上）；“我是一个可爱的女儿”（一个少女旅途归来，正拥抱自己的父母）；“我是一个好学生”（一个男孩在毕业典礼上拿着奖品）。
实际上，二十问陈述测验已经被应用到图像处理上。这一次不再做填空测试了，人们拿到相机和一卷有12张底片的胶卷（该测试进行的时候还没有数码相机）并收到了如下指示：“我们希望你向自己描述对自己的认知。我们希望你给自己或者他人拍12张照片，通过照片表现你自己。可以是任何照片，只要能展现你自己就行。”该测试折射出，当他们选择展示家庭中、办公室里、车里和钱包里的照片时，他们都在私下里做什么。
在西方，文身通常被看作是针对他人的身份标签。文身不仅能宣示特别的价值观、态度或者忠诚，永久文身还传达出文身者对该价值观的持续追随——你肯定不会把一个易变的信仰文到身上；印在T恤衫上或者保险杠贴纸上的“佩罗总统”（Perot for President）标志比用墨水写在额头上更能达意。但并不是所有的文身都是为了给别人看。去加利福尼亚读研究生之前，我的朋友阿曼达在她的手臂上文上了得克萨斯州的轮廓。这并不奇怪，她爱自己的故土；但是文身的位置表明这是一个针对自己的身份标签：文身在前臂内侧——从我的角度来看，它是颠倒的。这看起来会有些奇怪，直到我们意识到阿曼达将文身文在那里就是提醒自己记得家乡，而不是告诉别人自己来自哪里。文身的位置意味着她可以往下看，想到自己的家乡； 如果文身在肱二头肌或者肩胛骨上就不会有这个作用了。这个例子强调，我们考虑身份标签的时候，注意其位置是非常重要的。位置决定了线索所起的心理作用。
身份标签可以在T恤衫上、纽扣上、项链上、鼻环上、文身上、电子邮件签名里、海报上、旗帜上、保险杠贴纸上，及其他大到能容下某个身份符号的任何地方。史蒂文？利维（Steven Levy）在他讲述iPod的《完美之物》（The Perfect Thing）一书中描述了“战争”：在战争中，有iPod 的人将他们的数码音乐播放器插到另一些人的脸上，以此来彰显他们的时尚。在20世纪80年代，“复古收音机”和“便携式收录机”流行的时候，很容易（实际上不可避免）将你的品位暴露给他人。但是当耳机将这种方式挤出街头，直接进入我们的头颅之中的时候，我们便失去了这种表达方式。尽管并不像放着The Fat Boys 的最新歌曲穿过地下车道的汽车那样扰民，iPod的屏幕，至少部分保护了你免于让别人知道是什么正在震撼着你的世界。
现在我们可以在无线局域网内通过音乐播放器向他人传达我们的音乐品位。它被称作“共享”的设计，允许拥有兼容播放器的人共享你的音乐，它也能用来查看他人的音乐收藏和音乐播放清单。在
第七章中我们将谈到，只需瞥一下一个人的音乐集，你就能迅速了解其个性、政治观点、艺术爱好甚至是对酒的偏好。
实践中，很难区分一个身份标签是针对自己的还是针对他人的。贴马丁？路德？金的海报可能会同时强化你对自我的认识并让别人了解你的价值观。但是将这两种标签区别对待很有必要，因为它们反映的是不同的动机。例如，这种区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差别。在一个人的家中，是什么把玄关、餐厅、客厅和次卫等他人肯定能看得见的地方，与卧室、书房和主卫等需要高度安全感的地方区分开来呢？可能有宗教标志的图像，例如十字架或犹太教灯台，是放在公共空间的，而一些家庭物品则放在私人空间。又或者，如果主人不太在意家庭隐私，反而把精神层面的身份看成是私密的，那么他可能就会将宗教图像藏起来，把家庭照片拿出来给大家看。
对观察者而言，发现这些不同很有价值。因为它们暗示着对自我的潜在分解。几年前，我的一个科学家朋友吉纳维芙来城里参加一个干细胞研究会议，我和她在酒吧相遇，当时她正同一个参会的神经生物学家聊天。这不是我的研究领域，会议上也没有我认识的人，所以在选择聊天话题的时候我显得有点傲慢，不像我在自己的专业圈子里谈话时那样有礼貌。一时兴起，我把聊天的内容转到道德和宗教上去了。但是我很快就意识到吉纳维芙的同伴变得异常安静。从一些无意间的谈话中我们得知，他和绝大多数的生物学家相反，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却对此一直保持缄默。鉴于我的嗜好，我开始情不自禁地想象这种不自在的分裂感是如何在他的一亩三分地里表现的。我可以确定，他的研究室和实验室并没有明文禁止拥有宗教信仰，但是他的秘密被发现之后他很震撼。我怀疑，他家的公共区域中几乎没有精神象征；我们可能只会在他感到真正安全的地方发现这些象征，如在他的卧室或者书房里。
所以作为一个观察者，你需要注意人们给自己和他人的信号之间的差异，但是也要准备好留意差异不存在的情况。伪装的外表可能符合主人的自我认知，因为这可能不会反映出内在自我和外在自我之间的博弈。有时候，刚开始就表现为公共空间的场合也会涵盖私人空间。许多办公室就是如此。剧场将管弦乐队的位置设在舞台前方，从心理上就把舞台与后台分开来。你可以在一个空间内用这种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之间的区别来观察身份标签。在一间办公室里，工作人员和来访者被一张桌子隔开，查看一下桌子上物品的朝向。这个人的配偶和孩子的照片是面向他吗（“我因自己是这样美好的家庭的一员而自豪”）？或者照片是朝外的，主要是想让他人看（“看看我漂亮的另一半和我的孩子”）？
另一个能看到差异的地方就是前院和后院，后院多数是供娱乐和休息的地方，前院是多数人向外界发表“声明”的地方。如果你想挂一面旗子，将旗子挂在前院才会有意义，而不是挂在后院。前院的空间可以被任何一个经过的人看到，也会提供房主的个性线索。
在一项很有意思的研究中，来自犹他大学的卡罗尔？维尔纳和她的同事研究了我们如何通过观察人们房前的装饰来了解他们的社交。首先，她在盐湖城收集了许多圣诞节时的房屋照片（所有房间里都是庆祝圣诞的人们）。然后研究者采访了房子的女主人，判断她们的社交水平。来自16个家庭的照片分到52个评判者手中。评判者基于他们在照片中看到的来评定主人的社交水平。8所装饰过的房子中，有4位是擅长交际的人，另外4位属于不擅长交际的人；8所没有装饰的房子中， 擅长交际和不擅长交际的人数也平分秋色。
你可能会期待，评判者会认为圣诞节装饰房子的人比不装饰的人更擅长交际。但是研究者表示，针对他人的房主身份标签和针对自己的标签会有不同。装饰过的房子中，不擅长交际的人释放出最强烈的交际信号，这个发现暗示维尔纳：他们希望自己房子的外观，包括圣诞装饰，能够传递友好的信号，以便帮助他们和近邻交朋友。
但是即便是没有经过装饰的房子，评判者也能从他们的房子判定出他们是否擅长交际。评判者将擅长交际者的房子描述为“开放”和“长期有人居住”，而不擅长交际者则被描述成“封闭的”“被遗弃的”（在房子维护、整洁度和吸引力方面，评判者看不出擅长交际者和不擅长交际者之间的不同）。因此，观察者们得出结论，这种结论不仅仅是依靠直接的身份标签，如圣诞装饰，还通过易忽略的个性揭示，如长期有人居住是什么样子。
情感调节器：邓肯的庇护所
心理学家很早就知道最佳表现与最佳激励有关，想把一件事情做好，你必须保持警觉全情投入，而不是兴奋得不能专注于手头上的事情。激励条件因人而异，一些人在没有视觉和听觉刺激的环境下，如图书馆或者安静且装饰素雅的房间工作起来更高效；另外一些人则喜欢周围有事情发生的环境。我喜欢在吵闹的咖啡馆工作，放着音乐，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周围有人在闲谈，但是我的同事在这种环境下连一份报纸都读不下去。
我们收集的关于自己的东西以及我们创造的环境并不是要表明我们的身份，而是用来控制我们的感情和想法。“情感调节器”——家庭照、纪念品、音响里的光盘，甚至是墙上的颜色——能帮助一个人追忆往昔快乐时光，帮助一个人专注于重要工作，或者为一个人在城里过夜打气。
邓肯的房间是我们评估过的一个房间，它看上去像是专门为让他沉浸在音乐和书的世界里而打造的，因此造就了一个舒适的环境。这是一个奢华的藏身之处（至少在学生看来是这样的），如此的设计让他享受着自己珍爱的收藏品。一张大床占据了大部分空间：上边是舒适的被子，床的一头是枕头。对着床的是一套时髦的多媒体娱乐设备，包含一台大型的高清电视和音响。音响环绕着整个房间。墙上全是书架，上面摆放着上百张录像带、光盘和上百本书。
不像大多数的高科技环境那样冰冷让人不快，他的房间温暖而有吸引力。木质的书架和诱人的床上用品让你想待上一会儿，享受房间带来的感觉体验。这个房间能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如果你想看一部电影，你无须费力回忆演员的名字，或者他与奥黛丽？赫本出演的电影名字，因为电影集和音乐推荐集都触手可及（我们早在谷歌和互联网电影数据库提供这些近乎过时的信息之前就对邓肯的房间进行过评估）。想要把海顿（Haydn）的交响乐调到最大音量吗？没问题。遥控器就在手上。我能看见我们的评判者并没有去下一个房间，相反，他们被邓肯的避难所吸引了。他能干地创造了一个私人空间，留下一些揭示他个性的线索。许多学生能够在这样的生活中发现快乐，他们会对任何有自我放纵感的事物产生谨慎的怀疑心理。而邓肯与他们不同，他能在自我放纵中得到快乐；他可以摆脱工作和生活带来的烦恼，的确，他已经做好为这样做而努力的准备了。一些人不能摆脱或者不想摆脱，但显然，邓肯能够做到。
套房卫生间是另一个可以寻找情感调节器的地方。跟次卫相比，它们更有私密性。实际上除了房主，它们不需要迎合任何人。房主可以把它们当作心灵庇护所。作为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我和合作者们参观了这样的一处庇护所。一个大且深的浴缸，周围是蜡烛和一瓶一瓶的浴盐，一张张厚浴垫和一本本触手可及的杂志，让人联想到想要远离尘嚣的某些人。通过环境来放纵自己，她在心理空间里留下了线索——她要追求并且想要实现的途径。我们知道，宁静是她想要的理想状态，我们还知道，她会躲进这个庇护所，寻求安静，这时，便远离了令她分神的外部世界（其他人可能会在山顶，或者与伴侣坐在托斯卡纳区的沉寂小镇的街边咖啡屋寻找平静时刻）。
人也会用音乐来控制或维持所思所想，他们的选择是判断个性的有用线索。当我看到一张光盘音乐集收录了很多舒缓的爵士乐时，这就暗示着主人维持着一种平静的情绪；那些吹捧斯坦？盖茨（Stan Getz）、艾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和比莉？荷莉戴（Billie Holiday）的人，一般比不喜欢爵士的人更乐观一点。音乐是控制情绪的一种广泛传播并且高度灵活的方式。音乐如此强大，有时被用于心理实验来影响研究对象的心情。
有时也会有一两个例外（例如爵士乐）。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居住空间里关于人们焦虑程度的线索少之又少。然而，有一条有趣的线索：鼓舞人的海报。显然，高度神经质的焦虑者使用传达自我肯定和鼓舞人心的信息的海报来控制自己对事物的担忧和忧郁情绪。海报是视觉形式的自我调节。近来，我了解了那些作为情感调节器的符号的多重功效。我受邀到一所大学进行讲座，给大家介绍我的一些发现。开始前，我与几位教员进行了一对一的谈话。其中有一个男士，我称他为拉里，他看上去很痛苦。仅仅通过与他的聊天，我了解到，他生活得很艰辛——你需要照料你自己，因为没有任何人会照顾你或者帮助你。所以，对学生严厉是对他们好，因为他们马上就会知道世界的残酷性。他说到一点：“你可以做你喜欢的工作，但是没有人会给你任何奖励。”
就在他进行演说时，我注意到在系办公室里一系列的用他的标准来看有心理重要性的事物。墙上挂着的物品里有几个装裱的证书和奖品。更有趣的是周围书架上新奇的奖品——塑料奖杯，或者一些有丝带的长毛动物，丝带上写着“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和“你值得拥有奖牌”。当然，这些可以被当作有趣的玩笑。但为什么我见到的所有教师中只有他有这样的趣事？这些新奇的奖品和实质的奖品使我明白，在一个基础的水平之上，拉里感觉不被赏识。当他的同事得到认可的时候，比如一次加薪或者一份奖品，我敢说他一定会生气。
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被赏识，但是拉里深深地渴求得到这个在他看来艰难且充满敌意的外在世界的称赞。我预测他的系领导和同事会发现，偶尔主动对他的行为或者成绩赞赏一下，对他而言会有深远的意义。他的家人和给予他那些新奇奖品的人已经明白了这一点。
拉里的奖品永远留在办公室里，但是一些形式的自我调节却是根据需求来使用的。我的同事比尔？斯旺的办公室里有一张尼德？琼斯的照片，他曾是比尔最敬重的好朋友，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现在去世了。照片放在不寻常的地方——贴在比尔桌上柜子的柜门内侧。尼德的照片将他们友谊的美好回忆带回，激励比尔做好自己的工作。但是如果把照片放到外边，用大头钉固定在公告板上，放在窗台上，或者贴在柜子外边就会非常明显。比尔想要感受好友带来的温暖感觉和回忆，而不想深陷其中或者被分神。因此，他创造了管理关于尼德的回忆对其影响作用的系统。当他想念尼德的时候，他只需打开柜门，拿出来看一眼。他的这个系统不仅让我们了解到比尔对朋友的尊敬，也告诉我们他管理情绪的风格。
行为痕迹：吉迪恩留下的痕迹
打开吉迪恩公寓卧室的房门，迎面看到的是如瀑布般倾泻而下的物品——书桌上一件叠一件， 桌子上、书架上、椅子上、床上以及地板上。瀑布般的文件、衣服和纸张涌进短袜、毛巾、书和光盘堆里。堆积在所有平面上的物品也都坍塌了。
带有几个小架子的铁架子挂在墙上。很久以前，这个空架子可能还是个供吉迪恩随手放置物品的好地方。现在看来，已经很难辨认任何实质性或者是主体性的秩序。从中间的堆积物开始说起：最底层是一把零钱，各种收据，一轴绿线，做过笔记的纸张，以及与一家餐厅的账单放在一起的红白条纹薄荷糖；第二层有一个反过来的小白纸盒，一瓶修正液，一个小拉链袋，里边装着各种维生素片和其他药片，还有一个半折的棕色纸袋；第三层有一根白色鞋带，一个打开的笔盒，一沓银行或公用事业单位的信封；第四层主要是活页纸； 最上边一层看上去不稳固，一张折叠的粉色收据从堆积物的一边滑出来，一只运动袜悬在另一侧， 空纸巾盒搁置在堆积物顶端边缘。
我使用“行为痕迹”这个术语来指代我们每天的行为给环境留下的物理痕迹，有时是没有行为留下的痕迹，书桌上的脏空咖啡杯是你不愿意洗涮留下的痕迹。并不是所有的行为都会留下物理痕迹，微笑就不会，走路、说话也不会。但是确实会留下痕迹的行为能够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特点、价值观和目标等信息。
吉迪恩留下的痕迹，就是那些物品以及物品的放置（或无序），表明行为是偶然发生的。公平起见，堆积物的摆放并不是完全随意的。除了短袜，物品似乎多多少少放在房间的某个特定位置。例如书架，90％全是书，其余是一些便签、软件光盘、索引卡和金考快递信封。回收箱中，上边是一个塑料袋，几页纸下边是一个未打开的麦片盒子，其余大部分全是纸。
和其他观察对象一样，我们给吉迪恩做了个性测试，也从他的熟人中做了调查。测试和他的朋友都证实他的行为痕迹说明：他并没有花费太多时间规划，组织能力并不出色。
行为痕迹分析是遵循不打扰他人的传统方法。此类方法的重点是在人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评估他们的想法、感觉以及所做之事。
我喜欢用这种不打扰的方式。他们在创造性、曲解性和业余间谍活动之间形成一种有吸引力的平衡，因此是观察的完美案例。我在一个班上教个性评估，鼓励学生思考在不被看到的情况下了解他人个性的方式。我对他们进行分组，经常会对他们的天赋产生深刻印象。几年前，有一组学生想要研究自恋，这是一种个性，基于经典的那喀索斯（Narcissus） 神话——一位美少年，因池中倒影沉醉，久久不愿离开最终饿死。研究个性的心理学家用“自恋”这个术语来指代过度的自我看重，有得到持续关注和敬慕的需要，以及对无限成功、力量和美的幻想。
我的学生仿照该神话设计了一项研究。一些校园建筑上安装了镜面玻璃以对抗得克萨斯的高温。一组学生待在这样的建筑里，暗中观察匆匆经过的人。每当看到行人查看自己在镜中的影像，学生们就在计分表上记上记号。他们注意那些放慢脚步停下来仔细观看自己的人。而另一组则等着这些不知情的路人，请他们做自恋程度书面测试。尽管该研究并不像出版论文那样严格，结果却是非常好的：正如预料的那样，自恋测试中分数越高的，当经过镜面玻璃时，他们越喜欢看自己的影像。该研究很好地说明了不打扰方式的一个优势，即能够评估那些无法直接进行评估的个性。人们通常不愿意诚实回答关于个性特点的问题，比如自恋，他们可能会比较消极。一般说来，这种设计允许我的学生们在别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去进行评估，也不会干预他们的行为。（直到最后他们才用常用的自恋测试来评估通过窗户看自己的这种方式的正确性。）
我们同样也可以在不打扰别人的情况下进行评估。当我们诱导他们做出回应时，他们并不知道有人在观察、衡量他们的行为。有几组学生就用了这种方法。一组——街头戏剧策略——包含在目标任务出现前上演一出戏，秘密观察此人的反应。我的学生“意外地”把书弄掉，双手抱住盒子站在关着的门前，甚至是从咖啡馆的桌上“偷走”一个包。他们想知道，目标对象是否会帮忙捡书，帮忙开门或者阻止小偷的行为。再次强调，这不是尖端科学，但是我的学生们发现，在一种情境中提供帮助的人有可能会在另一种场景中再次提供帮助。其他的一些不打扰的方式还包括：通过计算展品前地板的更换频率找出最受欢迎的博物馆展品，或者根据每个展品玻璃柜上的鼻印来预测参观人数——甚至还可以通过鼻印的高度估测参观者年龄。
行为痕迹是一种不会打扰人的研究方式，但它不是用来评估行为的一般类型（是不是参观博物馆者喜欢埃及木乃伊甚于内战期间的信件）。我的研究主要关注一个人的重复行为（阿尔菲是否一直在叠衣服）。调查者要寻找的是特定个体影响世界的明显证据，最好是人们待上一段时间的地方（因此有许多机会留下证据），在这些地方，我们的调查者能合理地将痕迹和留下痕迹者对号入座。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开始研究个人环境，如卧室、办公室，各种表达方式，如音乐爱好和着装风格。
要理解为何行为痕迹对我们的工作如此重要，就得看一下个性的一个有用定义：个性是属于一贯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如果你按照字母顺序整理过一次书籍，这并不能表明你是一个有条理的人。如果你只尝试过一次新菜肴，这也不能印证你是一个胸怀宽广之人。因为一个行为若属于你个性的一部分，它应该是你不断重复去做的事。想要真正变得有条理，你必须系统放置书籍，并把它们放回该放的位置。此外，你还应该整理光盘，给电子邮件做文件夹，把开瓶器放到指定的抽屉里。
要想胸怀宽广，你应该经常尝试新菜，不能只把它作为典型保守菜单的小插曲。你还应该喜欢非传统节日多于传统节日。你应该喜欢在一场名不见经传的舞蹈表演中冒险，而不是年复一年地看《胡桃夹子》（The Nutcracker） 。显然，重复行为会比偶然越轨更能留下痕迹。卧室和办公室通常是这些重复性行为证据的藏身之处。我相信，这也就使它们成为发现人们个性的好地方。卧室里积累的痕迹比通过面谈记录或几场会议更能揭示一个人的行为。
人们还可以在最不可能的地方找到个性痕迹。当一起严重犯罪事件引起媒体关注的时候，警察通常会在垃圾堆中发现证据。其中一个垃圾袋里很可能有房间主人的垃圾。垃圾是行为痕迹最丰富的地方之一。当然，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关于犯罪行为的证据更感兴趣而不是关于个性的证据，但主要原理是一致的。令一些名人苦恼的是清洁工会从他们丢弃的垃圾中寻找信息。1973年，一个这样的清洁工沃德？哈里森在四处寻找雪儿（Cher） 的垃圾后表示：“就像是她的整个世界都掌握在我的手中一样。”再后来，他说：“垃圾是灵魂之窗。”
在哈里森搜寻雪儿垃圾的同一年，一个不怎么轰动的项目正在亚利桑那大学进行。威廉？罗杰和他的人类学应用研究院的合作者已经发掘垃圾背后的故事多年。这并不是学术圈最光鲜的工作，却是最有趣的。正如考古学家们通过古迹挖掘来了解古代文化一样，罗杰启动了该项目。20多年前，我刚开始在房间和办公室做观察学研究，罗杰，这个被称作“垃圾堆里的夺宝奇兵”的人，开始将配有防护服、手套和面具的研究人员分派到城市的各垃圾场收集线索。
垃圾研究是一个严肃且科学的研究方法，用于鉴定人们消费和丢弃的东西。该项目不是为了了解特定的人群，而是为记录消耗和丢弃的一般趋势。例如，研究人员通过查看特定地区丢弃的快餐盒来追踪社交形式。
垃圾项目的原理和方法可以用来研究特定人群，但比较遗憾的是在我们进行卧室和办公室研究时，不允许动任何东西。因此，虽然我们很想将垃圾桶翻个底朝天，却不可以这样做。当然，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的解密专家偷看垃圾桶。如果你有机会（正当）观察别人的垃圾桶，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它可能不是物主的灵魂之窗，但它确实能告诉你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信息。你可能会找到个人作品，告知你此人是怎么想的，又在想什么。五张丢弃的信纸，虽然没能看到最终版，但每一张都闪耀着水晶般的光芒，充满着能量，不仅透露出他的新世纪信仰，也透露出他注意维护社会关系。揉搓成团的购物单和商店收据不仅能让你知道他买了什么，而且能告诉你他是如何购买的。冲动的购物者会买购物清单上没有列出来的物件，但是一个有计划的购物者会在有需要之前就考虑购买大量物品。丢弃的艺术品能证明创造性的鉴赏能力。空药瓶——抗抑郁、抗焦虑及类似药物——可能会揭示一些我们在其他地方发现不了的潜在倾向。
丢弃在垃圾桶的物品很有价值，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第一，物主已经不在乎这些被丢弃的物品了，所以它们便不再像那些可以继续用来维护形象的物品一样受到重视； 第二，垃圾桶里的物品能够反映真实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是那些我们认为在哪天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做过的事情和将来计划做的事情之间的区别带我们认识了一种新的行为痕迹：你不仅可以在物质空间发现过去的行为，也可以找到关于预期行为的线索。在一个房间中，我看到一瓶未开封的酒和一些围成圆圈的地垫，这些物件表明主人正打算款待客人； 在另外一个房间，我们看见一本新剪贴簿、一把剪刀和一瓶胶水，这些物件则表明住在这里的女人开始关注情感需求了。
行为痕迹的说法打断了一些尚待完成的活动，但一般的推理过程是相同的。一个空间的物品以及这些物品的布置方式反映了潜在的行为。正如了解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中痕迹的区别是有指导性的一样，寻找预期行为和已发生行为之间的差异也是有用的。根据茶壶、茶杯和数不尽的茶包来判断，这个人是希望邀请朋友来喝茶吗？但是他是不是并没有这么做，因为茶壶和茶杯上没有茶渍，未开封的茶包上是陈旧的最迟消费日期——这些线索只有高级的观察者才能发现。
人们也会在私人空间内部揭示其在外部空间活动的痕迹。福瑞达是我们的一个研究对象。她在靠墙的地方放了一个冲浪板、一个滑雪板和一个滑板。这表明她是寻求刺激的人。如果我们查看一下她的车库，可以看到一个装满登山设备的包、一副滑水橇和一辆跑车。贴在冰箱门上的是日历和医生预约单。日历上标记着即将到来的山地自行车活动，预约单则是关于检查激烈运动中扭伤的脚踝的。这些例子说明，我可以从他人的空间中获得大量信息。这些信息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剧院票根、沾满泥巴的球鞋，这些都是户外活动留下的室内线索。
很多这样的推理是不需要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例如认知。如果我在一个宿舍房间看到收藏的大量DVD和精密的DVD播放设备，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相信这个人喜欢看电影。运动设备也可能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其主人是运动员。痕迹判断的把戏通常意味着把一种自然技能转为一个研究工具。
做一个眼尖的观察者
在本章的前一部分，我谈到你可能把照片和符号——一张你和伴侣与孩子的照片或者是印有哈佛大学标志的咖啡杯——作为自我的身份标签。这些自我的身份标签之所以能起作用是因为它们肯定并支持你的自我形象；它们使你心安并且感觉良好。也就是说，事物同时可以是身份标签和情感调节器。所以当你翻阅这本书时，当你观察他人的空间时，问问你自己，这个人拥有何种独特的个性，问问这个人这样做有何所思所想；他展示出来的照片是否反映了工作取得了成功（开着崭新的捷豹参加高中同学聚会），是否反映出在自然奇观面前感到渺小（阿特拉斯山上的营地），是否反映出交往能力（与比尔？克林顿握手），是否反映出与伴侣的浪漫关系（照片中的主角正拥抱着伴侣），或者是否反映了有爱宠的陪伴（你和鲁夫坐在码头上向湖面看去）？
我们在本章中了解了人们是如何通过身份标签、情感调节器和行为痕迹将我们的行为留在私人空间里。这些原理并不相互排斥，解释线索的原理也并不总是明确的。靠在卧室墙上的滑雪板也确实能反映追求刺激的行为，但是滑雪板主人把它放在可以看得到的地方，而不是收藏在壁橱里，这可能表示她想让别人知道她过着积极的生活。形成印象时，你需要将这些区别记在心间。在培养观察技巧的时候，停下来，四处看看。无论你是坐在家里、火车上、汽车上或者咖啡屋里，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到这些明显的证据和无意间的表达。当你考虑这些物件为什么会摆放在这些位置时，你就开始构造其主人的故事了。
根据卧室、办公室和网站而形成的猜测与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个性的猜测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我们依靠的是新形式的信息。作为观察者，你的工作就是学习如何解读。为了完成这项工作，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古代雅典人的聚会，找出“大五”人格模式（“Big Five” model of personality）。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学习何种研究能告诉我们人们区分彼此的多种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