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只好停在后门，因为前门不开，前门是属于余家外婆的，不让人随便进出的。我至今仍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叫她余家外婆。其实她还没有做外婆。她丈夫早死了，只留下个三十好几还没出嫁平时又很少回家的女儿。但大家还是叫她余家外婆，似乎是只要有女儿就不怕做不成外婆似的。余家外婆深居简出，不许任何人进她的房间，也很少同别人搭讪，再说前门是她家的正房，也不便让人当过道。只有后门是属于大家的。从后门进去是灶间。一幢楼六家人家全挤在里面做饭。所有的人要进自家的房间都得从后门进，其中包括余家外婆。这样前门就失去了门的功能。余家外婆索性在门前安上了一个装饰玻璃柜，房间也就多出了好些实用面积。
我把行李从出租车的后备厢搬出来，大大小小地堆了一堆。此时大家正在做晚饭，鸡鸭鱼肉同各种蔬菜的气味糅在一起从后门喷出来，很是诱人。我一下车就有人喊：“小擂姆妈，小擂爷叔回来了！”但阿嫂对我的到来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热情。等我把行李全搬下车后，她才围着花围兜握着锅铲出来，出租车已喷着烟开走了。化了淡妆戴着金项链、金耳环、金戒指的嫂子还是这么年轻漂亮，而且显得越发洋气。她看着出租车消失在弄堂口后，很不满地说：“怎么？你坐出租啊？”好像我不配坐出租似的。我只好解释说：“行李太多，又没人接。”她又忿忿然地说：“不是叫你阿哥去接你吗？”我又为阿哥辩解说：“大概厂里太忙，脱不开身。”她又找茬说：“出租敲你榔头了？收你几钱？”我说十七元。她就把锅铲往下一甩斩钉截铁地说：“敲了！”
二楼是我们家的。有三间房，一大一中一小。一中一小的面积加起来也没有那间大的大。母亲在世时，一中一小已经给了阿哥。阿哥夫妻俩住中的，小间小擂住着。在上海有这样的住房条件已相当不错了。当年漂亮但家境不好的阿嫂主要是奔着这住房才同阿哥结婚的，母亲说：“等我死后，这大间就留给阿堃。”阿哥只比我大一岁，我们同时上的学，初中毕业就面临着上山下乡。根据那时的政策，反正我们兄弟俩中得有一个下。母亲说：“阿堃去吧，你阿哥是长子。”我不得不背着行李去了江西，从此没有回过一次家。我恨母亲，为什么偏偏让我忍受下乡之苦，那时，一想起母亲在做这一决定时的冷静与坚定，我就无法原谅她。我有几个同学支边去了新疆，几年后我也去了，因为那儿的农场能吃饱肚子，每月还有三十几元的工钱。在江西插队时，累死累活一个工分才挣七分钱。去新疆后我很快当上了小学教员。一晃就是二十年，但我却从没给家里去过一封信。还是我的一个同学回沪探亲时，把我的情况和地址告诉了我母亲。我那历来十分坚强的母亲哭了，说：“阿堃勿认我这个姆妈了。”
母亲是富户人家的小姐，却偏偏看上了我那个当工人的父亲。从过去留存的几张旧照片中可以看出，父亲长得很英俊，但却是一副老实巴交的憨相。开着几爿厂子的外祖父自然是这场婚姻的坚决反对者，自己的女儿要与他厂里的一个小工人结婚，这太丢他的脸面了。但是铁了心的母亲硬是同父亲结了婚。也没有想到，这却给我母亲带来了一生的平安。父亲在我两岁那年，在一次护厂斗争中牺牲了，他那“烈士”的称号庇护着我们，使母亲在历次运动中都免受了冲击。唯一的遗憾是父亲的“烈士”牌位没有保护我躲过上山下乡这一关，反而成了居委会动员我下去的一条非常具有说服力的理由。母亲也痛快地表示，烈士子女应该带头。那时并不知道抱着韬晦之计的母亲对我下去一直是深感内疚的，并且这内疚变得越来越沉重。后来当年插队去江西的人基本上都返城后，母亲那颗十分坚强的心竟再也承担不住她那沉重的内疚了。她在给我的信中说，望儿，你再不来看我，我就去看你。如果你能理智地考虑一下，你的苦难不该全由你母亲来承担。接到那信我哭了一夜，觉得自己把一切仇恨都集中在母亲身上是太不公允了。火车到上海时已是午夜，就在月台上，我那白发苍苍的母亲抱着我这个也有了不少白发的儿子在众目睽睽之下，竟毫无顾忌地号啕大哭起来，我也用一串串滚落的泪化解了我对母亲那种不该有的恨意。
我一直以为我们家很穷，母亲没有工作，是靠父亲单位给的那点儿抚恤金把我们带大的。我们总是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唯一感到富有的是我们那几间房子。那是外祖母花了几根条子买下来偷偷给我母亲的。烈士父亲也同样保护着这几间房子。在我第一次回来的那个晚上，母亲悄悄地同我聊到天明。那时我才知道母亲竟是这么富有！母亲在她的一只镶着金边的小铁盒里藏着一笔很大的财产，她让我看了那么多耀眼的东西，还告诉我，她在国外还有一笔财产，但她又很严肃地警告我说，这事绝对不能告诉你阿哥阿嫂，一向冷静的母亲这时毫不掩饰她的愤怒说，他们俩都不是个东西，我要把你从新疆弄回来，我要把这一切都给你。
可是在饭桌上，阿嫂却极力反对我回上海，说上海又勿是天堂，新疆也勿是地狱，人走啊走了，再回来凑啥热闹。母亲说，我就要叫阿堃回来轧闹猛，因为现在我太孤单。阿嫂不愿意了，把筷子往桌上一拍，气咻咻地回到自己房里。阿哥为难地一摊手说：“作啥？作啥？你们咯是作啥？”我也把筷子往桌上一拍说：“姆妈，我一定回来！”
我把行李一件件搬进已属于我的那间大房子里，对着母亲的遗像鞠了三个躬，鼻子一酸，竟哭了。觉得自己很对不起母亲，母亲用她那二十几年积累起来的内疚补偿了我那些所年所遭受的苦难。她又把那一大笔财产和这间几十平方米的房子留给我。那笔财产就深藏在一个角落的隔墙里，母亲没有讲过这笔财产的来历。我想，也许是母亲当富家小姐时的积蓄，也许是外祖母偷偷给她的，但也不能排除外祖父原谅她后的馈赠。我还记得“文革”刚开始时的一个深夜，外祖父曾偷偷地来找过母亲，但以后不久他就死在“牛棚”里，那些东西会不会是那晚送来的？这一切都随着母亲的去世而成了个谜。
据阿哥讲，母亲感到自己快不行时，就催逼他尽快办我调回来的手续，但由于阿嫂的从中作梗，这事一直没有大进展。有一天晚上，母亲拿出两根金灿灿的条子放在桌上，说：“这是你外祖母在我同你们阿爸结婚时塞给我的，我一直保存到现在。阿堃调回来的事你们办成了，有你们一份，要是办不成，我统统给阿堃，这三间房子的产权也给阿堃，你们每月就给阿堃付房租！明天我就去找律师来写遗嘱。”母亲这话说得很坚决，阿嫂的脸吓黄了，说：“都是阿森呀！我催他赶快把阿弟的事办好，他就是拖！”
当我调回的手续都办好后，母亲没有食言，把一根条子给了他们，那一中一小的房产权也转给了他们。在请公证所的人来办转划手续时，阿嫂说：“姆妈，是勿是把那间中的留给阿堃，他只有一个人，一间中的就足够了。”母亲说：“他就不再结婚了？他就不把孩子领回来了？你要叫他做一辈子的鳏夫？你的心也太狠了。”她对两个公证员说，“现在勿办了！要办，我就统统办给阿堃。”又一次吓黄脸的阿嫂说：“姆妈，你看你，我只是同你商量商量吗，不肯就算子，值得生那么大的气吗？”
母亲临终前我及时地赶回来了，她握着我的手宽慰地一笑说：“阿堃，好了，都好了……”她感到作为一个母亲，已经尽到了应尽的责任，对我们兄弟两个她也摆平了，于是她安心地去了。那时我才感到要当好一个母亲有多么的难啊。我再次朝母亲的遗像鞠躬，又泪流满面了。其实母亲并没有欠我什么，而是我欠母亲的太多太多……
我们这幢三层楼的房子住着六户人家。一楼是余家外婆的，二楼是我们家，以前三楼也住一户人家，但那家人搬走后，住进了四户人家。三楼也是三间房，大间住着刘老师一家五口，刘老师以前当过小学教员，“文革”时因一点历史问题把他弄到居委会去当杂务工。但对他的问题并没作结论，“文革”后，他到处找着要求落实政策，可人家说并没有对你的问题作过什么结论呀，落实什么政策？你的工作调动纯属正常的工作调动。弄得他哭笑不得，只好继续当他的杂务工。在居委会别人都叫他刘师傅，但在这幢楼里大家还是叫他刘老师，他感到很满意。中间住着林家姆妈一家三口，男人在厂里跑供销，一年里在家住不上几天，林家姆妈是个纺织女工，十几岁进厂跑了几十年的车，两条静脉曲张的小腿里仿佛弓着一堆又粗又青的蚯蚓。夏天她穿着短裤，我都不敢朝她的腿肚看。她心直口快，没有什么文化，头脑又有些简单，喜欢凑热闹。小间住着一对小夫妻，女的生孩子后，把孩子留在婆家。他俩好像很忙。也勿同别人搭讪，又很少在家做饭吃，有时晚上做顿饭也是女的匆匆做好，端上去后就再也不下来了。大家至今不知这对男女姓啥叫啥。背后说到他们时就叫“这个男的”“这个女的”。而连生家则住在阳台边上架起来的一个小阁楼里，一张铺挤在叠压着的家具里面。天热时，弄出一张折叠式小桌在弄堂里吃饭，天冷时就把折叠桌搁在床上吃。那张铺就是他们一家三口吃饭、睡觉、活动的场所。但他们一家却活得挺滋润。我那天坐在门口帮阿嫂剥毛豆，连生也在门口收拾几条手指头长的小鲫鱼，他问我，小擂爷叔，你在江西插了几年队啊？我说三年。他一摇头说，喔哟作孽。在新疆呢？我说有十几年。他又一晃脑袋说喔哟作孽，结婚了吗？我说结过婚但离了。他瞪大眼睛说离婚？哪能会离婚？我说女人有了另外的相好。他连摇两下脑袋说喔哟作孽作孽，有小人？我说有个女儿判给女方了。这次他没有说作孽，把鱼弄好后，放在一个碟子里，撒上佐料准备清蒸。然后回过头来说：“阿堃哥，你的命真苦。”我不知道他是在同情我还是要以我的命苦来衬托他的滋润和满足。
刚回来的第一顿饭是和阿哥阿嫂一起吃的，其实我很想在外面吃一点。但双方都要顾及面子，可饭桌上勉强拼凑出来的热情却更使人感到难堪和不快。阿嫂总想弄出点因由来挖苦我，甚至连我那岁月艰难而铸成的老相也成了她讽刺我的话题。她剥开一只黄很多的梭子蟹放在我跟前说：“阿堃，吃呀，这梭子蟹是我特地为你买的，快吃呀。”在买小菜上，阿嫂的精明是没说的，总是又便宜又好。但她又说：“阿堃，你看看你，比你阿哥看上去起码要老十岁。”那蔑视的口气就像竹针在刺人的心。我忍不住反唇相讥说：“有啥稀奇的，当初要是阿哥下乡，他现在起码要比我老20岁！”阿哥就喊了：“做啥？做啥？你们这是做啥！”
那顿饭吃得全然没味。而以后在阿哥家搭饭吃也已成为不可能，可外面的饭菜既没味道又贵。于是花了些钱，打通了该打通的关节，在阿哥与余家外婆的灶位中间也挤进了我的煤气灶，大家都很不高兴，因为拥挤的灶间显得更拥挤了，他们的利益受到我的侵占，那抱怨的眼光都仿佛在说：“你回来做啥？出呐。”我感到在上海同样生存得很艰难。当初母亲要我回来时我曾犹豫过，因为对在哪儿生活我已有些麻木了，可是为了补偿母亲那颗快被沉重的内疚压碎了的心，我才决心回来的。现在他们的这种眼光使我感到恼火，正像阿嫂毫不讳言地反对我回来使我感到恼火一样。可我偏要同你们挤在一起活着，我也要维护我在这儿的生存权。
但一切都是陌生的和敌视的，包括自己的阿哥和阿嫂。开始几天阿哥还略微关照我一点。来后的第二天他对我说：“阿堃，上楼时把我们家的过道灯拉一下，上来再关掉。”我这才发觉，楼梯的过道上吊着六只灯泡，像拥在一起的一嘟噜玻璃葫芦。那天傍晚天色阴沉，大家又挤在灶间做饭，六只过道灯都齐刷刷地亮着，我感到不可思议，一只灯就可以了，干吗要这么浪费呢？我下楼时自以为理由充足地关掉了其他所有的灯，只留下我们家的那盏。我想就是阿嫂责怪起来，这电灯费由我来掏好了。一个月就那么几元钱的事，大家住在一起，何必这么斤斤计较呢？我正准备洗菜，连生第一个叫起来：“出呐！啥人把我的灯关掉啦？”接着林家姆妈、刘老师、余家外婆，还有“咯个女人”也参进来一起喊：“啥人啊，关阿拉灯作啥？神经出毛病啦！”
我告诉他们是我关的，并解释说开这么多灯实在太浪费，用一盏灯就行了，这盏灯的电费由我来掏。这一说不打紧，他们反而闹得更凶，连生冷笑着说：“喔哟！你倒大方呀，是欺阿拉没有钞票咋的？是想在阿拉面前摆阔咋的？”林家姆妈也凑上来说：“一个新疆户头呀，又勿是从美国香港回来咯罗，有啥阔好摆的！”刘老师也在边上慢条斯理地说：“阿堃，我晓得你这是好心，但你这种做法勿对，这样做是看勿起阿拉，以为阿拉穷。这点电费阿拉还付勿起？”连生又接上说：“阿堃哥，我勿是看勿起你，你要真想摆阔可以呀，上国际饭店或者南海渔港去摆两桌，甩上两千三千请请大家。一只电灯几度电请，阿拉勿领！”余家外婆也掼上来一句说：“一个新疆户头竟要拿这点钞票来压阿拉上海人，真有点拎勿清！”
连生喊：“开灯！”
一瞬间所有的灯又明晃晃地耀起来，把楼道照得通明，它们就像六只恶狠狠的眼睛在压我这个新疆户头。这时我听到阿嫂也冷冰冰地甩出三个字：“阿木铃！”
第二天我打电话请供电公司的人到我房里安了一只水电表，同时在楼道上也加了一盏灯。本来六盏灯是六六大顺，现在七盏灯成了七巧七巧（蹊跷蹊跷）了。后来我上楼下楼，也都习惯地拉亮自己的那盏灯，对别人的灯是否亮着竟也感觉不到了。
余家外婆的女儿叫余婕，在市郊一家工厂做工。他们厂礼拜是星期四，所以每个星期三的傍晚就回家，住上一夜，第二天吃罢中午饭回厂。她每次回来都要从乡下带点菜来，说是乡下的菜新鲜，有时还有活鸡活鱼或活虾，倒在盆里噼噼啪啪乱蹦乱跳，然后做上一桌丰盛的菜肴来孝敬她母亲。她小巧、漂亮、机敏。虽已三十好几了，但看上去最多只有二十来岁。她至今还没有结婚，甚至连对象也没找，活得自然也很寂寞。她挨在我边上做饭却从来不同我说一句话，也不同周围的人搭腔，性格似乎也很怪僻。连生说她是假清高。我想老姑娘大都性格有些怪异，她恐怕也是。
那几天阴雨连绵，整个空气湿漉漉的像能挤出水来。那天她回来面盆里又蹦跳着鱼和虾。我在炉子上炖着一只鸡，当鸡快要熟了才发现瓶里的酱油没了。白斩鸡不蘸酱油怎么吃？于是我撑着伞提着瓶子去打酱油。想不到阴绵绵的雨天，杂货店里买酱油醋和啤酒的人竟还会那么多，而营业员十分漫不经心，有人催一句他就说：“慌啥，慌啥，钞票点错啥人赔啊？”等了半个多小时我才把酱油打上，心想说不定炖在炉子上的鸡汤都熬干了。我匆匆赶回家去，发现锅里的鸡不翼而飞了，挤在灶间的人都闷声不响地绷着脸。我只好问阿嫂：“我的鸡呢？”正在煎鱼的阿嫂板着脸说：“你的鸡没了，我哪能晓得？”
我走到门口，发现门口倒垃圾的桶里散落着一小堆鸡骨头，还在冒着热气。我愣了半天，这时余婕做完饭菜往屋里端时，嘴缝里挤出一句：“欺侮弱者算啥本事，真倒胃口！”而连生在灶前低着头轻声地还了她一句：“管你鸟事！”
我感到一股热辣辣的火气直冲脑门，我端起油汪汪的鸡汤泼向门口，然后撑着伞来到马路上，感到一种抑制不住的愤懑，站在路边的一棵梧桐树下连抽了几支烟。我承受不住别人对我的这种戏弄。我在头上转到夜深才回家，既不想吃，也不想睡，只是一个劲地抽烟，没有想到的是深更半夜竟会有人来敲我的门，更使我吃惊的是敲门的竟是余婕。她很有礼貌地问我；“能进来吗？”我请她进来后，她忿忿地对我说：“我实在憋不住了，我一定要同你讲。”她告诉我，我出去打酱油后，阿嫂就用筷子捣了捣我炖的鸡，她撕下一块尝了一下说鸡倒蛮嫩。说着就把鸡撩出来对大家喊，来！我请客，大家吃。连生也跟着喊，小擂娘请客，勿吃白勿吃！他们几个上去三下五除二，就把鸡瓜分了。连刘老师都吃了。这是种凌弱心态，欺侮弱者，欺侮外来户。
她走时我很感激地向她道了谢。
又一个星期三的傍晚，我特地又去买了只鸡炖在锅里，余婕又在我边上做饭。我假装出去买东西，用一根铁链条把锅盖锁起来。余婕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有意问：“阿堃哥，你这是作啥？”我咬牙切齿地说：“防贼骨头！”
后来我同余婕就有了更多的交谈，有时还谈得很投机。连生阿嫂他们就窃窃私语起来。
我感到自己虽处在人海中却如同处在沙海中一样孤单，渐渐地我就盼着星期三的到来，只有余婕回来能同她说上几句话。这里的人都说她清高、怪僻，但我却觉得她挺可亲。对她的身世我不太了解，虽然余家外婆同我们家一样，早就住在这儿了，但我们没有任何往来。我上山下乡时，她已有十二三岁了，是个很漂亮的小姑娘。后来听说她也插过队，不过调上来早，那时调上来也只能调到郊区，她好像感到很满足，一直在郊区那家工厂做生活，没有再往市里调。又是一个星期三，天气已变得很炎热，我渴望能见到她。但奇怪的是那天她竟没有回来。下一个星期三我以为她一定会回来，但还是没有回，余家外婆也没什么反应。我好生奇怪，可又不便打听。像我这样一个离了婚的男人去打听一个老姑娘干啥？况且我与她又没有任何关系。
第三个星期三她倒是回来了，是到我们吃好饭才回来的。我听到她往盆里倒鱼虾的声音，就下来看她，但她根本不看我，继续低头洗她的鱼，于是我便讪讪地出门，装出我下楼不是为了看她而是为了出门似的。后来她才告诉我，我们之间在灶前交谈了几次，别人就捅到余家外婆那儿，余家外婆就对她说：“勿要同阿堃搭讪，当心人家说闲话。”所以她是有意两个星期不回来。她说：“闲话传起来太伤人，尤其像我俩现在这种状况。我倒不是怕，而是根本没有的事让人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成为他们寻开心的由头，我感到恶心！”
母亲是个含而不露的人，其实她受过良好的教育。也许是她过于的浪漫，或者具有一种叛逆的精神才找我父亲的。母亲在婚姻上作了一次错误的选择，要不外公不会那么极力地反对。但从后来的三十多年的情况看，母亲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她背叛了资产阶级家庭与工人阶级结合，使她获得了三十多年的平安。并像一个工人的家庭妇女一样笨笨拙拙地生活了几十年，她终于等到了黎明的那点儿曙光。在我守在她病榻旁的那些日子里，她同我讲了许多，我才感到母亲的谙于世事与惊人的忍耐力。母亲说到阿森的俗气与毫无出息，说到阿嫂那浅薄的精明和露骨的自私。母亲惋惜地叹说，现在是可以干一番大事业了，但他们不是能干大事的人。母亲临死前的那个晚上显得特别清醒，她又告诉我，外公在上海快要解放时让我四舅带着一部分资产转到了香港，后来又转到美国。这件事是外公在自杀前告诉母亲的，说到那份产业中也有我母亲的一份，而外公的那一份也转给了我母亲，算是与我母亲和解的一种表示。他把这份遗嘱交给我母亲后就自杀了。母亲捏着我的手带着无限的希望说：“我已写信给你四舅了，以后他会同你联系的，但这事千万别同阿森他们讲，他们会坏你事情的。阿堃，姆妈希望你能成为像你外公一样的人。”对外公我已没有什么印象了，只知道他以前是个很有钱的资本家。母亲也想让我当资本家吗？不过那年月资本家是个十分可怕的称谓。而现在却是个让人敬慕的名称了，只不过叫法改了一下，叫企业家。
母亲对我的亲近引起了阿哥和阿嫂的猜忌与不满。当母亲拿出两根条子时，他们才恍然想到母亲曾是富家小姐，可能藏有私房钱。他们想重新讨好母亲，显然为时已晚。母亲去世后，阿嫂拿出母亲给他们的那根条子，打成戒指、项链、耳环来装饰自己。但阿哥阿嫂都认为，母亲留给我的除那间大房子和那根条子外，肯定还有其他东西。可又没有什么证据，况且母亲的遗嘱也写得明白，除给他们的房子条子外，其余的东西都归我所有。阿哥很不满地刺我一句：“姆妈还是喜欢你。”我也回了他一句：“姆妈要是喜欢我，就不会把我赶到乡下去！”
母亲死后的那些日子我一直盼着四舅的回信，但四舅那边却久久没有音信，日子一长，我甚至怀疑有没有四舅这个人？是不是母亲在病重期间的一种幻觉？
孤单是一种痛苦，但让别人冷嘲热讽更是一种痛苦。他们看不起我仅仅因为我是个新疆户头，我从来认为在去新疆这件事上我自身并没有错，但他们却认为在那儿充军二十年本身就是错。正像林家姆妈讲的那样“又勿是从香港美国回来的罗”。好像只要从香港或美国回来的就一定光彩一样。他们更看不起我的是我的工作，码头上的勤杂工。“工钿只有一眼眼。”经济基础低，社会地位自然低。能有资格看不起别人本身就能让自己感到一种满足。余家外婆不许余婕同我接触，一家挤在只有几平方米的阁楼里的连生对我说什么都嗤之以鼻。那次中国足球队输给卡塔尔队，我说：“中国队的后卫线漏洞太多。”“阿堃哥。”他倒是每次都这样称呼我，“啥叫后卫线你懂哦？你看过几场足球赛呀？告诉你听，勿是中国队的后卫线有啥漏洞，是中国队的脚头不行，踢勿进人家的球门，只好被别人家踢进去。”后来又轻声地咕噜一句，“新疆户头懂个啥！”
我恨不得把烧热的油朝他头上泼过去。
我觉得我活得不是很累而是很压抑。硬要在这样的环境下挤着生存，非得有坚强的意志不可。而恰在我感到这种孤单、寂寞与压抑的时候，我的前妻却来了信，信很简单，说都是因为燕燕弄得他们夫妻不和。“你把燕燕接走吧，你要不来接，发生什么意外我不管！”在她同现在这个丈夫准备结婚时我就向她提出把燕燕还给我。可她说：“你想得倒美，不行！”而现在她拖着燕燕感到累赘了，又急于想摆脱她。当初我们还没有离婚时她就同现在这个男人私通，无法理解，那个男人在各方面都不如我，她同他私通到底图个啥？这事被我发觉后我就提出离婚。她说：“离婚可以，但女儿得归我，我活着不能没有燕燕！”好像她虽然对丈夫不忠，但对女儿却忠贞不渝。我说：“好吧，就这样。什么时候你觉得女儿是你的累赘时，你就把女儿还给我。”她就歇斯底里地喊：“屁话！不可能有这种时候！”现在她却要把女儿扔给我了，甚至还带着威胁。但我觉得这是个好消息，女儿要回到我的身边来了！其实我时时刻刻都在想念着我的女儿。我接到信后就立即发出一份电报，表示马上去接。第二天我正准备写报告向单位请假，却有一份电报飞到我手里，说是燕燕已托一个出差来沪的同事带来了：×日54次，五号车厢。如此迫不及待，但我却激动得要哭了。大后天就到！
那是个多雨的季节，出租车的车轮溅起路面上黑乎乎的泥浆，雨刷将细密的雨丝拨向两边。小擂听说阿妹要来，偷偷地跟我一起去车站。已是高中生的小擂倒对我很好，也同情我过去的遭遇。小擂学习很用功，有时晚上做完作业就到我房里来同我聊天。我同他讲“文革”中的遭遇，他很困惑，不相信人世间会有这种事。他对这幢楼的人歧视排挤我也表示不满，他说你本来就是上海人，为啥勿能回上海来！在车上他对我说：“爷叔，姆妈跟阿爸讲，阿婆留给你好多钱，阿婆家过去是大资本家，肯定有好多私房钱。”我说：“小擂，你信吗？”小擂说：“我不信阿婆有钞票。阿婆一直过得很苦，舍不得吃用，早上吃咸菜泡饭，连根油条也不肯买。要是有钞票，何必苦成这样呢？”我感到很心酸，自阿哥结婚后母亲就同他们分开过了。小擂说：“阿爸姆妈从来不给阿婆一分钱，姆妈讲，阿婆的抚恤金够她花了。现在啥都涨价，阿婆那一点抚恤金真勿够用。所以阿婆总是吃得很省。”
54次车误点了。这趟车老是误点。就是这趟车，几十年来牵动着上海——新疆两头多少人的心！真不知要牵挂到哪年哪月啊！
误点的火车终于进站了。我的心狂跳起来。那沾满尘土的绿色列车像一条疲惫不堪的铁龙卧在了月台上。我朝五号车厢奔去，小擂也紧紧地跟着我。那是节硬卧车厢，我朝每个窗口跳着喊：“燕燕！燕燕！”从头到尾整节车厢都没有看到燕燕的影子。怎么？她没来？我的心紧缩了。我眼光朝四下扫射着，人陆陆续续地快走完了。
“燕燕！”我大声地喊。
这时我看到有一个中年人同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朝我走来。那姑娘问我：“叔叔，你是燕燕的爸爸吗？”我说：“是呀，燕燕呢？”那姑娘看看中年人，中年人的脸沮丧得变了形。我的心顿时往下一沉，抓住他说：“我的燕燕呢？”
“在路上丢了……”中年人说，“过了西安，燕燕就不见了。”
“那你为什么不去找？”
“我赶的是紧急会议，不能耽搁。况且……”
我当即变傻了。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的家，仿佛在一瞬间做了个噩梦，等噩梦过后，一切都会好的，燕燕就会出现在我眼前的。但事实上是燕燕真的丢了。等我清醒过来并且能干哭上几声后，大概整幢房子的人都已经知道燕燕丢掉的消息。阿哥阿嫂来劝我，让我请上几天假去找一找。刘老师对我说：“阿堃，不幸，真是不幸啊。”而连生在灶片间正喊着喔哟作孽。他在同情我的同时却在庆幸自己的幸运，因为他儿子正好好地背着书包去上学。
我捂着脸号啕大哭起来，那长期积压着的愤懑这时也像决堤的江水一样宣泄了出来。
暴风雨过后是一种沉甸甸的平静。
那个中年人再也没有来同我见面，他可能害怕见到我，他在逃避责任，把我女儿弄丢了，竟连个面都不照！人们正在丧失着自己的责任心！我十分痛恨我的前妻，都是这个臭女人，竟随随便便地把女儿托付给这么个人！我恨不得飞回新疆去拧掉她的脑袋。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人有时就会处在这样一种束手无策走投无路的境地。
第二天的早上有一个姑娘出现在我眼前，我觉得似乎在哪儿见过，但一时又想不起来。她说：“叔叔，我陪你去找燕燕吧。”我这才想起昨天在车站上见过这姑娘。我晕过去后，她一直陪我到家里。她告诉我说，燕燕是从西安到徐州的那段路上丢的。车从西安开出后，燕燕去上厕所，结果就没再见她回来。她说，开始我们还以为她解好手后，在车厢里同别的小朋友玩呢。可时间一长我们就急了，到处找，都没找到。后来乘警也帮着我，一节节车厢找，也没找到，才知道肯定叫人拐跑了。我要是一直陪着她，就不会出事了。那姑娘说着就哭了。
我们决定到从西安至徐州的那段路上去找。54次车从西安到徐州共停几个站，姑娘都记下来。每到一个站我们都下去，上车站、上公安局去打听，我还印了许多张燕燕的照片，打听完后就把照片和地址留下，希望当地公安机关帮着继续打听消息。我知道这样找是大海捞针，但总可以抱一丝希望。
女儿的失踪使我每时每刻都感到自己那苦难的人生，脑子里时常闪现的都是一件件不幸的往事。妻子与我结婚后感情就不好，那时唯一同我贴心的是我的女儿，虽然她还只有三四岁。同妻子的感情破裂后，我不太愿意走进那个家，每天在办公室批改作业到深夜，晚饭也在学校吃，虽然家离学校只有几步路，有时吃完晚饭后有一个小脑袋就从办公室的门口探进来，喊一声爸爸。我批改作业她就陪着我，坐在我边上拿支铅笔在一张纸上画来画去，从不打扰我，等我批改完作业，然后我们一起回家。有一次她把一只白白嫩嫩的东西塞到我嘴里说：“爸，你吃。鸡蛋，妈妈给我煮的，我留给爸爸吃。”我搂着她哭起来，生活太不公平，干吗要让孩子生活在两个已经没有感情的夫妻间呢？那时我就企盼着，总有一天我要好好补偿女儿的。可是当我迎来了补偿的机会时，女儿却失踪了。
我们从徐州一站一站地下车找到西安，又从西安一站一站地下车找回徐州，但丝毫没有结果。人们的态度十分冷漠，有的竟恶劣得让人心寒，令我感动的倒是那姑娘，陪着我辛苦劳累了一路。她叫沈雪莲，是新疆上海知青的女儿，去年根据政策在上海落了户。据她说，在落户时她舅舅极力反对，是她外婆出面坚持才把户口落上，家里只有一间房，搭了个小阁楼。她和外婆挤在阁楼里住，但不幸的是她外婆不久就去世了，她舅舅和舅妈就天天给她脸色看，甚至扬言要把她赶出门。她在新疆的母亲为了让女儿少受气，只好多寄钱回来。由于有利可图，她舅舅舅妈没再说赶她走的话，但对她一直都冷冰冰的，而且把大多数家务都压在她身上。可没想到一个月前她母亲得了重病，她赶回新疆时母亲只剩下一口气了。母亲捏着她的手说：“二十几年前，妈妈远离父母支边来了新疆，历尽了苦难，现在你又是远离父母，只身在上海落了户，妈妈这颗心怎么放得下呢？……”虽说心放不下，但人却还是去了，埋在四周都是荒凉的戈壁中的一块坟地里。说到这里，雪莲捂着脸泣不成声了。
外婆死了，母亲也走了，她说她回上海后，那间小阁楼不知道还能让她住多久。
“在新疆还有谁？”
“……爸爸……但他不是我的亲爸爸……”
她不肯再说什么，我也不便再问。这是个讨人喜欢的姑娘，瓜子脸，大眼睛，既漂亮又懂事，而且很能吃苦。我们再度失望地爬上火车时，我说：“雪莲，苦了你了。我们不可能这样永远找下去，我要工作，你要上学，暑假眼看也要过去了。”她哭了。我说：“别哭，你能这样帮我，我已经很感激了，你是个好孩子。回上海后，你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
溽暑难忍。厚厚的云层压得天空看不到一颗星星。厨房里照样热闹。我又听到盆里蹦跳着的活鱼声，才知道今天又是星期三了，余婕回来了。我很想下去见见她，但躺在床上没动。我回来已有好几天了。别人对我的同情和惋惜瞬间就过去了，阿哥和阿嫂在同情中竟还透出某种轻松。溽热与心烦使我辗转无眠。半夜里有人敲门，那谨慎的敲门声轻得几乎听不见。我犹豫了一会儿后，还是去开了门：竟是余婕！她一闪身就进来了。
“很不幸，是吗？”她坐下来问。我无言以对。她说：“你瘦多了，脸色也很难看。”我告诉她，我现在有一种活不下去的感觉。她说，难道你女儿再次出现的希望一点都没有了？我说当然有希望。她说人有时候就为着一点希望才活着的，而且活着才有希望！她的眼睛湿润着，仿佛沉浸在自己的往事中，我沉默着。
那晚，她显得忧伤而美丽。她坦诚地告诉了我自己的不幸。插队时。她被几个农民在一个瓢泼的大雨天里轮奸了，她沾着一身泥浆，下身淌着血，跑到大队部向大队支书报告，大队支书又趁机奸污了她。“这对许多姑娘来说，就是可以去死的理由，但我没有去死。为什么要为别人的罪恶，来惩罚自己？我倒赞成这样一种宗教观点：生命是上帝给的，只有上帝才有权把它取走，别人弄死我有罪，自己弄死自己也有罪。我虽然落了一身的病，但我还在希望中活着”。她站起来说，“我们活着，就说明这世界还需要我们。况且你女儿只是失踪，还有找回来的希望。你总觉得自己命苦，可还有多少不如你的人，不要自怨自艾。”说完，她捏了捏我的手，走了。那手凉凉的，却很柔软，这种感觉一直伴我到天明。
痛苦正随着时间淡化，生活依然还是老样子。我想余婕说得对，我得好好活下去。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天不亮我就去菜场买菜。在上海要想买上点好小菜那就得起早。想不到菜场已经那么拥挤，前胸后背都贴着别人的肉，那么多人都在为能买到点好吃的东西而赶早受罪，人们好像只是为吃而活着。这时有人拉了我一把，我回头一看竟是雪莲。我问她怎么这么早出来买菜？她说她天天都是这时候出来买菜的。她问我燕燕有消息吗？我摇摇头说没有。我问她最近怎么样？她眼里便涌出了泪。她两腮下陷，眼圈发青，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她抹着眼泪说，叔叔，我可能上不成学了。我问怎么啦？她说那边的爸爸不是亲爸爸，他不再给我寄生活费了。舅舅让我辍学去打工。说养不起我。我知道她已上高二，辍学太可惜了。我思索了一会，拉着她的手很认真地对她说：“雪莲，要是你舅舅真不让你上学了，你就来找我。”她迟疑地看着我，我马上又说。“别忘了，咱俩都是新疆户头啊。”她咬着嘴唇朝我点点头，哭了。我也感到鼻子发酸。
母亲把那盒财宝交给我时，一再关照我不到万不得已时千万不要动用它。母亲自己就是这样做的。遵照她的嘱咐，我也只用我自己的那点儿工资和积蓄。可有这么一笔财产垫底，让人心里踏实。那根金条倒是可以用的。阿嫂已经用那条子装饰了自己，她也怂恿我去打几样首饰戴戴，说男人戴首饰也蛮有风度，我说我一个码头杂务工要这种风度作啥？阿嫂撇嘴说：“洋盘！”
有时我想把那根条子换钱去做点小生意。可白道（官道）黑道都与我无缘，我恐怕不是做生意的材料。有一天阿哥来找我了，脸上挂着极少对我显示过的笑容。他说，阿堃，你阿嫂今晚想请你吃顿饭，给你消消愁闷，她说这些天你看上去都快要垮掉了。我说我不会垮，蛮好。燕燕我会寻回来的。他就说，好了，好了。我晓得你还为那只鸡的事生你阿嫂的气。其实她也是一时糊涂，我已讲过她了，她也很懊悔。今朝她特地花了几十元钱买了一斤多大闸蟹，让你尝尝鲜，也算是给你赔罪。我说这顿饭不会白吃吧。他说是有事想叫你帮忙，但赔罪是赔罪，帮忙是帮忙，两不靠的事。我就说有啥事你就说，饭我勿去吃。这时小擂也来叫我，阿嫂大概怕阿哥搬不动我就叫小擂来助阵。小擂倒乖巧，把我拉到一边咬着我的耳朵说；“爷叔，大闸蟹平时啥人舍得吃，现在姆妈孝敬你，不吃白不吃，有吃勿吃猪头人。”他这么一说我倒笑了。
大闸蟹只只都是团脐，里面挤满了结结实实的卵黄，壳里的肉也很丰满，一问价钱并不很贵。阿嫂也是出奇的热情，说吃呀，吃呀，勿要客气。这两只是你的，阿拉一人一只。还说勿管怎么说总是一家人，胳膊肘总弯不到外面去，阿哥也在边上一个劲点头。是呀，是呀。小擂也说，就是，就是。凡是新疆回来的人都爱说就是，就是。他不知怎么学来了。这种亲切的气氛也感染了我。过去对阿嫂的那份恨也消了许多。心想，阿嫂这话也对，不管怎么说总是自己人，况且又住在同一层楼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实在用不着弄得那样别别扭扭的。我觉得自己也该主动做出点和解的姿态来。当我吃完一只大闸蟹，喝下两杯啤酒后，就主动地说，阿嫂，你找我到底有啥事体？阿嫂就假装问阿哥，怎么？这件事体你同阿堃讲了。阿哥说，没有讲，我只是说有事想叫他帮忙。阿嫂抱怨说，这话也不该说，今天只是请阿堃吃饭，别的事等以后再说。我知道这是阿嫂在故作姿态，于是说，阿嫂有啥事体你就说。
“吃饭，吃饭！吃了饭再说。”阿嫂用指关节敲着饭桌说。“阿堃吃呀，这只蟹你也吃掉。”
“好吧。”我说“这只蟹我吃，有啥事你也说。”
这时阿嫂脸上释放出灿烂的笑容，说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最近阿拉阿弟在做黄货生意，赚头相当好。前两天有人问阿弟要货，每克这个数，阿嫂伸了伸指头。但阿弟一下凑不足人家要的那个数，就来找我，我想起你这儿还有一根条子。可以凑个差不多。阿弟讲，你想出手也可以，每克也是这个数。阿弟只收一点点辛苦费。以后要还条子也可以，目前他只是想应应急，你看哪能！我说私下做黄货生意是犯法的呀。阿嫂说，喔哟，现在是啥年月啦？又不是“文革”做啥都犯法，现在做啥全可以，就看你敢不敢去做！这时小擂吮着一只蟹脚说，现在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阿哥自然是随声附和。阿嫂又甜蜜蜜地说，阿堃，帮阿嫂这次忙，到时我一定如数奉还。要钱要条子都可以。我迟疑了一会说，好吧。阿嫂高兴了，说，我早说过阿堃这个忙是肯帮的。阿堃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么。来，这半只蟹你也吃掉。她把自己吃剩的半只蟹也推到我跟前。我又把蟹推回去说，你的两只大闸蟹，已经把我打倒了。
当雪莲再次出现在我眼前时，我竟一下子没有认出她来。她神色恍惚，一副憔悴病态的样子。她看了我半天，喊了声叔叔后，便晕倒在我怀里，我顿时感到她那滚烫的身子。我把她送进医院，打了退烧针，她才缓缓醒来。她说，叔叔你帮我到学校去请个假吧，老师见不到我会着急的。
戴副金丝边眼镜的蒋老师是位有些学者风度的慈祥的中年妇女，她心情沉重地对我说，十几天前，雪莲就被她舅舅赶出家门了。她晚上只好睡在教室里，连个盖的东西都没有。我到她舅舅家去，她舅舅气势汹汹地说，她家里也不寄生活费来，我们自己经济也很紧张，想养也养不起。我说让她住住总可以吧？他说不行，我们住房也很紧张，儿子大了得让他分开住，不然有损儿子的身心健康，他要看到我们夫妻之间的事学坏了谁负责？我说你是她舅舅，她的监护人，总不能把她赶出去不管呀。他说我不是她的监护人，监护人是我那死去的老娘。再说她来落户时我就反对，你们要找就找我老娘去。看他那蛮横样子是下决心赶走雪莲了。我只好从我家里拿了条毛巾毯给她，吃饭是同学们捐助的钱，但这总不是长久之计。我问她还有没有其他亲人，她摇摇头说没有了，只是有个刚认识不久的也是从新疆回来的叔叔，他待我很好，可我不想麻烦他。我想，就是你了。我说，蒋老师，谢谢你这么关照她。以后的事你们不用管了。现在她病了，得请上几天假。蒋老师松了口气说，缺下的课我们会给她补的，她的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蒋老师叹着气无限慨叹地说，这两代人苦啊。
医生告诉我雪莲没什么大病，饮食不周，又得了感冒，养几天就会好的。果然她的精神很快就好些了。我告诉她，我准备为她用家具隔出个小房间来给她住。我说燕燕丢了，我一个人过得很孤单，一想到女儿就很伤心，你若来同我一起住我会很高兴，算是来陪陪我。她说我就怕麻烦你，才没来找你。我说你不来找我是个错误，说明你还不信任我，没把我看成自己人。一起找燕燕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自己人了。不要忘了，我们俩都是新疆户头，一个老户头，一个小户头。
她笑了，却又流下了一串串的泪。
那时我心中涌满了一种情感，就是对雪莲的怜悯与疼爱，这不仅因为这孩子本身就让人喜欢，还因为她是一个新疆上海知青的子女，对我来说这里有着一份更深的情结在里面。我为雪莲布置了小窝。但没想到迎来的又是件倒霉事，那天阿嫂哭哭啼啼地进来了，后面跟着个夹着公文包的民警。一见这情景我就知道事情有些不妙，心就轰地往下一沉。阿嫂说：“阿堃，出事体了……”她话没说完那民警就捏着腔一本正经地说：“你就是赵景堃吗？”我说是，他说你知道你做了犯法的事了吗？我说犯啥法？他伸出食指点着我的鼻子说：“倒卖黄金！”我发现那家伙长着狮子鼻，鼻梁上还有一粒黑痣。我说我没有倒卖，我只是借给阿嫂的。他一撇嘴说：“性质是一样的！”我说阿嫂，这怎么说？阿嫂又哭了，擤了把鼻涕说你问我，我问啥人去？那民警说：“赵景堃我现在告诉你，你那条子充公了！”我不服地说：“你们凭什么！”他说就凭你参加了倒卖黄金的违法活动！我只觉得这时我额上渗出了一片冷汗。民警又拿腔捏调地说：“谅你是初犯，没有前科，不追究你的刑事责任了。江菊英。”他喊阿嫂，“你还得跟我们走一趟。”阿嫂说去哪里？民警说：“派出所！”
他们走后我就瘫倒在沙发上，唉，一根金条只换了两只大闸蟹？
晚上，阿哥阿嫂都来了。阿哥深表同情地说，阿堃，你看这桩事情哪能办？我不吭声，阿嫂就走上来很诚恳地说，阿堃，要不，我把这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赔给你，算我白掼掉那笔加工费。说着阿嫂就要卸她的首饰。我知道这些首饰也只用去她半根条子，我要它做啥？我一挥手恶声恶气地说，算了！算了！算我倒霉！我是前世作孽，什么晦气的事都摊到我身上，我活到世上就是来倒霉的！
秋风已有些凉意，尤其是一阵绵绵的秋雨后。债多人不愁，倒霉的事碰到的太多，心倒在麻木中显得泰然了。我不再去想已经过去的那些晦气的事，只想把眼前的事做好。那天我下班后就匆匆赶往医院，给雪莲办出院手续。天色近黄昏，回去做饭太麻烦。我决定带雪莲在外面吃。
我把她领进四川北路的一家餐馆。服务员拿来了菜单，我让雪莲点菜，说想吃什么就点什么。她就点了几个中档菜，既不显得自己太作假，又不让我太破费。我对她说，雪莲，我俩都是从新疆回来的，我会像待自己女儿一样地待你，你千万不要把我当外人，我和你妈妈都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但我比你妈幸运，她埋在那片土地上了，而我却回来了。你呢？也比你妈强，固为你也回来了，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虽然这故乡并不令人满意，但既然已回来了，我们就得好好地顽强地活下来。这时我想起余婕同我说的那些话。
雪莲含着泪点了点头。
我说我们都会好起来的，你那间小屋我已经为你收拾好了，还有你的户口，蒋老师也会帮你转到我这儿来。安心地上你的学吧？她抹泪说，叔叔，我要感谢老天爷，因为老天爷让我遇到了你这么个好人，说得我鼻子一阵阵发酸。
离我们餐桌十几步远的地方是一排雅座。都是两个人或四个人面对面地坐着吃饭交谈。我同雪莲说着话，可是在无意中眼睛瞟到雅座那儿有一个很熟悉的身影。仔细一看，竟是阿嫂！她同对面坐着的一个男人在嘻嘻哈哈地说着什么，情绪都是异样的兴高采烈，我感到很奇怪，那事发生才几天她的情绪就会这么好？难道她有外遇？于是我盯着那男人，刚好他侧过脸朝四下看了一眼，我看到了他那鼻梁上的黑痣。这不是上我家来的那个民警吗？他俩怎么会在一起吃饭？我意识到了什么，心猛地在往下沉。我感到自己可能被阿嫂诈骗了。天哪！这可能吗？但我看到阿嫂把一个信封塞给那男人，然后推开酒杯站起来飞也似的闪出了餐馆。那男人还坐着喝酒吃菜，一副优哉游哉的样子。我对雪莲说，你先吃，我去去就来。我正朝那男人走去时，他把信封插进西装口袋里也匆匆出了门。我追出去，他已消失在人流中。我站着不动，心中涌动着什么，脑袋里竟是一片空白。
我在一阵愤怒后很快冷静了下来。第二天我去派出所，打听有没有一个鼻粱上有一颗黑痣的民警以及接受过一个倒卖黄金的案件。所里的人说既没有这个人也没有这件事。还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我转身出去时听到有人说：“现在神经不正常的人也太多了点。”
晚上雪莲睡觉时不住地咳嗽，身体仍很虚弱，这是长期劳累过度营养不良的结果。她告诉我，在舅舅家，她每天买菜、做饭、洗衣服、拖地板。但饭做好后，她只能盛上一碗饭，加上一小筷蔬菜，坐到一边去吃，不让上桌的。有时偶然挑一筷荤菜，舅妈的眼睛就瞪得像灯笼一样大。她说：“我很自觉，尽量多做少吃。可他们还是不高兴。”有关她亲爸爸的事她也告诉了我。据她妈妈讲她的亲爸爸也是个上海知青，但是个孤儿。在她生下来的第二年，就在一次修水库时被炸下来的石头砸死了。现在的继父是个复员军人，没有文化，脾气又暴躁。经常打她。母亲只好把泪往肚里咽。后来上海有了能让一个子女在上海落户的政策，母亲就赶紧把她送来了。为了能让她落户，母亲都给外婆下了跪，讲了继父对她的虐待，外婆才点了头。她还告诉我，她去新疆给母亲送葬后的第三天，她的继父就想强奸她，她又喊又叫逃了出来，说要上公安局去告他，他这才把她又打发回来。她说她已经没有亲人没有家了。那份凄然令人心碎。我说，这就是你的家，我就是你的亲人。她说，我叫你爸爸，行吗？我鼻子一酸说，行！
湿漉漉的地面上闪着路灯那黄幽幽的光。我踩着污浊的泥浆买了菜回来。雪莲已放学回家，把米饭也焖上了，她接过我买来的菜，厨房的水笼头旁挤着三个人，她就打着伞到外面的水龙头去洗菜。连生就走到我身边问，阿堃哥，小姑娘是啥人？长得蛮漂亮的？我说是我养女。他说没听说过你有养女呀？我说从前我在新疆的生活你知道多少？她是我在新疆的一对好朋友的女儿，父亲在修水库时被炸死了，我就认她做了干女儿。最近她妈妈也死了，上海的舅舅又不肯再抚养她，把她赶了出来，我不把她接过来，难道让她住在马路上？
连生又是摇头又是喊作孽。我又说，我起码要对得起他那死去的爸妈，连生一竖大拇指说，阿堃哥，够朋友。那口气不知是赞扬还是挖苦。这位隔上几天就吃一次清蒸小鲫鱼的人，从别人的不幸中感到了自己生活的美满。他当然不认为自己的生活好得无可挑剔，每当他讲到那些大款们一掷千金的派头时，又是羡慕又是妒忌又是向往。但他看不起我，他看我就像富翁看乞丐，聪明人看傻瓜，时髦人看落伍人一样。也许他认为我收养雪莲又是一个“洋盘”做的事。但我说的那些话在外面洗菜的雪莲都听到了，雨水混着泪水从她的脸上滚下来。吃饭时她对我说，爸爸，你真会编故事。我说就得这么说，要不会有说不完的闲话。她说，我懂！
在我们做饭时，阿哥阿嫂和小擂从外面吃了饭回来，酒把三张脸都冲得红喷喷的，他们兴致好极了。阿嫂进来看到正在炒菜的雪莲说：“阿堃，这是你请来的小保姆啊？”连生说：“勿是，是阿堃哥的养女。”阿哥阿嫂这时都像吃了一粒苦花生似的张大了嘴说：“养女？啥地方来的养女？”我板下脸说：“阿嫂，我有事要同你讲！”阿嫂瞪大眼睛说：“啥事体？”我恶狠狠地吼了一声：“你自己知道！”阿嫂的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她拉着阿哥上楼时说：“今朝阿堃哪能啦？吃生米饭啦！”
吃完晚饭我到阿哥屋里，他俩正咬着耳朵在紧张地商量着什么，见我铁板着脸就有些慌神，我说我那条子呢？阿嫂说勿是被派出所充公啦？我一拍桌子说，不要绐我演戏了，限你们三天把那根条子还我，要不我就同你们法律解决，到辰光阿嫂你去坐班房，不要怪我！说完我就出来砰地带上了门。
第三天晚上，他们果然派小擂把金条送来了。让小擂带来的话是：金条是被派出所充公了，是姆妈通过熟人，打通关节才弄回来的，还掼出去十张老人头。我接过条子说，回去谢谢你姆妈，让她费心了。
秋风把马路边的梧桐叶催黄了，早晨出门时那凉气已有些冷了，我发现雪莲上学时还穿着一件的确良衬衣，我想自己毕竟不是她的亲生父亲，要不怎么会没注意到她有没有衣服穿呢？我感到一种内疚。雪莲很勤快，她每天放学回来路过小菜场，就顺便把菜带回来，我要下班稍晚一点，她晚饭都做好了，家里也总收拾得干干净净。余家外婆讲，二楼的小姑娘比隔壁阿芳姆妈雇的小保姆都要能干。我生活有了规律，情绪和身体都好了许多。我在想，收留雪莲似乎是我在帮她。但更多的是她在帮我，阿嫂在背后嘀咕说，你不要看阿堃看上去憨头憨脑的其实精明得不得了，表面上抚养了一个死去朋友的女儿其实是雇了一个不要工钱的小保姆，名声便宜他都占了。吃晚饭时我对雪莲说，明天是星期天，我带你去买几件衣服吧。她说，不要了，爸爸，我还有一件两用衫，还是妈妈买的，我平时舍不得穿，况且天也不太冷。她大概认为现在有饭吃有地方住能安心上学就满足了。我说，你穿得这么寒酸，我这个当爸爸的脸往哪儿搁？你想过没有，啊？
她很少进商店，因此她进商店时那种拘谨陌生的样子使人感到心酸。我感到自己对她那份深沉的，怜悯已演化为满腔的疼爱。卖服装的地方挤满了人。突然她轻轻地拉了我一把，朝一个地方指了指说，“你看，舅舅，还有舅妈和表弟。”她显得有些害怕。
她舅舅很胖，秃顶，穿着很时髦，但却一脸的粗俗。她舅妈很瘦，一副病态，却也是挂金戴银的。与雪莲那寒酸的穿着形成鲜明的对比。我拉着她的手说：“别怕，你已经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了，怕什么呢？”
那是个精品柜台，每套衣服都在两三百元，在当时这衣服就算比较高档了。他们正在为他们的儿子挑选衣服。我也让雪莲看看喜欢什么样的衣服。他们也看到了雪莲，显得十分惊讶也有些尴尬。雪莲没理他们，雪莲看上了一种样式的衣裤，有两种颜色她都喜欢，我让她去试试，两种颜色的衣服试出来都光彩照人，显出了她的纯真与美丽，16岁的花季，一朵含苞欲放的花。一问价钱，每套289元。雪莲说，爸，太贵了。这时她舅舅瞟了我一眼，我对营业员说：“两套都要。”雪莲拉拉我说：“爸，太贵，我一套都不要。”营业员迟疑地看着我。我掏出钱来说：“开票，包装吧！”我拿上衣服，拉着雪莲就走。后面是三双惊讶的眼睛。
第二天晚上蒋老师就来家访了。还严肃地说要单独同我谈谈。蒋老师告诉我，这些日子由于生活正常了，雪莲的学习成绩也上去了，学的也更刻苦了。但今天早上她舅舅突然跑到学校里来问我雪莲是不是还在学校上学？我说在呀，怎么啦？他说雪莲学坏了，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昨天她还傍着个男人逛商店，两人眉来眼去的很不正常，那男的还给她买了好多高档的衣服。我一听就火冒三丈，我把昨天陪雪莲去买衣服的经过讲了一遍，蒋老师一推眼镜说，天下怎么有这样下作的舅舅！她说开始我还真有些担心，到上海来落户的“上青”子女中，因为无人管教，有一些就学坏了的，我们学校就有两三个，其中有一个就是女孩子，去勾搭老外，被公安局捉起来了。那晚，我把雪莲的身世和遭遇，把我女儿的丢失和她陪我寻了一路的事都告诉了蒋老师。蒋老师同情地点着头说：“这个世道太欠公平了！”
天又亮了。
“15号，赵景堃电报……”
电报是四舅打来的。表面上我的生活仍是老样子。整幢楼的人都不知道已发生了什么，只有我一个人感觉到，我的生活要彻底地改变了……又一个星期三的下午，余婕回来得很早，雪莲正在做饭。她看到余婕买的鱼说，阿姨，这鱼做醋熘鱼片很好吃的。余婕说你会做？雪莲点点头。余婕说那你做了我尝尝。雪莲很快把鱼收拾出来，剖成片拌上多种佐料。等把我们的饭做好，她把余婕的醋馏鱼片也炒了出来。余婕品尝后说：“喔哟，顶了！”余家外婆吃后也称赞不已。从那以后，余婕就对雪莲更好了。
我知道，雪莲正在悄悄地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善她与周围人的关系。周围的人对雪莲似乎也都有了好感，甚至与任何人不搭讪的“这女人”也同雪莲说话。只有阿哥阿嫂对她充满着越来越深的仇恨。小擂与雪莲同龄。他有好几次想同雪莲接近，但都被阿嫂那愤怒的眼光挡了回去。余婕那天大大方方地上来了。她是带着余家外婆的嘱托来感谢雪莲做的那盘醋熘鱼片的。说是鱼片吃起来又嫩又清口，雪莲不好意思地躲进她那间小房子里做功课去了。我和余婕在房间的另一个角落里聊天，聊得也很投机。我甚至把阿嫂诈骗我金条的事也告诉了她。余婕慨叹道，穷疯了的人同饿疯了的人一样。饿疯了的人会不顾一切地扑向食物，而穷疯了的人也会不顾一切地扑向金钱。眼下，人们对金钱这种病态的追逐正是过去穷疯了的结果。我不太同意她的看法，我说我们都是从贫困中过来的，起码你我并不太看重金钱。余婕说，当然不是人人如此，正像“文革”中也不是人人都去搞打、砸、抢一样，但从某种角度说是一种大气候的产物。眼下的商潮是否与知青潮有相似之处？也许它们都是从一个根里开出来的花……余家外婆在下面喊起来了，阿婕，明朝还要去轧车子，余婕不满地往下走说，你不是让我去谢谢人家的吗？余家外婆说，我是叫你去谢雪莲，又没有叫你去谢阿堃。
楼道里安静下来，我点燃一支烟，慢悠悠地抽着。我感到余婕是个很有个性又很有见地的女人。那个星期三她没有回来，而星期六竟回来了。她说她是存心这样安排的。余婕说，礼拜天要带雪莲出去玩。
第二天一早又下起雨来。余婕和雪莲打着伞出去。斜飘的雨丝又细又密。她们一直逛到下午才回来，两腿被雨淋得透湿，但两人情绪很好，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我说你们在外面吃的饭？余婕说雪莲爱吃面食，还非要到清真馆吃羊肉饺子，说闻到羊肉味道就好像回到了新疆。不过上海的羊肉怎么也比不上新疆的羊肉好吃。童年的回忆，再苦也是甜的。
在我们说话的时候，雪莲拎着个暖瓶到下面烧开水去了。
我喜欢这孩子，余婕说。她今天的情绪显得特别好，本来有些阴郁的眼睛也变得明朗起来。她同我聊起她插队的事，我也同她聊新疆的事。在我们正聊得开心的时候，灶间突然传来了雪莲一声惨痛的尖叫。我们急急地跑下去，厨房弥漫着一股热腾腾的水汽。雪莲弯着身子咬着牙，额头上渗满了冷汗，腮帮上滚着泪珠。原来她在冲开水时，水壶把掉了，开水就烫在了她腿上。而这时余家外婆，林家的姆妈，连生听到叫声也都到厨房来看。连生看到那情景一面摇头喊作孽一面拎起那掉把的水壶来看。余婕把雪莲扶上楼。连生拍拍我肩膀，让我看水壶掉把的地方。发现那上面有人用锉刀锉过了。我拿着水壶上了楼。余婕说烫得不轻，得叫医生去。后来医生说，没有啥危险，但要注意换药，不要感染了，这种烫伤最怕感染。雪莲的两条腿上布满了水泡，我心里非常难过，她斜靠在枕头上，反而很坦然地安慰我说，爸爸，没啥，都怪我太不小心了，才弄成这样。我把余婕叫出来，让她看水壶掉把的地方，余婕咬牙说，他妈的！
夜色涂抹了整个天空。我没心思做饭。就撑着伞出去买点心。等我回来，余婕仍陪着雪莲在说话，说这样可以分散她的注意力，减轻她的痛苦。我们一起吃完点心，天也黑透了。余家外婆又在下面不满地喊起来，说你一蹲就一天，也不回来吃晚饭。余婕说吃过了，在陪雪莲说话。余家外婆说有阿堃要你陪啥。余婕说姑娘大了，烫的又在大腿上，阿堑是男人不方便。余家外婆冷笑一声说：“我看你的心思勿在雪莲身上，是在阿堃身上。”余婕说：“姆妈你越说越不像话了！”我说：“余婕你下去吧，你姆妈再说下去怕是更难听了”。余婕说怕啥，就是在你身上又怕啥！而这时余家外婆在下面骂开了，而且越骂越难听。楼梯间又挤满了大大小小的脑袋。这又是大家感兴趣的话题。这幢房子里竟也出现了男女间的私情！余家外婆喊：“阿婕你要不下来，我就撞死给你看。”余婕说：“你撞呀撞呀，吓唬谁呢。”
楼下真的传来“嗵”的一声响，余家外婆撞头了，那身体沉重地倒在地上。余婕只好下去。后来才知道，余家外婆耍了个滑头，她是用脚在楼梯边上用力一踢，身子也就势倒在地上，所有的人都以为她撞头了。连生拍拍手说：“喔哟，真作孽！”
阴沉沉的雨幕笼罩着上海的上空。四舅又打来了电报：已派人来，详情面谈。那天大家正拥挤在弥漫着热气的厨房里做饭。连生正津津有味地讲着他们单位里有个人在有奖储蓄中得了一套三居室的住房，接着又在买彩票时中了一只双门电冰箱，说是运道好得冲到南天门了。阿嫂妒忌得心里发痛地抱怨说：“阿拉哪能没有这样的运道，买了几次彩票弄了几次有奖储蓄，一个奖也得勿到。”刘老师说：“有福之人不用忙。但天下事是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好坏说不准的。”连生说，这倒是，中奖以后他们的独养儿子被一辆自行车撞断了腿。于是大家又在妒忌的痛苦中感到一丝快意。这时一辆出租车停在门口，他们也停止了胡侃，目光一齐射向那挂着水帘的红色的桑塔纳轿车，汽车里钻出一个气度极好的西装革履的人，那人进来后非常谦恭地朝大家点头，说；“请问哪位是赵景堃先生？”我说我就是。那人越发恭敬地说：“赵先生，我们老板请你去一趟。”所有人的眼光变得异样的惊奇，只有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嘱咐雪莲自己弄饭吃，不要等我。我上楼换了一套崭新的西装，在大家惊异的眼光下闪进轿车。车在大雨中缓缓地驶出弄堂，留下的是一片在惊疑中的寂静。
四舅带信来说，本来他应该亲自来的，但一是年迈，体力不支了；二是他那边事务缠身。一时也离不开，三是其他一些原因，包括来后怕心境上承受不住，所以就不来了，请我原谅。他还说，本来根据我母亲的意愿，应该把她的投资实施以后，再让我来经营这份产业。但四舅说，考虑到这样做并不利于将来作为这一产业的经营者的我。因此让我一开始就参与企业组建的全部过程。需要跑腿的你该去跑，需要打通关节的你该去打通，需要洽谈的就去洽谈。我派两个人来协助你，其中一个岳先生很有经营头脑，他一直是我的左右手。他说，我希望你母亲对你的看法不会有错。
其实这些年来母亲已与四舅通过好几年信了。母亲写给四舅的信每次都很长。她讲了她这些年来的遭遇，讲了“文革”中外公的死，讲了她所忍受的心灵上的痛苦，也讲了她与大儿子和媳妇之间越来越恶化并使她彻底绝望的关系。她也讲到了我的不幸与对她的仇恨以及她的内疚等等。四舅说，通过这些信，他知道了我们家这些年所发生的事，但他无法理解这些事，怎么会这样？人类的同情心怎么会淡漠到这种地步？他百思不得其解。但他相信我们家确实发生了这些事，因为他绝对相信他的那个可怜的在年轻时充满浪漫色彩的姐姐。新中国成立前夕，外公让他出走的时候，带走了属于我母亲的那份财产，而那份财产在他的经营下也在不断地增值，这份不断增值的财产他依然认定是属于我母亲的，现在又有了我外公的那一份。这两份财产他要按我母亲的意愿来处理，并且还要尽他这个弟弟所应尽的责任与义务。母亲在信中对他说，把这些钱弄回国来投资搞企业吧，过去这里走了一条走不通的路，现在总算回头了，但我不久于人世了。好在阿堃他们可以拐弯了，我的儿孙们可能不会再吃老辈人的苦了。现在，上面鼓励华侨回国投资，我希望用我的钱也来表示一下，因为我也爱国。我对过去没有仇恨，但希望后人不再有那个过去。企业办好后，让阿堑去管，他诚实，厚道，也吃过苦，这是一个人应具有的最基本的素质。在九泉之下我希望阿堃能像他外公那样能干，有头脑，讲信誉，并且善于经营。在刚开始时，我希望你能派人帮他，但我相信阿堃会把企业办好的。可这事千万不要让阿森和那女人沾边！我让阿堃继承的不是一份财产，而是一份事业。而阿森和那女人同这事业无缘，他们没有资格继承这份事业，财产与事业不同，财产人人都可以继承，但事业不是人人都可以继承的，阿森和那女人不够格！望吾弟切记！切记！……看了那些信后，我心酸地流了泪。因为我觉得以前我对不住母亲！母亲的感情其实是无私的。
从高层饭店的窗口眺望，在迷蒙蒙的雨帘与水雾中，我看到黄浦江上一艘巨轮正鸣着长笛，徐徐地朝大海驶去……
我辞去码头工作的事没有告诉余婕，当她打电话去码头找我时，才知道我已经辞职了。那几天我一直同岳先生一起跑建公司的事。虽说那是外来投资，大多数办事人员的态度也是热情而真诚的，但繁琐的手续依然多如牛毛，办得很慢也很累人。岳先生说，你们这儿的一切都在倒着走路，怪不得几十年的发展竟是这么个速度。在我们那儿，各地政府求着企业家到他们那儿办企业，而在这儿企业家倒求着政府……我当然也很累，但心里却很充实。
星期三我约余婕晚上一起到外面吃饭。让雪莲自己弄饭吃。那天黄昏，霞光如血，轻轻地抹在上海那陈旧而狭窄的街道上。我在弄堂口等到余婕后，同她一起到饭店吃了饭，并把四舅与办公司的事全告诉了她，她很高兴，捏住我的手说，祝你成功，但这事你应该早告诉我。那天晚上，她向余家外婆摊了牌，说她决定同我好，说阿堃这人值得我爱。当然她没有同余家外婆谈我四舅与办公司的事。余家外婆同她吵了个天翻地覆。余家外婆说阿堃有啥好，一个码头工人，又是个新疆户头，长得又老相，你啥人不好寻，偏偏要寻他。余婕说，我就喜欢他是个码头工，是个新疆户头。我也喜欢他这种老气相！余家外婆说，你疯了。余婕说，我没疯，我现在比什么时候都理智。
她们家紧闭的门前又挤上了几个脑袋，耳朵都挤贴在门上。连生啧啧叹道：“喔哟，阿婕姐这么漂亮的女人，怎么会相中阿堃这样的人，唉，真作孽！”
那天刮着冷风，明显地感到了冬天的来临。干卷在树枝上的枯叶也全被吹落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条了。我回来时余家外婆已在门口等着我了，她伸直食指戳着我的鼻尖说：“阿堃，你太勿要面孔了，勾引我女儿！从今朝起，不许你再靠近阿婕！我要再看见你同阿婕在一起，我就敲掉你的煤气灶！勿要面孔的东西！”而这时刘老师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走到我跟前说：“阿堃，你们俩有没有那个意思我不知道，若是有，我要劝你一句，你同余婕不合适，这你自己应该拎得清。”连生也围上来了，晃着他手中的锅铲说：“刘老师这话讲得对，勿要讲余婕以前哪能？就是现在这只面孔也照样值钞票。我听讲有一个有几十万财产的大款要讨她做老婆，她都没有答应。你算啥？新疆户头，码头工人，头发都白了这么多，哪能配得上她？勿要讲余家外婆勿答应，就是我们看着也不合适。趁早收场，勿要再闹得整幢房子都勿太平！”林家姆妈这时也拉开大嗓门讲：“是呀是呀！看看你这相貌都可以当她爷了，这怎么配？”而为那金条的事再也没有同我说过一句话的阿嫂也在一边炒着菜叽咕着：“出呐，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去动余婕的脑筋。”我真想夺过她手中的锅铲摔到她脸上。
世上无论什么事，你只要一步一个脚印去跋涉，总是会有所收获的。我的企业已初具规模了。那些天，余婕也经常跟我通电话，我把昨天被围攻的事告诉了她，她说绕开他们，我们偏要相会！这个星期三我准时回，但不回家，五点半我们在四川北路桥相见，我们浪他一晚上！
我不知道余婕的什么吸引我，美貌？性格？思想？意志？不，好像她的一切都在吸引我。也许这是秋末的最后一场雨了，很寒。我对雪莲说，我有个约会，你自己做饭吃吧。雪莲好像知道了什么似的朝我一笑说，爸爸，你去吧，你不用再为我操心了。
我和余婕在一家饭店的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坐了下来。我要了好些菜。她说，吃不完。我说吃不完你就看完它。她说什么意思？我说这是我一种情感的表达。她一笑说今晚我不回去睡，我已包了房间。我问为什么？她说，姆妈讲，她要看到我和你在一起，她就去自杀。她不会真的去死，我是怕她一闹，别人就会看西洋景了，这样的便宜不能让他们占！我捏着她的手，她说你要有勇气，今晚就到我的包房里去睡。
寒冷的雨丝挂在门前，我打着伞，搂着她的肩膀朝她住的那家旅馆走去……
每个星期三我们都这样相会。一到星期三下午放学，雪莲就买两包方便面回来。我问她这是干吗？她说这样既省事又省钱，我笑着说那能省几个钱？她说积少成多呀。我知道爸爸现在开销大。她伸出两个指头，这孩子也挺鬼。
余婕的不回使余家外婆急了，就托人带信去。那天傍晚传呼电话上的阿姨来喊：“15号余家外婆电话，是阿婕打来的！”余家外婆就去接电话。后来余婕告诉我，她对她母亲说，你不是不让我同阿堃在一起吗？我一回来做饭就要同阿堃轧在一起，你看到就要自杀，我吃勿消，不如不回来，你也用不着自杀。弄得余家外婆说不出话来，她那边已把电话挂了。
余家外婆疑疑惑惑地回来了。那些天雪莲要期末考试，晚饭都由我做，好让她集中精力复习功课。余家外婆怔怔地看我半天，想从我脸上读出些什么。
她说：“阿堃，你给我讲实话，最近你见过阿婕哦？”我说她都不回来，我怎么能见到她。余家外婆一拍大腿哭起来了。说阿婕这小娘鬼勿要我这个老娘了，我的命好苦啊！连生摇摇头说：“喔哟作孽啊。”
我从来没见过电视里自己的形象是个什么样子。但那天我们公司开业，邀请了市里两个头面人物来剪彩，市台作为新闻也播了一下，我刚好站在市里头面人物边上，镜头自然也很大，头面人物还亲切地同我交谈着。我那时是个什么样子呢？可惜自己没看见。那天我回家已快深夜了，雪莲竟没有睡，说是在等我，要把我上镜头的消息告诉我。她说整幢楼的人都看到了，连生爷叔来敲我们家的门，说你爸爸到底在什么地方工作？我说在码头上做生活呀。他一摆手说，你不要骗我了，在码头上做生活能站在市领导边上？上次出租车把你爸爸接走我就觉得你爸爸有点来头了，现在肯定勿在码头上了。我这才告诉他，我爸爸是那家企业的董事长。他就一拍自己的脑门说，喔哟，我这个人真作孽！刘老师、林家姆妈也来问我。我也告诉了他们。林家姆妈问这是啥辰光的事体？我说都半年多了。刘老师问我是独资企业还是合资企业？我说是独资企业。他就问是啥人投资？我讲我勿晓得。他又问哪能会叫你阿爸当董事长？我讲我更勿晓得了。这时我听到大妈在她房里喊：“天呐！这是哪桩事体？哪桩事体啊！”后来我就听到她哭起来了。听到这些，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痛快与惬意。世界是以什么在界定人呢？
我们的企业在报纸上整整地登了一版的广告，上面有我和总经理的照片。看着报上自己的照片，我想我的气质和风度真有这么鲜亮吗？我都不相信这是我了，这同我刚从新疆回来时那副萎靡不振的样子简直判若两人。人在不同环境下塑造着不同的自己。
报上的广告再次在整幢楼引起轰动。阿嫂就问阿哥，阿堃到底有啥路数能当这么大的独资企业的董事长？阿哥讲我哪能晓得！小擂在一边说我看爷叔就是个了不起的人，比你们强。阿嫂说：“小赤佬！你懂啥？”
从那以后我一般都住在公司，有时回来带雪莲出去吃顿饭。转眼她快要上高三了，功课很紧，我给她一些钱让她在外包饭，要她吃好一点，可她还是买方便面吃，于是我只好定期给她改善伙食。每个星期三晚上我仍然同余婕相会。余婕不提结婚的事。我说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她胸有成竹地说，有水到渠成的时候，那时我们要看他们的西洋景了。
整幢房子的人都在打听我是怎么当上这独资企业的董事长的。打听得最狂热最迫不及待的是我阿哥和阿嫂，甚至卑鄙到私拆我信件的地步。但遗憾的是业务上的信函全寄到了公司里，我同四舅的联系是通过国际长途。而寄到家里的信都是过去新疆的一些朋友。但他们有时骚扰得影响雪莲的学习，我就让雪莲告诉他们，爸爸在新疆时有一个生死之交的朋友，他去了美国，听说他父亲是个亿万富翁。我只晓得这些，别的爸爸没有跟我讲。连生一拍腿说：“对，肯定是咯样一桩事体。”雪莲还告诉他们，爸爸让我好好读书，考个名牌大学，将来有机会也让我出国深造。连生说；“喔哟，雪莲你真有福气。”
我感到很累，我同岳先生说下星期天我想在家休息一天。雪莲知道了，星期天天不亮就去买小菜了。奇怪的是，那天全幢房子的人都在那个时候出去卖小菜了。雪莲买好菜回来，就躲进小房间里做功课，想等我起来后一起做饭。我睡了个懒觉，起来时就听到下面厨房里很热闹，大家都忙着做每礼拜一次的丰盛午饭。我下来后发觉我的煤气灶上已经在炖着一只鸡，而我的洗菜盆里还放了四只鸡。我感到很奇怪，我对楼上喊：“雪莲，你买这么多鸡作啥，想做百鸡宴啊？”雪莲走下来说：“我今朝没有买鸡呀！”这时连生凑上来了，说：“阿堃哥，是这样一桩事体。上趟呢？阿拉大家把你一只鸡分吃了，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就买只鸡赔你。哪，”他拎起一只肥鸡说，“这只鸡是我赔你的。”阿嫂也跟着讪讪地走上来说：“阿堃，炖在炉子上的那只鸡，是我买来赔你的。”其他人也用眼光盯着他们那只鸡，我哭笑不得地叹了口气说：“事情都过去了，你们把鸡都拿回去吧！”连生说：“这哪能可以，你不肯收下就说明你不肯原谅我们。我晓得你阿堃哥是宰相肚里好撑船。现在搞改革开放，允许大家犯错误，也允许大家改正错误么。是哦！”他看看大家。大家都很诚恳地点着头说：“是呀是呀！”
连生又拉住我说：“阿堃哥，还有一桩事体要同你商量。”他把我拉到楼道口，拉亮楼道灯说：“你看。”我看到原来葫芦一样搅在一起的七只灯泡只剩下一只了。连生说：“阿塑哥，你不是说过吗？这只灯的电费由你付，我们大家商量了一下，这份情我们领了。你发财了，就是请大家上国际饭店，南海渔港也请得起，对哦？”我苦笑着说：“我没有发财，我当这个董事长靠的是朋友。做人不要太私利了，私利的结果是丢了朋友也丢了自己可能有的前程。”他们也都说：“是呀是呀。”我无奈地接受了他们强加给我的现实，心想，难道余婕说的看他们的西洋景就是这样的西洋景吗？真让人感到不舒服。
吃过中饭，阿嫂拉着阿哥来了。阿嫂一进来就哭，一副无限悔恨的样子。她说：“阿堃，阿嫂过去确实做了一些对不住你的事。但那条子实在是借给我阿弟的，后来他没有脱手。叫人装警察来诈你的事，也是阿弟出的点子，我是勿想这样做的，我晓得做黄牛贩子的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为这桩事体我已经把阿弟痛骂了一顿！”我厌烦地挥挥手说：“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阿嫂说：“是呀是呀，我晓得你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刚才大家都是这么说的。阿堃，我想问你桩事体，听说你打算让雪莲出国？”我说那是以后的事。阿哥马上堆出笑容说：“小擂也想出国。”我说出国的事又不是想出就出的，以后再说吧。阿嫂说：“阿堃，小擂不管怎么说也是你亲侄子，那个，”她压低声音指指雪莲的房间说，“毕竟不是亲的，不是我们赵家的人。”阿哥说：“对呀，这你一定要拎清爽。”我说这只是你们的看法。你们在诈我金条时想到过我是你们的亲弟弟了吗？想到赵家这个字了吗？阿嫂说：“这桩事体我是做得勿妥当。要不我把小擂过继给你做儿子，这总可以吧？”我说把你们的独养儿子过继给我，你们也真伟大，但我没这个福。再说他过不过继给我，都是赵家的后代，这又有多大意思？阿嫂说儿子侄子毕竟不一样。我说我看没什么两样。阿嫂说喔哟，你怎么这样拎不清啦，这哪能会一样呢？阿哥把嗓音压低了说：“阿堃，我把话给你挑明了吧，将来你的财产不能留给外人。”我火了，冷笑一声说：“怎么？你们就看死我不能把燕燕找回来了？你们就看死我今后不会有儿女了？告诉你们，雪莲已经是我正式的女儿了，我们已经在有关部门办了法律公证手续，我没有财产便罢，有财产也不会留给你们。雪莲！”我喊，“陪爸爸出去一趟！”雪莲捏着钢笔探出头来说：“爸爸，我还有一道题。”我说：“回来再做！”
我和雪莲叫了辆出租去了鲁迅公园。鲜花、绿树，还有那小桥流水。我和雪莲都感到我们离开这清静的世界似乎很久了。我们坐在一个偏僻地方的一条长凳上，默默品味着这个静谧的世界。坐了一会儿，雪莲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给我说，爸爸，这是三楼的女人今天让我交给你的。纸条上写着：“赵景堃先生，我叫梁文艳，丈夫叫陆忠东，都是本科毕业生，现都在一家机床厂当工程师，我们都很想到你办的公司来工作，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想同你谈一次，时间地点都由你定。我想，是什么样的诱惑使这对一直孤寂、清高的夫妇也想改变目前的生活呢？我在纸条上写上：请你们带上有关自身的资料，到我公司人事处去接洽，如果他们认为合适，我会关照的。我签上名后又交给雪莲说，交给她吧，她叫梁文艳。
余婕说我们这一代人很可怜。不光是肉体的痛苦还有心灵上的。我们一直单纯的失去了自我，做着听凭别人摆布的驯服工具。没有了自己也就等于没有了对人的认识。现在我们才懂得要找回自己，认识自己了，就在那个细雨霏霏的晚上，我同余婕进了她租的包房，在幽幽的灯光下她吻了我。当我们上床时我想帮她脱衣服，但她挡住我说你脱你的，我脱我的。我一时没弄懂她的意思，她一笑说别把自己的意志加给别人，哪怕去解他的一个纽扣。我明白了。她脱光自己，露出那丰满而白嫩的身子。她扑向我哭了，说：“阿堃，我总算找到属于自己的爱了……”
公司办公楼的后面是一片葱郁的小树林。林边四周的花坛里开满了鲜花。溢出浓浓的香气。但那天我感到情绪很不安宁，总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似的。果然，快下班时连生从电话亭打来了电话说，阿堃哥，你快回来，你们家出事了。我坐公司的小汽车赶回家，门口和厨房里挤满了看热闹的人。我从车里钻出来，连生就讨好地迎上来挡住我说；“阿堃哥，一个胖男人和一个瘦女人死拽硬拉要把雪莲拖走，这男人野蛮得很，你当心点。”这时那胖男人和瘦女人从人群中挤了出来。我一看是雪莲的舅舅舅妈。她舅舅气势汹汹地指着我说，“好啊！我到处寻阿拉外甥囡寻勿到，原来是你把她骗来当你的小保姆了，走！”他一把揪住我的衣襟说，“到公安局去讲讲清爽。”这时雪莲也挤出人群，满面泪痕地喊了声爸爸扑向我，她紧箍着我的腰怕我会突然飞走似的。开始我也有些惊慌，但很快就冷静下来了。我甩开她舅舅的手说：“好吧，我和雪莲一起同你们去公安局，但我还得喊几个人。”他说喊啥人？我说：“得把雪莲的班主任蒋老师叫上，还有你们家的邻居，另外我还要去叫我的律师。我是很想同你们打清爽这场官司的。”我对我的司机说，“王师傅你辛苦一下，帮我去接几个人。”她舅妈慌了，说：“慢慢叫，慢慢叫。”她朝我一笑说，“阿拉勿是想同你打官司，阿拉只是想同你把这桩事体拎拎清爽。这样吧，这儿讲不方便，到你房里去讲好哦？”雪莲舅舅一撇嘴说：“这桩事体勿弄清爽阿拉是勿走了！”
上了楼后我让雪莲为他们泡了茶，就让雪莲出去等着。我在她耳边说，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她眼圈一红点点头就下了楼。楼下仍拥满了人，似乎我们正在进行与他们的利益相关的活动。我对雪莲的舅舅舅妈说：“有什么事你们说吧。”男的说：“喂，你也太占便宜了！一分钱不掏就捡了这么大一个女儿，就是人家去领养一个刚出生的小毛头，也得搁个三五千的，你这算啥？吃白食！”我说雪莲是你什么人？他说外甥囡呀，还是嫡嫡亲的外甥囡。我说在她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你们却把她赶出家门！男的说：“你瞎说，我们没有把她赶出来，是你把她拐骗来的！”我说：“那好，咱们法庭上见！”女的说：“喔哟，拐骗这一条倒挨不上，但你这样不声不响地把她弄到你家里来总不妥当吧？”我说：“是你们把她弄得无家可归我才收留她的，这有什么不妥当？”女的说：“我勿是这个意思，我是讲我们也扶养她好些年，也花了不少钱，你既要收留她当女儿，我们也没意见。但我们的损失总该还给我们吧，况且你是个大公司的董事长，这点区区小数目总拿得出来的。”
我现在彻底明白了，顿时觉得心里像有许多蛆在蠕动一样地难受。我说你们想要多少？男的跷起指头说三万！还说对你来讲，这可是毛毛雨。我不出声，只感到要呕吐。女的说喔哟两万哪能？一万五也行。男的说一万五太少了，勿够开销，起码两万！我说这样吧，我不做贩人口的生意，而且做这生意也犯法。我们还是通过法律渠道来解决。女的说：“喔哟，我听你们这幢楼的人说，雪莲在这里像个小保姆一样地服侍你，你起码也得掏点工钱给我们吧？”我恶心地冷笑一声说：“凭什么要把工钱给你们？是你们在这儿当保姆？”可我心里想，他们会到这里来闹，是这幢房子有人在捣鬼！人心怎么这么邪恶！那男的蛮横地叫起来：“不给钱我们就把雪莲领回去！”我站起来对下面喊：“王师傅，你给我到公安局跑一次，把公安局的同志找来。”我又对他们说，“他们这样私闯民宅，敲诈勒索，已构成犯罪！”女的这才慌了神，拉着男的下了楼，男的还扭着脑袋喊：“这事没有完，你等着看！有你脑袋浆子出水的时候！”
第二天我就叫人安排，尽快在家里装上电话，让雪莲随时能与我联系。我又同余婕通了电话，把这件事告诉了她。她苦笑着说，我们这幢房子的人从来就勿太平。有些人就是这样，你穷他们看不起你，你富他们就忌妒你，要搅得你不得安宁。你不安宁他们就安宁了，你一安宁他们就不安宁。所以你要让他们不舒服，你就要永远显得舒舒服服。她说，雪莲这事你就交给我吧，我来应付。我说，你同我只有暗地里的，关系，明里什么关系都没有，你怎么出面？她说，那我们结婚，正式办结婚手续怎么样？我说，你母亲那一头怎么办？她说，你个傻阿堃呀，我母亲现在巴不得让我同你结婚呢。现在是她急我不急，我是存心让她急，越急她对这事的反省就会越深刻。你总是缺乏自信，总是看到自己的痛苦和不幸，总是在做别人自信的陪衬。你现在应该自信起来！今晚我要借你的光，创造个奇迹，让我母亲亲自去请你吃饭。我也回家，你也早点回啊？
果然一回到家，余家外婆就磨磨蹭蹭地上来了。她一脸的尴尬，敲开我的门说：“阿堃，你夜里有空哦？”我说啥事体？她强撑出笑容说：“我想请你吃顿饭，勿晓得这点面子你肯不肯给我？”我说：“余家外婆，免了吧。”她哭丧着脸说：“阿堃，我是从小看你长大的。现在你变得这么有出息，我心里也高兴。再说你同阿婕的事……唉，都怪我越老越糊涂了。阿堃，我还要告诉你一桩事体。”她神秘地贴着我的耳朵说，“雪莲的舅舅来这里吵，是你阿嫂同林家姆妈串通着搞的，她俩在商量这事时，被我听到了。”我说我猜到了，想不到林家姆妈也会凑这种热闹。余家外婆说：“么来吃夜饭，把你女儿雪莲也叫上，阿婕马上要回来了。”
余婕又买了许多菜回来。虽然我们这么长时间来同住在一幢楼里，但我还是第一次走进余家外婆那个古色古香的大房子。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她还有一间布置得整整齐齐的书房，里面摆满了字画和各种古书。她告诉我，这是阿婕爸爸的书房，他也是书香门第出身，可惜死得太早，那时阿婕只有两岁。书房里挂着他的遗照，穿着笔挺的西装，挺帅。余婕同她爸有些像。余婕告诉我，这书房平时是紧锁的，现在让我参观，就是说她妈已经把我看做自己人了。
有几幅价值连城的名画，我看得爱不释手。余婕对我说，幸亏她老爸死在五十年代初，要是1957年以后不仅少不了挨整，字画也保不住了，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又到余婕那间朴素而典雅的闺房里坐了一会。她关上门，很动感情地对我说，希望你能谅解我母亲，她从我两岁起把我拖大不容易，况且后来我又遭了那么多的罪。她希望我幸福，不再受苦。母亲的这份心是可以理解的。她那时当然不肯把我许配给个码头工人。我一笑说，“文革”时都爱找工人阶级，现在要傍大款。什么时候才懂得注重自身的价值哟。她用食指摁着我的鼻尖说，你别忘了，我心里有你时，你还在码头上苦力地干活哩！
我与余婕的婚礼虽办得很热闹，但却并不安宁，雪莲就在那天失踪了。她给我留了一张字条，说是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要办，过几天她一定会回来的，希望我们不要去找她，更不要惊动公安局的人。因为这件事由她办最合适。我和余婕都猜不透她要办的是什么事。
第三天蒋老师打电话来，说雪莲这几天都没来上学，只是带来一张假条，说要办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特请几天假。我和余婕一起赶到学校，蒋老师让我们看了假条。我说，这孩子很懂事，生活使她超常规地早熟了。她会不会怕妨碍我同余婕的蜜月，暂时出走几天呢？蒋老师说我看不会，因为她非常珍惜她的这种学习机会。她常对我说她一定要考上名牌大学，对得起这位爸爸。前些日子她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不幸后的幸福》，讲以前她的种种不幸，讲现在遇到这位爸爸后的幸福，这篇作文在我们老师中间传阅了，都被她的真情打动了，有的还流了泪，说经历过磨难的孩子也许会更有出息。我想，不是特别重要的事，她决不会不来上课。余婕说，我相信，这件事一定值得她去做。
可这是件什么事呢？
我让余婕辞去郊区那边的工作到我们公司来。岳先生对余婕很有好感，说她既能干又有头脑。“赵先生，我看你太太比你强啦。”岳先生说。那几天我和余婕总要留一个在家，等雪莲的消息。我对余婕说，她的出走会不会同她舅舅舅妈有关。余婕说，这不会，她没有必要为这事出走。后来证实了我的种种猜测不对。因为两天后，她那秃头胖舅舅和瘦舅妈又来找我们了，而且还满面堆笑地提了不少礼物来。这次他们好像显得很胸有成竹，大概请别人作了些策划。这次是女的主讲，蛮头头是道的。她说，我们过去对雪莲是有不得体的地方，实在是有些对不住我们那死在新疆的阿姐。雪莲的外婆死后，我们就是雪莲唯一的亲人，哪能这样子待她呢？现在阿拉感到良心上老过不去的，心里老难过的。女的揉揉鼻子抹抹眼睛，表示自己确实很难过。她又说，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是雪莲唯一的亲人。过去她的监护人是她外婆，但她外婆一死，我们自然就成了她的法定监护人，所以现在我们要把她领回去。亲舅舅舅妈不抚养她，却让一个外人抚养，我们这面子也实在是摘不下。很感谢你们这样收留她、照顾她。你们的行为也深深地感动了我们，使我们的良心受到了谴责。现在请你们给我们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让我们那个死在新疆的阿姐在九泉之下也能安心。这点东西不成敬意，敬请笑纳。她像背台词一样地背完这些话后看看男的，男的说，阿拉啥辰光可以把雪莲领回去？
我正准备说话，余婕拉了拉我，她微笑着接上话说，谢谢你们刚才对我丈夫收留雪莲的赞扬，想不到这会使你们的良心得到发现，听了你们刚才的话我也很受感动。但可惜的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你们知道吗？
男的瞪大眼睛问，啥情况？余婕说，雪莲户口转到我们这里是去年的十月十五日。就算她外婆死后，监护人是你们，但就在转户口的那天开始，你们已经丧失了监护人的资格。你们不要忘记转户口的手续是你们亲自办了交给蒋老师的，还在蒋老师面前说我们是洋盘、阿憨。转户口的理由也写得很清楚，因原监护人死亡，户口转到现监护人赵景堃处，关系是养父养女。这事我们可以一起到派出所去查。
“我是她亲舅舅，你们算什么！”男的叫起来了。余婕一笑说，你们听我把话讲完。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们，这桩事体我们只有通过法律解决，我们已经请好了律师，而且把所需的各种旁证材料弄齐了，这场官司你们不但打不赢而且还会丢丑。因为你们不沾理！雪莲本人也不愿再回到你们那儿去，这点其实你们也清楚。你们把这些礼物拿回去，如果你们真是良心发现了，你们可以经常来看看她，我们也可以让雪莲常去你们那儿串串门。
“可这几年的抚养费，你们总该掏点吧。”男的说，“要不我们太吃亏了！”
“这不难。”余婕说，“但这事你们最好找法院出面。法院说我们该掏多少我们就掏多少，一分钱也不会少。”男的一听倒高兴了，说：“那好那好，这点钞票对你们来说，实在是毛毛雨。”女的却显出一副尴尬相，因为她怀疑通过法院能不能拿到钱。他们呆坐了一会，觉得再无话可说了，只好拎着礼物下楼去，女的踢了男的一脚：“你这人怎么这么憨啦？”男的说：“憨啥！朝法院通通路子，钞票捞勿回来才怪呢。”女的说，“人家勿会去通路子啊？”
他们一走我们又想到了雪莲，我忧心忡忡地说，她会到哪儿去呢？余婕也沉重地说，是呀，她会上哪儿了呢？
已是初夏了。星期六晚上又下了一场雨。我回家时，听到家家户户的屋里都传出哗哗啦啦的麻将声。现在有不少人都在用麻将打发着辰光。我算了一下，雪莲出走已快有一个星期了。我和余婕的心都吊着，我对余婕说，还是去找公安局吧，别出什么其他的事，她已发育成一个很漂亮很有气质的姑娘了。可余婕说，再等两天吧，她特地关照我们别惊动公安局，肯定有她的道理。阿堃，我有个预感，她一定在办一件很重要的事，说不定这事同我们有关。
那些天，我们每天都在家过夜。有一天吃了晚饭，阿哥阿嫂有些气势汹汹地来了。现在我见了他们心里就不舒服。余婕倒是出于礼貌很热情地让了座，还泡了茶，阿嫂冷着个脸说：“阿婕，阿拉是楼上楼下相处了那么多年。现在你又成了我的弟媳妇。你倒帮我说句话，我要把小擂过继给阿堃，可是他不要！”余婕很客气地说：“阿哥阿嫂，有这必要吗？”阿嫂说：“为啥没有？我现在看是越来越有必要了。”余婕说：“这为什么？”阿嫂说：“我看这话得问你！”阿嫂猛地站起来，一把拉过小擂说：“小擂，给你爷叔跪下，叫爸爸！”小擂委屈而为难地看着他母亲又看看我，我再也忍不住了。我说：“小擂！你是个高中生了，你应该懂得自尊自爱和自重了。如果你下跪的话，不要说认儿子，我就连你这个侄儿也不认了！”可是阿嫂还是厉声地喊：“小擂，跪下去叫爸爸！”阿哥也在一边说：“快呀，快跪呀！”余婕说：“阿哥阿嫂，你们这是做啥？”阿嫂咬牙切齿地说：“我们不能让阿堃的财产将来落到外姓人的手里！”余婕有些恼了，说：“阿嫂，你说的外姓人是不是也包括我？”阿嫂神经质地尖叫起来：“对！阿婕，你可真有本事，看到阿堃当了董事长，马上就嫁给阿堃，太勿要面孔了！”余捷脸气得发白，但还是压着火气说：“阿嫂，这话你可说差了，当初我与阿堃好的时候，你不是帮我姆妈骂阿堃吗？还让阿堃撒泡尿照照自己。现在哪能会是我勿要面孔呢？”阿嫂的脸黄了，朝小擂的屁股上踹了一脚：“小擂，你要不跪下叫爸爸，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了！”小擂为难而伤心地哭了，说：“姆妈，你不要逼我，你们以前天天说爷叔的坏话，现在又要逼我认爷叔当爸爸。你们到底为什么！为什么呀，我不！”小擂一跺脚一甩手冲回自己的屋里，砰地关上了门。
这时余家外婆也上来了。门口和楼道又拥满了人，不出钞票的戏人人爱看。余家外婆说：“小擂娘，你不要再说这种话，当初阿堃同阿婕好的时候，是你叫我劝阿婕勿要同阿堃来往，还讲，阿婕长得这么好看，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偏偏要找阿堃，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啦！现在你倒来讲我女儿勿要面孔，我看顶勿要面孔的就是你！”
晚上我们无法入睡，窗口扑进来一股股带着潮气的风。余婕对我说，你觉得插队那阵子人与人之间关系同现在比起来怎么样？我说，那时很单纯，现在要复杂得多了。她说，那时，还有个“大公无私”“先人后己”的框框在限制着大家，有的人心里不那么想，但表面上还得那么做。但现在没有任何约束力了。赤裸裸地在为利益和金钱活着，已经不知道怎么做人了。我俩在名利上都是落伍者。但奇怪的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偏偏名利不请自来。有一年，我曾把父亲留下的一幅画拿到荣宝斋请人鉴定，他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老天！这是石涛的名画，价值连城啊！我把画卷了回来。那时我就知道，我是个富有者。现在，我同你这两个落伍者，都成了别人追逐和妒忌的对象。可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也许上帝就是这样安排的。我们不能因此而得意。
星期天的早晨，我俩都早早地醒了，不约而同地盯着电话，希望从电话里能得到雪莲的消息。外面那阴霾的天空中飘着雨丝。我们肩挨肩坐在床上，又续上了昨晚的话题。谈到深圳的股票热，人们背着整麻袋的钱和身份证，涌到深圳炒股票。中国人做什么事都爱轰轰烈烈，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以及打倒“四人帮”，如今又轰轰烈烈办公司、炒股票、下海……轰轰烈烈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我说，恐怕是个过程，社会发展的一个过程。余婕望着窗外飘着的雨丝，沉思了一会说，也许还是个不可逾越的过程。但它无疑地带着病态。
我们的讨论很快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阿嫂突然尖声尖气地发起疯来，她拍着桌子喊：“你当初就该插队去！你为啥勿去插队，当初你要去插队，今朝这个董事长就是你的！哪样也轮不到他！现在得意来，他也不想想，自己的女儿丢掉了，也不去找，也不心痛，还要结婚，还要搂着女人这么嗯啊嗯啊，嗯得勿肯起床。不过这种女人……插队的辰光……哎哟，天晓得……”
余婕翻身下床，穿着衣服说，阿堃，我要过去同她吵哦？我说，这口气真有些咽不下去。余婕说，那快起来，我们出去吃饭。我说你不去理论了？余婕说，她是个能理论的人吗？她这是在发泄。我同她去接火，她就会把气全泄在我身上。我不那么傻，去做她的泄气桶。让她独个生气去吧！
我同余婕在外面吃了中午饭，就赶紧回家。一进门连生就对我喊：“电话！电话！你们家电话已经响了两三个小时了，肯定有急事，快去接！”
我和余婕三步并做两步奔进屋里。为了躲开阿嫂那歇斯底里的尖叫，本来我们想在外面逛上一天，顺便再去看看商品房，余婕和我都感到，这里我们无法再住下去了。为我为她也为雪莲，我们得买一套房子搬走。但我们没有去看，因为心里挂着雪莲，总感到她可能有消息。
电话铃还在响，我扑向电话。
“喂！”
“爸爸！”
“雪莲……”我要哭了。
“爸爸，你快来，坐出租来。”她声音很轻，“要快，越快越好！”她告诉了我地址，那地方快要到郊区了，我把地址匆匆写在纸上，“爸爸，你千万快些！”
“你等着，我马上到！”
我拉着余婕出了弄堂口，拦了辆出租，把地址告诉司机说，只要快，钞票你要多少给多少。那司机拍拍计程器说，快可以，钞票不敢多要，到辰光你一个电话挂到阿拉公司里，阿拉这只饭碗就敲掉了。余婕说，哪里会有这么严重，你只要开快点。我们愿意多付点钱，这是我们情愿的事。哪能会打电话告到你公司去呢？司机一笑说，这位女士懂。车子倒开得蛮快。就是红灯多，还堵了一段辰光的车。我急得心都卡在嗓子眼里了。车出闹市区，速度便加快了。车子拐进了一条小路，两边都是棚户房。司机说，老实讲，你们是找对人了，这条路我以前来过。要是没来过，寻都寻不到。车子终于在我们要到的路口停住了。我说，师傅，你就在这儿等着我们，千万不要走，司机说，晓得，晓得。
我同余婕下了车，那是一个很小的十字路口，周围都是矮小的棚户房，但也有几个比较像样的店面房子。我们朝东走了十几步，就看到一个姑娘拉着另一个小姑娘从一条小弄堂里冲了出来。
“爸爸……”雪莲叫我。
“爸爸……”那个小点的姑娘也叫我。
“燕燕！”我一把抱住扑上来的女儿。
“爸爸，快走！”雪莲喊，“这里不能久留！”
抱着燕燕，余婕拉住雪莲冲进出租车。出租车开出一段距离后，雪莲拉了拉我，我回头看到几个五大三粗的人朝我们这边追了一阵，眼看追不上了，他们才停下来。汽车拐了几个弯，我们看到了岗亭，看到路上巡视的武警，这才松了口气。我再细细地看看我搂着的那个小姑娘，确实是我的燕燕，可能人贩子为了卖出个好价钱，倒没怎么虐待她，还是吃得蛮白胖的。但燕燕的眼神显得恍惚而惶恐。我紧紧地搂着她情不自禁地哭了。余婕也搂着憔悴而疲惫不堪的雪莲哭起来，我又回过头来拉着雪莲的手哭。司机说，喔哟，喔哟，我这部车成了哭车了。我抹去眼泪说，请不要见怪，我把大致情况向他讲了一下。司机也很惊喜地说，这倒要祝贺你们！我说你帮了我大忙了。过两天我一定要请你吃饭，南海渔港，把你夫人和孩子也叫上。这是我的名片，我们算交个朋友。他一看我的名片，眼睛就亮了，一个劲地点头说，我们一定来，一定来！有好几次，我送客就送到你公司，相当有气派！
燕燕是在旅馆的报纸上看到我的广告照片的。她告诉人贩子，这是我爸爸。人贩子就把她带到上海。要燕燕告诉家里的地址。燕燕从新疆上车时就把上海家里的地址背得很熟。也是为了以防方一，想不到被人贩子用上了。人贩子来要钱赎燕燕的信是雪莲收到的，限我们在十天内支出十五万元来换回女儿。联系的办法是让我们在报纸上登一个寻燕燕的广告，然后他们再告诉我们交钱领回燕燕的方法和地方。雪莲说，她从一些报刊上看到，人贩子精得很也毒得很，只要有点不对头，要么带着人溜掉，要么就对孩子下手。她看到那信后就思前想后，觉得燕燕一定被带到上海了，只有她去悄悄地寻访，才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况且有十天期限。她说，如果她在一星期内找不到，再把这事告诉我们。她说她是怎么一家一家旅馆去寻访，连角角落落的小旅馆都不放过，后来怎么又在一家小旅馆里偷偷见到了燕燕。她说，人贩子一天换一家旅馆，她神不知鬼不觉地跟踪他们。最后跟到了那个偏僻的棚户区后，人贩子好像有些放松了对燕燕的看管，那天早上人贩子自己去吃早点，她终于把燕燕弄了出来，让她藏在小弄堂一个垃圾桶边上很隐蔽的小木棚里，让她千万别出来。她这才给我们打电话。
“打打打不通，打打打不通，”她说，“真急死我了。后来我又发现人贩子叫了几个人到处找，我又怕燕燕在那里待得时间长，自己跑出来。打到后来我都要哭了……”她说到这里真哭起来，“可是我怕别人疑心，就不敢哭，只是急得头上冒冷汗。电话亭里的阿婆问我，姑娘，出啥事体啦？我讲，姆妈生病了我通知阿拉爸爸，爸爸单位里的电话老是没有人接，阿婆就讲，再打打，勿要急。她又说，喔哟，你爸爸也真是，这么晚了都没有上班，被领导晓得，奖金都要敲光了。我讲阿拉爸爸就是当领导咯。阿婆讲，弄勿好在开会，你再打。她刚讲完，就打通了。我就对老婆婆讲，我已叫爸爸喊部出租来接了。阿婆讲，好，好，现在当领导的就是忙，连家里的事都顾不上。”说得我们又都笑了。
找回燕燕，使我们全家欢天喜地。出于人道，我给前妻拍了份电报，并告知她我已结婚。后来在新疆的朋友告诉我，前妻同她的第二个丈夫也离了婚，据说她也看到了报纸上我那广告的照片，想来上海找我，当她接到那份电报后，才打消了来找我的念头。
燕燕的回来竟使阿哥阿嫂感到失望，因为把小擂过继给我已成为不可能。他们跑来看了看燕燕就回去了。但亲兄弟之间出现的这种巨大落差使他们怎么也不甘心，妒忌之火烧得他们坐立不安，痛苦难忍。有一天半夜三更他们又来敲我们的门。阿哥讲，阿堃，阿拉打听清爽了，这个公司是国外的四舅帮你办的。我想了想，觉得这事用不着再瞒他们。我说对，不错，是四舅帮我办的。阿嫂讲，那也应该有我们一份！我说这你们去问四舅，我做不了主。阿哥讲，那你把四舅的地址给我们。我说我不给，姆妈临死前告诉过我，不能把四舅的地址给你们。你们要他的地址，自己去想办法。阿嫂又叫起来，阿堃，你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了！我说，不是我把事情做绝了，是你们把事情做绝了。姆妈生前你们是怎样待她的？我守在姆妈病床前时，她提起你们对她做的那些事，眼里流的不是泪而是血！我现在真正知道了姆妈是个多么有涵养的人，你们不把事情做绝了，她也不会这样！还有，你们对我做的事还不绝吗？我不想再讲了，现在我这个董事长是四舅让我当的，也是姆妈的意思。你们要想当董事长就找四舅去！我不想再理你们！阿嫂说，好，你个阿堃！等着瞧！四舅的地址阿拉弄得到，我就勿相信四舅会勿管阿拉，阿拉也是他的亲外甥！
他们后来同四舅联系上没有我不知道，要是联系上了，四舅对他们是什么态度我也不知道。而我们决定要离开母亲留给我的那间房子了。母亲绝没有想到她为我做的一切会引出这许多故事，也没想到我与阿哥阿嫂的关系会决裂得如此彻底。母亲临死前以为摆平了我与阿哥，但她摆平的只是她的那颗心，却摆平不了这个社会。阿嫂最后竟做了一桩非常愚蠢而荒唐的事，她从他们房间挖了个洞，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只小炸药包塞进了我们房子，恰恰塞到了雪莲的床底下。她做的这事被小擂发现了，小擂冲进来朝我们喊，快叫雪莲出来。他冲进雪莲的房间，炸药包就炸了，其实雪莲并不在屋里，这些天她和燕燕住在楼下余婕的那间小屋里。小擂被炸伤了一只眼睛一只手。虽然后来治好了，但留下了明显的疤痕。阿嫂也被弄进了局子里。阿哥怪我，说都是我回来了，才把他这个家弄成这个样子。我回答他说，造成这一切，都是你们自己去向老天要来的！当公安局的人把阿嫂带走时，连生正在弄他的清蒸小鲫鱼，他看着阿嫂的背影，摇了摇头说：“喔哟，作孽！”
我把那间房子留给了小擂，产权归他所有，算是对他最后那些表现的报答。我们很少再回那幢房子去。偶尔，我和余婕去看看她母亲。梁文艳两口已在我们公司工作，每次都是请她给余家外婆带的信，并且迎送我们。我走过楼道口时，发现楼道上又拥簇着六只像葫芦一样的灯泡，他们又开始六六大顺了。
（原载《中篇小说选刊》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