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是东汉前期王充用毕生精力撰写的一部哲学著作，是他一生反封建神学斗争的结晶。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生于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汉和帝永元中（公元89～104年）病卒于家，终年70岁左右。
王充的一生是在忧患中度过的。他出生于“细族孤门”，8岁进学馆学书法，十五六岁时赴洛阳太学求学，从著名史学家、古文经学家班彪学习。他“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书·王充传》）。大约在32岁左右，观天子临辟雍，作《六儒论》。后王充返归家乡，先后担任上虞县功曹，会稽郡都尉府掾功曹，郡太守五官功曹从事（五官椽），因与长官、权贵不合，遂“废退穷居”，作《讥俗节义》、《政务》之书。后归乡里，以教书为业。王充于宅内门户墙柱，各置笔砚简牍，见事而作，著《论衡》。汉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年届花甲的王充到扬州部的丹阳、九江、庐江等郡避难，应刺史董勤之召，到州里任从事，后入为治中（州刺史的助理）。材大任小，职在刺割，笔札之思，历年寝废。章和二年（公元88年），王充罢州家居，同郡友人谢夷吾上书朝廷推荐王充，章帝“特诏公车征，病，不行”。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乃作《养性》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王充晚年“贫无供养，志不娱快”（《自纪篇》），处境凄苦。
王充生活在东汉前期，历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四朝。这一时期，豪族门阀把持了东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在思想上则以谶纬儒学作为统治工具。他们全盘继承了从汉武帝以来，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西汉官方神学思想体系和西汉后期大肆泛滥的谶纬迷信。光武帝刘秀“尤信谶言”（《后汉书·方术列传》），他以谶言“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后汉书·光武帝纪》）宣布做皇帝，并提倡以图谶来决疑。光武末年，初起灵台、明堂、辟雍，又宣布图谶于天下。凡“名应图篆”者，都可以高官厚绿。明、章二帝继之大力提倡，遂使谶纬之书遍布天下。当时流行的纬书有《河图》、《洛书》、《七经纬》、《钩命决》、《是类谋》、《元命苞》、《文耀钩》、《考异邮》等等，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而且都称是“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是自初起到孔子9位圣人推演出来的。建初四年（公元79年），汉章帝刘炟在洛阳主持召开了由“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参加的白虎观会议，讨论五经异同，对谶纬迷信和儒家经书的合流，作了全面总结。现在传世的《白虎通义》（又名《白虎通德论》）就是这次会议辩论的结果。它是董仲舒以来今文经学派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哲学思想的延伸和扩展，是对东汉前期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集中论述，也是集汉代儒学之大成的官方法典。与此同时，一些代表地主阶级中下层利益的知识分子则与之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态度。桓谭首先向光武帝刘秀提出治国应“以仁义正道为本”反对以“奇怪虚诞”治世的主张。由于他极言“谶之非经”被刘秀斥为“非圣无法”，险些被斩首。继而王充也以“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为己任，凡认为是虚妄的东西都一一进行批判。
王充一生的著作除《论衡》外，目前所知的尚有《六儒论》、《讥俗节义》、《养性》、《政务》等，但流传至今的只有《论衡》一书了。现存《论衡》有85篇（《招致篇》存目佚文），与《后汉书·王充传》的说法吻合。但王充在《自纪篇》中却说“吾书百篇”，“吾书亦才出百”，可能《论衡》原有百篇以上到范晔写《后汉书》时仅可见到85篇了。王充死后，《论衡》最初由蔡邕、王朗二人传世，以后辗转流传，篇目有所佚失是完全有可能的。《论衡》见于著录较晚，《隋书·经籍志·杂家》著录“《论衡》，二十九卷”，《旧唐书·经籍志·杂家》著录“《论衡》，三十卷”。二者相差一卷，可能是从二十九卷中分出《自纪篇》单为一卷的缘故。自此以后，见于著录的《论衡》多为三十卷。《论衡》在宋代以前无定本。北宋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进士杨文昌用当时流行的俗本二十七卷与史馆本三十卷对校，“改正涂注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七字”作序刊印，称为善本。百余年后，南宋孝宗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会稽太守洪适又据杨刻本复加校订重刻。这两种宋版《论衡》目前仅存残卷。
现在收藏于北京图书馆的宋本《论衡》，经元、明两代不断修补，是今存最早刊印的全本。另有《新刊王充论衡》十五卷本八册（旧称“元小字本”），是明朝初年坊间据宋乾道三年本刻印的，这两种刻本均未流行于世。流行较广的是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吴郡苏献可刻印的“通津草堂”本《论衡》（《累害篇》缺一页四百字）。以后的版本很多，都是根据这个本子刻印的，只是有些刻本据宋本补足了缺页。关于《论衡》的版本卷帙情况，参阅本书附编三《＜论衡＞版本卷帙著录》便可以有较为详细的了解。
历代对王充及其《论衡》的评价，见仁见智，褒贬不一，或毁誉参半。
如谢夷吾称王充的天才，“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杨雄、司马迁，不能过也。”把王充抬得够高的了。抱朴子则认为，“若所著文，时有小疵，犹邓林之枯枝，若沧海之流芥，未易贬也已。”而蔡邕、王朗则视“论衡”为“异书”，不肯轻易示人。刘熙载对王充大加赞颂，说“王充《论衡》独抒己见，思力绝人。”章太炎也盛称此书，谓其“正虚妄，审向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上圣，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鲜有能逮之者也。”孙人和则称赞“其远知卓识，精深博雅，自汉以来，未之有也。”张九如则认为“《论衡》用客观的眼光，批评史事，鞭辟入里，实为中国有数之作品，惟嫌其中多琐碎处。”贬之者如高似孙则云“而其文详，详则礼义莫能覈；而辞精莫能肃而括，几于芜且杂”，不过是一本“谈助”之书。吕南公在《题王充＜论衡＞后》则说：“夫饰小辩以惊俗，充之二十万言既自不足多道，邕则以欲独传为过人之功，何谬如之？”黄震则认为《论衡》“凡皆发于一念之怨愤，故不自知其轻重失平如此。”胡应麟则指责王充“特其偏愎自是，放言不伦，稍不留心，上圣大贤，咸在诃斥。至于《问孔》、《刺孟》等篇，而辟邪之功，不足以赎其横议之罪矣。”《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则认为“其言多激，《刺孟》、《问孔》二篇，至于奋其笔端，以与圣贤相轧，可谓誖矣”，同时又指出，“儒者颇病其芜杂，然终不能废”，“所以攻之者众，而好之者终不绝”。乾隆皇帝读了《论衡》之后，认为它“背经离道”，“非圣无法”，但又“喜其识博而言辩，”认为可以“效其博辩，取其轶才”。而谭宗浚则指出《论衡》有“论人之失”、“论事之失”、“论理之失”和“论物之失”。直到近几十年，才对王充的《论衡》有了较为客观的认识和系统的研究，尽管在对《论衡》的研究中还有不少分岐，有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但这部著作正日渐显现出其思想异彩则是确定无疑的。
王充学识渊博，通晓百家学说，他所著的《论衡》内容丰富博杂，“上自黄、唐，下臻秦、汉而来”，“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详该”。王充认为他的著作“折衷以圣道，析理于通材，如衡之平，如鉴之开”，这大概就是他将书取名《论衡》的原因。他自己解释说：“《论衡》，论之平也。”又说：“《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也。”《论衡》的题名，标明王充要对往古与当时的一切思潮、学说加以衡量，评其是非真伪，定其轻重，攻击虚妄之说。凡他认为是虚妄的，无一不加以抨击。他对被神化了的儒学、有意志的天、目的论、道教神仙方术和种类繁多的世俗迷信进行了批判。批判的中心是从董仲舒到谶纬与《白虎通义》的神学体系，一切迷信，诸如符瑞、灾异、风水、卜筮、祭祀、厌胜、祈禳、解除、求雨、雷刑等等，无一能逃过他笔锋的扫荡。
现存《论衡》85篇。若大体进行归类，其基本内容有如下方面：一、从不同的角度论述性命问题的，有14篇文章。其中，《物势篇》是性命说所依据的理论；《本性篇》与《率性篇》主要说性；《初禀篇》、《无形篇》、《偶会篇》、《命禄篇》、《气寿篇》、《命义篇》、《逢遇篇》、《累害篇》、《幸偶篇》、《吉验篇》主要说命；《骨相篇》说性和命在骨体上的表征。
二、论述天人关系的，有21篇文章。其中，《自然篇》是天人关系说所依据的理论，表述了王充的自然主义天道观。《寒温篇》、《谴告篇》、《变动篇》、《招致篇》（佚文）、《感类篇》是评论当时儒家阴阳灾异、天人感应诸说违背了天道自然之义；《明雩篇》、《顺鼓篇》、《乱龙篇》、《遭虎篇》、《商虫篇》是论述当时的灾异变动的；《治期篇》、《齐世篇》、《讲瑞篇》、《指瑞篇》、《是应篇》、《宣汉篇》、《恢国篇》、《验符篇》、《须颂篇》、《佚文篇》是论述当时各种瑞应的。
三、论人鬼关系及当时禁忌的，有16篇文章，全部贯穿了王充的无神论精神。其中，《论死篇》、《死伪篇》、《纪妖篇》、《订鬼篇》、《言毒篇》、《薄葬篇》、《祀义篇》、《祭意篇》主要论述的是人鬼关系，反复阐明人死无知，不能为鬼，不能致人祸福，因而提倡薄葬；《四讳篇》、《。。时篇》、《讥日篇》、《卜筮篇》、《辩祟篇》、《难岁篇》、《诘术篇》、《解除篇》论述的是当时的各种禁忌，说明“吉凶祸福，皆遭适偶然”，所以不应相信一切禁忌。
四、评论书传中的天人感应说及虚妄之言的，有24篇文章，充分表现了王充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其中，《变虚篇》、《异虚篇》、《感虚篇》、《福虚篇》、《祸虚篇》、《龙虚篇》、《雷虚篇》主要是评论书传中的天人感应说；《奇怪篇》、《书虚篇》、《道虚篇》、《语增篇》、《儒增篇》、《艺增篇》、《问孔篇》、《非韩篇》、《刺孟篇》、《谈天篇》、《说日篇》、《实知篇》、《知实篇》、《定贤篇》、《正说篇》、《书解篇》、《案书篇》主要是评论书传中的虚妄之言。
五、论述区分贤佞才智和用人制度的，有《答佞篇》、《程材篇》、《量知篇》、《谢短篇》、《效力篇》、《别通篇》、《超奇篇》、《状留篇》等8篇文章。
六、可以当作自序和自传的有《对作篇》和《自纪篇》两篇文章。
以上仅仅是很粗略的分类，不一定很合理，但要过细区分，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天命观原本是秦以来神学体系的核心，经董仲舒发挥以后，“命”的问题纬书定为三科（即受命、遭命、随命），被正式列入《白虎通义》的神学法典（见《白虎通义·寿命》）。王充既然否定有意志的天和天人感应论，当然否定命有三科的神秘主义。他的观点是与神学观念对立而否定报应论的，但由于时代条件和他自身条件的限制，他却提出了一种新的命定论。他认为，人性善恶与命之吉凶是两个不同的命题，不能混为一谈。他把人的禀命分为“寿命”和“禄命”两种，认为人寿命的长短是决定于禀气的厚薄，积善行德并不会延长寿命。在谈禄命问题时，他提到了许多社会的因素都会对人的禄命发生作用。但王充对决定禄命的种种社会因素又找不到合理的解释，最后仍归之于禀命，即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王充的命定论没有退到神学的天命论中去，而是一种自然必然论，即自然命定论。王充认为自然界皆受自然的必然性的支配，同时，这个必然性也决定着人类的吉凶福祸与富贵贫贱。他否定了超自然的力量，但又把自然本身神秘化。他盲目崇拜自然的必然性，进而把这种必然性运用到社会领域，排除了人的任何主观能动作用，完全听任一种必然的安排。他虽然反对神学宣扬的天意决定一切，但他以自然的必然性代替了天意。这种自然命定论，不可避免地陷入神秘的宿命论，教人幽居俟时，坐待命运的安排。这比荀子的自然观后退了一步，也是王充无神论的最大局限。
王充继承了前人的唯物主义观点，探讨了物质世界的本原。在宇宙观上，认为“元气”是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基础，确立了唯物主义气的一元论。王充认为，气充满了宇宙而无限，是没有具体形体的物质元素，万物皆由这个物质的气构成。而万物的差异，都是由于禀气的不同，即“因气而生，种类相产”（《物势篇》）。气是无知无欲的，构成万物是自然而然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自然篇》）。气的一元论和万物自然生成说，是王充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核心。这个自然观，是对神创论和目的论的否定，也是王充反神学的理论基础。
王充同从西汉董仲舒到东汉班固《白虎通义》的神学体系斗争的焦点，是天是物质的还是有意志的问题。王充认为，“夫天者，体也，与地同”（《祀义篇》）。明确指出天与地同是体，从气的本原论论证了天的物质性。既然还天地自然以本来的面目，根绝了天的神秘性，就与《白虎通义》划清了把气当作神秘精神的界限，也就否定了天地“故生人”，“故生物”的神学目的论。王充认为，自然界万物生长变化是万物本身自然而然的“物自化”，“物自成”，没有一个神秘的天在有意识地安排、主宰。他对神学编造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与谴告说一一进行了批判。王充还提出了“末世衰微，上下相非，灾异时至，则造谴告之言矣”（《自然篇》）的观点，这接触到了神学的社会根源，是很可贵的。王充的自然天道观，从哲学上来说是进步的，从当时的科学水平来说则是落后的，但王充不是科学家，所以就不能苛求于他了。
王充又从生活常识、事实效验、自然知识、逻辑推论及形神关系等方面论证了世间无鬼，并否定了鬼能祸福于人。有些论证虽然简单朴素，但颇生动而又具有说服力。王充虽然对鬼神迷信作了全面细致的分析批判，并从理论上给予无神论的解释，但因受时代的局限，还远不能对颠倒的观念给予科学的说明，因而存在着不少的漏洞。如他虽然否定了人死后精神《灵魂》脱离形体而存在的鬼，却又承认有一种实实在在的鬼，即妖。如他在《论死篇》中说：“人死精神升天，骸骨归土，故谓之鬼。”这就与人死神灭的命题相矛盾了。不过王充没有由此而倒向承认有超物质的鬼神存在。王充思想上的这种局限，当然不能科学地解释形神关系，更不能彻底摧毁有鬼论的理论基础。所以他主观上想彻底打鬼，结果往往又被鬼缠身。
两汉时代，是一个灾异符瑞盛行的迷信时代。王充以唯物主义自然观否定了天与鬼神，使迷信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他又进一步把一切迷信（巫术、卜筮、术数、忌讳等）包括在“疾虚妄”之内，一一加以批驳。王充还触及了这些迷信禁忌的社会根源。他说“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他指的“愚人”，不只是一般群氓百姓，还包括那些奉祀鬼神的官吏、君王。各种迷信职业家正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从事骗人活动的，王充无情地揭露了他们的丑恶嘴脸。王充对世俗迷信的批判是全面的，他所用以批判的观点和方法虽然较为朴素，但却有相当的说服力。
可以看出，王充以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集前人无神论思想之大成，以元气自然论论证万物生化，否定了董仲舒以来的神学目的论，并确定了古代无神论的理论体系。说王充建立了无神论理论体系，这要从与神学体系相对立的角度来说明。有神论的发展及其核心内容，是从灵魂不灭发展到有神观念，再进而产生出对最高人格神——上帝（天）的崇拜，由此又派生出神秘的目的论以及各种宗教和世俗迷信的形式，从而形成神学体系。王充则是对神学体系的基础到其核心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全面批判，并在批判中建立了无神论的理论基础——唯物主义气的一元论及万物自然生化论。他论证了天是自然的天，人与天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天道（自然之道）无为，不能干预人事，从而否定了谴告说与天人感应论；他又从形神关系上论证了人死神灭无鬼，对鬼神给予理论的否定。基于上述论点，他对由崇拜人格神派生出来的神秘主义及世俗迷信，原原本本地逐一加以驳斥。他对神学理论核心的批判完整而系统，对表现形式的批判也是很全面的。王充的社会历史观是从属于他的自然观的，较集中地表现了他的自然观中的消极因素。他反对颂古非今，并提出了今胜于古的论点，他也看到了社会物质文化方面的进化，有历史进化论的因素。但是他又以今况古，把古今等同起来，这就陷入了形而上学。王充否定五德终始说的历史循环论，但是他自己又提出了三教循环论，其中虽有针砭秦汉社会文薄的积极因素，但同样是一种历史循环论。王充认为，世之治乱系于天时，这也是一种自然命定论，但他又认为自然灾害是“德衰政失”造成的，对自然灾害要积极治理，靠祭祀祈祷不能消除灾害。王充提出的治国之道，也是一种平庸之见，没有什么独到之处。王充一再用符瑞宣扬汉德，他讲符瑞没有什么种源，其中包涵着反对血统论的积极因素，但符瑞本身原是无稽之谈，所谓符瑞不过是为封建统治装点门面、粉饰太平而已。
王充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主要集中表现在《实知篇》和《知实篇》中，而其精神则渗透在有关圣贤、书传、人材等篇目的论述之中。王充对孔子和圣人大胆地作了如实的评价。他既推崇圣人学识渊博，道德高尚，又反对盲目迷信圣人，认为圣人也有缺点。汉儒在神化圣人的同时也神化了经艺，他们宣称圣人是万世师表，而圣人创作或审定的经艺则万世不移。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被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学体系应运而生，至东汉则发展为谶纬儒学。王充正本清源，从秦始皇焚书坑儒谈到汉代经艺的发现过程，对经艺重新估价，进行解说，剥去汉儒给经艺披上的神秘外衣。
王充根据亲身的体验，论述了他识别人材的观点。他提出如何区别佞人与贤人，揭穿了佞人阴阳两面的丑恶灵魂。他把文吏和儒生进行对比，序儒生于文吏之上，对东汉豪强把持仕途和官场的腐败现象作了无情的揭露。他从儒生中又筛选出通人，将通人区分为文人和鸿儒。他认为司马迁、班彪父子等属于文人，而鸿儒则更高一筹，他们不仅博古通今，而且能论说世事，昭辩然否，可谓超等奇才，他在《状留篇》中抒发了自己不得仕进的愤懑心情，又揭露了当时官场中的黑暗和反常现象。王充的这些观点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们可以有分析地批判取其义而用之。
刘盼遂先生说：“原夫《论衡》一书，历来号称难读者，约有四因。一曰用事之沉冥；二曰训诂之奇觚；此二者属于著作人之本文然也。三曰极多误衍误脱之字；四曰极多形误音误之文；此二者属于后代钞手及梓人之不慎而然也。”有清一代，特别是乾、嘉时代，校勘古书成就斐然，但对于《论衡》，如卢文弨、王念孙等，都是手校群书二三十种的人，而没有一人校及此书，俞樾虽有校正，仅以余力所为，所以不甚精当。幸有孙诒让、孙蜀丞、黄晖、吴承仕、刘盼遂等先生于此书用力较多，才使我们有所借鉴。
我们的注释以明通津草堂本为底本（原本小字校注除个别采用并注明外，其他一律删去），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铅印校点本为对校本。参校本有宋乾道三年原刻，元、明两朝先后补刻三十卷本《论衡》，简称“递修本”。明初坊刻十五卷本《新刊王充论衡》，简称“十五卷本”。崇文书局刻三十卷本《论衡》，因有章钰过录杨守敬校宋刊本校语，故简称“章录杨校宋本”。明天启六年刘光斗刻三十卷本《论衡》，因有伦明用红笔转录杨守敬校宋刊本校语和用蓝笔转录日本人涩江全善校日藏宋刊本校语，前者简称“伦明录杨校宋本”，后者简称“伦明录涩江校宋本”。另外，还旁校了有关类书和古籍，都一一在注释中注明。同时，也采用了内校本书的办法。《论衡》85篇，通津草堂本分为30卷。每卷前、后均标明卷次，而每卷前还列有本卷篇目，今一并删除。但在目录中仍按通津草堂本列出卷次，以便读者了解其分卷情况。又，通津草堂本前还有韩性书序，后附有宋庆历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杨文昌题序，今亦略去。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校勘、标点、分段、题解、注释和译文。为了注译方便，对有些旧本段落作了分解。在注译过程中，我们充分吸收了黄晖《论衡校释》、刘盼遂《论衡集解》、吴检斋《论衡校释》、蒋祖怡《论衡选》、北大历史系《论衡注释》、北京人民版《论衡选注》等书的研究成果。凡借鉴和采用前人研究成果之处，均未一一注明出处，仅因篇幅所限，非敢掠美。第一至第四十二篇，由方家常注译，袁华忠注译第四十三至第八十五篇，并负责收集整理书后附录。
对于《论衡》的研究还大有文章可做，我们的注译不过是给初学者提供一个读懂原文的方便，给研究者提供一些基本资料而已。限于水平，书中难免有谬误之处，恳切希望得到专家们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袁华忠 一九九一年六月于贵阳出版
说明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而且对今天在全民族弘扬爱国主义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已成为世界文化宝藏的重要部分。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骄傲。
然而，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由于时代的变异，语言的古奥，现代社会的多数人已难识其庐真面目。为了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我们在全国学术界著名专家的支持下，出版了这套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这套丛书本着推陈出新、汇聚英华、弘扬传统、振兴华夏之宗旨，化艰深为浅显，熔译注于一炉，既能使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各名著的全貌，又有利于中外文化之交流。丛书精选我国历代经史子集四部名著50种（有个别数种合为一书），以全注全译形式整理出版。在书目的取舍上，我们首先重点选取我国古代哲学、历史、地理、文学、科技各领域具有典型意义的不朽巨著，又兼及历史上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著名选本；既考虑到所选书目为广大读者应该了解并使之世代流传下去，又顾及各书是否能全部译成现代汉语的实际情况。根据上述原则，我们对经部、子部之书选取较多；史部则重点选取具有权威性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而对二十四史暂付阙如；在集部着眼于一些有代表性的总集或选集，对历代文人的众多别集暂只译一种作为尝试。
这套丛书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为对象，不仅从前言到注释及译文均吸收了历代学者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而且均附有业已精校的原文，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也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可以说是我国古籍整理事业的一种新的尝试。
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振奋精神去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将起到应有的作用。
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1990年9月
逢遇篇第一
【题解】
这是一篇解释仕宦遭遇的文章。作者解释了为什么才能低下、操行恶劣的人能受到君主赏识重用，而才高行洁的人却被轻视排斥的社会现象。
王充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分析，指出一个人能否做官，官阶的高低，并不凭他才能的大小，品德的好坏，而要看他能否投合君主、长官个人的好恶和利益。只要能投合，即使是“窃簪之臣”、“鸡鸣之客”，也可以飞黄腾达；即使毫无才能，单凭“形佳骨娴，皮媚色称”，也能受宠。因此，他进一步指出，“处尊居显，未必贤”而“位卑在下，未必愚”。对一个人不能单凭被重用就吹棒，不被重用就诋毁。
【原文】
1·1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1）。贤不贤，才也（2）；遇不遇，时也；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3），不可保以必卑贱。或高才洁行（4），不遇，退在下流（5）；薄能浊操，遇，在众上；世各自有以取士（6），士亦各自得以进（7）。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洿行（8），尊于桀之朝（9）；不遇，或持洁节，卑于尧之廷（10）。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时贤而辅恶（11）；或以大才从于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浊；或无道德，而以技合；或无技能，而以色幸。
【注释】
（1）仕宦：做官。遇：遇合，遇到赏识。
（2）才：才能。这里指才能和操行。
（3）薄：微，少。浊：浑浊。这里指操行恶劣。
（4）或：有的人。
（5）退：疑衍文。“不遇，在下流”与下文“遇，在众上”对文，可证。下流：地位低下。
（6）士：这里泛指封建社会的读书人。
（7）进：升。指当官或被重用。
（8）抱：持有。洿（w＆屋）：同“污”。
（9）桀（ji6杰）：夏朝最后一个君主。名履癸。传说残暴荒淫。后被商汤击败，出奔南方而死。
（10）尧：传说中陶唐氏部落酋长，炎黄联盟首领。名放勋，史称唐尧。
（11）贤：这里指贤臣。恶：这里指残暴君主。
【译文】
操行，有一贯优良的；而做官，却没有总是被赏识和重用的。人品好不好，是才能和操行问题；而被不被重用，是时运问题。才能高超操行高尚，不可能保证一定就会尊贵；才能低下操行恶劣，也不可能就必定要卑贱。有人才能超群，操行高尚，不被赏识，居于低下的地位；而有人才能低下，操行恶劣，却被重用，地位在众人之上。不同时代各自有用来选拔“士”的标准，而“士”也各有猎取功名的途径。升迁在于受到赏识，落第在于不受赏识。处于尊贵显赫地位，未必贤能，只不过受到重用；地位卑贱低下，未必愚笨，只不过不被赏识。所以只要被赏识，操行恶劣的，也会在夏桀的朝廷上受到尊重；不被赏识，虽有高尚节操，在尧的朝廷上也会位处卑贱。因此，被赏识重用还是遭厌恶斥退，原因是各种各样的：有的是贤臣却辅佐了暴君；有的是臣子才大却要服从于才小的君主；有的是臣与君都有大才，而道德却有清浊高低之分；有的是虽没有道德，却以一技之长投合了君意；有的是连一技之长都没有，而是仗着姿色受到宠爱。
【原文】
1·2伍员、帛喜（1），俱事夫差（2），帛喜尊重，伍员诛死（3），此异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异，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4）。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为相，箕子为奴，伊尹遇成汤（5），箕子遇商纣也（6）。夫以贤事贤君，君欲为治，臣以贤才辅之，趋舍偶合，其遇固宜（7）。以贤事恶君，君不欲为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8），不遇固宜。
【注释】
（1）伍员（y＊n云）：伍子胥（？～公元前484年），春秋末楚国人，因父兄被楚平王杀害逃往吴国而为吴国大夫。曾率吴兵攻破楚都，将楚平王尸体挖出来鞭笞三百。吴王夫差打败越国后，越王求和，伍子胥进谏不从。夫差相信帛喜谗言，逼迫他自杀。帛喜（p！匹）：即伯嚭，春秋末楚国人，吴国太宰。吴王打败越国，越王使人行贿帛喜，帛喜向吴王进谗言，求和成。后来越灭吴，帛喜以不忠被杀。
（2）夫差：春秋末吴国君主，越灭吴后自杀。公元前495～前473年在位。
（3）以上参见《史记·伍子胥列传》。
（4）伊尹：商初大臣。名伊，尹是官名。一说名挚。传说是商汤王妻子有莘氏女的陪嫁奴隶。汤用为“小臣”，后任以国政，辅助汤王灭夏，被尊为阿衡（宰相）。箕子：名胥余，商代贵族，官太师，封于箕地，称为“箕子”。因规劝纣王，纣王不听，装疯为奴，后被囚禁。参见《史记·殷本纪》、《史记·宋微子世家》。
（5）成汤：卜辞作“唐”。又称“汤”、“成唐”，原名履天乙，卜辞作太乙，高祖乙。子姓。商朝的开国君主。
（6）纣：名辛，商朝最后一个君主。曾东征东夷，得到大批俘虏。后生活腐化，实行暴政，杀死比干、梅伯，囚禁周文王。周武王会合西南各族攻商，在牧野（今河南省淇县西南）之战中，因“前徒倒戈”，他兵败自焚。历代视其为暴君，故称为“纣”（残暴的意思）。
（7）固：本来。宜：应当。
（8）乖：违背，不和。忤（w＊五）：抵触。
【译文】
伍员、帛喜一起事奉夫差，帛喜受到尊重，而伍员却被处死，这就是不同操行的人事奉同一个君主。有的才能操行都相同，却因事奉的君主各异，有被赏识重用的，有遭厌恶斥退的，伊尹和箕子就是这样。伊尹和箕子才能相同，伊尹做了国相，箕子却沦为奴隶，这是因为伊尹遇到的是成唐，而箕子却碰上了商纣。贤臣事奉贤君，君主想把国家治理好，贤臣以自己超群的才智辅佐他，由于追求和厌弃恰好一致，他们受到赏识重用理所当然。贤臣事奉恶君，君主不想把国家治理好，贤臣虽尽心竭力去辅助他，终因操行和志向相反，不受赏识重用也理所当然。
【原文】
1·3或以贤圣之臣，遭欲为治之君，而终有不遇，孔子、孟轲是也（1）。孔子绝粮陈、蔡（2），孟轲困于齐、梁（3），非时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浅（4），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骥騄者（5），必王良也（6）；能臣禹、稷、皋陶者（7），必尧、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调千里之足（8），必有摧衡折轭之患（9）；有接具臣之才（10），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闭心塞意之变（11）。故至言弃捐（12），圣贤距逆（13），非憎圣贤，不甘至言也（14）。圣贤务高，至言难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15），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
【注释】
（1）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u邹）邑（今山东省曲阜县东南）人。是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者。祖上是宋国贵族。小时候，家“贫且贱”，长大后，做过“委吏”（司会计）和“乘田”（管畜牧）等事。学无常师，相传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聚徒讲学，从事政治活动。五十岁时，由鲁国中都宰升任司寇，摄行相事。后周游宋、卫、陈、蔡、齐、楚等国，始终不被重用。晚年致力教育，整理《诗经》、《尚书》等古代文献，并把鲁国史官所记的《春秋》加以删修，成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自汉朝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来我国文化的正统，影响极大，一直把他尊为圣人。其主要言论收集在《论语》一书中。孟轲（约公元前372～前289年）：字子舆。邹（今山东省邹县东南）人。战国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历游齐、宋、滕、魏等国，一度任齐宣王客卿。因主张不被采用，退而与学生万章等著书立说。其学说对宋代儒家有很大影响。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继承人，有“亚圣”之称。其主要言论见于《孟子》一书。
（2）陈：春秋时的小国，在今河南淮阳一带。蔡：春秋时的小国，在今河南新蔡一带。绝粮陈蔡：公元前489年孔子从陈国到蔡国去，途中被当地人包围，七天没有吃上一顿饱饭。事参见《荀子·宥坐》、《论语·卫灵公》。
（3）齐：指齐国，在今山东北部。梁：指大梁（在今河南开封），魏国的都城，因此魏国也称为“梁”。困于齐梁：指孟子在齐魏两国进行游说，遭到拒绝。事参见《孟子·公孙丑下》、《孟子·梁惠王上》。
（4）知（h＠智）：通“智”。
（5）骥（j＠计）：千里马。騄：騄耳，马名，周穆王八骏之一。按《穆天子传》及《列子·周穆王》皆作“绿耳”，当为绿色马。
（6）王良：春秋后期晋国有名的驾御车马的能手。
（7）臣：以。。为臣。禹：夏后氏部落领袖，姒姓，历史上称“禹”、“大禹”、“夏禹”、“戎禹”。奉舜命治水有功，被舜选为继承人，舜死后担任部落联盟领袖。稷（j＠计）：又称“后稷”，姬姓，名弃，周朝的始祖。善种各种粮食作物，曾在尧、舜时代做农官，教民耕种。皋陶（g1oy2o高姚）：一作咎繇，偃姓，传说中东夷族的首领。又传说是尧的贤臣，舜时掌管刑罚。
（8）调：调理。这里是驾御的意思。足：这里指马。
（9）衡：车辕头上的横木。轭（8饿）：马具，形状略作人字形，驾车时套在马的颈部。
（10）接：接纳。这里是使用的意思。具：聊备其数。具臣：备位充数之臣。
（11）闭心塞意：使心意受到堵塞。变：变化，改变。
（12）至言：深切中肯的言论。
（13）距：通“拒”，拒绝。逆：违背，排斥。
（14）甘：乐意。
（15）干（g1n甘）：求。
【译文】
有的作为具有很高智慧和道德的臣子，也遇上想把国家治理好的君主，然而终有不受赏识重用的，孔子、孟轲就是这样。孔子在陈国与蔡国途中没有粮食，孟轲在齐国和魏国陷入困境，这并非当时君主不肯任用好人，而是他们才智浅陋，没有能力使用大才。能够驾御千里马的，一定是王良；能够任用禹、稷、皋陶为臣的，必定是尧、舜。只能驾御日跑百里马的人，而要他去驾御千里马，必定有毁坏衡木折断轭木的危险；只有使用备位充数臣子的才能，却用他去驾御有大臣才智的人，就必然会有才智受压抑的不正常现象。所以，抛弃高明中肯的意见，圣贤遭到拒绝和排斥，并非是憎恶圣贤，不愿听高明中肯的意见，而是圣贤追求的理想太高，深切高明的意见实行起来很困难。才能大的去求才能小的任用他，才能小的不可能接受，因此不受赏识重用理所当然。
【原文】
1·4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许由，太公、伯夷是也（1）。虞舜、许由俱圣人也，并生唐世（2），俱面于尧，虞舜绍帝统（3），许由入山林（4）。太公、伯夷俱贤也，并出周国，皆见武王（5），太公受封（6），伯夷饿死（7）。夫贤圣道同、志合、趋齐（8），虞舜，太公行耦（9）。许由、伯夷操违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时也。道虽同，同中有异；志虽合，合中有离（10）。何则？道有精粗，志有清浊也。许由，皇者之辅也（11），生于帝者之时（12）；伯夷，帝者之佐也，出于王者之世（13），并由道德，俱发仁义（14）。主行道德，不清不留；主为仁义，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尧混舜浊；武王诛残（15），太公讨暴，同浊皆粗，举措钩齐（16），此其所以为遇者也。故舜王天下（17），皋陶佐政，北人无择深隐不见（18）；禹王天下，伯益辅治（19），伯成子高委位而耕（20）。非皋陶才愈无择，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皋陶、伯益进用，无择、子高退隐，进用行耦，退隐操违也。退隐势异（21），身虽屈，不愿进；人主不须其言，废之，意亦不恨，是两不相慕也。
【注释】
（1）虞舜：即舜。许由：一作许繇。相传尧要把君位让给他，他逃至箕山务农。尧又请他做九州长官，他到颍水边洗耳，表示不愿听。太公：周代齐国的始祖。姜姓，吕氏，名望，一说字子牙。商未隐居在渭水（今陕西中部）河边，受到周文王的赏识和重用，辅佐周武王伐纣，因功封于齐（今山东省北部）。有太公之称。俗称姜太公。伯夷：商末孤竹君长子，墨胎氏。反对周武王伐纣，商灭，不吃周粟，饿死于首阳山。儒家将他树为道德高洁的典范。
（2）唐世：尧当政时期。
（3）绍：继承。帝统：这里指帝位。
（4）以上事参见《史记·伯夷列传》
（5）武王：姓姬，名发。继承文王遗志，率兵灭商，建立周王朝。
（6）参见《史记·齐太公世家》。
（7）参见《史记·伯夷列传》。
（8）趋齐：主要目的和意图一致。
（9）耦（％u偶）：合。
（10）离：背离。这里是差别的意思。
（11）皇者：指传说中的“三皇”。“三皇”的普遍说法是指伏羲（x9西），神农、燧（su＠碎）人。
（12）帝者：指传说中的“五帝”，“五帝”流行的说法是指黄帝、颛顼（hu1nx＆专须）、帝喾（k）库）、尧、舜。这里“帝者”具体指尧。
（13）王者：指夏、商、周三代的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这里“王者”具体指周武王。（14）发：兴起。这里是实行的意思。
（15）残：残暴。这里指商纣王。
（16）钧：通“均”。
（17）王（w4ng忘）：统治。
（18）北人无择：人名。传说舜想让位给他，他感到是耻辱，投深渊而死。以上参见《庄子·让王》、《吕氏春秋·离俗》。
（19）伯益：又称大费。古代嬴姓各族的祖先。相传善畜牧和狩猎。为禹重用，助禹治水有功，被选为继承人。
（20）伯成子高：人名。传说尧治天下，立他为诸侯。禹治天下，对禹不满，辞官务农。以上参见《庄子·天地》、《吕氏春秋·长利》。委：丢弃。
（21）势异：地位不同。这里指地位低下。
【译文】
有大才的臣子，遇到有大才的君主，仍然有被不被赏识重用的问题，虞舜、许由，太公、伯夷就是这样。虞舜、许由都是圣人，都生活在尧的时代，又都见过尧，而虞舜继承了帝位，许由却隐入山林。太公、伯夷都是贤人，都生活在周国，又都见过周武王，而太公受封，伯夷却饿死。圣贤道同、志合、目标一致，舜与尧、太公与周武王操行一致，而许由、伯夷却与当时君主的操行相违背，原因是他们与所生长的社会、所处的时代不相适应。道义虽然相同，但相同中也有差异；志向虽然一致，但一致中也有差别。为什么？因为道义有精深与粗浅，志向有高尚与庸俗。许由，是上古“皇者”辅佐之才，却生在“帝者”时代；伯夷，是“帝者”辅佐之才，却处于“王者”时代。他们都遵循道德，都实行仁义。君主实行德政，如果不完善他们就不肯留下来辅佐；君主实行仁义，如果不理想他们也不愿留下来辅佐，这就是他们不被赏识重用的原因。尧道德污浊，舜的道德也污浊；周武王要伐商纣，太公也要伐商纣。同样庸俗一样粗浅，行动措施都一样，这就是他们被赏识和重用的原因。所以，舜统治天下，皋陶便辅助政务，而北人无择却深深隐藏不肯露面；禹统治天下，伯益来辅佐治理，而伯成子高却辞官去务农。并非皋陶才能胜过无择，伯益才能超出子高。然而皋陶、伯益做官受重用，而无择、子高却退居归隐，当官受重用是他们与君主操行一致，退居归隐是他们跟君主操行相违背。退隐地位低下，但由于与君主合不来，即使受委屈，也不愿去做官；君主不听取其意见，不用他们，心里也不感到遗憾，这是双方互不以为然啊！
【原文】
1·5商鞅三说秦孝公（1），前二说不听，后一说用者：前二，帝王之论；后一，霸者之议也（2）。夫持帝王之论，说霸者之主，虽精见距（3）；更调霸说（4），虽粗见受。何则？精，遇孝公所不得（5）；粗，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说者不在善，在所说者善之，才不待贤，在所事者贤之。马圄之说无方（6），而野人说之（7）；子贡之说有义（8），野人不听（9）。吹籁工为善声（10）。因越王不喜，更为野声（11），越王大说（12）。故为善于不欲得善之主，虽善不见爱；为不善于欲得不善之主，虽不善不见憎。此以曲伎合（13），合则遇，不合则不遇。
【注释】
（1）商鞅（y1ng央）（约公元前390～前338年）：姓公孙，名鞅，战国中期卫国人，又称“卫鞅”。后到秦国辅佐秦孝公，因变法和作战有功，受封于商，号“商君”，亦称“商鞅”。说（shu＠税）：劝说别人采纳自己的主张。秦孝公：秦国国君，公元前361～前338年在位。
（2）以上事参见《史记·商君列传》。
（3）见：被。距：通“拒”。
（4）更调：调换，改换。
（5）根据文意，疑“不”后夺一“欲”字。得：愿意。这里有喜欢的意思。 （6）马圄（y（雨）：养马的人。马圄之说无方：据《淮南子·人间训》载，孔子的马吃了农民的庄稼，被扣。门徒子贡去要，把仁义道德说了一大堆，农民根本不睬。可是他的马夫去要，没有说什么大道理，却很快就把马要回来了。
（7）野人：住在城郊野外的人，这里指农民。说（yu8悦）：通“悦”，喜欢。
（8）子贡：参见3·3注（1）。
（9）以上事参见《吕氏春秋·必己》、《淮南子·人间训》。
（10）籁（l4i赖）：古代一种管乐器。吹籁：指吹籁的人。工：擅长。
（11）野声：指民间乐曲。
（12）以上事参见《吕氏春秋·遇合》。
（13）曲伎：小技。
【译文】
商鞅三次劝说秦孝公采纳自己的主张，前二次建议秦孝公不听，最后一次建议被采纳了：前二次，是成就“帝业”、“王业”的理论；最后一次，是成就“霸业”的理论。拿成就“帝亚”、“王业”的理论，去劝导只想称霸的君主，理论虽然精辟，肯定被拒绝；如果换成“霸业”理论，即使粗疏，也会被接受。为什么呢？因为理论虽精辟，碰上秦孝公不喜欢；而理论虽粗疏，却遇到秦孝公想实施。所以，不在于劝说者说得多么好，而在于被劝说者能喜欢；才能不需要多么高明，而在于被事奉者能赏识。像养马人的话，没有什么大道理，而农民喜欢；子贡的话，虽然符合仁义的道理，农民却不爱听。又如吹籁的人擅长演奏优美动听的乐曲，因为越王不喜欢，改成民间小调，越王就高兴。所以，即使是好的，对于不喜欢它的君主来说，虽好却不被钟爱；而那不好的，对于喜欢它的君主，虽不好，也不会被憎恶。这就是凭小技去投合，投合了则被赏识重用，不投合就被厌恶斥退。
【原文】
1·6或无伎，妄以奸巧合上志（1），亦有以遇者，窃簪之臣（2），鸡鸣之客是（3）。窃簪之臣，亲于子反（4）。鸡呜之客，幸于孟尝（5）。子反好偷臣，孟尝爱伪客也（6）。以有补于人君，人君赖之，其遇固宜。或无补益，为上所好，籍孺、邓通是也（7）。籍孺幸于孝惠（8），邓通爱于孝文（9），无细简之才（10），微簿之能，偶以形佳骨娴（11），皮媚色称（12）。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丑面恶色称媚于上（13），嫫母、无盐是也（14）。嫫母进于黄帝（15），无盐纳于齐王（16）。故贤不肖可豫知（17），遇难先图（18）。何则？人主好恶无常，人臣所进无豫，偶合为是，适可为上。进者未必贤，退者未必愚，合幸得进，不幸失之。
【注释】
（1）奸巧：诈伪。
（2）簪（1n咱阴）：古代男女用来卡住发髻或把帽子别在头发上的一种针形首饰。窃簪之臣：指春秋时楚将子反的一个部下。这个人善于偷盗。有一次，齐楚交战，楚军三战三败，夜里他偷了齐军将领的簪子，据说齐军感到害怕，就把部队撤了。事参见《淮南子·道应训》。
（3）鸡鸣之客：指战国时齐国贵族孟尝君手下一个善于学鸡叫的食客。孟尝君使秦，被秦留用。后秦昭王要杀他，就带着一伙食客半夜逃到边境函谷关。秦边塞规定要天明鸡叫才放人出关，这个食客便学鸡叫，引得附近鸡也跟着叫起来，于是孟尝君侥幸逃出秦国。事参见《史记·孟尝君列传》。“是”后疑脱一“也”字，下文“籍儒、邓通是也”、“嫫母、无盐是也”，可证。
（4）亲：爱。子反：公子侧，字子反，春秋时楚国的大将。
（5）孟尝：姓田，名文，战国时齐国贵族，袭封于薛（今山东滕县东南），称薛公，封号“孟尝君”，齐湣（m！n敏）王时任相国，门下有食客数千。一度入秦为相，不久逃归。后因田甲叛乱事，出奔魏，任魏相。
（6）伪客：弄虚作假的食客，这里指学鸡叫一类人。
（7）籍孺：《史记·佞幸列传》作“闳儒”，汉惠帝的宠臣，与帝同起卧，无才能，仅以貌美而受宠。邓通：西汉南安（今四川省乐山县）人。文帝时为黄头郎。文帝做梦，有黄头郎推他上天。梦醒之后，根据其衣著寻找此人。找到邓通，于是受宠。
（8）孝惠：汉惠帝刘盈，公元前194～前188年在位。
（9）孝文：汉文帝刘恒，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以上事参见《史记·佞幸列传》。
（10）细简：细小的竹简。细简之才：形容学问浅薄。
（11）偶：双方一致，这里指符合君主心意。娴（xi2n闲）：文雅，优美。骨娴：体型优美。
（12）称：美好。
（13）称：赞颂。媚：喜爱。
（14）嫫（m￥模）母：传说是黄帝的次妃，相貌极丑，但贤德。亦作“嫫姆”、“■母”。无盐：姓钟离，名春，传说战国时齐国无盐（今山东东平东）人。相貌极丑，四十岁还未嫁人，自请见齐宣王，陈述齐国四点危难，被宣王采纳，立为王后。
（15）黄帝：指传说中的“五帝”之一，为中央之神。参见8·6注（1）。事参见《吕氏春秋·遇合》。
（16）齐王：这里指齐宣王田辟疆，战国初齐国君主，公元前319～前301在位。事参见《新序·杂事》。
（17）不肖（xi4o笑）：这里指不贤，不成材。
（18）图：算计。先图：预测。
【译文】
有人连小技也没有，胡乱以不正当手段去迎合上司的心意，也有被赏识的，像盗窃簪子的臣子，学鸡叫的食客就是这样。盗窃簪子的臣子，被子反所爱；学鸡叫的食客被孟尝君所宠。子反喜欢偷窃的臣子，孟尝君宠爱弄虚作假的食客。由于对主子有好处，主子就器重他们，其受到赏识重用理所当然。有的虽无益处，但是为上司所欢喜，像籍儒、邓通就是如此。籍孺被汉惠帝宠幸，邓通被汉文帝宠爱，他们连浅薄的学问也没有，微小的才能也没有，只不过由于外貌漂亮、体型优美，皮肤细腻、颜色美艳而得到君主的欢心。当然，美好的容貌，人人所喜爱，他们被赏识重用理所当然。有的人容貌丑陋、颜色难看，却又被君主赞尝喜爱，嫫母、无盐就是这样。嫫母被黄帝选为妃子，无盐被齐王立为王后。所以，人品好不好可以预先知道，但能否得到君主的尝识和重用，却很难预料。为什么呢？因为君主的好恶变化无常，臣子要进献什么才符合其心意，却无法预先知道，偶然投合算是做对了，凑巧与其心意一致就要算是好的了。升官者未必贤能，退隐者未必愚笨，投合受宠的得任用，不受宠的则被斥退。
【原文】
1·7世俗之议曰：“贤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1）。生不希世准主（2），观鉴治内（3），调能定说（4），审词际会（5），能进有补赡主（6），何不遇之有？今则不然，作无益之能，纳无补之说，以夏进炉，以冬奏扇（7），为所不欲得之事，献所不欲闻之语，其不遇祸幸矣，何福祐之有乎？进能有益，纳说有补，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补而得祐，或以有益而获罪。且夏时炉以炙湿（8），冬时扇以翣火（9）。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说可转，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己为文则遇；主好武，己则不遇。主好辩，有口则遇；主不好辩，己则不遇。文王不好武（10），武主不好文；辩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辩。文与言，尚可暴习（11）；行与能，不可卒成（12）。学不宿习（13），无以明名（14）。名不素著，无以遇主。仓猝之业，须臾之名（15），日力不足，不预闻，何以准主而纳其说，进身而托其能哉（16）？昔周人有仕数不遇（17），年老白首，泣涕于涂者（18）。人或问之：“何为泣乎？”对曰？“吾仕数不遇，自伤年老失时，是以泣也（19）。”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对曰：“吾年少之时，学为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者。用老主亡，后主又用武，吾更为武。武节始就，武主又亡（20）。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尝一遇。”仕宦有时，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尚不可为，况节高志妙（21），不为利动，性定质成，不为主顾者乎（22）？
【注释】
（1）咎（ji）就）：过失，过错。
（2）不：根据文意疑应为“而”。希世：迎合社会风气。准：估量，揣测。 （3）治内：这里指君主辖境内的情况。
（4）调（ti2o条）能：调节专长。说：说法。这里是主张的意思。
（5）词：递修本作“司”，可从。司（s＠四）：同“伺”，探察，窥测。际会：遇合，时机。
（6）赡（sh4n善）：供给财物。这里是给予好处的意思。
（7）奏：进献。
（8）炙（h＠志）：烘烤。湿：潮湿。这里指潮湿的东西。
（9）翣（sh4厦）：古代仪仗中用的大掌扇。这里是扇的意思。
（10）王：疑应为“主”。下文“武主不好文；辩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辩”，可一证。伦明录杨校宋本作“主”，可二证。
（11）暴：迅速地。
（12）卒（c）促）：同“猝”，突然，立刻。
（13）宿习：平常的学习和积累。
（14）明名：扬名。
（15）须臾（y＊于）：一会儿，片刻。
（16）进身：使自己得到任用。托：寄托。
（17）数（shu＾朔）：屡次。
（18）涂：通“途”，道路。
（19）是以：因此。
（20）此与上文“用老主亡”句意相同，故疑“武”前夺一“用”字。
（21）妙（mi3o秒）：通“渺”，远。
（22）顾：顾惜。这里是重视的意思。
【译文】
社会上一般的意见是：“贤德的人应当被重用，要是不被重用，也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读书人如果能迎合社会风气，揣摩君主意图，观察其境内情况，而调整自己专长，确定自己主张，周密窥测时机，能进献对君主有好处的东西，怎么会不受到赏识和重用呢？现在却不是这样，而是去作弄一些无益的技能，接受一些无益的主张，这等于夏天向君主进献火炉，冬天向君主献上扇子，尽做些君主不想做的事，献上些君主不想听的话，不碰上灾祸就算幸运了，怎么还能得福呢？贡献有益的才能，采纳有益的主张，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但有时会由于无益而得福，有时又由于有益而获罪。况且夏天还可以用火炉来烘烤潮湿的东西，冬天可以用扇子来扇火。社会风气可以迎合，君主的意图却猜测不到；意见可以随君主好恶而改换，才能却难于一下子改变。如果当时的君主好文，而自己会文就能被赏识重用；君主要是好武，自己则不会被任用。倘若君主好辩，有口才就会被赏识重用；君主要是不好辩，自己则不会被任用。重视文的君主不重视武，重视武的君主不重视文；重视口才的君主不重视行为，重视行为的君主不重视口才。文章和说话，还可以迅速学习；行为和才能，不可能立刻实现。学问不经过平时的学习和积累，不能成名。名望不一向显著，不可能被君主重用。匆忙学到的本领，短时间树立的名望，时间和功力都不够，要是对自己预先没有了解，用什么来揣摩君主的意图而让其采纳主张，从而获得任用并发挥自己的才能呢？以前周朝有个人想做官，屡次都没有被任用，年纪老了头发白了，在路边低声哭泣。过路人有的问他：“为什么哭啊？”回答说：“我想做官却屡次不被任用，自己悲伤年老错过了时机，因此哭了。”有人问：“你想做官为什么一次也不被任用呢？”回答道：“我年少的时候，学的是文。到文治之德成就了，开始想做官，而当时君主喜欢任用年老的。爱用老年人的君主死了，后继君主却又要任用会武的，于是我改为习武。武艺刚学好，重用会武的君主又死了。年少的君主刚即位，喜欢任用少年，我的年纪又老了，因此一次也没有被任用过。”当官是有时运的，不应当强求。唉，迎合社会风气，揣摩君主意图，还不能达到目的，何况节操高尚，志向远大，不被利禄引诱，性格品质已经固定，不被君主重视的人呢？
【原文】
1·8且夫遇也，能不预设（1），说不宿具（2），邂逅逢喜（3），遭触上意（4），故谓之遇。如准推主调说（5），以取尊贵，是名为揣，不名曰遇。春种谷生，秋刈谷收（6），求物得物，作事事成（7），不名为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为遇。犹拾遗于涂，摭弃于野（8），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辅，禽息之精阴庆（9），鲍叔之魂默举（10），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既不能定遇不遇之论（11），又就遇而誉之，因不遇而毁之，是据见效，案成事（12），不能量操审才能也。
【注释】
（1）设：安排，部署。
（2）具：准备。
（3）邂逅（xi8h＾u谢后）：偶然碰上。
（4）触：递修本作“合”，可从。遭合：恰好符合。
（5）推：疑是衍文。上文“准主观鉴”、“准主而调其说”，可一证。递修本无此字。可二证。
（6）刈（y＠义）：收割。
（7）得物：疑“物得”之误倒。“求物物得”与下文“作事事成”，文例一律，可证。
（8）摭（h0执）：拾取。
（9）禽息：春秋时秦国大夫，向秦穆公推荐百里奚被拒绝，用头撞闑（ni8聂）而死。穆公被感动，于是任用百里奚，秦国得以强盛，事参见《后汉书·循吏列传》。庆：疑“荐”之误。“庆”繁体作“慶”，“荐”汉隶作“■”，形似而误。阴荐：暗中推荐。
（10）鲍叔：鲍叔牙，春秋时齐国大夫。以知人著称。齐桓公命他为宰，被他谢绝。同时保举管仲为相，被桓公接受。事参见《史记·管晏列传》。默举：暗中举荐。
（11）定：决定。这里是判断的意思。
（12）案：通“按”。依照、根据。成事：已经形成的事实。这里指是否当官或被重用。
【译文】
遇呀，才能不是预先练习好的，主张不是平常准备好的，而是碰巧遇到君主满意，恰好符合他的心意，这样才称之为“遇”。要是揣摩君主的意图来改变自己的主张，而得到敬重和地位，这应该起名为“揣摩”，不能起名叫“遇”。春天耕种谷物生长，秋天收割谷物得到收成，求物物得，作事事成，不能称为“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这才能称为“遇”。如同在路上捡到别人遗失的东西，在郊外拣取别人抛弃的东西；好像是天给的地生的，鬼助的神帮的；犹如禽息的精神暗中推荐百里奚，鲍叔的魂魄暗中举荐管仲，像这样，才算是“遇”啊。现在一般人既不能对遇和不遇的议论作出正确判断，又单凭被重用就称赞，根据不被重用就毁谤。这种只凭现有效果和既成事实判定是非的作法，是不可能衡量操行和考察才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