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孙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辎，四曰火库，五曰火队。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火发兵静者，待而勿攻，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不可从而止。火可发于外，无待于内，以时发之。火发上风，无攻下风。昼风久，夜风止。凡军必知有五火之变，以数守之。
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温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温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译文】孙子说：火攻有五种目标：一是焚烧敌军的人马，二是焚烧敌军的粮草积聚，三是焚烧敌军的辎重，四是焚烧敌军的仓库，五是焚烧敌军的运输设施。实施火攻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发火器材必须经常准备好。发火还要选择有利的时候，起火要选准有利的日期。所谓有利的时候，指的是天气干燥；所谓有利的日期，指月亮运行到“箕”、“壁”、“翼”、“轸”4个星宿的位置，凡是月亮运行到这4个星宿位置时，就是起风的日子。
凡用火攻，必须根据上述五种火攻所造成的情况变化，适时地运用兵力加以策应。从敌人内部放火，就要及早派兵从外面策应。火已烧起，而敌军仍能保持镇静的，要观察等待，不要马上进攻，等火势烧到最旺的时候，视情况可以进攻就进攻，不可以进攻就停止。火也可以从外面放，那就不必等待内应，只要时机和条件成熟就可以放火。火发于上凤，不可从下风进攻。白天风刮久了，夜晚风就会停止。军队必须懂得五种火攻方法的变化运用，等候具备条件，然后实施火攻。
用火来辅助进攻的，明显地容易取胜；用水来辅助进攻的，攻势可以加强。水可以断绝敌人的联系，却不能烧毁敌人的蓄积。
凡打了胜仗，攻取了土地、城池，而不能够巩固胜利，是危险的，这就叫做“费留”。因此明智的国君一定要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优秀的将帅必须认真处理这个问题。不是对国家有利，就不要采取军事行动，没有取胜的把握，就不要随便用兵，不到危急紧迫之时，就不要轻易开战。国君不可凭一时的恼怒而兴兵打仗，将帅不可凭一时的怨愤而与敌交战。符合国家利益就行动，不符合国家利益就停止。恼怒可以重新欢喜，怨愤可以重新高兴，国亡了就不能再存，人死了不能再活。所以明智的国君对战争问题一定要慎重，良好的将帅对战争问题一定要警惕，这是安定国家和保全军队的关键！
【点评】本篇主要论述火攻的种类、条件和实施方法，同时提出了“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温而致战”的慎战思想。
（一）火攻的种类
火攻，顾名思义，就是以火攻敌。就是借助自然力量（火）辅助进攻。这一思想，是与当时火药还未发明，火器还未出现的历史条件相一致的。因此，对于“火攻”的任何超越时代的类比和夸大都是不恰当的。春秋时代典型的火攻战例并不很多。《春秋》鲁桓公七年（公元前705年）提到的“焚咸丘”，凡乎可以看作是文献记载中最早的火攻战例。半个世纪后，火攻逐渐在战场上有所使用。例如公元前649年，戎狄等一度攻人周王室的京城，火烧王城的东门（《左传》信公十一年）。《左传》傅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39年）提到“焚我郊保”（焚烧郊外的城堡）。
孙子把以火助攻概括为五类。一是“火人”。文中连用的五个“火”字，均用作动词。“火人”，直译就是火烧敌军有生力量。但是，当时既无以火药为燃料的燃烧性火器，更无管型火器或爆炸火器，显然是难以取得直接焚烧敌军官兵的效果的。因此，我们似应理解为它是指首先用火焚烧敌军营寨，然后投入主力，歼灭敌军。二是“火积”。军队无粮食，马匹无草料，毫无疑问，必遭失败。公元前479年，楚国叛臣石乞主张焚烧府库，另一叛臣自公胜就反对，他说：“焚库无积，将何以守？”（没有委积，还能用什么方法来防守呢？）三是“火辎”，即烧敌人辎重。四是“火库”，即烧敌仓库。五是“火队”，即烧敌粮道。
（二）火攻的条件和实施方法
火攻的条件就是天气干燥，风向适宜。一是做好发火器具的准备，“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二是掌握发火的时机，“发火有时，起火有日”。孙子认为当月亮运行在箕、壁、翼、轸四个星宿时，便会起风。
关于火攻的方法，孙子主要讲的是里应外合的问题。里应，就是从敌人内部放火；外合，就是作战部队及时地、审慎地乘机发起攻击。用他的话说，就是“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可从而从之，不可从而止”，“火发上风，无攻下风”。
孙子不但强调以火助攻，还提倡以水助攻。他说：“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根据具体情况充分利用这些自然力量。
本篇最后关于慎重对待战争的思想是很可贵的。这我们它《始计篇》中已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