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怎样一种学问？究竟有什么用处？
从前的人，常说历史是“前车之鉴”，以为“不知来，视诸往”。前人所做的事而得，我可奉以为法；所做的事而失，我可引以为戒。这话粗听似乎有理，细想却就不然。世界是进化的，后来的事，决不能和以前的事一样。病已变而仍服陈方，岂惟无效，更恐不免加重。我们初和西洋人接触，一切交涉就都是坐此而失败的。
又有人说：历史是“据事直书”，使人知所“歆惧”的。因为所做的事而好，就可以“流芳百世”；所做的事而坏，就不免“遗臭万年”。然而昏愚的人，未必知道顾惜名誉。强悍的人，就索性连名誉也不顾。况且事的真相，是很难知道的。稍微重要的事，众所共知的就不过是其表面；其内幕是永不能与人以共见的。又且事愈大，则观察愈难。断没有一个人，能周知其全局。若说作史的人，能知其事之真相，而据以直书，那就非愚则诬了，又有一种议论：以为历史是讲褒贬、寓劝惩，以维持社会的正义的。其失亦与此同。
凡讲学问必须知道学和术的区别。学是求明白事的真相的，术则是措置事的法子。把旧话说起来，就是“明体”和“达用”。历史是求明白社会的真相的。什么是社会的真相呢？原来不论什么事，都各有其所以然。我，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一个我？这决非偶然的事。我生在怎样的家庭中？受过什么教育？共些什么朋友？做些什么事？这都与我有关系。合这各方面的总和，才陶铸成这样的一个我。个人如此，国家社会亦然。各地方有各地方的风俗；各种人有各种人的气质；中国人的性质，既不同于欧洲；欧洲人的性质，又不同于日本；凡此都决非偶然的事。所以要明白一件事，必须追溯到既往；现在是决不能解释现在的。而所谓既往，就是历史。
所以从前的人说：“史也者，记事者也。”这话自然不错。然而细想起来，却又有毛病。因为事多着呢！一天的新闻纸，已经看不胜看了。然而所记的，不过是社会上所有的事的千万分之一。现在的历史，又不过是新闻纸的千万分之一。然则历史能记着什么事呢？须知道：社会上的事，固然记不胜记，却也不必尽记。我所以成其为我，自然和从前的事，是有关系的；从前和我有关系的事，都是使我成其为我的。我何尝都记得？然而我亦并未自忘其为我。然则社会已往的事，亦用不着尽记；只须记得“使社会成为现在的社会的事”，就够了。然则从前的历史，所记的事，能否尽合这个标准呢？
怕不能罢？因为往往有一件事，欲求知其所以然而不可得了。一事如此，而况社会的全体？然则从前历史的毛病，又是出在哪里呢？
我可一以蔽之，说：其病，是由于不知社会的重要。惟不知社会的重要，所以专注重于特殊的人物和特殊的事。如专描写英雄、记述政治和战役之类。殊不知特殊的事，总是生在普通社会上的。有怎样的社会，才生怎样的事；而这事既生之后，又要影响到社会，而使之政变。特殊的人物和社会的关系，亦是如此。所以不论什么人、什么事，都得求其原因于社会，察其对于社会的结果。否则一切都成空中楼阁了。
从前的人不知道注意于社会，这也无怪其然。因为社会的变迁，是无迹象可见的。正和太阳影子的移动，无一息之停，人却永远不会觉得一样。于是寻常的人就生一种误解。以为古今许多大人物，所做的事业不同，而其所根据的社会则一。像演剧一般，剧屡变，演员屡换，而舞台则总是相同。于是以为现在艰难的时局，只要有古代的某某出来，一定能措置裕如，甚而以为只要用某某的方法，就可以措置裕如。遂至执陈方以药新病。殊不知道舞台是死的，社会是活物。
所以现在的研究历史，方法和前人不同。现在的研究，是要重常人、重常事的。因为社会正是在这里头变迁的。常人所做的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当然不会知道山崩。若明白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
一切可以说明社会变迁的事都取他；一切事，都要把他来说明社会的变迁。社会的变迁，就是进化。所以：“历史者，所以说明社会进化的过程者也。”
历史的定义既明，历史的价值，亦即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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