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古以至春秋战国，社会组织的变迁尤其巨大。
孔子所说的大同时代，大约是极其平等、毫无阶级的。至各部落相遇，而有战争，于是生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阶级。其最显著的，就是国人和野人的区别。古代有许多权利，如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等，都是国人享的。而厉王监谤，道路以目，出来反抗的，也是国人。至于野人，则“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不过有仁政则歌功颂德，遇虐政则散之四方而已。观此，便知其一为征服之族，一为被征服之族。古代的田制，是国以内行畦田之制，国以外行井田之制的。可见国在山险之地。而兵亦都在国都附近。此可想见隆古之时，国人征服野人，就山险之处择要屯驻，而使被征服之族居于四面平夷之地，从事耕农。这是最早生的一个阶级。
岁月渐深，武力把持的局面渐成过去，政治的势力渐渐抬头，而阶级的关系一变。原来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虽有阶级，而同一征服者之中，亦仍有阶级。这是接近政权与否的关系。古代国人和野人的区别，大约如契丹时代的部族和汉人。同一征服者之中，执掌政权和不执掌政权者的关系，则如部族之民之于耶律、萧氏等。岁月渐深，政治上的贵族平民，区别日渐显著，从前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畛域，转觉渐次化除。这一因政权的扩大，而执掌政权的人，威力亦渐次增加。一则年深月久，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仇恨，日渐淡忘，而经济上平和的联系，日益密接。又人口增殖，国人必有移居于野的，而畛域渐化，野人亦必有移居于国的，居处既相接近，婚姻可以互通，久而久之，两者的区别就驯致不能认识了。这是阶级制度的一个转变。然而其关系，总还不及经济上的关系、力量来得更大。
古代各各独立的小社会，其经济都是自给自足的。此时的生产，都是为着消费而生产，不是为着交易而生产。此等社会，其事务的分配，必有极严密的组织。然而历时既久，交通日便，商业日兴，则社会的组织，亦就因之而改变。因为人总是想得利的，总是想以最小的劳费获得最大的报酬的。各个小社会，各各独立生产以供给自己的消费，这在获利的分量上，原是不经济的事。所以从交易渐兴，人就自然觉得：有许多向来自造的东西，可以不造而求之于外；造得很少的东西，可以多造而用作交易的手段。至此，则此等小社会从前事务的分配，不复合理。若要坚持他，便足为这时代得到更大的利益的障碍。人总是想得利的，总是想以最少的劳费，得到最大的报酬的。于是旧时的组织，遂逐渐破坏于无形之中。于是人的劳动，非复为社会而劳动；其生活，亦不受社会的保障。而人是不能各各独立而生活的，“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离居不相待则穷。于是以交易为合作，而商业遂日益兴盛。然此等合作，系在各个人自谋私利之下，以利己之条件行之的。实际虽兼利他人，目的是只为自己。有可损人以自利之处，当然非所顾虑。而在此等不自觉的条件之下合作，人人所得的利益，当然不会一致的。而人是没有资本，不会劳动的，在分配的过程中，有资本的人，自然
获得较有利的条件。于是商业资本日渐抬头。人既不能回到武力劫夺
的世界，而总要维持一种和平的关系，则在此关系之下，能占有多量
财富的，在社会上自然占有较大的势力。于是贵贱阶级之外，又生出
一种贫富的阶级。而其实际的势力，且凌驾乎贵贱阶级之上。这是阶
级制度的又一转变。
我们试看：古代的工业，都是国家设立专官，择人民所不能自造
的器具，造之以供民用。商业则大者皆行于国外。其在国内，则不过“求垄断而登之”的贱丈夫，并不能谋大利。而到晚周时代，则有“用
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之谚。前此“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
可见其对于商人，尽力招徕。至此，则必“凶荒札丧，市乃无征而作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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