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汉到魏、晋，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转关。其要点，在破除古代的迷信，而从事于哲理的研究。
两汉时代的迷信，并非下等社会才然，即上流社会，也是如此。试看当时政治上，遇天灾而修省，或省策免之公等，都略有几分诚意，和后世视为虚文的不同。在学术上，则阴阳五行之说，盛极一时。以致有所谓谶纬者出。东汉之世，竟以纬为内学，经为外学。便可知其时古代遗传的思想，还遍满于社会上了。乃到魏朝的正始年间，而哲理研究之风渐盛。至于晋初，风流弥盛。此时知名之士，始王弼、何晏、王衍、乐广等，或以谈论见长，或以著述见称。所研究的，大抵是哲理上的问题。其所宗之书，则为《易经》和《老子》、《庄子》等。这固然，由于当时的时势，有以激成人的颓废思想，而使之趋于玄虚。然而在大体上，亦可说是两汉人拘守前人成说的反动。汉代的今文家，虽多存微大义，亦不过搬演孔门的成说，并不能独出心裁。古文家好谈名物、训诂，更不免流于琐碎。而自谶纬之说既兴，两派之士，又都不免受其影响，有入于妖妄之势。又其时之人，拘守礼法太甚。礼是古代规范人之行为的。时异势殊，行为之轨范，就当有异，而还强执着古代具体的条件，自不免激起人心的反感。所以激烈的人，就有“礼岂为我辈设”等议论了。虽然这一班人，蔑弃礼法，不免有过甚的地方。而终日清谈，遗弃世务，亦是社会衰颓的一个联兆。然而以学术思想论，毕竟不能不谓为高尚的。魏晋时代的玄学，在我国学术思想界中，终当占一重要的位置。
这时候的人最重要的思想，是贵“道”而贱“迹”。迹便是事实，而道则是原理，拘守事实，不能算得古人之意。必能明于其原理而应用之，才可谓之善学古人。这正是泥古太过的反响。
其时的儒学，虽还保守相当的领域，而亦为此派思想所侵入。当魏晋之世，今文之学，渐已失传，盛行的是古文之学。古文之学，虽亦有其师法，然而其原始，本是不重师说，而注重自由研究的。自由研究之风既开，其后必至变本而加厉。所以自郑玄、王肃，揉杂今古文后，又有杜预、范宁等，不守成说，自出心裁的学派。至于王弼的《易注》、何晏的《论语集解》等，兼采玄，则为魏晋时之哲学思想，侵入经学领域的。南北朝时，南方的经学，这两派都盛行。北方还守着汉人之说，然至隋并天下后，而北方的经学，反为南方所征服。郑玄的《易注》废，而王弼的《易注》行。马、郑的《尚书》废，而伪古文《尚书》行，服虔的《左氏》废，而杜预注的《左氏》大行了。
颓废的人生观，是这时代人的一个大病。如王羲之作《兰亭集序》，说：“修短隋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这一类灰心绝望，贪生怖死的话，到处都是。此时国势的所以不振，社会的所以无活气，这实在是一个大原因。而这时代的人，所以崇尚文辞，则亦由于此。隋朝的李谔说：“自魏之三祖，崇尚文辞。竞骋浮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可见崇尚文辞的风气，是起于魏、晋之世的。魏、晋之世，为什么要崇尚文辞呢？我们看魏文帝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就可
以知其所由来了。人之年寿有尽，神仙等求长生之术，又不可恃，则不免侥幸于“没世不可知之名”。而文辞原是美术之一，爱好文辞，也不免有些“及时行乐”的意思。所以这时候的文学，多带颓废的色彩。从东汉以后，骄文渐兴，不过是（一）句调渐趋整齐；（二）用字务求美丽，尚未大离其本。至齐梁以后，则“隶事’旧益繁富，字句愈趋雕琢。始而辞胜其意，寝至不能达意了。于是有文笔之分。然笔不过参用俗语。其语调仍是整齐啴缓，和自然的语相去很远的，仍不能十分适用。又古人文字，不甚讲调平仄。齐、梁以后，则渐重四声。于是诗和文都生出律体。虽然音调谐和，而雄壮朴实之气，则远逊古人了。此亦是其时的人，注意于修饰的一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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