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北朝到隋唐，是由战乱而入于升平的。***隋文帝本是个恭俭之主。在位时，国富之盛，甲于古今。虽然中经炀帝的扰乱，然而不久，天下即复见清平。唐太宗尤为三代以下令主。贞观、永徽之治，连续至三十年。亦和汉代的文、景，相差不远。以理度之，天下该复见升平的气象了。果然，《唐书·食货志》说太宗之治，“行千里者不赍粮，断死刑岁仅三十九人。”这话虽或之过甚，然而当时，海内有富庶安乐的气象，大约不是虚诬的。然而这亦不过总计一国的财富，有所增加，无衣无食的人，或者减少些，至于贫富的不均，有资本的人，对于穷人的剥削，则还是依然如故。所以一方号为富庶，一方面，自晋以来，一贯的平均地权的政策，不但不能因承平日久而推行尽利，反因其有名无实而并其法亦不能维持了。
晋朝的户调式、北魏的均田令、唐朝的租庸调法，三者是相一贯的，而唐制尤为完备。其制：一丁男年十八以上，授田一顷。老及笃、废疾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当户的加二十亩——都以二十亩为世业，余为口分。田多可以足其人的为宽乡，不足的为狭乡。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乡有余田，是要以给比乡的。州县亦然。庶人徙乡和贫无以葬的，得卖世业田。其自狭乡徙宽乡的，得并卖口分田。这大约是奖励其迁徙，即以卖田所得，作为迁徙的补助费的意思。其取之之法：则岁输粟二石为租。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二日，不役的每日折输绢三尺，为庸。随乡所出，输丝、绵、麻或其织品为调。此等制度果能尽力推行，亦足使农人都有田可种，而且无甚贫甚富之差。然而政治上有名无实的措施，敌不过社会上自古相沿的习惯。所以民间的兼并如故。而史称开元之世，其兼并，且过于汉代成、哀之时。授田之法，既已有名无实，却因此又生一弊。汉代的田租，所税的是田、口赋，所税的是人，二者本厘然各别。自户调法行，各户既有相等之田，自然该出相等之税，两者遂合为户赋。授田之法既废，田之有无多寡，仍不相等，而仍按其丁中，责以输相同之赋，就不免有田者无税，无田者有税，田多者税少，田少者税多了。于是人民不逃之宦、学、释、老，即自托于客户。版籍混淆，而国家的收入，亦因之而大减。唐玄宗时，宇文融曾请括籍外羡田，以给逃户，行之未有成效。七八〇年，德宗的宰相杨炎，才定两税之法。不再分别主客户，但就其现居之地为簿，按其产业的多少以定税。于是负担的重轻和贫富相合；而逃税的人，亦多变而要输税。财政上的收人，自然可以增加。然而制民之产之意，则荡焉以尽了。从晋武平吴创户调式至此，为时恰五百年。
要解决民生问题，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二者必须并行。节制资本，一则宜将事业之大者，收归官营。一则要有良好的税法。官营事业，在从前疏阔的政治之下，不易实行。至于税法，则从前的人，泥于古制，以为只有田租口赋，是正当的收入。于是各种杂税，非到不得已时，不肯收取。一遇承平，就仍旧把他罢免。隋文帝得位之后，即将盐池、盐井、酒坊、人市之税，概行罢免，即其一例。唐中叶以后，虽亦有盐茶等税，然皆因财政竭蹶而然，节制资本之意，丝毫无有，所以资本反而更形跋扈。即如两税以资产为宗，不以身丁为本，似得平均负担之意。然而估计资产，其事甚难。所以当时陆贽就说：有“藏于襟怀囊箧物，贵而人莫窥”的。有“场圃困仓，直轻而众以为富”的。有“流通蕃息之货，数寡而日收其赢”的。有“庐舍器用，价高而终岁寡利”的。“计估算缗，失平长伪。”须知社会的形复杂了，赋税便应从多方面征收，尤应舍直接而取间接。而当时的人，只知道以人为主，而估计其家赀，自然难于得实了。而从此以后，役法亦计算丁资两者而定，诒害尤烈，详见三十一和三十六章。
要社会百业安定，必须物价常保其平衡。《管子·轻重》诸篇，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后世市场广大，而国家的资力有限，要想控制百物的价格，自然是办不到的。只有食粮，因其与民生关系最大，所以历代政府，总还想控制其价格。其办法，便是汉朝耿寿昌所倡的常平仓。谷贱时增价而籴，谷贵时减价而粜。既可以平市价，而其本身仍有微赢，则其事业可以持久。这原是个好法子。但亦因市场广而资本微之故，不能左右物价。即使当粮食腾贵之时，能将他稍稍压平，其惠亦仅及于城市中人，大多数的农民，实在得不到救济。所以隋朝的长孙平又创义仓之法。以社为范围，收获之日，劝课人民，量出粟麦，即在当社，设仓贮蓄。遇有歉岁，则以充贩济。此法令人民以互助为自助，亦是很好的法子。惜乎其法仅限于凶荒时的赈济，则用之有所不尽。后来并有移之于州县的，那更全失其本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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