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答滴答”，从水龙头渗出的水汇成的水滴规律地敲在塑胶桶上，和书桌上那闹钟跳动的声响刚好重叠在一起，夹在其中的还有在熟睡中所发出的均匀的呼吸声，不知道他在白日梦里看到了什么，脸上居然泛起了微笑，无奈刚从外面闲逛归来的母亲用一声大叫打断了他的春秋大梦：“心仔，迟到了。”她随即拿起桌子上的闹钟向儿子快步走过去。
母亲的这声大喊如同一股强劲的电流，将儿子肉体内还畅游在白日梦里的灵魂一下子击醒，让他从床上蹦了起来。他慌张地夺过母亲手里的闹钟一看， 闹钟上的时针已指在数字“3”上，分针也刚好抵达数字“1”。他赶紧跳下床，一边穿衣一边嘀咕：“惨了，忘了调闹钟。”他慌忙走到卫生间，拧开水龙头胡乱地往脸上浇了些冷水，用手掌迅速抹了几下脸，没来得及用毛巾擦干净脸上的冷水，便赶紧跑回房间，从书桌上拿起那本封面用黑色签字笔工整地写着“初三（6）班邓逸心”几个还算工整的楷体字的物理练习册向镇中学逛奔过去，残留在他脸上的水痕很快便被风干。
邓逸心所念的初中在小镇的中心。小镇有个很争气的名字，叫“振文”，这名字很直白地表达了小镇的雄心壮志——振兴中华文化。只可惜小镇的领导们有心无力，挑不起如此重任，多年来从这个镇中学步入大学校门的学生寥寥无几，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更是多年不见一个。为了减轻心理压力，于是领导们便将振兴的范围缩小到初中部，尽管范围缩小了，可是领导们却将力气都用错了地方，他们总是热衷于在研讨会上吐吐口水擦亮牌匾光鲜的表面，研讨会过后，所有的想法都仅限于研讨，所有的实施都以经费不足而无限期搁置，以致小镇至今还在努力着“振文”，收效却甚微。
更多人知道的这个小镇，是一个贫富分化极大的小镇，一个油水丰盛的小镇。逢年过节，小镇就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国际车展。这个车展海纳百车，不分种类，除了奢华的汽车以外，出入于大街小巷的还有大量拉客的摩的和私家老式单车，他们挨着堵在路上的劳斯莱斯呼啸而过，导致坐在驾驶室里的土豪如坐针毡，但除了能粗声大气地坐在驾驶座上骂上几句差点撞上来的摩托车，他无可奈何，还得小心翼翼地避让下一辆突然横穿而过的老单车。
邓逸心家里并不富有，父亲刚开始是个装修工人，工作并不稳定，在邓逸心两岁时，父亲就到了深圳打工，算是比较早离乡闯荡的一代青年。那年头到深圳去闯荡的，哪怕是打工也混得不错，可是由于邓逸心家里人口众多——一家六口，父亲打工的收入也只够家里勉强糊口，拿不出半个闲钱，可是后来父亲一个倔强的决定改变了他们一家的命运。
在邓逸心五岁之前，他们一家六口还挤在老屋里。老屋里除了他们，还有爷爷奶奶，三个叔叔，和一个未出嫁的姑姑。三代人住在一个四房两厅的屋子里，少不了口角之争，更何况弟弟在邓逸心四岁那年被上帝扔到了人间，六口人挤在一个二十多平米的房间，每到夜深人静，弟弟便张嘴大哭，哭声没有惊扰上帝，却惊扰了大半个村子，更是让这一屋子的人都无法入睡。直到某天，他那年少不懂事的二叔睡到半夜突然被婴儿的哭声吵醒，一时抑制不住心中的怨气，跑到厅里破口大骂，那不堪入耳的言语直刺人心，但纵使邓逸心母亲被二叔那些不堪入耳的言语刺得眼角湿润，但为了大局，她将委屈都咽了下去。没多久，邓逸心的父亲凭着心头的那股倔强的劲头，咬紧牙关，跑去和亲戚朋友借了点钱，在年前分配下来的那块位于南边村子的地皮上盖起一间红砖房子，第二年他又咬咬牙，再借了一笔钱，加建了二层和三层，由于负债不少，房子一直没敢装修。那些年父亲赚到的钱都用于还债，邓逸心的母亲只能省吃俭用，到田野上摘野菜煮熟搅着盐水配粥吃，隔上一周半个月才能吃上几块肉和几条青菜，那时他们姐妹四个都配有一个巴掌大的圆碟子，每到用餐，母亲都会小心翼翼地将饭菜平均分配好盛在圆碟子里。由于正处于长身体的那几年营养不足，加之先天的遗传因素，所以已经初中三年级的邓逸心个子并不高，只长了不到一米六的个子。幸好他父亲盖了房子后工作还算顺利，很快还清了欠下的债务。
为了尽早逃离这如同寄人篱下的生活，新房子内部的水泥胚才刚糊了一半，满屋都是红砖和水泥的粗糙质感，没来得及进一步装修，他们一家便匆匆选了个还不错的日子摆了几台入伙酒席。搬进新房子的那年，邓逸心刚上小学一年级，领到红领巾的那天，他放学回到家里，便迫不及待地躲进父母的房间里，因为只有父母的房间里挂着一面镜子。几天后，他父亲又借款买了一点材料，自己动手安装了一楼的几扇窗门。除此之外，他父亲还是村子里第一个将厕所建在家中的人，因此当时引来了不少父老乡亲的嘲笑。
邓逸心家算是比较早盖了新房子的一户人家，他家搬进新家那会，村子南边还是一片空旷的耕地，只有他们一户人家孤零零地立在草地和庄稼之中，晚上虫鸣声响成一片，弟弟的哭声也混了进去，可母亲再也不用担心他的哭声会招来谩骂，所以那几年弟弟的哭声也自由了。后来的日子里，村里便掀起了外出打工的狂潮。
第一批盖起房子的人除了外出闯荡的人以外，还有那能把死的说活的村干部。虽然这地方的村干部为人民做不了太大的贡献，但面对着人民，绝对练就了一条好舌头。当然，村干部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他们擦屁股的能力是不容小瞧的，他们成功地让很多外来人只看到小镇和谐稳定的表面，大部分的外来人不知道在小镇和谐的外表之下，既容忍了官商之间半透明的勾结，也容忍了大小社团在午夜里的刀光剑影。
还是个小屁孩的邓逸心对这些并没有太深的感触，因为父母撑起的保护伞已将这些糟粕阻隔在他的成长之外，以致他的人生憧憬尽是美好辉煌，他甚至还天真地用他刚从书上看到的一点点政治知识，试图纠正一个白发苍苍的长者的叹息，因为那长者在他面前说了一句：“这里可是自治区啊！”
自从邓逸心从村里小学毕业后，便以为自己即将步向一个更精彩的“外面的世界”，他兴奋地踩着终于属于自己的那辆二手的自行车奔向镇中学。对于邓逸心的兴奋，母亲表现出的却是担忧，自那天起，母亲便不停地叮嘱他少管闲事，她告诉儿子，小镇是一个水深火热的江湖，凡事都得小心，别让自己被水淹了火烧了。
可是天真的邓逸心依然对小镇抱以希望，他固执地认为纸是包不住火的。他的天真让他忽略了火也是会窒息的，只要那纸堆得足够厚，小火苗就会缺氧窒息在厚厚的纸堆之下，最后只剩下过眼的云烟。而那种纸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人民币”。火被闷熄了，事情也就被和谐了，小镇依然是和谐的小镇，到了夜晚，无论天多黑，还是万家灯火。
当然，小小年纪的邓逸心并不是什么救世主，他也不渴望成为救世主，他渴望的只是这个新的环境给他带来更多可能性的自由空间。至于救世主，他肩上也扛不起这样的重任，他现在要扛的是那个装满教科书的书包，虽然他对小镇抱以希望，但凭他现在单薄的肩膀，背起一个书包走完家里到学校的那半公里的路都让他累得喘气，更别说那遥远的、仅存于幻想的救世主之梦。
为了让他娇小的身体变得强壮些，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父亲给他买了个篮球，那是他第一次接触到篮球这玩意，以往他只能站在球场旁羡慕地看着那些比他年长、个子比他高的男生在球场上追赶篮球。
他抱起篮球往地上拍了两下，篮球在他的手掌和地板间来回弹了两下，接着他张开双手，将篮球抱于怀中，兴致冲冲地跑到了篮球场，用尽吃奶的力气把篮球往篮框里扔，可惜篮球软弱地碰了一下篮框之后，自由下落到个儿高的男生手里便再也没回到他手上，直到高个儿的男生玩腻了把篮球扔回给他。
虽然到了初中他个儿长高了不少，可是在同龄人当中，他还是个不显眼的小矮仔，所以他的英雄梦也只能在他的幻想里存活过，而现实里的他则是规规矩矩地上学，下课，回家，把从外面听到的见到的都消化在肚子里，然后回到家中，往任劳任怨的马桶一拉，用水一冲，让一切深埋于不见天日的下水道里，让自己的六根得以清净。正如怕事的母亲的嘱咐：“外面看到的听到的事，只要与你无关，你别理太多，你上你的学，读你的书，考个好大学，将来在外面就有出息。”
母亲从小给邓逸心灌输的“外面的世界”总能让他安静下来幻想（虽然他母亲去过最远的地方，也就是县里的那家医院），所以每一次离家上学都会加强他对更远的地方的渴望，他天真地以为长大就是能独自抵达更远的地方。
除了从母亲和父亲的描述里得知外面世界的大概模样，邓逸心脑子里的外面世界的具体形状都是由家里的那台笨重的14寸电视机去构建的。
尽管外面的世界一直在邓逸心的脑子里变幻着，但眼下他的世界就是这个实实在在的、堆满试题的破旧课室，还有搁在他眼前那不怎么出息成绩。他看着试卷上的分数估算了一下，可是无论他笔算心算还是掐指一算，都不能考上个好高中，看来他的六根是注定清净不了的了。为了他的六根能稍微清净点，安心读书，家长会过后，他母亲在学校附近租了个房子，从村里搬到镇上，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除了操碎心的家长，油光满脸的校长这时也开始劳心了，每一次的研讨会都是如何提高升学率，恨不得自己操笔上阵。
初中二年级刚结束，屁股在木凳上留下的温热还没散去，毕业班暑假补课的通知便迎头砸来。听到这个消息后，邓逸心深吸了一口气，正准备把书往书桌上拍，来一场埋怨，他的同桌便抢先骂了一句：“我去~”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埋怨，噼里啪啦地说了一大堆这个暑假的行程安排，却没想到最后被一则补课通知给扼杀了，横看竖看都像是校长的故意针对，于是他信誓旦旦地说要以旷课抗议。
邓逸心把话咽了回去，对着他点了点头叹了口气，没接上话，只好乖乖地听他滔滔不绝地埋怨。
邓逸心的这个同桌叫张洋，薄薄的嘴唇比邓逸心能说得多，每次说到点上，话就像那决了堤的洪水，滔滔而不想绝。而每次张洋说要旷课时，他的另一个同桌林泽洺就会掐住张洋的话说：“是不是认真的啊？好，我陪你。”然后张洋就窝囊地闭上了嘴，闷着脸继续上课。
邓逸心记得自他读初中以来，他就一直有两个同桌，学校的扩招让他们不得不把三张桌子拼凑在一起，在不到六十平米的空间里塞下六七十个学生，以致课桌堵住了后门口。这实在是没了办法，小镇的中学不多，而这所学校是这小镇上教学质量最好的一所（此评价仅限于初中部），人们都喜欢往这挤，再加上这里的人大都相信“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思想更是根深蒂固，任凭计划生育的政策在全国各地宣传得多么风风火火，到了这里就成了一场买卖，没钱的就偷着生，怎么生也要生个儿子，超生被发现就逃，被抓到了交罚款便可，不过罚款每年都要交，交到儿女年满十八。对于不交罚款的公民，执法人员的处理手法直截了当，毫不留情地把此公民家里值钱的东西搬走。邓逸心曾见过村里一贫困户因交不起超生罚款而逃走，而贫困户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唯有那两扇大门板值几个钱，于是执法人员便强行拆走了那两扇大门板。这样的故事每年快到新春都会上演一出，据说是执法人员以此“合法”的手段向公民索要点过年红包。所以当计划生育在全国各地风风火火地执行起来的时候，这个小镇上还是一如既往的人丁兴旺。
邓逸心的座位在前排这一直和他的身高脱不了关系，而比邓逸心还要矮半个头的张洋就坐在他左手边，因为张洋的身高，邓逸心很乐意地接受了张洋这个同桌，自上学以来，他还是第一次捕获到一个比自己矮半个脑袋的同桌，这简直是填补了他心灵上多年来留下的创伤。虽说邓逸心也为张洋话唠的毛病感到头疼，但他的身高足以抵过他话唠这个缺点，也许是因为身材矮小，他才用过多的语言来加强他自身的存在感。
林泽洺坐在邓逸心的右手边，他个子并不矮，要比邓逸心高出大半个脑袋，他们三个坐在一起挺直腰板就组成了手机上的信号提示，但课堂上林泽洺很少有机会挺直腰板，因为课堂上只要他挺直腰板，被挡住视线的后座女生马上会用笔戳向他的背脊进行投诉，他只好将挺直的腰板弯下来，以免挡住后排的视线。他之所以还能坐在前排，除了因为他的厚脸皮，还因为他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在老师的眼里是棵值得培养的好苗子。除此之外，他还是个英语科代表。刚开始林泽洺坐的是邓逸心的位置，因为被分到这个班之前，他和张洋就已经是老同学，是经常一起逃课的出生入死的好哥们，所以他俩刚搬进这个课室就誓死挨着坐，可是张洋没有节制地说话，让他不得不采取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免被同学投诉，班主任把他给调到教室的后排。
和英语科代表做同桌，邓逸心的英语成绩并没见长，他反而误打误撞地当上了物理科代表。说到邓逸心当选物理科代表这事，连他自己都觉得可笑，初到（6）班时，物理老师凌涛并不清楚班上物理成绩谁最好，可是在第一次物理作业发回来后，邓逸心便当上了物理科代表。凌涛让他担任这个职位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的电路图画得不错。凌涛除了是他们的物理老师，还是隔壁（7）班的班主任兼初中三年级的级长，他总爱用一副浓重的官腔调子去讲课，给人一副指点江山的模样，不过他在课下却是平易近人。
就这样，邓逸心靠着自己的绘画底子硬着头皮当上了物理科代表。
在得知邓逸心当选物理科代表后，邓父便跑到深圳书城买了一本连物理老师都看还没搞懂的《物理学难题集萃》给邓逸心捎了回来。那书厚得可以当枕头，里面的内容层次都去到了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适合人群为高等学校物理专业师生、国内外考试的研究生，真是望子成龙心切啊！只可惜邓逸心刚翻开第一页就吓得他差点把物理科代表这个“官”给辞了，他花了半个小时弄清楚了题目所问之意，可是他毫无解答的头绪，他只好移目到题目下方的分析解答，无奈他只看懂了那些中文，而里面的数字和逻辑思维弄得他头晕脑胀，最后他连名字都没敢往书上签，便把书搁在家中的书柜里珍藏起来，准备传给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