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翻译家傅雷，我们马上想到他译的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如果说《约翰·克利斯多夫》对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傅译巴尔扎克的影响更多停留在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的层面。
我们这一代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年龄约从四十岁到六十岁）或多或少都是傅雷的私淑弟子。我们最早接触的法国文学作品是傅译巴尔扎克。后来学了法文，对翻译有兴趣，对照原文精读的往往是一部傅译。我们折服于译者理解的准确和表达的精当，有时我们觉得自己不是在读一部翻译小说、而是一位中国作家在为我们讲述一个法国故事。傅雷提倡，也达到了“化境”。他的译文完全可以看作汉语文学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过傅雷没有译完所有巴尔扎克的作品。为出版汉译巴尔扎克全集，我们势必要补足他未译的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巴尔扎克全集》，凡是有傅雷译本的，一例不用别的译本。傅雷未译的，则另请译者。这些新的译文在不同程度上师法傅雷，它们与傅译并列，风格上的差别并不见得很大。第二十五卷《都兰趣话》是个特例。这是一部用拉伯雷风格写成的、《十日谈》式的短篇故事集，插科打诨，玩世不恭，译文也只有跟着走了。傅雷字怒庵，性情刚烈，嫉恶如仇。他译书一般选择与自己性格相近的，不会去译这部书；真的译了，恐怕也不讨好。
另一方面，翻译不能垄断，傅雷译过的作品可以复译。别的出版社也出巴尔扎克的小说，如最著名的《高老头》和《邦斯舅舅》。由于版权问题，它们都另找译者。译林版《邦斯舅舅》的译者许钧先生是翻译理论家和批评家，他指出“傅雷的艺术个性在译作中表现得过于充分，以致部分遮掩了原作风格”。他自己的译文自然力求更加贴近原文的风格。
傅译的另一个名牌《约翰·克利斯朵夫》也受到挑战。两家出版社将要推出新的译本。一位译者是老翻译家许渊冲先生，他有自己的翻译理论，主张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作，是两种语言的竞赛，译者利用母语的优势完全可以在某些方面超过原作者。许先生很自信，认为他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高于傅译。另一位译者韩沪麟先生比较谦虚，他说自己的译文未必超过傅译，但是将是另一种味道。如果傅译是大米饭，他的译文是籼米饭，请读者换换口味。
韩先生其实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傅雷的文学语言，是半个世纪以前被认可的高雅的书面语言（对话的翻译又作别论）。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也在发展，读者在语言上的欣赏趣味有所改变。西方有一派翻译理论认为每隔几十年就需要产生新的译本。我们这代人喜欢的地道的中国化的译文，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嫌其烂熟，他们读外国小说时更乐意同时读到外国的句法和表达方式，认为这才是原汁原味。好比上西餐馆吃牛排，他们宁可要带血的。近年来的文学翻译，就其总体趋势而言，似乎走的是这条路子。
我个人的看法，当今译坛呈多元化状态，不以傅译为最高标准和唯一依归，本质上是件好事。读者作为文化产品消费者，这样他们就与其他产品消费者一样，享有更大的选择。如同性格演员演谁像谁，许钧先生要求译者译谁像谁，非高手莫办。个性强的译者如本色演员，也可以成为一代名家巨匠，要在选准与自己个性相近的作家和作品。至于当前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对翻译作品的“洋味”的偏爱，我以为与年龄，也与社会上对洋货的崇尚不无关系。一旦他们进入中年和老年，阅读趣味恐怕会改变，转而喜欢醇正的中文。傅雷的译文作为中国文学翻译史的一个阶段的最高成就，甚至作为现代汉语白话文的一个范例，自有其历史地位和永久价值。我们站在傅雷的肩膀上，应该望得更远，攀得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