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巨匠老舍作品珍藏集（套装53册）杂文集第十五卷

　　小引

　　筹备会的钱已花光，成立大会的补助金还没能全领下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成立大会是辉煌灿烂的过去了，拿什么去办事呢？穷自有穷办法：先召集理事会，推举出常务理事来；有人就有办法！常务理事马上就职，开会、筹款。请会员交会费，自是最合理的，可是远水不能近喝，山南海北，一时哪能交齐？以身作则，常务理事先掏钱吧。当场收了几十块，赶紧就去印信封信纸，买各样的簿册，刻图章，备笔墨。有了这些东西，才能上公文，请求党政机关发给补助——分头去接洽自然是必要的，车钱自己垫。谁来管理这些文件呢？总务部按章应设庶务会计文牍等人员，可是薪水并不能自天而降。于是大家决定先请一位略受津贴的干事，自兼三职，自拉自唱；而各部干事都须到会办公，发动一切。

　　就是这么样，会务开始活动开。该写的、该印的、该发出的、该存记的、该办的、该筹划的，大家七手八脚都一拥而上。到前线慰劳的代表出发了，带着锦旗和慰劳书；盘费先自己垫上，回来再算账。为武汉各界扩大宣传周所写的文章也连夜赶齐，特刊、小册子、函信，都交了卷。还得出会刊，是的，出版部主任，你就去办吧。他忙起来，许多人自动的愿作干事，好在章程上干事是若干人，多多愈善。座谈会也要举行的。给军士写读物也事在必办……的确是没闲着，自然外间也许不大理会。一切都刚开头，而钱是那么不宽绰。外埠的理事和会员也许连会里的信还没接到一封。请别忙，邮递是真慢，而我们的文牍只有两只手，又兼任会计与庶务！

　　慢慢来，一定都有办法。请求补助已有批示，不久就能拿到钱；会刊一出来，各地消息自然灵通，而该进行的事必定一桩桩的都办起来。希望各处的会员早交会费，多一个钱就多作一分事，决不存在银行专为生利。希望大家都给会刊写文章，多给会里来信，说明各处要本会作的是什么，和大家要给本会作的是什么。在武汉的与在各处的朋友都能忙起来，会务才能日见发展。凡是本会不周不到之处，请大家不要只友善的原谅，还要发问，指示，以期共励齐进。好，算是会务报告的帽儿。

　　载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抗战文艺》第一期

　　AB与C

　　粗粗的，我可以把十年来写小说的经验划成三个阶段。

　　（A）女子若是不先学了养小孩而后出嫁，大概写家们也很少先熟读了什么什么法程与入门而后创作。写作的动机，在我们的经验里，与其说是由于照猫画虎的把材料填入一定的格式之内，还不如说是由于材料逼着脑子把它落在白纸上。不写，心里痒痒。于是就写起活来。自然是乱七八糟。这时候，材料是一切，凡是可以拉进来的全用上，越多越热闹。譬若：描写一面龙旗，便不管它在整段之中有何作用。而抱定它死啃，把龙鳞一个个的描画，直到筋疲力尽，还找补着细说一番龙尾巴。这一段谈龙的自身也许是很好的文字，怎奈它与全体无关；可是，在那时候，自己专为这一段得意；写完龙鳞，赶紧去抓凤眼，又是与谁也不相干的一大段。龙鳞凤眼都写得很好，可是连自己也忘了到底说的是什么了。想了一会儿，噢，原来正题是讲张王李的三角恋爱呀。龙凤与此全无关系。但是已经写好，怎能再改，况且那龙与风都很够样儿呀。于是然而一大转，硬把龙凤放下，而拾起三角恋爱。就是这么东补西拼。我写成了一两本小说。

　　（B）工夫不骗人，一两本小说写成，自然长了经验：知道了怎样管着自己了。无论怎样好的材料，不能随便拉它上来。我懂了什么叫中心思想。即使难于割舍，也得咬牙，不三不四的材料全得放在一旁。这可就难多了！清一色的材料还真不大容易往一块凑呢。这才知道写作的难处，再也不说下笔万言，倚马可待了。在（A）阶段里，什么东西都是好的，口上总念道着：这个事有趣，等我把它写进去。现在，什么东西都要画上个“？”了，口中念道着：这是写小说呀，不是编一张花花绿绿的新闻纸！这时候，才稍能欣赏那平稳停匀的作品，不以乌烟瘴气为贵了。

　　（C）闹中心思想又过去了，现在最感困难的是怎能处处切实。有了中心思想，也有了由此而来的穿插，好了，就该动笔写吧。哼，一动笔就碰钉子，就苦恼，就要骂街，甚至于想去跳井！是呀，该用的材料都预备好了，可就是写不出。譬如说吧，题目是三角恋爱，我把三角之所以成为三角，三角人，三角地，三角吻，三角起打，和舞场，电影院，一切的一切，都预备好了。及至一提笔，想说春天的晚上；坏了，我没预备好春天的暮色是什么样。我只要简单的两三句话，而极生动的写出这个景色，使人一看便动心，就自己也要闹恋爱去，好吧，这两三句话够想一天的，而且未必想得起来。缺乏经验呀，观察的不够呀！这个三角恋爱的故事不知道需要多少多少经验，才能句句不空；上自天文，下至跳舞，都须晓得，而且真正内行，每句是个小图画，每句都说到了家，不但到了家。而且还又碰回来，当当儿的响。单有了中心思想单有了好的结构，才算不了一回事呢！

　　到了（C）这块儿，我很想把以前的作品全烧掉，从此搁笔改行，假如有人能白给我五十万块钱的话。

　　载一九三七年二月《文学》第八卷第二号

　　哀莫大于心死

　　谚云：好汉不说当年勇。因为，今天不勇，而空夸当年，对人对己，两无益也。不过，只是称道自己的过去光荣，其作用虽云无益，尚无大害。假若于自夸而外，且谓今日之勇士都是瞎胡闹，反不如缩头受辱者高明，则是强词夺理颠倒是非，便许有些流毒了。

　　一个文艺者的生命，应该永远为文艺活着的。昨天写得好，今天还要写得好，明天更要写得加倍的好。假若只仗着昨日的一点成绩，即投笔从“闲”，且到处拍老腔，自号老牌正统文艺家，是自弃也。

　　再说，放弃了写作生活，便是放弃了对于社会动态的关心，文心停止了活动，人也就变成半死。于是，一方面说自己当年曾是好汉，一方面又说如今的一切都是胡来。半死的人看着别人辛苦劳作，原也只好这样忌妒一下也。

　　自己停止了文艺工作，对社会即停止关心，心既不动，静如止水，自然的会渐渐的讨厌社会。于是一听到“社会”，一听到“运动”等名词，便感到头疼，不能不发出谬论：文艺是个人坐在屋子里的事呀，要什么运动？其实他自己也许知道，因为配备抗战而发生的文艺运动，正是必不可少，正是文艺者爱国与爱民族的正当表现。怎奈自己已经与世隔绝，便不好不说些风凉话，既可遮丑，复足掩威，悲哉！

　　新文艺的产生，根本是一种举国响应的运动。有此运动，故有此文艺。但文艺不能永远停止在某时某地，“女大十八变”，文艺亦然，它须生长，它须变动。于是五四而后，有种种运动；此种种运动都是外循社会所需，内求文艺本身之进益，故新文艺不死。此种精神，遇到了抗战，便极自然的，合理的，发为抗战文艺运动。设若文艺者，在民族生死关头，而投笔从闲，钻入防空洞去，则文运绝，廉耻丧矣。今有人焉，指此运动为无聊，为多事，为毁灭文艺，定是另具心肝，或者是躲在防空洞内而想叱退飞机者也。

　　远查历史，则古希腊之大悲剧家与喜剧家都拿剧本去竞赛。他们并不以走出屋门，与大众混在一起为耻。

　　此后，文艺上种种运动，都是运动，而非静候灵感。剧圣莎士比亚自己走江湖，上舞台，倒也未曾失去了尊严，而反留下若干的不朽之作。若谓一参与什么运动，便俗气逼人，不可与言诗，分明是胡说。

　　今天，我们需要文艺运动，需要文人的团结，需要文友的相互督励。若有人站在一旁，专浇凉水；以运动为多事，以奋斗为胡闹，以团结为结党营私，天哪，不敢说别的，我看他是破坏抗战！

　　载一九四二年六月一日《文风》第二期

　　芭蕉集序

　　这篇恐怕是最不象序的序了。序的正当作用是扼要的精到的介绍一书、一作家的思想与特点，使读者在读前有个清楚的认识，或在读后有个意见的参证。这样的序不易作，一作不好便有骗人或引人走错了路的危险。我现在不想这么作，因为著者徐君还很年轻，他的文字、思想、感情、经验都正在发展前进，不能轻易下断语。他若从此不再进步，那倒好办了，可是那不是我所敢希望的。

　　序的另种作用是在捧场。这个，在此地用不着。徐君的这些篇文字大都是已发表过的，而且给他带回不少的赞美，用不着我来锦上添花。

　　只剩下鼓励了，这也似乎最合适。徐君的文字已有了很好的根底，无论写什么都能清楚有力；他知道怎样避免无聊的修辞，而简明的说他所要说的话。有这个基础，再加以经验与努力，他是有希望的；事实上呢，他也确是个很缄默而用功的学生，所以我似乎已看见一个青年写家就马上要来供献他更好的顶好的东西给我们了。

　　他自己说，他要写小说了。写吧！什么都要写！只有写出来才能明白什么叫创作。青年人不会害怕，也不要害怕；勇气产生力量，经验自然带来技巧。莫失去青春，努力要在今日！

　　老舍一九三五·冬·青岛载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益世报》

　　保卫武汉与文艺工作

　　去年七七的炮声是在芦沟桥，今岁七七的炮声是震动着半个中国。去年七七，日本军阀是作着最好的侵略梦；今岁七七，日本军阀还加紧的放炮，可是面上已没有了笑容。日本军阀万没想到两个七七碰头，而中国还会挺着胸昂立不动。是的，大中华已提到“保卫武汉”了；可是日本军阀，设若稍微聪明一点，也该回头看看，在哪里他们可以算立住了脚？北平城门外就夜夜有枪声！这样，保卫武汉的呼声与事实绝对不是消极的要多保住一两座名城，而是要在这儿再重重的打出一拳，把没了笑容的日本鬼脸打出血来。武汉必须保卫是表明抗战的决心，与抗战的能力，并不是颤抖着说：“这可是末一招了，这一招再不灵验，我就倒在尘土上了！”只要大中华不屈膝，日本军从便得老幌悠着——幌悠久了，便会栽倒。拼命保卫武汉，当然的；同时也须预备好比保卫武汉更坚强的毅力与决心，即使不幸而武汉失落也能沉住气往下打。这才是长期抗战的真信仰。只有以这个信仰为发挥一切人力财力的心核，我们才会看到侵略者的尸身被弃在长江大河之间，连骨灰也来不及烧化。

　　文协不愿赶快离开武汉。文艺工作者在去年七七以前，就早已呼号着民族解放与巩固国防。他们为民族优虑，给民族以警告与激励，因为他们的信仰是民族革命与复兴。文协的会员散居各处，无从集合。在武汉的文协会员，人数不很多，可是他们都愿意参加保卫武汉的工作，用笔也好，不用笔也好，只要有工作，他们便愿意去作。单单的以武汉为文艺中心来看，无论在感情上与理智上，他们都觉得保卫武汉是神圣的责任，他们必须肩起他们所该作的那一部分。

　　说到这愿负责工作的话，我们似乎就该回顾一下，把一年来的工作成绩公平的加以批判，看看我们作了什么，和缺乏什么。假若我们在过去这一年中，什么也没作，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假若我们确是作过许多的事，可是其间有许多阻碍与困难，那么我们便当毫不客气的指出那些阻碍与困难，来在保卫大武汉的工作中从新努力去冲破，去克服。这假若不是我们独自可以作到的，我们便谦恭的，热诚的；盼望外界给以方便与援助，共同完成保卫这圣地的伟大工事。

　　恐怕摆在最前面的指摘，便是神圣的抗战已及一年，而伟大的文艺作品还没有一页。老实不客气的说，恐怕这一年来的成绩还不如五四与北伐两个时期。护短是用不着的，可是事实必须公平的提列出来：五四的本身差不多就是文艺运动，它的成绩最好的部分也是文艺作品。它的反抗与解放的说法，比它说的是什么更高明；政治与哲学的理论很幼稚，可是那多少必含些伤感的文艺却立下了新文学史的基石。北伐的胜利，平心静气的来看，宣传实尽了抛在当时的最大力气，有时候宣传的力量且比兵力更强一些。文艺、自自然然的便找到它的路途，随着革命的热烈而活跃起来。军事与文事，在那时候是无可拆散的。现在怎么样呢？全民族抗战不是个文艺运动，象五四那样。不错，文艺者都想用笔作枪，可是事实上，文人弃笔而拿起枪来的也不在少数。就是文艺者都紧紧的握住了笔，不管别的，文艺也还须与抗战的其他种种配备起来，象多少河流都汇归大海那样，不能独霸一代。中日的战争不同北伐。北伐时期能以宣传代替武力，现在我们可不能专凭文字打退日本。我们的宣传多半是朝向着我们的军士与人民，于是我们去唱，去演，我们的歌，我们的戏剧。北伐时因宣传的得力，文艺与军事一同迈步前进，文艺可以狂喜的保持住文艺性。现在，我们是死心塌地的咬定牙根争取民族的自由与存在，文艺必须深入民间；虽然我们一点不以降格相从为正当的手段，可是我们也确实认识了军士人民与二十年来的新文艺怎样的缺少联系。于此，文艺便因克服实际的困难而减少了文艺性与其浪漫。以笔代枪，枪是不能浪漫的，不能因打射一片白云——纵然是极有诗意的一片白云——而浪费子弹。看看吧，军队里唱的歌，街头上演的戏，报纸上的报告文字，宣传的小册子，哪一项不是文艺者的成绩呢？战地服务团、宣传队、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各地的游击队，哪里没有文艺者正兴高采烈的工作着呢？这样的成绩也许不很好，可是这种作品根本就不是供给沙龙里的艺术家们去欣赏赞读的；坐在美雅的沙龙的人们也许还会说“战争是惨酷的呀”，而不知道日本打的是谁，与我们为何抗战！那些服务与操作，也许把写作的时间占去，把撰著的精力占用，成全了工作，而耽误了文艺。可是谁去管呢，抗战根本是肉血相拼的事，力量用在手上和用在脚上是一样的；不能打倒敌人，便踢他滚吧。

　　这样，文艺者自动的分散开，都抱着短刃相接，与倭寇死拼的决心。心中预想的读者的识字程度，写作的时间限制，精力的不集中，集团的不齐整，都使文艺不能从容的详密的计划出，作起来。终生写成的《神曲》与《浮士德》是不能在这儿期望的。我们只有随时的心灵火花的爆发，还没有工夫去堆起柴来，从容的燃起冲天的烽火。再说，文艺者的工作，全凭他们自己的热心，到各方面去找。他们不能自主，拾起什么，就作什么，他们没有得到什么援助。他们的工作决定了他们的写作的内容与形式，他们不能有远大的计划，因为有了计划而不能实现，只足增加苦恼。他们愿意有相当的，数人志同道合的集合在某一军部，或某一地带，作有系统的宣传，作有系统的记录，或实行集体的创作。可是这必须得到外界的帮助与许可才能成功。显然的，文艺者二十年来就以指摘社会的病端而遭到不少压迫与厌恶，现在这种厌弃的心理也还存在。好象是允许写作已是宽大，尽力帮忙则离题太远了。这个困难的克服，单凭文艺者自己去东撞西碰是绝难奏效的。我们请求政府社会予以有力的援助与合作的热心。个人以致集团的力量之微薄，不足为耻；所怕的倒是在无从施展那点力量。这是我们的自励，也是我们的呼吁。特别在保卫大武汉的一切工作中，我们深盼得到我们的指定岗位。

　　以作者自己来说，这半年来曾致力于写作通俗读物。鼓词、旧剧、歌曲、小说，都写过了一点。成绩如何呢？鼓词没人唱，旧剧没人演，歌曲没人作谱。我个人不能作到这一切，必须有许多帮助；为宣传，无论从人力与财力上说，“一人班”是绝难成功的。团体的联合互助是必要的，可是无论哪个团体也不会出钱。说真的，写这种东西给我很大的苦痛。我不能尽量的发挥我的思想与感情，我不能自由创构我自己所喜的形式，我不能随心如意的拿出文字之美，而只能照猫画虎的摸画，粗枝大叶的述说；好象口已被塞紧而还勉强要唱歌那样难过。可是，我并不为这些别扭所灰心。我还继续的作，深盼有人来“朗读”——即使得不到歌唱与演出的机会。但是，可有一印几百万份的小册子或刊物没有呢？没有！我知道我的力气并没白费，我遇到过读了我的鼓词与小曲的伤兵与难民。可是，这是些特殊的伤兵与难民，肯少吃半顿饭，而去买本刊物来念。他们得不到白赠的刊物。别人呢，那只好想念而念不到，束一束腰带而去喂饱了眼是难能的事。在乡下呢，我的东西根本去不了，书商的眼中没有乡下，而大部分的宣传机关也似乎忽略了这一层。个人的苦恼，不算什么；个人孤立无援，用十成力气而无一成效果，就是英雄，也得气短。

　　没有确切的联合，没有通盘的计划，没有大量金钱的应用，遂使文艺者的工作只能东投一弹，西放一枪，得不到预期的功效。决不是，决不是，在这里把毛病都推在别人身上。但是事实是事实，在抗战期间，我们不应以相互原谅而误了大事。给我们工作吧。我们是怎样期待着尽我们的一点力量啊！我们没法自己主持一切，当局不会给我们印几十万本书送到军队里去，我们个人生活的困难不允许有集团的动作，在一块儿工作的快乐并不使大家都不饿。

　　伟大的作品么？在这伟大的时代里，每一个兵挂了彩，每一个穷人献上他的一顿饭钱，都是伟大的作品！面向着“抗战第一”这四个字，尽力的便伟大。我们文艺者之中，有的一字未写而在前方丧了命，有的一语不发而辛苦的为军民服务。无弦的琴也照样伟大，假若操琴者的心中有爱民族的热诚的音乐。我们还能拿笔的，谁曾偷懒过呢？我们力量的渺小，阻制不住我们心情的崇高与伟大。手榴弹只能炸开那么小小的一块地方，而扔出去的时候，它是对准着全部敌军，而想到最后胜利的。这伟大。这点谦卑的伟大是胜利的基础。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不幻想在三天之内写成一部《战争与和平》而愿打今天这仗，直到最后胜利来到。这比五四的伤感与北伐的浪漫更朴实确切，这是与军民手拉手的奔赴前方。这将奠定了比五四与北伐两时期更结实更纯真的文艺。这文艺在目前就成为军民必需的精神食粮，这文艺也将自成一格，渐进而为真正的民族之声，为全人类呼唤着和平与自由，并报告了争取和平与自由的经验与方法。

　　这种虔诚，我希望，能使我们在保卫大武汉的事事中，得到我们的渺小的伟大的实现。我们愿作机器中的一个齿轮，我们盼望机油也流灌到这个齿轮上，使它活动起来。

　　文协的历史，只有短短的三个月。这三个月中，会中得到不少帮助：政府的爱护指导，各救亡机关的辅助合作，都使我们感激。我们自己呢，也就抱着无党无派的精神，同力协作的诚心，尽力于政府社会和各团体间委托给我们的工作。在表面上看来，这真近乎精诚团结，一致抗日了；可是作得并不够，还差得多。我们自己所要作的集体创作，因为会员们的穷困与会中经费的窘迫，还没法下手。我们想编的丛书，因印刷发行种种的不便利而停顿。我们已写成的那些宣传文字还未能大量的印行。各地方的分会因立案之不易，还未能马上都组织起来。总而言之，我们的力量绝不能克服一切实际的困难。我们的利器是笔，可是要结成笔阵，就非另有外援不可；尽管我们自己排列得很齐整，若没有交通的工具，我们便只好摆阵给自己瞧，永远寸步难行。即使说我们可以徒步前进，好，我们也还需要我们自己设备不起的印刷机器与其他的必需品。我们必须充实自己，不错，但是没有米总难烧成了饭的。

　　我们一点也不是发牢骚，反之，我们很感激政府与其他方面曾给了我们不少鼓励与助援。我们着急的是这还不够，外界的助援不够，我们自己的工作不够。缺了文艺这一部门，在全面抗战上便陷着一角；而在当前任何一角也是不当任其陷落的。我们是为这个而焦急。在平日，我们自己可以闭户著作，凭我们自己的本事如何，而获得毁誉。那几乎完全仗着我们自己。在抗战期间，我们不能专凭自己的高兴，去决定我们的行动，我们必须与别人迈齐了脚步，朝着太阳旗进攻。这样，把我们关在屋里，我们便无能为矣。这并不是说，到了大难临头，我们便没了办法，手足失措。不，绝不是！一个士兵去上阵，他不能自备枪枝，独自行动，他是拿着国家所交给他的家伙与命令而去牺牲自己的肉。我们也如是。我们愿把心血献给国家，所以我们愿接受命令，更希望得到原不属于我们自己的那种种便利。

　　我们盼这不是奢望，切盼我们能在保卫大武汉的工作中分得我们的责任。我们自己的努力是最要紧的。同志们，我相信大家是会携手同行，共同负起救亡图存的责任的。

　　载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抗战文艺》第十二期

　　北京俗曲百种摘韵序一

　　这部小书可以算作罗莘田先生的“通俗”著作，因为：一，从材料上说，这里的材料都是从北方民间“俗曲”百种中摘提出来的；二，从旨趣上说，罗先生以前的许多著作，都是音韵学上的专门研究，而此书虽然还是以学术研究为出发点，可是它可以直接应用到通俗文艺的写作上去。所以，我说，它可以算作“通俗”著作。

　　抗战以来，文艺写家和有志于文艺习作的，鉴于文艺之须入伍下乡，颇注意于固有的民间文艺作品，而加以研究。同时，在作品上，有的以旧瓶新酒的方法，改造旧有的民间戏剧诗歌，有的取精去粕的另制新瓶新酒，供给军民以可以接受的读物。方法虽殊，而求作品之通俗，期使新文艺深入民间，则一也。

　　文艺通俗化不是个简单的问题，我们不能详细的提列各点，在这里一一加以讨论。让我们单说罗先生这部小书与通俗文艺习作的关系吧。

　　一，民间的活文艺，不用诗人或诗匠所遵守的死韵脚，是件行之已久的事实。以辙代韵，由来已久，且日见普遍，广被民间；十三辙的形成是其明证。但十三辙是什么呢？请看此书——这里有活的例证，与其变化发展的史迹。例证足供写作之参考，因为今日的文艺语言，大半以国语为标准，以一个不深知国语的人，去写或欣赏以国语为工具的文艺作品，也许不易找到或认识合适正确的韵脚，看了此书，自有把握。至于十三辙发展的轨迹，更使我们相信活语言自有活韵脚，不管守旧的诗人如何要遵古用韵，可是民间自有自己的胆量与自由，有无可阻止者。就是今日新诗与“改良旧诗”的押韵也须舍旧取新，以辙代韵。罗先生对辙与韵变迁的考证，足以使我们理足气壮的去革新。

　　二，十三辙是有了固定的组织，但是由罗先生所提出的例子来看，辙口的运用在民间文艺中还是千变万化的。这些变化大概有几种不同的原因，象是：（1）在上句无韵，下句有韵，一气到底的形式中，一般的说，理应用平韵就都押平韵，用仄韵，就都押仄韵。可是，也许是因为民间文艺作家的技巧不够，而平仄夹搀，出了规矩。（2）平仄乱押，有的也许是因为音乐的关系，应用平声者而用了仄声，使在歌唱或朗读的时候更为悦耳。

　　三，民间文艺中的辙口用字，随地方的读音而增加了字汇，一地方所用的辙，不完全适用于另一地方。因此，十三辙虽然在北方有了固定的组织，可是仍不能强迫任何人“谨遵钦此”！

　　由上列的三个原因，我们看出来，辙数虽已固定，而运用尚有自由，稍微出了规矩，不能算作大毛病。因地方语的差别，因韵文的音乐性的需要，我们还可以审情度势的随便一些，以求其“活”。这本书在一方面使我们看见了十三辙，足为参考；在另一方面也使我们看到其中的变化，教我们既辙有所依，而还能各善其用——活文艺绝不是语言音韵的奴隶，而是它们的主人。

　　老舍三十，九，一 昆明龙泉镇宝台出

　　载罗常培著《北京俗曲百种摘韵》，

　　一九四二年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

　　本刊半年来的回顾

　　《抗到底》这小刊物生在武昌，死在汉口，现在复活于重庆。

　　它必须复活，因为它是“抗到底”。抗到底的精神，无论是指本刊，还是指全民族抗战而言，就是“死而不已”的精神。象被斩伐的大树，春来便又枝条怒发了。复活的喜悦一定大于死的悲哀，设若我们以本刊的复活作为全面抗战的象征，我们便当严肃而快活的再接再厉，死里求生，直到打败暴日的时候，我们痛定思痛的落泪；现在，我们应当活泼泼的去拚命。

　　在这小刊物降生的那一天，我们就没敢放心的欢舞庆祝，准知道它生在荆棘中，必须以血汗创出它的路径来。那时候，它是在武昌的一家小印刷所里，以七拼八凑的字体，以性质不同的文章，慢慢的拼成，慢慢的由一架手摇机降落下来。我们焦急，颤抖，十几昼夜，才看到它成为薄薄的一小本。我们象母亲看见自己瘦弱病丑的小儿似的看着它，明知它有许多缺陷，明知它将遇到更多的灾患，可是我们对它抱着很大的希望。无论怎说，“抗到底”这个名字是可宝贵的，只有它可表现出抗战的决心，我们也就必须百折不挠的使它活下去。

　　由武昌到汉口，无论在印刷上与编辑上，都有了一些进步，销路也渐次增加。可是我们知道象这样的小刊物也逃不出暴敌的威胁。暴敌的毒计深谋，便是灭绝了大中华的一切，他想毁灭了我们的城市，炸碎了我们的一切器物，破坏了我们的交通的工具。即专就一个小刊物而言，也会找不到印机，找不到发行的便利，而与城市人物同归于尽。

　　果然，武汉遭受了大轰炸。印刷机器必须挪开，书局必须迁避，人口必须疏散。《抗到底》呢，便也由脱期而停顿了。就这么完了吗？哪能！我们若被炸弹吓昏便是暴日的成功。对于没有炸死的，暴日是切盼着吓个半死，颤抖着跪下求饶。抗到底的精神，无论是指本刊，还是指神圣的抗战而言，是根本没有屈膝这一说的。被打倒了不算失败，起来再干正是英雄。长期抗战就是不怕跌倒，而是要跌下去，马上立起来，又扑过敌人去。就是这小小的刊物，既然称为“抗到底”，也须抱定这不怕跌仆的精神。所以我们到重庆来复刊。

　　我们不敢说在武汉这几个月，有了什么了不起的贡献。我们只能说，我们的立场是精诚团结，一致抗战，抗战到底。明乎此，再看我们已刊行的十四期，就会明白了为什么这小刊物里既有政论，又有文艺，既有新小说，又有大鼓词。是的，谁写的都欢迎，只要他写的明白。什么题材都是好的，只要它有益于抗战。以前的十四期是这样，以后的还是这样。谁给我们写，写的是什么，全都决定于写者与文章是否在爱国的老百姓的立场上，为团结而呼吁，为加强抗战能力而发言。

　　我们认票不认人，而我们的票更是精诚团结，抗战建国。

　　因为上述的理由，所以我们自第四、五期以后，略为偏重通俗文艺。不，偏重还有语病。应当说由事实的演变，自然而然的走向此路来。我们的立场既是协力同心打日本鬼子，我们当然便顾及宣传的普遍性。政论及其理论是我们欢迎的，可是我们万不能因维持文章的水准，而忽略了士兵与老百姓。我们不但为他们写，还去找他们写稿子。我们不但要向他们宣传，也愿他们有机会说话。于是，一方面我们给他们写通俗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也到难民区及伤兵医院等处去拉稿子。这样，我们交了许多军队中与难民收容所中的朋友；他们既是我们的读者，也是我们的撰稿员。我们与他们交换了意见与文字，自然我们不再舍弃他们，而且渐渐的感到，即使这小刊物完全刊载通俗文字也未为过分，虽然我们实际上并未这么办。不论如何吧，我们带出了偏重通俗文艺的趋向来。我们决不后悔这个演变，因为我们晓得别种刊物既能充分的供给高深的文字，我们就不妨多发表一些通俗的。军与民是抗战胜利的决定力量，大概没人反对，那么我们以俗易雅，或者也不能算走错了方向。

　　方向既定，我们开始设法向军队与乡间推销。对军队，还有些办法，因为军队既有组织，找到军部成长官便可以交涉。乡间可困难多了，书局不代往乡间发行，我们又无从亲自去赠送或推销，简直想不出主意。我们希望能将刊过的通俗文字汇编起来，另印小册，送到军队与民间去。自然我们没有够用的金钱去实现这理想，我们只希望有钱的人能帮忙，使我们如愿以偿。一首歌能使战士忘了疲劳，一出戏能使受伤的将士再赴前线。我们深信文艺的力量并不小于枪炮，因为我们曾亲自试验过，曾与军士和老百姓有过文字之缘的。

　　在复刊后，用不着说，我们的立场还是照旧，我们收稿的态度还是严肃而公开，我们最大的努力处还是在通俗文艺上！并且愿得到帮助，把这种文字送到军民与百姓的眼前。最后，我们希望在复刊后，能得到各界的批评与指导，使《抗到底》的文字真能作抗战到底的精神与力量的发动与发挥者。

　　载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抗到底》第十五期

　　储蓄思想

　　我真不愿把文艺说成什么神秘的东西，可是赶到人家问我怎样写作，我又往往不能痛痛快快的，象二加二等于四那样的，给人家几句简单而有用的话。这使我非常的苦痛。你看，我确是写过了不少东西，可是我没有胆量声明我的成绩有什么了不起之处。我只能说我是在不断地学习。那么，你向一个文艺学徒问长问短，也就难怪我说不出所以然来了。

　　对，我只好告诉你，你须先学习吧。假若你肯用心学习，我想你不久就能赶过我去。文艺并不是几个天才者的专利品，谁肯学习谁就能生产一些“文货”。

　　怎样学习呢？这，又是个不好回答的问题。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有许多不同的路子都可以走到“文艺之家”的门前。现在，我只能就个人的经历作个简单的报告，供作参考而已。

　　要学习文艺，切勿专在文艺作品上打转儿。你要先有一些思想。真的，文艺作品不专仗着思想支持着，正象一个美人不能专仗脸子好而可以不要骨头不要肉那样。可是，文艺的最大的使命是发扬真理，怎可不先由思想入手呢？想想看，一个没有思想的人，也就不辨是非，不关心人类的生活合理不合理，那么，他怎能有正义感，怎能选择什么值得说，什么是废话呢？因此，你要储蓄思想。用思想作你的眼睛，去看，去分析，去判断，而后你才能找到你以为值得说的话。假若你以为某几句话值得说，非说不可，你必会把你的感情激动起来，设法用最足以动人的形式把它说出来。思想是花朵，感情是色与香。自然，一个富于感情的人，未必有高深的思想；一个有思想的人，又未必有深厚的感情。可是，预备做一个文艺家，你就非由思想上发泄你的感情不可，因为你若糊里糊涂，专凭感情的奔放去写作，你所给人家的也许只是一些伤感或成见；你可以成为一个风流才子，专用感情写出“红是相思绿是愁”，和“不住温柔住何乡”那样的聪明的句子，可是与人生大道理有什么关系呢？你是当代的人，你应当先关切当代人类的苦难与幸福。只有感情而没有思想，你便只会关心你自己，把你的一点小小的折磨与苦痛说到天那么大，而与旁人无关。风流才子，你要知道，是摩登世界人类的渣滓呀！

　　不过，你可也要记住，储蓄思想便是储蓄炸药，它也会炸死你自己，为安全计，你顶好躲它远些。思想与苦痛永远紧紧相随，因为一般的人不喜欢用他们的脑子，所以看别人一用脑子便吓一跳，而想把那个怪物用砖头打杀。你要准备吃砖头。

　　是的，文艺不专仗思想支持着，可是你若专从文字或感情上入手，你便很自然的只会制造些小玩意儿，花呀儿呀的哭哭啼啼，而不敢正眼看社会与世界；尽管文学与感情也是文艺中的重要构成分子。

　　再说，储蓄了思想，虽不能成功一个文艺者，你还不失为一个有头脑的人。若只耍弄耍弄文字，发泄发泄小小的牢骚，则不但不能成为伟大的文艺家，或者还把你自己毁掉——风流才子不往往是废物么？

　　有了思想，你该再注意世态。思想是抽象的，空洞的；世态是具体的，实在的。用你的思想去分析世态，而后你才会从浮动的人生中找到了脉络，才会找到病源。这样，你才能明白思想并不是死东西，而是在人们的心理与动态中隐藏着的。你须在若隐若现之中把它找出来，正象医生由病人的脸上发烧而窥见了肺部的隐病。你须描写世态，而描写世态，正所以传播思想。所谓具体的描写并非是照像，而是以态寄意。

　　有了思想，你才会知道文字不仅是字与字的联缀，而是逻辑的推断。胡涂的句子是胡涂人的声音。你一点也不要忽略了文字的重要，但是你更不应忽略了文字的根源——思想。你一点也不要忽略了感情的重要，但是你须先辨明哪是值得说的，哪是不值得说的，若给不值得一说的加上华美的外饰与感情，你便是骗人，便是变戏法，而不是制作文艺。

　　关于思想的重要已说了不少，就此打住，等有工夫再说别的吧。

　　载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文艺先锋》第六卷第一期

　　大时代与写家

　　每逢社会上起了严重的变动，每逢国家遇到了灾患与危险，文艺就必然想充分的尽到她对人生实际上的责任，以证实她是时代的产儿，从而精诚的报答她的父母。在这种时候，她必呼喊出“大时代到了”，然后她比谁也着急的要先抓住这个大时代，证实她自己是如何热烈与伟大——大时代须有伟大文艺作品。

　　就是在过去的几年中，大时代与伟大文艺的呼喊已经是不止一次了。虽然伟大文艺仍差不多是白卷，但文艺想配合着时代去扩大充实自己的这点勇气与热诚是值得称赞与同情的。

　　拿今天的抗战比起以前的危患，无疑的以前的大时代的呼声是微弱的多了；无疑的，伟大文艺之应运而生的心理也比以前更加迫切而真诚了。

　　可是，伟大文艺是否这次不再交白卷呢？

　　我不敢回答这个问题。是，否，我都不敢说。

　　我所要作的只是凭着一些过去的事实，来供献一点意见；即使这点意见不无可取之处，她仍然不过是许多意见中的一个，并不敢自信这就是到伟大之路的唯一秘诀。

　　在文学史中，我们看到很多特出的写家怎样的在文艺工作之外去活动，莎士比亚写剧本，也拴班子与演戏；但丁是位政客，密尔顿是秘书，摆仑为争希腊独立而死。往近里看，自五四后我们所产生的几部较有价值的著作，也几乎都是作家们参加革命或其他实际工作的追忆与报告。于此，我们知道文艺与活动是怎样的密切相关。于此，我们知道等待着伟大文艺的来临是怎样的一种可怜的空想。活动不妨碍想象，而反是想象的培养与滋生。

　　再往真确里一点说，伟大文艺中必有一颗伟大的心，必有一个伟大的人格。这伟大的心田与人格来自写家对他的社会的伟大的同情与深刻的了解。除了写家实际的去牺牲，他不会懂得什么叫作同情；他个人所受的苦难越大，他的同情心也越大。除了写家实际的参加时代所需的工作，他不会了解他的时代；他入世越深，他对人事的了解也越深。一个广大的同情心与高伟的人格不是在安闲自在中所能得到的，那么，伟大文艺也不是一些夸大的词句所能支持得住的。思想通过热情才成为情操，而热情之来是来自我们对爱人爱国爱真理的努力与奋斗，来自我们对一种高尚理想的坚信与活动。在活动奋斗之中把我们的经验加多，把我们的人格提高，把我们的同情扩大。有了这种理想，信心，与经验，再加以文学的修养，自然便下笔不凡了。反之，我们只关在屋里，抱着胸中的那一钉点热气，也许遇到一股凉风便颤抖起来了。

　　专用文字去讨好的方法已经太旧了，要不然八股文也不会死灭。文学既是活东西，她就必须蜕出旧壳，象蜻蜓似的飞动在新鲜空气之中。因此，写家的企图必是想打破旧的方法与拘束，而杰作永远是打破纪录之作。哪里去找此种打破纪录的法宝？体验。把自己放在大时代的炉火中，把自己放在地狱里，才能体验出大时代的真滋味，才能写出是血是泪的文字。这种文字必不会犯脆弱，空洞，与抄袭等毛病。崇高的理想使写家立在大时代的前端，热烈的挣扎使他能具体的捉摸住当代普遍的情感；这样，他的思想与感情便足以代表当时的企冀与生活，所以她的著作才能作此时代的纪念碑。正如但丁的《神曲》，不管是上天堂入地狱，其中老有作者的影子与人格。

　　是的，大时代到了；这是伟大文艺的诞辰，但写家的伟大人格必须与她同时降生。行动，行动，只有行动能锻炼我们的人格；有了人格作根，我们的笔才会生花。

　　我看见一位伤兵，腿根被枪弹穿透。穿着一身被血，汗，泥，浸透糊硬的单衣，闭目在地上斜卧，他的创伤已不许他坐起来。秋风很凉，地上并没有一根干草，他就在那里闭目斜卧，全身颤抖着。但是，他口中没有一句怨言，只时时睁开眼睛看看轮到他去受疗治没有。他痛，他冷，他饥渴，他忍耐，他等着！

　　好容易轮到他了，他被一位弟兄背起，走进了临时医疗所。创口洗净，上了药，扎捆好，他自己慢慢的走出来。找了块石头，他骑马式的坐下。一位弟兄给了他一支烟卷。点着了烟，还是颤抖着，他微笑了一下：“谢谢！”也许是谢谢那支烟卷，也许是谢谢那些护士与医生，也还许是谢谢他已能在块石头上骑坐一会儿了！他已上了十字架，还要感谢那小小的一点他所该得的照料！

　　什么样的笔能形容出这种单纯，高尚，坚忍，英勇，温和，与乐观呢？什么话也没有，只是“谢谢”！神圣的战争，啊，这位战士是这神圣战争的灵魂与象征。他也许一字不识，单纯得象个婴孩；但是他作到了一切。他是服从着神圣战争的神旨，去受饥寒痛苦；一口香烟喷在面前，他仿佛是面对面的与神灵默语：他牺牲了一切，他感谢一切！在行动中，他的单纯的赤子之心光显了神圣的呼召，证实了我们忍无可忍而挺身一战的牺牲与自信，在牺牲中看见了光明，在单纯中显示了奇迹。

　　我们怎能了解这样单纯圣洁的战士呢？啊，只有我们也去作些与此类似的事情。我们有千言万语，来自书本，来自理论；真正的战士却作到了一切而一言不发。我们应当道出他所不肯与不会说出来的热情与真纯，这难道还不是可歌可泣的事么？哼！这，岂止是可歌可泣呢？但是我们必须先把我们的理想与信仰施诸实际的行动，我们的心才能跳得与他一样的快，我们的笔才能与他的默然和微笑一样微妙与崇高。经验不仅是想象的泉源，她也是坚定我们的信仰与加高我们的热情的火力。全面抗战须全体国民总动员；袖手旁观的是等死，还说什么伟大的文艺？作一分事，便有一分话可说；现在该作的事太多了。写家们！你怎能说出十分的话，而半分事也不去作呢？当你的爱人死去的时候，你晓得什么是悲痛；当你伺候一位伤兵的时候，你明白了什么是英雄。在凄风苦雨之中，你去由战场抬回一位殉国志士的尸身，你便连风之所以“凄”，雨之所以“苦”，也全领略到了。在全民族的苦战挣扎中，事事是前此未有的，事事给予新的印象与刺激；前此一切文章的旧套与陈腔全用不上了，要创作便须在面前的血泪生活中讨取生活；先有了新的生活，而后有创作的新内容与新形式。浮浅的观察是消极的，万物静观皆自得，本是无所动于心，怎能写出动心的文字呢？工作产生热情；我相信，不久那些英勇的战士之中必有会写出一些高伟热烈的文章来的。谁写出好文章也值得钦佩，但是写家——以文艺为神圣事工的写家——岂不觉得害羞？忌妒是没有用的，谁作了事谁便有真的感情与真的言语；写不出什么来的只好自怨自惭为何不及时的作些救国的事情。救国是我们的天职，文艺是我们的本领，这二者必须并在一处，以救国的工作产生救国的文章。朋友们，去作点什么！爱国不敢后人，咱们才有话说。否则大时代的伟大文艺却只有那位伤兵的“谢谢”；我们将永远不能了解这两个字的意义，而我们所写的将永远不着边际。

　　抗战文艺产自抗战写家，而抗战的事工正自繁多，我们满可以自由来选择与投效。

　　载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宇宙风》第五十三期

　　读-鸭嘴涝

　　组缃先生有七八年没写小说了。《鸭嘴涝》的写成，不但令我个人高兴，就是全文艺界也都感到欣慰吧。书名起得不好。“鸭嘴”太老实了。“涝”，谁知道是啥东西！

　　书，可是，写得真好！

　　组缃先生最会写大场面。他会把同一事件下的许许多多人（例如大家看对台戏、或打群架……），都一一描写出来；以形容，以口气，以服装，描写出每个人的个性，及对此同一事件的看法——把这些不同的看法汇拢，便见出那社会的经济，文化的形态来。在《鸭嘴涝》中，他仍用此手法。他叫我们看到不少活生生的人，也看见一个活的社会。

　　在他所描写的那些人中，他把力量都放在鸭嘴涝的乡人身上；因为不详写这些人，则鸭嘴涝之为鸭嘴涝便不会显明了。对外来的人，他没用同等的力气去写；有的只一笔带过，不便累赘。因此，人物中有重有轻，未能个个出色。可是，对一部不很长的小说，或者也只好这么办，否则宾主不分，大家挤在一处，谁也动弹不得矣。

　　书中关于抗战的理论与见解，都很平常。但是这点平平无奇的议论正好同乡民们的知识水准配合，也就显着不太泛泛。我真希望组缃先生能把鸭嘴涝居民的礼教与生活力量写得更深厚强烈一些，或者到然而一大转的时候——由怕战争到敢抗战，——才显着更自然而有力。

　　在文字方面，他极努力于利用口语。虽然他感到多少的苦痛与困难，虽然自己还不满意，可是已经给我以最大的欣悦。专从文字上说，已足使我爱不释手！词汇，声调，歇后语，谚语，都使我念了一遍，再念一遍。借着这些有魔力的活生生的话语，我不单看到，而且听到鸭嘴涝的人们怎样不安，不服气，与不肯投降。组缃先生教乡民自己发出那最大的变动与期望。

　　书的末尾似乎弱了一些，可是我知道鸭嘴涝还有下回分解，我渴望他赶快把后半再写出来。

　　载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八日《时事新报》

　　读巴金的-电

　　巴金兄——无论如何，这个“兄”是不能减去的，他确是我的朋友；我希望我的意见不被这个“兄”给左右了——是个可爱的人。他坦直忠诚，脸上如是，心中也如是。我只会过他四五次，可是头一次见面就使我爱他。他的官话，要是叫我给打分数，大概过不去六十分。他匆匆忙忙的说，有时候我听不明白他的话，可是我老明白他话中夹着的笑；他的笑是那么亲热，大概无论谁也能觉到他那没能用话来表现清楚的一些热力，他的笑打入你的心里。

　　设若我没见过他，而只读了他的作品，我定会想到他是个漂亮的人。不，他的文字的魅力在他的身上是找不到的。他那敦厚的样子与他的文字风格好象中间隔着一层打不通的墙壁。可是，在事实上，他确是写了那些理想的漂亮故事。对了，我捉住他了，理想，他是个理想者。他那对近视眼仿佛向内看着他的心，外面的刺激都在他心内净炼过，而后他不惜用全力顺着他的理想来表现。他的人物——至少是在《电》里——简直全顺着他画好的白道上走，他差不多不用旁衬的笔法，以小动作揭显特性，他一直的写来，个个人都是透明的。他也少用个人的心理冲突来增高写实的色彩，他的人物即使有心理的冲突，也被理想给胜过，而不准不为理想而牺牲。因此，这篇不甚长的东西——《电》——象水晶一般的明透，而显着太明透了。这里的青年男女太简单了，太可爱了，可是毛病都坏在这个“太”上。这篇作品没有阴影，没有深浅，除了说它是个理想，简直没法子形容它。他的笔不弱，透明到底；可是，我真希望他再让步一些，把雪里搀上点泥！他的一致使我不敢深信他的人物了，虽然我希望真有这么洁白的一群天使。

　　他说——在序言里——要表现性格。这个，他没作到。他把一个理想放在人物们心里，大家都被这个理想牵系着；已经没有了自己，怎能充分的展示个性呢？他不许他们任意的活动。他们都不怕死，都愿为理想而牺牲；他不是写个人的生活，而是讲大家怎样的一致。他写的是结果，自然用不着多管个性。恋爱，在这群可钦佩的男女心中，是可怕的；怕因恋爱而耽误了更重要的工作。真的，这使此书脱离开才子佳人的旧套；可是在理想上还是完成才子佳人们，不过这是另一种才子佳人罢了。

　　最重要的角色，佩珠，简直不是个女人，而是个天使；我真希望有这样的女子！可是哪儿去找呢？她有了一切，只剩一死。别的角色虽然比她差着些，可也都好得象理想中人物那么好。他们性格与事业的关系，使他们有了差别，可是此书的趣味不在写这些差别；假如他注意到此点，这本书必会长出两倍，而成了个活的小世界。他没这么办。一气呵成，他把角色们一齐送到理想的目的地去。他显着有点匆忙。

　　是呀，他并没敢忘了这群男女在工作上遇到困难，可是这些困难适足以完成他们个人的光荣与死。那些困难与阻力完全没有说明，好象只为预备这么点东西，好反衬出他们是多么纯洁。读者对于黑暗方面只看到一个黑影，不能看到黑影里藏着多少东西，和什么东西。我们从这篇东西只得到高尚的希冀，而得不到实际的教训与指导。这个，据我看，是个缺点，可是也许作者明知这是个缺点。而没法不这样办；他不愿再增多书中的黑点。

　　在文字方面，作者的笔下非常的利飕，清锐可喜。这个风格更使这篇东西透明，象块水晶。他不大段的描写风景，也不大段的描写人物；处处显着匀调，因为他老用敛笔，点到就完，不拖泥带水。这个使巴金兄的充满浪漫气味的作品带着点古典主义的整洁完美。他把大事与小事全那样简洁的叙出，不被大事把他扯了下去：所以他这篇——连附着的那篇《雷》——没有恣肆的地方。他得到了完整，可是同时也失去了不少的感力。

　　假如上面的话都正确，我似乎更明白了巴金兄一些。他的忠厚的面貌与粗短的身体是那么结实沉重，而在里面有颗极玲珑的浪漫的心。在创造的时节，大概他忘了一切，在心中另开辟了一个热烈的，简单的，有一道电光的，世界。这世界不是实在经验与印象的写画，而是经验与印象的放大，在放大的时候极细心的“修版”，希望成为一个有艺术价值的作品。它的不自然，与它的美好，都因为这个。

　　载一九三五年四月《刁斗》第二卷第一期

　　读画小记

　　看了傅抱石先生的绘画。有三点感想：

　　（一）这是真正的中国画。按照中国绘事的传统，画中应常有诗。抱石先生的作品，每一张都是诗。不管他画的是山水，还是人物，他的笔并没老老实实的镂刻形象面貌，而是抒写在山水之间，或琴棋渔樵之中，所寻得的一些诗意。于是，虽寥寥数笔，而趣味无穷——诗是百读不厌的。他的每一笔，每一墨点水晕，都仿佛象随便泼洒在那里的，可是由这些滴点线条所联成的画面却成为诗。他不单画了树影山光，也画了雨声琴韵。他的胸中似乎储聚着许多陶渊明与李太白，和他们心中的琴酒田园，所以一下笔便把古诗与诗人挥落在纸上。诗的灵感逼迫着他去作画，故能于尺寸之中得山水之奇气，写出诗人的胸襟。

　　（二）他的技巧已被气魄给遮住，正如杜甫晚年的诗篇，猛一看是滚滚长江，萧萧秋叶，细读后才知道字字精炼，诗律极细。抱石先生惜墨如金，最善以最经济的手法，写极复杂的景色——不，不是景色，而是情调。他使我们看得出来，他必是运思很久，而后才落笔，所以他才能信笔所之，皆成妙趣。他的粗莽正是他的精致老到；有一笔必有一定的作用，故无须多费事。有的人也许说他太好涂抹，事实上他并没有乱抹过一笔，凡是他的仿佛象涂抹过的地方都极深厚；涂抹是不会有深度的。据我看，他已经完全把握住中国画特有的技巧，所以他敢放笔泼墨，用最高的技巧遮盖住技巧，如美人不待脂粉之助丽者。他的画不是给刚刚学会抹口红的小姑娘们看的。看了他的作品，真的，我们才能明白中国画之所以能在世界绘画中占一特殊的地位——这不是小姑娘们所能了解的。

　　（三）可是，他也并不死守成法，只期作些不违背老规矩的画。反之，他的眼时时在留神着新的路径与方法。假若细心看，你可以看出他的构图取景与敷色，颇有些受到东洋画与西洋画的影响的地方。不信，你看看他的山林间的光线，美人背后的“色幕”，和一些极大胆的设图，都可以找出一些来龙去脉。不过，在这些地方，他可永远是主人，而不是摹仿者。他把新的方法捉来，踏在他的脚底下，不使他们兴妖作怪。他在美人的背后满涂上浅蓝的或灰红的水色（我管这叫作“色幕”），看起来似乎象日本画。可是，看看吧，那点色，那点水，有多么深厚，何曾有一点东洋画的浅薄漂亮的样子？结果，新的方法与影响只给他展开了更多的诗的境界，而没有使他失去了自信与判断。不信，请把他的画与历代的佳作比一比，你不会发现他是谁的门徒——他的画中有了新的血脉，前无古人。同时，你又不能指出他的画不是纯粹的中国画——他把新的成分带手儿取来，控制在他自己的笔下，不许它们喧宾夺主啊。

　　上述三点，只是感想。感想人人可发，大可信口开河，离内行话距笔尚远，因乞抱石先生哂正！

　　载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重庆《扫荡报》

　　对三十二年文艺界的希望

　　（一）三十一年以来文艺界有个好现象，就是作家们都在生活极度困苦中，还努力写作。以三十一年说，诗、小说、与剧本，无论在质上，还是在量上，似乎都是抗战以来最丰收的一年。老作家们，如郭沫若先生，茅盾先生，洪深先生……都有足以使他们声誉更隆的作品。青年们也有象易巩、于逢二先生合著的，不平凡的《伙伴们》的出现，这真是个可喜的现象。虽然在三十一年的后半，翻印旧书颇足赚钱，可是这与其说是缺乏新货，勿宁说是一种对产生新货的刺戟。虽然一二有名无实的作家，因妒忌与无聊曾经写出诟骂别人以抬高自己身价的小文，可是只碰到大家的冷淡与微笑；大家知道只有埋头苦干才足以保持文艺生命，而虚张声势只足自彰其丑而已。

　　我愿三十二年中，作家们仍继续的苦干，写出更多的更好的作品来。

　　（二）愿文艺界抗敌协会多得到一些经费，好多作一些事。

　　（三）对作家稿费与版税的增加与保障，文协会拟具了办法，呈交中央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并在陪都各报纸发表，希望今年能够见诸实行。

　　（四）希望作家们与盟国的作家们取得联系，把盟国的抗战文艺介绍过来，我们自己的介绍出去。

　　（五）希望大家都把眼光放远一些，去培植今天的文艺，使文艺生命得以在血泪中发生、长成，结出硕美的果实。若一定非要“按着葫芦抠子儿”不可，则文艺必因受了阻碍而发育不良；“此千秋万代之业也，慎勿以一日一时计较之”。

　　载一九四三年一月四日《中央日报》

　　傅抱石先生的画

　　傅先生的画是属于哪一派系，我对国画比对书法更外行。可是，我真爱傅先生的画！他的画硬得出奇……昔在伦敦，我看见过顾恺之的烈女图。这一套举世钦崇的杰作的好处，据我这外行人看就是画得硬。他的每一笔都象刀刻的。从中国画与中国字是同胞兄弟这一点上看，中国画理应最会用笔。失去了笔力便是失去了中国画的特点。从艺术的一般的道理上说，为文为画的雕刻也永远是精胜于繁；简劲胜于浮冗。顾恺之的画不仅是画，它也是艺术的一种根本的力量。我看傅先生所画的人物，便也有这种力量。他不仅仅要画出人物，而是要由这些人物表现出中国字与中国画的特殊的，和艺术中一般的，美的力量。他的画不是美的装饰，而是美的原动力。

　　有人也许说：傅先生的画法是墨守成规，缺乏改进与创作。我觉得这里却有个不小的问题在。我喜欢一切艺术上的改造与创作，因为保守便是停滞。而停滞便引来疾病。可是在艺术上，似乎有一样永远不能改动的东西，那便是艺术的基本的力量。假若我们因为改造而失掉这永远不当弃舍的东西，我们的改造就只虚有其表，劳而无功。让我拿几位好友的作品作例子来说明吧！我希望他们不因我的信口乱说而恼了我！赵望云先生以十数年的努力作到了把现代人物放到中国山水里面，而并不显得不调谐：这是很大的功绩！但是假若我们细看他的作品，我们使感觉到他短少着一点什么，他会着色，很会用墨，也相当会构图。可是他缺乏着一点什么。什么呢？中国画所应特具的笔力……他的笔太老实，没有象刀刻一般的力量。他会引我们到“场”上去，看到形形色色的道地中国人，但是他并没能使那些人象老松似的在地上扎进根去。我们总觉得过了晌午，那些人便都散去而场上落得一无所有！

　　再看丰子恺先生的作品吧！他的大幅的山水或人物简直是扩大的漫画。漫画，据我这外行人看，是题旨高于一切，抓到了一个“意思”，你的幽默讽刺便立刻被人家接受，即使你的画法差一点也不太要紧，子恺先生永远会抓到很好的题旨，所以他的画永远另有风趣，不落俗套。可是，无论作大画还是小画，他一律用重墨，没有深浅。他画一个人或一座山都象写一个篆字，圆圆满满的上下一边儿粗，这是写字，不是作画，他的笔相当的有力量，但是因为不分粗细，不分浓淡，而失去了绘画的线条之美。他能够力透纸背，而不能潇洒流动。也只注意了笔，而忽略了墨。再看关山月先生的作品。在画山水的时候，关先生的笔是非常的泼辣，可是有时候失之粗犷。他能放，而不能敛。“敛”才足以表现力量。在他画人物的时候，他能非常的工细，一笔不苟，可是他似乎是在画水彩画。他的线条仿佛是专为绘形的，而缺乏着独立的美妙。真正的好中国画是每一笔都够我们看好大半天的。谢趣先生，还有不少的致力于以西法改造中国画的先生们，也差不多犯了这个毛病。他们善用西画取景的方法设图而把真的山水人物描绘下来，可是他们的笔力很弱，所以只能叫我们看见一幅美好的景色，而不能教我们从一线一点之中找到自然之美与艺术之美的联结处；这个联结处才是使人沉醉的地方！

　　以上所提及的几位先生都是我所钦佩的好友。我想他们一定不会因为我的胡说而生我的气。他们的改造中国绘事的企图与努力都极值得钦佩，可是他们的缺欠似乎也不应当隐而不言。据我看，凡是有意改造中国绘画的都应当第一，去把握到中国画的笔力，有此笔力，中国画才能永远与众不同，在全世界的绘事中保持住他特有的优越与崇高；第二，去下一番工夫学西洋画，有了中国画的笔力，和西洋画的基本技巧，我们才真能改造现时代的中国画艺。你看，林风眠先生近来因西画的器材太缺乏，而改用中国纸与颜色作画。工具虽改了，可是他的作名还是不折不扣的真正西洋画，因为他致力于西洋画者已有二三十年。我想，假若他若有意调和中西画，他一定要先再下几年功夫去学习中国画。不然便会失去西洋画，而也摸不到中国画的边际，只落个劳而无功。

　　话往回说，我以为傅先生画人物的笔力就是每个中国画家所应有的。有此笔力，才有了美的马达，腾空潜水无往不利矣。可是，国内能有几人有此笔力呢？这就是使我们在希望他从事改造创作之中而不能不佩服他的造诣之深了。

　　傅先生不仅画人物，他也画山水，在山水画中，我最喜欢他的设色，他会只点了一个绿点，而使我们感到那个绿点是含满了水分要往下滴出绿的露！他的“点”，正如他的“线”，是中国画特有的最好的技巧，把握住这点技巧，才能画出好的中国画，能画出好的中国画，才能更进一步的改造中国画，我们不希望傅先生停留在已有的成功中，我们也不能因他还没有画时装的仕女而忽视了他已有的成功。

　　载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上海《大公报》

　　关友声画集序

　　友声是个可爱的人。他很有趣：乍一看，他是少年老成，胖胖的，和和气气的，非常的温厚。哪知道，他心中却有许多玩艺儿。他会唱，善弈，能写，精于绘画。有这几种本事的人，往往留着长头发，眼睛望着天，自居天才。友声可不这样，他一点不露；他就那么胖胖的，温善的，不说长道短，不露名士的气派，更不以狂浪的行为自损以自高。他背地里下功夫，一声不发，你非和他很熟识了，总不会知道他有才分。和他摆盘棋就晓得他的厉害了；虽然他不以为这有什么了不得。他最见长的是画山水。

　　谁都知道，中国画里以山水为最难，有真功夫还不够，得有真才力与识见。严格的说，既非画山，也非画水，而是绘出心灵对大自然的趣味与设想。不但物境的壮伟或闲逸是由心境而然，就是物境的形式之美也是随心所欲——把山水画在扇面上，并非世上真有那么座扇面山，而是把山树云水创设在扇面上，以表现一点什么意思与境界。画家时时创造着新天地。难处也就在这里，心中无物便什么也画不出。

　　友声善绘山水，他胸中自然是有真东西。他用工也很勤，看的也多，才力与经验自然是艺术成就上的一对法宝。就他的作品说，他的画正如他的人，笔墨深厚而灵动，很足以表现他自己。深厚使人神凝，灵动令人气爽。与他交往，和看他的作品，都觉到这两样。他非常用功。可是画中没有吃力不自然的地方，他极厚道，可是有艺术的天才。这是人格的美与艺术的美之调和，也就是艺术的陶冶与人格的修养之所以相成；所以我说他可爱。

　　现在他把过去的作品汇印成集；设若认识作家有助于作品的欣赏，我这点介绍便多少有点意思。

　　于一九三四年

　　关于大鼓书词

　　对于大鼓书，我不十分懂行。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愿说几句：

　　（一）从清末到今日，北方十样杂耍班子中的各部门很有些变动。有的因用人较多，人不易凑，钱须多花，不利于班主，故渐被淘汰；经济决定一切，太平歌词与莲花落等遂成没落。有的因过于高雅，难学难唱不讨好，自然也就不赚钱，也难免由大家的冷淡而销声匿迹。单弦牌子曲虽勉强挣扎，终是强弩之末，衰灭之象已成；若马头调等则已几成绝响。在这短短的三十来年的变动中，能日见峥嵘者，唯有大鼓。一人一鼓一弦，开销较省；学徒——多是十几岁的小姑娘——上场，本是借地练习，车钱甚微，亦好赚钱。大鼓之盛，是为经济的条件。由通俗文艺的价值上看呢，它既不太文，也不太俗，有雅俗共赏之妙。唱多激亢，亦能委婉，刚柔相济，不至过于单调；五场大鼓相继，因刚柔互异，不至于象五场“快书”之使人喘不过气来也。唱之外，加以形容，手挥目送，绘声绘形，复无呆板之病，台下固喜玩艺儿活泼。有此数因，大鼓遂渐成为杂耍班之主干，别的节目只是陪衬。南京定都，北人南下，闻故乡歌声，当然欣快；大鼓在京沪也略见抬头。讲普遍，诸般玩艺，俱须让它一头。故写大鼓书词较写别的歌曲，更为上算。

　　（二）大鼓本门中，又有多种：河北与山东民间有“怯大鼓”，腔简词俚，多唱整本故事；如《于公案》、《刘公案》等。在都会中的杂耍班里，因要作到“杂”，所以场场变换，以求醒脾；而每场以时间关系，亦只能唱独立的一小段；稍长的，如《战长沙》一类的曲子，且须分两三次唱完。各种大鼓的混合奏演秩序，当然是按角色的声誉与身分而排定，名誉最高的必须压台，不管他唱的是什么。但是大概的说：今日的杂耍班中，除了单弦牌子曲的老手，能代大鼓压台，其余的都已无此项资格，专就大鼓来说，梅花调大鼓、奉天大鼓、梨花大鼓等，又都争不过京音大鼓（以奉天大鼓或梨花大鼓为主体的班子，自然须另说）。京音大鼓的所以取得此胜利者概有数因：

　　（1）腔调：京音大鼓音调高亢，富于刺激性，容易引起听众注意。梅花大鼓确是很好听，可是音乐之美（应配以五音连弹），把歌曲压了下去，歌者就白费了力。奉天大鼓的词句本与京音大鼓相近，但因腔调的限制，句中非多加虚字不可——“初一十五庙门开”，须变成“初一唉嗨十五喂唉庙门儿开唉。”方能唱出。这样，它便接近小调，而失去激壮的气派。以此调去唱《单刀赴会》，或《长坂坡》，遂不相宜。至于梨花大鼓，则慢处柔长，快处细碎，虽所唱多“三国”中节目，可是靡靡之音，不足以达英雄豪杰的情怀。京音大鼓的音调的运用，在抑扬高低之间，既无奉天大鼓之平板，又无梨花大鼓的弛缓与细碎，所以它挺拔可喜。因腔调挺拔，所以它极重视吐字的清晰沉稳。不管行腔的急或缓，吐字必达于听众耳中。譬之戏剧，昆腔比二黄难懂，所以二黄取了优势；二黄又比评戏（半班戏）难懂，所以评戏在最近又风行各地。京音大鼓之占代势，亦非偶然，它清楚易懂，不以腔累意也。

　　（2）京音大鼓用字遣词多半如《三国志演义》，力求整洁雄壮，故对历史上可歌可泣的故事，颇能传神。《宁武关》、《取荥阳》等都能尽情发挥。在另一方面，它吐字清晰，有时如直述，板稳而腔少，所以也能滑稽逗笑，或描写儿女情肠。一硬一软，它可伸可缩，不似别种鼓书之千篇一律，只顾腔而不顾情也。

　　（3）近来京音鼓书中，往往加入几句二黄，亦所以迎合听众所嗜。若安排得好，象《马鞍山》中之加几句反二黄，不但生动讨俏，而且更能加深感动的力量。梨花大鼓近亦采用此法，但山东音调，忽然加入京剧，便显着不对路了。

　　（4）二黄戏是国语运动的一大功臣，每见南方戏迷，勉强打着官话道白，虽颇可怜，但二黄戏宣传官话的力量，正不可侮。京音大鼓亦出自平津，调句自然是以官话为主；于是，它在言语上也就比别种鼓书容易占有广大的领土。二黄戏与《红楼梦》若能通行全国，京音大鼓书词便也不怕什么了。

　　根据上述的理由，下面要说出大鼓书词在抗战通俗文艺中的长处。

　　（一）用“打牙牌”，“叹五更”，或“妈妈好胡涂”的形式，把激昂慷慨的歌词装进去，恐难有圆满的效果。调软则词亦随着软了。虽抗战歌词或不拒软性，究当以激壮为主。大鼓书词之能传达并激起壮烈情绪，为已成的事实，拿来利用，自无毛病。据说《长坂坡》、《单刀会》、《战长沙》、《草船借箭》等名曲，都出自一家之手——惜忘其姓名——，词句都极简劲，而且没有什么过于俗俚的地方，足作抗战大鼓的模范。

　　（二）京音大鼓用官话写，在宣传上较易普遍。各地方自然应当用土语，就各地原有的歌调，编制抗战歌曲，可是大鼓书仍然是个好东西。因为既是用官话写成的，纵不知其调，仍可读其词。市上卖的小唱本，并不附着工尺字，而买的人也未必都会唱；唱物虽变为读物，可是多少也要发生些作用的。我曾在《大时代》发表过《打小日本》一曲；按说，写大鼓应有完整的故事，与典型的人与事，方能有声有色；可是这篇东西，把日本之所以欺负中国，各地战事的经过，及将来的希望，都给说明。这样，第一是它太长了，一共六百多句，就是铁喉的歌者，也不能一气唱下来。第二是缺乏具体的表现，而是用白话歌词讲国家大事，与大鼓书的写法不合。可是，我却另有个打算，长不要紧，不具体也无妨；我根本就是要利用大鼓书的形式写个宣传的小册子；唱不了，那就哼着念好了。反正它通俗，它有劲，它能教民众明白一些战事的始末根由；这就有用。

　　（三）京音大鼓的句子，是以七言为主。在旧诗里，七古是善于讲故事的，如《长恨歌》等。我们写大鼓书，最好通体七言，力求整重。有了这个骨架，交给歌者，他就会把它活散开。以七字一句为原则，他会随时加入“抬头看”，“这就是”等“三字头”，或于别处加字，使之变为八字、九字、十字、十一字，以至于十五个字的句子；长短相间，自然灵活。我们自然也可以这样把它写好，但一不留神，反倒弄巧成拙，难以入弦够板。反之，我们抱定以七字成句的主意，虽有不少的困难，可是文字必能简练有力；歌者每每会活用别人的文字，而自己却不会创作出有力量的“底子”来。市上的小唱本之无特定的调子者，亦往往七字成句；故大鼓用此法，也算通大路；管他怎么念呢，反正七个字的句子有力量，有使人不知不觉而哼起来的作用。

　　（四）设若七字为句的作法能成功，则大鼓书实在是较比容易写的。单弦牌子曲，一个牌子一个样儿；牌子换了，词调就须改变；太费事了。大鼓简单，可以省下许多写作时间。句之外，宜注意者，是全曲须用一韵。此等韵被呼为“辙”，即以官话发音为准，而把同音的字作韵也。中冬辙，不必分一东二冬；凡是北平话中可以与东冬拉在一处者，都可以用。这个，又没什么难处。上下句可千万安排好。起首四句如七言诗，头两句的末一字都须用平音，如“周仓关平立两旁，当中坐定大忠良”。以下就是一仄一平，一低一高，一直到底了。歌者最怕下句末字是个仄声字，设法唱得响，遂骂编者为不懂行。此外没什么重要的规矩。每一歌，以一百五十句至二百句为合适，过长则太费力，唱不了。非长不可呢，则可分为数大段，以一段为一本，分开来唱。既分了本，则辙可变，每本一辙，隔开去唱，自无犯规之弊。

　　（五）歌者于演唱之前，往往交待几句话，有时泛泛，有时介绍歌曲内容。抗战鼓书，据我看，可以多加些话，以激动听众。不过，按台上的规矩，未演唱前可以说话；既已开唱，则须一气唱完，不许中间搀话断气。写抗战鼓书者，可在歌之前后附上一些演说词，备歌者采用；若是宣传队到民间去唱，则可不必死守规矩，即在歌的中间加几句话，亦无不可。一段歌，一段话，颇有效力；山东的学生到四乡宣传，曾用此法，成绩甚佳。

　　（六）京音大鼓书词，拿到乡下去用，可以改用各处原有的大鼓调子，将语词略有改动即可，句子无须大变。黄河流域的各种大鼓，句法组织都与京音大鼓差不多。到南方来，此法很难利用，那就得设法改编以适合土调了。

　　雄壮、利落、普遍（较比的）、容易写、活动、读唱两可，这些就是我所能想出来的京音大鼓书的长处。

　　载一九三八年二月《文艺战线》“十月刊”第一卷第八期

　　关于文协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会务，自有会刊——已出到十二期——报告一切，用不着我再说什么。可是，因交通不便，邮递阻滞，恐怕有许多关心文协的人无从看到会刊，故愿代宣传。

　　第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就是穷。文协成立，得到手里的只是筹备会的欠债三百多元。债必偿，事待办，“弄钱去”乃成为口号。会费至今才收了百余元，交费者六十人，会员则有四百来位。曾发函催缴，或未能尽达，远道汇款麻烦，亦是实情。

　　请求补助，有些成绩。教育部批准由四月到十二月，每月补助百元。中宣部批准每月补助五百元，于最近领到两个月的。政治部最近有每月补助五百元之说，但尚未接到批示。这样，在四、五两月间，只有教育部的百元可用，而索欠者紧逼，一切该购置者又非去买不可，实在为难。只好去借或捐了。借得三百，捐来七百，旧欠还清，而会刊也办了起来。借款与捐金都来自文协的名誉理事及理事，并未到会外劝捐，怕劳而无功也。

　　精神可是很好，虽然穷。各部职员都肯努力，理事们也都热心。以言出版部，会刊的买纸审稿校对寄发一切都自己动手，往往忙到半夜。总务部最忙，而亦只有一位拿极少津贴的住会干事，什么都是他管，他办不来便由常务理事动手。对于钱，每入一文，必交存银行。支出力求节省，开会之时，只备茶水，愿吸香烟者须自备。

　　会所是与中国文艺社合租的，后来戏剧协会也来分租一间房子；三会一体，既省租金，且颇热闹。文艺社在六月中旬迁往重庆，剧协亦无意继租，只剩下了文协，乃有另租小屋之议。上月初，会所被军队借作营房，于是总务部与出版部分别租房：总务部到大董家巷一弄二号，出版部到三教街九号。这两处都有朋友，故得临时分租，俟找到合适的房再合并在一处。

　　单提出会所来讲，并非它本身有怎样的重要，而是借以说明与这类似的那些事有多么麻烦。发起一个组织，和要结婚一样，事前全是理想，事后乃须将精神落在煤米柴炭上。团体成立，比家庭安置更难，因草拟成立大会宣言的人，和其他热心的人，根本不象新夫妇对琐事那样关心也。一切全交给总务部，而总务部职员遂埋在事务底下，有苦道不出。到现在，因文艺社等之迁移，总务人员，日见减少。外边也许以为会中表现者太少，而不知办事者早已跑酸了腿。

　　钱少，人又渐少，事情的确作得不甚多。可也并不太少，因为大家努力。不敢花钱，所以欢迎这团体，宴会那代表，都不能独自去作，遂难在报纸上独占一段新闻。可是，只要有人来约，便必派人参加，该出钱便出钱，该出力便出力。深愿外界托给工作，凡关系抗战的，有益于抗战的事，大家无不乐为。台儿庄胜利，政治部第三厅来约帮忙，大家便连夜赶写了几十篇宣传文字。中宣部委托写作通俗读物，每月五种，亦分头赶办。在文字上，文协愿意有所供献，就是别的事也愿意作，文协自己太穷，无法发动什么，所以深盼外界交来工作，分工合作，群而不党，最合脾味。

　　会中自己的日常工作，编会刊是件重要的，虽然它只是十六页的小小周刊，可是由全国文艺界执笔，总算是空前之举。因此，大家觉得应当为它去弄钱，去受累，并决心维持它，使它与武汉相终始。它本可以支出收入相抵，甚至可以赚钱，可是开封、西安、香港、广州等处，都因战事而停邮，它就没法自力维持了。困难还有：稿子不足，远处云贵的人未能踊跃投稿，而在前方服务的文艺者，又因工作繁重而无暇拿笔。这就苦了在武汉的同人，既要编，又得写，吃苦之外，或者还落个费力不讨好。但愿最近由武汉迁动出来的会员们，知道会中实情，到处能多约些稿件来，充实会刊，使它日新月异。

　　出版部原拟出些小册子，大家写，会中给办理一切出版的事务，可是，武汉的印刷所与书局多数迁走，无从着手。就是文协成立大会的纪念册，也只印了一半，而被书局放弃，说什么他也不给印成——生意要紧，不能因爱面子而赔钱。将来文协必须有自己的印刷所与书店！

　　台儿庄胜利，会中曾派代表去慰劳将士，携有慰劳金及锦旗。代表回来，力言须供给前线将士以文艺作品，因前方连报纸都不大看得到，时至民家索借《彭公案》等书。军站只有火药粮草，而无精神食粮。在成立大会所通过的议案中，本有为士兵写百种读物一案，可是给理事会一讨论，事情并非容易：既要为供给士兵读阅，就须大量的印出。谁给十万或二十万的钱呢？大家确是想到了可与接洽的人与机关，可是毫无结果。再说，即使有一两万元，先印几种，又该怎样分发输送呢？没有政治与军事机关给予种种方便，简直没有办法。于是大家决定：会员只能供给稿子，哪个机关要，便献给他们去印去发，会员们只管写，较为省事。至于机关里，是否来索要，就不是会中所能决定的了。

　　为联络会员，举行过茶会；为讨论问题，开过座谈会。现在，出版部搬到三教街，地点适中，就也作为开会的地方。从七月十六日起，每星期六晚上八时在这里开晚会，大家见见面，谈谈会务，并讨论文艺问题。大家常见面，事情就有办法。有些会员愿凑起来，集体创作剧本或小说，那就不妨到晚会来讨论，并约定角色。

　　为保卫武汉的宣传，几位会员写了一个剧本，预备在七七演出。可是剧本写成，人力财力都不够，只好暂时不演。

　　这一点简单的报告，说明了文协的长与短。长处是大家一心，真诚团结。短处是钱少事难，不能充分发挥能力。希望在保卫大武汉的工作中，在武汉的同人们能得到尽力的机会；希望在各处的会员分头组织起分会来，一同负起文艺抗战的使命。

　　文协的一切都是公开的，我希望这一小篇报告不算是泄露了秘密。

　　载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六日《宇宙风》第七十三期

　　关于文协的工作----致周扬

　　周扬先生：

　　在延安见到先生与艾思奇，李初梨，萧三诸先生，实在给我莫大的欣慰！可惜，因为急于北去，未能见到丁玲，何其芳，沙汀三先生，和其他的文艺工作同志们，深感歉歉！希望你肯代向他们致意，并希望我在折返西安的时候，再在延安停留一半天，有机会和大家见面！

　　在咱们会面的时节，我顺口答应的把文协总会的情形略为报告几句，当然是彼此都感到时短言长，不能尽意；所以我愿再写给你一些我以为值得说一说的，你自己看过之后，或者还教延安的友人们都能看到，就更好了。

　　文协已成立了一年半。在这过去的一年半中，老实说，我们并没有多少了不起的表现。不过，假若有人一定要问，到底文协也有一半桩值得夸口的事没有，我可以毫不迟疑的回答：有！我们团结了，我们团结得好！我常这样设喻：文协好比英国的王，虽然他没有多少实权，可是在维系全英国的团结上，他还有很大的作用。自然，文协不完全是一面招牌，它的确有它的工作。可是从它的人力财力上来看，它所表现的或者还跟不上一个分会，假如那个分会有比总会更大的力量的话。总会分会的力量不同，所以工作的成绩也就或多或少。可是，因为总会没有闹过笑话，分会在各处才得到信任，才能发展；因为总会团结得好，分会才在精神上有所归依，才感觉到在一个地方努力工作，正是为全国的文艺界友人们争取光荣；这个，我说，就是总会最大的成功。假若，我们能一面分途努力，一面能把团结的精神保持住，象过去的一年半中那样，文协的前途是有无限光明的。

　　因此，目前的问题，我想应该是：总会应更努力于实际工作，不当只在高处喊团结，以至慢慢的变成了一座金字塔，外面很大，里面却只埋了一具棺材。总会已得到了全国文艺工作者的承认与拥护，它就该再以实际工作去感召，去启示。分会呢，因为地区的关系，一定有就地设计的切实办法，绝不至象总会那样因努力创建“全国性”的组织而消耗了许多精力。那么，分会必须就地推展工作，培养文艺界的新军；同时，了解总会在“全国性”的组织上所费的心血并非是浪费。简单的来说，就是总会与分会应在工作上竞争；而竞争的目的是在尽力于抗战，是在我们互相策励，是在一同取得全国文艺界在抗战中所应得到的光荣。

　　假若上面的话有可取之处，我觉得我们马上应作到：（一）前方后方的作品应多多的交换。文协不愿多喊口号，因为抗战建国的大策既是全国人民所拥护的，我们文艺工作者的天职便是在抗战建国上去尽我们宣传的责任。因此，前方英勇的战绩必须传达给后方，后方的生产与建设必须使前方知道；这是我们的最要紧的工作，而且必期使之成功。以前，因交通邮电的不便，使我们的联络实在不够，因而我们也就没能使作品对流；现在，我们应去克服这个困难。（二）前方得不到后方的书籍与刊物，总会应马上成立一个什么委员会，专管供给各分会书报的事。同时，分会所办的刊物与能得到的书籍也随时寄给总会。我们不要再等着别人帮忙，应当自己下手实行这以货易货的土办法。（三）上面已经说过了，我们的联络得不够，从今以后，我们应彼此至少每月通两次信，互相报告消息及讨论问题。函信不要寄交个人，须交给会里；团体比个人大概少一点流动性。（四）抗战文艺在国际上的宣传，还差得太远——或者应说完全被忽略了。现在，文协香港分会创办了英文版的《抗战文艺》，销往欧美与南洋；以后，还打算另印法文版。这个外文的会刊的支持是由香港分会与总会双方出人出钱，可是力量还不够，希望各分会及各分会所能通知的朋友们都注意这件事，设法多供给稿子。只要有稿子，印制与经费的困难便容易克服了。（五）为了宣传抗战，我们不但要求写作的“质”高，也还要求印刷的“量”广——多散播出一张宣传文字，便增多一分抗战力量。我们的宣传工作还不够，不够！总会与分会自然需设法取得密切的联络，就是分会与分会之间也当互相往来，把我们认为最有效的宣传文字——不管是那里写出来的各处翻印，普遍的散播，或者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上这几个粗浅的办法都是沿着说讲团结而联想到的，虽然是犯了由报告而窜入建议的毛病，可是假若它们有一点半点的可取处，也就大可以不管文章的好坏，与起承转合的是否得法了。

　　接续着报告吧：关于文协总务部的工作，你知道，总务不过是义务工友，说起来未免麻烦，所以顶好三言两语交待过去：我们花钱仔细，用人极少。经费少，所以每一个钱都需花得有响声。人少，所以大家都需动手办事，谁也不许多偷懒。这一点点，虽然无关宏旨，可是与文协之所以能得到各方面的敬重与爱护，正自大有关系。

　　出版部到如今应有四个刊物，可是事实上只有三个，因为印刷太困难，不能多印出来。三个刊物是《抗战文艺》，《前线增刊》，和《英文会刊》。《抗战文艺》因印刷困难，近来难免脱期。《前线增刊》已与成都分会合作，双方出人出钱办理。《英文会刊》是香港分会主办，总会帮人力财力。郁达夫先生呆在南洋，已着手为总会募款，将来或者以募款所得全作维持《英文会刊》之用。《抗战诗歌》是四个刊物中的流产的那一个，稿已集全，但是无法印出。会中经费每月一共有一千元左右，维持这几个刊物已须花费七八百元，所以连校对和跑印刷所都须编辑人亲自出马。刊物而外，已出版的书有抗战文艺的世界语译本，都送到国外去了。新近编有《通俗文艺讲话》，稿已交出，何时印出，尚无确息。从老早，我们就想编印文艺丛书和较大的文艺刊物，都因人力财力的限制未能实现。不要往多说了，假若我们每月有一万元的收入……

　　研究部有四个经常的座谈会，集会时分头讨论文艺专题。讨论的结果，分头汇为小册子，如抗战小说，抗战诗歌，抗战戏剧与抗战报告文学。这四本小册子当交与国际宣传处，译成几国的文字，作为抗战文艺的介绍。去年，研究部办过通俗文艺讲习会，并派人到各学校去讲演。今年，因重庆疏散人口，讲习会就不容易再举办了。讲习会既不能办，顶好是办文艺函授学校，为爱好文艺的青年朋友们改正试作。可是到如今还找不到专款来办，作家们的生活极苦，一天到晚苦干还混不上饭吃，实在无法为别人改文章！假若每月能有几百元钱，请几位作家作函授教师，我想，一定有不少人愿意作这培养文艺新部队的工作。研究部有个小小的图书馆，哼，据闻文协会所上月遭了轰炸，也许那些图书已都变成灰烬了！

　　组织部的成绩相当的好，现在香港，成都，桂林，延安，襄樊，已都有了分会；长沙，内江，宜昌等处都有了通信处。在最近的将来，也许还能多设几个通信处。我们久已注意而想不出办法的是怎样在敌后方设立通信处。我想为解决这问题，还须总会与分会合作，去共同设法的。

　　好了，我想你或者已看得头痛了，即不写下去。

　　给作家访问团去电了吗？礼锡先生的死是文协极大的损失。陆晶清女士将来的生活问题是我们大家应注意的。我们团结，我们彼此关切；真挚的友谊能使我们永远携手前进啊！匆匆，祝吉！

　　延安分会诸友都能代候！

　　老舍九月十六日榆林

　　载一九四○年二月十六日《文艺战线》第一卷第六期

　　关于文艺诸问题

　　——在复旦大学讲演

　　（一）写作的准备

　　用文字要依照文法与逻辑，我们学习文艺，一定要先把文字弄通，再去尝试写作，这是一件很要紧的事情。但是有好多青年朋友们，似乎都忽视这一点，他们认为文字不过是小道，主要思想和内容表现得好，那就得了。其实这是错误的。要作一个作家，无论如何，起码得把文字弄得清清楚楚，否则尽管你把主题表现得再好，而你把中文写得象俄文一样，那也未免太不象话。其次，是要实地去观察，那就是一件很平凡的小事情，也得仔细留心去看一看，譬如某人聪明，长相也满好，就是有点神经病。因此，大家都叫他“精神堡垒”；我们就得仔细地看一看，想一想，要是能够找出一个所以然来，这便是一篇小说的好题材。同时，我们还得要拿名著来研究，看看那些作品里是不是也是表现得很平凡的事情；著作者是从怎样的角度去刻画出他的人物。这样，一面看名著，一面想着，实在是很有益处的事情，否则，那你就无法着手了！一个好律师，总得先把案子头尾弄得清清楚楚，然后才能够下判断。写东西也是一样的，总之，看见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要放松，而且要想出解决的办法来。一面再拿名著来研究，不断地在那观察和思想，这样慢慢便会养成一种写作习惯，走到创作的路上去。

　　（二）今后文学的趋向第一，文艺工作者应有的方法和方向：今天，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很显然的担负了两个大任务，一个是打倒法西斯，一个是建设新中国。

　　文艺要抓住时代的主流，它要和社会的任务打成一片，越是靠近社会任务的文艺，越是主流的文艺。任何时代，那主流的文艺总是跟社会的任务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就拿希腊罗马来说吧，希腊的悲剧，在当时之所以那样发达，那正是由于同时希腊人把戏剧拿来敬事天神的原故，他们认为看戏和写剧都是一种社会任务。一到罗马，因为社会的情况变了，头脑也有了变化，他们就怎么要想来学希腊的悲剧，也就再也学不象了。这是一个很明白的例子。

　　所以，在今天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就要紧紧的把握住时代的主流，执行反法西斯的任务。在今天倘若还有人专门写些风花雪月，蝴蝶鸳鸯那固然是要不得的，就是如象五四时代的攻击狭小的伦常，反对旧的婚姻制度，也是太不够了！因为我们今天已成为世界的主人，我们的良心已经是世界良心的一部分，所以题材必须展开，眼光必须放宽，这样才能够写出一些较好的东西来。

　　第二，如何接受文学遗产？

　　凡是世界各国已有的文学遗产，我们都应该接受，若是你们能请老师选出五十部世界名著来读，保准你得益很多，如果你读了两本托尔斯泰的东西，保准你的眼光就要高远些；你的气息，你的手法，也都要被抬高了些。我不是说你们读了两本托尔斯泰的东西，就会变成托尔斯泰第二。而是说多读名著，就可以多收到一些好的影响罢了。例如《虹》尽管它得了奖，那东西实在还是要不得；要是你把伟大作品看得多了，自然立即就会看得出来的。总之一句话，要多读一些好的东西。第三，关于民间形式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前两年文坛上讨论得很起劲，但是实在没有讨论得出什么结论来。其实这问题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所谓民间形式的东西，我们实在还没有发现过。真正好的民间文艺都是口传的，那纯粹是通过了人民心理，以民间的语言表现出来的。如象鼓词，所有唱本都是经过了文人的润色和修饰的，已经不是原来的真面目了。所以真正好的民间文艺，还是存在于那些卖唱者的口中，要我们去采集。光是凭空讨论是没有用的。我曾经听过《济公传》的表演，那些辞句的俏皮好听，在我们的新文学里真是还没有见到过。

　　（三）关于最近文艺界近况文艺界中最近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捐募援助贫病作家的捐款。这件事情本来由我们几个人发起的，最初没有什么人赞同，但是现在却超过了预期的收获了。计收到捐款的有孙夫人所主持的跳舞会八十余万元，昆明汇来一百余万，共计二百多万元。计汇出去的有桂林五万元，贵阳十五万元（或三十万元），还准备拿出六十万元来租房子，给桂林退出来的作家居住。余款都存着，准备用来援助其他贫病作家，如象张天翼先生，贫病交加，大家都很关心，但是因为他的下落不知，所以没有办法把钱汇出去。

　　载一九四五年三月重庆北碚兼善中学校刊《突兀文艺》第三期

　　观画偶感

　　这一程子，重庆开过许多“画展”。虽不懂绘事，我可是很喜欢看画。最近，我看过关良，李平，赵望云，与关山月四位画家的作品。

　　对于四家的成就如何，我不敢乱加批评，因为自己是外行。我只能说几句类似“偶感”的话，以免自充内行之诮。这四家的作品，都是既非中国画，也非西洋画。我管它们叫作新中国画。由客观的条件来说，画西洋画的本钱太大，不是一般穷艺术家们所能担负得起的，故不能不实行节约，使用国货。在心理上，大概是画家们既没法不承认国画的价值，又不能闭着眼否认西洋画的优秀。于是，大家都想调和，也就产生了新中国画。中华民族是最善于调和的民族。

　　中国人对自己过去的光荣是不肯轻易忘掉的。但是，他们也并不十分顽固。他们的鱼翅海参固然是“只此一家”了，可是吃过西餐以后，也会自己作出番茄虾仁来。茶是中国的好，但也不妨喝一杯颇似“焦三仙”的咖啡。他们的建筑，文艺，音乐，戏剧，服装，武器……都在改变。他们的自尊自傲使他们舍不得脱去长衫，他们的并不顽固又使他们不反对换上西装，而且调和一下便创出了中山装。

　　明白这一点，便明白了中国的新文化。猛一看起来，它未免有点乱七八糟，不成样子。但是，请您放心，它必会慢慢把固有的与外来的东西细细揉弄，揉成个圆圆的珠子来。

　　这问题，不在乎应否把新旧中外揉在一块，而在乎保留什么旧的，采用什么新的。这也就是中国的文化人们日夜所思索的问题。假若他们能把莎士比亚与元曲揉到一处，也许成形为不十分难看的东西。不幸，他们把小五义与侦探小说拉在一起，恐怕就要很糟心了。这，恐怕也就不仅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而且是全世界的有心人都该分分心的吧？况且，在大战结束时，不但是中国要改变，全世界也都要改变，中国不能独自变好，世界也不能舍去中国而会变好。那么，今日中国的一切变化，还是个有世界性的咧。

　　载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九日《联合画报》（月刊）第十五期

　　国内文人的团结----致郁达夫

　　达夫兄：

　　接到信及汇票，都交与了梅林，他当然会照办一切。

　　说到那“寄慰达夫”，倒是我的发动。大家喝酒，我想起了你来。即动手写了那么一张，也由我寄发。“都问你好”也是我写的。你猜错了。真的，我们都想念你；每有聚会即念道“达夫在这儿够多么好呢！”文艺界协会的晚会还照常开会，而且越来越好——认真的讨论问题，不客气的互相批评作品，谁也不脸红闹气。诗歌晚会成绩最佳，大家确信新诗能朗读，也就设法使之如此；写成，便当众诵读，极有趣味。你知道吗？我也正在写诗，而且要写一万行。现在已得一千五百行，大概今年年底可写完，写得好坏，我不敢说，只知道念出来很好听。每天多则三十四行，少则一二十行。诗难才短，自然求快不得。但已下决心，非写完不拉倒。

　　我也敢写剧本了，和之的合作的《国家至上》，演出颇能叫座。等长诗写到相当的段落，还想写个剧本，入秋给文协上演，若能得点钱给会里也不错。

　　说起来真叫热闹：在三四两月中，章泯的《黑暗的笑声》，翰笙的《塞上风云》，余上沅先生的《从军乐》，顾一樵先生的《岳飞》，家宝的《蜕变》，我们的《国家至上》，还有旧戏重排的《黑地狱》与《软体动物》，都紧接着演出。真是戏剧大比赛呀！看话剧的人确是比从前加多了，好现象。不过，剧场里的秩序还是乱七八糟。关于剧本与导演，因了向旧剧争取观众，也往往要些噱头，以迎合台下的低级趣味，这都该矫正！

　　文协现在有八个分会了——成都，昆明，贵阳，桂林，曲江，香港，襄樊，延安。此外，连晋西南，绥远，榆林，兰州，也都与总会取得联络。国内的文人确是团结得不错，值得我们高兴。我因生活太苦，本拟去教书，可是朋友们不许我走，自己心中呢也真舍不得文协，于是就仍留在这里，过着蛤蟆垫桌腿的生活！现在，我是硬放了自己的假，来到乡间赶写长诗；有蓬子与梅林经常在会所。我想不会耽误了什么事。因避免空袭的危险，在南泉又租了几间房。舒群与萧军诸位都住在那里，我不久也想去看看他们。

　　我确信，能团结才能抗战。若为了自己的私利微名而攻击别人，破坏团结，是以不妥协为名，而实与汉奸同一心理；汉奸固亦以不合作为口号也。国内文人除了极少数的抱此心理而投降敌伪，大家真是协力同心的从事抗战宣传工作；因此，我自己虽无任何才干，仍愿为文协尽力。我希望海外各地的文人也都能这样，把私心与疑心去掉，不说别的，只谋抗日！假若今日说东，明日说西，早上疑神，晚上疑鬼，必至一事无成，而根本耽误了抗日！认清了敌人，消灭敌人，别的都是多事！此种多事，正是敌人所喜，力量不集中，人正好乘虚而入也！是不是，达夫兄？

　　侨胞们给文协捐款，全体会员莫不感激，我说上面一段话，也正是因为感激侨胞，而深恐侨胞中的文艺青年因远离祖国，未亲见敌人的残暴，以致看错了目标，乱放无的之矢，减少了抗敌力量！假若你看着合适，就把此函发表了吧。王莹女士如仍在贵处，祈代问好！

　　祝

　　吉！

　　老舍

　　五，十五。

　　载一九四○年六月十九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滑稽小说

　　滑稽小说这个名词与政治小说，爱情小说等一样的不能成立。政治与爱情等不过是材料的选取；而这种选材不能是很简单的，多数的小说的穿插含有许多的不同兴趣，如要严格的分别，恐怕一部小说便要有个极长的类名，象某小说为政治爱情社会军事家庭小说，或不止于此。况且小说的成败，根本不在它的材料是什么。滑稽小说也是如此，假如要勉强的成立，势必弄成勉强的类分，如半滑稽小说，先滑稽后悲惨小说，一人滑稽而多数人严重等等；因为滑稽小说的内容虽可笑，可是未必有喜剧的结局，象狄更斯的作品，有许多是悲剧的，而不失为幽默的；在普通小说中设一两个有幽默的角色也是常有的事。况且滑稽小说普通以为是可笑的作品；但笑与笑便不同：有的是引起天真的大笑，有的引起冷隽的微笑；滑稽二字便不能包括这一切。而且滑稽小说一名词所含的意味又与政治小说等不同。政治小说等是由取材上看，而滑稽不是这样固定的材料，而是一种心态。一个写家惯于采用某种材料，往往被人称为某种小说写家，如张资平的被称为三角恋爱小说写家。但是这并不能限制住张资平不跑到“爱力圈外”去。滑稽小说家的名称，并不因为他写的什么而得这个徽号，而是因为他无论写什么也是可笑的。这足以说明滑稽是写家的心态，不是他抱定什么一定的材料而后才能滑稽。文学中分派，也没有滑稽派，虽然文学家有被称为滑稽家或幽默家的。一个人如果他的心态是幽默的，不论他是那派的，不论他写什么东西，他总可以表现出那幽默的心境与觉得的。

　　滑稽小说虽不成立，我们可是不能不讲一讲这个滑稽的心态，因为它在文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为便利与清楚起见，我们采用时行的“幽默”二字来代替它，因为“滑稽”的意义是没有“幽默”那样广的。

　　幽默这个字在字典上有十来个不定的定义，我们所要说的是文学作品中的幽默。它是一种心态。我们知道有许多人是神经过敏的，以过分的情感看事，而不肯容人；这样的人假若是文艺的作者，作品中必是含着过度的兴奋与刺激，看别人不好，使别人随着自己走；或是对自己的遭遇不满，作颓丧的自弃。反之，有幽默的人便不这样，他不叫骂呼号，以别人为不对，而是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点，照样的写出来时他有那罕有的观察天才；他看世人是愚笨可笑，可是也看出他们的郑重与诚恳；有时正因为他们爽直诚实才可笑，就好象我们看小孩子的天真可笑，但这决不是轻视小孩子。一个幽默家的世界不是个坏鬼的世界，也不是个圣人的世界，而是个个人有个人的幽默的世界。幽默指出那使人可爱的古怪之点，小典故，与无害的弱点。他是好奇的观察，如入异国，凡事有趣。

　　这似乎是专就幽默家的心态而言，我们再问，幽默与小说的关系怎样呢？柏格森说，幽默是不能离人的范围而存在的，我们不笑山水树木，而笑人的动作。由这一点上看，要在音乐上与图画上表现幽默是极难的事，而在文艺上是很合宜的，因为言语的运用可以充分的把幽默表现出来的。至于小说，差不多都是讲述人事的，而幽默恰好是有人而后有幽默的。因此，就是说幽默是小说的特有物也无所不可吧。

　　小说最适宜于表现幽默，假如人是不会笑的东西，自然幽默无从说起，但是人是会笑的动物，而且是最愿笑的，而且是只有笑的时候，他必须要反响，人笑己亦笑，或己笑也愿别人笑；这种需要使笑成为人世最宝贵的东西，最能表现人情的东西，于是幽默也便在文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假如有人能引触大家都笑，他便是人类的恩人，所以狄更斯与卓别林便是世人的恩人，狄更斯的死时，能使WestminsterAbbey三日不能关上门，足以证明人们怎样爱戴他。卓别林在欧战后，不复受未加入战场的责骂，而反有人说，幸而他没有去从军，因为一个欧战也抵不了一个卓别林，也足以证明这个道理。笑是有益于身体的，自然是人人知道的，笑是有益于精神上的，谁也不能否认。以招笑为写作的动机决不是卑贱的。因笑而成就的伟业比流血革命胜强多少倍，狄更斯的影响于十九世纪的社会改革是最经济的最有价值的。马克·吐温的以美国商业化的观识作幽默的材料，不仅是招笑，而是也替近代文明担忧。

　　那么，幽默的表现是否成为艺术的呢？假如我们不能回答此点，我们便只能承认上面所说的——幽默的实用——而不能解释它在艺术里的功能了。从艺术上说，有柏格森作我们的证人，幽默决不是一种胡闹。幽默之引人发笑是基于人类天性的。笑是多方面的：笑是与情绪隔开的，所以他近乎天真。笑是机械的固定性，习惯应如此而忽然中止则招笑，一个艺术家在人生上可以找到许多这样的材料。笑是我们的活动成为机械的时候而发生的，这个在艺术家的眼里可以象哲理似的去找社会的死化之点。最后，夸大是招笑的主因之一，但这决不是艺术的目的，而是艺术家把所见的畸形的胚胎扩大而使我们注意，这是漫画的原理，也是一班幽默艺术家的天才所在。只有艺术家才能看透宇宙间的种种可笑的要素，而后用强烈的手段写画出来。有人以为这种夸大是没有什么的，最好是请他夸大一下试试，看别人笑不笑。笑自有它的逻辑，情绪活动时笑即停止，因为哭与笑不过是一物的两端，那么，要使人笑的，必须有天才把人们的笑的逻辑维持住，一个猴子读马克·吐温的幽默笔记而悲啼，是使他引为奇耻的。因为笑有它的定律与逻辑，它不许一切的东西有不匀妥的地方，于是写家才会利用它的想象去适应这个定律与逻辑；空泛的讲几句贫话是不成功的。况且一个艺术家须有经验，而世界上奇物自多，正可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断定事实的可能性。泪可以不觉的落下，笑永远是自觉的。

　　最末后我们要说一句：只有自由国家的人民才会产生狄更斯与阿里斯托芬那样的人，因为笑是有时候能发生危险的。在自由的国家社会里，人民会笑，会欣赏幽默，才会笑别人也笑自己，才会用幽默的态度接受幽默。反之，在专制与暴动的社会国家中，人人眼光如豆，是不会欣赏幽默的。

　　幽默的根源须由笑之原理找出来。矛盾与对照为招笑之源。关于此点，看柏格森的《笑之研究》。

　　说法与看法可以有幽默，并不一定有多么可笑的事。抄自一九三○——三四年在山东齐鲁大学执教时自编讲义手稿之一章

　　话剧中的表情

　　首先要声明，我不懂戏剧。假若我要说些关于戏剧的怎长怎短，那纯粹是立在乡下佬的地位来说蠢话。说的不对呢，并不算我跟头了，可也用不着道歉，因为戏剧本是演给民众看的，谁看了谁就有发言权。

　　说实话，我不大懂现在戏剧中的表情。我这个乡下佬总算是开过眼的，到过上海汉口等等大地方，也曾看见过中国男女跳舞，而舞厅里的小姐太太们确是稍一生气便练习深呼吸，似乎是运动着乳房的大起大落；或没的可说，便撇着朱唇，一端肩膀……。这些，咱懂，因为亲眼看见过，可是，咱的乡亲们一辈子扛锄下地，永没开过眼，便绝对不明白这是啥路道。给他们讲也是白费话。就是咱自己，虽然总算开过眼，也难免一边看戏，一边心中叨念：这是戏剧，洋事儿，理当如此。不过，我的老婆要是对我表演乳房起落，或端肩膀，我就非揍她不可，虽然我并没有揍老婆的劣行。

　　近来的抗战小说上图画里描画的日本人，一举一动自与中国人不同。中国人民本是善良和平的，所以举动表情就如此；日本军人本是凶蛮好战的，所以举动表情就如彼。这不但为善恶分明，黑白对比，而事实上也的确一民族有一民族的体态表情，不可相混。西洋人叫人，以食指轻钩；中国人打招呼，五指齐动，名曰点手。中国人鞠躬比西洋人度数深，而日本人鞠躬又比中国人到家，几乎是鞠躬尽瘁，若戏台上的某一角色，先以食指钩召，而后以手加膝鞠躬尽瘁，谓为疯病，谁曰不宜？

　　不错，我们的演员有的到过西洋去受训练，有的曾受过名人的传授——所谓名人当然就是到过欧美留学的——所以一动手一抬脚都有准地方，能得一定的效果，决不是瞎胡闹。一个点烟卷的姿式，据说，须练习那多少多少次！一个小举动都是根据着西洋舞台上几百年的经验而摆出来的，都有讲究，有道理！可是，西洋事到底是西洋事。一对西洋新婚夫妇，若到中国乡间去度蜜月，接着腰，时时的啄吻，要不招得村间成群的小儿女向他们以手划脸，而低唤“羞！羞！”才怪！不习见的举动不但引不起同情，反易惹出误会。台上“小生”身穿漂亮洋服，横起肘子来看手表，真是英朗豪俊，而不知者乃谓“这小子显他有手表！”这一姿态，不错，是想合乎伦敦与巴黎舞台上的规矩，可惜摆在中国老百姓面前，适足引起反感，劳而无功。

　　自然，看惯就好了。可是在抗战期间而慢慢使民众熟识洋人或半洋人的抬手动脚，何其迂也。

　　再说，中国人自有中国的动作姿态，即在太平年月，亦不必多此一招，非学外国人不可呀。（要形容一个高等华人，自当另作一说。）我们为什么不下些工夫，研究揣摩，把原有的姿态与表情作成“态汇”，从而一一的淘炼，使之配合剧情，强调所要引起的效果呢？即以吸烟而言，我准知洋车夫，中学生，中年妇女，与浪漫的老诗人，各有各的方法与样子；若一概以跳舞厅中阔少颇似洋人为标准则谬矣。抄袭省事，揣摩费心，我可真愿大家费点心，使中国话剧有中国的表情！

　　载一九三八年五月《弹花》第四期

　　记写-残雾

　　写剧本，我完全是个外行。小说，写不好，但是我敢写。小说，假若可以这么讲，好象一个古玩摊，有一两件好东西似乎就可以支持一气。文字好，或故事好，或结构好，或什么什么好，有一于此，都足以引人注意。当然喽，样样都好，无懈可击，是最理想的了；可是不幸而瑜瑕互见，仍能好歹成篇，将就着算数，小说的方面多，变化多；有胆子便可成篇，有功夫也能硬凑得不错。因此，我有时候觉得写小说比写一篇短文还容易。这自然绝对不是说小说可以胡乱炮制，瞎抹一回，而是说小说于难写之中，到底有很大的伸缩，给作者以相当的自由，使作者即使失败于此，仍能取胜于彼。世上有不少毛病显然而不失为伟大的小说。

　　诗，写不好，但是我也敢写。只要我把握得住文字，足以达情达意，我就能得到几行或几百行诗。诗的困难，据我看，多半在使稍纵即逝的感情从心中消散，不能及时的，精到的，把它生动馨香的画在纸上；或是心中有许多事，物，象丑陋的货物一样堆在栈里，而不能点石成金，使它们都成为声色兼美的宝物。一旦能突破上述的障碍，写诗实在是件最开心的事，音节自由，结构自由，长短自由，处处创造，前无古人。

　　写剧本，初一动手，仿佛比什么都容易：文字，不象诗那么难；论描写，也用不着象小说那么细腻。头一幕简直毫不费力就写成了，而且自己觉得相当的好。噢，原来如此，这有什么了不得呢！

　　来到第二幕，坏了！一方面须和第一幕搭上碴，一方面还能给第三幕开开路。眉头皱得很紧，不往下写便是自认无能；往下写，怎么写呢？在这时候，我发现了剧本是另一种东西，绝不是小说诗歌的姊妹，而是另一家人。这一家人彼此的关系也许不是骨肉至亲，可是又没有一点不相关的地方；他们合起来是一部机器，分开来什么也不是。第二幕啊要命！一想第二幕，第一幕便露出许许多多的窟窿来；刚才所以为如行云流水者，而今变成百孔千疮。一边咬牙写第二幕，一边还得给第一幕贴膏药！

　　第二幕勉强得很，力量都用在如何以此幕支持第一幕上，如古屋之加支柱；支柱没有自己的生命，只不过帮忙不塌台而已！这是文艺？天知道！无论怎说吧，第二幕总算凑成，就该看第三幕的了。第三幕非精彩不可。第一幕因受第二幕的影响，已非行云流水；第二幕本身又是一根支柱，还能再放松第三幕吗？不可！绝对不能！在这一幕里，人物非极端活动不可。假若前两幕未能有戏即有动作，有动作即有故事与人格的发展，这一幕便非用全力补足不可。不，不但要补足，且须把第四幕的一切都打点停妥，以备最后的爆发。好，集中精神，努力写这生死关头的一幕！也不是怎回事，人物老不肯动！给他们新事吧，怕与前二幕不合；教他们还敷衍前两幕那点事吧，就只有空话，而全呆若木鸡！假若我是在写小说，我可以再补充，补充够了，再加新事。可是剧中人物不能老独白或说梦话呀，假若我是在写诗歌，我可以到水尽山穷的时节来一段漂亮的文字，专以音节图像之美支持一会儿，然后再想好主意。可是剧中人不能没事儿就哼哼诗。几乎是绝望！

　　我晓得，剧本不可把力量都使在前半，致后半无疾而终。我晓得，我确乎是留着力量给后一半用。可是，前半平平，后半也不知怎么，就用不上劲了！我没法把绸子大衫改成西装，也没法使半部软软的剧本忽然变硬，或使松松的半部忽然滚成一团，文武带打。别的似乎还都容易，我就是没法子使人们都自自然然的在戏剧中活动发展，没有漏洞，没有敷衍，没有拼凑。

　　第四幕——我要写的是四幕剧——无疑的是要结束全剧了。故事本已定好，照计而行本当没有大错。可是，经过前三幕的发展，故事多少必与原来计划有些出入；而且要特别讨好，盼望得些比原来想到的更好些的东西。这样，简直没法落笔了。出奇制胜本是好办法，可是不能自天外飞来，全无根据。前面所布置下的要在此地结束，不是在此地忽然闹地震而同归于尽，虽然台上表演地震也许很热闹。

　　最没办法的是前面所有的人物本来都有些作用，赶到总结束的时节，也不知道怎么的，有好几个人没法下场。偷偷的溜下去，不象话；呆呆的陪绑，也怪难以为情；都有收场而各自为政，又显着乱七八糟。怪不得古代希腊悲剧中只有两三个角色——七八个人（不要再说多了）一齐上吊都相当的麻烦！我出的汗比写的字多着许多。

　　我整整的受了半个月的苦刑。事情是这样的：文协为筹点款而想演戏。大家说，这次写个讽刺剧吧，换换口味。谁写呢？大家看我。并不是因为我会写剧本，而是因为或者我会讽刺。我觉得，第一，义不容辞；第二，拼命试写一次也不无好处。不晓得一位作家须要几分天才，几分功力。我只晓得努力必定没错。于是，我答应了半个月交出一本四幕剧来。虽然没写过剧本，可是听说过一个完好的剧本须要花两年的工夫写成。我要只用半个月，太不知好歹。不过，也有原因，文协愿将此剧在五月里演出，故非快不可。再说，有写剧与演戏经验的朋友们，如应云卫、章泯、宋之的、赵清阁、周伯勋诸先生都答应给我出主意，并改正。我就放大了胆，每天平均要写出三千多字来。“五四”大轰炸那天，我把它写完。

　　写完了，没法去找朋友们去讨论，大家正忙着疏散，上演，在最近更无从谈起。入防空壕，我老抱着这象块病似的剧本。它确是象块病；它有无可取之处？它的人物能否立起来？它的言语是否合适？它的穿插是否明显而有效？都不知道。不知它是盲肠炎，还是某种神经病。我只知道出了不少汗，和感到文上所提到的那些困难。出汗是光荣的事，可是在有机会试演以前，我决定不敢再写剧本，以免出完了汗，而老抱着块病也！剧本难写，剧本难写，在文艺的大圈儿里，改行也不容易呀！

　　载一九四○年六月十日《新演剧》第一期（复刊号）

　　教育与文艺

　　一个文艺作家的最大努力处，恐怕就在人物的创造上吧。因此，即使他不必一定怀抱着益世教民的志愿，可是他可以成为教育家的最好的朋友。一个文艺家在创造人物之前，必定由社会、家庭、遗传、心理等等方面，去认识人物，而后由这各方面的复杂错综的关系中，找到他所欲创造的那个人的生活条件与方式，从而决定了他的命运。他是由观察与分析，进而为具体的创造。他是借用许多人来帮忙造成“一个”想象的人。在另一方面，一个教育家，却是由于对社会，心理等等方面的认识，而去以身作则的教育许多人。他是由观察与分析而提出教育的理论，或者承认别人家的理论，而后以这种理论去决定教育的实施：他要怎么样削减他所看出的人类的缺点，和培养他所相信的人类所应具的美德。这样，文艺家的成败大半是因着他所创造的人物而定，创造得成功，他便借着这想象的人得到左右群众的威权，成为大家的导师。反之，创造得失败，他便一无所得，白费了工夫。教育家的成败呢，比这还有更直接的关系。他心目中的想象的人也就是他朝夕所接触的那群活泼的青年。他失败不得！一失败，他便毁了许多人。这倒并非是说，教育者应比文艺者，或文艺者应比教育者，更当努力，丝毫不可敷衍随便。这是说他们都应当同样的努力，虽然他们的事业不同，工作的方法不同，可是他们都以人为对象，人是他们的先生，他是他们的弟子。所以他们应当常常到一处谈谈，结为朋友。一位律师也许很喜欢植物学，交结几位植物学家为友。但这是他自己的事。只要他不把植物标本都贴在诉状上，代替了法律的第几条第几款，就不会出什么毛病。反之，他若是不喜欢植物学，也不至于损失了他的威严，或不便于他的事业。教育家与文艺家可并不这样。他们为了事业，为了民族，都应当携起手来。只有教育家能最亲切的批评文艺者的产品，因为教育家是最明白人类心理的。只有文艺家能最亲切的批评教育家的工作，因为文艺者是最关心人类幸福的。他们两家若能成为朋友，教育家必须贡献给文艺家以关于人的知识，文艺家必能贡献给教育家以很好的意见。这种交换与互助无疑的是极可宝贵的。

　　一般的说来，文艺者比教育者更大胆，因为他较为自由。他可以不顾一切的写出他心中的话，听不听在你，写不写在我。因此，他的思想往往是前进的，他想一下子把人们都引领到新的世界去。这种自由与热诚使他冒险，有时候也就偏激不实。教育家呢，无论怎样，他不能把昨天用的方法与工具完全放下，今天忽然另换一套。事实上的限制使他不得不慎重，不得不渐进。今日新兴的教育理论，也许在十年八年后，或几十年后，才得到实际试验的机会。他的热诚也许与文艺者一样，可是他不能无所顾虑；在他的良心上他也觉到急进会有危险，而不能随便拿教育当作儿戏，随时改换。文艺者的大胆使他前进，教育者的慈善使他慎重。前进，往往忽略了事实上的困难，或有时候以极脆弱的论证支持着极沉重的结论。慎重，往往趋于保守；把事业看成职业，率由旧章的作下去，由不敢改善而入于不便多事。二者都有好处，也都有弊病。只有二者能常接近，然后慎重的人才能见到最新的思想，虽然不能马上采用，究竟要迎上前去，不甘落伍；即使不能一时全盘变更，至少在思想上能更与新时代接近，可能明白新时代的青年的心理与问题。每个教师都当成为“师之时者”，不当成为教书匠。所以，他必须以文艺及文艺者为友。同时，文艺者若能与教育者往来，便也知道这些事实的真困难在哪里，而不至于抱着个虚无的理论与理想，创造出虚无的人物与事实。这是两有益的事。

　　在神圣的抗战中，这种友谊更成为必要的。一般的说，今日青年学生的苦闷，实由情绪与理智的冲突而来。在情绪上，哪个青年不想投笔从戎，效命沙场呢。可是，在理智上，谁也明白抗战与建国是该双管齐下，那么，青年正该努力去读书，去得到建国的知识与技能。这二者，一动一静，一热一冷，颇难调和。文艺者的作品，用不着说，是首要的要刺激，要从情绪上感动人的。教育者呢，也用不着说，自然要按部就班的，不动声色的，继续着培植人才的事业。这样，学生们自己既不能决定到底往哪里去，而由文艺与教育所获到的又是那么冷热不同，见仁见智，他们当然就更不知如何是好了。为使学子们安心，必须给予适当的教育。这就是说，教育者必当设法在教育中满足学生的要求。在教学上，在训育上，都须使学子相信他们不是怕死贪生，而是积极的预备着救国的知识与技能，和锻炼着能为国牺牲的身体与气魄。在今天，教育者应多从文艺上认识青年，文艺者应从教育上去想实际解决青年苦闷的办法。青年的苦闷能渐变为青年的毁灭，这是当前极重要的一个问题。

　　载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七日《教育通讯》第二十六期

　　敬悼许地山先生

　　纪念一位值得纪念的人是有许多不同的方法的：开追悼会，撰制墓碑等等都是方法之一。许地山先生是一位值得纪念的学者与文艺写家，大概有人给他开过追悼会，或用其他的方法去纪念他。因为没有机会参加他的追悼会与别种对于他的纪念的举动，我只写了一篇哀悼他的文字，刊登在大公报上。在那篇文字里，我述说了一些他的性格与才能，表明他是怎样的可敬与可爱。现在，我不愿重述那些，而想从他的逝世提出两件事来，引起文艺界友好的注意。我想，假若由一个已无可挽回与补救的死亡与损失中，能使还活着的同道得到一些自励自策，恐怕就不失为最好的纪念方法之一吧。

　　一、地山先生既是一位学者，又是一位文艺写家。不知道我的判断正确与否，我觉得他的学识胜于他的创作。在关于他的宗教学的研究与著述上，他的声望是流传到了国外的；在国内，似乎“落华生”是比“许地山”更响亮得很多。从一个以文艺写作为职业的人的立场上来看，我深愿地山先生的文艺创作也与他的学术上的著作等量齐名。但是，他已经把他的一切带到了坟墓里去，没法再满足我们这个希冀，那么，使我们的新文艺流传到国外去的责任应当责无旁贷的是我们的了。这是个重大的责任，而且也是必须尽到的责任。

　　我们的新文艺还缺乏伟大的作品，但是这可不能便把新文艺的成就一笔抹杀。从一发芽，中国新文艺的态度与趋向，据我看，是没有什么可羞愧的地方。它要革命，它要作不平之鸣，它要追求真理与光明。这些，都是好样儿的文艺必须作的。我们的才能也许很薄弱，举不起这块文艺的千斤闸，但是我们并没有怕它沉重而放弃它。我们二十年来的成就，虽然还没有一鸣惊人的杰作，可是我们也干干净净，并没有去作象英美诸国那些专为卖钱而写出的侦探小说与大减价的罗曼司。所以，我们应当把我们的较比优秀的作品，介绍到国外去，使世界上知道我们的黄色皮肤下的血也是红的，热的，崇高的。在这种介绍工作而外，当然我们要更努力自策，生产出更好的作品，给世界人类的心灵一些新的，珍贵的，精神食粮。这不是妄想，而是我们应有的志愿与应尽的责任。我们必须教世界上从文艺中知道，并且敬重新中国的灵魂，也必须把我们的心灵发展，提高，到与世界上最高伟明哲的心灵同一水准。要作到这个，我们就必须储蓄学识，然后好把我们的生活必应有的三个方面——学识，生活经验，写作——打成一片，从学识与生活经验的调协与互助，把我们的创作水准提高。

　　地山先生的学识，使我们感到自己的空虚。我们应当学他。我们不能专靠没有被学识滋润过的聪明与才力去支持写作。同时，我们知道地山先生的好学，减少了他的写作时间；他成为学者，可是耽误了他的更好的更多的文艺作品的产生。因此，我们虽然应努力去填满学识的空谷；可是我们求学的目的，是在有助于创作。我们不必成为学者，但必须有丰富的学识。地山先生在学问方面给了我们很好一个示范，我们应当以他的勤苦好学的榜样去充实自己，而且要以学者为创作的柱梁，正象生活经验那样的，去建造起文艺的美厦明堂来。

　　二、凡有机会与地山先生接触的，都能成为他的朋友。他有一颗爱朋友的心。可是，因为他一向作教授，没有时间去多参加文艺界的活动，所以文艺界友人认识他的就不很多。在抗战中，许多文艺写家在香港工作，他们有看到他的机会，他就成为大家的老大哥。他对香港文协分会的工作极为热情。他的死，不但是香港文协分会的损失，也是文协总会的损失，因为文协总会的工作有无发展，实在是要看各地分会的工作有无进展。说到这里，我们就应以地山先生爱友人爱文艺的精神与热诚去纪念地山先生——我们要用全力去支持文协！

　　文协在今天已成为文艺写家的精神家庭。今日文协的坚固，是明日文协发展的基础。我们既在抗战中建设起这个大家庭，我们就必须看到明日，使它继续的发展，成为永久的家庭。只有这样，文协才有它更重大的意义与使命。文协的兴衰是与我们每个人有最密切的关系的。我们不能看它已相当的牢靠而稍微放松我们的努力。今天静止，明天就衰废！我们不能教地山先生在地下斥责我们！

　　载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文学月刊》第三卷二、三期合刊号

　　看画

　　在穷苦中，偶尔能看到几幅好画，精神为之一振，比吃了一盘白斩鸡更有滋味！幸福得很，这次一入城便赶上了可染兄的画展，——岂止几幅，三间大厅都挂满了好画啊！

　　在五年前吧，文艺协会义卖会员们的书画，可染兄画了一幅水牛，一幅山水，交给了我。这两张我自己买下了，那幅水牛今天还在我的书斋兼客厅兼卧室里悬挂着。我极爱那几笔抹成的牛啊！

　　昨天去看可染兄的画展，我足足的看了两个钟头。他的画比五年前进步了不知有多少！五年前，他仿佛还是在故意的大胆涂抹，使人看到他的胆量，可不一定就替他放心，——他手下有时候迟疑不定，今天，他几乎没有一笔不是极大胆的，可是也没有一笔不是“指挥若定”了的。他的画已完全是他自己的了，而且绝不叫观者不放心。

　　他的山水，我以为，不如人物好。山水，经过多少代的名家苦心创造，到今天恐怕谁也不容易一下子就跳出老圈子去。可染兄很想跳出老圈子去，不论在用笔上，意境上，着色上，构图上，他都想创造，不事摹仿。可是，他只作到了一部分，因为他的意境还是中国田园诗的淡远幽静，他没有敢尝试把“新诗”画在纸上。在这点上，他的胆气虽大，可是还比不上赵望云。凭可染兄的天才与工力，假若他肯试验“新诗”，我相信他必会赶过望云去的。

　　望云也以画人物出名，可是，事实上，他并没画出人来。望云的人没有眼睛，没有表情。论画人物，可染兄的作品恐怕要算国内最伟大的一位了。真的他没有象望云那样分神给人物换衣装，但是望云只能教人物换上现代衣服，而没有创造出人。可染的人物是创造，他说那是杜甫那就是杜甫。他要创造出一个醉汉，就创造出一个醉汉，——与杜甫一样可以不朽！可染兄真聪明，那只是一抹，或画成几条淡墨的线，便成了人物的衣服；他会运用中国画特有的线条简劲之美，而不去多用心衣服是哪一朝哪一代的。他把精神都留着画人物的脸眼。大体上说，中国画中人物的脸永远是在动的，象一块有眉有眼的木板，可染兄却极聪明的把西洋画中的人物表情法搬运到中国画里来，于是他的人物就活了，他的人物有的闭着眼，有的睁着一只闭着一只眼，有的挑着眉，有的歪着嘴，不管他们的眉眼是什么样子吧，他们的内心与灵魂，都由他们的脸上钻出来，可怜的或可笑的活在纸上，永远活着！

　　在创造这些人物的时候，可染兄充分的表现了他自己的为人，——他热情，直爽，而且有幽默感。他画这些人，是为同情他们，即使他们的样子有的很可笑。

　　他的人物中的女郎们不象男人们那么活泼，恐怕也许是尊重女性，不肯开小玩笑的关系吧？假如是这样，就不画她们也好，创造出几个有趣的醉罗汉或是永远酣睡的牧童也就够了！

　　载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重庆《扫荡报》

　　抗战诗歌集二辑序

　　一

　　记得，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大会上，冯先生说过：“士兵的物质食粮与精神食粮是同样重要的，所以兵站不当只供给军粮，也该预备文艺作品，大量的预备文艺作品。”这并不是冯先生对文艺者的赞谀，而是他领兵数十年的真经验；他确实晓得文艺在士兵心中能发生什么效果，并且知道这效果有多么大的价值。

　　在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成立大会上，冯先生又说过：“现在，武人应摸笔杆，文人应摸枪杆；文武双全，齐作抗战的好汉。”“武人摸笔杆”是冯先生由极度注意士兵的精神食粮问题，更进一步的愿军人也去学习写作。这又不只是句空话，而是他久已作到的事实。他希望别人去作什么，他自己就先去以身作则；作了之后，得到好处，他就更希望别人也因努力而得到好处。他在万忙中永不忘了读书，永不忘了动笔。读书写作永远给他无限的快乐。他愿别人也分享这快乐。读别人所写的，和写给别人去读，在他，不啻是人生中最大的责任与义务——明白别人与使别人明白是每个人所应负的文化使命。因此，他时时的写诗。目有所睹，心有所感，他马上要写出来。诗的体裁既经济又自由，他没有充分的工夫去长篇大论的写文艺的散文。

　　二

　　冯先生送给朋友们的茶杯，上面写着“非抗日不能救国”。他约客人们吃饭，壁上先贴好：“要总动员须自己先动起来”——客人须自己去取菜取饭。每逢走进一个小茶馆或小饭铺，他先找小伙计或厨师傅去问：“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打日本？”在许多与此类似的事情中，只就上边举出的两三样，已足证明他对抗战是怎样的坚决。他寝食不忘的是抗战，奔走呼号的是抗战。抗战第一，所以作诗也是为了抗战。三

　　由前两段所述，再讲到冯先生对抗战文艺的主张就很容易了。抗战第一，所以必须教大家都明白；而经验告诉他，对士兵民众宣传必须清浅简明；不浅明通俗等于没说。因此，他的作品是以宣传抗战为主题，以简明清楚为格调。他希望大家都能明白他的话；明白了他的话，就是明白了抗战的意义；他的诗就是他的话，他不愿他的话说了等于没说。

　　上列三点的提供，我希望，或者能帮助读者对此集得到点更深的了解——读了诗，也明白了抗战，从而努力于抗战。

　　老舍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于壁山

　　载冯玉祥著《抗战诗歌集》（二辑）

　　一九三九年六月桂林三户印书社出版

　　抗战戏剧的发展与困难

　　对戏剧，我是个外行。不懂而假充懂是要不得的态度，也是我一向力求避免的。现在，我要谈一谈有关于戏剧的事；请放心，我决不是以一个剧作家和剧评论者自居，而是就着所看到的一些事实说几句外行话；这，与其说是发表意见，倒还不如说是请求指示；善意的外行话，我希望，有时候也许能“歪打正着”的有些意思。

　　首先我要指出的，是在我到大江以北去劳军的时节，到处都得到了看戏的机会。我说不上来，现在我们一共有多少个剧团；我没有资格去批评表演得好坏；我只知道到处有戏看。

　　我去看戏，军民人等也去看戏。我说不出什么来。可是，我与他们都承认了戏是值得看的，而且都因为看戏受了点感动，得到了些新知识，认清了一点抗战的意义。这恐怕就是所谓的什么效果吧？我不敢多说，我心中却暗暗的记牢：抗战戏剧已不是书铺子里的摆设，而是在军民心中活动着的东西。我所见到的剧团多数是随着军队的。当上演的时候，我看到军官们的笑容，仿佛他们觉得军队中有剧团是件足以自傲的事，象打了次胜仗那样。是的，军官们已经认识了戏剧的价值。大概他们是这样想：演戏给军民看，从而增强军民的抗战心气，自然就会打胜仗的。倘若我猜测的不错，那就无怪乎他们面带笑容了。

　　有时候，他们的笑容可是一种无可如何的，啼笑皆非的。比如说，他们得不到真正的剧团，而不能不东拼西凑的，弄起个可以勉强登台的小组织来；或是，找不到话剧人才，而硬教地方上的秦腔班子或二黄班子来演抗战的文明戏；或是，有剧团而因为一点什么事不能演戏，只好教演员们暂且唱些抗战歌曲，或说一段相声……有一于此，军官们的笑容便无法不显出怪不得劲似的了。因此，截留别处的演员等等的笑话也是时有所闻的。

　　上述的情形，令我想起战前的戏剧运动来。那时节，各地的活动总是在都市里打圈子；结果呢，热闹过几天便又依然沉寂。抗战以后，戏剧要负起唤起民众的责任，于是就四面八方地活动起来，到今天已经是抗战需要戏剧，戏剧必须抗战，二者相依相成，无可分离。这是多么使人兴奋的事呢！有些人或者还不相信文艺到底有什么抗战的力量，因而也就以为设若文艺躲开抗战也许更委婉漂亮一些。我说，这是闭着眼瞎讲，完全与事实不合。对戏剧，我是外行，不错；但是我所看到的事实，至少也使我没有造谣扯谎的罪过。

　　我还看见一点事实；这可不象前面所讲的那样使人高兴。因为到处有戏看，我已和《放下你的鞭子》等戏成为老朋友了。到处表演这几出老戏。一点不错，戏剧工作是热情的想尽到责任，可是他们不能不因为又是《放下你的鞭子》而皱着眉；一点不错，军民都早早的坐好，眉开眼笑的等着开幕，可是幕一开，大家不能不因为又是那一套而泄气。是的，一出好戏是百观不厌的；不过，我们演戏是为了抗战宣传。因此，我们的戏剧就必须与军事及其他一切建设的进展配备。我们不能老演《单刀赴会》，正如同我们不能老唱《九一八》。

　　没有剧本；尤其是没有一两幕的适用于舞台设备苟简的地方的剧本！这个灾荒要是无法救济，广大的抗战戏剧运动大概很有塌台的危险。我不是个剧作家，想不出怎样才能多产生剧本来。我只能把这个事实提出，使大家注意，赶紧想办法。同时，若有人以为抗战剧剧本已经太多，看着已有点头疼，我可负责的告诉他：“那是您自己的头有毛病！”

　　说到这里，真是应了一则以喜，一则以惧，那句老话了。我希望剧作家们能使我们转忧为喜，使得广大的戏剧运动不至于中途失败！

　　外行话大概也和别的话一样，说起来便不易停住；我还得说下去。关于话剧，于剧本荒而外，我还看到两个困难：第一个是各地方演剧的设备太简单。为补救这缺欠，当然最好是大量的置备一切应有的东西送到各处去了。不过最好的方法，在抗战的今日，可不见得就是最容易办得到的。钱，运输，都不是一想就能解决了的。抗战的宣传是不容稍缓的事，我们不能等着诸事具备再从容出台。反之，我们应该于没办法中想办法，于极度困难中克服困难。别的暂且不提，当我们每个剧作家写作的时候，就该把演出的困难放在心中，记住了前方的营中与村里并不是上海租界。我们须写能够在穷乡僻壤演出来的东西。第二个困难，是剧中的言语。到如今，各地演戏还有不易使观众完全了解的毛病，而许多观众还抱着看大画（布景）的态度而来立在台前。我所看到的话剧，差不多完全是用官话；在北方，普通官话本可以到处通用；不过，在永没有机会离开本乡的人，便未免听着耳生；戏剧中的对话，一表就过，又不能一句听三遍，那么一句没听清，便感到有点莫名其妙了。再说，对话的动人不在乎字字吐清，如报账目，而在乎用语巧妙，使人在话语中领悟到生活的趣味与意义。清楚远不如亲切。要亲切，恐怕就非土语不行了。所以我们是不是应当尽量的采用土语呢？这一定有不少的困难，可是，据我看，实在值得我们实验实验。想用土语，便能想到怎样了解民众生活，从而由民众生活中择取戏剧的资料；能做到这一步，抗战戏剧或者就不仅是瞪着眼教训大家，而是能以同情与谅解去感动了。

　　谈到旧剧，问题似乎比话剧还要多一些。以剧本言，它比话剧剧本更难获得，因为把新内容恰好合适的装入旧形式里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我在西北所看到的，除了易俗社的几本新戏，便只有欧阳予倩先生编的《梁红玉》了。易俗社的剧本，先不管它们的好坏，是按照秦腔的规矩作成功。西北是秦腔的地盘，所以这些戏倒能顺利的流行。至于别处所编的剧本大多数量依照二黄戏的规矩的；二黄戏腔多字缓，有时候十几句就可以唱几分钟。此种剧本，因此，就往往很短；要想把它们用入秦腔，便嫌过于短促；秦腔中每每很快的一气就数下好几十句去。所以，此后要作旧戏，无论是利用哪一种剧形，必须作得长一些，以便各地方的改用，长了有法子改短，短了可不易加长。

　　行头问题是颇有趣味的。易俗社的新戏中的人物，即使是演目前的事实，都穿行头。烟俊六，我记得，是绿脸，插鸡翎的。虽然我自己也曾主张这样办过，可是头一次看这样脸的烟俊六，我也不免有点不得劲儿。但是，及至去看第二次，我又不觉得怎么难过了；大概这与看得惯不惯有点关系吧？易俗社终年在唱这路戏，若是没有很大的号召能力，恐怕演员们早已饿死了吧？

　　在我看，穿行头的问题与其说是在合乎情理与否，还不如说是在大家看得懂看不懂。乡间的老百姓知道烟俊六不知道，我不能回答；我的确知道他们不晓得许多我们自己的名将。那么出来一群红脸，白脸，而使大家莫名其妙，就太不上算了。因为，有人主张，抗战旧戏剧须用古代的故事，既便于穿行头，又易于认识。可是，古事是否全然与今事相合，又是个问题。勉强使梁红玉说一套抗战的口号总多少有点别扭；古代的人与事很难，恰好反映出我们今日所能解决的一切，它至多也不过能给些一般的教训而已。教训是笼统的，一定不能解决问题，而我们今日恰恰需要能明白指出怎样抗敌怎样坚强自己的办法来的戏剧。

　　为了明白指示出办法，就非演目前实事不可。于是，就有些地方演旧戏而不穿行头。事是目前的事，打扮是时代服装，可是打锣，拉琴，歌唱，又都与旧规矩一样。这样办，在一方面老百姓会批评：“戏不错，可惜没有行头！”而且连演员们也感觉到，没有行头的确损失不少动作身段之美。在另一方面，可是，不要衣箱可以减少经济上的困难；不穿行头，又可以减少松装的麻烦；实在是合算的办法。同时，既穿时装，便可充分的具体的表演目前的事实与问题，使观众得到亲切之感！——他们不象看《长板坡》那样只为古人担忧，而且为了自己的安全与国家的兴亡而受感动，而去深思默虑。

　　这样，穿便衣，表演时事；确是个好办法。它把舞台与观众之间的距离缩短了许多。用行头的时事剧未必不叫座，用行头的古事剧未必没效果，可是无论怎样说，总都显着观众与舞台距离太远。去了行头，这点障碍，再加上所演的事实就是本乡本土的，腔是熟腔，话是土语，台上的人也就仿佛是台下人的亲戚朋友。当然成功。要穿行头，就得一切都有规矩。穿着肥大的袍子而不会走台步，是多么难堪的事。利用旧形式便很容易被旧形式拘束住。是的，旧形式中有许多优美之处理当保存；不过，你一爱它，就舍不得割弃任何一点，而戏剧的改造也便因而停顿。假若先打倒了行头（或先打倒任何一样东西；在我的私心上，我是爱行头的）以便自由表演时事，则许多的新东西都可以渐次加入——比如说，于旧歌腔而外加入抗战新歌，于旧舞姿而外加上新的跳舞等等。这样增加新的成分，还或者不至于象古装的王宝钏手提带有小电灯的桑篮那么刺目。一旦得到新的血液，旧剧便可以走上改造的途径了。

　　新血液的输入，一定先要把旧东西抽掉一些去，否则旧的套数不减，而新的花样日增，就恐怕吃得太多，不易消化了。我们须客观的检讨旧有的那一大套，以定去取。无论是哪一种旧剧，从服装上，歌曲上，姿态上，故事上，都有它的缺点。我们若不明白它原来的缺陷，便不易给它输加新血——本来它的眼不好，而我们却先给它安上个假鼻子，岂不更加难看？所以我们必须费些工夫认识它，研究它，检讨它，而后才能改造它。

　　好，外行话至此告一结束。

　　载一九四○年一月一日《扫荡报》“元旦增刊”

　　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

　　第一讲文艺界之动态首先要声明的是从今天起的四天讲演，不是讲学，而是报告文艺运动的实际情况。这个报告与学问无涉，不过是四年来我由参加文艺工作而得的一点材料，所以既不完美，也非学术研究，不值得重视。

　　今天先讲文艺界的人。

　　九一八起，文艺界已有国防文艺的提倡，故抗战初起，文艺界就以笔为工具，从事报效国家的工作。此精神可谓继承五四精神，写家们于尽文艺的责任中，复承担为国民的责任。

　　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文艺界组成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虽无了不得的成绩，但却为历史上的空前事迹。成立之后，因为无磨擦，无冲突，所以到如今还能够存在。这可以表现文艺作家内心的团结力量。到现在为止，香港、昆明、贵阳、成都、桂林、韶关等地均已设置分会，都有相当好的成绩。

　　文协在另一方面可提出报告的是：绝对受政府的支配，补助。受政府的委托，做政府要做的事。如在武汉时，文协受政府委托为民众军队编写许多读物。到重庆后组织访问团，到前线去考察，收集抗战史料。政府予以补助及方便。去秋起，因为物价高涨，一般写家生活不易维持，政府又筹出奖助基金，请文艺界的同人为委员，分给各需要补助的作家。同时又指定了几个刊物增加稿费，文协的会刊为其中之一；上海方面也有刊物受同样待遇；因此运动，现在许多刊物，稿费已增到十元以上。社会上对文协亦渐渐信任。如今春献金，文协会员发动卖字，结果获得四千五百元，为民众团体献金最多者。武汉日报征求长篇小说，也委托文协负责评审。

　　就文协本身言，所有的集会从未流会。集会费用均由私人负担，所以经济方面最为清楚，因此一扫从前社会上“文人无行”“文人相轻”之诮。

　　文人无行，或是指文人所注重者他人未必重视，他人所重视者，文人则未必重视，意见分歧，致生误解。作家从抗战以来，一矫以前闭门造车之态度，而确实的到军民之间去观察民众士兵的生活。同时由于传统的观念，士兵民众对文人特别尊重，因此作家得以实际体验民众士兵的生活，明了士民实有抗拒敌人的力量。对抗战局势既有认识，故到现在并没有多少作家作汉奸的。

　　至于文人相轻，我觉得凡是有艺术天才的人都不免有如此感觉，但现在无此现象。现在写诗，散文，小说，剧本的人都能够常相接触，互相讨论，所以能有较好的作品产生。在重庆某一剧作者有了新作即邀请其他戏剧工作者作集体的批评，而后再改正为定本。所以我们见到的批评文字虽不多，可是批评并未死灭。这种态度如能保持下去，我相信批评工作能更有进步。

　　文协中亦无派别，只要是写家，不论新旧，有写作成绩的都可以入会。这在抗战以前亦是不可解的事，那时候因为政治认识不同，文艺的观点不同，文人不能够团结。现在，文协能够集合了这么多写家，实在是抗战以来相当伟大的成就。最能够表现此种成就的就是会刊——《抗战文艺》。会刊初为三日刊，后改为周刊，又改为月刊，都是因为印刷逐渐困难而起的变动。在这个刊物里已有三百多写家写过文章，这也是罕有的现象。又因为有文协，各地方也受了一种显著的影响，就是全国在今日只有一种抗战，拥护政府的，支持抗日的文艺；在文协里的人写此种文艺，也不许在会外的写不利于抗战的文字。

　　那么，文协是不是也有缺点呢？有的。

　　第一便是经费不足，会务不易发展。比如有许多写家们现在不得不以写作做为副业，文协只好听其自然，无法相助。对于爱好文艺青年们，文协亦多疏忽。有许多青年寄稿子给文协，要求代为删改，但文协没有人可以给他们删改。幸而现在重庆有一个青年写作协会成立，可以使文协减少些愧疚。

　　其次因为人的关系，总会与分会的联络很不健全。分会的力量有的很大，因为它与地方有密切的关系，能够得到当地一些人的信任；有的则很微弱，而总会是爱莫能助。

　　后方的作家因为不能够到前方收集材料，不易认识战争的真相。同时，没有分会的地方的一般文艺工作者多半在军队里，因为军队需要文艺工作者。各军队中目前差不多均有剧团等组织，这是因军士、军官知识增高而起的自然现象。在前方，愈与后方远隔，小的文艺戏剧团体也愈活跃。这些人凭了一点热情，追随抗战军队从事文艺工作，将来如有成就，亦必能更认识民众及士兵生活，成就也必定是更为伟大，但可惜他们得不到后方的帮助与鼓励。

　　文人与军队不能够彻底相配备的现象还有很多。抗战四年来，每一个军队均有些光荣的战迹，都愿将此战迹传给后来补充的士兵作为教育士兵的教本，故均想招待文人为之描写记述。可是文人多不能到前方工作，与之配合。伤病兵读物的缺乏，使他们不得不转而读《三国志演义》一类的东西，也是憾事。

　　前后方文艺运动不能够沟通，也阻碍了文艺工作的发展。战争初期的剧作至今仍在各地上演，且无人指导，工作无多少进步。青年新闻记者，自抗战后，多冒着危险，出入于战地，从事新闻工作，一扫以前记者蒙混他人的恶习，故文协对于有成绩的记者也承认之为会员，不过这些人多在前方工作，很难时常交换知识与意见。

　　还有值得提出的，是在上海的写家们，他们的生活极苦，而且受敌人的压迫，致生命的安全也不易保。可是，他们还照常的工作，依然产生了许多作品。他们因敌人就在身旁，所以委曲婉转的写，暗中仍含抗战之意，在创作之外，他们也作文艺与文字等等的研究。这是极值得佩服的。

　　末后，要谈到的是研究工作。因为文艺要抗战，随着也产生了许多文艺问题，非切实研究不可，而前后方的写家都因为无时间，无工具，无从研究起。需要研究的问题，不仅限于创作技巧，还有象诗的朗诵，文法语言，接受文学遗产等问题，且均非写家自己可以解决的。所以目前欲求文艺运动有进步，写家们必须对于各项问题有更清晰的认识，对于诗，散文，文学遗产仍须再加研究注意，写家们也未尝不想去研究，但因无工具，没有时间，想去研究而心有余力不足。这便有待于在大学中作研究工作的去努力了。研究工作者能多提出报告，写家们必热诚的接受。作研究工作的幸勿谓埋头于图书中即抗战文艺无关也。

　　第二讲抗战以来文艺发展概况四年来文艺的主流是抗战文艺，这是当然的，因为文艺是社会的良心，作家也是一个公民，在抗战时期，当然必须抗战的。

　　有些人误认抗战文艺，就是打仗的文艺，其实不然，因为抗战和建国是并进步的，所以抗战文艺决不能专写打仗的事，又有些看了些标语式的东西而为抗战文艺担心，其实这也不必。假如文艺要活下去，决不能止于空洞的标语式上而不进步的。

　　所以我们不但不必为抗战文艺担心，更不应因此而想发展一种与抗战无关的文艺。因为抗战文艺所以空洞标语化，并不是抗战文艺没有可写的，而是因为我们对抗战的认识太少，现在我们的生活没有一件是与抗战无关的，想找一件与抗战无关的事可谓决不可能，除非你自己不愿意抗战，决没有一件事可以和抗战完全脱离关系的。

　　但抗战文艺也确实有其缺点，在武汉未沦陷以前，抗战文艺的缺点约可分两方面而说：第一，近百年来，中国差不多总在帝国主义压迫和侵略之下，每个中国人都感觉到耻辱，可是却没有全面的反抗过，七七以后被压迫的站起来了，反抗了，于是一般人狂喜到极点因而感情的爆发胜过了理智，两者遂不调和了。文艺工作者也一样地没有看清这一点，只嚷着打，以为炮一响，就可以把日本人打完，而没有认清抗战的艰苦，在这种情形下的作品缺乏理智。而一个伟大的作品，不但需要用热情去感动人，更需要一种崇高的理智去启发人。初期的抗战文艺没有顾到这点，所以变成了空洞洞的标语式的宣传品了。

　　第二，中国人向来是爱好和平的，连打架多不常有，即使是彼此相骂，也是越骂越远，打不起来。抗战以后出了这许多英雄，所以初期的文艺就拿这些片断的个人英雄的事迹来叙述。这种叙述在当时是能鼓舞抗战的情绪，可是抗战是全面的，决不是一两个英雄所能支持得了的。因此单刀赴会式的英雄的描写并不妥当，同时这时的文艺工作者所凭借的只是一种盲目的热情，在思想方面还没有充分的准备。在工具方面，我们以前写惯细腻的东西，现在和抗战配备起来便嫌它不够壮烈。在抗战以前，有人可以专在文字的清新雋永方面取胜，而抗战以后单凭文字取巧致胜也不行了。所以抗战文艺作者在思想上工具上的准备不够，使抗战文艺不能更深刻有意义，而陷于空虚或盲目的热情。

　　但是初期抗战文艺虽有弱点，却也有可原谅的地方，虽没有准备，而爱国之心极切，也尽了当时的责任。譬如台儿庄大战时期，前线的长官们都看不到一张报纸，所以军队虽然是不扰民的，却不免要到民家去借《三国》、《水浒》一类的书籍。每次火车到站，必有许多人等着客人，是否有报纸可以借阅。我们的士兵在前方找不到一点书报而敌兵的行军囊中却每人都可以有两本小说。所以初期的抗战文艺大量的产生，供给前方是确尽了当时的责任的。

　　有些人似乎是站在“文艺”的立场上说，这样会使文艺的水准降低，文艺本身是未免吃亏了。但这仅是功利主义者的看法，并不是文艺者的看法。不错，这样的文章写出来或者会影响到一个已成名作家的声誉的，但是前方有那么多人在流血，在牺牲生命，我们还应当顾及这些细微的名吗？况且抗战稍稍持久，文人自己会感到这些弱点而想矫正，而且此系于经验中得来，决不是说风凉话而已。有些人并不写文章只从旁说很多抗战文艺的弱点，而文艺工作者本人是已经感到这些弱点而设法弥补了。旁观者对于这些工作并不会热烈的帮助，而实际提出问题要求彻底改革的还是文艺者自己。

　　在这些弱点中，抗战文艺仍有其消极的作用，在抗战以来文人相轻互相攻击的文字和无病呻吟的文章没有了。大家一致以文艺来支持抗战，文艺者感到自己知道的太少，也不再好高立异，而切实的作一点东西了。

　　在积极方面，文艺者自己感到有许多问题无法把握，他们能够感到这许多问题，无疑的他们已经有进步了。譬如由文艺的通俗化问题到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在主义上应采取现实的或是非现实的，即感到文艺经验和社会经验不够，应该如何去吸收接受外来的与民间的文艺经验。社会，经济和语言文字等种种问题，在过去虽也提出讨论过，但从没有如此热烈。这些，逼迫大家接受研究批评和讨论，直接影响每一个抗战文艺者，在近二年来我们感觉到文艺应该是现实的，综合的，和本位的。

　　所谓文艺要现实的首先要尊重现实。在抗战之前文人的文艺为游嬉并不是大逆不道的，就在今天也并不是没有用。譬如说些笑话给士兵笑笑也是好的。但整个的说，我们避免玩弄的态度，尊重现实可以避免堕落和悲观的思想。近来当汉奸的文人，都是因为不尊重现实，不能在抗战时代改变自己享受的习惯，所以悲观了，感伤了。他们没有把中国放在世界上看一看，仅只就武器上或其他片面的看法以为中国无望，不知中国是世界中的一环，即使中国一些力量都没有，也不能让日本一口吞下，何况中国本身有其力量在呢。他们没有看清这点，所以悲观了，感伤了，投降了。聪明人反而作了愚蠢的事。假若能尊重现实的话，是必经全盘的想一想的。如今日的音乐，我们从蒙古到广东，从青海到浙江，到处都有抗战的歌声，我们中国人向来是挨打都不出声的。抗战歌曲所以能有如此成绩，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五十年点点滴滴的西乐的影响的结果。中国古乐不能成为抗战歌乐，比如用琴瑟来领导进行，不但不能雄壮，即脚步也不容易走的齐。今日之抗战音乐所以立下基础是因为音乐是国际性的，我们拿来方能建设抗战之歌。图画亦然，现在画一个老虎，而题以“泱泱大风”，仿仇十洲画一幅山川而题“还我河山”，是不能就算抗战的。中国的抗战画也是逐渐受有国际性的西画影响而成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抗战以后中国打开了世界的门，成为世界的一环，必须将世界上认为不易的真理加以发扬而成为中国的抗战文艺。我们现在已经吸取了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必须去吸收更多的。去把吸收来的世界文化加以消化，必须具有远大眼光才敢对中国的前途下断语，决不能以个人生活为准，单就早上没有咖啡吃对中国悲观是不行的。我们决不能逃避现实，而更应抓住现实，针对着初期抗战文艺的贫弱、肤浅，我们要把现实放在作品中，把眼光放远一点，不仅要有抗战的信念，并且要有建国的信念，才能建立起抗战文艺。

　　关于文艺必须是综合的，是指我们的“认识”说的。初期抗战文艺的所以空洞，正因为我们的认识是片面的，是间接的。要打算把文艺水准提高，必须增加认识。比如，我没有到昆明以前，只知道北京是一个大城，昆明大概是一个荒凉的野地，不知到了昆明以后，昆明也是这样好，看到我们有这样大的土地，我们就认识我们的力量，决不会很快就完的。不过我们的弱点是很多的，我们应该认清这点才能矫正初期抗战文艺的空洞，作家必须是全民族的心灵，这样才能描写抗战。抗战初期的文艺是不够的，那只是高射炮的破片，并不是重轰炸机。

　　我们今天写文章，应该让自己的心和社会同样的跳动，否则决写不好。我们不能象过去一样自居为高等华人而去可怜一般人民，须知每一个简单士兵的描写实在是代表全部文学史的。中国几千百年都以为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一个农民去参加抗战的队伍，辗转经过许多地方，使用新武器来打仗——这是千百年文化的综合，不看清楚这点，就无法描写。

　　所谓文艺是要本位的，是一技巧问题，世界的眼光和本地风光的本位技巧并无冲突。外来的固应该接受，本来所有的亦应学习，我们需有现实的眼光，不能象五四时一样永远模仿西洋的语言和技巧，也须用自己的语言和技巧完成自己的东西，明日之文艺必须走这条路。抗战初期作品之浮浅，描写的潦草，是由当时印刷条件，与民众急需抗战读物的条件而决定的。战争的延长，文艺此后会依着上面三个原则渐渐发展下去，生长起来，我们决不以抗战初期作品是浮浅而悲观，觉得它无用，要以它的发展来注视。现代文坛的沉寂，大概便因一部分人在埋头著作，或搜集写作材料，不因为印刷之困难，材料收集之不易，作家生活之困难，而不能有显著之成效，这是希望社会上给予帮助的。

　　民族形式问题

　　抗战以来，我们感到文艺的最大的缺点是未能深入民间，抗战前很少有人到民间去。抗战后写家们深入到军民中，才知道民间根本不知道新作家的作品。这使大家知道必须研究如何才可使民众知道，于是他们发现这不知道的原因主要是文法，叙述的方法。西洋的结构与中国的平铺直叙不相合，此外还有语言问题。文人遇到了这些事，便提起了如何大众化的问题，如何通俗化的问题，以习惯的五四以来的白话去接受民间文化，仍有大隔阂，因为民间仍有他们的通俗读物，我们若是全盘用民间固有的东西，那就投降了他们，文艺本来是领导他们的，决不应当投降他们。他们当中有活语言但也有已死的，所以有时我们利用它时就感到困难，如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很难加入民间的鼓词中去。

　　有一种人主张不为文艺着想，照着民间式样加入抗战的材料，一点一点教育民众，这是教育问题，不是文艺家的事。现在中宣部教育部有人在那里作这样的事，他们只是减少一点腐败的，增加一点新的，这就是旧瓶装新酒的办法。

　　第二种人主张要保持文艺性，虽然仍用旧瓶，但仍顾虑到文艺性，此种人对地方东西很有研究，不过他们仍受限制，如何用旧戏来写现在的事，有时驴唇不对马嘴，因既用旧形式，要用旧故事写才好。因为旧事情表示新思想有时就不可能，新思想与旧形式不会相合的，所以这种办法只能延长老的生命，在抗战中也许有一点作用。但究竟因了限制，如只能用岳穆激动抗战忠心，但不能指导目前如何抗战。

　　第三种作者不主张用旧瓶，但受第二种人的影响，他们仍按自己创作的方式去做，不过没法使文艺传入民间，但不套老套。这时候传来苏联的“民族的形式，革命的内容”的口号。

　　这个口号在苏联本是容易解释的，因为苏联民族复杂，各民族发展自己的东西，只要内容为革命的就成了。但在中国自古以来大部分全用汉文，所以这问题成了专对汉文讲，结果就成了接受自古遗传下的宝藏问题，但这接受是指《红楼梦》呢？是指《水浒》？或者指《离骚》？都无一定标准。因而转成民间形式问题，这与原来的意思不同了。假若这问题放在藏蒙苗胞等身上，便可成为“民族形式抗战内容”，与原旨相符。可是，大家没有这样讨论，结果“民族”几乎变成“民间”了。民间现在活着的东西如何应用，与民间的形式问题的讨论很多。现在大致概括为两种：（一）现在活在民间的文艺，结构虽不大完美，但它的形式，描绘，词句，是我们所不及的。这一派人于是主张我们要从这些口头的活文学去学习，去发展它，才可得出真正民族形式，这就是说从固有的东西中建设起新的文艺来。

　　（二）另一部分人认为文艺必须是创作的，决不能模仿，要顾到言语美，描写的特色，但是民间固有的东西不足为新文艺的源泉，讨论详情不细述，不过今年春天已算终止，胜利是属于后者。

　　这次讨论有很好的作用，我们由讨论中发现了活的文艺，有许多人便在研究同一故事怎样在各地有不同的表现方法，这是很有用的考察，同时因考察而生出许多问题来，这些将来又对我们的创作必有很大帮助。

　　我个人的经验：觉得把握旧瓶装新酒的问题太复杂，技巧之把握就须费许多时间，如旧戏就有服装，脸谱，台步，歌唱等问题都须研究，因为只有技巧熟了，才动得笔，而且就是把握住以后，新旧仍不易调和，如“地溜平”、“马能行”、“马代战”等已不使用，但新言语又因音韵等问题而不易用，顾新就不能顾旧，多一分旧便少一分新，二者是不易调和的，如全用新方法，我可以很顺利的去写作，一顾到旧，则写出的东西失去了活泼，且写起来很费时间，所以，依我的意见，我是赞成仍沿用我们五四以来的文艺道路走去，只要多注意自然，不太欧化，理智不要妨碍感情，这是比较好的一条路。主要的问题在深入大众中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更深的同情他们，这比只知道一点民间文艺的技巧，更为确实可靠。

　　另外，我敬告那些在动手写大鼓书，金钱板的青年们，为练习写作，不应由此开始，因为写起来并不容易，且足耽误了练习写小说、戏剧的时间，研究则可，决不要当作学习写作的入手方法。

　　第三讲文艺各部门发展情形报告文学与小品文

　　五四以来在文艺中最成功的是小品文，一方面因为社会客观环境的需要，另一方面因为有许多杰出的人材如鲁迅先生等的著作。抗战以后小品文渐渐减少，一种报导的文学代替了它。因为大家注意到各方面，尤其各战区的情形战报更为人急欲知道。其次，要归功于青年记者的努力，他们冒险到火线下，到后方刚开辟的地方去，又得到前方官兵的爱护帮忙，就产生了这样报导式的文章。而且小品文总含有一点讽刺，是短兵相接的武器。五四以来旧社会不应存在，正好用它攻击。抗战以后揭开了多年的积愤，打开正面攻击，不必再用讽刺式的攻击，故小品文乃渐衰，报导文学代之兴起。固然小品文不会被报导文学代替，不过目前减少了一点而已。

　　报导文学兴起有许多好的影响，他不但使新闻有了文艺性而且使一切文章都有点文艺性。这是很重要的。英法人写书，即令与文章无涉，也写得很好，如罗素写的文章本身就是文艺，文章本身就可以教育人，所以好的文字本身就是教育工具。我们愿将这一点提出，不论写什么应写得生动有趣，才能将知识传得更广远。报导文学什么都写，写新闻必求经济，有文艺性，才能影响一切都文艺化一点。

　　近来情形又有变动，因战事之延长，简单之报导不能使人满意，大家知道了战争的复杂，所以也需要多谈问题的著作。报导文学以白话为工具，遂易模仿，成为千篇一律，层层相套的文章。结果文艺反而新闻化了，这是要不得的。不过，假若有人搜集抗战史实，此种报导可供给很多材料。这可说是空前的。中国过去千百年的变动，遗留下的材料却极少，如太平天国是多大的事情，而留下的材料却不丰富。其他各代之兴亡亦没有充分之史料。这次抗战因有报导文学，史料之多必定是个大成绩，这应该感谢新文学的工具，若没有五四以来的文体做工具，报导文字是不会有这样多的。抗战以来之小说

　　报导文学在抗战初期是天之骄子，几乎连小说也代替了。小说主要在创作人物，抗战初期写小说的有的也来写报导文学，因为他们在前线没功夫来写小说，只能写成漫画式的文章，所以小说渐衰了。但实际上小说也还不少，各地仍有作品出版，但因邮递不便，各地不能看到新东西（如商务印书馆一年出版的三百多种新书，我在兰州时已是十月中只看到两种）。此点，全学界似应发起一种运动请求政府予书报以运输的便利，才能使抗战文艺发达起来。

　　小说自五四以来，本是比较占优势的，但抗战期间为了配备抗战，诗歌、戏剧反而赶过了它。因为戏剧、诗歌能应抗战需要，可以救急地很快写出来，而且能马上收效。如朗诵诗可马上在群众中引起反响，戏剧更不要说了，小说无此便利，必须印出来放在人眼前才行。不过无论如何小说仍保持其优点，它可以详密的描写，不受限制；诗就有形式的限制，戏剧有舞台的限制。而且小说能写各个方面，材料也比较多。有人攻击抗战文艺作品空虚，也多是因为他们没看到新近的小说。

　　抗战以来小说中生出了一种典型，这不是抗战初年的英雄主义复活，而是写新英雄之如何产生。此种典型给我们现在中国人一个新的估价，如一个农民带着他旧的伦理观念，旧的理想，遇到了战争而发生恐惧，经过种种变动才到了战场，变成全民抗战的一员战士。他由自私，有时愚蠢的生活，过渡到团体生活，渐渐明白日本是我们民族的仇敌，及中国如何能抵抗日本。由此我们可看出在这样一个农而兵的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部文化变化史。一个中国农民如何由落伍的乡村脱出，而参加了国际战争，可以知道中国是如何在变动着。在民族形式试验中，也以小说为最成功，因为小说选择语言容易，不象诗那样困难。它可以利用固有的凝练的笔法来书写，来反映这大时代的变动。用旧的笔法，旧的结构来写新的人物，可以看不出痕迹。用旧法传达新的思想，只有小说为最成功。

　　因为小说有以上的优点，所以介绍到外国的也以小说为最多。以前，文协在香港有一个杂志专向外国介绍中国文艺（现已停刊）。最近又编了一部世界语译的中国抗战文艺；复编有中国抗战文艺专号，在苏联国际文学刊登；这当中都以小说为多。不过这些都只是短篇、中篇，关于长篇还没有。这有两个原因：（一）作家保留慎重的态度，譬如我已几年不写小说了，因为以前可以在自己的小天地中写，而现在必得知道许多事才敢写；（二）许多朋友有材料，但他们在前方不能安静地写。所以只有希望战后有许多伟大的作品产生。现在老作家不敢写，我很希望青年来写。去年我看过了二十几本征来的小说，希望能选出几本来，但经过六人评定，结果没有当选的。由这些小说中找得出几句要告诉写文艺的青年们的话。

　　材料是不成问题的，如果在流浪中，他们就可取得很多材料。而且有许多人在军队中生活着，取材亦易。但他们的缺点，不知道整理材料，全篇中不能抓住故事中心，不知如何控制材料。如写高射炮射击，他们就由炮身如何随红轮绿轮转等描写。而不写轰炸后的效果，与我们如何不怕轰炸的勇气。小说之效果要出报告更重要。这应记住。

　　其他重要的缺点是他们的作品中无人，写着写着就不知人到何处去了。他们也不知道解释，即由事实中找出建国的大路。他们抓住了现实，而没有眼光与理想。他们以为现象就是现实，其实现实是更真于现象的。我很希望这些青年要知道如何控制材料，创造人物，有眼光。另外在后方生活从未上过前线的青年决不要写前方的事。现在我们的生活都反映着抗战的，后方的材料还多得很。以我看将来最多的作品还是小说。

　　诗歌

　　近代在西洋有许多人注意到一件事，诗和音乐分了家，如何再合起来。古时舞、乐、诗是不分的，但到一个时候以后便分开了。现在一般人又注意到此点，但是社会已变，恢复原状是不容易的。中国旧诗也渐渐地与乐分了家，但仍含有一点音乐性，可以诵念，而新诗与音乐离得更远了，因为新诗的字尚没有经过文艺的锤练，旧诗的词汇多是经过磨练而成的，而新诗不能利用这些词汇。如“青山在”在人听来有一种明确的观念，有一种美感，而新诗的字因为它新，不但无明确观念，且无音乐之美。且写诗的多用自己的官话，福建人写的广东人读来就不顺口悦耳了。有一种新诗颇有音乐性，但近于打油诗，好听而少价值。五四以来的诗人，都注重思想深刻，因而求助于欧化的文法。结果诗有意境，而句子生硬，颇难朗诵。

　　抗战救了诗。抗战后歌曲最先出风头，诗与歌接近，歌更受音乐左右，于是诗亦以音乐为条件之一。因歌之成功，诗便向音乐走了来，同时为了宣传，诗必不能只顾到看，而忘了听。特别是在教育不发达的中国必须诵给大众听。抗战中看到这需要，而且诗在接受音乐上也容易，所以诗就容易有成效，民间许多东西皆为韵文，故诗最容易接受这些。抗战后一部分人便来试验用这种旧形式，另一部分人则仍用他们原有之写法，不与旧的联合，但也注意到朗诵问题，音乐性问题，于是朗诵问题成了两方面的共同要求。

　　同时在模仿旧形式中，为了研究固有的东西而发现了大鼓书、金钱板等，不单是一首诗而也是一个人唱的戏，一个人来唱出各样人的多种动作。这就引起了我们新诗人的注意——诗不单是平面的，而且要立体的。五四以来的诗多是描写自己的感情，而现在发现这种东西中有人，有物，有风景，可教训人。他们就拿这些扩大了诗的领域。而且抗战现实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情，也足丰富了诗的内容。

　　且民间诗多简练，明白，这些使诗人知道在一种言语之节奏中是固定的。民间诗确能使人口，心，耳舒服感动，这是五四以来诗人疏忽的一点。他们再不用小我的感情来抒写了，而用全民族的感情来抒写。他们一方面注重到朗诵的问题，一方面写起感情大，材料多的长诗来了。在去年一年中诗的地位提高了，不再是只登在报屁股上的东西，而在报上占显著地位了。

　　第四讲文艺各部门发展情形（续）

　　诗与朗诵

　　上一讲说到诗的地位提高了，但他仍有弱点存在，虽然有朗诵运动在推动它，但文言的成份仍存在着。假若用旧诗朗诵，当然不易懂，但用文言白话混杂的诗来朗诵，同样亦不易懂。我们知道新诗的词汇，不是千锤百炼得来的，所以在作诗时不得已而用旧词，这是实在当消灭的。而且新诗感情也嫌不浓厚，以歌来说亦然。抗战以来歌有感情的很少，全是标语凑合，如无谱更可看出它无感情，这是我们的失败。这一点一部分因为我们对事物认识不清，对人生体验不够；另一方面因为作家都由学校出来，过惯了小圈子的生活，对整个社会生活认识，感觉都不深刻。

　　许多青年们好写诗，可是我劝青年们不要以诗入手，因为由观念到另一观念的路子尚未走好，对一幅图象到另一幅图象的作法更不会成功。诗不是分行写的散文，就是说诗的一切全是创造的，它的言语，文法，音乐，思想，感情都是由创造而溶化起来成另一种新的东西；而散文却只求能明晰表达思想感情即可。诗是不能翻成散文的。

　　近年来朗诵的情形：关于朗诵的方法主张很多，但目的上都在恢复诗的音乐性。即不为宣传也要朗诵，因为抵抗旧诗即当在音律上，音节上和旧诗抗衡。这可不是说在格律上，韵调上我们应去仿古，而是我们要在现代言语中找出它的美点来。

　　对写诗，我是无经验无天才的人；但为了民族与形式朗诵问题的试验，我想看看接受遗产到底要到什么程度？如何来接受？我就写了那首诗——《剑北篇》。我自己觉得这首诗可以朗诵，别人念了，也觉得可以上口；于是我确实知道新诗是可以朗诵的。我并未用典故，但在美的观念上我接受了旧的，即旧诗中以为美者，我就仍以为美。如雨打到荷叶上，旧诗中以为是美的，我仍照样用了它。另外每句我都用了韵，这是受北方大鼓中所谓“楼上楼”“叠翠”的影响。结果朗诵上我觉得满意，但以诗言却失败了。我虽然仅接受一点观念，但已显得陈旧，没有新诗的活泼气象。而且用韵太多，过犹不及，写起来也很受限制，一天只能写几行。句句有韵，施之大鼓则有个腔调，不著痕迹。说话式的朗诵就因韵太多，而喘不过气来了。

　　（当场朗诵《剑北篇》一节）

　　上面一段朗诵，听是很好听，可是写就费事了。因为限制太大，费了不少心血而还没有新诗应有的活泼。刚才是我的一种念法，还是以一个句点为一顿的念，不依韵来念。有的人是按着韵念的。还有一种是缓缓的念成一种腔调，这种适宜于广众间；而我的则适宜于几个人听。前者与旧诗念法差不多，但有时因声音拉得长，使人抓不住中心。而且白话中的虚字如“的”，“吗”，“了”，“呢”很不易读好；拉声太长，会引人发笑；壮烈的情绪有时因拉得太长表现不出来了。另外还有一种人，他们以为只有腔调仍不完全，主张用地方上的音乐配诗，可以引人入胜，易于被民众接受。这是接受了民间形式，这种也许可以代替了民间的大鼓书，鼓词之类。这是已有的几种朗诵方法，以后还许有其他方法。这几种如何发展，还不能知道，但朗诵运动确是有益的努力。抗战的戏剧

　　戏剧是抗战中最发达的一种，因为它是活人表现活人，有直接感动人的效果。但它还有许多缺点，区域上可说是空前的广阔，但剧本的供给仍不充足。这当由写家负责，因为以前在上海等地每次演戏，多由写家与演员联合掏钱，所以他们不能不讲生意经，连导演也相同。结果他们的剧本注意到生意经而往往不是用全力顾及文艺。这不得已的办法，在抗战戏剧中仍未全失。后方剧本有限制，长短要适合，也要俏皮，能吸引观众，但这种剧本不是不适于前方的。前方特别需要独幕剧，而后方不能供给。另外前方有剧本而不精彩，没人写得好。后方有剧本，但前方不能用。

　　演员方面亦同，前方演员多为流亡的男女学生，跟着军队，做政治宣传工作。他们的演技修养当然不够，而后方演员只重个人之声誉，往往认为角色不合，不能作戏，就不愿扮演。前方演员缺少修养，后方演员或重个人，结果当然不会有很好的成绩。剧本不能配合战争，抗战局面日变的剧本不能跟着前进。人材上也不能交流，有经验的不能上前方指导，前方演员也难到后方学习。戏剧虽发展得很广而速，但并没有得到如我们期望的那样好。

　　在道具，服装，灯光上后方是进步了，但缺点是往往为布景而布景，与剧情未必相合。服装亦然，衣饰很好而往往忘记了配合剧情。前方则一切都缺少，布景，道具，灯光全没有。可是有时他们用汽灯、马灯来做成很好的灯光；以三两个小东西创出很好的效果来。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在将来是有很大贡献的，因为我们国家不很富足，而戏是要演的，只有用此方法才可使戏剧运动普遍的发展。

　　言语问题在前方是特别成问题的。后方都市观众水准较高，所以无论是那种不正确的官话都可听得懂。前方观众欣赏力差，语言稍有隔阂，他们就听不懂了。所以他们不能不有时用一个懂得方言的人来作翻译。北方有的地方称看话剧为“观大画”，就说明他们只是去看布景，而不能听到什么。语言之隔阂问题的重要可想而知。

　　动作问题亦然，英美经几百年研究得来的姿势，中国学了来，结果只高等华人可以欣赏，民众是难欣赏的。前方某次演戏时，一个女演员的姿势非群众所惯见，竟致引起很大的误会。由此我们知道写剧本，一定要使一切合于中国味，是本色的，全象中国人；不要受英美法等国技术的限制。永远的模仿，永不会伟大的。后方的演技交流也会供献出一点东西来的。

　　话剧以外，歌剧很可怜，所谓歌剧有时只是几个通行歌曲的连合。在目前的一切条件未具备的时候，歌剧是不会成功的。现在有些大合唱，在合唱中有人出来说白，或单唱，略具歌剧的成份，仍不能算歌剧。歌剧在当下的困难条件下是不会成立的。不过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的热心是需要我们同情的。

　　因此，我们就想到了旧剧的改良与利用，不过经过几年来的研究，仍未得到什么结果。现在将改良的几个方法略述如下：

　　（一）仍用旧戏，极力改良其不合理的部分，即以五四以来攻击旧戏之各点来改良。这只能算去毛病，不能算建设了新歌剧。比如用简单昆腔代替二黄，因为昆腔好听，且可合唱。依我看这不大适合，因为从昆腔立场看，这是取巧，为什么不唱复杂的呢？若从二黄立场来看，这是开倒车。另外他们主张添上合理的部分，即服装上要加以考证，这就需要长期的研究，逐渐改良。但即令全考证正确亦无误，因为旧剧之行头，脸谱全成了定型的艺术美，一改未必不失去这种美。真的未必美，求真而弃美亦为一大损失。戏剧不能完全注意实感，而不注意美，所以此点也觉不妥。

　　（二）不改旧剧，而改剧本。这当然说不上改革。不过应抗战宣传的需要罢了。这种多为历史剧，因为时事不好表演，西安秦腔班易俗社可是用旧戏来演时事。这里教育成分较多，说不上改革。这种剧本看起来好象很容易写，因为形式是一定的，但实在情形并不如此。前方民众要知道的是完整的故事，应从头到尾，话说了再说，不能一溜就过去。结果我们所写的就往往太简洁，而不为民众所喜。而且民间的剧本，是由多少年修改成的，能博得民众的欢心，因为民间的剧人知道民众需要什么。我们亦应注意民间的心理，要洞悉民间生活，才能成功。若只顾到剧本的完整，反失宣传之效矣。

　　（三）演旧剧不要行头，即用现代服装，但仍用马鞭等。这是因为知道旧剧有宣传的力量而又无法备办行头才想出的妙法。这种戏的内容是民间的，现实的。如扮个老太婆一手拿了红缨枪在守卫，这一种戏因为服装是现代的，反更显得亲切，内容又是民间的，所以宣传上确实压倒一切。由此也可看出旧剧，一个定型的东西改革之不易。因为它是完成的艺术，故弃之可惜，改之又不易。新的歌剧，必须从头建设起来。旧的如何保留，将来歌剧是如何样式是不得而知的。

　　另外最近一个不好的现象是值得注意的，就是抗战以来二黄传到大后方来，有许多地方戏受了它的影响，而在逐渐改变。研究戏剧的人对此当充分注意，不要让这些宝贵的东西丧失。如湖北的花鼓戏，因不能在湖北演唱，移到四川，他们就用二黄的锣鼓，且加入二黄腔调。结果原来的二百多个调子现在只能唱两三个了，这种损失多么值得注意。

　　就以上四天所讲，我们可以知道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大概，由这些发展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将来要有一种什么文艺，但是文艺是与客观环境有关的，只要客观的条件允许，明日的文艺，将是大有希望的。

　　（由北汜、田堃、运燮、田甘记录）

　　载一九四二年七月、九月《国文月刊》第十四、十五期

　　老舍幽默诗文集序

　　不断的有人问我：什么是幽默？我不是美国的幽默学博士，所以回答不出。

　　可是从实际上看，也能看出一点意思来，虽然不见得正确，但“有此一说”也就不坏。有人这么说：“幽默就是讽刺，讽刺是大不该当；所以幽默的文字该禁止，而写这样文字的人该杀头。”这很有理。杀头是好玩的事。被杀者自然也许觉到点痛苦，可是死后或者也就没什么了。所以说，这很有理。也有人这么说：“幽默是将来世界大战的总因；往小处说，至少是文艺的致命伤。”这也很有理。凡是一句话，就有些道理，故此语也有理。

　　可是有位朋友，大概因为是朋友，这么告诉我：“幽默就是开心，如电影中的胖哈台与瘦劳莱，如国剧中的《打沙锅》与《瞎子逛灯》，都是使人开心的玩艺。笑为化食糖，所以幽默也不无价值。”这很有理，因为我自己也爱看胖哈台与瘦劳莱。

　　另一位朋友——他去年借了五十块钱去，至今没还给我——说：“幽默就是讨厌，贫嘴恶舌，和说‘相声’的一样下贱！”这很有理。不过我打算告诉他：“五十块钱不要了。”这也许能使他换换口气。可是这未必实现；那么，我得说他有理；不然，他更不愿还债了。万一我明天急需五十元钱呢？无论怎样吧，不得罪人为妙。

　　这些都很有理。只有王二哥说的使我怀疑。他是喝过不少墨水的人，一肚子莎士比亚与李太白。他说：“幽默是伟大文艺的一特征。”我不敢深信这句话，虽然也觉得怪有理。

　　更有位学生，不知由哪里听来这么一句：“幽默是种人生的态度，是种宽宏大度的表现。”他问我这对不对。我自然说，这很有理了。学生到底是学生，他往下死钉，“为什么很有理呢？”我想了半天才答出来：“为什么没有理呢？”

　　以上各家之说，都是近一二年来我实际听到的，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公式，大家都对——说谁不对，谁也瞪眼，不是吗？

　　此外我还见到一些理论的介绍，什么西班牙的某人对幽默的解释，什么东班牙的某太太对幽默的研究，……也都很有理；西班牙人说的还能没理么？

　　我保管你能明白了何为幽默，假如你把上面提到那些说法仔细琢磨一下。设若你还不明白，那么，不客气的说，你真和我一样的胡涂了。

　　说起“胡涂”来，我近几日非常的高兴，因为在某画报上看见一段文字——题目是《老舍》，里边有这么两句：“听说他的性情非常胡涂，抽经抽得很厉害。从他的作品看来，说他性情胡涂，也许是很对的。”“抽经”的“经”字或者是个错字，我不记得曾抽过《书经》或《易经》。至于“性情非常胡涂”，在这个年月，是很不易得的夸赞。在如今文明的世界，朋友见面有几个不是“嘴里说好话，脚底下使绊儿”的？彼此不都是暗伸大指，嫉羡对方的精明，而自己拉好架式，以便随时还个“窝里发炮”么？而我居然落了个“非常胡涂”，我大概是要走好运了！

　　有了这段胡涂论，就省了许多的麻烦。是这么回事：人们不但问我，什么是幽默；而且进一步的问：你怎么写的那些诗文？你为什么写它们？谁教给你的？你只是文字幽默呢，还是连行为也幽默呢？我没法回答这些问题，可是也没法子只说“你问的很有理”，而无下回分解。现在我有了办法：“这些所谓的幽默诗文，根本是些胡涂东西——‘从他的作品看来，说他性情胡涂，也许是很对的。’”设若你开恩，把这里的“也许”除去，你也就无须乎和个胡涂人捣乱了。你看这干脆不？

　　这本小书的印成，多蒙陶亢德与林语堂两先生的帮忙，在此声谢；礼多人不怪。

　　舍猫小球昨与情郎同逃，胡涂人有胡涂猫，合并声明。老舍狗年春初，济南

　　载《老舍幽默诗文集》，一九三四年四月时代图书公司初版

　　连环图画

　　歌曲图画的宣传力量，在今日，实远胜于文字。文字宣传品尽管力求通俗，怎奈大家目不识丁，还是没用：百分之八十的同胞们是不识字的。

　　歌曲与戏词，俗而能唱，在大家的口中，自比印在纸上的黑糊糊一片强的多。

　　歌曲尚须有人教给，图画就更好更省事。有目俱睹，童叟无欺。在精神的食粮中，此为米面，居第一位。

　　不过，艺术家往往抱着既成的理论与方法，不肯舍弃自己的法宝，而俯就民众。于是爱国虽不甘后人，而抗战书画仍须本着派路家法，苦心的画出，十分精到，可是大家望望而去，反倒花一分钱去看西洋景。

　　据我看，艺术家并无超特之权，把救国的责任轻轻放过去，而专虔诚礼拜艺术之神。前线的健儿为国流血的有那么多，艺术家为何不应牺牲了自己的那点艺术成见，而看事作事，为国家尽点力呢？即使这是有损于艺术家的尊严，大概也比作亡国奴强吧？

　　连环图画在平日就有极广大的势力，今日更成为最有效的宣传品。可是抗战连环图画向不多见。这种画须平凡通俗，显明如年画，简单如小学教科书的插图；这恐怕就是一些画家所不屑为的。同时，若是用新画法作出些人不人鬼不鬼的玩艺，画家虽自喜成功，线条有力，构图满意，怎奈民众又摇头说不懂。二者没法俱胜，总得有一面投降的。在这时节，艺术家向民众投诚是光荣的，因其表示出爱同胞之心大于一切，“抗战第一”有了着落也。

　　希望多出些抗战连环图画！

　　载一九三八年五月五日《抗战画刊》第一一期

　　灵的文学与佛教

　　前十多年的时候，我就很想知道一点佛教的学理。那时候我在英国，最容易见到的中国朋友是许地山——落华生先生，他是研究宗教比较学的，记得他在牛津大学的毕业论文就有一篇讨论《法华经》的文章。该时我对他说：我想研究一点佛学；但却没有做佛学专家的野心，所以我请他替我开张佛学入门必读的经书的简单目录——华英文都可以。结果他给我介绍了八十多部的佛书。据说这是最简要不过，再也不能减少的了。这张目录单子到现在我还保存着，可是，我始终没有照这计划去做过。因此，我至今对于佛学，还是个陌生者，并不认识佛学是甚么；在座的诸位，都是研究佛学的专家——和尚，在这儿我是没有谈佛学的资格的，是以我现在抛开佛学不谈，来对大家说点关于文艺方面的话，其实我对于文艺也还不十分明了，不过，比较谈起佛学来，总稍清楚些，至少八十部的文艺书我是念过的。

　　在西洋文学里，有一个很使大家注意的人——但丁，他是中古时代意大利的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我们知道：研究中国文学的就得念屈原的《离骚》，研究英国文学的就得念莎士比亚的作品，研究意大利文学的也是一样，就得念但丁的著作。但丁的作品是很多的，然在他很多的作品中，有一部最伟大，最成功，而在世界上又最著名的，叫做《神曲》；这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样，是他个人最成功的作品，也是任何研究文艺的人所必要念的一部作品。

　　《神曲》的内容，分为三部：第一部讲的是地狱；第二部讲的是地狱与天堂之间的事；第三部讲的是天堂。他的体裁是用诗写的——是世界最伟大的长诗。这部作品是伟大，我们撇开他文字美和通俗不谈——但丁的以前的文艺是用古拉丁文写成的，他这部《神曲》则是用纯粹意大利白话写成的。——单就他替西洋文艺苑开辟一块灵的文学的新园地的这一点来说，也就够显出他的伟大了。

　　西洋古代希腊罗马的文艺作品，都不曾说到“灵魂”这东西，以为人死了就完了，没有光明，也没有希望，没有黑暗，也没有恐惧，这一人生过了，什么也都完了，虽罗马文学里有少数的作品说到“地狱”这个名字，但只是渺渺茫茫的一个阴影，并未说出人死了以后，为什么会生到地狱里去？既生到地狱里去了，其中生活又是怎么样？只是隐隐约约的指出个地狱的名罢了。到了但丁的时候，他就谈到地狱及地狱中怎么样了，这在他最伟大最著名的《神曲》作品中，第一部就是讲的地狱，可以想见他是一个天主教的教徒，但天主教所奉的圣经里并未说到地狱的情形怎样，可是信奉该教的但丁，却离开了圣经，大谈特谈谈地狱的景况，描写其地狱的惨状，这也许他是受了东方文化——佛教的影响。在中古时候，罗马教皇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者，他的势力比谁都大，谁也不敢触犯他，各国的王位都要向教皇奉承，甚至做皇帝的要双手捧教皇脚上的马。可是但丁这位先生，却大胆地把教皇活生生地下了地狱，这种思想，颇与佛教的平等思想相吻合。当时中西交通已不是闭塞，东方文化输入于西方的很多，其中也许有些佛学的东西，传播到那边去，而受了东方文化的影响，于是便产生了这样的思想。他谈的地狱，与中国所传说的地狱，很有点儿相象，且比中国所传说的还要有系统些，有条理些，而地狱的层次描写得很详尽。犯某些罪的就落于某一层地狱，作奸犯科，不忠不信的人们，固然有上刀山下油锅的一类刑具给他们受，就是不尽忠于宗教的教徒，也有固定的受罪处。地狱之外有一座山，从地狱中，悔悟出来的罪犯，就在那座山上修持，背后拴着一块大石，行路的时候，慢慢儿走，地上写着“人要谦卑”的四字。在这里修行够了日子——经过一百年或五千年不等，就可升天，天的组织，也有其层次的。这一层天生怎样的人，那一层天生怎样的人。讲义气的应该升什么天，行孝顺的应该升什么天，信宗教的应该升什么天，乃至你做了什么好事，就升那一层的天。

　　在古代的文学里，只谈到人世间的事情，舍了人世间以外，是不谈其他的，这所写的范围非常狭小。到了但丁以后，文人眼光放开了不但谈人世间事，而且谈到人世间以外的“灵魂”，上说天堂，下说地狱，写作的范围扩大了。这一点，对欧洲文化，实在是个最大的贡献，因为说到“灵魂”自然使人知所恐惧，知所希求。从中世纪一直到今日，西洋文学却离不开灵的生活，这灵的文学就成了欧洲文艺强有力的传统，反观中国的文学，专谈人与人的关系，没有一部和《神曲》类似的作品，纵或有一二部涉及灵的生活，但也不深刻。我不晓得，中国的作家为什么忽略了这个，怎样不把灵的生活表现出来？

　　佛教与人世间，可说简直是打成一片的了，北方有名山的地方，一定也就有所宝刹，这种天然之美与人工之美的混合物，在建筑上雕刻上绘画上的艺术观点说来，处处都给予人们的醒目，处处都值得吾人的称颂。讲到建筑，一定先从佛寺说起，因为教徒们已将人间的一切美都贡献于佛了。巍巍壮严的佛像，堂堂皇皇的殿宇，使人看了，不期然而然的肃然起敬；佛像可以代表中国一部份的绘画，看吧！没有一个名画家不会画观世音菩萨的。谈到中国的雕刻，可说全部都是佛教的。若不是古希腊的雕刻传到印度，由印度传到中国，西洋的近代雕刻画也许不会输入中国的。故从这三方说来，中国的雕刻绘画建筑都离不开佛教的，而且它与人世间打成一片了。中国是礼乐之邦，但至今不保存，现在社会上的人，既不讲礼，又不谈乐，惟有中国的和尚，在诵经的时候，敲打着乐器，那乐声传播出来，比吹喇叭还动听些，所以中国的人世间，只有在佛教中得到一些崇高的感觉。佛教虽给予人世间的一种崇敬人世间分不开，但事实上，我国的人民仍都是善恶不辨，是非不明，天天在造恶，天天在做坏事！最奇怪的，中国文学作品里没有一部写劝善改恶的东西，很多的书本里，虽也有些写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字眼，但都不是以灵的生活做骨干底灵的文字，至于象阴骘文这类的著作，虽也可称为导人向善的文字，然总不是文学的作品，只不过是一些劝世文罢了。尤令人莫名其妙的，就是那类最坏的书——使人看了会上当的书，也在说是劝善的作品，没有灵的文学出现，怎能令人走上正轨，做个好好的国民？然而就我研究文学的经验看来，中国确实找不出一部有“灵魂”的伟大杰作，诚属一大缺憾！佛经是不谈，小说也不谈，戏剧的南方的僧人，虽也整天在努力讲经，到处弘法，劝人念佛，叫人行好事不要做坏事，或三五成群聚集一些老太婆说个把为善的故事，可是这些不但没有文学的价值，且使讲者自讲，听者自听，对方总是不明白佛经的，虽不无利益，但收效果毕竟是很少的。

　　中国可以说是一个佛教国，因为人民缺乏灵的文学底滋养，结果我国的坏人并不比外国少，甚至比外国还要多些；大家都着重于做人，然而着重于做人的人，却有很多简直成了没有“灵魂”的人，叫他吃点儿亏都不肯，专门想讨便宜，普遍的卑鄙无耻，普遍的龌龊贪污，中国社会的每阶层，无不充满了这种气氛。在这个抗战胜利努力建国的现阶段，不顾国家人民福利专为自私自利大发其财的大有人在，象这样卑污龌龊的国民，国家会强盛吗？

　　谈到中国灵的生活，灵的文学，道教固然够不上——因为他是根据老庄哲学，再渗点佛教等色彩而成的宗教，就是儒家也没有什么，唯有佛才能够得上讲这个；佛陀告诉我们，人不只是这个“肉体”的东西，除了“肉体”还有“灵魂”的存在，既有光明的可求，也有黑暗的可怕。这种说“灵魂”的存在，最易激发人们的良知，尤其在中国这个建国的时期，使人不贪污，不发混账财，不做破坏统一的工作，这更需要佛教底因果业报的真理来洗涤人们贪污不良的心理。中国的佛教，已宣传了将近两千年，但未能把灵的生活推动到社会去，送入到人民的脑海去，致使中国的社会乱七八糟，人民的心理卑鄙无耻，这点我们不能不引以为遗憾！而一些信佛的老公公老婆婆，大都存在着一个老佛爷会来保佑他或她的一切的观念；这样的信佛，佛学怎样推动？社会岂得不糟？而佛教又何能不衰？我们要告诉他们，佛不是一个保险公司的老板，他不能保险你的一切！我们对于这种不正确的佛教徒，要他来干吗？根本就要打倒！

　　中国现在需要一个象但丁这样的人出来，从灵的文学着手，将良心之门打开，使人人都过着灵的生活，使大家都拿出良心来，但不一定就是迷信。想推动中国灵的文学，灵的生活，平常人是不容易做到的，这重任只好落在你们和尚身上，因为你们富于牺牲精神，常人做不到的，你们可以做到，常人穷奢极侈的享受，你们可以置之如敝屣，你们知礼法，能为人，有勇敢，有毅力，对佛学又有深刻的认识和研究，故这责任非你们来负不可；但光靠佛经来推动那还是不够的，因为佛经太深，佛经太美，令人看了就有望门兴叹之感！以我对许先生给我的佛学入门的书单现在尚未着手去念为例，就可知道佛经研究的不易，倘若给予我十年或五年的工夫去念佛经也许会懂得一点佛理，但这机会始终就没有。凭我这样研究佛学尚且感到如此困难，一般的人那就不用说了！

　　诸位都是研究佛学的和尚，如果能够有一二位对我今天所讲的话感到兴趣，发心去做灵的文学底工作，救救这没有了“灵魂”的中国人心，这样，可以说我讲的一点小意义发生了作用！

　　载一九四一年二月一日佛学月刊《海潮音》第二十二卷第二号

　　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

　　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是从他的著作中见到的，我没有与他会过面。当鲁迅先生创造出阿Q的时候，我还没想到到文艺界来作一名小卒，所以就没有访问求教的机会与动机。及至先生住沪，我又不喜到上海去，故又难得相见。四年前的初秋，我到上海，朋友们约我吃饭，也约先生来谈谈。可是，先生的信须由一家书店转递；他第二天派人送来信，说：昨天的信送到的太晚了。我匆匆北返，二年的工夫没能再到上海，与先生见面的机会遂永远失掉！

　　在一本什么文学史中（书名与著者都想不起来了），有大意是这样的一句话：“鲁迅自成一家，后起摹拟者有老舍等人。”这话说得对，也不对。不对，因为我是读了些英国的文艺之后，才决定也来试试自己的笔，狄更斯是我在那时候最爱读的，下至于乌德豪司①与哲扣布②也都使我欣喜。这就难怪我一拿笔，便向幽默这边滑下来了。对，因为象阿Q那样的作品，后起的作家们简直没法不受他的影响；即使在文学与思想上不便去摹仿，可是至少也要得到一些启示与灵感。它的影响是普遍的。一个后起的作家，尽管说他有他自己的创作的路子，可是他良心上必定承认他欠鲁迅先生一笔债。鲁迅先生的短文与小说才真使新文艺站住了脚，能与旧文艺对抗。这样，有人说我是“鲁迅派”，我当然不愿承认，可是决不肯昧着良心否认阿Q的作者的伟大，与其作品的影响的普遍。

　　我没见过鲁迅先生，只能就着他的著作去认识他，可是现在手中连一本书也没有！不能引证什么了，凭他所给我的印象来作这篇纪念文字吧。这当然不会精密，容或还有很大的错误，可是一个人的著作能给读者以极强极深的印象，即使其中有不尽妥确之处，是多么不容易呢！看了泰山的人，不一定就认识泰山，但是泰山的高伟是他毕生所不能忘记的，他所看错的几点，并无害于泰山的伟大。

　　看看鲁迅全集的目录，大概就没人敢说：这不是个渊博的人。可是渊博二字还不是对鲁迅先生的恰好的赞词。学问渊博并不见得必是幸福。有的人，正因其渊博，博览群籍，出经入史，所以他反倒不敢道出自己的意见与主张，而取着述而不作的态度。这种人好象博物院的看守者，只能保守，而无所施展。有的人，因为对某种学问或艺术的精究博览，就慢慢的摆出学者的架子，把自己所知的那些视为研究的至上品，此外别无他物，值得探讨，自己的心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假若他也喜创作的话，他必是从他所阅览过的作品中，求字字句句有出处，有根据；他“作”而不“创”。他牺牲在研究中，而且牺牲得冤枉。让我们看看鲁迅先生吧。在文艺上，他博通古今中外，可是这些学问并没把他吓住。他写古文古诗写得极好，可并不尊唐或崇汉，把自己放在某派某宗里去，以自尊自限。古体的东西他能作，新的文艺无论在理论上与实验上，他又都站在最前面；他不以对旧物的探索而阻碍对新物的创造。他对什么都有研究的趣味，而永远不被任何东西迷住心。他随时研究，随时判断。他的判断力使他无论对旧学问或新知识都敢说话。他的话，不是学究的掉书袋，而是准确的指示给人们以继续研讨的道路。

　　学问比他更渊博的，以前有过，以后还有；象他这样把一时代治学的方法都抓住，左右逢源的随时随事都立在领导的地位，恐怕一个世纪也难见到一两位吧。吸收了五四运动的“从新估价”的精神，他疑古反古，把每时代的东西还给每时代。博览了东西洋的文艺，他从事翻译与创作。他疑古，他也首创，他能写极好的古体诗文，也热烈的拥护新文艺，并且牵引着它前进。他是这一时代的纪念碑。在文艺上，事事他关心，事事他有很高的成就。天才比他小一点的，努力比他少一点的，只能循着一条路线前进，或精于古，或专于新；他却象十字路口的警察，指挥着全部交通。在某一点上，有人能突破他的纪录，可是有谁敢和他比比“全能”比赛呢！

　　也许有人会说：在文艺理论方面，鲁迅先生只尽了介绍的责任，并未曾建设出他自己的有系统的学说；而且所介绍的也显着杂乱不纯。假若这话是对的，就请想想看吧，批判别人的时候，不是往往忘却别人的努力，而老嫌人家作得不够吗？设若能看到这一点，我们不是应当看看自己，我们自己假如也把研究、创作、翻译，同时并作，象鲁迅先生那样，我们的成绩又能有多少呢？我们就是对于一位圣人，也应不客气的批评，可是我们也应当晓得批评不仅是发威，而是于批评中，取得被批评者的最良最崇高的精神，以自策自励。鲁迅先生能于整理国故而外，去介绍，去翻译，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事。一个人的精力与天才永远不能完全与他的志愿与计划相配合，人生最大的苦痛啊！只有明知这苦痛是越来越深，而杀上前去，以身殉志的，才是英雄。鲁迅先生的精神便是永远不屈不挠，不自满，不自馁。鲁迅先生的精神能以不死，那就靠后起者也能死而后已的继续努力。抓住一位英雄的弱点以开心自慰，既无损于英雄，又无益于自己，何苦来呢！

　　还有人也许说，鲁迅先生的后期著作，只是一些小品文，未免可惜，假若他能闭户写作，不问外面的事，也许能写出比阿Q更伟大的东西，岂不更好？

　　是的，鲁迅先生也许能那样的写出更伟大的作品。可是，那就不成其为鲁迅先生了。希望鲁迅先生去专心著作的人，虽然用着惋惜的语调，可是心中实在暗暗的不满意！不满意他因爱护青年，帮忙青年，而用去许多时间；不满意他因好管闲事而浪费了许多笔墨。

　　我不晓得假若鲁迅先生关上屋门，立志写伟大的作品，能够有什么贡献；我不喜猜想。我却准知道鲁迅先生的爱护青年与好管闲事是值得钦佩的事，他有颗纯洁的心，能接近青年；他有奋斗的怒火，去管闲事。是的，先生的爱护青年，有时候近于溺爱了；可是佛连一个蚂蚁也爱呢！母亲的伟大往往使她溺爱儿女；这只有母亲自己晓得其中的意义，旁观者只能表示惋惜与不满，因为旁观者不是母亲，也就代替不了母亲，明白不了母亲，自己不是母亲，没有慈心，觉得青年们都应该严加管束，把青年们管束得象羊羔一样老实，长者才可逍遥自在的为所欲为。为长者计，这实在是不错的办法。可是，青年呢？长者的聪明往往把“将来”带到自己的棺材里去，青年成了殉葬者。鲁迅先生不是这样的长者，他宁可少写些文章，而替青年们看稿子；他宁可少享受一些，而替青年们掏钱印书，他提拔青年，因为他不肯只为自己的不朽，而把青年们活埋了。这也许是很傻的事吧？可是最智慧的人似乎都有点傻气。

　　至于爱管闲事，的确使鲁迅先生得罪了不少的人。他的不留情的讽刺讥骂，实在使长者们难堪，因此也就要不得。中国人不会愤怒，也不喜别人挂火，而鲁迅先生却是最会挂火的人。假若他活到今日，我想他必不会老老实实的住在上海，而必定用他的笔时时刺着那些不会怒，不肯牺牲的人们的心。在长者们，也许暗中说句：“幸而那个家伙死了。”可是，我们上哪里去找另一个鲁迅呢？我们自惭；自惭假若没有多少用处，让我们在纪念鲁迅先生的时候，挺起我们的胸来吧！

　　只写了些小品文吗？据我看，鲁迅先生的最大成就便是小品文。我敢说，他的学问限制不了后起者的更进一步，他的小说也拦不住后起者的猛进直前。小品文，在五十年内恐怕没有第二把手，来与他争光。他会怒，越怒，文字越好。文字容易摹仿，怒火可是不易借来。他的旧学问好，新知识广博，他能由旧而新，随手拾掇极精确的字与词，得到惊人的效果。你只能摘用他所用过的，而不易象他那样把新旧的工具都搬来应用，用创造的能力把古今的距离缩短，而成为他独有的东西。他长于古文古诗，又博览东西的文艺，所以他会把最简单的言语（中国话），调动得（极难调动）迭宕多姿，永远新鲜，永远清晰，永远软中透硬，永远厉害而不粗鄙。他以最大的力量，把感情、思想、文字，容纳在一两千字里，象块玲珑的瘦石，而有手榴弹的作用。只写了些短文么？啊，这是前无古人，恐怕也是后无来者的，文艺建设！

　　燃起我们的怒火吧，青年！以学识，以正义感，以最有力的文字，尽力于抗战建国的事业吧！在抗战中纪念鲁迅先生，我们必须有这个决心！

　　载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六日《抗战文艺》第二卷第七期

　　略谈抗战文艺

　　书价日高，无力多买。邮递不便，图书多就地销售，不易流通；虽有钱亦无法收集。因此，本文所谈，万难精到，不过就视线所及，略述印象而已。

　　自抗战以来，值得称赞的是文艺已找着它的正路。消极的，（一）它不再造谣生事，以骂人捧自己为能事；（二）它不再由私情所好，吟风弄月，或香艳肉感，以博虚名；（三）它不再追随欧西文派，自鸣得意，而实自陷于阱。积极的，（一）它把抗战建国的伟业放在自己肩头上，即使才微力弱，未能胜任，而居心则善，实有爱国家民族的诚意；（二）它因爱国家爱民族而把小小的私事置在一旁，宁可写英雄不象英雄，也不肯真能把老子骂倒而骂老子；文艺工作者都携手作起朋友来，大家只有一个敌人——日寇；（三）它对自己有了信心，尽可以不去摹仿别人，而还能立脚得住；它有自家的光荣战绩，而且可以用自家的语言风格形式写作出来；它的民族是正在争取自由独立，它自己也正在争取自由独立。所以，我说它已找到它的正路。

　　顺着这条正路往下走，它将由狭小而伟大，由笑骂而严肃，由薄弱而深厚，由摹仿而自创。现在，我们已微微的看到这个来头。不信，请听一听吧，今天全国到处都有了歌声，在这礼乐久已废弛的国土上，这是多么使人兴奋的事啊！谁的功劳？一半儿是音乐家的，一半儿无疑的是诗人的了。

　　没有努力，希望是空想。让我们看看四年来抗战文艺的缺欠吧。知道了弱点所在，而去克服它，恐怕比甜蜜的谀美更有意义。

　　笼统的来说，文艺的各部门还都未曾产生出伟大的作品。但这并不就等于说文艺没有前途。只要文艺顺着正路往前开发，它总会找到自己该去的地方，给后来者留下一条坦平的路子。现在，文艺者是正在作着开路的工作。这工作是十分艰苦的。就文艺者自身而言，战争给予别人的困苦，也照样加在他的身上。他不能安心舒适的工作。同时，时代的伟大，社会的剧变，又都使他心悸头眩，一时很不容易看得清楚。他须理解他的时代与社会，同时还须决定应取何种文字形式来传达他所领悟到的。他是否有充足的文艺修养？对民间文艺，古代文艺，西洋文艺，是否有深刻的认识，以便决定何取何弃？问题太多了，即使他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也不能马上解决一切。他只能战战兢兢的往前试着步儿走，以他的爱国家爱民族爱文艺的热诚去希望自己能够消极的不走入迷途，积极的多少写出些抗战建国的文艺作品来。明乎此，则抗战以来所有的文艺著作都是试验品，自然不会没有毛病。让我们看看这些毛病吧：

　　（一）从作家的生活上看，文艺是最自由的东西：有什么样的生活，便可以写出什么样的作品；作梦的写梦，打虎的写虎；只要它有文艺性，便可以算作文艺作品。可是，在抗战期间，主观的客观的都不再允许文人去作梦打虎。而须一致的去抵抗倭寇。这个变动，就是文人须把个人的私生活抛去，而从新建立起一种团体的，以国家社会为家庭的公生活；他须象入伍的兵一样，抛下自己的一切，而去为国效劳。大多数的作家们，当遭遇到这个突变，是兴奋的，热烈的。可是他们也必不可免的有点茫然，旧生活岂是一旦可以脱去，象脱去长衫而换上军装那么容易呢；新生活又怎能够说声“变”，就变得完完全全呢？他们简直是走入另一个世界，一切是新异的，他们所不习惯的。因此，他们的作品就不能不是热情的流露，而内容非常的空洞。他们只有抗战必胜的信心，而没有深入一切由战争而来的困难与问题。他们绝不愿说谎，可是因为生活经验不足，没法子不疾呼高唱，只落得浮浅而欠深刻。这现象，在抗战初期是最显然的，到今天仍未完全消灭——生活不是一天建立得起的啊！

　　（二）从文字上说，自“五四”运动以后，文艺的工具——文字——显然的是向着一条新路走去。这就是说，大家感觉到中国文法的有欠精密，而想把它欧化了。这个运动，使中国文字有了新的血脉，可是必不可免的把它弄得生硬艰难。到了抗战时期，大家为了向军民宣传，为了建立起中国本色的文艺，深感到前此的欧化文字确是新文艺未能深入民间的一个原因；同时，因作家们在战时与军民有了接触的机会，晓得了一些民间固有的文艺，于是昔日对欧洲语文的倾心，一变而为对民间语言与文艺的爱慕，而想到提炼自己的语言正是本色文艺应取的策略。由此，对文学的遗产也就有了相当的注意，而想把新旧雅俗熔为一炉，去创造抗建的新文艺。于是，诗歌小说都求能朗诵，对民间文艺形式也想拿来运用。这个趋势，绝非排外或返古，而是因抗战必胜的信心，发生了对创立本色文艺的自信。

　　首先被发觉的，是欧化文法的生硬不自然，很难一时深入民间。但是，抗战以来所提倡的文艺朗诵，还不止此消极的一面。作家们接触了军民，而且要供给军民以文艺作品，他们自然需要军民的言语——于此，他们发现了本国的语言之美。他们不仅要避免生硬，不仅要供给又未能普遍。至于文人自己，虽有提高稿费运动，但成绩欠佳；文艺界抗敌协会虽然出来倡导，可是无法使之必能有效，因为它毕竟是个民众团体，没有发号施令之权。因此，文艺工作者就往往没法不为三餐而另谋工作，即使还不弃舍了撰写，可究竟不能专心一志的努力于文艺了。

　　同时，文艺家之在前方者，搜集了不少战争材料，本当如军队之换防，按时撤下来整理材料，以备写作。在后方的，本当按时被派出，去替换他们的久在前线的弟兄。可是，这绝不是私人或文艺界抗敌协会所能办到的。关心此事的人没有能力，有能力的未必关心，结果是文艺家们只好过着他们自己的日子，有材料的写不出，要写的没材料；谈不到写作计划，作品也就深欠丰裕。我们只有精神食粮荒歉的怨声，而没看到人事调整的办法——作家自己的能力是很有限的。

　　（三）因为抗战救国的热情，就是文艺家们自己，战争初起的时候，不免犯了这个毛病——似乎一喊抗战就必能胜利。及至战争继续下去，作家们因自身的困苦，其耳闻目触的种种现象（有好的，也有坏的），乃高呼抗战一变而为深思默虑，想把种种问题提示出来，以存善除恶，于艰苦中求改善，争取胜利。这，绝对不是悲观，而是任何一个有头脑，有热情的人必当取的态度。可是，不幸有许多人还未改抗战初期的心情。以为一谈问题——不论居心如何——总是“有了问题”的表示。有问题，便怕动摇人心，还不如把灯火熄了，让大家看不到的好。假若这个态度不变，文艺就无从尽其指导社会的责任，而作品便也不会由空洞而渐次充实。文艺家的批评与汉奸的反宣传，是绝对不同的。必须看清楚。

　　以上开端，包括了对抗战文艺的内容上文字的指摘。并略言作家生活及写作的限制怎样影响到文艺的开展，克服今天的困难，明日才有光明，望国人与文艺工作者共勉之！载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三日出版、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印的《抗战四年》

　　略谈人物描写

　　对于人物的描写，我看到过三种：第一种，我管它叫作工笔画的。这就是说，它如工笔画的人物，一眼一手都须描上多少多少笔，细中加细，一笔不苟，死下工夫。我不喜欢此法。因一眼一手并不足代表全人，设为一眼而写万字，则是浪费笔墨，使人只见一眼，而失其人。且欲求人物之生动，不全在相貌的特殊，而多赖性格与行动的揭露与显示。性格与处境相值，逼出行动；行动乃内心的面貌。以此面貌与眉目口鼻相映，则全人毕显矣。反之，若极求外貌描写之精详，而无法使之活动，是解剖工作，非创造矣。且艺术作品中之描写，要在以经济的手段，扼要提出，使读者一目了然，且得深刻印象。若尽意刻画一眼一鼻，以至全身衣冠带履，而失其全人生活力量，是小女儿精心刺绣，纵极工致，不能成为艺术作品。

　　第二种是偏重心理的描写，把人的内心活动，肆意揭发。人之独白，人之幻想，人之呓语，无不细细写出，以洞见其肺肝。此种描写，得心理之助，亦不无可取之处。但过于偏重，往往因入骨三分，致陷于纤弱细巧——只有神经，而无骨骼。且致力于此者，最易追求人的隐私，而忘人生与社会的关系。“食色性也”，欲揭破人心之秘，势必先追求“性也”之私，因而往往堕于淫秽琐碎。此种写法，以剖析为手段，视繁琐为重大，自难健康。且出发点在“心”，则设计遣材势必随此而定，细巧轻微的末屑，尽成宝贵的材料；忘去社会，乃为必然——可以博得少数人的欣赏，殊难给人生以重大的训教与指导。

　　第三种，我管它叫作戏剧的描写法。写戏剧的人应当把剧中人物预先想好，人物的家世，性格，职业，习惯，……都想了再想，一闭目便能有全人立于眼前。然后，他才能使这些人遇到什么样的事件，便立刻起决定的反应。所以，戏剧虽仅有对话，而无一语不恰好的配备着内心的与身体上的动作。写小说，虽较戏剧方便，可以随时描写人物的一切，可是我以为最好是采取戏剧的写法，把人物预先想好，以最精到简洁的手段，写出人物的形貌，以呈露其性格与心态。这样，人物的描写既不繁琐——如第一种，复无病态——如第二种；而是能康健的，正确的，写出人与事之联结，外貌与内心的一致或相反。健康的作品中，其人物的描写或多用此法。

　　载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日《抗战文艺》第七卷第二、三期合刊

　　论创作

　　要创作当先解除一切旧势力的束缚。文章义法及一切旧说，在创作之光里全没有存在的可能。

　　对于旧的文艺，应有相当的认识，不错，因为它们自有它们的价值。但是不可由认识古物而走入迷古；事事以古代的为准则，便是因沿，便是消失了自身。即使摹古有所似，究是替古人宣传。即使考古有所获，究是文学以外之物，不是文学的本身。

　　托尔司太说：“每人都有他的特性，和他独有的，个人的，奇异的，复杂的疾病。这点疾病是医学中所不知道的，它不是医书中所载之肺病，肝病，皮肤病，心脏病，神经病；它是由这各种机关的不调和而成的。这个道理是医生所不能晓得的。”这段话很好拿来说明文学的认识：好考证的，好研究文章义法的，好研究诗词格律的，好考究作家历史的，好玩弄版本沿革的，都足以著书立论，都足以作研究文学的辅助；但这些东西都不是文学的本身，文学的本身是高于这一切，而不是这些专家所能懂的。

　　在旧书中讨生活的可以作学者，作好教授；但是往往流于袒古，心灵便滞塞了；往往抱着述而不作的态度，这个态度便是文学衰死的先兆。

　　抱着“松花”是不会孵出小鸡的。想孵出小鸡，顶好找几个活卵。

　　读一本伟大的创作，便胜于读一百本关于文学的书。读过几段《红楼梦》，便胜于读十几篇红楼考证的文字。文学是生命的诠解，不是考古家的玩艺儿。

　　文学的批评不是一字一句的考证，是欣赏，是估定文学的价值。我们“真”读了杜甫，便不再称他为“诗圣”，因为还要拿他与世界上的大诗人比一比，以便看出他到底怎么高明。这样看出短长，我们便不复盲从，不再迷信自家古物。承认杜甫没有莎士比亚伟大，决不是污蔑杜甫，我们要知道的是世界上最好的作品；世界！抱着几本黄纸线装书便不能满足我们了！

　　孔子说：读诗可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在文学史中，这些话便是好材料。从文学上看，孔子对于诗根本是外行。真要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动植物教科书岂不更有用，何必读诗？我们今日还拿孔子的话说诗，便是糊涂。以孔子的话还给孔子，以我们自己的眼光认识文学，才真能有所了解。

　　不因沿才有活气，志在创作才有生命。

　　我们的《红楼梦》节翻成英文，我们的《三国志演义》也全部译成外国语，对于外国文学有什么影响？毫无影响！再看看俄国诸大家的作品，一经翻译，便震动了全世界！不要自馁，我们的好著作叫人家比下去，不是还有我们吗？努力创作，只有创作是发扬国光，而利泽施于全世的。

　　我们自有感情，何必因李白、白乐天酒后牢骚，我们也就牢骚。我们自有观察力，何必拿“盈盈宝靥，红酣春晓之花；浅浅蛾眉，黛画初三之月”等等敷衍。我们自有判断，何须借重古句古书。因袭偷巧是我们的大毛病，这么一个古国，这么多的书籍，真有高超思想，妙美描写的，可有几部？真诚是为文第一要件，藉风花雪月写我们的心情，要使读者，读了文字，也读心情，看不出文字与心灵的分歧处。文字是工具，是符号；思想感情是个人的，是内心的。文字通过心灵的锻炼，便成了个人的。风花雪月是外面的，经过心灵的浸洗，便是由心灵吹出来的风花月雪的现象，使读者看见，同时也闻到花的香，听到风的响，还似醉非醉，似梦非梦的迷恋在这诗境之中，这便是文学作品的成功。

　　批评家可以不会创作，而没有一个创作家不会批评的。在他下笔之前，对于生命自然已有了极详细的视察，极严格的批评，然后才下笔写东西。读文者是由认识而批评而指导，正如作者之由认识而批评而指导。

　　反之，作者是抄袭摹拟，读者是挑剔字句的毛病，这作者读者便该捆在一处，各打四十大板。

　　对于生命与自然由认识批评指导，才能言之有物。批评不是专为挑剔毛病，要在指导。胡适先生批评旧文字的弊病，同时他指导出新文字的应用，于是这几年来文学界中才有一些生气。指导是积极的，对于文学的发展，效力最大。

　　文字的限制是中国文学不伟大的一因。文字呆板，加以因袭的毛病，文学便成了少数人的玩艺，而全无生气。抄袭旧辞，调弄平仄是瓦匠砌墙，不是大建筑家的计划。现在好了，文字的束缚除解了许多，我们可以用活文字写东西了。可是毛病还有：第一，白话的本身是很穷窘的，句的结构太少变化，字的太少伸缩，文法的太简单，用字的简少，都足以妨碍思想发表的自由。但是这文字本身的恶劣，我们既不打算采用某种外国语来代替，也就只好努力利用这不漂亮的国货。第二，白话已是成形的东西，可是白话文学还在萌芽期中，这便是我们的责任来创筑一座新的金塔。我们最大的毛病便是不肯吃苦，每当形容景物，便感觉到白话的简陋不够用，而去偷几个古字来撑门面。有的更聪明一点，便把偷来的辞句添上个“吗”，“呢”，“哟”来冒充自造。这便是二荤铺添女招待，原来卖得还是那些菜。

　　有思想自是作文最重要的事，但是不要忘了文学是艺术中的一个星球，美也是最要的成分。假如我们只有好思想，而不千锤百炼的写出来，那便是报告，而不是文艺。文学的真实，是真实受了文学炼洗的；文学家怎样利用真实比是不是真实还要紧。在文字上不下一番工夫，作品便不会高贵。我们应有作八股文的态度，字字句句要细心配对，我们的作品，要成为文字的结晶，要使读者不再想引用古句，而引用我们自己的话。我们不能改变过去，但将来的历史是由我们造成的！使将来的人们忘了《离骚》，诸子，而引据我们，是我们应有的野心。有人说：兴会所至，下笔万言，不增删一字。这或者是事实，可是我不敢这样信，更不敢这样办。“他永远是作文章，点，冒号，分号，惊叹号，问号永远在他的眼前”这是乔治姆耳称赞沃路特儿拍特儿的话，也是我们当遵从的。

　　要看问题：凡是一件事的发生，不会被喊打倒的打倒，也不会因有喊万岁而万岁。文学家的态度是细细看问题，然后去指导。没有问题，文学便渐成了消闲解闷之品；见着问题而乱嚷打倒或万岁，便只有标语而失掉文学的感动力。伟大的创作，由感动渐次的宣传了主义。粗劣的宣传，由标语而毁坏了主义。

　　创作：抛开旧势力的重负，抱着批评的态度，有了自己的思想，用着活的文字，看着一切问题，我们的国家已经破产，我们还甘于同别人一块儿作梦吗？我们忠诚于生命，便不能不写了。在最近二三十年我们受了多少耻辱，多少变动，多少痛苦，为什么始终没有一本伟大的著作？不是文人只求玩弄文字，而精神上与别人一样麻木吗？我们不许再麻木下去，我们且少掀两回《说文解字》，而去看看社会，看看民间，看看枪炮一天打杀多少你的同胞，看看贪官污吏在那里耍什么害人的把戏。看生命，领略生命，解释生命，你的作品才有生命。看，看便起了心灵的感应，这个感应便是生命的呼声。看，看别人，也看自己；看外面，也用直觉；这样便有了创作的训练。

　　创作！不要浮浅，不要投机，不计利害。活的文学，以生命为根，真实作干，开着爱美之花。

　　载一九三○年十月十日《齐大月刊》创刊号

　　论新诗

　　假若旧诗有它的毛病，新诗正该就矫正它。

　　不过，事情往往是这样的：旧的毛病未去，而新的毛病又生。所以，一个文艺新潮的涌起，虽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可未必就马上能有很好的作品出现。最成功之作，仿佛倒是在新潮已定，水清泥沉的时候才有——因为这时候的聪明人，既被新潮所激，复知新潮中的泥沙不就是珍珠与金子，乃悉何弃何取，而成为澄清的碧海。

　　新诗的运动已有二十年的历史，它的努力已足使它立定脚跟，不至于突然跌倒。可是，二十年的光阴也给了它自省的时间，假若它不只想维持现状，它就该检讨过去，以便加倍努力向前。

　　自发的觉醒往往是迟缓无力的。可是，新诗遇到了抗战，这是千载难遇的机会。诗要抗战，力量何在呢？看看过去，看看面前，啊，那些梦里的铃声与晓风残月就足以当得铁马金戈，驰骋沙场么？那点微来的呻吟与怡情的短韵就足以排山倒海而使万众一心，齐赴国难吗？

　　是的，新诗还是株脆弱可怜的小花。但是，暴风雨已经来到了哇。不管它喜欢不喜欢，它需改变它自己；否则无法存在。假若在今天它还不奋发有为，它即使不死，也是半死不活。

　　让我们平心静气的谈谈吧；（一）新诗的工具是白话。新工具不易马上顺手，是理之当然；白话诗之不能一蹴而成，也很显明。新诗人的运用白话是具有诚心的，绝不是为玩一玩。可是，这点真诚并不见得就能感动天地，立刻能得心应手，因为真诚要不与生命上的活动相配备，而只热情的去推敲几个字眼，是不会得到很好的结果的。所谓生命上的活动，从一个诗人来说，至少要包括着1、对旧诗词韵文的研究，因为思想感情时时在变动，而文字之美则变化较缓较少，不认识自家文字的短长，便无法使文字美妙。2、去从生活上提取白话，而不是东拾一个词西取一个字，来装饰诗歌。真的语言是生命的呼声，一位穿长衫的秀士虽时时喊着“立正”，也成不了军人。3、对西洋诗须有相当的研究，以求加深对诗歌的理解。假若没有这起码的三点，新诗便变成最容易作，而最没有前途的东西。我不敢说白话诗的现状如何，我只觉得许多新诗的确是很随便写出来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老话在今天似乎还是很有用的。

　　（二）新诗的建设也须是新诗人性格的养成与表现。旧诗之保存，不仅保存了些文字，也保存了多少伟大诗人的性格——给民族留下永远不灭的正气，使历史的血脉中老有最崇高纯洁的成分。新的诗人，既是诗人，想当然也有他们英发卓立的精神。可是，因为新诗的可以无韵，可以充分自由的择取形式，往往就被视为信笔一挥，无不成功的东西。诗既轻而易举，修养似乎就无所谓；于是，诗虽很不少，而诗人却不多见；那些诗呢，自然也就无关宏旨。还有，新的诗人为表示自己确是诗人，乃取用一些旧诗人的习气，作为商标，因为新的诗人所应具的新的性格还并未“明文规定”。我想，一个现代人才能成为一个现代诗人，一个现代诗人才能写出现代的诗。这若是正确的，则怎样去作个现代诗人，也许比只弄几句白话诗还更重要。

　　（三）从内容上看，过去二十年来的新诗实在显着贫弱。这，一方面是因为诗的工具还未用得顺手，故不敢搬弄比较沉重的东西，一方面是诗人的生活经验不甚丰富，在自己的一些情感牢骚之外，便因不知其详而最好不言。二十年来有多少值得咏叹的事啊，可是诗坛上并没有使人满意的表现。这是多么可惜的事呢！诗人们，去生活啊，要教我们的时代成为有诗的时代啊！

　　诗人节略论新诗如是。

　　载一九四一年五月三十日重庆《中央日报》

　　漫画

　　用绘画来表现思想，是漫画最大的劳绩。风景，人物，花卉，翎毛，无论是用西法，还是用中法，去画，它所发出的效果总仿佛偏在悦目怡情：或给我们光色与形象之美，或给我们以诗的意境，而很少社会的意义。漫画，在另一方面，却首先抓住世态，而予以讽刺。它的技巧是图画的，而效果是戏剧的或短篇小说的。因此，漫画家不只是画家，而且须是思想家。假若三年不窥园的书痴写不出济世的文艺来，一个隐居山林，潜心摹古的画家也一定画不出漫画。

　　有些老顽固也许看不起漫画，因为他们只晓得画中有诗，而不晓得画中可以有思想；他们只晓得欣赏山川花鸟之美，而不晓得绘画可以为革命的武器。另有些人很怕漫画，因为他们以为它会“骂人”。事实上，漫画之所以能自成一格，就是不甘心只用笔墨颜色去代自然之美作宣传，也不甘心只去捧有财有势的人，而是要把社会现象用毒辣的简劲的笔法写画出来，使大家看了笑一笑，而后再想一想：想罢，也许还发抖一下。漫画是民主政治的好朋友。在一个使大家莫谈国事的国家中，恐怕连漫画也不会有生命了。

　　漫画既负有传播思想的任务，漫画家的修养便不限于绘画本身，而且须博学多闻，有很丰富的社会经验。他既是艺术家，也还须是学者及新闻记者。

　　龙生与子美两兄在渝举行漫画展览，说这几句外行话使他们高兴一下，并希望社会上不要以为他们是在“骂人”！载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五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没有“戏”

　　这一个月，我的时间全花在写剧本上。剧本的内容是张自忠将军殉国的经过。

　　事实是张将军的亲友与部下告诉我的——在这里敬致谢意！写的时候，有吴组缃兄在一旁作“顾问”，每一幕经他看过，即行修改，都改过三次——手已写肿，而顷间又教蚊子给脚上叮起若干肉丘！

　　材料真确，写的又相当仔细，按说应当有声有色；可是，恐怕全失败了！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戏”。

　　（一）在抗战中，我们有许多困难与问题，据我想，这时代的英雄就是能克服困难与解决问题的人。打一个胜仗，绝不是很简单的事，专凭勇敢是办不到的。张将军打过许多次胜仗，他的确是勇敢，可绝不会专凭勇敢。他一定是克服了许多困难，解决了许多问题。假若，我由这些困难与问题中来表现他，够多么好呢？可是我不能！一谈困难与问题就牵扯到许多事，而我们的社会上是普遍的只准说人人都能成圣成贤，不准说任何人任何事微微有点缺欠。我的手不能自主，因而放弃了许多“戏”。

　　（二）初稿上，我甚至连勤务兵都给了一些“戏”，为是处处不落空。可是军界的友人说：“这倒真象戏，可不大象军队！”军队中是以火的热情去牺牲，而以铁的纪律去生活。官长说什么，部下只有服从，没有反驳，没有质问，而且永远情不外露。比如说，一个老勤务兵就绝不是个老义仆，他绝不能一把鼻子一把泪的去和“主人”陈诉或劝告。教他走，走向绝地，他就得走，没有第二句话好说。于是，初稿上的许多“戏”又被勾了去！

　　（三）困难与问题既不好使用，我只好讲战绩，而四幕要是都“开打”，纵然是每一战都有个特色，我也没有本领使之不单调！于是，为避免单调，我就不敢直接的幕幕写战斗，而设法从角色口中述说出一些来。述说不就是动作，失败无疑！

　　（四）到非讲问题与困难不可的时候，我就没法不混含。

　　混含即费解，而且必失其效果。这落了个“晦”字！

　　（五）军人既是铁面无情，我只好拉一些别人来表情，于是又落了个“乱”字。

　　单就这五点来说，已足使任何人都得感到很大的困难，何况我又是个不懂戏剧的人！剧本是写好了，可是没有“戏”，奈何！

　　载一九四○年八月六日《新蜀报》

　　青年与文艺

　　青年们喜爱文学是当然的，不是怪事，也不是坏事。从学校教育上说，青年们血气方刚，正需要文艺作品来感动感化；从社会教育上说，文艺既然是社会的自觉与人生的镜鉴，大家若能从年轻的时候有些文艺上的爱好与欣赏力，必能对将来作人处世大有裨益，而且能慢慢地把社会上一般的文化水准提高，所以说，青年们喜爱文艺不是怪事，也不是坏事。

　　不过，读了几本小说或戏剧可不许马上就以文艺青年自居。在一个教育发达的国家里，读书正如同游泳或旅行，是每个公民在生活上必然要作的事，只有在不懂得运动的社会里，才会有一人游水，大家站在一旁看热闹的现象；同样的，只有教育不发达的社会里，才会有一人读书，大家莫名其妙，而这一位先生也很容易自命不凡，以秀才或文艺青年自居了。要知道，对文艺的认识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说到文艺批评与创作就更难了。假若只因为读了几册文艺作品而自称为文艺青年，不但仅仅落个浮浅可笑，而且有时候足以耽误了自己。比如说，甲是个高中的学生，有相当的聪明，在课外喜读文艺书籍；因为他比别的同学多读了几本小说、诗集、剧本，同学们也许就呼之为文学家；当办壁报什么的时候，大家也许就推举他主编。自傲心是最普遍的毛病，甲既受人推重，也许就难免傲然以文学家自居了。从此他也许就感觉到学校里的文艺教育不足，从而为了加紧文艺的自修，而把别项功课放松，甚至到考试的时候，代数或物理不能及格；功课不及格是多么难堪的事，可是在难堪之中他往往爽性鄙视一切，而说为了文艺可以牺牲一切，以自慰。这是很大很大的错误，要知道，教育是整个的，生在今日的社会里，不明白物理正如同不明白文艺一样可耻，每个人都须在中学里得到足以够作个现代人的基本知识：在有了种种基本知识以后，才能谈到个人的天才发展。就是还以文艺作品来说吧，近三十年来的西洋小说，甚至于诗的里边，都不可避免的谈到科学，或应用天文、物理、化学中的道理阐明或设喻；假若你不明白科学，你就连这样的小说或诗也读不懂，还说什么自己成为文艺家呢？！自然科学而外，社会科学更是今日文艺作家必须知道的，否则你连今日社会现象中所含蕴的科学真理还不知道，怎能捉到那些问题呢？！假若一个青年读了些古时候的吟风弄月之作，而就放下代数与经济学，他至好也不过只能照样的吟风弄月，即使他有些天才，能把风与月吟弄得相当的漂亮巧妙，那也不过是些小玩艺儿，简直与现代的社会人生无关！

　　在抗战前，我屡屡被约去帮忙看大学生试验的国文卷子，虽然我没有正式的作过统计，可是在我这一点经验中我的笔发现了这个事实——国文卷子好的往往是投考理科的，投考文学系的反倒没有很好的国文成绩。

　　还有一件事也正好乘这个机会提出来，就是无论中外许多有名的文艺写家都并不是学文学的人；医生、律师……都有成为名写家的，而大学文学系毕业生反倒不一定能创作出什么来。

　　上面这两个事实使我们知道文艺的天才并不象稻粒可以煮饭，麦粒可以磨面，那么只有一个用处，而是象一块肥美的地土，可以出麦，也可以出别的粮食。一个好的医生可以成为一个好的作家，行医与写文的才能并无根本的妨克；反之，行医的经验反能使写作的资料丰富。

　　想想看吧，假若一位十七八岁的青年便抛弃了其他的一切，而醉心于文艺；一天到晚什么也别管，只抱着几本小说什么的读念，他能有什么用呢？不错，小说或戏剧中能给他一些人生经验与指示，可是那些经验都是间接的、过去的，并不能算作读者自己的、当时的。不错，读文艺的名著确能使他明白一些词字的遣使，和结构的方法等等；但是文艺并没有一成不变的作法，每个作家都有他自己的手段与方法，照猫画虎决不是好法子。

　　说到这里，就不妨提出文艺青年这一名词了。首先要问，谁是文艺青年？假若他是初中的学生，据我看，他就该去入高中，同样，他若是高中的学生，就该入大学，顶好是在大学毕业后，有了学识，有了经验，再谈文艺创作。不错，在历史中的确有没有读过什么书而能写出很好文章来的人，但是这样的人并不很多，而且他所写的也都是积多年的经验与困苦而成，并非偶然。一个渔夫，一个樵子，一个乞丐，都能写出打鱼打柴讨饭的真经验，可是他们须先得到那经验，不能胡说。至于打算写一些更广遍更重要的社会问题，恐怕又不是去打二十年鱼，或作五年乞丐，所能办到的了。学问、经验、修养、努力，加上文艺天才，方能产生一个作家。此中的任何一项也不是可以偶然获得的。因此，假若文艺青年这名词而能存在的话，他们必定是为了文艺而对其他的学科热烈地进攻，他们要对一切进攻，不是逃避。为了文艺，他们要去参加一切所能参加的工作与活动，以获得直接的经验。为了文艺，他们虚心忍耐。发表欲，在这摩登时代里，几乎可与食色之欲并列了；但是，从古至今，发表过的文章是那么多，可有几篇值得一读的呢？发表了不就是成功了，要虚心！为了文艺，须抱定永远学习、永远不自满的态度。忍耐，不许急，不许取巧，不许只抱着一本批评理论假充行家。一个文艺青年必须活到八十岁还是青年！

　　那么，一个文艺青年就太不容易当了？是的，连拉洋车也并不容易；把事情看得太容易的人大概不易成功。今天，大家都吵嚷没有伟大的作品啊！在许多原因之中，恐怕大家把文艺看得太轻而易举也是个重要的原因。我不敢批评别人，只说我自己吧，我根本就不够格：以我的学问、经验、天才，公公道道的说，我只能作个相当好的小学校长或初中的国文教员，文艺写家差得太多，太多了！论文艺的教养，我少年时和方唯一先生学过诗文，不能说开口乳吃的不好；对西洋文学，我看过不少名作，从十三四岁到今天已经三十年，我可以夸口说：我始终在努力自修。可是，我知道什么？除去读过的那些文艺书籍，我什么也不懂！不懂而假充懂，是可耻的事，我晓得。但是，生活已经入了轨，既走入文艺一途，改行就大不容易；结果呢，终年拿着笔而写不出任何高明东西来，自误误人莫甚于此！学问不够，生活不够，是我的致命伤！

　　文艺青年！即使你的读书能力比我大着十倍，我三十年中所读过的书，你也须三年才能看完。假使你能苦读三年，还不是和我一样，所读的不过是些文艺书籍，知道了科学吗？知道了社会上任何一桩事吗？我知道自己空虚，所以希望你充实，决没有怕你抢去我的饭碗的意思；我知道自己藐小，所以希望你伟大，伟大不伟大是由种种条件决定，不是由心中一想便能成功的。你喜爱文艺，好事，你常动动笔，好事，你爱谈论文艺，好事，可是，万万不可因此而放弃了别的学科，万万不可因发表了一篇小立而想马上成为个职业的写家。假若你不相信我，我说，你将来的后悔与苦痛也必不减于我，我向来不说谎话！

　　载一九四○年四月一日《时事类编》特刊第五十期

　　如何接受文学遗产

　　常有友人以如何接受文学遗产的问题相质。我以为要决定这个问题，须先看看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文艺作家。假若我们要成为一个古文家，这就很简单了：我们只须以术为主，确定思想，而后博及群书（古书），以判得失，要浸渍古人为文义法，即能成功，倘不能博及群书，亦可精研六经，旁及史汉，汉魏文章，也自能落笔不凡，有古人气象。黄山谷说过：“往年常请问东坡先生作文章之法，东坡云：‘但熟读所记《檀弓》当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读数日过，然后知后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观日月也。”苏黄为宋代两大文豪，书读得很多，而且在思想上都深受佛教影响，可是他们教人作文之法不过简单如此。我以为，假若我们要立志成为一个古文家，我们便须首先假设头上有一位皇上，不管我们相信什么，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按照孔孟的道理说话，在方法上按照着贾陆韩苏的技巧行文。明乎此，我们就差不多能一以贯之的明白中国的文学史了。中国文学史中，正统的文学是今古一致，思想与技巧大致相似，即使文体有些变化，也不过是平仄上微微的一些波纹而已。因此，我们没有农司奇拉司，也没有莎士比亚。我们并不是没有成为莎士比亚的人才；象太白，子美，东坡，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可是他们都有位皇上，不许他们瞎胡闹。只有一些绝对不管皇上的人，象《水浒》，《红楼梦》的作者，才真写出了一些自由的，象样子的东西来，可是这样的东西实在不多见，因为写了出来，既不能取得功名富贵，碰巧了还要被官府及正人君子所检禁，太不上算。作古诗文，应知：“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字字有来历，皇上与大家才都放心，于是中国文学中乃如一圆珠滚来滚去，老是那么圆滑，那么大小，那么平平无奇，只要我们能以圣贤之心为心，能无一字无来处，我们便也能点铁成金，成为一个小圆珠子。我们能吸收，能摹仿，就够了。因此，我们论诗文，也差不多是千载一致，所不同者不过略有偏重，甲重音节，乙重气势，只在枝节上求技巧的不同，其用心立论则一也。

　　那么，假若我们要成为一个新文艺家呢，我想我们一定不能只以摹仿为满足。我们似乎第一就该开拓我们的思想，把世界上那些最善最美最真的都须略略知道一点，使我们成为一个会为全人类思想的中国人。我们自然不必放下自己，而去描写别人；但是我们必须在描写自己的时候，也关切到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一位抗战士兵，也就是全世界反法西斯蒂战线上的一个弟兄。他的生命即使是特殊的，可是他的苦痛，责任，与问题，都是世界的。我们应以世界文艺作为我们的遗产，而后以我们的文学、材料，写出我们自己的，同时也是世界的作品来。因此，欲治新文艺，就必先预备至少一两种外国语言，使我们多长出一两对眼睛来。假使我们只有一对眼，只能看中国的作品，即使我们专找那些伟大的著作去读，也得不到多少好处。以《红楼梦》来说吧，它的确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是它并不能启发我们，象《战争与和平》那样。一本书必有它所预期的效果，就是哥哥妹妹的那一点，在这一点上它有极大的成功。我们不能责备它没有《战争与和平》那样的效果。可是，为我们学习起见呢，我们便不应只抱着《红楼梦》，而不去多学几招。无论是但丁，歌德，还是托尔斯泰，他们总把眼睛放开，看到他们所能看到的世界，尽管你一点也不信天堂地狱，但是你没法不承认但丁的伟大。他把天堂地狱与人间合到一处去指导人生。他到今天也使我们崇拜，因为世界文学史中还没有第二个但丁。假若我们只学了汉文，唐诗，宋词，元曲，而不去涉及别国的文艺，我们便永远不会知道文艺的使命与效果会有多么崇高，多么远大，也不会知道表现的方法会有那么多的变化。很明显的，假若“五四”新文艺运动者，都是完全不晓得西洋文艺的人，这二十年来就绝对不会有一篇东西比得上茅盾，曹禺，徐志摩等的作品的。

　　自然，中国老的作品，并不是与我们毫无关系。我们现在既还用方块字作我们表现的工具，我们就该知道以前的人曾经怎样运用这个工具来着。而且，从前的人们，在思想上既不敢冒险去乱说，他们只好在文字上想办法。所以，文字在前人的手里真讲得起千锤百炼，值得我们去学习。我觉得，能练习练习旧体文，与旧体诗词，对我们并不是件白费功夫的事。

　　用世界文艺名著来启发，用中国文字去练习，这是我的意见。

　　其次，我们于上述两点之外，还该扩大“遗产”二字的意思，把社会情形也放在里边。因为，假若我们已读过希腊，罗马，中古文艺复兴，以及近代的西洋文艺名著了，也已从李杜苏韩学过诗文了，可是我们不明白目前的社会是什么，我们便势必写出有伟大的企图，而内容空洞的东西，那才冤枉！社会上的一切自有根源，书是世代相传下来的，我们应把这文化视作遗产，而后下笔乃能有物。我们应当批评，但先须“知道”。《红楼梦》虽不能启发我们什么，但它描写的那一部分的人生的确是中国样子，使人相信。假若我们只闭户读文艺遗产，而不睁眼去看社会，便只认识了死的灵魂，而忘了活的世界，恐怕便要变成唐吉珂德式的写家，而到处闹笑话了。

　　载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文学创作》第一卷一期

　　三年来的文艺运动

　　三年来的文艺是该用红字标出的“抗战文艺”。在全部中华历史上，甚至世界史中，还没有与它相同的运动。其成因：（一）时代的伟大：时代是心智的测量器。在闭关自守的时代，虽明哲君子，亦只长了一个眼睛，只看四海之内，不见四海之外。今天，一个中学生也两眼齐用，看到了世界才能决定自己是立在哪里。一百年前，不会有此种抗日的战争，亦不会有此等抗战文艺。时代给心灵以活动的机会，在今日而不错过机会，即必成为抗战的文艺；时代奇伟，文艺运动遂成空前！（二）战争的性质：此次抗战绝非列国或五代或军阀时期的那些可有可无的小小战争，而是民族的灭亡或解放的选择与决定，战则生，降则亡，故必战，既战，我们有致胜的方法与决心。文艺，在这时候，必为抗战与胜利的呼声。此呼声发自民族的良心。（三）新文艺的传统：时代的推动与抗战的呼号并不能唤起僵尸。每值离乱，骚人墨客辄多避隐。设今日的文艺者而避处租界，以声色自娱，或退隐山林，寄情于诗酒，文艺自然还是雪月风花，与古无异。但五十年来，文艺的革命与革命的文艺，心苦已久，习于战斗；昔之以身殉者为了革命，今之从事抗战宣传者亦为了革命，数十年的培养使大患临头有备无患。且因文艺革命的成功，文艺的传达工具已非之乎者也，而是白话，便于宣传。行动与工具两有准备，文艺者遂能应声上马，杀上前去。（四）社会的需要：假若我们的教育已经普及，而且到处有报纸与播音，人人关心国事，天天读阅新闻，收听广播，也许文艺正应少写些战争，而从其他方面给人民与士兵一些安慰与愉快。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恰与此相反；人不说不知，木不钻不透，文艺就必须负起教育的责任，使人民士兵知道、感动，而肯为国家与民族尽忠尽孝。当社会需要软性与低级的闲话与趣味，文艺若去迎合，是下贱；当社会需要知识与激励，而文艺力避功利，是怠职。抗战文艺的注重宣传与教育，是为尽职，并非迁就。

　　有了上述历史的与社会的成因，抗战文艺便有了它自己的面貌，与旧有的脸谱全不相同。它是：

　　（一）清醒的：它知道自己的责任所在，而专心一志的干它的工作。抗战与文艺不能分开，正如抗战与军队之不可离异。它知道社会的需要，就去供给；它晓得自己的力量，而不惜力。虽然大家还觉得作的不够，可是要把三年来所有的抗战文艺作品搜集到一处，也该有相当的数目了吧？

　　（二）乐观的：因为它清醒的晓得自己是在作些什么，和为什么作，并且知道作出来有什么效果，所以它乐观。抗战文艺不是“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的眼泪文字，也不是“塞上长城空自许”的希冀与失望，更不是歌功颂德替谁来排场。它是看准了民族的出路在此一战，看准胜利必来，而与全体同胞齐出应战，一直到同唱凯歌。抗战文艺就是胜利的信心。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前例。

　　（三）直接的：除了抗战国策，抗战文艺不受别人的指挥，除了百姓士兵，它概不伺候。因此，它得把军歌送到军队中，把唱本递给老百姓，把戏剧放在城中与乡下的戏台上。它绝不是抒情自娱，以博同道们欣赏谀读，而是要立竿见影，有利于抗战。抗战文艺的突击，所以它也是直接的。

　　（四）行动的：文人的行动决定着文艺的行动。文人为集中力量而有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组织，文艺遂亦成为一致的，抗敌的。文人不相轻，文章乃不相骂，文人携手抗敌，笔尖遂一齐朝外。上有协会，为精神上的团结，下有战士，分赴战地与民间，于是文艺随着事实的接触而渐渐与军民相亲；书斋中的哼唧，与个人有病或无病的呻吟，遂一齐息止。文艺者在军民间去活动，文艺的本质乃由虚浮的修辞变为朴诚的纪录与激励。抗战文艺是民族的心声。抗战文艺的创造者还没有一个杜甫，却有一师笔兵。杜甫躲着战争走，笔兵敢上前线。也还没有一个陆放翁，放翁只为自己写诗，而笔兵不但为士兵百姓写诗歌戏剧，且为他们写信。放翁孤立，笔兵有组织。宣传之术，古人所无；古人为“传”自己，今人忘了自己——在庆祝胜利那一天而将抗战文艺付之一炬，亦无可惜，要紧的倒是良心无愧！

　　时代与社会的需要如彼，文人与文艺的行动如此，三年来的文艺运动的中心问题已可测想：

　　（一）人事方面：当然先由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说起。有文协，则文艺界的团结是事实；没有它，团结是空话。文协最初的目的，与现在的作用，全在目的。认清了这一点，文协便有了很大的成功；它已有了八处分会，和许多通讯处。否认这一点，而要求马变为牛，则文协亦可一言以蔽，曰“没大关系”！（后面还要讲到这一点，暂不多说。）

　　由团结发生的友谊，并不只是在作家们当中有了和睦的气象，而是也使他们的文字有了忠实厚道的气息；这是文格的净化与提高，这是建设！文人们的作品，不管是大小好坏，都是以生命的全力创造出来的；费尽心血力气的产物，不管是大小好坏，当然是敝帚千金，绝对不容别人插嘴说长道短。在这不幸而是必然的心理上，团结几乎是不可能。所以，文协在团结上的成功，即使在别的方面乏善可陈，也是难能可贵的。团结使大家的心张开了，减轻了自傲，看重了朋友，于是就能在一处工作，彼此批评，从而养起个新的文艺风气来。藐小的心产生不出来伟大的作品；现在，作家们因团结与友谊把每个人的心都交给了文协，个人的力量有限，可是大家的力量凑到一处便力举千斤了。

　　就私人来谈，三年来文人们似乎都以到前方去为荣。有的是受政府的任命，有的受报馆的委托，有的受友人的招致……情形不同，可是在全国所有的战区里，都有文艺者在采访，在宣传，在作政治工作。每个工作者到达一处，就象河水中投下一块石，立刻荡起一些文艺的波浪。这些人把文艺带到了前方去，给文艺以切实的试验。试验的结果是可靠的治疗文病的药方。这些药方使全国的文人们晓得了怎样才能教文艺更接近士兵与百姓。文人自动的开拓了文艺园地。同时也发现了文艺种种的毛病而加以改造。他们的工作，同时，也丰富了他们的经验，抗战文艺的材料多数是由前方带回来的。动的文人产生动的文艺，武装的写家产生抗战的文艺。

　　由人事的这两方面——团体的，个人的——我们看出三年来的文艺运动中的人的问题是（一）团体的——怎样扩大文协的影响与怎样加强团结；（二）个人的——怎样锻炼自己和怎样把文艺工作由个人的变为有组织的。关于这两点的评判，保留到末段中去说。

　　（二）文艺方面：不大明白真情实况的人，也许以为抗战文艺是文艺拉住了抗战死不放手。事实上，却是前方的将士，病院里受伤的弟兄，政治的宣传，民众的教育，敌后方的争取民众……都急切的需要文艺。只须到前方走几天，就可以看明白：除了军事的表现，就是文艺最出风头，军人要唱歌，要看戏，要看书，要纪录战绩，要练习写作……都是文艺的事。文艺之所以不离抗战，正因为抗战少不得文艺。

　　因此，三年来所有的文艺问题始终是一个：怎样使文艺在抗战上更有力量。这问题里所包含的一切差不多都是实际的，因为抗战文艺，像前边所提到过的，是直接的——歌须能唱，戏须能演，小说须使大家看懂，诗须能看能朗诵。抗战文艺不是要藏之高阁，以待知音，而是墨之一干即须拿到读者面前去。

　　因为问题是实际的，所以由一开头直到今天横在面前的老是那两座无情的石山：“看不懂”是一座，另一座是“宣传性”。三年来所有文艺作品与文艺讨论都是要冲过这两重山去。不过冲过去即无力量可言，因为读众的读书能力的低弱，与抗战宣传的急迫，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在文艺者的心里，一向是要作品深刻伟大，是要艺术与宣传平衡。当他们看见那两重山哪，最初是要哭；后来慢慢的向前试步，一脚踩着深刻，一脚踩着俗浅；一脚踩着艺术，一脚踩着宣传，浑身难过！这困难与挣扎，不亚于当青蛙将要变为两栖动物的时节——怎能既深刻又俗浅，既是艺术的又是宣传的呢？这一难题，大家整整的作了三年，今天还没有完全交卷。

　　我说“还没有完全交卷”，因为到现在还有许多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为使此文简短，恕不引证。不过，它可也不是白卷。有些人已经作了不少专为宣传用的通俗作品，即使有人还不承认它们是文艺，可是也不能否人它们的确有用处。这个客观的态度虽未能一致拥护通俗化的办法，可是消极的也使力求深奥冷僻的心理减退了许多，在抗战中简直没有一篇东西是完全以艺术至上的态度写出的，这已经是给通俗化一点承认。再因三年来的试验与讨论，大家开始有个共同的领悟，就是假若完全照着旧模式写宣传文字已经有点效果，那么何妨再进一步而使新的样式也设法使民众能接受呢。这么一想，可就看见了晴美的天光，看吧，《水浒传》的俗浅并无害于它的伟大呀！看吧，当代的世界的文豪哪一个不是宣传而于艺术呢！是呀，俗深多，宣传艺术平衡，不扔掉旧的传统（起码须谈中国话），也不忽视世界的新潮（不关上大门打仗啊），这不是最自然最光明的中国新文艺——或新中国的文艺——的道路吗？这个发现是三年的劳力与心血的收获，多么大的一个发现啊！我说“还没有完全交卷”，因为在一方面理论的提出也许只注意到某一点，只顾了月亮而忘了太阳；在另一方面，创作上还没有足以证实这发现的伟大作品，虽然今天的文艺各部门已都被这个发现的新风所吹动。以下略事批评：

　　（一）人事方面：还是先说文协，以团结言，它有极大的成功；从别方面看，它有许多缺欠。第一，它很使青年们失望，因为它没法能给他们改文章，读稿子，指导文艺作法，使他们很快的成为新写家。这一点，文协虽感难过，但并不觉得惭愧，因为只要有钱，它马上能办起函授学校之类的事情来；现在，它没有这笔钱。至于说，使会员们于担任会务及操持个人的事务之外，再担任改文章，便不大合情理了。第二，它与前方的文艺工作者，及后方的民众教育机关没有很好的联络。由它自己说，它没有够用的人与钱，去到各处活动。由前方与后方的各工作者或团体说，人员与事全都不会听文协的指导与指挥；人有所隶属，事有所承转，文协无从插嘴，不过是个民众团体而已。不错，各地的文艺者一定愿意听听文协有什么话讲，但是文协只能在精神上予以鼓励；实际的办法便无从提起。这个情形，使文协有时候显着虚无诚心！可是，要打破这不甚好的情势，定非文协自身所能作到的。就是对于文协的各地的分会，它也只能取友谊的态度，而不能象科长管着科员那样；它能发动，鼓励，维护大团结；至于各地方的工作就只好由各地方解决。假若它有几十万经费，当然情形就两样了；它既没有钱，那就只有以苦干的精神去给别人一点影响罢了。

　　我在这里指出了文协的最大的弱点的同时也为它解释了一下，因为假若文协要真成个健全的团体，就必须把这些弱点弥补起来；可是它绝没有力量弥补，除非外间给予它更大的援助与信任。经过这么一解释，我想，它在现时只能是个精神上的力量，还不能忽然改胎换面。

　　说到在各地方工作的人们，我可以说他们的痛苦就是他们的安慰！假若他们只是到各处去采访些写作的材料，那倒也容易，也就没什么可说。可是，由于他们的任务或是由于他们的良心，他们得把文艺的空气制造出来，得使不会读的能读，不会写的能写，他们须有文艺的修养，而且还要有组织与办事和教导的天才！文协的力量作不到他们的身边，而所隶属的机关又不给他们以确切的办法。他们干着急！我并不是在这里代他们诉委屈，而是说这种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再也不应拖延下去！不用多说什么，只要晓得政治重于战争，宣传是一条防线这两个口号，就可以明白我为什么这样重视这问题了。

　　（二）文艺方面：抗战文艺的最大缺点，是政治上的效果远不及军事上的。这，不完全是作者的过错。这样原谅了作者，可并不能弥补这个损失。只准说明，不许说暗的心态应普遍的改变过来。同样的，抗战文艺注意了军事，而忽略了后方的物质建设；这大概由于军事材料容易获得，而建设的真况不易打听或看到。政府应予作家以便利。

　　抗战文艺的质和量都还差得很多。作家生活的困苦影响到生产的精细与效率，而书商们的先顾自己的态度，也是使作家生活困难的重要原因。产生的量既不足，而传播的力量又太小，以致军民都闹着精神食粮的饥荒。作家们自己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搁置不问，遂使文艺运动受了很大的打击。

　　说到质的方面，差不多就是说到三年来文艺问题的讨论的全部。否定的批评，艺术至上的心理，都有声的或默默的鄙视抗战八股，而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又使抗战八股有所借口，尊崇艺术而也关心军事与胜利，并且知道民间读书能力确是低弱的人，却又深感不安，而不便开口。我以为，否定的批评等于虚无，自己开心，对人无益，力宜扫除。至于怜惜艺术而斥责粗劣的宣传品，正自大可不必；抗战八股毕竟强于《小上坟》，而《小上坟》固未被炮火轰掉。睁开眼睛看看老百姓，则认识了宣传品的粗劣亦自有其客观的需要在。再看有些青年们，无文艺修养，无人指导，而怀着一团热情，尽力于宣传，情有可原，功自所在，尤胜于开口艺术，闭口灵感，而永不动笔者也。为今之计，我们似应把事情分清：有文艺修养者该作什么，稍有修养者该作什么，无修养者该作什么，才是文艺总动员，然后，该供给大学生中学生什么，该供给能读书的士兵什么，该供给只能听不能念的百姓什么，都有个准备与供给，才是普遍的文艺运动。给人人写的机会，给人人读的东西。才高的可以写出一部《水浒传》，才短的可以编个小唱本。艺术的价值不同，其有裨于抗战则一。面面俱到的去看，则精深与俗浅，艺术与宣传，抗战中必须兼容并纳。这才能发动，才能推广；人无弃才，文皆抗战；伟大之作，永垂不朽；宣传之品，今尽其用。以这包容的态度去倡导，则文艺日繁。以这客观的态度去探讨，则文艺日新——以我们的方法去解决我们的问题，以我们的真正经验与抗战热诚去开辟我们的道路。

　　载一九四○年七月七日重庆《大公报》“七七纪念特刊”

　　三年写作自述

　　自离开济南到今天——一九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已是整整三年。这三载的光阴，有三分之一是花费在旅行上——单说到西北去慰劳抗战将士，就用去了六个月。其余的三分之二，大概的算来，一半是用在给文协服务，一半是用在写作；换言之，流亡二载中，花费在写作上的时间并不很多，只有一个整年的光景。

　　在战前，当我一面教书一面写作的时候，每年必利用暑假年假写出十几万字；当我辞去教职而专心创作的时候，我一年（只有一年是这样的作职业的写家）可以写三十万字。在抗战三年里，一共才写了三十多万字，较之往年，在量上实在退步了不少；但是，拿这三年当作一年看，象前段所说明的，就不算怎么太寒酸了。

　　这三十多万字的支配是：小说：短篇四篇，约两万多字。长篇一篇（未写完）三四万字。

　　通俗文艺：见于《三四一》者六万字，未收入者还至少有万字。

　　话剧：《残雾》六万字，《张自忠》五万字，《国家至上》三万字，（后半是宋之的写的）。

　　诗歌：《剑北篇》已得四万余字，其他短诗军歌尚有万字。杂文：因非所长，随写随弃，向不成集，大概也有好几万字了。

　　由上表可以看出来，在量上，虽然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可是在质方面上却增多了不少。在战前，我只写小说与杂文，即使偶而写几句诗，也不过是笔墨的游戏而已。神圣的抗战是以力伸义，它要求每个人都能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全德全力全能的去抵抗暴敌，以彰正义。顺着这个要求，我大胆去试验文艺的各种体裁，也许是白耗了心血而一无所成，可是不断的学习总该多少有些益处。战争的暴风把拿枪的，正如同拿刀的，一齐吹送到战场上去；我也希望把我不象诗的诗，不象戏剧的戏剧，如拿着两个鸡蛋而与献粮万石者同去输将，献给抗战；礼物虽轻，心倒是火热的。这样，于小说杂文之外，我还练习了鼓词，旧剧，民歌，话剧，新诗。学习是一种辛苦，可也带来不少愉快。我决不后悔试写过鼓词，也不后悔练习过话剧，成绩的好坏姑且不提，反正既要写，就须下一番功夫，下功夫的最好的报酬便是那一点苦尽甜来的滋味。

　　为试写别的，便放下了小说，所以小说写得很少，可是，理由并不这么简单。在太平年月，我听到一个故事，我想起一点什么有意思的意思，我都可以简单的，目不旁视的，把它写成一篇小说；长点也好，短点也好，我准知道只要不太粗劣，就能发表。换言之，在太平年月可以“莫谈国事”，不论什么一点点细微的感情与趣味，都能引起读者的欣赏，及至到了战时，即使批评者高抬贵手，一声不响；即使有些个读者还需要那细微的情感与趣味，作为一种无害的消遣，可是作者这颗心不能再象以前那样安坦闲适了。炮火和血肉使他愤怒，使他要挺起脊骨，喊出更重大的粗壮的声音，他必须写战争。但是，他的经验不够，经验不是一眨眼就能得来的。蜗牛负不起战马的责任来，噢，我只好放下笔！当“七七”事变的时候，我正写着两个长篇，都已有了三四万字。宛平城上的炮响了，我把这几万字全扔进了废纸筐中。我要另起炉灶了，可是我没有新的砖灰及其他的材料！

　　在抗战前，我已写过八部长篇和几十个短篇。虽然我在天津、济南、青岛和南洋都住过相当的时期，可是这一百几十万字中十之七八是描写北平。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象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济南和青岛也都与我有三四年的友谊，可是我始终不敢替它们说话，因为怕对不起它们。流亡了，我到武昌、汉口、宜昌、重庆、成都，各处“打游击”。我敢动手描写汉口码头上的挑夫，或重庆山城里的抬轿的吗？决不敢！小孩子乍到了生地方还知道暂缓淘气，何况我这四十多岁的老孩子呢！

　　抗战不是桩简单的事，政治、经济、生产、军事……都一脉相通，相结如环。我知道什么呢？有三条路摆在我的眼前：第一条是不管抗战，我还写我的那一套。从生意经上看，这是个不错的办法，因为我准知道有不少的人是喜读与抗战无关的作品的。可是，我不肯走这条路。文艺不能，绝对不能，装聋卖傻！设若我教文艺装聋卖傻，文艺也会教我堕入魔道。此所以主张文艺可以与抗战无关者，还须“主张”一下者也——这么一主张，便露出他心中还是很难过呀。要不然，他何不堂堂正正的去写，而必有这么一主张呢？第二条是不管我懂不懂，只管写下去。写战事，则机关枪拼命哒哒；写建设，则马达突突；只有骨骼，而无神髓。这办法，热情有余，而毫无实力；虽无骗人之情，而有骗人之实，亦所不取。只剩了第三条路，就是暂守缄默，我放弃了小说。自然，这只是暂时的。等我对于某个地方，某些人物，某种事情，熟习了以后，我必再拿起笔来。还有，依我的十多年写小说的一点经验来说，我以为写小说最保险的方法是知道了全海，再写一岛。当抗战的初期，谁也把握不到抗战的全局，及至战了二三年后，到处是战争的空气，呼吸既惯，生活与战争息息相通，再来动笔，一定不专凭一股热情去乱写，而是由实际生活的体验去描画战争。这也许被讥为期待主义吧？可是哪一部象样的作品不是期待多时呢，积了十几年对洋车夫的生活的观察，我才写出《骆驼祥子》啊——而且是那么简陋寒酸哪！

　　把小说放下，可不就是停止了笔的活动。我开始写通俗读物，那时候，正当台儿庄大捷，文章下乡与文章入伍的口号正喊得山摇地动。我写了旧形式新内容的戏剧，写了大鼓书，写了河南坠子。甚至于写了数来宝。从表面上看起来，这是避重就轻——舍弃了创作，而去描红模子。就是那肯接受这种东西的编辑者也大概取了聊备一格的态度，并不十分看得起它们：设若一经质问，编辑者多半是皱一皱眉头，而答以“为了抗战”，是不得已也。但是从我的学习的经验上看，这种东西并不容易作。第一是要作得对；要作得对，就必须先去学习。把旧的一套先学会，然后才能推陈出新。无论是旧剧，还是鼓词，虽然都是陈旧的东西，可是它们也还都活着。我们来写，就是想给这些还活着的东西一些新的血液，使它们前进，使它们对抗战发生作用。这就难了。你须先学会那些套数，否则大海茫茫，无从落笔。然后，你须斟酌着旧的情形而加入新的成分。你须把它写得象个样子，而留神着你自己别迷陷在里面。你须把新的成分逐渐添进去，而使新旧调谐，无论从字汇上，还是技巧上，都不显出挂着辫子而戴大礼帽的蠢样子。为了抗战，你须教训；为了文艺，你须要美好，可是，在这里，你须用别人定好了的形式与言语去教训，去设法使之美好。你越研究，你越觉得有趣；那些别人规定的形式，用的言语，是那么精巧生动，恰好足以支持它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你自己一用这形式，这语言，你就感觉到喘不出气来，你若不割解开它，从新配置，你便丢失了你自己，你若剖析了它，而自出心裁的想把它整理好，啊，你根本就没法收拾了！新的是新的，旧的是旧的，妥协就是投降！因此，在试验了不少篇鼓词之类的东西以后，我把它们放弃了。

　　虽然我放弃了旧瓶装新酒这一套，可是我并不后悔；功夫是不欺人的。它教我明白了什么是民间的语言，什么是中国语言自然的韵律。不错，它有许多已经陈腐了的东西；可是唯其明白了哪是陈腐的，才能明白什么是我们必须马上送给民众的。明乎彼，知乎此，庶几可以谈民族形式矣。我感谢这个使我学习的机会！

　　就成绩而论，我写的那些旧剧与鼓词并不甚佳。毛病是因为我是在都市里学习来的，写出来的一则是模范所在，不肯离格；二则是循艺人的要求，生意相关，不能伤雅。于是，就离真正民间文艺还很远很远。写这种东西，应当写家与演员相处一处，随写随演随改，在某地则用某地的形式与语言，或者可以收效；在都市里闭门造车，必难合辙。

　　我不懂鼓词，正如我不懂话剧。我去学习鼓词，正如我去学习话剧。机会也许是偶然的，学习之心则是一向抱定，不敢少怠。文协要演戏，推我写剧本。这是偶然的。我大胆的答应下来，要学一学而已，并非有任何把握。

　　只花了半个月的工夫，我写成了《残雾》。当然不成东西，我知道。所以敢写，和写得这么匆促者，是因为我只答应了起草；有了草底，由大家修正好才拿去上演。我不懂戏剧，只按照写小说的办法，想了个故事，写了一大片对话。反正友人们答应了给我修改，他们修改之后，我不就明白一些作剧的方法了吗？可是写完的那一天正是“五四”，暴敌狂炸渝市。戏演不成了，稿子也就放在了一边。紧跟着，我到西北去慰劳军队，把稿子交与了友人。半年后，我回到重庆，友人已替我发表了，出版了，并且演出了。这不能算个剧本，而只能算作一些对话的草拟，即使它已印成了书。至于演出的成功与失败，那全凭导演者与演员的怎样运用这一片对话，与我无关。

　　回到重庆，看到许多关于《残雾》的批评，十之六七是大骂特骂。我不便挨家挨户去道歉，说明我这草稿并没得到修正的机会；批评者得到骂人的机会而不骂，就大大的对不起他自己呀。放下这些批评，我去找懂戏剧的内行谈了一谈。由他们的口中，我明白了戏剧之所以为戏剧。戏剧不是对话体的小说，正如诗不是分行写的散文。我的毛病，据他们说，是过于缺乏舞台上的知识；我只写了对话，而忘了行动。

　　经他们这一指教，我才开始注意看话剧。看看到底什么叫作行动。以前我爱看旧剧。看了几出话剧之后，我并没能完全明白了什么是行动，但是看清楚了这么一点：我的对话写得不坏，人家的穿插结构铺衬得好。我的对话里有些人情世故。可惜这点人情世故是一般的，并未能完全把剧情扣紧；单独的抽出来看真有些好句子；凑到一处，倒反容易破坏了剧情。有些剧作，尽管读起来没有什么精彩，一句惊人的话也找不到，可是放在舞台上倒四平八稳的象个戏剧。写了一本戏，挨了许多骂，我明白了这一点点。

　　练习的机会又来了。之的约我合写《国家至上》。题目是指定的（写回汉合作），好在我们俩都是北方人，对回教同胞的生活习惯相当的熟悉，不必临时去找材料。剧中的张老师是我在济南交往四五年的一位回教拳师的化身，黄老师是我在甘肃遇到的一位回教绅士的影象。其他的人物虽没有这样的来历，可是之的有很多回教的朋友，自不难于创拟。人物的真切使这本戏得到相当的成功。可是久住上海，没到过北方的批评者也许就以为它是江湖奇侠传。题旨是回汉合作，可是剧中回汉的正面冲突，反被回胞自家的纷争所掩，这并非无因：一来是回汉之争写得过于明显，也许引起双方的反感，而把旧帐全都搬出来；二来是北方回教中亦有派别，不尽融洽——作者不敢提出教义上的分歧，而只能从感情失和上落墨。这些费斟酌的地方，自然也不是没有准备的批评者所能了解的。至于回汉通婚，教中自有办法，不可随便发言。我们之所以设一个女角者，多半为烘托张老师的过度的倔强，并不敢使她去闹恋爱。批评者若谓回汉联婚这一问题写失败了，是真不知回教的情形，而乱挑毛病者也。

　　人物、情节、问题，都从我们俩商议妥了，而后由我详细的写成一个故事，再由之的去分场。场分好，写起来就容易得多了。全剧写好，拿到回教协会，朗读给大家听。情节不妥当的地方，不合回教习惯的用语，都当场提出，一一改正。因此，这本剧虽没有别的好处，却很调匀整洁——稍微一不检点便足惹起误会，甚至引起纠纷！在写的时候，我们是小心上又加小心；写完了，我们是一点不敢偷懒的勤加修正。宣传剧的难写就在这里——要紧紧的勒住了笔，象勒住一匹烈马似的那么用力。

　　我写前两幕。之的有写剧的经验，所以担任较难的后两幕。这一回，我有了一点长进：第一，没有冗长的对话，而句句想着剧情的发展。第二，用最大的力量去“捧”张老师，教这一个人支配着控制着大家，以免一律平凡，精神涣散。

　　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是这本剧的情调，言语、服装、举动，一律朴素无华，排除洋气。我不十分懂什么是民族形式，假若民族形式是含有顺着本地风光去创作的意思，我想《国家至上》就多少有那么一点样子。自然，住惯了上海租界，以洋服洋话为本地风光者流，一定会惊异的称它为江湖奇侠传。

　　假若《残雾》是于乱七八糟中偶尔见些才气，到写《国家至上》的时候，可就略知门径，而规规矩矩的习作了。之的有写剧的经验，告诉我不少诀窍；同时，马彦祥与阳翰笙又热心的帮忙，所以这次的习作，虽然没有了不得的成绩，可是我个人的收获是相当大的。可惜，我们必须在一月中写成，以便从速排演，在春季演出。假若我们能多有些时间，再多改两遍，或者更可以减去些宣传剧的气味。在抗战中，一切是忙乱的，文艺作品也极难避免粗糙之弊。批评者只顾要求理想的作品，而每每忽略了大家在战时的生活的窘迫忙乱，假若批评者肯细心读一读他自己在忙乱中所写的批评文字，恐怕他要先打自己的手心吧。

　　《国家至上》写完，我开始写诗——《剑北篇》。我有没有诗的天才？绝不出于谦虚客气的，我回答：没有。写小说，我不善写短篇；据我看，短篇是更富于诗的成分的。小品文，我也写不好；为什么？我缺乏着诗人的明敏犀利，不会以短短的小文一针见血的杀敌致果。我只会迟笨的包围，不会冒险用奇。我也不会写抒情诗。凡此种种，都足证明我不能诗，那么，为什么要写诗呢？主观的，我愿意练习练习。客观的，我由西北旅行得来的那一些材料，除了作游记，只够作叙述诗用的。游记之难，难在精详，我并没有锐利精细的观察力。好吧，我就以诗代替游记吧。

　　没有诗才，我却有些作诗的准备。我作过旧诗、鼓词。以我自己的办法及语言和这两种东西化合起来，就是我的诗的形式。形式，在这里包括着句法、音节、用语、韵律等项。大体上，我是用我所惯用的白话，但在必不得已时也借用旧体诗或通俗文艺中的词汇，句法长短不定，但句句要有韵，句句要好听，希望通体都能朗诵。

　　五个月的工夫，我才写得了四千行。材料早就预备好了，用不着再想。我上了句句用韵的当！因为凑韵脚，一行往往长到二十来个字；否则我早已写够一万行了。因为要押韵，有时候就破坏了言语的一致通俗，而勉强借用陈腐的词藻。因为句句挂韵，不但写着费事，读起来也过于吃力，使人透不过气来。本来我是想熔化新旧为一炉的，但所谓“旧”者是旧诗的神韵与音节，我并不要用腐朽不堪的言语与思想。句句用韵的企图，也就是为使句句响亮，如军队操演，步步整齐。哪知道，韵破坏了一切！不错，的确是步步整齐了，可是只能摆在操场上，而不能作战哪！韵使我失去了笔的自由与诗的活泼！的确，象“绿色千种，绿色千重”那样的句子，设若不是用韵的关系，也许不易想得出来，可是就全诗而言，它使我时时要哭。要哭的时候比得意的时候多了不知多少倍，得不偿失！不要说完全无韵，就是隔句用韵，我也不至于受这么大的罪，而还落个劳而无功啊！

　　但是，已经写了四千行，不便再改；我一定把这个形式维持到底，不管它给我多少困难。接受旧文艺的传统，接受民间文艺的优点，我都在此诗中略加试验；艰苦我倒不怕，我所怀疑者倒是接受到什么限度才算合适？或更激烈一点的说，新旧化合是否可能？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自己以为《剑北篇》中旧的成分太重了。材料是我自己的，情绪是抗战的，都绝非抄袭古人。就是音节韵律，我也只取了旧诗中运用声调的法则，来美化我自己的白话。在用韵方面，我用的是活的十齐套辙，并非诗韵。这样，取于旧者并不算多，按说就不应该显出那么浓厚的旧诗味道来；可是我自己觉得出来，它也许比“五四”时代那些小诗的气魄大一些，而旧诗的气息恐怕比它们还强得多。我能指得出来的毛病是：（一）韵用得太多。（二）写景多于写事。（三）未能完全通俗。在这三点而外，恐怕更重要的还是那个无形的，在心中藏着的那个小鬼。明显的说，就是在一计划写诗的时候，我面前就有个民族形式，象找替身的女鬼似的向我招手。她知道我写过旧诗，写过鼓词；用民族形式来引诱我，我必会上套！不论我怎样躲避旧的一切，她都会使我步步堕陷，不知不觉的陷入旧圈套中。说到这里，我就根本怀疑了民族形式这一口号。民族形式，据说是要以民族文艺固有的风格道出革命的精神，是啊，我何尝没这样办呢。可是，我并没得到好处！也许是我的才力不够吧？也许……？反正我试验过了，而成绩欠佳！关于这一点，我似乎没法说得再明白些；除非你也去试验试验，你是不会明白我的。

　　诗未写完，本不想去写别的。可是，朋友们给我带来很多关于张自忠将军殉国的史料，并劝我写个四幕或五幕的话剧。我答应了，因为材料与问题既都丰富，而表扬忠烈又是文人的责任；我就暂放下诗，而去写戏。啊，这比诗还难写！历史大概永远是假的：目前的事最好莫谈，过去的事只好瞎猜！整整写了三个月，改过五次，结果还是不成东西。宣传剧已经不好写，含有历史性的宣传剧就简直不应尝试。今日的事情顶好留给后人去猜呀！我不愿再缕述所遭受的苦恼与失望；只须说一句话吧，我失败了！

　　这本剧写完，我拿起《剑北篇》来，希望于两三个月内告成。

　　我学习了，我并没有多大的成功，但是，我决不因失败而停顿了学习，我将继续学习下去，直到手不能拿起笔的那一天。

　　笼统的批评理论，对我，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只有试验的热心，勤苦的工作，才教我长进。三年来的成绩毫无可观，但是始终不懈的学习的热诚教我找到许多新的门径——只有这一点是差足自慰的。

　　载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抗战文艺》第七卷第一期

　　三言两语

　　青年写作协会嘱写文艺创作经验，深感没有什么可说的。详有一部作品写撰的经过，也许相当的有趣，但太琐碎，也未必有任何价值。泛谈经验吧，又怕没有多少话可讲；经验是不容易得到的，作一辈子木匠也许仅获得三言两语经验之谈，作小说戏剧等或亦如是。自己胡乱的已写过二十多本，时间已用过十七八年，但一说到经验，即感空虚无物。所以，这篇文章是不会很长的。短而精到，亦自可贵，可是我这一篇恐怕只有“短”，而不“精到”。那么，假若这篇小文能被收入“文艺写作经验谈”里去，也不过是充数而已。

　　对写小说，我有较多的经历。经历可不就是经验。譬如钓鱼，虽然终日静坐河畔，未必得鱼，即谈不到经验。我所能说出来的几句，也许只是河边上的话，离鱼尚远啊。

　　（一）小说比诗歌戏剧容易一些，所以我最初就练习它。练习过小说，对写诗歌恐怕仍无何助益，但对戏剧的写作则有相当的帮助。

　　（二）我觉得写小说最难于前后一致，始终不懈。所以，为保险起见，我不敢多用人，不敢过事铺张。看准了三四人，几件事，贯以一个中心思想，毫不放松，较有把握。

　　（三）事情容易搜集，人物的创造很难。故应以事配人，使事情为人格的试金石；勿贪事情复杂，而强把人物拉入。以下说诗歌：

　　（一）我觉得作歌比作诗容易，歌有音乐帮忙，诗则专靠自己。以后，我愿多作歌，少写诗，因自己的诗才太不够。

　　（二）小说可以从容布置，而诗则须一团情志的纯火。这火力不够，写不成诗；这火力一衰，诗兴即灭。故以诗去锻炼自己的才能，则为有益，求篇篇发表，生挤硬凑，必无好结果。

　　关于戏剧：

　　（一）戏剧要有诗一样精炼的言语，及比小说更完善更简洁的结构与穿插。写作的经验尚少，不宜从事写剧本。我之写剧，多半是为练习，成绩很坏。

　　（二）剧本中的一句话，或一唤一嗽，均是想过若干次的；故一语道出，既能使人格显明，且使剧情有自然的发展。只为故事的发展写出一些话来，则失其人，难获良好效果。对于通俗文艺：

　　（一）不宜以通俗文艺为学习文艺的入门。先学习诗歌小说等，而后不妨再治通俗的文艺，则不致吃亏。

　　（二）宜取通俗文艺之长，而去其短，且须加以改善。此事大不易为，非对通俗文艺与文艺各部门都有研究不办。乱说了一番，罪过！罪过！

　　载中国青年写作协会编《文艺写作经验谈》，一九四三年九月南方印书馆出版

　　桑子中画集序

　　这本画集内的作品不是温室里烘养出来的花草，是与自然为友的结果。真的，自然是子中的好友。他喜游，而且有对会看的眼。有些诗人，每到一处便作首诗。子中到处作画。不过，诗可以凑成：往往没看到景物的真美而用些字凑起几句来；就是往好里说，也有时候会给景物以不适当的诗意。诗是心声，有好处也有坏处。作画，在另一方面，没有更深的观察与灵感便无从下笔，除非以描写画谱当作艺术。以画作游记才是真的游记。一色一彩一木一石在自然中的意义与在画家眼中的价值与了解都在这里。画不说话，与自然一样的静美；只有画家的力量代表着自然送出无限的欣喜。诗不能也不必这样。即使以“不必”原谅了“不能”，画家到底是可羡慕的。这或者就是我爱诗，而更爱画的原因吧。我不会画，也不懂画，我爱看。看画使我明白——不是又看到了——自然。

　　子中这些作品我差不多都看见过。什么派，什么笔法，我都说不上来。我只看出：他会用许多颜色而显出暗淡来，暗淡可是深厚。暗淡是味儿，骨子里并不是空的。细看他的画使我明白了何谓深厚。看完他的画，再去看别家的鲜艳，觉出来他们只是火炽；他的颜色是渐渐往心里流出——猛看却显着有点单调。这个，就是印出来——可惜在济南找不到好印工——也还没完全失掉。他的设色是以淡藏浓，他的笔道是更可怕——厉害得可怕，雄浑得可怕。他简直是“写”呢。他的画是北方的冬山，棱角全露着。可是他似乎有两对眼，他也极会画迷离的景色，象雾，烟，雨，他都画得出。有时，他把这二者放在一处，看那张《深秋》（大明湖）：山是渺茫的一片，而湖上的柳是几条粗道子。可喜的是它们还调和。在这种调和里，他老使人看到觉到他不完全是写实，也不完全是印象；他实在是要写实，可是他的诗心使他得到真实以外的一点什么。于是他捉到真实，而不被真实将他拴在地上；依写实的所及，他能保持自由。他的细腻是不易看出的，当然。

　　我没见过他画人物。除了风景以外，他爱画菊，荷，与柏。在这类小品中——“小品画”象话与否，不晓得——他常露出些浪漫气息来；曾见过他的一幅《月下残菊》。月下残菊！他自己说，他非常的爱菊爱柏爱莲叶。“爱”会使人浪漫。中国画中的梅兰竹菊，据我看，差不多都是浪漫的。一枝梅，几竿竹，画家表现了另一个宇宙。子中的虽然是西画，所表现的精神还是这个。他决不是画菊，荷，与柏呢，他是绘出心的爱恋。

　　这些，是我所看到的。对不对，我当负责。由一般的，或某派的，规矩与理论看这对不对，我不懂，也不管。他的作品使我看到这些，使我感到这些所给的欣悦。我不是研究画法的，也不希望一幅图画必须依着画法大全才能明白。我也没说子中的画好，或歹；好或歹必须先有标准。我只是讲他的作品对我个人的感动与值价。这未免显着浪漫些，可也想不出更好的主意来。这也有个好处：他画了什么，我便看什么，说什么。他没画人物，对于我，并不是个缺欠；他没画难民，革命，水灾，内战，帝国主义的侵略，那也活该。听说他在今年暑中又去远游，一定会有不少的成绩，自然是最不会负人的。

　　一九三四年五月，老舍。

　　载《桑子中画集》，一九三四年五月济南永记华洋印书局出版

　　神曲

　　在我读过的文艺名著里，给我最多的好处的是但丁的《神曲》。没有读原文的能力，我读的是几种英译本。译本当然不是本来面目，可是我已经受益不浅了。

　　罗马的史诗里有神有人，可是缺乏一个有组织的地狱。《神曲》里却天地人都有详尽的描写，但丁会把你带到光明的天堂，再引入火花如雪的地狱，告诉你神道与人道的微妙关系，指给你善与恶，智与愚，邪与正的分别与果报。他笔下的世界是一首完美的诗，每一色彩，每一响声，都有它的适当的地方。

　　歌德的《浮士德》仿佛缺乏紧炼，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似乎只有人间的趣味。《神曲》里什么都有，而且什么都有组织，有理由，有因果。中古世纪的宗教，伦理，政治，哲学，美术，科学，都在这里。世界上只有一本无可摹仿的大书，就是《神曲》。它的气魄之大，结构之精，永远使文艺学徒自惭自励。

　　希望我们能有一本好的《神曲》译本！

　　载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新民报》晚刊

　　诗人节献词

　　诗人节有二义：一以纪念大诗人屈原，一以鼓舞当今的文人。对前者，屈原人格之崇高，作品之伟大，以为民族的光荣，毋庸缕述。对后者，有二点似宜说明：（一）“诗人”与“文人”似当有别，但广泛的来说，凡属创作的想象的文艺作品统可称之为诗；同样的，凡气度崇高，富有创造力与想象者统可被誉为诗人，故诗人节实为文艺节，不必再有戏剧家节，小说家节，及杂文家节也。莎士比亚以戏剧驰誉，托尔司太以小说见胜，皆被称为诗人，且当之无愧。今之治戏剧及小说者，本其所长，努力进取，虽不为诗，诗之质素固在；若必血柱鼓瑟，勉强为诗以自彰其短，徒博虚名，是买椟而还珠矣。（二）所谓诗人者，非谓在技巧上略知门径之诗匠也。诗人在文艺上固须有所表现，其为人亦须与诗相备配。诗所以彰正义、明真理、抒至情，故为诗者首当有正义之感，有为真理牺牲之勇气，有至感深情以支持其文字。诗若是天地间浩然的正气，诗人也正是此浩然正气的寓所，只凭排列平仄，玩耍文字，而自号为诗人，则既不成诗，复不成人，还成什么诗人？有人于此，终身不为一韵语，而爽朗刚正，果敢崇高，有诗人气度，即是诗人。反之，其为人心地狭浊，而终日填词制律，以猎虚名，或以干禄，是诗匠诗贩，非诗人也。于此，诗人节之倡设，实与整个社会有关——诗的社会固不必人人吟诗，个个度曲，要在能辨是非，能以诚相见，有良好的风尚耳。

　　抗战四年，举国在同一崇高的理想下共赴国难，头可杀而节不可辱；此理想是诗的本质，此艰苦为诗的本事。有此本质，故敢以血涤辱，以弱敌强。有此本事，故举世惊震，交相赞美。在今天而有诗人节的建定，诗人们自然晓得，他们自己已供献了什么，或未曾供献了什么。就是不作诗的人似乎也应该深思默虑，我们的眼前还有没有阻碍达到我们的理想的东西，就连我们自己是否已经没有一点私心与弱点。这样的检审一下，恐怕我们也许感到一些愧悔，而把真诚不折不扣的拿将出来，使我们感到艰苦，而不灰心；感到哀伤，而能振拔；感到缺乏，而求充实；象诗那样的劲健悲壮！理想之途是用血冲成的。假若不幸而把诗人节只看成是穷酸们聚会到一处，写或读一两首小诗，或且吃上一半个粽子的日子，那就根本无须多此一举了。——写于诗人节。

　　载一九四一年六月三十日《新蜀报》

　　泰山石刻-序

　　每逢看见国画的山水，不由的我就要问：为什么那小桥上，流水旁，秋柳下，与茅屋中，总是那一二宽衣博带，悠悠自得的老头儿呢？难道山间水畔，除了那爱看云石的老翁，就没有别的居民？除了寻诗踏雪的风趣，就没有别种生活吗？

　　从历史中的事实，与艺术家的心理，我得到一些答案：原来世上的名山大川都是给三种人预备着的。头一种是帝王，自居龙种非凡，所以不但把人民踩在脚底下，也得把山川放在口袋里；正是上应天意，下压群伦，好不威严伟大。因此，他过山封山，遇水修庙；山川既领旨谢恩，自然是富有四海，春满乾坤了。第二种是权臣富豪，不管有无息隐林泉之意，反正得占据一片山，或是一湖水，修些亭园，既富且雅；偶尔到山中走走，前呼后拥，威风也是镇住了山灵水神。第三种是文人墨客，或会画几笔画，或会作些诗文，也都须去看看名山大川。他们用绘画或诗文谀赞山川之美，一面是要表示自家已探得大自然的秘密，亦是天才，颇了不起；另一方面是要鼓吹太平，山河无恙；贵族与富豪既喜囊括江山，文人们怎可不知此中消息？桥头溪畔那一二老翁正是诗人画家自己的写照，夫子自道也。

　　于是山川成为私有，艺术也就成了一种玩艺儿。山间并非没有苦人，溪上正多饿汉，不过是有杀风景，只好闭目无睹；甚至视而不见，免得太欠调谐，难以为情。艺术总得潇洒出尘，或堂皇富丽；民间疾苦，本是天意如斯，死了不过活该而已。

　　直至今天，这现象依然存在，虽然革命历有所年，而艺术颇想普罗。宫殿之美，亭园之胜，所以粉饰太平；春光秋色，纳纳诗文，所以广播风雅；开山导水，修庙建碑，所以提高文化。富贵者有命，风雅者多趣，以言平民，则肚子饿了顶好紧紧腰带，别无办法。及至日寇逞蛮，烧山毁市，犬马古玩与古书名画，颇有车船可运；把孩子掷在路上与河中者，则仍是平民。虽在困难期间，仍有闲情逸致，大人先生，由来久矣。

　　前几年，冯先生①住在泰山。泰山不是上自皇帝重臣，下至文人骚士，所必游览的五癧之一么？按说，冯先生就该夏观日出，冬眺松雪，每有灵感，发立诗词，岂不地灵人杰，相得益彰？可是他偏爱留神山上山下的民间生活：见了缠足的妇女，他觉得可怜；看到老人推磨，他想到近世的机械发明，与我们的事事落伍……人人引起他的同情，事事激起他的愤慨。于是他就创立了十五处小学，给乡民子弟以受教育的机会。更造起陈列馆来，广收科学仪器，植物标本，艺术作品，与卫生图表等等，教老百姓们开开眼，长点知识。每一得暇，他便去访问居民；每得机会，便帮助他们作些有益于大家的事。慢慢的，那里成了个教育中心；虽王公大人还是到那里游玩散闷，可是冯先生心中欲另有一座泰山——泰山是老百姓的，老百姓缺衣缺食，穷困无知，便是泰山之耻；古迹怎样多，风景怎样美，都在其次；百姓不富不强，连国家也难保住，何况泰山！

　　陈列馆中最近的添置是四十八块刻石，刻的是泰山民间的生活情形。冯先生虽已与泰山居民打成一家，可是他怕一离开那里，大家就松懒下来，忘去他的指示，而旧病复发；若是刻在石上，安在馆中，图是真情，诗是实话，常来看看，总是以提醒大家，应当一致努力。再说远处人民来朝山拜顶的，生活情况本与此差不多，看看这些也能得点教训。还有，那登泰山而小天下，自以为了不得的人们，见此也得倒吸一口凉气，知道活的泰山原来另有一番光景，并非只有松石古迹而没有受罪的活人。

　　刻石上的诗是冯先生作的，字也是他写的。那些诗既不以风花雪月为题，自然用不着雕词镶句；他老是歉意的名之为“丘八诗”，其实句是真，自具苦心也。至于那些字，恐怕连他自己也不忍过于谦虚：写得确是雄浑大方。那些图，是出自赵望云先生之手。事真凑巧，冯先生同情老百姓，爱助老百姓，愿替老百姓作事说话，甚至把老百姓的真情实况刻在石上，恰好就有个生在民间，喜爱乡村的画家来帮忙。赵先生的山水画本来很有功夫，可是他不喜山水里那些古装的老翁，所以就在乡间细细的观察，深深的揣摩，要把活人活事放在图画里，以求抓住民间的现实生活，使艺术不永远寄存在虚无缥缈之间。他来到泰山，冯先生便托他画图。诗成图就，便利用山上的青钢石——色青而质硬，用手指一敲，便当当的响——雇来本地的几名石匠，开始平石刻字。乡下的石匠不免有些土气，可是冯先生不肯另找名手，怕饭被外人吃了去。事在人为，赵先生亲自监工，与工人一同蹲在那里，有说有笑，可是眼睛管事，一笔也不将就；结果，四十八块都刻得非常满意。

　　不幸，泰山也遭受了敌人的轰炸；这些刻石的命运如何还不可得知。金钱人力即使都不可惜，民间生活的真情实录可是决不忍丢掉。国家的衰弱，根本因为民力的单薄；民裕国才能富，民聪国才会强。这是冯先生时时向人提醒的一点，也就是这些刻石的所由来。现在，他把这些刻石的拓片，制成版，订成册。刻石不幸失落，影片仍在人间；有心人定会由这里悟出战事失败的远因，也会看出转败为胜的关键；平日人民生活的写照，正是目前流民图的底稿。得民者昌，失民者亡；事尚可为，过勿惮改。由这么去看，这本影拓便自有它的意义。若以为这是卖弄高雅，保存诗画，你算猜错，全不相干。

　　一九三八年元月十五日老舍序于武昌

　　谈通俗文艺

　　通俗文艺很难写：

　　（一）文字：通俗文艺的文字不一定俗，《三侠五义》并不比我们写的东西俗着多少，而比《三侠五义》更文雅的通俗文艺还有很大一堆。大鼓书词时时近乎诗，而牌子曲简直的是诗了。有些粗蠢的字，是旧玩艺里所不敢用的，而我们却有时连“×”也懒得画。前者通俗，后者反难打入民间，是何道理？

　　也许是这么回事：既有通俗文艺，即使文字不完全通俗，可是照直叙述，不大拐弯，到非拐弯不可的时候，必先交代清楚，指出这可要用倒插笔，或什么什么笔了。这样，文字即使有难懂之处，但跳过几个字去，并无碍于故事的发展。幼时，读小说，到“有诗为证”的地方，我即跳远，可是依然明白一枝梅或北霸天的来踪去路。稍长，晚间为姑母姐姐等朗诵闲书，遇到不识之字即马虎一下，她们还能听得明白。

　　新文艺好拐弯，一来是图经济，二来讲手法。电影中诸般技巧，都拿来应用，还搀上一些“……”与“××”什么的。结果，读者莫名其妙，抓头不是尾，乃叹难懂。虽作者尽量的用“妈的”或更蠢的字，以示接近下层生活，而此等“妈的”乃绕弯而来：前面一大套莫名其妙，此处忽来一“妈的”，俗则俗矣，可是别扭奇怪，乃失其俗。《铸情》，《双城记》等在此院卖满，《火烧红莲寺》亦在彼院卖满，彼院观众若读小说，必爱《三侠五义》，而拒绝你我的短篇，或甚长于长篇。

　　通俗文艺的文字，据我看，应当痛快爽朗。

　　俗有新旧之分。历史使文惭渐变俗，试到茶馆听评书，说者满口四六句儿，而听者多数赤足大汉，何以津津有味，天天来听？盖“赤胆忠心”，“杏眼蛾眉”，“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等等，俱有长久的历史由文而俗，有一定的反应。现成，有力，故一经用出，即呈明朗图像。反之，若说“眼光投了个弧形，引起些微茫的伤感”，则俗而新，弧形与伤感尚未普遍化，当然没有作用。通信文艺难写，即在此处，我们所受的教育把我们的言语造成了另一种类，俗虽俗矣，怎奈我之俗仅有很短的历史，而新则近乎文矣。

　　通俗文艺的文字，据我看，应当现成，通大路。

　　（二）内容：新文艺，因受西洋文艺的影响，每每爱耍情调，把一件小事能说得很长。新小说里描写一位爱人吃苹果，也许比张飞夜战马超那场恶斗还长出许多许多。这种情调往往是抒情的，伤感的，似有若无，灵空精巧。而一般人呢，他们却喜爱好的故事——有头有尾，结结实实，《今古奇观》里的故事差不多都是满膛满馅的，而《济公传》已不知有了多少“续”。续而再续，老是那些套数，可是只要济公不闲着就好。见景生情是诗人的事，因事断事是一般人的事，普通人读书原为多得些生活经验，不是为关心吹皱一池春水，此所以乡间的诸葛亮即熟读《三国演义》之人也。

　　通俗文艺的内容须丰富充实。

　　旧通俗文艺中成功之作，是以事实的充实，逐渐把人物建造起来：赵子龙是常胜将军，因百战百胜，而诸葛亮到死后还能吓退敌人。有时候，尽管事多，而人格并不彰显，但到底有事比无事热闹，“一夜无话”正所以叫起次日的忙碌也。新文艺善利用角度，突破一点，通俗文艺则似乎当用大包围。通俗文艺并不易写，处处需要大批人马，足使新文艺者害怕。新文艺与一般人中间隔着一层板。新文艺会描写大学教授，银行经理，舞女，政客……这些人都会握手，吃大餐，喝汽水……于是一般人看了，就如同看了外国电影，即使热闹，而无所关心，遂失去文艺的感力。大鼓书词里不是讲赵子龙救主，便是二姑娘逛庙。因为大家关心赵将军与二姑娘——逛庙的二姑娘，不是正在舞厅里与一位电影明星讲恋爱的二姑娘。舞厅与庙会比起来，明星与民众比起来，为数多寡，简直没有比例。就是偶尔讲到民间，新文艺也往往是依据着学理，把必然的现象写了出来，而这必然的现象未必即是真情真景，于是它也可以成为较比生动的讲演，而不能成为亲切有味的文艺。学理的明澈，与公式的齐整，不就能产生本固枝荣的在民众血脉中开花结果的文艺。这是我们的失败。通俗文艺须是用民间的语言，说民间自己的事情。

　　（三）思想与情感：假如通俗文艺的文字并不一定俗到哪里去，如前面所述，那么，恐怕它之所以别于通雅文艺者，就在乎它的态度了。这就是说，在思想与情感上，它所要求的效果不很大。它没有多少征服的野心。反之，它却往往是故意的迎合趋就读众。在这态度上，它吃了大亏，而读者也没占了便宜。新文艺的方法即使不巧妙，可是态度是不错的，它立志要改变读者的思想，使之前进，激动情绪，使之崇高。通俗文艺则近乎取巧，只愿自己的行销，而忘了更高的责任。

　　不过，我们也须记住：因旧生新易，突变急转难。一蹴而成，使大家马上成为最摩登的国民，近乎妄想。以民间的生活，原有的情感，写成故事，而略加引导，使之于新，较易成功。中国原来讲忠君，现在不妨讲忠国，忠仍是忠，方向却变了。

　　（四）趣味：文艺毕竟是文艺。《水浒传》中的李逵，鲁智深等都多么粗莽热烈，可也都多么有趣。通俗文艺，无论是歌曲，小说，戏剧，都懂得这个诀窍。连诸葛亮的精明都有时候近乎原始的狡猾，而张飞时时露出儿气。设法使作品有趣，才能使读者入迷。趣味有高下之分，这在善于择选。精神的食粮不能按着头，硬往下灌。前线战士，打完了仗，而非读“善书”不可，是谓非刑。

　　以上四项，都系偶然想起，对通俗文艺，我并无深切的研究，对与不对，不敢自决。

　　还要说几句。一般的通俗文艺既不必都俗到极点，而是因合乎读众的脾味而成功，那么不识字的人，怎么办呢？我以为通俗文艺应以能读白话报的人为读众，那大字不识的应另有口头时文艺，用各处土语作成，为歌，为曲，为鼓书，为剧词，口传。习若无暇学习，也该唱给他们听，演给他们看。不妨由一处制造，而后各处译为土语，广为应用。用国语写成的大鼓书词、朗诵诗等，因言语不通，无法因歌诵而见效果。读的是读的，口诵的是口诵的，前者我呼之为通俗文艺，后者我呼之为大众文艺，又不知对否。

　　载一九三八年五月十日新知书店出版的《自由中国》第二号

　　谈中国现代木刻

　　《中国版画集》序木刻是中国最古的艺术之一，早在印刷术发明的时光就已开始，当时刻“字”和刻“画”没有什么不同。明代（公元后14世纪）时木刻艺术已获得了很高的成就。虽然中国学者那时候对于小说写作不甚重视，但在小说中已常常插入美丽的木刻画。

　　清代（17世纪至20世纪）的书，用的是最好的纸张，印上了著名艺术家所刻的彩色木刻。这些木刻画现在已成为最珍贵而稀有的艺术品。那些艺术家的高超的技术，刻制的手法，以及色彩的选择，在艺术上已达到完满的境地。而且那时已成为一种习惯，人们往往买些彩色的木刻画，贴在门墙上去迎接新年，因此木刻画便成为艺术家和人民生活中主要的一部分。

　　但是现代中国木刻却是直接受了西洋影响的。因为艺术既是不分国界的，散居世界各处的人当然会相互的发生影响。

　　中国古代木刻象她的绘画和诗歌一样，是用山水、花鸟作为表现的主要对象而供富人贵族们娱乐和欣赏的。现在中国的情形就不同了。中国现在正遭遇着贫穷与战乱的厄运，她好象一只破旧的汽艇挣扎在暴风雨海上的惊涛骇浪之间。这时候的艺术家们已不能再生活在象牙之塔里，拿些小巧玲珑的艺术品作为消遣了。他们必须张大了眼睛和耳朵，去观察注意周围的世界，从他们观察所得，便产生了现代的中国木刻。

　　在结构和主题方面，这种新的形式是非常接近于欧洲的风格，至少它已经暂时摆脱了传统的格调。因为那种旧的格调，已不适用于这一个时代了。内容既完全不同，形式当然也要改变了。

　　这情形在战时更为明确。因为中国的海口全被封锁，艺术家既得不到必需的油彩颜料和画布，要找一张在中国制造而适用的纸也不可得，为了要表现他们自己，就必得另打一条出路。从事木刻既只需要简单的工具和木料，他们就获得了一条捷径。题材方面也渐趋现实化。他们也不能采取别的题材，因为他们的民族家庭的命运正高悬于生死关头，他们都知道自己责任之所在——尽力去唤醒他们的朋友和邻人，去认识这种局面的危机。木刻作品正是最理想的媒介。它可以印在劣质的纸张上，仍能产生一种清晰和明朗的黑白画面。它那简单、深刻而清晰的线条，更可以深深地透入人们的心灵和记忆。为了这种种原因，木刻便成为中国报纸、杂志的唯一插图。事实上，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那时使用别的图画或制版，已成为不可能的事了。这本《中国版画集》里的主要内容，便是跟着这条新路而在现代新中国发展的成果。

　　这许多青年艺术家们，很可能更进一步地去研究中国古代的木刻技术，再把新学得的技术，混合发展成为一种他们自己独创的风格。

　　当他们在这大时代的斗争中尽力挣扎时，他们也影响了其他许多画家和艺术家，唤起他们对时代的认识。虽然，这不是一幅顶美丽的图画，可是现在各种派别的艺术家们都已把他们的作品来描写今日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了。他们的技巧和题材，也许还没有获得世界的名誉与成功，可是在表达他们高尚的手法和自由的理解上，却已臻于最高的境界。

　　中国的一切事物，正在迅速地变化着，前进着。艺术也不例外。经过这些变化，将来必定会产生一种新的技巧和一种新的艺术的。

　　载《中国版画集》，一九四八年十月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唐代的爱情小说

　　今天晚上我要讲的是唐代的爱情小说。未讲之前，我要先讲讲小说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以及小说的发展概况。时常听人说，对于研究中国文学的人说来，小说和戏剧是无足轻重的。这种说法确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对于欧洲人说来，没有小说戏剧的文学就和没有接吻和格斗的影片一样枯燥无味。假如你们不去认真地研究为什么中国的文学概念与西方的截然不同，而只是简单地认为中国人欣赏不了戏剧与小说之美，那就太武断了。

　　小说一词，起源于周朝著名的哲学家庄子。但是庄子所谓的小说，原是“普通语言”的意思，和我们所谓的小说并不是一回事。目前这种概念的小说，是后来才有的。最早对小说一词加以解释的，是班固。他在他的天才著作《汉书》中说：最早开始写小说的，可能是古代的小官吏。他们把各地流传的故事搜集起来，多一半是街谈巷议之事。地位高的人不屑于写这种东西，但有人要写，他们也不加干涉，因为这些东西往往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看法，有时也值得一看。

　　班固把小说的作用讲得很清楚。他的意思显然是说，历史学家在史书中列举小说，其目的是研究历史，而不是文学。当然他认为其中有些内容作为历史研究是有用的——比如，当时的民情。所以自汉以来，差不多所有的史书都要列举小说。

　　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写道：自唐以来，涌现了许多小说作者。许多人写的是搜奇志怪，荒诞不经的神怪故事，使人读了有扑朔迷离之感。不过有的作品确是真才实学之作。因此，既然先人的惯例是不拘一格广泛搜罗图书，我们也不能因为一些书分类编纂得不好，或文笔欠佳，就不把它们考虑进去。

　　自汉至清所有的历史学家显然也都同意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在编史的时候，也不能忽略小说。但是很清楚，他们对小说的文学价值是不感兴趣的。

　　再看看职业作家对文学这个概念是如何理解的吧。要是去问一个老学究，他一定会毫不迟疑的回答，“文学乃传道之文也”。我们现在无法就“道”这个字展开充分讨论，暂时可以把它译作“原则”。唐代最著名的作家韩愈说：学的目的是寻道，文学的目的是释道。与韩愈齐名的柳宗元说道：文学是言道。这一类引语尚可列举许多。《文心雕龙》是学习中国文学的人必读之书，它的主题是解释文学的意义，然而它开卷第一章的题目却是“原道篇”。据称这本书的主旨是分析文学的风格、结构和起源，然而假如我们耐心地从头至尾把它看上一遍，就会发现它根本没有提及小说。中国哲学的根本是道，因此必须严肃认真地对之加以研究。既然文学是传道的媒介，那就必须肃穆庄重。文学不是美的艺术作品，而是仁和德的体现。中国的小说之所以少，就是由于把道学观念放在首位的原故。这是否荒谬可笑，你们自己去判断吧。

　　要是我们想对唐代的小说作出恰当评价，就必须把上述概念弄清楚。从结构和情节看来，这些小说是极不完备的，写这些小说的人并没有想到要当个职业作家，也不认为写小说是件严肃的事情。当我们阅读这些小说，觉得它立意清新文笔优美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赞叹作者的天才，不用付出艰苦的劳动就能写出卓越的小说来。

　　现在我们来谈谈中国小说的历史发展。虽说从文学的角度看来，小说是无足轻重的，然而若是仔细加以观察比较，就会发现事物还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汉书》上只记载了十五则故事，全部失传。《隋书》增加到二百一十七则，多数得以留传至今。这说明，尽管小说并非正统，然而它还是有所发展的。

　　为了简而明地说清楚问题，我们可以把中国小说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即汉以前，汉至唐，唐以后三个时期。

　　汉以前时期的小说，其实不过是史学家和哲学家在其著作中插入的实例。小说往往采取寓言或讽喻的方式，用以说明特定的问题。例如，在《庄子》一书中，这类故事是很多的。从汉开始，小说才和哲学论文分家。因此汉代在小说史上可以说是初期阶段。不过汉时多志怪小说，到唐代，日常生活才成为通用的题材。在我们看来，这确是一大进步，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唐代社会生活的实际图景。

　　唐以后，小说的写作技巧更趋于成熟，最值得注意的是开始运用口语。用日常的口语来描述日常生活，是一明显的进步。

　　概括起来，唐以前，小说主要是搜神志怪；唐以后，题材趋于广泛，采用了口语。唐人小说居于承前启后的地位，内容涉及面很广，爱情故事更居于首位。在题材的广泛方面，唐人小说超过了以往，其浪漫的主题也对后世颇具影响。这就是唐人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

　　今晚我要着重讲讲唐代的爱情小说。为了方便起见，我从伦理、宗教、游侠和民间故事等几个角度分别加以阐述。先讲讲它的伦理观念。一提起爱情，人们往往就想起了婚姻。一想到婚姻，自然就会联系到家庭。中国的文化是建筑在复杂的宗法制度之上的，这一宗法制度极其严酷，势力又大，绝对不容许婚姻自由。换言之，爱情和婚姻是毫无关系的，在安排婚事的时候，爱情必须绝对服从其它方面的考虑。父母之命是至高无上的，包办儿女的婚姻是父母的责任，也可以说是天职，外人无权干涉，子女也不能过问。拒绝按父母之命缔姻，不仅仅是造家庭的反，而且也是跟整个社会作对。在研究唐人小说的时候，我们还能窥见当时青年男女在宗法制度的专制统治下遭受的痛苦。

　　有两本书，一本是《北里志》，另一本是《教坊记》，内容是颂扬歌伎的，记叙年青书生对她们的钦慕。《北里志》言道：歌伎都住在平康巷。应试的书生和中试候选的人，只要肯多花钱，都可以到平康巷去寻欢作乐。多数歌伎都善于应对，能诗会文。

　　唐代歌伎实际上都是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再看看那些文人学士的妻妾，就会觉得，举子们爱逛平康巷是毫不足怪的。正如中国人常说的，那些妻妾往往是“黄脸婆”，多数没有受过教育。歌伎们却知书识字，所以那些文人学士的狂放多少是情有可原的。

　　著名诗人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写的《李娃传》是个好例子。这则小说值得详细介绍。但因时间关系，只得从略。

　　很抱歉，为了节省时间，我不得不略掉这则小说的许多精采部分。从好几个角度看来，这篇小说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首先，它大胆抨击了固有的宗法制度；再则，它用庄严的传记体记述了一位歌伎的身世，这也是很不寻常的，因为这种文体一向是只能用于高贵者的。作者说得很明白：男女之际，大欲存焉，情苟相得，虽父母之命，不能制也。他把父亲的蛮不讲理和姑娘对爱人的忠贞作了强烈对比，对父亲的权威和真正的爱情，作了截然不同的描述。

　　这类小说不论怎样真挚动人，向来被当作危险读物。反映正统观念的作品，则可以《会真记》为典型。

　　这篇小说的文字也许是唐代传奇中最优美的。这篇传奇据说是元稹自己的忏悔录。他爱上了一个姑娘，后来变心，抛弃了她。这则传奇中的男女主角都很聪明，在结合之初就看清楚了将来的结局。他不顾一切后果，如痴如狂地爱这个少女。一旦达到了目的，就清醒过来，考虑倒底应当牺牲掉这位少女，还是不顾家庭社会的谴责而和她结婚。没有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私自结合，社会是不承认其有约束力的。张生不具备这些条件，就和莺莺有了私情。那他该怎么办呢？如果他想挽回姑娘的名誉，就须含耻忍辱，为社会所不齿；如果他打算遵守礼教，就必须舍弃姑娘。最后，他决定为了维护他的社会地位而牺牲自己所爱的人。换言之，他为了服从社会传统，不仅放弃了自己的幸福，而且也牺牲了她的幸福，社会为此对他大加赞扬。

　　姑娘也明白自己的厄运。她对他说：“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她很明白，社会是决不会容许青年人在结婚之前就私行结合的。然而，只要男人肯舍弃那与他有私情的姑娘，社会是容许他有自新的机会的。女人就没有这种机会。无情的重担必须由她来承担。张生的行为会得到人们的赞许，而可怜的姑娘却得不到同情。

　　五百年后，在这一传奇的基础上，产生了一出戏，即《西厢记》。作者使张生与莺莺成为眷属，剧以“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结尾。不幸的是，真的莺莺却无此可能。

　　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中国不取消这一荒谬的宗法制度，实行婚姻自由？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得先谈谈宗教方面的问题。中国的宗教精神和基督教及回教的精神是不同的。有文化修养的中国人，是从哲学或道学观念来看待宗教的，这和欧洲人的宗教观很不相同。没有文化的中国人则不分青红皂白，事事迷信。以上这两类人都迷信命运，并把这种观念运用在婚姻问题上。不幸的婚姻往往归咎于命，而不是父母。要是我们有勇气，可以反抗父母，然而谁敢违抗至高无上的命运呢？因此我们看见的这种消极的逆来顺受的服从，与其说是服从专制的父母，不如说是服从命运更为恰当。抱有宿命论的人一旦感到婚姻不如意，会认为违抗命运也徒劳无益，因而就听天由命，忘却了痛苦。他只看见天堂里闪现着光明，却不去注意现实生活的黑暗。

　　再举一则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

　　以月下老人的故事，出自唐李复言《续玄怪录》的《定婚店》为例。

　　由此可见，命运是无法违抗的。月下老人、神奇的红线和姻缘簿——中国旧式婚姻的各种要素都齐备了。终身大事要由虚无缥渺的神来主宰，青年男女必须规矩就范。服从长辈的意旨有时是难以忍受的，然而服从命运的安排也许能使人释然。从农夫到哲学家都信命，安于天命。中国人的与世无争，其基本原因就是对命运的驯服。从哲学观点看来，命运如一条载着生命前进的长河，随波逐流最是轻松愉快。从西方的观念看，这样做缺乏勇敢进取的精神，有时还会使人怯懦。

　　再看看宗教信仰的另一个方面。道教当然是中国最强大最普遍的宗教。它没有具体的教派组织，相当愚昧。法术、星相、符咒、占卜以及各种迷信活动，应有尽有，也因而广有群众。这些迷信成份当然也会反映在一般的文学中。然而当我们研究这类爱情故事的时候，就必须同时从宗教观点和心理观点来加以分析，因为写这类传奇的作者决不会仅仅为了描写爱情而来写它。当然，他们有时也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他们的心愿。比较原始的宗教普遍相信轮回转世之说，然而为什么狐狸会变美女，鬼怪会变美少年呢？为什么不变成可派实际用场的牛马呢？显然不幸的狐女和美少年更切合人们的想象。人们得不到婚姻自由，却想要逃避这种难以忍受的现实。青年男子不许擅自与少女交往，却可以驰骋想象力，邀请美丽的狐仙和妖冶的鬼女来赴宴。这样做在经济上也是很节省的，歌伎价昂，比用来写神仙故事的纸笔贵多了。

　　这一类传奇还有长孙绍祖的故事可以为例。

　　现在我们来谈谈中国人对恋爱的看法，我所谈的恐怕会让我的听众失望。关于男主角如何如痴如狂地向女主角求爱，欧洲小说往往有生动的描写，而美国电影又往往过分渲染。真正的爱情往往是波澜起伏的，必要时需要采取侠义行动。然而中国的情人处在同样地位又作何举动呢？请看下面的例子就可以知道了。

　　以《无双传》王仙客的故事为例。

　　唐代传奇中这一类的故事还很多。情人们遇到无法解决的困难时，就会出现有超人本领的英雄，救了他们。而他们自己则无须进行斗争。乍一看，这仿佛是胆小无能，其实不过是顺应传统。中国的教育思想是要训练青年成为人上人，温良恭俭让。勇敢的将军不过象条狗，它的主人才是温文儒雅、有帝王之相、哲人风度的淳淳君子。在英雄故事里，多数英雄都是忠顺的奴才或头脑简单之辈，出身也比较卑微。因此中国爱情故事里的英雄往往不是恋人们自己，而是助情人们摆脱困境的局外人。

　　最后我还要举一则故事为例，这类故事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它吸收了神话和民间传说的内容。这类故事你们一看就会明白。

　　以妒妇河的故事为例。

　　最后，我还想就唐人小说的语言文字，以及这些小说对后世作品的影响再略讲几句，结束我的讲话。

　　我想打个比方，唐朝有如一位站在东方文化之中的美女。从唐诗，我们可以窥见她柔美胸中的美丽幻梦。唐代的爱情小说则更接近于实际生活。小说的作者都是有名的诗人学者，有能力栩栩如生地描述他们的生活环境。简言之，他们能绘出一幅极其美丽动人的图画。语言文字也十分优美，即使我们认为情节过于单薄，结构也略嫌松散，但是它的语言文字在中国文学中将永放异彩。

　　唐代无疑是中国的浪漫时代。几乎所有的小说题材后来在元、明时代都被剧作家采用，作为构思戏曲的素材。从结构方面看，当然戏曲比唐代小说更加精炼动人，然而不能忘记这些戏曲的灵感确实来自唐人小说。

　　为了充分说明我的主题，按理说应有更充分的时间加以展开。我想我今天能做到的，只是告诉你们从各个角度看来，唐人小说都是值得注意的。

　　载一九三二年二—三月ChelocUniversity，Tsinan（济南齐鲁大学）

　　通俗文艺的技巧

　　假若这里有一位没有听过看过旧剧或鼓书的文人，我想，在他心中也许以为这类的通俗的东西不会有什么讲究，只不过是东拼西凑的那么一堆而已。即使他让一点帐，承认它们多少有点讲究，那也绝对不能与古典的或新兴的文艺的技巧相提并论。

　　对于前一层，让我们拿旧剧本作个例子吧。旧剧之中，我们承认，的确有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可是由大体上说，它们都有一定的结构与表现方法，绝不是随便凑成，象一个梦似的。就是那些杂乱无章的东西，若留心看一看，也有它所以如此的原因。譬如，最初的一个剧本，本有完好的结构，与妥当的穿插；可是到了伶人手中，就许因为太顾向台下讨好，而把剧中某一部分尽力扩张，甚至于把它扩张到可以独立，另成一剧的地步。这样喧宾夺主，或化整为零，就破坏了剧本的完整，或失掉原来的意义。有好多武剧吃了这样的亏，只顾了起打越火炽越好，而遗忘了更重要的戏剧效果。

　　可是，相反的，也有些剧本，经过多少次演唱与修改而越来越简练精美，削去浮泛，只留下心核。近几年来，京派的伶人因与海派的竞争，往往以“旧剧重排，全剧古本”为号召，而排演“本戏”。这些“古本”多半是沉闷冗长，只增了场子，多占了时间，并无怎样了不起的好处。这可以反证出旧剧在生长中也并不是没有受过淘洗与剪裁，虽然有时候不幸而变得很坏。

　　据上所述，剧本有时由好而坏，有时由坏而好，其所以好与所以坏，都足以证明旧剧并非随便可以凑成，它自有它的方法与技巧。

　　对于后一层——通俗文艺的技巧是否可与古典的或新兴的文艺技巧相提并论——我以为：因为形式的关系，技巧自然不能完全一样；但这只限于技巧方面，而不是在文艺本质与原理方面有所不同。由文艺的宣传性说，凡是文艺作品都要宣传一些什么；通俗文艺在这一点上，不但没有忽视，而且比别种文艺更热心：一出戏，一本小说，一段鼓词，莫不含有很明显的教训。因此，民众虽然大多数是文盲，可是他们有他们的道德上的裁判与责任，维系着精神的生命。他们的这种裁判与责任多是“有诗为证”的：作文官的要清明如包公，武官应忠勇义似关公与岳老爷，赵子龙是勇士的象征，西门庆理当永远拴在尿桶上……用不着说，这些根据是来自通俗文艺。戏台，书场，不啻是民众的学校。自然，在通俗文艺中也有许多淫秽的地方，可是淫秽的东西往往是在干净的东西里面包着。当形容潘金莲得意的时候虽然极不正当，可是到说她被杀的时候也极严厉。拆开来看，是反宣传，诲淫诲盗；合起来看，就知道了原意，正是惩淫诛恶。若是能加以剪裁，不教邪胜于正，自能不失其宣传的本意。至于那些专以淫秽为主的东西，当然是须禁止，正如别种专抒写色情而无其他更高的启示的文艺作品那样该当禁止。这样，通俗文艺在文艺的本质上，实在尽着宣传与教训的责任。假若它有时候不大洁净，或思想陈腐，那不能只责备它本身，社会上没能尽到对它应尽的责任也不能不算是罪过。单拿文人来说，有谁在抗战以前曾想到过为民众写作一些读物呢？新的不来，旧的只好自生自存，当然它陈腐，它没有得到一点新血呀。它正当不正当，它陈腐不陈腐，反正它没忘了宣传。今日的问题是在如何去矫正它，革新它，因为它确是与别种文艺一样的负着宣传的使命，而且事实上证明，它确是有力量负起这使命。

　　在文字上，它也和别种文艺一样的具备着文艺的条件。它有想象，有图像，有音节，有脱口而出的字句。自然在字汇上，它没有《佩文韵府》和文艺辞典为它作解释，抬声价，可是它有清新的词语，象刚摘下来的瓜果那样带着田园的鲜美。它的字汇是来自民间，充分的含有民间的思想与想象。在这一点上，它也许比古典的，甚至于新兴的文艺，更多着一些新的血脉，往往使人拍案叫绝。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公平的指出，因为民间的生活艰苦，教育落后，更因为民间文艺多半是取韵文的体裁，它的字汇也有好多是因袭沿用的，既不足以表现新时代的精神，更难以推陈出新。不过，这个缺陷也就正是今日所急宜设法弥补的；在弥补这缺陷的时候，我们一定也能公平的看出它的优点，它的优点也正同于其他一切文艺的优点，活泼，自然，脱口而出，绝不别别扭扭，使人闷气。

　　创作的文艺是想象的。通俗的作品一点也不缺乏这条件。在这条件下，也许它不学无术的把历史弄错，或误解某事件事实的真意，可是我们不能说它不是想象的。它能从《水浒传》中单单提出个武松，使之另成一部小说。这武松也许不象原来的那个样子，不但杀嫂打虎，并且做了许多与他无关，而恰好是民间愿意听的事情，他也许会扑灭蝗虫，或求雨；事实是错了，但想象却充分的活动着。这武松的故事，有头有尾，有声有色，有穿插，有逗宕，从考证方面看，它是愚蠢得可怜；从文艺上看，它却自有它的立脚地。自然，这并不是说，文艺应当曲解了历史，而是说我们即使责备通俗文艺的历史上的知识太幼稚，我们可也不能不承认它的想象力的丰富。

　　在结构上，它也晓得如何由分散而团圆，由纡缓而紧张，由铺陈而判断，正如别种文艺的那样费心机，巧安排。就是一段鼓词，也知道这些方法，成为一个完整的一片段；不但在文字上如此，连唱法也是越来越紧，使事情与歌声一同走到顶点。

　　再提到趣味，通俗或者比任何种文艺都更聪明一些，仿佛它早就晓得“沉闷是文艺的致命伤”这一句话。在一个文人雅士看来，或者以为通俗文艺中的趣味太低级，或缺乏控制。我承认它有时候缺乏控制，因向观众讨好而失去严肃的态度；至于低级不低级就很难判断了——我们至少该想一想再说话。一个不晓得民间疾苦的文人，根本不能明白为何两个乡人为争一堆牛粪而打起架来，他当然也就不能欣赏因争牛粪这件事而来的打趣凑笑；而指为低级。这到底是不是低级？谁敢说！或者，一个文人看到野台戏中的包公嘱令王朝、马汉去捉鹌鹑烧烧吃，或包公自己背着铺盖卷赶路，他也许说这是唐突包公，趣味低级。可是他一点也没想到，这种形容正是民众把包公看成为他们痛痒相关的人，是关切而不是唐突。至于要使民众都知道每个人的身分地位，而恰好的去配备每个人的衣食起居，那恐怕就先要解决民生问题与教育问题，而不仅是文艺本身的问题了吧。还有，有些文人以为通俗文艺中的言语往往不大干净，故曰之为低级。这也要看它要求的效果是什么，而不能专以粗俗否定其低级不低级。言语粗俗，而健康爽朗，一定比吞吞吐吐，暗隐淫邪的净得多。文雅不一定就是高级。故意掉书袋，之乎者也的自居高雅，也只能令人作呕，亦是低级。所谓低级不低级的判别，似乎宜以立意与效果的是否无聊而定，而不能以事实及言语的雅俗而分。通俗文艺生长自民间，它表现着民间的思想，反映出民间的生活，也就从民间的生活与思想中找出讽刺幽默，增多了趣味。有了趣味，便也增加了它的宣传力量。我们不能否认它的趣味有时候低级，可是我们切不可因为不了解民间生活，而把所有的趣味都断定为低级。

　　如上所述，我们知道了通俗文艺在各方面都有它的文艺根基。它并不是胡里胡涂的那么一团。明乎此，再去谈它的技巧，我们便不专从技巧上找技巧，而应更进一步的由技巧想到文艺共同的原则。这样，当我们撰制通俗读物的时候或者也就不至于一意摹仿，而忽略了创作。专是摹仿，自然自始至终是着眼于技巧，而迷于技巧之中，且渐渐的变为崇拜技巧，忘了改革与创造。结果，所摹拟的只是个空的架子，是种假的小玩意，不能成为有生命的活东西。

　　依据着上述的理由，我觉得通俗文艺有三难：不易通俗，不易有趣，与不易悦耳。

　　先说何以不易通俗，在一切文艺创作里，好的总是脱口而出，喜怒笑骂皆成文章，坏的总是别别扭扭，矫揉造作。因此，世界上咬言咂字的文章多于现成自然的文章；也就是说，俗实难于雅。秀才会作八股，而不会写家信，并不完全是个笑话。写作通俗文艺，言语首先给我们许多困难。文雅的词字，有书史辞典帮忙；民间通用的字汇，无书可查，非我们自己到活的社会中去找不可，这就难了。一般的语言而外，耕作有耕作的，买卖有买卖的，各行有各行的，各业有各业的特用语；这就更难了。把握不住活的语言，便没法形容出真实的事情，新兴的文艺如是，通俗的文艺也如是。不过，通俗文艺既是为民众写的，就比新兴的文艺更不能将就——它必须俗，俗到连不识字的人也能听懂的地步。抗战以来，大多数的通俗文艺作品，在言语这一方面，犯了两个毛病：（一）以雅代俗，（二）以腐代俗。前者是出于老一些的文人。他们习惯作旧体的诗文，知道一些旧剧或鼓书的方法。所以他们所作的戏或曲，只是应用了旧的套数，而言语则仍然是很文雅。因为文雅，所以它们写不生动。他们的通俗字汇既不够用（即使他们肯用），而形容近代战争与事实的字义极难从旧文学词汇中找到，他们没办法。后者或较胜于前者，他们拒雅而求俗，可是也并不真知道民众的语言，于是就把戏剧与歌曲中的滥调陈词拿来，装璜一下，多少要有点通俗的色彩而已。这路作品里面，也许上句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下句是“叫小鬼们见阎王”。这怎能成为美好的宣传品呢。以文雅支持通俗文艺，根本是矛盾；民众若能了解《史记》《汉书》，便无须有《铡美案》与《瞎子逛灯》了。以“见阎王”，“地流平”，“面前存”，“说根随”等腐词来支持通俗文艺，至多只能得到一点“不得已而为之”的原谅，因为通俗韵文既须有韵，而韵字又必须有变化，所以有时很难躲开“面前存”或“地流平”了。可是，这种不得已的办法只是一时救急，决不应视为通俗语言发展的正路子。民间有许多比“面前存”更自然更有力的词字，要当破一番工夫找出运用，不可以旧韵文为标准，而挡住去路也。

　　作通俗读物，照上面所讲的看来，用语用字不但不应故意求雅，且须时时留神自己的笔，深恐略一疏忽，即无意中的写得太深了。我们不以雅取巧，而以在通俗中还能活泼跳跃见胜。要俗，要活跃，所以避雅，并且要避腐。凡是陈腐的也必是该淘汰改革的，我们应随写随尽矫正之责，不可因循偷懒。

　　再说通俗文艺何以不易有趣。求言语通俗已属不易，求全篇的意思通俗则更难。这是可能的：我们费尽心机，一字不苟的，完全用民众习用的语言，写成一篇东西，而结果依然不能教民众了解。第一，我们用民众的话给他们介绍一位人，或一件事，按理说他们应该听懂了。可是假若这位人，这件事，与百姓们毫无关系，他们就很难感到趣味，而茫然不解。譬如：我们使抗战的某大将为一出戏的主角，画着姜维式的花脸，把日寇打得落花流水，以表现其英勇的精神和抗战的决心。这出戏（姑且承认打花脸等方法是对的），设若拿到一个山村里去演，就许毫无效果，大家莫名其妙。因为在这个村里，没有报纸，根本不晓得那位大将是谁；没有看过或听过抗战宣传的文字与讲演，根本不知道抗战这件事，怎能怪民众茫然不解呢？听了与自己有关的事情才容易受感动，此所以乡间雷击了老树，必谓树上有巨蝎或恶蛇，因为蝎、蛇是会害人的，若单言老树，则关系甚微也。所以，单单用了民间的语言，而不计算人物事实与民众的距离若干，往往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实人物都要切近民众，由他们所习知的事实引入抗战，才是好办法。第二，我们努力采用了民间的语言，而陈意过高，譬如用俗话写成一套抗战建国的哲理，其中没有具体的故事，没有有趣的形容，自难为民众接受。不错，我们为抗战宣传，须把其中的道理给大家说个明白，可是也别忘了文艺须有具体的表现，不但要大家明白，且须使大家受感动。一个心中很明白的人，也许因为算计得太细密了，而一毛不拔，心冷如冰，一个受了感动的人，才会热血沸腾，舍身赴战。新文艺在民间的失败，就是人物事实思想都与民众隔离太远。通俗文艺的兴起，首当弥补此缺陷。一方面要给民众以精神食粮，一方面要扫荡现存在民间的陈腐物。那么，我们就必须从民众的生活里出发，不但采用他们的言语，也用民众生活，民众心理，民众想象，来创造民众的文艺。除非我们成见的看不起民众，这工作实在不是低卑无聊的。我们要发动民众，而民众并不是一些橡皮袋，一打气就会鼓起来的。民众有他们的生活，与生活上的困难。他们既非超人，所以他们在一方面有侠肠义胆，在另一方面也很注意自身的实利。所以我们必须有民众的想象，我们才能一针见血的说到他们的心中去。在正面，他们有他们的义愤；在侧面，他们有他们的讽刺；在道出他们的义愤与讽刺的时候，他们有就本地风光而想入非非的能力，而使文艺作品趣味横生。我们不但要去学他们的言语，也要思索言语中的生活背景；不但只看一看他们的戏剧鼓词，也要注意他们的笑话趣谈歇后语歌谣等等。明白了活生生的民间，把握住那活生生的言语，我们会和民众一样的去想象。以街上所卖的小唱本等为我们的范本，是绝对不妥当的。那些小册子中，有的只是民间文艺的影子；真的本子是在歌者们的心中；有的只是民间文艺的尸体；活的文艺在民间也是随时改动的。

　　如果能照着上述的办法来写作，我们无疑的能写成相当好的东西，因为我们不只是摹仿个空架子，而真是按着民众的生活创造出来的有血有肉的文艺。

　　不过，在现阶段，民众中还有大半是不识字的，所以不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必须重看韵文——因为它便于口头宣传。这就须谈谈通俗文艺所以不易悦耳的问题了。现存的民间文艺，除了评书，差不多都是有韵与音节的：戏剧、鼓词、秧歌、夯歌、山歌、童谣……都是韵文。这些韵文里，有的是数唱，没有乐器伴奏；有的呢，是伴以丝弦或管乐；有的在乐器之外，还须有舞蹈。这样，我们创作韵文的时候就大大的受了限制；除非我们能马上创作出新的音乐，新的舞蹈，我们就非利用旧的套数不可。单独一个人便能创作出一篇新文字来，一个人可不易把乐，舞，都一下子创出——就是改革一部分都不太容易。人才之外，时间与金钱，在抗战的今日，恐怕也很难允许作大规模的革新的运动。有这么大的困难立在我们的面前，而我们又不忍沉默，非作出点东西来不可，我们的工作可就非常的艰难了。前边已经说过，我们应躲着那些陈腐的词汇，而代以民间活泼有力的语言；可是一谈到音韵音律，我们就不十分自由了。语音在纸上是一回事，到了歌腔韵调上便是另一回事。“揍死你”也许比“教你见阎王”少着一些迷信的成分，可是赶到某一歌腔上，它就许不如“见阎王”好唱好听。新字新词理宜随时用入新的通俗作品，可是它们没有受过音乐的洗礼，在纸上它们倒颇活泼，在口上可就软弱无力了。我们必须于字俗意俗而外，还得教它们有音乐之美；而且，这音乐之美还不能仅靠足以满足作者自己的朗诵，即算成功，它得能上丝弦或笛管。

　　为解决字音这问题，我们非知道点音韵与音乐不可。知道了一点民间文艺的音乐，我们便会差不多的把文字调动得能歌唱；句的长短，字的多寡，都能不大离格。知道一点音韵，则即使所写的通俗韵文不预备去上演，也能使文字多一些音乐之美，好念好听。至若关于音韵音乐的详细说明，另有别人撰稿，即不在此多赘。

　　以上是由文艺的共同原则，及通俗文艺特有的形式，讲说通俗读物的作法。以下再对戏剧鼓词等作法略略加以解说。先说戏剧。

　　旧剧有许多种：二黄、川剧、汉剧、梆子……。每一种中都有它特殊的讲究。腔调、念白、行头、脸谱、锣鼓等等都自成一套，恐怕一辈子也学习不完。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写它呢？我以为，为写剧本，当然先须明白点戏剧的技巧，不然就无从着手，看戏，和讨教一些歌唱的法则，不是什么很难的事。略知道了一些，我们很可以放胆的去写，因为演员们若是有心去排演我们的剧本，导演者自会去改正变动——大概没有一个剧本能不增减一字就恰好能上演的。关于哪一种板怎唱，哪一项打叫作什么，脸谱一共有多少种，都容易打听到，而且还有几本专书可作参考，无须在此多说。重要的倒是在略知唱法板眼后，如何去写一个剧本。职业的演员们知道台上的规矩，用不着我们去教他们；他们所缺乏的是剧本。他们有能力去把一剧本，按着舞台经验而改正而演出；他们可就是不会写出一本有新内容新思想的戏来。所以，写戏本是我们的事。写出了剧本，把要紧的地方向排演者说明，给他们以改正之权，但一定不许他们把宣传的本意删去或弄错；这么双方能合作，一本戏就能很顺利的演出。这样写过一本戏，我们对于旧剧中的规矩或者也就知道个大概了。

　　再者，近几年的各种旧剧，因交通的发达，与营业上的竞争，都有一些变化。以二黄戏说，因受了海派戏与文明戏的影响，行头、唱法和布景，已有不少的改动。梅兰芳博士从西洋回来以后，就把锣鼓藏起来，不在台上饮水，而且摹仿着西洋歌剧那样把歌词用力唱出。在老内行看起来，这样改变都是大逆不道，对不起祖师爷的事情；可是他们尽管摇头，而阻止不住这种改变。在新编的汉剧里，我也见到，摹仿海派的各角者联唱，连唱腔也是摹仿麒麟童的。因此，我们来写旧剧剧本，满可以不必完全照猫画虎；改动一些是无所不可的。有好多地方一经改动，就不易马上被民众接受，可是硬干下去，看惯了也就一样的行得通了。在广东戏里，周瑜戴雉鸡翎，而小乔穿高跟鞋！在川戏中，老翁穿古装，而小姐露着胳臂！我们不必以昆腔与二黄戏为标准。虽然这两种戏都有严密的规则；可是昆腔已没落，而二黄也在改变中，它们的规矩越多，便越衰败，因为它们自己裹上了小脚。我们写剧本，不妨自由一些，在不得已的破坏而外，还须渐次建设，把新歌新景与效果什么的都设法增加进去，使与话剧接近。我们须虚心去讨教旧的办法，也须勇敢的渐渐给它输入新的血脉。

　　当我们去学习的时候，除为知道一些规矩而外，还要客观的去思索判断。一般的说，在二黄戏中，二黄宜于沉着安详的，西皮宜于飘洒轻爽的，剧情；慢板宜于郑重的，快板宜于激昂的，陈诉。一剧中先二黄而后改西皮，或先西皮而后改二黄，在我们心中就该有个尺寸。不可随便改变，不可改得太快。若通体用二黄或西皮，则因剧情的发展，自然是越来越快，先慢板，而后原板，而后快板；就是散板的应用，也自有它的用意；不重要的角色，或不重要的事实，自宜以散板随手表过，可是有时候也因为加重表情，故意用散板，演员可一字字的清楚唱出，而腔又活动无板眼的拘束，足为表情之助。职业的演剧者，必能详详细细为我们解说某腔某板的唱法与规矩，可是也许就说不出那腔那板在全剧中的效果。所以我们自己须加以揣摸。还有，大段的歌唱放在什么地方，也应想过。一般的说，一气唱下几十句或百余句的办法，现在已不大行得通了。第一因为演员不能都有好喉咙，好身体，当然对此生畏，不敢演唱；第二，歌唱过长，便妨碍了动作，往往费力而不讨好；第三，在给民众扮演新内容的旧戏，处处费力求明晰，不能多以歌唱述说，因歌腔往往阻碍剧词的明显啊。我们不妨多写几句唱词（虽然不必一气要百句），那喉咙好的演员可以多唱，或少唱几句而句句拉腔；那喉咙坏的可以少唱，或多唱而不必耍腔，时间正自相等。我们须给演员们多预备词句，而后任他们选择剪裁。这较长的歌唱放在什么地方呢？我以为最好使它负有抒情的作用。用说白，用动作，已把故事发展到一个段落，台下已看清这一段是什么事，再利用歌唱陈述或感诉，即使腔调稍复杂，听不清唱的是什么，仍能以歌唱之美动人，仍能不使剧情晦昧。每逢用“一言难尽”叫板的时候，须留神所要唱的必是听众们已看明白了的事情，不可突然而来，致使听众因没听清歌词而也摸不清故事发展到什么地方去了。在话剧中，后来的事必须先为暗示出，以备发展；旧剧亦宜取此法；既为民众表演，暗示或仍恐不足，必屡屡提醒之。至于开打，亦宜活动；北方的戏多重武功，南方的则不甚考究；故剧本中的武场不可太固定，若能减去开打而仍能成戏，或减少开打而不致损失剧情，庶可免去许多困难。总之，为民众写剧本，宜知旧的套数，而不可取法太高，结构太死，以致失去伸缩性。以昆曲二黄为范本，则剧本宜力求紧炼，场子越整越好，使之一气呵成，无懈可击。此等剧本宜出演于都市，一到乡间便许因整齐而被视为死板，因严紧而障碍了剧情的明显。所以，为乡间预备的剧本稍为琐碎一点或者倒能收效较大。关于说白、行头等事亦本此旨，不必一定非合某派的规矩不可。一个有伸缩性的，可通融的剧本，略加改动，即可应用于数种不同的戏剧上，二黄可改为汉调或秦腔也。

　　鼓词比旧剧简单，较易创作。可是，唯其因为简单，容易成篇，往往写者就忘了把它写成一段有情有景的东西，而只取些空洞的标语口号把它填凑起来。戏剧必须有故事，因为须拿到舞台上去扮演；鼓词只靠唱者一人说唱，故没有故事还能成篇入弦，于是作者也就很容易把一套空论作成有韵的歌词，而称之为鼓书。其实，鼓书虽非戏剧，但当歌唱之时，唱者手挥目送，且唱且做，实一人而兼充数人也。小曲因为字少腔简，可仅作抒情之用，鼓书则长起来可演奏整部小说，如《隋唐》与《刘公案》等，短的亦须自成一段落，容纳一个小故事。旧的鼓词中，也有不说故事的，但为数极少，且别具作用。譬如在堂会中的寿词或喜歌，通体皆谀赞之词，无具体的故事，或为宣传某项知识，如全国山名水道等，其作用等于通俗读物中的“杂字”书。此外，则大都以演述故事为主，而略含教训；以事感人，以理劝诫，深合文艺的原理。我们拟制新词，对于新知识的灌输，也可以作些有“杂字”作用的东西，如新式军械的说明，或防空常识等。至于为激励爱国精神，坚定抗战决心，则仍当以具体的故事，寓劝励之意。

　　通常在都市中演唱的鼓词，大概以一百五十句为一段。在这样的一段中，有时容纳一完整故事，有时仅为一故事的一部分——即成为一本。在乡间演唱，大都以二百句左右为一段，一段唱毕，稍为休息，即接唱第二段；有十段左右可供演唱半日之用。都市中的，段短而腔繁，每段虽仅百余句，亦可占二十分钟左右，故无须说白，亦仅在上场时略道故事的情节，或仅报告要唱什么节目。一唱起来，即不再说话，以求一气呵成。在乡间，因腔简，故句多。为省些力气，为说明前后段的关系，都有随时加入说白的必要。抗战鼓书，颇可取此法，唱一小段，说明几句，以说白补充歌词，当更清楚得力。

　　在乡间，每于唱正段之前，先唱几句凑趣的闲词，如八角鼓中的岔曲，所以静场压言也。然后，书归正传，但仍有数句诗篇，点明全篇大意。在都市中，则开口即唱诗篇。诗篇通常为八句六句四句。词较雅，平仄较严，郑重的提揭全篇大意。也有只用两句的，或甚至完全不用，而开门见山即说出故事者。在创制新词，可取后法，不必迂回，而一语道破，则颇痛快。

　　一般的说，歌词首段总先介绍出人来，而后随故事之发展，随时绘景绘情，而至于点顶；最后，略示教训。

　　历史上的人物比较容易描写，有时只须描绘他在这一段故事中的服装态度即足，因为听众早知道他的相貌性格也。描写一个新人物，则须简而有力，几句话即抓住一个相貌与个性，实非易之。假若简而不精，还不如多说几句。乡间之唱武松者，往往以数十句形容一双拳头如何厉害，为打虎先壮声势。此虽有失剪裁，而听众对形容总比对说理更感兴味。

　　介绍出人来，即须说事。在叙事中心见情见景，以俗浅的文字说得动人，以细微的情景表现重大的事件。人在事与景中，有狂呼，有悲叹，有大笑，有细语；叙述虽限于篇幅的简短不能复杂委婉，而动作音容却能活现，和唱戏相仿，亦自动人。

　　有了人，有了事，须在人与事发展的高潮前，故作逗宕。或言感情，或写景物，或插述一琐事；然后急转直下，句子力求简劲有力，以便于速唱，把故事结束；而后再以三言两语，略作教训。

　　形容人，述说事，不怕人如何高伟，事多么重大，必须利用民间习用的语言，使深入浅出，必须从民众生活中表现出，使易了解。不可贪雅，更不可忽略了听众是谁。

　　板眼腔调虽多，但大体说来，能把七字句写好——即写得平仄顺嘴，无难吐的音；词字有节，无绕嘴之处，便可适用。演唱者为行腔运字的活动，很会把七字句变成九字或十一字。以言平仄，一句之中虽不必严格的用律诗的办法，但必须爽朗自然；一气用四个平声或五个仄声字，当然不会美好。七字句中自然应为二二三——跪倒，磕头，眼圈红；有此基础，再变为十字，譬如——小幼主，跪倒磕头，眼圈红；亦甚顺口。反之，若写成“跪倒，眼圈红、磕头”，则本句没法唱，增多了字，仍不能唱。

　　鼓词用韵甚宽，不必照诗韵，只要合辙即可。北方有十三道辙，有专书可查；南方可以就南音断定。不过，南方所用的辙，由北人听来，即有不合辙的地方，如南方可以把“陈”与“成”押在一处，而北方则“陈”在人辰辙，“成”在中东辙，绝不相混，不可不知。

　　韵皆用平声字，为鼓词中的通例。乡间所唱的坠子，及犁铧大鼓，往往也有混入几个仄韵的时候；京音大鼓则极严格。上句尾既是仄字，下句的韵又是仄声，当然唱不响亮；虽有时不得已而可通融，要当以平声韵为准则。京音大鼓，对韵律最讲究，近年来且有上下句都用韵的趋势，如“劝君莫把国仇忘，努力齐心打东洋”，“忘”仄“洋”平，均在一辙，唱起来非常悦耳。不过，一辙之中，平音字甚多，而仄音字也许很少；仄韵甚宽，而平韵或者很窄。光是押一道韵，本已给作者以不少限制，若上下用两道韵，则限制又增了一倍；再遇上平仄韵宽窄不同，有上无下，或有下无上，则困难更多。所以，为求句子好听，不妨试用两道韵的办法，但不必拘泥于此，以免因择韵字的关系，而把句子反弄得死板呆滞了。

　　通俗韵文中，以戏剧鼓书为最难作，因为这两种东西里包括着文字，音乐，音韵，故事，和其他的好几方面的问题；任何一方面的袭用或改造，都须下一番工夫去研究；而且这一方面的改造，往往受着别一方面的牵扯限制，而不能畅所欲为。因此，我们若是先从这两种东西去试验，则方面既多，所获犹广。会作了一首鼓词，则对于无有故事的小曲自然不会无从下手。

　　小曲的调子极多，大致都平易好唱；因为平易，所以很难容纳激昂慷慨的词句；至于那些艳调，更不用说，自然是会把多么好的内容也带累坏了的。因此，我们必须留心选择曲调，切勿随便填词。大概的，腔长则字长，腔柔则情靡，故不如腔少而可快唱者之易于叙事，也容易激促雄壮。再者，小曲简短，正如新的抗战诗歌；利用小曲既有以腔害词之病，倒不如撰制新歌新谱，使歌词通俗，歌谱简单，易学易唱，既合理，又合算。小曲的词与谱，因此，也就不在这里介绍与分析了。

　　载《通俗文艺五讲》，一九三九年十月三十日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上海杂志公司出版

　　通俗文艺五讲-序

　　这小册子中所容纳的，不过是自抗战以来许多讨论通俗文艺的文字的小小一部分而已。虽然这里的五篇文字有它们的特有的历史与作用，可是它们都只抱着讨论的态度，决不敢说是什么要诀或结论。

　　所谓“特有的历史与作用”者，就是这几篇文字都是给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创办的通俗文艺讲习会预备出来的讲义。去年冬天，文艺界抗敌协会接到不少外间的来函，询问通俗文艺的作法。于是会中就决定举办讲习会，请赵纪彬，王泽民，何容，萧伯青，老向，老舍六位讲师，分讲通俗文艺的各方面的问题。老向先生努力于民众读物的写作，而且作过推行平民教育的工作好几年，所以就讲《通俗文艺概论》，概括的说明通俗文艺为何物，并略言推行的方法。赵纪彬与王泽民两先生是久在通俗文艺编刊社任事，对于通俗文艺理论与实际写作都有很大的贡献与经验，所以就担任讲演理论与方法。老向先生的《概论》是提纲，赵王二先生的讲演是个别的讨论；至于老舍所讲的，便是给赵王二先生所提示的加以补充，多注意写作的技巧。何容先生是研究文法与音韵的，讲通俗韵文的用字与声韵的问题，当然合适。萧伯青先生对音乐研究有素，而且经名手的指导，会操几种乐器，所以担任讲解民间歌唱的谱调及通俗韵文如何与音乐配备的问题。这样，讲习的期间虽很短，讲师也不多，可是把通俗文艺的理论，方法，技巧，音韵，音乐几方面都顾到了。

　　可惜，萧伯青先生因事离渝，未能将讲义整理出。临行的时候，他说：“音乐的问题太广，很难加以剪裁，用几千字扼要的说明白；恐怕讲义无从交卷了。希望将来有工夫，能写出一本专书来吧。”因此讲义只能有五篇，即定名为《通俗文艺五讲》。其中，每一篇都是以谦诚的态度，道出各人所见到的，希求指正与批评。

　　老舍一九三九年四月于重庆载《通俗文艺五讲》，一九三九年十月三十日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上海杂志公司出版

　　文协的过去与将来

　　文协成立了七年多，工作不够紧张，而团结得很好。工作之所以欠紧张，因为：一、经费太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二、会员忽聚忽散，忽来忽去，于是今日之所热烈倡议者，明天因人去而事废；三、驻会办事人员太少，乃致提议者多，而执行者寡；四、大家生活都苦，对会务出钱出力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五、书生本乏干事之才，坐在一处都觉得大有可为，及至独当一面去执行某事，就往往知难而退。

　　团结得可是很好，因为：一、有“抗敌”的帽子在上边，大家都肯以诚相见；二、会中一切都能公开，无人想把持什么，或遇事先咬咬耳朵；公则正，正则得其平；三、会中无钱，会员也穷，于是穷与穷有同感；四、没有肥头大耳朵的阔人作理事长，所以大家都心平气和，无拥护谁与打倒谁的纠纷；五、大家只来以文会友，而并不想由会中产出一两位参政员，或什么代表，于是会务与政治无关。会中清净，会外人也就放心；六、会所虽小且陋，可是来者不拒，大家挤一挤总可以小住为佳，得到些温暖；七、各地分会工作都很努力，这使总会也就更加团结得紧，工作得起劲。

　　上述数事，满可以功过相抵，但是我还愿指出它的最大缺陷，作为对明日的事（情）上的警策：

　　一、组织方面甚欠周密，总会与分会及散居各地的会员都联络得不够好；

　　二、没能作出什么研究工作来；

　　三、没能充分尽到奖掖文艺青年的任务；

　　四、作事的态度偏于只求无过，不求有功。

　　此四事的重要原因自然是人少钱少，想得到而作不来，可是外间的阻力也该分去一部分责任。阻力所及，虽开一小小座谈会亦是引起猜疑，而只求无过，不求有功之态度遂渐渐形成。文协未夭折者以此，其半死不活者亦以此，感慨系之矣！

　　可是尽管它半死不活，它却始终没有死。

　　现在，抗战已经胜利结束，文协也删去“抗敌”，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根据过去八年的经验，我愿意提出个人对它的将来的希望：一、摘去了“抗敌”的帽子的文协，必须逐渐的成为作家的职业性的公会；于是二、会员的资格必须严格的规定，并且不许通融；入会后必须尽会员应尽的义务；三、分会不得随便成立，而且一经成立，就必须与总会有密切的联结；四、必须有专人担任组织的责任与事务，万不可马马虎虎；五、它必须由一开始，便有些底款，用几位支薪的办事员，有够用的一处会所——总会应设在上海；六、必须有几位品学兼优的理事住在会中，经常的办公；七、对作家的权益，必须争取保障，但对政治问题须极慎重发言；八、应与国际的文艺团体取得联系。

　　载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抗战文艺》第七十三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务报告

　　文协第二年

　　（二十九年四月七日在重庆全体会员大会报告）

　　从去年四月间改选到今日，整整的一年。这一年间的工作报告，我想，最好是依着时间替我们分划好了的段落而分为三段。

　　第一段是在极度困难与紧张中设法维持会务，使不至中断。这就是在五三、五四大轰炸后，也就是改选后工作正要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刚要工作就碰上了炸弹！可是，我们的朋友们，虽然有的受了点伤，有的在物质上受了不小的损失，都幸免于死亡。我们忙着互相慰问，互相帮忙；患难使我们的团结更加坚实，友谊更加深厚；平日，我们是因事业与志趣的相同而成为朋友，今天我们却由火与血中了解了友谊的真义。从各省各处，我们得到关切与同情的函电，使我们感激，也使我们确信文艺界的团结已无可拆散，我们的力量已非无情的轰炸所能削减的了！我们照常办公、开会，并且会刊上出了轰炸专号。

　　不过，各机关疏散了，我们的会员——在各机关服务的——当然须随着走。这，减少了我们的人。印刷所与商店也多疏散开，又减少了我们作事的方便。举个例说，我们打算演戏募捐，剧本已经写成，可是无从上演。许多客观的困难不是我们所能克服的，所以我说，这时期是在设法维持会务，使不中断。这困难，并非总会特有的。各分会也都尝受过，不过时间有先后久暂而已。幸而呢，总会与各分会都没有因此消极；我相信，我们的会员没有一个不想给团体以力量，而与暴敌周旋到底的。

　　假若第一段是维持，第二段便是开展。记得去年开年会的时候，我曾说过：“我们的确是精诚的团结起来，但是总会与分会，和各地方的文艺工作者，太缺少联络。”我所说的联络，当然不只是函电的往来，因为我们已经早作过那个了。就是说，我们须到各处去。去看我们的朋友，看那些地方，看我们的朋友在那些地方的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白各地方的情形，才好决定我们工作的方向。

　　去年夏间，在党政委员会的资助，政府与各战区官长的爱护，与王礼锡先生的领导下，作家战地访问团得以出发；同时，慰劳总会又邀约本会代表参加南北慰劳团；这，使我们得到与各地的朋友们见面的机会，也才晓得朋友们是怎样的在全国各处辛苦的开拓着文艺的园地。对文协，他们抱着很大的期望；愿在文协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愿与文协取得密切的联络。这使我们兴奋，也使我们惭愧。我们相信了文协已不是一块牌匾，而是抗战中一个巨大的力量；可是也感觉到这力量还未能象血液似的由心房一直通流到肢体的末端。在行旅中，我们匆匆的与友朋们商谈，怎样组织分会与通信处或通信站；对暂时无法组织起来的地方也答应下互通消息和供给图书。在这里，我们感觉到我们的人力与财力的贫乏。啊，假若我们每月有几万的经费，能经常的派遣一二百位作家到各处去活动——有什么用吗？看，以我们现有的这点人力财力，文协的影响已然西到青海，北至五原，东达浙江、上海，南及桂林、曲江、香港了！

　　随着重庆冬季繁荣，文协的人力又集中起来，这就到了我所要报告的第三段，自武汉成立大会到今天，我自己是会中的长期工人之一。正象工友；我也许不大明白大家所作的有何意义，可是我的确看见了大家是在操作。这整整的二年中，在我的眼里，要算由去年冬季到今年春天为最紧张、最热闹，这种热闹，不仅是表现着事多人忙，而是更有意义的表现出大家彼此了解的更深了。因为互相了解，所以才肯自动的参加工作，参加集会。以集会一项而言，我们不仅是开开会，我们的会开得好！凡参加过历次晚会或座谈会的朋友们大概都能为我作证；我们最近在晚会与座谈会中所表现的已经是在学问上问题上能彼此诚心的批评，与虚心的领受。这，我想，将慢慢的成为一种温良诚直的风气；在这风气中，大家不仅协力办了事，连学问也都有了进益。我觉得这是更值得报告的，也希望朋友们别以为我是因为没有事实可举而专说空话。你要事实吗？好，我简单的陈述一些。

　　组织部很忙，因为我们的工作据点已增多：成都、昆明、襄樊、延安、香港，五处而外，我们又增加了贵阳、桂林与曲江三个分会。在晋东南、兰州、榆林、城固，也先后成立了通信站。那就很够忙的了。再加上全体会员的调查与从新登记，就忙得透不过气来。今天，我们不开年会，而开了在渝全体会员大会，原因就在这里——在没有调整登记好以前我们没有法子改选。我们的态度是：在各处积极的扩大影响，广为联络；同时，对会员入会出会，必须照章办理，毫不通融。

　　研究部在这一年中的活动，可以说是空前的。诗歌晚会与戏剧座谈会已成为固定的组织，现在正筹备中国艺术史研究会，想作些研究工作。《武汉日报》托本会征求小说，收到了十万言以上作品十七部。审阅的规则见会刊六卷一期二十四页。由这规则足见态度的认真，也就证明工作的繁重。审阅结果本当在今天大会上发表，可惜因收件展期的关系，有六部是在上月月底才寄到的，还在审阅中。在远的地方，我们的朋友们很难得到新的图书，我们想每月买些送给他们；第一批已经寄去，现在还继续由研究部选购寄送。我们的财力有限，不能多送，但是因为这样作了，社会上已有向我们索要地址由私人或团体照样购送的，成为一个有益的运动。对我们自己，我们也划出三百元钱来作买书之用。顺手儿我就报告一声，为了夏季的工作集中，会中已在南温泉预备好一处宿舍，足容十来个人居住（自然要挤着一点）；将来这批书就存放在那里供大家读阅。

　　出版部第一件值得报告的，就是我手中拿着的会刊。由半月刊改月刊，其间自然经过很多的筹备工作。它的好歹，请你自己批评，因为它是你自己的刊物。会刊而外，香港分会的《英文会刊》与成都分会的《通俗文艺》，都是受总会委托刊行的，都在继续出版。一个民众团体——经费又那么少——能支持三个刊物，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不过，出版部人少事忙，往往不能帮忙分会，深感惭愧。希望大家动手，多来相助！作家战地访问团所要出的丛书，已由出版部和团长决定交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这个交涉的成功实在由于中宣部的指导与策助。

　　说到这里，似乎理应报告总务部的工作了。不过，说起来一定很琐碎，招大家头痛。我想，我只简单的说说经济情况吧。钱是最要紧的东西，我们必须心明眼亮。我们每月的收入还是那些钱——一千二百元。支持三个刊物，每月须出七百元左右。总会经常开支，现在在物价这样昂贵下，每月仍力求不超过二百元。对分会的资助与送给朋友们书籍，又须二百元。算到一处，一千二百元已无余裕；有临时的费用就须现想办法。会务之所以不能充分发展，在这里可以找到原因。幸而我们还没亏账，这是由于大家帮着俭省，到会里来连杯茶不吃也不抱怨。这点精神使我们每个人觉得对得起团体，而团体的开支也就省下不少。

　　载一九四○年五月十五日《抗战文艺》第五十号

　　文艺的工具——言语

　　言语是文艺的工具。一个文人须会运用言语，正如一个木匠须会运用斧锯。

　　言语，虽然人人口中会讲，可不见得照样写下来便能成为文章。能出口成章的人是不多见的。一般地说，在日常讲话的时候，我们往往并不把一句话说完全，而用手式与眼神等将它补足；往往用字遣词都并不恰当，只要听者能听明白大意，就无须再去用力的找合适的字眼儿，往往我们绕着圈子说了许多废话，才把事情说清楚，只要听者不讨厌我们的絮絮叨叨，我们便乐得信口开河；往往我们赞美一个人或一朵花，我们并没有费力去找出最恰当的最生动的，象诗一样的词句，而只顺口搭音的说几个：“真好看！”“真漂亮！”——这样的词句其实一点也没道出那个人或那朵花到底是怎样好看。

　　赶到我们一拿起笔来写文章，我们立刻发现了，我们的手式与眼神不再帮忙了，我们须把每一句话都写完全。句子不完整的，永远成不了好文章。一句便是一段里的一思想单位——它自己既须是个独立的整体，同时又与它的前面的和后面的句子有逻辑上的关联。我们的思想和感情必须用句子慢慢的一句一句的说出，如歌唱那样有板有眼似的。我们不能只说出半句，而把下半句咽在肚子里。人家是从纸上读我们的话，我们不能要求人家到咱们肚子里来找那“尽在不言中”的下半截儿。

　　每句都要成句，每句必是个清楚的思想的单位。

　　说话的时候可以马马虎虎，不必字字恰当。作文章可就必求字字恰当，我们要想，想，想了再想，怎样设法找到恰当的字，好使读者感到“读你一段文，胜谈十日话”！文艺中的言语，是言语的精华。文艺的可贵，就是因为它不单报告了宝贵的人生经验，而且是用了言语的精华报告出来的——它的语言象一个一个发亮的铜钉似的，钉入人们心里。

　　废话，在文艺里，是绝对要不得的。在茶馆里摆龙门阵，废话也许是必需的；但是，没人愿意从文艺中去看废话。文艺的价值就是在乎能以最经济的言语道出真理来。我们要想，想了再想，想怎样能够把语言制成小的钥匙，只须一动，便打开人们的心锁。世界上好的诗，和好的散文，不都是这样么？请不要说：“文字有什么关系呢，我所关心的是真理呀？”

　　哼，请问，你从那里听到过有真理的废话与糊涂话？

　　在说话时，我们可以用“真好看”或“真漂亮”一类不确切的形容去敷衍；在作文章的时候若仍用此法，我们便是自认无能。一般的人，活了一世，并不一定会看会听，辨不出哪是美哪是丑。他们来在世上，只是作了几十年的“走马观花”。幸而有些人，会看，会听，会看出一朵花的美，听出一只啼鸟或一股流泉的音乐。不但会听会看，他们还有用言语把它们写出来的本事。他能使世人，因为他们的精辟独到的形容，睁开了眼，打开了耳。同样的，他们使世人知道了是非曲直。你看，文人的责任有多么重呀！是的，我们要认真的看，去听，去思想，好把世上那最善，最真，最美的，告诉给那些走马看花的人们。我们的形容与描写是对人对事对物的详尽观察与苦心描绘的结果，而并不是“天气很好”的顺口敷衍！

　　我们创造人物，故事，我们也创造言语！

　　载一九四四年七月十日重庆《新华日报》

　　文与贫

　　从去年今日到今天这一年中，文艺界几乎没有任何热闹与活动。原因很简单：写家们闹穷，文艺界抗敌协会也闹穷。文协的进项，每月还只有一千五百元左右。这点钱还不够买一双体面的皮鞋的，怎能维持一个团体的日常开销呢！因此，会不敢开，连信也不敢发，就那么一声不响的苟延残喘。这个问题若不解决，则今后的会务便依然是“一夜无话”。

　　作家们个人呢，越穷便越想多写文章，好换点钱买米吃。可是，文章写好，稿费是那么低薄，任凭你怎样努力，也换不来够自己和家人吃饱的米。再加上，书业不景气，文艺刊物很少，报纸上的文艺副刊似有若无，有时候文章写好而无从发表，作家们就只好对着文章发楞。这么一来，有的人便没法不去另找职业，而在公余之暇写点文章。人既不是铁打的，白天办公或教书，夜间写文，怎样吃得消。于是因劳成疾，人文两败。因贫而病，因病而更贫，文人们乃陷于苦海中。公教人员虽然也很苦，可是到底还能得到米和合作社分配的油盐，职业的作家无此便利。这个问题若不解决，则今后的文艺恐怕也要“一夜无话”了。

　　“文协”与作家们的贫困虽如上述，这可是一点没有后悔抗战的意思。抗战是艰苦的，文人们早就知道。而且，文人们也并未因看见发国难财的人而眼馋，想放弃清苦的生活，去过反节约的日子。文人们只求一家大小能吃饱，有个安静的地方去写作。现在，这点最低的要求还难得到，所以为他们自己，为文艺，他们都不应当缄默。写作与否虽然是他们自己的事，可是社会上有文艺与否却是大家的事。谁也不能否认，我们的军队现在很缺乏精神食粮，我们的百姓，儿童，都缺少适当的读物。我们的盟国都需要中国的抗战文艺，以便洞悉我们在抗战时期的民族心理状态。文艺在今天还和战前一样重要，或者更重要。那么，文艺工作者的生活问题便不应当由他们自己处理，任凭他们自生自灭，而是应当被视为一个社会问题，由大家去设法解决的了。

　　解决这个问题，自然不是很简单的事。举例言之：（一）作家们可否象陪都的新闻界那样由政府给米？（二）文艺刊物能否增多？（三）稿费怎样提高？（四）对书籍版税与剧本上演税如何保障？（五）书价如何因邮费与税捐的减低而减低，以广销行？（六）怎样创办合作社，使作家们能买到廉价的文具与图书？（七）怎样建造“文艺之家”，收容无家可归的作家……问题很多，而且都不是作家自己所能解决的。这都须由社会上大家的关切与注意才能想出办法来——我相信，假若大家肯帮忙，一定会有很多的办法的。

　　在过去的数年中，我们的政府很垂念文人生活的困苦，而时予以精神上的鼓励与物质上的援助，这是文人们深深感激的。立法院因文人的呼吁而修正了出版法，中央党部的出版事业委员会时时把出版家与作家召集在一处，商讨增加稿费和其他的问题。文艺奖助金委员会很公正的给予文艺家以奖金和助金，并且代作家印行书籍。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也想出许多方法，随时的给文人们以种种便利和助援。此外，如社会部、教育部、中宣部、政治部，也都对文艺团体和作家个人时时加以鼓舞和奖励。不，这些使文人们感激的办法与实惠，都似乎未能统筹全局，为根本的解决；以致文人们受了惠而仍极贫，依然写不出文章来。为今日之计，政府似乎应该把奖励与救济文人们的款项集中，把办法也统一起来，或者化零为整，能收到较大较好的效果。

　　头昏，不愿再写下去。我只愿再说一句：今天社会上若仍然不替文人们的生活想办法，文人们为自己和家人的生存，就只好另谋枝棲，而放弃了文艺！社会无“文”，虽富亦贫！载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六日《新蜀报》“文协成立六周年纪念专页”

　　文章下乡，文章入伍

　　任何一个潮流都难免不起一些泡沫。在中国的新文艺里，有时候就能看到一二篇无聊的小品文，或俗艳伤感的短诗。然而，这些小玩艺儿只是泡沫，在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的时候，就自行破灭了。反之，在那文艺的主潮上，无论它是多么粗浊狂厉，无论它是急流或渐进，狂呼或冷笑，它的声音总是喊叫着革命与斗争。中国的新文艺始终自居、自信、自证，是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这严肃的态度，与苦斗的热诚，已被保持了二十多年。在这也不算十分短的时间中，没有产生过一篇供小姐少爷们消遣的侦探小说；市场上仅有的那儿本什么大侦探与什么血案，倒是由英美的文艺商品翻译过来的。

　　这时候在激跳的文心，遇到了神圣的抗战便极自然的要证明它自己可以变作枪炮与炸弹。所谓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就是这激跃的文心要在抗战中去多尽斗争的责任的自信与自励。自信，因为中国底文艺写家们已经战斗过二十多年；他们不怕由革命而招来的杀害，也就不怕侵略者的刀枪；他们自己这样相信，也就要把这信心推展出去，使四万万五千万的同胞也都相信；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在一个抗敌必胜的信仰上去斗争，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自励，自励出于自省：一个衰老的国家遇到极猛烈残暴的侵略，当然要自省；那自居为民族的天良的文艺工作者，无疑的会首先下一番自我检讨的工夫。

　　看看吧，二十多年来，文艺到底走到了何处呢？不错，它在扫荡封建的思想上，在培植革命的精神上，的确是树立了不少功绩。但是，这是作了什么的问题，而没有回答出作到了什么地步。假若它的扫荡与建设只在个很小的圈子里旋绕，那么即使它的态度是严肃的，心情是热烈的，它也不能不承认它这朵相当美丽的花朵呀，虽美而脆弱。它没有很多的种子，随风散播到远处，而仅是足以自慰的一朵相当美的花罢了。这使人不安的检讨，却遇上了铁一般的证据。看，还有那么多的百姓连字也不识！看，在一个四五百户的村庄里可以找不到一本新文艺的作品！是呀，怪不得大家的版税收入是那么的微薄的可怜呀！这事实使人愤怒，特别是那热情而简单的文艺青年们；他们喊了：有这样的事吗？可以一个村子里连鲁迅这个光耀的名子都不知道吗？可是，发怒是没有用的，事实是事实。大家因战争而从军，而流亡，不复在上海与北平闭户著书了。他们遇到了老百姓与军认——噢，这不知道新文艺的可怜的群众哟！这时候，就是以为不知鲁迅，理当斩首的热心者，也要沉默一下而想怎么“设法”使群众知道鲁迅了；否则真要斩首的话，得有多少人头落地呢？

　　愧悔是良心的活动。新文艺的弱点，在敌人的屠杀里，大家承认了——它的构思，它的用语，它的形式，一向是摹仿着西欧，于是只作到了文艺的革命，而没有完成革命文艺的任务。革命的文艺须是活跃在民间的文艺，那不能被民众接受的新颖的东西是担不起革命任务的啊！这是个极可宝贵的发现，或者也可以说是伟大的愧悔。于是，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开成立大会的时候，文章下乡与文章入伍的口号便被提出来。

　　这两个口号，在抗战文艺中至少是作了：（一）消极的使写家们觉悟了，二十年来的新文艺还差着深入与远播的力量，因为二十年来大家的心血似乎是花在了学习上，而还没有由民族的本色中创造出民族自己的文艺来。（二）积极的，全面的抗战必须动员全体民众。精神的食粮必须普遍的送到战壕内与乡村中。在无可如何的情形之下，我们宁可以缺少一些枪炮，而不能缺乏战斗的精神；抗战文学便是战斗精神的发动机。前者，有意的或无意的使抗战以来的文字都有了新的倾向——要简单、清楚、明快，抗战的文艺不是要弄风格与字眼，而是要迅速有力，如机关炮的放射。这样的文学自然要向民间与军队中取得故事与字汇，以民众的语言道出民众抗敌与建设的牺牲与壮举——这，打破了“上海”的摹仿文艺，而渐次吐露出民族文艺的光焰来。后者，因需要的迫切而产生了街头剧，壁报诗，和利用民间固有的文艺形式而加以改造的小说、鼓词等等。学生们参加了这运动，他们在村里，村里就有壁报；他们到前线，前线便有了歌曲唱，与油印的小报看。政府也注意到这运动，在教育部，编辑这种明浅的读物的，设有专员；中宣部与政治部也时时大量的印刷宣传的小册子。民众团体，象中苏文化协会，全国文艺协会，也为士兵们印有战线专刊。戏剧的发展更是惊人，原来只有上海与北平的人才有看到话剧的眼福，如今却在绥远、宁夏等荒远的地方也能看到舞台与灯光；甚至秦岭与中条山上也有青年们在为士兵与百姓们演剧了。这些新的，半新半旧的，或完全旧的，形式，未必都好，可是都出发自抗战的热情，而在不同的程度上收了激励人民的效果。是的，这些作品与办法，未必都好，可是这的确是个大的潮涌。按照中国的俗话说：黄河清了天下就太平了。我说，这个抗战文艺之潮，因为它是潮，所以夹杂着许多浑浊的东西；不过，等这些东西沉在地面上，吃入土里去，那该当有多么肥美的一片文艺园地呀！目前的问题，不是要急盼着浊浪澄清——一时盼不到，也作不到——而是应当使这潮流更盛旺一些，因为印刷、纸张、运输种种的困难，都在这儿阻抑着这潮水的畅行，而中国又是这么大的一块土地呀！要有几十万青年参加这运动，再有几千万的经费来支持这运动，也不算多，真的！

　　在这个运动里，写家们的眼睛确实的看到民间。写家的界限也开始往外推展。青年们敢写了；写的即使不好，可是总有机会发表，至少可以写在壁报上。当写家的脚步接近了战地的时候，士兵与军官们不单要东西看，而且动问了：怎么写呢？真的，在这伟大的抗战里，凡是尽了力气的，谁不想写出几句来呢！我的一个武装朋友，虽然在上海作战丢了一只腿，现在却能用他的手写出他的血战经验来了；文艺协会已通过他作会员了。这样放下枪便学习拿笔的人，我相信，还有很多。同时，在前线上跑来跑去的也有不少的写家。我敢肯定的说，当文艺的园地拓展了的时候，写家的界限便越来越宽了；谁知道，明日的伟大的写家不是今天伏在战壕中的人物呢！

　　对于这个运动，自然有许多辩论，辩论永远是琢磨真理的砂石。大概的说，有的人虽然承认了文艺——为了抗战的宣传，为了深入民间——应当俗浅明朗，但是不必一定要通过民间旧有的形式，因为旧形式的限制足以限制住一切新的内容与教训的自由运用。有的人以为民间还有许多许多不识字的，他们须用耳朵代替眼睛去接受文艺，所以文艺应当采用民间听惯了的歌调与语言，使他们也能从听器官得到新的消息与启发。前者注意在文艺的发展，后者注意在文艺立竿见影的效果。据我看，这问题的不好解决，倒是因为搀夹了教育问题的原因：假若中国的教育已经普及，没有文盲，那么新文艺的前进自然便利了许多。也许根本用不着讨论利用旧形式或这一问题。至于把利用旧形式看成民族文艺唯一的路径，未免又有些象看见一个鸦片烟鬼而使十个人都吃戒烟丸了！在抗战的今日，我以为，文艺必须以民族革命出发而完成民族的文艺。在这伟大艰苦的过程中，有人专为文盲去作一些可以听得懂的东西也是要紧的，抗战文艺是个大潮，我们不怕它浑浊如黄河，只怕它不猛烈不旺盛！

　　载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五日《中苏文化》第九卷第一期抗战四周年纪念特刊

　　我的“话”

　　二十岁以前，我说纯粹的北平话。二十岁以后，糊口四方，虽然并不很热心去学各地的方言，可是自己的言语渐渐有了变动：一来是久离北平，忘记了许多北平人特有的语调词汇；二来是听到别处的语言，感觉到北平话，特别是在腔调上，有些太飘浮的地方，就故意的去避免。于是，一来二去，我的话就变成一种稍稍忘记过、矫正过的北平话了。大体上说，我说的是北平话，而且相当的喜爱它。

　　三十岁左右的五年中，住在英国。因为岁数稍大，和没有学习语文的天才，所以并没能把英语学习好。有一个时期，还学习了一点拉丁和法文，也因脑子太笨而没有什么成绩。不过，我总算与外国语言接触过了。在上一段中，我说明了怎样因与国内的方言接触，而稍稍改变了自己的北平话；在这里，就是与外国语接触之后，我便拿北平话——因为我只会讲北平话——去代表中国话，而与外国话比较了。

　　最初，因英语中词汇的丰富，文法的复杂，我感到华语的枯窘简陋。在偶尔练习一点翻译的时候，特别使我痛苦：找不着适当的字啊！把完好的句子都拆毁了啊！我鄙视我的北平话了！

　　后来，稍稍学了一点拉丁及法文，我就更爱英文，也就翻回头来更爱华语了，因为以英文和拉丁或法文比较，才知道英文的简单正是语言的进步，而不是退化；那么以华语和英语比较，华语的惊人的简单，也正是它的极大的进步。

　　及至我读了些英文文艺名著之后，我更明白了文艺风格的劲美，正是仗着简单自然的文字来支持，而不必要花枝招展，华丽辉煌。英文圣经，与狄福、司威夫特等名家的作品，都是用了最简劲自然的，也是最好的文字。

　　这时候，正是我开始学习写小说的时候；所以，我一下手便拿出我自幼儿用惯了的北平话。在第一二本小说中，我还有时候舍不得那文雅的华贵的词汇；在文法上，有时候也不由得写出一二略为欧化的句子来。及至我读了《艾丽司漫游奇境记》等作品之后，我才明白了用儿童的语言，只要运用得好，也可以成为文艺佳作。我还听说，有人曾用“基本英文”改写文艺杰作，虽然用字极少，也还能保持住不少的文艺性；这使我有了更大的胆量，脱去了华艳的衣衫，而露出文字的裸体美来。在当代的名著中，英国写家们时常利用方言；按照正规的英文法程来判断这些方言，它们的文法是不对的，可是这些语言放在文艺作品中，自有它们的不可忽视的力量，绝对不是任何其他语言可以代替的。是的，它们的确与正规文法不合，可是它们原本有自己的文法啊！你要用它，就得承认它的独立与自由，因为它自有它们的生命。假若你只采取它一两个现成的字，而不肯用它的文法，你就只能得到它的一点小零碎来作装饰，而得不到它的全部生命的力量。因此，我自己的笔也逐渐的、日深一日的，去沾那活的、自然的、北平话的血汁，不想借用别人的文法来装饰自己了。我不知道这合理与否，我只觉得这个作法给我不少的欣喜，使我领略到一点创作的乐趣。看，这是我自己的想象，也是我自己的语言哪！

　　避免欧化的句子是不容易的。我们自己的文法是那么简单，简直没有法子把一句含意复杂的话说得圆满呀！可是，我还是设法去避免，我会把一长句拆开来说，还教它好听，明白，生动。把含意复杂的一个长句拆开来说，恐怕就不能完全传达那个长句所要表现的意思了，句子的形式既变，意思恐怕也就或多或少总有些变动；即使能够不多不少的恰切原意，那句子形式的变动也会使情调语气随着改变。于此，欧化的语句有时候是必不能舍弃的，特别是在说理的文章里。不过，我自己不大写说理的文章，我所写的大多数是诗歌小说之类的东西。这类的东西需要写得美好，简劲，有感动力。那么，语言之美是独特的无法借用，有不得不在自己的语言中探索其美点者。谈到简劲，中国言语恰恰天然的不会把句子拉长；强使之长，一句中有若干“底”，“地”，与“的”，或许能于一句中表达纾回复杂的意念，有如上述；但在文艺作品中这必然的会使气势衰沉，而且只能看而不能读，给诗歌与戏剧中的对话一个致命伤。在一个哲学家口中，他也许只求他的话能使人作深思，而不管它是多么别扭、生硬、冗长，文艺家便不敢这么冒险，因为他虽然也愿使人深思细想，可是他必定是用从心眼中发出来的最有力、最扼要、最动人的言语，使人咂摸着人情世态，含泪或微笑着去作深思。他要先感动人。这从心眼中掏出来的言语，必是极简单、极自然、极通俗的。媳妇哭婆婆，或许用点儿修辞；当她哭自己的儿女的时候，她只叫一两声“我的肉”，而昏倒了！文字的感动力是来自在某个场合中必然的说某种话——这个话是最普遍常用的，绝难借用外国文法的。一个哲学家，与一个工友，在他痛苦的时节，是同样的只会叫“妈”的。

　　我明白了上述的一点道理——对不对，我可不敢说——我就决定放弃了翻译工作。这工作是极要紧的，但是它使我太痛苦——顾了自己，便损害了别人；顾及别人，便失落了自己。言语的不同没法使彼此尽欢而散。同时，我写作小说也就更求与口语相合，把修辞看成怎样能从最通俗的浅近的词汇去描写，而不是找些漂亮文雅的字来漆饰。用字如此，句子也力求自然，在自然中求其悦耳生动。我愿在纸上写的和从口中说的差不多。到了这个地步，有时候我颇后悔我曾经矫正过自己的北平话了：有许多好的词汇，好的句法，因为怕别人不懂而不用，乃至渐渐的忘记了。是的，中国话确是太简单了，词与字真是太不够用了；把文言与白话掺合起来用，或者还能勉强应付；可是我立志要写白话，不借助于文言，岂不是自找苦吃？况且，我又忘了许多北平话呢！

　　我要恢复我的北平话。它怎么说，我便怎么写。怕别人不懂吗？加注解呀。无论怎说，地方语言运用得好，总比勉强的用四不象的、毫无精力的、普通官话强得多。至于借用外国文法，我不反对别人去试验，我自己可是还无暇及此，因为我还没能把自己的语言运用得很好哇！先把握住自己的话，而后再添加外来的材料，也许更牢靠一些。

　　近来有件伤心的事：我练习着写诗，把自己憋得半死！我知道，诗是语言的结晶。我写的是白话诗，自然须是白话的结晶。可是，这结晶不成；知道的白话是那么少啊！而且所知道的那一些，又运用得那么拙笨啊！我还是不敢多向外国语求救，可是文言不住的对我招手。我本想置之不理，给它个冷肩膀吃。但是，没了米，也只好吃面粉了，还能饿着吗？唉，对白话我有点不忠之罪！是白话不够用吗？是白话不配上诗的园里去吗？都不是！是自己无才，而且有点偷懒啊！我以为，从诗的言语上说，假若“刁骚”，“歧路”，“原野”，“涟漪”……等无聊的词汇不被铲除了去，白话诗或者老是一片草地，而排列着许多坟头儿，永远成不了美丽的林园。

　　不过，近来也有桩可喜的事：我在练习写话剧。话剧太难写了，我当然不会一蹴而成功。但是，且不管剧中旁的一切，单就对话来说，实在使我快活。我没有统计过，在一出三幕或四幕剧中，用过多少个字。我可是直觉的感到，我用字很少，因为在写剧的时节，我可以充分地去想象：某个人在某时某地须说什么话，而这些话必定要立竿见影的发生某种效果；用不着转文，也用不着多加修饰，言语是心之声，发出心声，则一呼一嗽都能感人。在这里，我留神语言的自然流露，远过于文法的完整；留神音调的美妙，远过于修辞的选择。剧中人口里的一个“哪”或“吗”，安排得当，比完整而无力的一大句话，要收更多的效果。在这里，才真实的不是作文，而是讲话。话语的本来的文法，在此万不能移动；话语的音节腔调之美，在此须充分的发扬。剧中人所讲的是生命与生活中的话语，不是在背诵文章。

　　我没有学习语言的天才，故对语言的比较也就没有任何研究。我也没研究过文法，而只知道自己口中所说的话自有文法，很难改创。对语文既无所知，可是还要谈论到它们，不过是本着自己学习写作的经验说说实话而已，说不定就是一片胡言啊！

　　载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六日《文艺月刊》六月号

　　我的创作经验（讲演稿）

　　好吧，假如我要有别的可说，我一定不说这个题目。

　　我敬爱学问，可是学问老不自动的搬到我的脑子里来住；科学实验室，哼，没进去过。我只好说经验。不管好坏，经验是我自己的，我要不说，别人就不知道；这或者也许有点趣味。

　　创作的经验，这也得解释一下。创作出什么，与创作得怎样，自然是两回事。格外的自谦是用不着的，可是板着脸吹腾自己也怪难以为情。我希望只说“什么”，不说“怎样”。不过万一我说走了嘴，而谈到我的创作怎样的好，请你别忘了这个——“不信也罢！”

　　在我幼年时候，我自己并没发现，别人也没看出，我有点作文的本事。真的，为作不好文章而挨竹板子倒是不短遇到的事。可是我不能不说我比一般的小学生多念背几篇古文，因为在学堂——那时候确是叫作学堂——下课后，我还到私塾去读《古文观止》。《诗经》我也读过，一点也不瞎吹——那时候我就很穷（不知道为什么），可是私塾的先生并不要我的钱。

　　我的中学是师范学校。师范学校的功课虽与中学差不多，可是多少偏重教育与国文。我对几何代数和英文好象天生有仇。别人演题或记单字的时节，我总是读古文。我也读诗，而且学着作诗，甚至于作赋。我记了不少的典故。可惜我那些诗都丢了，要是还存着的话，我一定把它们印出来！看谁不顺眼，或者谁看我不顺眼，就送谁一本，好把他气死。诗这种东西是可以使人飞起来，也可以把人气死的。除了诗文，我喜欢植物学。这并非是对这种科学有兴趣，而是因为对花草的爱好；到如今我还爱花。

　　我的脾气是与家境有关系的。因为穷，我很孤高，特别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一个孤高的人或者爱独自沉思，而每每引起悲观。自十七八到二十五岁，我是个悲观者。我不喜欢跟着大家走，大家所走的路似乎不永远高明，可是不许人说这个路不高明，我只好冷笑。赶到岁数大了一些，我觉得这冷笑也未必对，于是连自己也看不起了。这个，可以说是我的幽默态度的形成——我要笑，可并不把自己除外。

　　五四运动，我并没有在里面。那时候我已作事。那时候所出的书，我可都买来看。直到二十五岁我到南开中学去教书，才写过一篇小说，登在校刊上。这篇东西我没留着，不能告诉诸位它的内容与文笔怎样。它只有点历史的价值，我的第一篇东西——用白话写的。

　　二十七岁，我到英国去。设若我始终在国内，我不会成了个小说家——虽然是第一百二十等的小说家。到了英国，我就拚命的念小说，拿它作学习英文的课本。念了一些，我的手痒痒了。离开家乡自然时常想家，也自然想起过去几年的生活经验，为什么不写写呢？怎样写，一点也不知道，反正晚上有功夫，就写吧，想起什么就写什么，这便是《老张的哲学》。文字呢，还没有脱开旧文艺的拘束。这样，在故事上没有完整的设计，在文字上没有新的建树，乱七八糟便是《老张的哲学》。抓住一件有趣的事便拚命的挤它，直到讨厌了为止，是处女作的通病，《老张的哲学》便是这样的一个病鬼。现在一想到就要脸红。可是它也有个好处，而且这个好处不容易再找到。它是个初出山的老虎，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怕。现在稍有些经验了，反倒怕起来。它没有使人读了再读的力量，可是能给暂时的警异与刺激。我不希望再写这种东西，或者想写也写不出了。长了几岁，精力到底差了一点。

　　《赵子曰》是第二部，结构上稍比《老张》强了些，可是文字的讨厌与叙述的夸张还是那样。这两部书的主旨是揭发事实，实在与《黑幕大观》相去不远。其中的理论也不过是些常识，时时发出臭味！

　　《二马》是在英国的末一年写的。因为已读过许多小说了，所以这本书的结构与描写都长进了一些。文字上也有了进步：不再借助于文言，而想完全用白话写。它的缺点是：第一，没有写完便收束了，因为在离开英国以前必须交卷；本来是要写到二十万字的。第二，立意太浅：写它的动机是在比较中英两国国民性的不同；这至多不过是种报告，能够有趣，可很难伟大。再说呢，书中的人差不多都是中等阶级的，也嫌狭窄一点。

　　《小坡的生日》，在文字上，是值得得意的：我已把白话拿定了，能以最简单的言语写一切东西了。这本小说在文字上给我回国以后的作品打定了基础，我不再怕白话了；我明白了点白话的力量。这本书是在新加坡写成四分之三，在上海写完的。里面那些写实的地方，我以为，总应该删去，可是到如今也没功夫去删改。

　　《大明湖》是在济南写的，幸而在“一二八”被烧掉，因为内容非常的没有意思。文字有几段很好，可是光仗着文字之美是不行的。我没有留底稿，现在也不想再写它了。《猫城记》是《大明湖》的妹妹，也没多大劲。

　　《离婚》比较的好点，虽然幽默，可与《老张》大不相同了；我明白了怎样控制自己。

　　至于短篇，不过是最近两年来的试验。我知道我写不过别人，可是没法不写；大家都向我索稿，怎能一一报之以长篇呢，我又不是个打字机。这些东西——一大部分收在《赶集》里——连一篇好的也没有，勉强着写，写完了又没功夫修改，怎能好得了！希望发笔财，可以专去写东西，不教书，不必发愁衣食住，专心去写，写，写！“穷而后工”，有此一说，我不大相信。

　　《牛天赐传》是今年夏天赶出来的，既然是“赶办”，当然没好货；现在还在继续的刊露，我不便骂它太厉害了；何必跟自己死过不去呢。

　　八、九年的功夫，我只有这么点成绩。在质上，在量上，都没有什么可以自满的。从各方的批评中看，有的人说我好，有的人说我不好。我的好处——据我自己看——比坏处少，所以我很愿意看人家批评我；人家说我不好，我多少得点益处。有时候我明知自己犯了毛病，可是没功夫去修正——还是得独得五十万哪！

　　我写的不多，也不好，可是力气卖得不少。这几本书都是在课外写的。这就是说：教书，办事之外，我还得写作。于是，年假暑假向来不休息，已经有七年了！我不能把功课或事情放在一边而光顾自己的写作，这么办对不起人。可我也不能干脆不写。那么，只好有点工夫就写；这差不多是“玩命”。我自幼身体就不强壮，快四十了还没有胖过一回；我不能胖，一年到头不休息，怎能长肉呢？可是“瘦”似乎是个警告，一照镜子便想起：谨慎点！所以我老是早睡早起，不敢随便。每天至多写两千多字，不多写；多写便得多吃烟，我不愿使肺黑得和煤一样！几时我能有三个月不写一个字，那一定比当皇上还美！

　　写两千多字，不多写：这可只是大概的说，有时候三天连一个字也写不出！我不知道天下还有比这更难受的事没有。我看着纸，纸看着我，彼此不发生关系！有时候呢，很顺当，字来得很快。可是一天不能把想起来的都写下来，于是心里老想着这点事，虽然一天只准自己写两千多字，但是心并没闲着，吃饭时也想，喝茶时也想——累人！就是写完一篇的时候，心中痛快一下，可是这点痛快抵不过那些苦处。说到这里，我不想劝别人也写小说了！是的，我是卖了力气。这就应了卖艺人的话了：“玩艺是假的，力气是真的！”就此打住。

　　载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刁斗》第一卷第四期

　　五年来的文协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正在开大会的时候，敌机空袭武汉。在轰炸声中，大会继续进行，并未少停。那一天，敌机没能扰散大会。以后，一切困难也都没能使“文协”解体。到今天，“文协”已有了整整五年的历史。

　　一个人的事业也许不难于继持五载，一个团体就不这么容易了。想起来，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们很惭愧，没有做出什么惊人的事情来。可是，五年的生存，也充分的表示出，文艺工作者们既没有因生活的困苦而离开岗位，又没有改变了以文艺宣传尽力于抗战建国的初心。这一点，虽然不足使我们自夸，可是也不妨明白的指出，使大家更奋勉前进吧。

　　在文协初成立的时候，大家谁也不晓得应当怎样去作事。但是，在没有详密计划的情形下，大家却不约而同的决定了做事的宗旨。就是：第一，团结不是一时一地的事，而是要保持得长远，推展得普遍。第二，大家要多对团体尽力，而不苛求团体的供应周到，因为文协命定的是个清苦的团体。第三，事事公开。这三点并没有明文规定，而是一种默契；不是办事的细则，而是大家爱护团体的一点不言而喻的约束。在今天我们要报告五年来的会务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提这三点，因为我们所能说出的那些事实都实在以此三点为主动力，我们的团体之所以能延续五年，也不过是此三点的证实而已。

　　真的，因为大家晓得团结非一时一地的事，所以总会才能继持五年，而且凡是与总会接触过的，赶到散至四方的时候就马上组织分会——因此，我们在成都，昆明，贵阳，香港，桂林，襄樊……都有了分会。

　　因为大家晓得文协是个命定清苦的团体，所以也就知道非苦干不能有任何表现。会中的经费，在武汉时，每月都有二三百元。到今天，也不过千余元。以这么一点点钱，我们要维持一个会所，要按期刊行会刊，要举行种种集会，要与各民众团体交际联络。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可是竟自被我们做到了。在开源方面，我们除了政府机关的补助，概不接受。我们穷，可是不能随便伸手接钱。在节流方面，我们就专凭会员们的热心，来替团体赔着钱作事。在武汉的时候，大家给会刊写稿，并没有稿费。会所迁至陪都，大家的生活更感窘迫，会中才按月拿出一些钱来，愿要稿费者照付，不愿要的便道谢。近二年来，物价高涨，大家才一律拿稿费。会中拿不出那么多的钱，乃恳请中央文艺奖助金委员会补助，即蒙批准。会刊才得以继续刊行，未曾中断过。一方面是表现了会员的苦干精神，一方面也是政府的鼓励所致。大家支持会刊的这一点精神，也在其他的事务中表现出来：我们开茶会，会员自己掏茶资；我们聚餐，大家出饭费。除了开年会，我们不曾把钱花在点心茶饭上过。会中印好的信纸信封是为写公函用的，会员们和理事们全未揩过油，而理事们为会中通信，几乎永远是白赔邮票。只有一样是我们从来不愿缩减的，就是会所中的灯油炭水。会所中的设备是极简陋的，但是凡来会所居住的都不用出灯油炭水的费用；我们虽不能供给饭食，可是多少也教由远道来的朋友得到一点亲密之感，多少教文协的会所有点文艺之家的样子。这些琐细的事情，似乎值不得写在报告里，可是，细想一想，这又的确是我们办事的精神。因为有这一点精神，所以大家才相亲相爱，才大家一心的爱护团体。五年来，我们无论开什么会议，从不流会；无论发起什么运动，大家总踊跃参加。总会为此，分会也差不多，因为多数的分会是由总会的人到各处去创设的。他们既晓得总会是怎样苦干，所以分会也应当照样的没有钱而要办出事来。假若他们等着有了钱再办事，恐怕我们就连一个分会也没有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五年来抗战文艺的推动与文协的发展，不是金钱的作用，而是大家苦干的精神所结的果子。

　　自然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一点也不否认这句老实话。真的，我们有多少多少事，都因为没有钱而无从举办。但是，我们决不灰心，决不因穷困而停止了挣扎与努力。明乎此，我们便明白了文协为什么可以用那么少的钱而办出事来，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文协有时候显得那么寒碜的样子来。钱并没有控制着我们，不过钱可也有时候使我们决定作什么和不作什么。在热闹场中，文协多半是不肯露面，因为我们晓得吃西餐的费用不是我们力所及的。反之，遇到文化劳军和宣传中英中美新的这类事的时候，我们便一定不肯落后。每次为慰劳将士献金，文协必定走在前面。我们没钱，但是可以卖字卖文，和捐赠图书去义卖。最近，为文化劳军，我们奉献了一万多元。至于宣传的文字，政府机关只要委托我们写制，我们必尽力去作。从台儿庄的胜利，到中英中美签定新约，我们所写的宣传品是有目共睹的。

　　我们办事的另一个原则便是事事公开。文协成立了已经五年，我们敢说它没有一件秘密的事。有事，必定要大家商议，大家负责去办。因此，五年虽然不算很短的一段时光，可是我们的会里没有派别，没有因意见不同而发生的笑话。仗着这个，我们确实作到了文艺界的大团结。

　　以上是就团结，苦干，及公开三宗旨来说明我们怎样在经费奇窘中支持我们的团体，至五年之久。以下要报告这团体对文艺与文艺界的影响。顾名思义，文协是文艺界抗敌协会。既标出“抗敌”的字样，显然的我们是要在抗战中以文艺宣传报效国家。于是，我们倡导并实际去写制抗战文艺。假若没有这个团体，我们相信也会有许多文人自动的这样以文字为利器，从事抗敌。但是我们也会想到，有一部分文人或因生活的方式，或因迎合读者的心理，而仍撰制一些与抗战无关，或且有害的文字。有了文协——它既是全国文人的组织——情形可就不同了。它有全国的文人作它的支持者，全国各地的文艺刊物及报纸的文艺副刊的编辑者几乎全都是文协的会员。这样，文协便成为战时文艺运动的心房。这颗心既因神圣的抗战而跳动，它就决不容有害的东西掺入血液中。诚然，我们并没有浪费笔墨喊叫打倒谁，但是我们对抗战尽力的一点真诚，便是以使该被打倒的人自动的隐匿起来了。

　　文协是个合法的民众团体。往上说，因为有了这个团体，政府在需要宣传文字的时候，可以委托我们去作；我们自身的困难可以向政府陈诉。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们有多少文字都是受了政府的委托而写制的。我们爱我们的国家，当然乐于服务。只有一二不明理的人，住在国土上，拿着国家的薪水，而偏偏爱唱不近情理的高调，才会侮辱我们，说我们是“御用”机关。这个，我们不便去声辩什么；我们只知道尽力于抗战，和与政府合作，是我们的天职；而我们的团体是有它存在的价值的。再说，因为我们与政府有这种关系，所以政府才信任我们，关切我们。每逢政府派遣人员到前方慰劳将士，必定有文协的代表。我们自己发动的事情，象作家访问团，象增加稿费保障版税的运动，政府都在精神上与物质上予以助援。假若没有文协这个团体，那就恐怕爱莫能助，政府虽欲加以辅导，也找不到合适的人与机关了。

　　从我们自身的发展上说，有了文协总会，才有各地分会。诚然，各地分会因会员变动的关系，因总会不能接济经费的关系，便有时候极为活跃，有时候显着沉寂。但是，即使是昙花一现，也给地方上的文艺工作一些刺激；种子不能尽数白费，撒下去总会有一点收获。在最好的时候，我们一共有成都、昆明、香港……等处九个分会。香港失陷，分会当然不复存在。襄樊分会因理事都到别处去工作，一时也告停顿。现在，分会只剩下了五处。这些分会虽然得不到总会的钱，却都有自己的刊物；香港分会还出过外国文的小杂志，和世界语的小册子，把国内的战时文艺介绍到国外去。假若这些刊物都继续出版，文协便替国内各地织成了一个文艺网。可惜，总会既穷，分会也窘；遂致刊物忽生忽灭，只表现了我们只管今天尽力，不顾明天如何的精神，而不能持之久远。不过，成都，昆明，与桂林，在今日的印刷困难情形下，还能维持自己的刊物，也就真正不易了。

　　谈到文艺本身，我们从文协成立那一天一直到今日，始终是主张文艺须负起抗战的任务的。有了这一决定，消极的便扫除了浪费笔墨与因循颓废，积极的便给了文艺以英武爽朗之概。文人们不再在斗室里徘徊微叹，而要出来看看：国土上的高山大川，听一听炮响，从而为国家民族争一口宁死不降的正气。不错，我们还没有能写出怎样了不起的作品来，可是这并不因为文艺不可抗战，而是因我们对抗战的一切还知道的不够。就是由我们所知道的那一点，写成的那一点来看，我们已能明白的指出：

　　（一）文艺应当关切它的社会，否则它便是温室中的花草，遇到风雨便马上衰萎，在战前，我们曾经看见过一些温室养出来的东西，而今可还存在么？

　　（二）既要关切社会便须认识社会。这就是为何文人在抗战中奔走四方，及到军队中服务去的原因，他们想认识自己的父老兄弟。在斗室中看着盆景读着明人小品，而找灵感的时期是已经过去了。

　　（三）认识了自己的同胞，便须设法使同胞们懂得我们的作品。诗要能朗诵，小说剧本要写得爽快易懂，都是基于此义。文艺不是以难懂为贵，而是要以深入浅出的手法，广博的认识，普遍的感诉，成为一种健康的美丽的东西。怎样接受文艺遗产？诗须能朗诵，和如何朗诵？旧形式宜如何利用？文字应否欧化？大众的语言应如何采炼……这些问题都是五年来大家所热烈讨论的。为什么？为了因抗战而来的兴奋，与因对军民的认识，而想革旧树新，建设起民族的新文艺来。这个志愿也许太大，不是今日的文人的才能所能实现的。但是今日我们已从事讨论，从事试作；后来者居上，也许有那么一天，真正的民族新文艺会因为我们的辛勤灌溉而结出硕美的果实的。我们的能力虽很有限，我们的路子可是走对了。想想看吧，假若有一种文艺，是照着我们的看法写成的——对军民有深切的认识，对社会作有益的指导与关切，对文字是既通俗，活泼，而又美丽，谁能说这不是应运而生，足以配备起抗战建国的大业的健美文艺呢？

　　真的，文协因人穷会穷，实在没有作出多少事情来。但是，上述的一点对文艺与文艺界的影响，却是千真万确。即使我们要极度的谦虚，我们也不便否认自己的一点功绩。这点功绩并不是我们今天开一次会，昨天献金一千元那类可以屈指算得出，脱口讲得来的事，而只是一种影响。可是细想一想呢，影响所及，也许是能有益于“百年大计”的吧？

　　关于有日记可查的那些事，不想在这里多啰嗦。我们倒愿意说说自己的缺点，和何以有这些缺点，指出自己的缺欠，或者更能够使我们自策自励吧。

　　按照会章，我们经常的事务由总务，出版，组织，与研究四组来分头担任。总务组最可怜，它要管理一切的事务。

　　本会经常的收入是每月一千五百元。从这点经费中，我们要维持重庆与北碚的两处会所，要付会刊的稿费四五百元，要用一位工友，要在邮电文具的费用而外，还买几本书！我们没法多办事。每办一件事，势必教大家赔上许多钱。在今天的生活困难情形下，常教大家赔钱，也有些不忍吧。

　　假若会刊——《抗战文艺》——一停顿，我们的出版组就完全没事可作了。当初，我们本来有相当庞大的出版计划，想自己印书，不必依赖别人。慢慢的，不但这个计划无从实现，连会刊的印刷都成了问题。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教它停顿，因为它是我们的一面大旗。因为委托别人代为印刷，我们没法子使它面面美好，使我们差足自慰的是它编选的水准始终是相当的高。积极的，我们尽量的向全国的会员征稿，使它成为全国性的文艺刊物；消极的，我们决不登攻击个人或谩骂式的文章。我们要使它纯洁严肃，给文艺刊物树立一种良好的风气。现在，它每期有一万份的销路。

　　组织是繁难的工作，而我们的人手不够用。最使我们心中不安的是总会与分会间的联络始终没作到好处。要作得好，似乎也并不很难。假若我们能有钱，专请一位干事负责办理这桩事，我们就能有条有理的办得清清楚楚。提起钱来，总使人气短，我们也只好不作幻想吧。

　　关于研究工作，我们只作到了“谈”，而没能印行专书。所谓“谈”者，就是凡遇到一个文艺上的问题，我们总召集座谈会来讨论。讨论的结果，随时发表在报纸上，或会刊上。至于文艺遗产的整理，或专书的研究等等，则一因会员你来我往，变动频繁；二因没有固定的经费，就只好由会员们独自去作，而非会中所能顾到的了。最使我们惭愧的是对文艺青年未能加以辅导。我们会曾经多次会商，如何创设一个类乎函授学校的小组织，专代青年们看文章，及解答各项文艺上的疑问。可是，我们始终找不出这笔钱来，只好作罢。幸而青年们已有青年写作协会的组织，而关于青年写作的指导也有了青年写作指导会的成立。这两个会虽非文协发起的，可是我们深盼它们有良好的成绩，能够培养出许多新作家来。

　　今天是文协的五周年纪念日，我们把好话坏话都说了一遍，希望新的理监事选出来，能够除旧启新，更有一番新气象吧！

　　载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抗战文艺》文协成立五周年纪念特刊

　　习作二十年

　　在我二十七岁以前，我的职业与趣味所在都是教书与办学校。虽然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已喜爱文学；虽然五四运动使我醉心新文艺，我可并没想到自己也许有一点点文艺的天才，也就没有胆量去试写一篇短文或小诗。直到二十七岁出国，因习英文而读到英国的小说，我才有试验自己的笔力之意。那时候，我的事情不很繁重，差不多每天都能匀出一两个钟头的闲空去写作。又加上许地山先生的鼓励，我就慢慢利用在教育作事六年的经验凑成了乱七八糟的《老张的哲学》。

　　直到《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发表了，我还不晓得“题旨”，“结构”等等术语的含意。所以，在发表了几段之后，我就后悔了，颇想把原稿收回，详加修正。这个可是作不到，于是我就又开始写《赵子曰》，希望在这一本书中矫正以前的错误。结果呢，虽然《赵子曰》的内容也许没有象“老张”那么结实，可是在结构上的确有了一点进步。非动笔写不会找到文艺的门径，于是见之。

　　第三部小说是《二马》；写完它，我就离开了英国。在新加坡住了半年，写成了《小坡的生日》——近已在渝重印。

　　回国后到济南齐鲁大学去教书，就地取材，写成了《大明湖》；还是《小说月报》发表。稿子刚交出去，“一·二八”的大火便把它烧成了灰。对自己的作品，我向不大重视，所以不留副稿；这回虽吃了大亏，也还没能改正过来我的毛病，到如今我还是不肯另抄存一分。

　　《大明湖》火葬以后，沪上文艺刊物索稿者渐多。既不能逐一报以长篇，乃试写短篇。短篇比长篇虽写得多，非短时间所能学好，我的第一部短篇集《赶集》，所收集的多是笑话和速写，称之曰小说，实太勉强。

　　同时，为小型的刊物，我也写杂文，更无足取；所以除了已经绝版的一本《幽默诗文集》，我没有汇印我的杂文，我的杂文，而且永远不拟汇印，我喜欢多多练习，而不顾敝帚千金的把凡是自己写的都硬看成佳作。

　　继《赶集》而起的短集有《樱海集》与《蛤藻集》。两集中各有一篇稍象样子的，但多数还是滥竽充数。我的才力不长于写短篇。

　　《大明湖》以后，我写了四部长篇——《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与《骆驼祥子》。其中，《骆驼祥子》与《离婚》还有可取之处，《牛天赐传》平平无疵，《猫城记》最要不得。

　　《老牛破车》是谈自己写作经验的一本小书，不过是些陈谷子烂芝麻而已。

　　“七七”抗战的那一年，我辞去教职，专心写作，同时写两部长篇。“七七”后流亡出来，两稿（各得数万字）尽弃于济南。

　　抗战后，因试验旧瓶装新酒的办法，我写过几篇旧式的戏与鼓词多篇；一部分收入了《三四一》集，其余的还未汇印。

　　因生活的不安定，因体弱多病，在抗战后我写的小说很少，短篇只有《火车集》与《贫血集》，长篇仅一《火葬》，都不好。

　　剧本倒写了不少，可是也没有一本象样子的：目的在学习，写得不好也不后悔。《残雾》是第一本，乱七八糟。《国家至上》还好，因系与宋之的先生合写的，功在之的也。《面子问题》分量太轻，压不住台。《张自忠》、《大地龙蛇》与《归去来兮》全坏得出奇。《虎啸》若略为修改，可以成为好戏，但既系与赵清阁、萧亦五两先生合写的，改起来就不容易，只好随它去吧。《桃李春风》虽然得过奖，里面缺欠可实在不少。此剧系与赵清阁先生合写的，上演时的修正，都是由他执笔的，那时节我正卧病北碚。

　　我没有诗才，可是在抗战中我也学习诗。勤于学习总有好处，管它成绩如何呢。《剑北篇》本拟写成万行，因病而中辍；何日补完，我自己也不敢说。

　　今年是我学习写作的第二十年，在量上，我只写了二十多本书；在质上，连一篇好东西也没有。……载一九四四年九月《抗战文艺》第九卷第三、四期

　　献曝

　　一

　　抓住某一些情感，或某一点见解，便拼命的宣泄发挥，是浪漫派写家的好处，亦其短处。好处：不顾一切，率性直前，若能一往深情，亦颇足动人。坏处：恃才率性，所见未必正确，观察未必详密，或失之偏，或失之空。

　　写实者应该是，必先详为观察，使材料充实，而后妥为布置，使形式严密。

　　青年学习写作，宜具浪漫者一往直前的勇气，否则考虑过多，时进时停，永无成篇之日，勤于动笔，到文字略有把握的时候，应敢取写实者的态度，使文通事确，乃有进益。

　　二

　　摹仿别人，则失去自己。同一件事，有多少不同的说法与看法。我自己如何说，即我的风格。我自己如何看，即我的见解。文字摹仿别人，便失去了自己的风格。见解抄袭别人，即失了自己的思想。青年要多多学习，但学习不是摹仿。学习如吃饭，菜蔬米饭须细嚼缓咽，使之消化，成为自己的血液。若整个吃下，又整个吐出，必无好处。

　　三

　　要作一个写家，须先作一个“人”。假若人格不崇高，气度不宏大，而只仗着几个漂亮文字支持自己，则必无有何建树。盖自己不崇高宏大，何以能领会世上最善最美的事？何以心明如镜，鉴别善恶？有了真人，而后才有至文，文艺并非文字把戏也。

　　四

　　文艺作品不仅是报告一些什么事，它于报告之外，还要给个解释，并且能使人深深的感动，接受这解释。青年学习写作，不仅要多看事，还要“想”事；想不出个道理来，便且慢动笔；因为只说事实，而下说道理，仅是“学舌”而已。想出道理，再设法用人物，用事实，用文字，从感情方面激动人心，使人同情你的人物，相信你的事实，喜欢你的文字，于不知不觉之间便接受了你的解释，才算成功。

　　（注）：《文艺青年》索稿，患头晕，不能用脑；草草成上列四义，未克详为解说，甚惭！

　　三十、十二、十六

　　载一九四二年一月《文艺青年》第五卷第一期

　　小报告一则

　　抗战以前，我没写过剧本。抗战以后，剧运恒通，我也就见猎心喜，想多学习点手艺。到今天止，我已写过四本半剧了——其中有一本是与宋之的合写的。最初的一本是《残雾》。这只能算作试写的草稿，不能算作完整的剧本，因为写完了，我即到前方慰劳军队，未能修改。在渝和在别处上演，我也没有看见过。据说，在各地上演，都相当的成功。我找不出它所以成功的理由来。赵太侔先生告诉我：“写过小说的人，对人物的创造有些把握，所以可以写戏。”此语若属可靠，就也许可作《残雾》的一点成功之注解。

　　第二本是《国家至上》，系与之的合写的。在宣传剧中，它可以算作一本成功的作品。它的好处也在于有人物。同时，它的人少，服装简单，到处都可以因陋就简的演出，只要演员尽职，便能叫好。在物价高涨的今日，此点是值得剧写家注意的。

　　第三本是《张自忠》，没有在大都市上演，因为它不大象戏。怎样才象戏，我到如今还不晓得，我只是不灰心的去学习，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会豁然贯通的！

　　《面子问题》是第四本，在渝上演，成绩欠佳。毛病在对话好，而动作少；我明白了一点为何戏剧必须用动作支持。

　　第五本是《大地龙蛇》，还没上演过，我也不望它上演，因场面大，用人多，势必赔钱，拿它当作一个小玩艺儿读着吧，也许怪有意思罢了。

　　现在还在写剧，因患头昏，进行甚缓，是否能成功？且不去管，多练习自有好处。我写剧本，正如写小说与诗，不求能成一家，只愿写得象点样子，且有裨于抗战，便心满意足了。

　　载一九四二年六月一日《笔阵》新三期

　　写与读

　　要写作，便须读书。读书与著书是不可分离的事。当我初次执笔写小说的时候，我并没有考虑自己应否学习写作，和自己是否有写作的才力。我拿起笔来，因为我读了几篇小说。这几篇小说并不是文艺杰作，那时候我还没有辨别好坏的能力。读了它们，我觉得写小说必是很好玩的事，所以我自己也愿试一试。《老张的哲学》便是在这种情形下写出来的。无可避免的，它必是乱七八糟，因为它的范本——那时节我所读过的几篇小说——就不是什么高明的作品。

　　一边写着“老张”，一边抱着字典读莎士比亚的《韩姆烈德》。这是一本文艺杰作，可是它并没有给我什么好处。这使我怀疑：以我们的大学里的英文程度，而必读一半本莎士比亚，是不是白费时间？后来，我读了英译的《浮士德》，也丝毫没得到好处。这使我非常的苦闷，为什么被人人认为不朽之作的，并不给我一点好处呢？

　　有一位好友给我出了主意。他教我先读欧洲史，读完了古希腊史，再去读古希腊文艺，读完了古罗马史，再去读古罗马文艺……。这的确是个好主意。从历史中，我看见了某一国在某一时代的大概情形，而后在文艺作品中我看见了那一地那一时代的社会光景，二者相证，我就明白了一点文艺的内容与形式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不过，说真的，那些古老的东西往往教我瞪着眼咽气！读到半本英译的《衣里亚德》，我的忍耐已用到极点，而想把它扔得远远的，永不再与它谋面。可是，一位会读希腊原文的老先生给我读了几十行荷马，他不是读诗，而是在唱最悦耳的歌曲！大概荷马的音乐就足以使他不朽吧？我决定不把它扔出老远去了！他的《奥第赛》比《衣里亚德》更有趣一些——我的才力，假若我真有点才力的话，大概是小说的，而非诗歌的；《奥第赛》确乎有点象冒险小说。

　　希腊的悲剧教我看到了那最活泼而又最悲郁的希腊人的理智与感情的冲突，和文艺的形式与内容的调谐。我不能完全明白它们的技巧，因为没有看见过它们在舞台上“旧戏重排”。从书本上，我只看到它们的“美”。这个美不仅是修辞上的与结构上的，而也是在希腊人的灵魂中的；希腊人仿佛是在“美”里面呼吸着的。

　　假若希腊悲剧是鹤唳高天的东西，我自己的习作可仍然是爬伏在地上的。一方面，古希腊的三大悲剧家是世界文学史中罕见的天才，高不可及，一方面，我读了阿瑞司陶风内司的喜剧，而喜剧更合我的口胃。假若我缺乏组织的能力与高深的思想，我可是会开玩笑啊，这时候，我开始写《赵子曰》——一本开玩笑的小说。

　　在悲剧喜剧之外，我最喜爱希腊的短诗。这可只限于喜爱。我并不敢学诗。我知道自己没有诗才。希腊的短诗是那么简洁，轻松，秀丽，真象是“他只有一朵花，却是玫瑰”那样。我知道自己只是粗枝大叶，不敢高攀玫瑰！

　　赫罗都塔司，赛诺风内，与修西地第司的作品，我也都耐着性子读了，他们都没给我什么好处。读他们，几乎象读列国演义，读过便全忘掉。

　　古罗马的作品使我更感到气闷。能欣赏米尔顿的，我想，一定能喜爱乌吉尔。可是，我根本不能欣赏米尔顿。我喜爱跳动的，天才横溢的诗，而不爱那四平八稳的工力深厚的诗。乌吉尔是杜甫，而我喜欢李白。罗马的雄辩的散文是值得一读的，它们常常给我们一两句格言与宝贵的常识，使我们认识了罗马人的切于实际，洞悉人情。可是，它们并不能给我们灵感。一行希腊诗歌能使我们沉醉，一整篇罗马的诗歌或散文也不能使我们有些醉意——罗马伟大，而光荣属于希腊。

　　对中古时代的作品，我读得不多。北欧，英国，法国的史诗，我都看了一些，可是不感兴趣。它们粗糙，杂乱，它们确是一些花木，但是没经过园丁的整理培修。尤其使我觉着不舒服的是它们硬把历史的界限打开，使基督前的英雄去作中古武士的役务。它们也过于爱起打与降妖。它们的历史的，地方的，民俗的价值也许胜过了文艺的，可是我的目的是文艺呀。

　　使我受益最大的是但丁的《神曲》。我把所能找到的几种英译本，韵文的与散文的，都读了一过儿，并且搜集了许多关于但丁的论著。有一个不短的时期，我成了但丁迷，读了《神曲》，我明白了何谓伟大的文艺。论时间，它讲的是永生。论空间，它上了天堂，入了地狱。论人物，它从上帝，圣者，魔王，贤人，英雄，一直讲到当时的“军民人等”。它的哲理是一贯的，而它的景物则包罗万象。它的每一景物都是那么生动逼真，使我明白何谓文艺的方法是从图象到图象。天才与努力的极峰便是这部《神曲》，它使我明白了肉体与灵魂的关系，也使我明白了文艺的真正的深度。

　　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永远给人以灵感。尽管阿比累是那么荒唐杂乱，尽管英国的戏剧是那么夸大粗壮，可是它们教我的心跳，教我敢冒险去写作，不怕碰壁。不错，浪漫派的作品也往往失之荒唐与夸大，但是文艺复兴的大胆是人类刚从暗室里出来，看到了阳光的喜悦，而浪漫派的是失去了阳光，而叹息着前途的黯淡。文艺复兴的啼与笑都健康！因为读过了但丁与文艺复兴的文艺，直到如今，我心中老有个无可解开的矛盾：一方面，我要写出象《神曲》那样完整的东西；另一方面，我又想信笔写来，象阿比累那样要笑就笑个痛快，要说什么就说什么。细腻是文艺者必须有的努力，而粗壮又似乎足以使人们能听见巨人的狂笑与嚎啕。我认识了细腻，而又不忍放弃粗壮。我不知道站在哪一边好。我写完了《赵子曰》。它粗而不壮。它闹出种种笑话，而并没有在笑话中闪耀出真理来。《赵子曰》也会哭会笑，可不是巨人的啼笑。用不着为自己吹牛啊，拿古人的著作和自己的比一比，自己就会公平的给自己打分数了！

　　在我作事的时候，我总愿意事前有个计划，而后一一的“照计而行”。不过，这个心愿往往被一点感情或脾气给弄乱，而自己破坏了自己的计划。在事后想起自己这种愚蠢可笑，我就无可如何的名之为“庸人的浪漫”。在我的作品里，我可是永远不会浪漫。我有一点点天赋的幽默之感，又搭上我是贫寒出身，所以我会由世态与人情中看出那可怜又可笑的地方来；笑是理智的胜利，我不会皱着眉把眼钉在自己的一点感触上，或对着月牙儿不住的落泪，因此，我很喜欢十七八世纪假古典主义的作品。不错，这种作品没有浪漫派的那种使人迷醉颠倒的力量；可是也没有浪漫派的那种信口开河，唠里唠叨的毛病。这种作品至少是具有平稳，简明的好处。在文学史中，假古典主义本来是负着取法乎古希腊与罗马文艺的法则而美化欧西各国的文字的责任的；对我，它依样的还有这个功能——它使我知道怎样先求文字上的简明及思路上的层次清楚，而后再说别的。我佩服浪漫派的诗歌，可是我喜欢假古典派的作品，正象我只能读咏唐诗，而在自己作诗的时候却取法乎宋诗。至于浪漫派小说，我没读过多少，也不想再读。假若我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就接触了浪漫派的小说，我也许能象在十二三岁时读《三侠剑》与《绿牡丹》那样的起劲入神，可是它们来到我眼中的时候，我已是快三十岁的人，我只觉得它们的侠客英雄都是二簧戏里的花脸儿，他们的行动也都配着锣鼓。我要看真的社会与人生，而不愿老看二簧戏。

　　一九二八年至二九年，我开始读近代的英法小说。我的方法是：由书里和友人的口中，我打听到近三十年来的第一流作家，和每一作家的代表作品。我要至少读每一名作家的“一”本名著。这个计划太大。近代是小说的世界，每一年都产生几本可以传世的作品。再说，我并不能严格的遵守“一本书”的办法，因为读过一个名家的一本名著之后，我就还想再读他的另一本；趣味破坏了计划。英国的威尔斯，康拉德，美瑞地茨，和法国的福禄贝尔与莫泊桑，都拿去了我很多的时间。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中，我昼夜的读小说，好象是落在小说阵里。它们对我的习作的影响是这样的：（1）大体上，我喜欢近代小说的写实的态度，与尖刻的笔调。这态度与笔调告诉我，小说已成为社会的指导者，人生的教科书；他们不只供给消遣，而是用引人入胜的方法作某一事理的宣传。（2）我最心爱的作品，未必是我能仿造的。我喜欢威尔斯与赫胥黎的科学的罗曼司，和康拉德的海上的冒险，但是我学不来。我没有那么高深的学识与丰富的经验。“读”然后知“不足”啊！（3）各派的小说，我都看到了一点，我有时候很想仿制。可是，由多读的关系，我知道摹仿一派的作风是使人吃亏的事。看吧，从古至今，那些能传久的作品，不管是属于那一派的，大概都有个相同之点，就是它们健康，崇高，真实。反之，那些只管作风趋时，而并不结实的东西，尽管风行一时，也难免境迁书灭。在我的长篇小说里，我永远不刻意的摹仿任何文派的作风与技巧；我写我的。在短篇里，有时候因兴之所至，我去摹仿一下，为是给自己一点变化。（4）多读，尽管不为是去摹仿，也还有个好处：读的多了，就多知道一些形式，而后也就能把内容放到个最合适的形式里去。

　　回国之后，我才有机会多读俄国的作品。我觉得俄国的小说是世界伟大文艺中的“最”伟大的。我的才力不够去学它们的，可是有它们在心中，我就能因自惭才短的希望自己别太低级，勿甘自弃。

　　对于剧本，我读过不多。抗战后，我也试写剧本，成绩不好是无足怪的。

　　文艺理论是我在山东教书的时候，因为预备讲义才开始去读的；读的不多，而且也没有得到多少好处。我以为“论”文艺不如“读”文艺。我们的大学文学系中，恐怕就犯有光论而不读的毛病。

　　读书而外，一个作家还须熟读社会人生。因为我“读”了人力车夫的生活，我才能写出《骆驼祥子》。它的文字，形式，结构，也许能自书中学来的；他的内容可是直接的取自车厂，小茶馆与大杂院的；并没有看过另一本专写人力车夫的生活的书。

　　载一九四五年七月《文哨》第一卷第二期倍大号

　　形式·内容·文字

　　假若我有个弟弟，他一时高兴起来要练习写写小说。我想，很自然的，他必来问我应该怎样写，因为我曾经发表过几篇小说。我虽没有以小说家自居过，可是在他的心目中大概我总是个有些本领的人物。既是他的哥哥，我一定不肯扫他的兴，尽管我心里并没有什么宝贝，似乎也得回答他几句——对不对，不敢保险，不过我决不会欺骗他，他是我的老弟呀！

　　我要告诉他：

　　一、形式。小说没有什么一定的图样，但必须有个相当完整的形式，好教故事有秩序的、有计划的去发展。社会上的真事体，有许多是无结果而散的，有许多是千头万绪乱七八糟的；我们要照样去写，就恐怕是白费力而毫无效果。因此，我们须决定一个形式，把真事体加以剪裁和补充，以便使人看到一个相当完整的片段。真事体不过是我们的材料，盖起什么样的房子却由我们自己决定。我们不要随着真事体跑，而须教事体随着我们走。这样，我们才不至于把人物写丢了，或把事体写乱了。一开头写张三，而忽然张三失踪，来了个李四；李四又忽然不见，再出来个王五，一定不是好办法。事情也是如此，不能正谈着抗战，忽然又出来了《红楼梦》。人物要固定，事情要有范围。把人物与事情配备起来，象一棵花草似的那么有根、有枝、有叶、有花，才是小说。

　　二、内容。小说的内容比形式更自由。山崩地裂可以写，油盐酱醋也可以写。不过，无论写什么，我们必须给事情找出个意义来，作为对人们的某一现象的解释。我们不仅报告，也解释，好使读者了解人生。这种解释可不是滔滔不绝的发议论，不是一大篇演说，而是借着某件事暗示出来的，教人家看了这段具体的事，也就顺手儿看出其中的含意。因此，我们要写某件事，必须真明白某件事，好去说得真龙活现，使人信服，使人喜悦，使人在接受我们的故事时，也就不知不觉的接受了我们的教训。假若我们说打仗而不象打仗，说医生而象种田的，便只足使人笑我们愚蠢，而绝难相信我们的话了。我们须找自己真懂得的事去写。每写一件事必须费许多预备的工夫，去调查，去访问；绝对不可随便说说，而名之为小说。

　　单是事情详密还不算尽职。我们还得写出人来。小说既是给人生以解释，它的趣味当然是在“人”了。若是没有人物，虽然我们写出山崩地裂，或者天上掉下五条猛虎来，又有什么好处呢？人物才是小说的心灵，事实不过是四肢百体。

　　小说中最要紧的是人物，最难写的也是人物。我们日常对人们的举止动作要极用心的去观察，对人情事故要极细心的去揣摩，对自己的感情脾气要极客观的去分析，要多与社会接触，要多读有名的作品。我们免不了写自己，可是万不可老写自己；我们必须象戏剧演员似的，运用我们的想象，去装甲是甲，装乙是乙。我们一个人须有好多份儿心灵、身体。

　　三、文字。小说是用文字写成的，没有好的文字便什么也写不出。文字是什么东西呢？用不着说，它就是写在纸上的言语。我们都会说话，我们便应当会用文字。不过，平日我们说话往往信口开河，而写下来的文字必须有条有理，虽然还是说话，可是比说话简单精确。因此我们也须在文字上花一番琢磨的工夫。我们要想：这个感情，这个风景，这个举动，要用什么字才能表示得最简单，最精确呢？想了一回，再想一回，再想一回！这样，我们虽然还是用了现成的言语，可是它恰好能传达我们所要描写的，不多绕弯，不犹疑，不含混，教人一看便能得到个明确的图象。我们必须记得，我们是在替某人说话，替某事说话，替某一风景说话，而不是自己在讲书，或乱说。我们的心中应先有了某人某事某景，而后设法用文字恰当的写出；把“怒吼吧”、“祖国”、“原野”、“咆哮”……凑到一块儿，并不算尽了职责！我们的文字是心中制炼出来的言语，不是随便东拾一字，西抄一词的“富贵衣”。小说注重描写，描写仗着文字，那么，我们的文字就须是以我们的心钻入某人某事某景的心中而掏出来的东西。这样，每个字都有它的灵魂，都有它必定应当存在的地方；哪个字都有用，只看我们怎样去用。若是以为只有“怒吼吧”、“祖国”……才是“文艺字”，那我们只好终日怒吼，而写不成小说了！文字是我们的工具，不是我们的主人。假若我们不下一番工夫，不去想而信笔一挥，我们就只好拾些破铜烂铁而以为都是金子了。

　　载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日《文学修养》第一期

　　血点

　　一

　　诗人们！你们虽然因热心而聚集到一处，来讨论现在的诗歌的写法，可是我以为不如先创作出一些新的东西来。创作吧！诗人们！别教这伟大时代所激起的热情在讨论中消散了，而应抓住它，把它从笔尖流出来。讨论使你们虚心的承认以前的缺陷，不错，可是那也足以使你们减降勇气。创作吧，诗人们！把作品拿出来，再去讨论，你们的讨论才不落空，你们才能就着新的作品去找更新的道路。

　　用两千行写八百壮士吧，用五千行描写一位伤好再赴前线的勇士吧！这些宝贵的材料，在平时，哪里去找呢？这时代给予你们的激刺，事过后，哪里去寻呢？现在你们若使笔尖锈住，你们便永远成为哑子！写作吧，诗人们！等暴风过去，你们再也找不到惊涛巨浪呀。到风清月朗的时候，你们将又吟风弄月了，而使大时代在诗歌中哑然而逝，多大的损失！

　　二

　　青年的兄弟们！你们不是说吗，学系里课程还是战前的那一套，唐诗晋字汉文章，和抗战毫无关系。是的，我知道你们苦闷，而且深深的同情你们。告诉你，兄弟们，学系是学系，它永远是那样，它不为抗战而设，更不为教导文艺而设。用不着抱怨，认清了大葱不是水仙，你就不责备它不开香花了。

　　你们须自己努力。你们须立在时代与学系之间，细细看看，别只教时代引出你们的泪，难过一会儿就算了！也别教学系圈住你们的灵魂，而把时代关在外边。认清你自己与时代的关系，你就会在学系课程以外，去找唐诗晋字汉文章里所没有而又是你所必当知道的东西。只要你有一颗活的心，你就能找到活文艺。你不满意那死板的学系，你可别因懒惰而渐渐也成了半死的人啊！学系给你学分，你自己给你生命！

　　三

　　新诗人问：朗诵诗可以采用点旧有的民众文艺的技巧与词汇吗？

　　新小说家问：新小说可以按照评词那么写吗？

　　新文艺理论者问：旧瓶新酒的办法，不是作来作去还是旧瓶吗？

　　答曰：你们都先去费点心，看看民众文艺再谈。知道了民众文艺是什么东西，则自己找到了答案；否则我细细回答也毫无益处。

　　四

　　职业的写家，在中国，并不很多。在我的友人中，多数是服务于各机关，公余之暇才能写些文章。他们的努力使他们的姓名常常见于报端或刊物上，他们创作的愿望可是被生活的压迫给憋回去不少。

　　职业的写家不多，就我所知道的，恐怕其中只有林语堂先生能吃饱饭，因为他赚的是外国人的钱。其余的，差不多都是面黄饥瘦，充分的表现出食不饱，力不足。创作么？一部较比整齐的长篇小说，在我自己，须写七八个月，以至一年多。在这期间，谁也不会来送米赠炭。于是，他们就没法不打游击战，好随时有些收入。写家并非神仙，他们的肚子不是能以灵感充满的。

　　到前线服务的文艺界朋友可真不少，他们能写出什么呢？他们第一得跟着军队跑。跑路是用脚的事，而手与足很难同时都工作。第二，当他们站住脚的时候，他们有许多非文艺的事都待办理。即使要动笔，他们也得先给军民写歌，剧，和故事什么的，这是他们重要的任务。他们所见所闻确是不少，可是只能暂记在笔记本上。

　　写家们自己的困难有如上述，同时，还有许多客观的困难，使他们的工作不能如意发展。纸贵，印刷难，运输不方便，书店不收新书，刊物卖不出去……。这些困难，日见严重，他们简直束手无策。

　　好多人说，自抗战以来，文艺的成绩不甚好，但是成绩之所以不好，并非文艺工作者甘心惰怠，其中有许多许多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地方，想要文艺充分发展力量，似乎除文艺者自己努力外，还须各方面认清种种困难，而来帮忙与合作吧！

　　五

　　成见这个鬼不但使别人讨厌它，它自己也越来越觉得自己讨厌，而不得已的硬着头皮，假装以讨厌为荣。文艺工作者呀，把这小鬼从你心中打出去！你必须打出去它，不然你的心便死硬，以倔强自谀，而实际上是已落在了时代后边。神圣的民族战争把中华的一切将都大大的改变了一下，这变动将是一个聪明人所不能想象到的。在这时候，你至少要把心放开，能放开多大便放开多大，或者你能随着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变动，而得到一点新的理解，供献一点新的意见。反之，若抱着你以前的那一套旧把戏，而想在这时代耍一耍，那除了是立意要出风头，便什么也不是。可怜啊，这风头便丢尽了你的脸。一粒砂中可以见到一个世界，那可还是一粒砂那么小的一个世界呀！据我看，你的心要和新中国那么大，你才能写出伟大的东西来。不必向文艺之神祷告吧，那是劳而无功的事；你自己且先下决心驱逐出去成见那小鬼吧。

　　从我们自家的文艺遗产，你得到一些成见；也许从别人家的文艺作品与理论，你得到一些成见……不打开你的心，你的用功与研究等等好事反倒教你固执与偏狭。打开你的心，你才会看到我们独力抗战，自图生存，不是国内任何一个力量，不是任何一方面的努力，所能单独支持得起来的。配备着全民抗战的文艺，也不是任何一种文章义法，任何一种文艺主张，所能支持起来的。你须要明白中国，还须要明白世界；你须明白你自己，也须明白你的同胞们；你须明白文艺，也须明白文艺与抗战的关系……起码你须有这个态度，你才能看出抗战前途的光明，与明日的文艺大概是什么样子。成见么，它使你死于今日。

　　六

　　爱国家爱民族须先明白国家与民族。知道了你所爱的是什么样的国家与民族，你才不至于因事情不顺利而灰心，因一次的失败而绝望。爱你的国家与民族不是押宝。啊，这回我可押对了，准赢；不，不，不，这应不是赌博，而应是最坚定的信仰。文艺者今日最大的使命便是以自己的这信仰去坚定别人的这信仰。

　　七

　　我以为，文艺工作者应把工作调整一下，尽可能的使文艺发生确定的宣传效果。比如说，各报纸的文艺副刊很可以联合起来，齐一步骤，在同一期间内一致的宣传某一项事，或攻击某一项事，一定比零零碎碎的提出更有力量。看，今日的都市中的妇女，还不是打扮得鲜花儿一般？看，洋装少爷们还不是洋酒洋烟洋咖啡洋皮鞋的一天到晚作着洋梦？我们为什么不集中笔墨去挞伐呢？为什么看着他们与她们胡闹而不作有效的劝告呢？试试看吧，我相信，我们的笔尖若能一致朝向某一点去，也讽刺，也攻击，也劝告，也建议，他不但能消极的减除恶习，或者还能积极的建设起来新的风气呢。

　　八

　　真惭愧！爱好文艺的青年朋友们问我许多问题，我都回答不出！是的，我并未顾左右而言他，我尽量的把我所知道抖搂出来；可是我所见到的究竟对不对呢？我嘴里说着，心中惭愧！不能肯定的答出这是黑，那是白，在我想，便和没有回答差不多。谦虚的说，“我以为如此，不敢说一定正确”，到底是废话；告诉问路的：“试试看”，虽然和气，并无济于事。

　　怎样描写风景？怎样创造人物？怎样去想象？……这样的探问几乎天天到我耳中。我口中说着，心里惭愧，没法三言五语的说明白，而越说越多，自己心中越乱，直到听者茫然，我自己面红耳赤！

　　文艺界的朋友们，让咱们大家伙儿凑在一块，凭着咱们的良心，把这些我回答不出的问题讨论出些可以说得出口而无咎于衷的答案来，好不好呢？我说，“凭着咱们的良心”，意思是把咱们的真经验，客观地判定后，好是好，歹是歹，真诚的说出来。凡是未经咱们自己试验过的理论与说法，只能作为“附录”，假若咱们以为那有介绍的价值。我说，“无咎于衷”，就是说我们真诚的道出真经验，而这经验也只能作为青年朋友的一点参考，不是写作的定律。虽然这仍然犯着未能作到这是黑、那是白的地步的毛病，可是，（一）大家说的总比一个人说的更确切；（二）我们的真诚与谦虚也许能给青年朋友们一点好影响。

　　九

　　这一年来的文艺象刀切的那么整齐，戏剧小说诗歌与杂文无一不与抗战有关，教任何人都能一眼看清，这是全民抗战的产物，也是全民抗战的支持力量之一。假若它也有一星半点不规则的地方，象一二文人因过于重视文字技巧而以为文艺不必死死拉着抗战，也没多大关系；它并没有成为，且永不能成为文艺上的一个有力的理论。至于沿着这个说法而写成的作品，就更不多见。不管他对“文艺应尽宣传的责任”怎样看，文人总是有良心的。既有良心，谁还肯专求文字的漂亮而把神圣的抗战放在一旁呢，那么一二向来不从事于创作的人，偶尔的说几句不负责任的话，也就只是说说而已。

　　反过来讲，这一年来的好小说好报告倒几乎都是文字朴拙，以真实的经验，写出使人感泣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是血是泪。假若稍加修饰，力求精巧漂亮，反倒容易流为油腔滑调，而失去应有的沉毅严肃，文字与风格配备着内容，不是文字与风格管辖着决定着内容。若是只会一套油腔滑调，无论遇到多么重大的事，总先想怎样去造句与遣字，便是文字的奴隶，便是八股匠。假若抗战文艺不甚精美者被称为抗战八股，则抗战期间专事修辞与笔调的文章，可称为抗战期间的八股。前者有热心，可因努力而渐于成熟；后者永远是八股，今日弄文字，明白还是弄文字，故无前途。所谓抗战八股者可进而成为抗战文艺，而抗战文艺决定着将来文艺的命运。抗战期间的八股与科举时代的八股同为“死魂灵”，僵尸永难再立起！

　　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七、十四、十五、二十一日《大公报》

　　对约瑟·康拉得

　　（JosephConrad一八五七——一九二四年）的个人历史，我知道的不多，也就不想多说什么。圣佩韦的方法——要明白一本作品须先明白那个著者——在这里是不便利用的；我根本不想批评这近代小说界中的怪杰。我只是要就我所知道的，不完全的，几乎是随便的，把他介绍一下罢了。

　　谁都知道，康拉得是个波兰人，原名FeodorJosefConradKorzeniowski；当十六岁的时候才仅晓得六个英国字；在写过LordJim（一九○○）以后还不懂得cad这个字的意思（我记得仿佛是ArnoldBennett这么说过）。可是他竟自给乔叟，莎士比亚，狄更斯们的国家增加许多不朽的著作。这岂止是件不容易的事呢！从他的文字里，我们也看得出，他对于创作是多么严重热烈，字字要推敲，句句要思索；写了再改，改了还不满意；有时候甚至于绝望。他不拿写作当种游戏。“我所要成就的工作是，借着文字的力量，使你听到，使你觉到——首要的是使你看到。”是的，他的材料都在他的经验中，但是从他的作品的结构中可以窥见：他是把材料翻过来掉过去的布置排列，一切都在他的心中，而一切需要整理染制，使它们成为艺术的形式。他差不多是殉了艺术，就是这么累死的。文字上的困难使他不能不严重，不感觉艰难，可是严重到底胜过了艰难。虽然文法家与修辞家还能指出他的许多错误来，但是那些错误，即使是无可原谅的，也不足以掩遮住他的伟大。英国人若是只拿他在文法上与句子结构上的错误来取笑他，那只是英国人的藐小。他无须请求他们原谅，他应得的是感谢。

　　他是个海船上的船员船长，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决定了他的作品内容。海与康拉得是分不开的。我们很可以想象到：这位海上的诗人，到处详细的观察，而后把所观察的集成多少组，象海上星星的列岛。从飘浮着一个枯枝，到那无限的大洋，他提取出他的世界，而给予一些浪漫的精气，使现实的一切都立起来，呼吸着海上的空气。Peyrol在TheRover里，把从海上劫取的金钱偷偷缝在帆布的背心里；康拉得把海上的一切偷来，装在心里。也正象Peyrol，海陆上所能发生的奇事都不足以使他惊异；他不慌不忙的，细细品味所见到听到的奇闻怪事，而后极冷静的把它们逼真的描写下来；他的写实手段有时候近于残酷。可是他不只是个冷酷的观察者，他有自己的道德标准与人生哲理，在写实的背景后有个生命的解释与对于海上一切的认识。他不仅描写，他也解释；要不然，有过航海经验的固不止他一个人呀。

　　关于他的个人历史，我只想提出上面这两点；这都给我们一些教训：“美是艰苦的”，与“诗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常常在文学的主张上碰了头，而不愿退让。前者作到极端便把文学变成文学的推敲，而忽略了更大的企图；后者作到极端便信笔一挥即成文章，即使显出点聪明，也是华而不实的。在我们的文学遗产里，八股匠与所谓的才子便是这二者的好例证。在白话文学兴起以后，正有点象西欧的浪漫运动，一方面打破了文艺的义法与拘束，自然便在另一方面提倡灵感与情感的自然流露。这个，使浪漫运动产生了伟大的作品，也产生了随生转灭，毫无价值的作品。我们的白话文学运动显然的也吃着这个亏，大家觉得创作容易，因而就不慎重，假如不是不想努力。白话的运用在我们手里，不象文言那样准确，处处有轨可循；它还是个待炼制的东西。虽然我们用白话没有象一个波兰人用英文那么多的困难，可是我们应当，应当知道怎样的小心与努力。这个，就是我爱康拉得的一个原因；他使我明白了什么叫严重。每逢我读他的作品，我总好象看见了他，一个受着苦刑的诗人，和艺术拚命！至于材料方面，我在佩服他的时候感到自己的空虚；想象只是一股火力，经验——象金子——须是先搜集来的。无疑的，康拉得是个最有本事的说故事者。可是他似乎不敢离开海与海的势力圈。他也曾写过不完全以海为背景的故事，他的艺术在此等故事中也许更精到。可是他的名誉到底不建筑在这样的故事上。一遇到海和在南洋的冒险，他便没有敌手。我不敢说康拉得是个大思想家；他绝不是那种寓言家，先有了要宣传的哲理，而后去找与这哲理平行的故事。他是由故事，由他的记忆中的经验，找到一个结论。这结论也许是错误的，可是他的故事永远活跃的立在我们面前。于此，我们知道怎样培养我们自己的想象，怎样先去丰富我们自己的经验，而后以我们的作品来丰富别人的经验，精神的和物质的。

　　关于他的作品，我没都读过；就是所知道的八九本也都记不甚清了，因为那都是在七八年前读的。对于别人的著作，我也是随读随忘；但忘记的程度是不同的，我记得康拉得的人物与境地比别的作家的都多一些，都比较的清楚一些。他不但使我闭上眼就看见那在风暴里的船，与南洋各色各样的人，而且因着他的影响我才想到南洋去。他的笔上魔术使我渴想闻到那咸的海，与从海岛上浮来的花香；使我渴想亲眼看到他所写的一切。别人的小说没能使我这样。我并不想去冒险，海也不是我的爱人——我更爱山——我的梦想是一种传染，由康拉得得来的。我真的到了南洋，可是，啊！我写出了什么呢？！失望使我加倍的佩服了那《台风》与《海的镜》的作家。我看到了他所写的一部分，证明了些他的正确与逼真，可是他不准我摹仿；他是海王！

　　可是康拉得在把我送到南洋以前，我已经想从这位诗人偷学一些招数。在我写《二马》以前，我读了他几篇小说。他的结构方法迷惑住了我。我也想试用他的方法。这在《二马》里留下一点——只是那么一点——痕迹。我把故事的尾巴摆在第一页，而后倒退着叙说。我只学了这么一点；在倒退着叙述的部分里，我没敢再试用那忽前忽后的办法。到现在，我看出他的方法并不是顶聪明的，也不再想学他。可是在《二马》里所试学的那一点，并非没有益处。康拉得使我明白了怎样先看到最后的一页，而后再动笔写最前的一页。在他自己的作品里，我们看到：每一个小小的细节都似乎是在事前准备好，所以他的叙述法虽然显着破碎，可是他不至陷在自己所设的迷阵里。我虽然不愿说这是个有效的方法，可是也不能不承认这种预备的工夫足以使作者对故事的全体能准确的把握住，不至于把力量全用在开首，而后半落了空。自然，我没能完全把这个方法放在纸上，可是我总不肯忘记它，因而也就老忘不了康拉得。

　　郑西谛说我的短篇每每有传奇的气味！无论题材如何，总设法把它写成个“故事”。这个话——无论他是警告我，还是夸奖我——我以为是正确的。在这一点上，还是因为我老忘不了康拉得——最会说故事的人。说真的，我不信自己在文艺创作上有个伟大的将来；至好也不过能成个下得去的故事制造者。就是连这点希冀也还只是个希冀。不过，假设这能成为事实呢，我将永忘不了康拉得的恩惠。

　　刚才提到康拉得的方法，那么就再接着说一点吧。

　　现在我已不再被康拉得的方法迷惑着。他的方法有一时的诱惑力，正如它使人有时候觉得迷乱。它的方法不过能帮助他给他的作品一些特别的味道，或者在描写心理时能增加一些恍忽迷离的现象，此外并没有多少好处，而且有时候是费力不讨好的。康拉得的伟大不寄在他那点方法上。

　　他在结构上惯使两个方法：第一个是按着古代说故事的老法子，故事是由口中说出的。但是在用这个方法的时候，他使一个Marlow，或一个Davidson述说，可也把他自己放在里面。据我看，他满可以去掉一个，而专由一人负述说的责任；因为两个人或两个人以上述说一个故事，述说者还得互相形容，并与故事无关，而破坏了故事的完整。况且象在Victory里面，述说者Davidson有时不见了，而“我”——作者——也没一步不离的跟随着故事中的人物，于是只好改为直接的描写了。其实，这个故事颇可以通体用直接的描写法，“我”与Davidson都没有多少用处。因为用这个方法，他常常去绕弯，这是不合算的。第二个方法是他将故事的进行程序割裂，而忽前忽后的叙说。他往往先提出一个人或一件事，而后退回去解析他或它为何是这样的远因；然后再回来继续着第一次提出的人与事叙说，然后又绕回去。因此，他的故事可以由尾而头，或由中间而首尾的叙述。这个办法加重了故事的曲折，在相当的程度上也能给一些神秘的色彩。可是这样写成的故事也未必一定比由头至尾直着叙述的更有力量。象Youth和Typhoon那样的直述也还是极有力量的。

　　在描写上，我常常怀疑康拉得是否从电影中得到许多新633老舍文集第十五卷

　　Typhoon，康拉德的小说《台风》。

　　Youth，康拉德的小说《青春》。

　　Victory，康拉德的小说《胜利》。

　　Davidson，达维德逊，为康拉德小说《胜利》一书中的故事叙述人。Marlow，马罗，为康拉德一些小说如《吉姆爷》、《青春》、《黑暗的心灵》、《机遇》中的故事叙述人。

　　的方法。不管是否如此吧，他这种描写方法是可喜的。他的景物变动得很快，如电影那样的变换。在风暴中的船手用尽力量想从风浪中保住性命时；忽然康拉得的笔画出他们的家来，他们的妻室子女，他们在陆地上的情形。这样，一方面缓和了故事的紧张，使读者缓一口气；另一方面，他毫不费力的，轻松的，引出读者的泪——这群流氓似的海狗也是人哪！他们不是只在水上漂流的一群没人关心的灵魂啊。他用这个方法，把海与陆联上，把一个人的老年与青春联上，世界与生命都成了整的。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在他的笔下任意的被戏耍着。

　　这便更象电影了：“掌舵的把桨插入水中，以硬臂用力的摇，身子前俯。水高声的碎叫；忽然那长直岸好象转了轴，树木转了个圆圈，落日的斜光象火闪照到木船的一边，把摇船的人们的细长而破散的影儿投在河上各色光浪上。那个白人转过来，向前看。船已改了方向，和河身成了直角，船头上雕刻的龙首现在正对着岸上短丛的一个缺口。”（TheLagoon）其实呢，河岸并没有动，树木也没有动，是人把船换了方向，而觉得河身与树木都转了。这个感觉只有船上的人能感到，可是就这么写出来，使读者也身入其境的去感觉；读者由旁观者变为故事中的人物了。

　　无论对人物对风景，康拉得的描写能力是惊人的。他的人物，正象南洋的码头，是民族的展览会。他有东方与西方的各样人物，而且不仅仅描写了他们的面貌与服装，也把他们的志愿，习惯，道德……都写出来。自然，他的欧洲人被船与南洋给限制住，他的东方人也因与白人对照而没完全得到公平的待遇。可是在他的经验范围里，他是无敌的；而且无论如何也比Kipling少着一点成见。

　　对于景物，他的严重的态度使他不仅描写，而时时加以解释。这个解释使他把人与环境打成了一片，而显出些神秘气味。就我所知道的，他的白人大概可以分为两类：成功的与失败的。所谓成功，并不是财富或事业上的，而是由责任心上所起的勇敢与沉毅。他们都不是出奇的人才，没有超人的智慧，他们可是至死不放松他们的责任。他们敢和台风怒海抵抗，敢始终不离开要沉落的船，海员的道德使他们成为英雄，而大自然的残酷行为也就对他们无可如何了。他们都认识那“好而壮的海，苦咸的海。能向你耳语，能向你吼叫，能把你打得不能呼吸”。可是他们不怕。Beard船长，MaoWhirr船长，Allistoun船长，都是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才能与海相平衡。他的景物都有灵魂，因为它们是与英雄们为友或为敌的。Beard船长到船已烧起，不能不离开的时候才恋恋不舍的下了船，所以船的烧起来是这样的：“在天地黑暗之间，她（船）在被血红火舌的游戏射成的一圈紫海上猛烈的烧着；在闪耀而不祥的一圈水上。一高而清亮的火苗，一极大而孤寂的火苗，从海上升起，黑烟在尖顶上继续的向天上灌注。她狂烈的烧着；悲哀而壮观象夜间烧起的葬火，四面是水，星星在上面看着。一个庄严的死来到，象给这只老船的奔忙的末日一个恩宠，一个礼物，一个报酬。把她的疲倦了的灵魂交托给星与海去看管，其动心正如看一光荣的凯旋。桅杆倒下来正在天亮之前，一刻中火星乱飞，好似给忍耐而静观的夜充满了飞火，那在海上静卧的大夜。在晨光中她仅剩了焦的空壳，带着一堆有亮的煤，还冒着烟浮动。”

　　类似这样的文字还能找到许多，不过有此一段已足略微窥见他怎样把浪漫的气息吹入写实里面去。他不能不这样，这被焚的老船并非独自在那里烧着，她的船员们都在远处看着呢。康拉得的景物多是带着感情的。

　　在那些失败者的四围，景物的力量更为显明：“在康拉得，哈代，和多数以景物为主体的写家，‘自然’是画中的恶人。”是的，他手中那些白人，经商的，投机的，冒险的，差不多一经失败，便无法逃出——简直可以这么说吧——“自然”给予的病态。山川的精灵似乎捉着了他们，把他们象草似的腐在那里。Victory里的主角Heyst是“群岛的漂流者，嗜爱静寂，好几年了他满意的得到。那些岛们是很安静。它们星列着，穿着木叶的深色衣裳，在银与翠蓝的大静默里；那里，海不发一声，与天相接，成个有魔力的静寂之圈。一种含笑的睡意包覆着它们；人们就是出声也是温软而低敛的，好象怕破坏了什么护身的神咒。”Heyst永远没有逃出这个静寂的魔咒，结果是落了个必不可免的“空虚”（nothing）。Nothing，常常成为康拉得的故事的结局。不管人有多么大的志愿与生力，不管行为好坏，一旦走入这个魔咒的势力圈中，便很难逃出。在这种故事中，康拉得是由个航员而变为哲学家。那些成功的人物多半是他自己的写照，爱海，爱冒险，知道困难在前而不退缩。意志与纪律有时也可以胜天。反之，对这些失败的人物，他好象是看到或听到他们的历史，而点首微笑的叹息：“你们胜过不了所在的地方。”他并没有什么伟大的思想，也没想去教训人；他写的是一种情调，这情调的主音是虚幻。他的人物不尽是被环境锁住而不得不堕落的，他们有的很纯洁很高尚；可是即使这样，他们的胜利还是海阔天空的胜利，nothing。

　　由这两种人——成功的与失败的——的描写中，我们看到康拉得的两方面：一方面是白人的冒险精神与责任心，一方面是东方与西方相遇的由志愿而转入梦幻。在这两方面，“自然”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他的景物也是人。他的伟大不在乎他认识这种人与景物的关系，而是在对这种关系中诗意的感得，与有力的表现。真的，假如他的感觉不是那么精微，假如他的表现不是那么有力，恐怕他的虚幻的神秘的世界只是些浮浅的伤感而已。他的严重不许他浮浅。象TheNiggerofthe“Narcissus”那样的材料，假若放在W．W．Jacobs手里，那将成为何等可笑的事呢。可是康拉得保持着他的严重，他会使那个假装病的黑水手由恐怖而真的死去。

　　可是这个严重态度也有它的弊病：因为太热心给予艺术的刺激，他不惜用尽方法去创作出境界与效力，于是有时候他利用那些人为的不自然的手段。我记得，他常常在人物争斗极紧张的时节利用电闪，象电影中的助成恐怖。自然，除去这小小的毛病，他无疑的是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

　　载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学时代》月刊创刊号

　　一九四一年文学趋向的展望

　　先由我们无准备的人来放一炮，接着再由看过了，看够了三年来的抗战文艺作品的诸位先生来报告小说，诗歌，戏剧和报告文学的实在情形。

　　对于抗战的现实，我看无论那一部门的作家都显出更熟悉了。换言之，就是大家已经习惯了战时的生活。举个例说：在武汉的时候，有不少作家去作鼓词唱本等通俗读物，到今天已由个人或机关专去作这类的东西，而曾经努力于此道的许多作家中，有不少便仍折回头来作新的小说，诗，戏剧等等。这因为什么？大概是因为在抗期初期，大家既不甚明白抗战的实际，而又不肯不努力于抗战宣传，于是就拾起旧的形式，空洞的，而不无相当宣传效果的，作出些救急的宣传品。渐渐的，大家对于战时生活更习惯了，对于抗战的一切更清楚了，就自然会放弃那种空洞的宣传，而因更关切抗战的缘故，乃更关切文艺。那些宣传为主，文艺为副的通俗读品，自然还有它的效果，那么，就由专家或机关去作好了。至于抗战文艺的主流，便应跟着抗战的艰苦，生活的艰苦，而更加深刻，定非几句空洞的口号标语所能支持的了。我说，抗战的持久加强了文艺的深度。

　　不过，作家虽对抗战更加关心，可是对于战争中种种事实还未尽了解。我们仍是多写正面的战争，而对于后方的种种动态及生产建设便无何表现。这是一大遗憾！谈到新现实便无法不谈到新内容，那么，我们既还不能充分的了解抗战中种种事实，作品的内容自然显出贫血现象——题材不丰，在一题材之下写得不充实。

　　关于新风格，我以为民族形式的辩论虽尚未完，但各种作品中似已都有人作试验。有些诗，显然看得出保留传统的美的观念与形式。小说间亦有用章回体者，而与武汉时代者不同。戏剧在武汉时代几乎只有个空架子，现在至少舞台上已不再用文明戏式的话语，而多采用带有感情的民间语言；布景亦不只采用上海的洋派头的东西，而改为纯粹中国人民所熟悉的事物。这些，据我看，恐怕多多少少都与民族形式的讨论有关。不过，风格形式正与内容一样，试验的方面还嫌太少。我们要多多试验，造起文艺之林来，给明日的文艺留下活泼有生气的根基。

　　对于文艺上的民族形式的争辩，一年以来我始终未表示过个人的意见，现在乘大家检讨一九四○年的文艺上的新倾向的时候，总结一下个人的意见，因为这个问题是这一年间争论得最多的，也是最热烈的。我的回答是根据我自己对于旧形式的实地试验的结果，并非从理论出发，这是我首先要声明的。在武汉时候我最初写通俗文艺，完全是客观形势的要求，和当时所能发生的效用。当时抗战爆发不久，热情煽动着每一个中国人，对于战争中的全面的复杂的现实都不大理解，也没有工夫去理解。我想，不仅我个人如此，恐怕老百姓也是如此的。旧瓶装新酒就在这时候给予我一种强烈的诱惑，以为这是宣传抗战的最锋利的武器。在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只是感到运用形式的困难，关于处理内容可说几乎完全没有想到。我当时只有这样一种感觉，旧形式是一个固定的套子，只要你学得象，就能有用处，也就是作家尽了自己的责任。这的确是当时的衷心之感。后来慢慢的把握了形式，才又想到如何装进适当的内容去，这是原先所没有想到的。于是发生了困难。也由于作家的生活逐渐深入于战争，发现抗战的面貌并不象原先所理解那样简单，要将这新的现实装进旧瓶里去，不是内容太多，就是根本装不进去。于是先前的诱惑变成了痛苦。等到抗战的时间愈长，对于现实的认识与理解也愈清楚，愈深刻，因此也就更装不进旧瓶里去，一装进去瓶就炸碎了。所以这一年来不能不放弃旧形式的写作。这个否定就是我对于民族形式的论争的回答。但所要声明的，我这否定并不是怕别人骂我写旧形式，而是三年来的痛苦经验所换来的结论。

　　总之，文学上的新形式，新风格，还正在创造的路上。

　　载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抗战文艺》第七卷第一期

　　一年来文协会务的检讨

　　四月九日在年会上的报告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这组织，正和别的民众抗敌团体一样，至少要表现：（一）同志们的精诚团结，和（二）对于抗战建国的工作竭尽心力。团结出于热诚，热诚产生工作，工作才是真实的力量，真实的表现。

　　可是，事实上，在这由团结到表现工作的过程中，并不事事都得心应手；有十分的热心，也许只作出一分的事来；心与手之间往往积放着许多难以克服的客观的困难，使应透达到工作上的精力中途销散，而成绩与期望，就相去甚远了。

　　最显然的，是为表现团结而设立的定形组织。有了组织，才能活动，不错，可是有了组织，也就很容易为“等因奉此”那些琐碎而白耗费了许多精力。这自然不是文协特有的累赘，但我们也必须指出：我们的确因为这些累赘的存在而往往忙得费力不讨好。这也就是说：我们都应注意；（一）理事会有一部分精力是消耗在办公上；因此，（二）会中的工作必须由大家分担起来；否则（三）把事情全交给理事会的时候，也就是一个组织衰落的时候，别的团体如是，文协也如是。

　　同志们，自去年三月二十七日，我们团结起来，直到今天，我们敢说我们的团结是一天坚似一天；我们很可以自傲。可是，若要检讨一下我们的工作，我们就不能不觉得惭愧。是的，我们的确作了事，象会刊上各部所报告的那些，但那足以满足谁呢？这并不是说，会员们有意的把一切交给了理事会，而躲在了一旁。不，那绝不是实话！大家都热心，都愿帮忙，不过因为种种客观的条件而联络的不够，遂不由的使理事会负担太重，而工作上也就不易尽量的推动。在今天我们提出这一点来，并不是为理事会请求原谅，或对任何人有所指摘，而是说我们极应设法加强我们的联络。过去，我们团结得很好，是件事实；明天，我们能团结得更好，也不难为事实，只要我们肯多留意联络这一问题。团结是精神，我们都有这精神；联络是方法，我们缺少这方法。有了联络的好方法，我们才能以更大的力量更多的工作表现团结的精神。

　　在上面所指出的缺点而外，我们再作为随便举例的，提出一两事实上的困难来：（一）在成立大会开过后，会中的经费尚无着落。凭热心是换不来任何东西的。我们去请求补助、借款、收会费，但收入并不甚多。因此，我们象贫家的主妇似的，量入为出，只能捡择最要紧的先办一些，而不得已把完整的计划放在一旁。（二）在去年七月间奉命疏散，离开武汉，迁来重庆的时候，朋友们各自东西，只由几位负责人搬着会中的几只竹箱，挤进了这山城。会务几乎完全停顿了两个月；我们重大的损失，却无法补救。够了！我们还有许多这样难以克服的困难，可是我们不愿再多叙说。我们只须说出，克服困难须要全体同人的力量。理事会所要肯定的，一定是以全会的力量的大小为准。同志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困难，可是我们必须于千辛万苦中拿出更大的力量来支持我们的团结。

　　我们也有好处。但这些好处是应当有的。我们的经费永远不花在通常的报销时使我们红脸的事上，我们连信封信纸都能不印就不印。我们会中用人很少，有事都由大家奔走。这类的事我们不愿都报告，我们理应如此。连在开年会的时候提出这一点来，多半也还是请求大家查账并监督会务的意思，而不是要将功抵罪的要求原谅。

　　把各部的事务分着来检讨一下，也许是更有意义的。以总务部来说：我们的职员实在太少。自然，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分设专人，司理庶务会计文书各事，象个什么机关似的。可是，我们只有一位拿点津贴的干事，兼管各项事务，实觉太苦太忙。对今天来说，我们的人不够用，对明日说，理事每年改选，我们理当有够用的职员，继续办理会务，换理事而不换职员，老有熟手在办公，才算合理。总务部的人已不够用，而各部又没有专任干事，于是总务部的干事在各部交来工作而外，还须帮着出版部校对印稿，代研究部保管图书……一天到晚没有空闲。我们当然愿意工作紧张，可是我们也必须给干事一些空闲，即使不为休息，也当给他留出工夫作会务日记，登记贴存各项文函，及其他该随时整理的事情。

　　我们的款项，是一收到便交存银行的，银行的存折不啻是我们的总账簿。可是我们还当设法把存折交与专人收管，不便在总务部负责人手里，以便入款提款都有监视。在金钱上，我们最好是信任手续与监督。

　　由上述的事实，我们看出来，最合理的办法是各部联合办公。每部都有位拿津贴的干事，都住在会内，按时办公，既可以免去理事们因无暇按时到会工作而会务停滞的弊病，又可以减少总务部干事兼顾各部事务的繁杂与劳苦。不过，以现在会中的经济情形来说，这是作不到的。次好的办法是给总务部添人，可是我们每月的收入太少，也不易实行。至于理事们每日到会办公，我们曾经试行过，因为各人都有各人的职业，实在找不出合适的时间常常一齐到会里来。我们希望下届的理事会能有所决定，务使我们下年的工作分配比今年的更合理化，工作效率更能增高。

　　再说出版部。会刊的继续出版是最重要的事。足以自慰的是这一年中没有中断过；就是我们由武汉迁来重庆的时节，仍然设法继续刊行。在内容上，我们敢说它是在抗战中文艺刊物里最整齐严肃的。从投稿人方面说：它更是空前的，在三卷之中，它得二百多人的文字。前方服务的，后方工作的，同志们，都热心投稿，而且十之七八是不要稿费的。假若在别的方面，我们因散处四方，很难集中力量去工作，这个刊物可是充分的表现出我们的团结与合作。会刊是我们的旗帜，是我们的喉舌。现在，我们敢说，全国的文艺工作者都尊敬这旗帜，都愿借它发出救亡抗战的呼声。我们还没有看见过，象这样一个小小的刊物会得到这么多与这么热烈的关切与爱护的。在战区服务的朋友们，每逢移动一下，必马上来信报告，以便继续接到会刊。是的，这是会刊，会是大家的，会刊也是大家的；就是会刊上只管些会务报告与朋友们的消息，大家也愿意看。团结产生了彼此的互相关切。在这小小的刊物，大家不但只看朋友们的文字，也由文章中见到朋友们的音容言语，足以略释远怀，得到些安慰。这样的一个刊物，全国文艺界同人的一个刊物，无疑的是在抗战文艺上有着很大的影响。在开封未撤守的时候，它能在那古城里销到四百份。

　　既提到他的影响，我们便不能不指出它的缺点，以期改进，增进它对抗战宣传的力量。最明显的：（一）对当前的各项文艺问题，它虽尽量的发表各样不同的主张与见解，以期引起商讨的兴趣，可是它还未能作到有系统的商讨，因而所商讨的也就不易得到结论。（二）它未能及时的抓到社会上急待解决的问题，加以讨论与指导。因此，它还未脱掉往日一般的文艺刊物的通病——只顾慎重选稿，而没能发动集中的讨论与写作，没能顾到社会问题与文艺的配备。（三）它未能多注意对青年练习写作的扶助与指导。（四）它未能充分的介绍与批评新书。是的，它还不是我们理想的刊物。然而，这些缺点，并不是完全出于编辑委员的疏忽，而是也有许多客观的困难。会员散处四方，邮递又极迟缓，征稿很难及时的来到；加以印刷所生意多而印工少，又须提早交稿。与此类似的困难还有许多，都使编辑人有心无力，无法缩短实际与理想间的距离。出版部现已决定将周刊改为半月刊，以便匀出一些工夫，弥补一年来编辑上的缺点。我们相信这是不得已的好办法，多一些时间，我们就能稍为从容，多一些商讨的机会了。我们的诗刊，抗战诗歌，本定于今天出版，可是因种种的困难不能如愿。

　　在别的方面，出版部因钱少人少，表现得实在不甚多，为支持会刊，我们赔进很多的钱去，现在我们又编《前线增刊》运送到前方去，纯属赠阅性质。会刊与增刊继续维持下去，每月已赔垫甚巨，我们简直无法再编印别的著作。在现在的经济情形下，我们只能采用不花钱而能印出东西来的办法。目前，出版部正忙着抗战文艺出国运动。我们选择文艺作品，找人翻译，再设法到国外去印刷，去发行。我们不能出钱，也不求报酬，我们只愿尽心尽力，把抗战文艺作品介绍到国外去，引起全世界对我国抗战的同情与助援。这个工作，需要多方面的帮忙与奔走，我们希望多多有人来参加。

　　因为人少，因为大家都忙，因为生活不安定，所以研究部在前几个月中，很难安静的坐下去工作。在最近数月中，研究部成立了小说、诗歌、戏剧等座谈会，计划各部门的研究工作。目前，各座谈会正为给国际宣传处编撰一些到国外宣传的小册子，而开始检审一年来抗战文艺作品。因此，研究部就成立图书室，搜集战时的文艺著作。国际文艺宣传委员会与通俗读物工作委员会也都组织起来了，开始工作。这两个委员会，自然是因为办事上便利而另成单位，在骨子里，它们仍是分担着研究部的工作的。

　　恐怕这一年来我们工作上最大的缺点就是未能联络青年，指导青年。我们并没有忽视或忘了这问题，只是因事实上的困难想办而办不到。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会刊上并没能指导青年们以读书及写作的方法。会刊上既缺乏这种指导，而研究部连文艺讲习会这类的工作也未及举办。关于讲习会这类的事，我们早已想到，而且对青年团体也有过一点试验及协助。其中最大的困难是今日的青年，不但爱读文艺作品，而且要把心中的话说出来。单单的给他们讲演几次，即使他们听得很满意，也不见得有多少好处。可是，谁有工夫去切实指导青年写作呢！我们可以这么说：所谓爱好文艺的青年，就是他已经练习写作了，而写得不好。文协最应帮忙的正是这种青年，为了抗战的宣传，为了文艺的发展，我们都该设法帮助他们，使他们的笔由不准确者准确，使他们的思想能有条有理的落在纸上。至少我们得有个函授学校一类的组织，专办这件重大的事。我们有人，可是为办这件事，必得把乐意帮忙这件事的生活维持费找出来。这是件需要专人专心来作的事。

　　关于组织部，我们最感困难的有两点：第一，是关于分会的。按会章上的规定，有会员十人以上得组织分会。象成都、桂林、香港等地方，都有不少会员，所以本会便指定几位会员，筹备成立分会；现在已都成立了。人少的地方，本会也尽力的联络，分头成立通信处，如北碚、嘉定等处。不过，因战事关系，会员们分散到各处，有许多可以成立通信处的地方，本会无从晓得。同时，二三会员也许在战区，也许在交通不便的地方，他们接近青年，热心文艺工作，于是便领导着许多青年成立了分会；事前，他们来不及通信总会；事后，他们诚恳热烈的来请求总会的指导与援助。我们深知各地发动青年的重要，而且极愿意文协的力量能透达到各战区各方面去；可是，同时，我们又须顾及会章。我们在十分为难中只好函告改为通信处；假若必须维持分会名义呢，就应先把愿入会的人的名单交付总会审查，有了十位会员，分会自可存在，可是很显然的，会员的资格限制既严，而审查又不便通融，结果是费了事而仍无变通的办法。

　　有的地方，本有不少会员，而分会的组织却是文化协会的样子，把非文艺工作者也收容在内。对这样的分会，本会的指示是：会务必须由本会会员指导，其未取得会员资格的宜赶快填具入会证交付审查。至于所容纳的非文艺工作者，不妨暂在会中工作，一俟艺术界各部门的协会成立，即可转入。

　　上述的关于分会的困难，根本起于会章上对于会员资格的规定。会章上规定的甚严，而在社会上也许希望它稍宽一些。我们以为严一点有益于将来，宽一点不过是为适应现在办事上的方便。假若我们不便为一时之计，而忽略了永久的稳固基础，当然是以严格的照章办理为是。说到要严格，我们以后收会员不但须在入会表上写明有著作，而且须交来著作，同时审查。这件事深望在大会上有个决议案。

　　和分会问题有联带关系的，也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是大会没有充足的财力，使组织部的负责人到各处去联络。虽然我们时常与各分会各通信处通信，可是我们到底不能详知各地方的情形，也不能切实的指导。各地方的文艺家，并不都是因有了文协而开始工作，不过有了文协，他们更坚定更热心。所以文协必须尽力于广大的团结，与积极的推动工作。就是对于来到本市的会员，组织部也因没有交际专人，而对招待与联络都感不足。虽然我们有晚会与茶会等机会互相见面，可是究竟是会员与会员之间的关系多于会员与会之间的关系。还有，文艺界同仁还有少数人尚未入会，在我们，文艺工作者一律欢迎入会；可是因为缺乏联络，就也许有人以为不便自动的入会，这不但使我们在办事上吃亏，在精神上也受了些损失。

　　以上是略述本会各部的缺陷与困难，在开大会的今天我们希望每个会员都去想一想，对理事有所建议，务期使我们的事务在艰苦中，发展到使我们满意的地步。有了文协，全国文艺界确实的成立了一家人。有了文协，文坛上确实不再见到为一点私事而争辩的文字。有了文协，各地的同人原来已工作着的都工作得更努力，没有工作着的，都闻风而起，工作起来。文协是一个力量，它的影响已从国内达到南洋及外国。我们一方面须检讨自己的缺陷，一方面也须认识自己的力量，既不自傲，也不自馁，以工作表现团体的精神，以团体发展工作。同时，我们希望政府与社会上能多在财力上协助我们；我们很自信，多一分钱便能多作出一分事来。

　　至于一年来文艺工作的检讨，在今天各报纸上都有很精到的评论；我们感谢大家坦白的批判并接受那些宝贵的意见，就不在这里多说什么。我们这简短的检讨，是纯对会务而发的。会务能合理的进展，文艺工作自然会得到有力的推动。在这新旧理事交替的时候，我们深信这种检讨是有着积极策励的热诚，与努力更新的期望的。

　　载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抗战文艺》第三十八期

　　幽默的危险

　　这里所说的危险，不是“幽默”足以祸国殃民的那一套。最容易利用的幽默技巧是摆弄文字，“岂有此埋”代替了“岂有此理”，“莫名其妙”会变成了“莫名其土地堂”；还有什么故意把字用在错地方，或有趣的写个白字，或将成语颠倒过来用，或把诗句改换上一两个字，或巧弄双关语……都是想在文字里找出缝子，使人开开心，露露自家的聪明。这种手段并不怎么大逆不道，不过它显然的是专在字面上用工夫，所以往往有些油腔滑调；而油腔滑调正是一般人所谓的“幽默”，也就是正人君子所以为理当诛伐的。这个，可也不是这里所要说的。

　　假若“幽默”也会有等级的话，摆弄文字是初级的，浮浅的；它的确抓到了引人发笑的方法，可是工夫都放在调动文字上，并没有更深的意义，油腔滑调乃必不可免。这种方法若使得巧妙一些，便可以把很不好开口说的事说得文雅一些，“雀入大水化为蛤”一变成“雀入大蛤化为水”仿佛就在一群老翰林面前也大可以讲讲的。虽然这种办法不永远与狎亵相通，可是要把狎亵弄成雅俗共赏，这的确是个好方法。这就该说到狎亵了：我们花钱去听相声，去听小曲；我们当正经话已说完而不便都正襟危坐的时候，不知怎么便说起不大好意思的笑话来了。相声，小曲，和不大好意思的笑话，都是整批的贩卖狎亵，而大家也觉得“幽默”了一下。在幽默的文艺里，如Aristophanes，如Rabelais，如Boccaccio，都大大方方的写出后人得用××印出来的事儿。据批评家看呢，有的以为这种粗莽爽利的写法适足以表示出写家的大方不拘，无论怎样也比那扭扭捏捏的暗示强，暗透消息是最不健康的。（或者《西厢记》与《红楼梦》比《金瓶梅》更能害人吧？）有的可就说，这种粗糙的东西，也该划入低级幽默，实无足取。这个，且当个悬案放在这里，它有无危险，是高是低，随它去吧；这又不是这里所要说的。

　　来到正文。我所要说的，是我自己体验出的一点道理：幽默的人，据说，会郑重的去思索，而不会郑重的写出来；他老要嘻嘻哈哈。假若这是真的，幽默写家便只能写实，而不能浪漫。不能浪漫，在这高谈意识正确，与希望革命一下子就成功的时期，便颇糟心。那意识正确的战士，因为希望革命一下子成功，会把英雄真写成个英雄，从里到外都白热化，一点也不含糊，象块精金。一个幽默的人，反之，从整部人类史中，从全世界上，找不出这么块精金来；他若看见一位战士为督战而踢了同志两脚，似乎便有点可笑；一笑可就洩了气。幽默真是要不得的！

　　浪漫的人会悲观，也会乐观；幽默的人只会悲观，因为他最后的领悟是人生的矛盾——想用七尺之躯，战胜一切，结果却只躺在不很体面的木匣里，象颗大谷粒似的埋在地下。他真爱人爱物，可是人生这笔大账，他算得也特别清楚。笑吧，明天你死。于是，他有点象小孩似的，明知顽皮就得挨打，可是还不能不顽皮。因此，他有时候可爱，有时候讨人嫌；在革命期间，他总是讨人嫌的，以至被正人君子与战士视如眼中钉，非砍了头不解气。多么危险。

　　顽皮，他可是不会扯谎。他怎么笑别人也怎么笑自己。Rabelais，当惹起教会的厌恶而想架火烧死他的时候，说：不用再添火了，我已经够热的了。他爱生命，不肯以身殉道，也就这么不折不扣的说出来。周作人（知堂）先生的博学，谁不知道呢，可是在《秉烛谈序言》中，他说：“今日翻看唱经堂杜诗解——说也惭傀，我不曾读过全唐诗，唐人专集在书架上是有数十部，却都没有好好的看过，所有一点知识只出于选本，而且又不是什么好本子，实在无非是《唐诗三百首》之类，唱经之不登大雅之堂，更不用说了，但这正是事实……”在周先生的文章里，象这样的坦白陈述，还有许许多多。一个有幽默之感的人总扭不过去“这是事实”，他不会鼓着腮充胖子。大概是那位鬼气森森的爱兰·坡吧，专爱引证些拉丁或法文的句子，其实他并没读过原书，而是看到别人引证，他便偷偷的拉过来，充充胖子。这并不是说，浪漫者都不诚实，不过他把自己一滴眼泪都视如珍宝，那么，假充胖子也许是不可免的，他唯恐洩了气。幽默的人呢，不，不这样，他不怕洩气，只求心中好过。这么一来，他可就被人视为小丑，永远欠着点严重，不懂得什么叫作激起革命情绪。危险。

　　他悲观，他顽皮，他诚实；哼，他还容让人呢，这就更糟。按说，一个文人应当老眼看六路，耳听八方，有个风声草动，立刻拔出笔来，才象那么一回子事。战斗的时候，还应当撒手就是一毒气弹，不容来将通名，就给打闷了气。人家只说了他写错一个字，他马上发现那个人的祖宗写过一万个错字，骂了祖宗，子孙只好去重修家谱，还不出话来。幽默的人呀，糟心，即使他没写错那个字，也不去辩驳；“谁没有个错儿呢？”他说。这一说可就洩了大家的劲，而文坛冷冷清清矣。他不但这样容让人，就是在作品之中也是不肯赶尽杀绝。他看清了革命是怎回事，但对于某战士的鼻孔朝天，总免不了发笑。他也看资本家该打倒，可是资本家的胡子若是好看，到底还是好看。这么一来，他便动了布尔乔亚的妇人之仁，而笔下未免留些情分。于是，他自己也就该被打倒，多么危险呢。

　　这就是我所看出来的一点点意思，对与不对都没关系。

　　载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六日《宇宙风》第四十一期

　　臧克家的《烙印》

　　批评家须随着作品走，不许用自己的成见拦头一杠子。批评不是打杠子。我知道这个，可是我办不到这一步。我多少有些成见，这是一；我太性急，没有耐心法儿细读烂咽，这是二。有此二者，所以永远不说带批评味儿的话。得罪人还事小，不公平便连自己也对不起。闭口不言，倒也逍遥自在。

　　久闻克家的诗名，今天得读他的《烙印》，破例要说上三言五语。为何要破例？自有原因，恕不告诉。

　　《烙印》里有二十多首短诗，都是一个劲，都是象“一条巴豆虫嚼着苦汁营生”的劲。真希望他给点变化，可是他既愿一个劲，谁也没办法；况且何等的一个劲！不是捧事，我爱这个劲；这个劲不是酸溜溜的，最恨酸溜溜的调货；不吃饺子专喝醋，没劲！设若我能管住生命，我不愿它又臭又长，如潘金莲女士之裹脚条；我愿又臭又硬。克家是否臭？不晓得。他确是硬，硬得厉害。自然，这个硬劲里藏着个人主义的一些石头子儿。“什么都由我承当，”是浪漫主义里那点豪气与刚硬。可是这并不是他个人的颂赞，不是众人皆软我独刚的表示。他的世界是个硬的，人也全是硬的，硬碰硬便是生活，而事实上大家也确是在那儿硬碰。碰的结果如何？克家没说。他不会作梦。他是大睁白眼的踱开大步朝前闯；不这么着可又怎样？细想起来，就是世界到了极和平极清醒的时候，生命还不是个长期的累赘？大概硬干的劲永远不应当失去，不过随着物质的条件而硬得不同程度便了。克家是对现在世界与人生决定了态度，是要在这黑圈里干一气。别的，他没说，顶好也就别追问。黄莺不是画眉；鸭子上树是抱上去的。

　　真的，他这些诗确是只这么一个劲。甚至于为唱这个而牺牲了些形式之美。他的句子有极好的，有极坏的，他顾不及把思想与感情联成一片能呼吸的活图画；在文字上他也是硬来。《渔翁》的图画不坏，《歇午工》便更好了，可是《难民》有多么笨，多么空虚。还是《希望》与《生活》好些，因为这两处根本是说他的态度，用不着什么修饰；里边也有些喻拟，不甚高明。至于句子，长短的不齐倒没有什么关系；他的韵押得太勉强。这些挑剔是容易的，因而也就没多大价值；假若他不是自狂自大的，他自会改了这些小毛病。

　　最可爱的地方是那点有什么说什么的直爽——虽然不都干脆。旧诗里几乎不易找到这个劲。设若多数旧诗是有味没字，克家是有字而欠点味。味儿不难找，多唱就是了。也许他是故意要有字没味，君不见“一轮明月哟”也是有味没字吗？

　　载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文学》（月刊）第一卷第五号

　　怎样读小说

　　写一本小说不容易，读一本小说也不容易。平常人读小说，往往以为既是“小”说，必无关宏旨，所以就随便一看，看完了顺手一扔，有无心得，全不过问。这个态度，据我看来，是不大对的。光是浪费了光阴么？我们要这样去读小说，何不去玩玩球，练练武术，倒还有益于身体呀？再说，小说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不见完全因为它“小”而易读，可供消遣。反之，它之所以能够存在，正因为它有它特具的作用，不是别的书籍所能替代的。化学不能代替心理学，物理学不能代替历史；同样的，别的任何书籍也都不能代替小说。小说是讲人生经验的。我们读了小说，才会明白人间，才会知道处身涉世的道理。这一点好处不是别的书籍所能供给我们的。哲学能教咱们“明白”，但是它不如小说说得那么有趣，那么亲切，那么动人，因为哲学太板着面孔说话，而小说则生龙活虎的去描写，使人感到兴趣，因而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历史也写人间，似乎与小说相同。可是，一般的说，历史往往缺乏着文艺性，使人念了头疼；即使含有文艺性，也不能象小说那样圆满生动，活龙活现。历史可以近乎小说，但代替不了小说。世间恐怕只有小说能源源本本、头头是道的描画人世生活，并且能暗示出人生意义。就是戏剧也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因为戏剧须摆在舞台上去，而舞台的限制就往往教剧本不能象小说那样自由描画。于此，我们知道了，小说是在书籍里另成一格，也就与别种书籍同样的有它独立的、无可代替的价值与使命。它不是仅供我们念着“玩”的。

　　读小说，第一能教我们得到益处的，便是小说的文字。世界上虽然也有文字不甚好的伟大小说，但是一般的来说，好的小说大多数是有好文字的。所以，我们读小说时，不应只注意它的内容，也须学习它的文字，看它怎么以最少的文字，形容出复杂的心态物态来；看它怎样用最恰当的文字，把人情物状一下子形容出来，活生生的立在我们的眼前。况且一部小说，又是有人有景有对话，千状万态，包罗万象，更是使我们心宽眼亮，多见多闻；假若我们细心去读的话，它简直就是一部最好的最丰富的模范文。反之，假若我们读到一部文字不甚好的小说，即使它有些内容，我们也就知道这部小说是不甚完美的，因为它有个文字拙劣的缺点。在我们读过一段描写人，或描写事物的文字以后，试把小说放在一边，而自己拟作一段，我们便得到很不小的好处，因为拿我们自己的拟作与原文一比，就看出来人家的是何等简洁有力，或委宛多姿。而且还可以看出来，人家之所以能体贴入微者，必是由真正的经验而来，并不是先写好了“人生于世”而后敷衍成章的。假若我们也要写好文章，我们便也应该去细心观察人生与事物，观察之后，加以揣摩，而后我们才能把其中的精采部分捉到，下笔如有神矣。闭着眼睛想是写不出来东西的。

　　文字以外，我们该注意的是小说的内容。要断定一本小说内容的好坏，颇不容易，因为世间的任何一件事都可以作为小说的材料，实在不容易分别好坏。不过，大概的说，我们可以这样来决定：关心社会的便好，不关心社会的便坏。这似乎是说，要看作者的态度如何了。同一件事，在甲作家手里便当作一个社会问题而提出之，在乙作家手里或者就当作一件好玩的事来说。前者的态度严肃，关切人生；后者的态度随便，不关切人生。那么，前者就给我们一些知识，一点教训，所以好；后者只是供我们消遣，白费了我们的光阴，所以不好。青年们读小说，往往喜爱剑侠小说。行侠作义，好打不平，本是一个黑暗社会中应有的好事。倘若作者专向着“侠”字这一方面去讲，他多少必能激动我们的正义感，使我们也要有除暴安良的抱负。反之，倘若作者专注意到“剑”字上去，说什么口吐白光，斗了三天三夜的法而不分胜负，便离题太远，而使我们渐渐走入魔道了。青年们没有多少判断能力，而且又血气方刚，喜欢热闹，故每每以惊奇与否断定小说的好歹，而不知惊奇的事未必有什么道理，我们费了许多光阴去阅读，并不见得有丝毫的好处。同样的，小说的穿插若专为故作惊奇，并不见得就是好作品，因为卖关子，耍笔调，都是低卑的技巧；而好的小说，虽然没有这些花样，也自能引人入胜。一部好的小说，必是真有的说，真值的说；它决不求助于小小的技巧来支持门面。作者要怎样说，自然有个打算，但是这个打算是想把故事拉得长长的，好多赚几个钱。所以，我们读一本小说，绝不该以内容与穿插的惊奇与否而定去取，而是要以作者怎样处理内容的态度，和怎样设计去表现，去定好坏。假若我们能这样去读小说，则小说一定不是只供消遣的东西，而是对我们的文学修养，与处世的道理，都大有裨益的。

　　载一九四三年三月十日《国文杂志》第一卷四、五期合刊

　　怎样维持写家们的生活

　　怎样保障写家生活这个问题，在今天，还大不易谈。因为社会上对这问题还没有多少准备；一旦提将出来，就难免不发生误会。所以，我用了“维持”两个字，先解释一下。

　　所谓保障，必有法令的根据。假若我们已有了一部相当详密的出版法，能使写家们按照法规去索取应得的酬报，那么写家们就用不着向社会上饶舌，因为法律已给了他们保障。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么相当详密的一部出版法。所以写家们便没法向书商们据理交涉，只好人家说怎样就怎样了。请求政府修正出版法自是正当而切要之举。但法章的重修另定是需要时间的；快饿死的人是等不了先改良稻种再吃饭的！

　　快饿死？至于那么严重？啊，的确是那么严重；不然，我们就还不愿说话。以我个人说，自七七事变以后，十分之九的版税是停止发给了，稿费由八元落至五元，甚至于二元，一千字。生活程度呢？先不说别的，只说我天天必用的毛笔已由一角五涨到五角一只。二元千字的报酬，除去纸笔的成本而外，不够吃一顿饭的；更不用提还有少于二元千字的时候。因此，我们所谓保障写家生活，决不含有其他的意思，而是直截了当的要求吃饱，吃饱才能写作！

　　你们不会改行吗？是的，我们可以改行，而且有已经改行的。可是我们没有一手画方、一手画圆的本领，不能一面去抬轿子，一面还写文章。同时，抗战宣传，责在吾党，在精神食粮普遍饥荒的今日，我们实在不甘心丢下笔，去抬轿子！我们这里所谓的写家生活，就是使写家能生活得下去，还能继续供给社会以文艺作品，不是只担个写家的虚名，而事实上以卖瓜子为业。写作能成为职业，才能有职业的写家；职业的写家增多，精神食粮才可丰收。可怜，整个的文艺界已没有多少可称为职业写家的了；饥饿是不会支持文艺热心的！写家们，说来好象是废话，也有父母妻子，也有时候生灾闹病，并不是金身的罗汉，既无家庭之累，又无生病之虑。为了家庭，为了生命，他们不能不含着泪去另寻生活；写家无罪，罪在制造精神食粮的得不到物质食粮。

　　还有，较长的作品是需要较长的时间的。今天，大家都在喊，缺乏剧本啊，没有长篇小说啊！可是作家的酬报既低，低得不能吃饱，他怎能去用半年或八个月的工夫写一部作品呢？他能活八个月才能关上门写八个月的文章。否则他只好把文艺凌迟，今日卖二千字，明天卖八百字，从手到口的对付着活下去。若说，干脆以文艺为副业，而另打吃饭的主意，那就等于说种地的可以不拿锄而收获。文艺并不是打打台球洗洗澡那类的事儿。

　　以上的一点解释，第一是说明了作家们应享的利益，并没有法律上的保障，所以因生活的困难，不能不向社会上申诉。第二是作家中已有因穷困而另谋出路的，作了别的就没法再尽力于撰著；假若大家还不想办法，势必至作家越来越少，精神食粮的供给也就越来越困难。第三是社会上切莫以为一天挣八角钱就足够作家喝粥的，有了粥喝就应当埋头苦干；要知道作家也有父母妻子，也有时候和旁人一样的闹病。最后，而是最要紧，是作家今日的要求，还不是保障，而是维持；只要能维持生活，大家就必能体谅时艰，尽力于抗战宣传工作。作家们不是不会去干别的，不是不知道干别的能使生活更舒适一点，所以不愿意抛弃了这劳力大而酬报少的工作者，纯出于他们晓得文字的力量在抗战中有多么大，而不肯轻易的离开岗位。假若作家很容易补充，今日走了一批，明日就能补上一军，那么他们也就可以放心改业，让人家来换班；但是，事实上，一年半载中未必有一位新作家出现，旧的走开，新的未到，文艺便得脱节！

　　我再说一遍：今日作家所要求的是怎样维持生活。正如同物价高涨，车夫轿夫工人仆役便也增高工资一样，顺着这个意思，我想出几条办法：（一）提高稿费：在战前，我自己能卖到十元或八元一千字；自从流亡出来，最高的——也是偶尔的——得到五元千字，最低的是八角；平均来说，是二元至三元千字。一天，我最多能写散文两千字，若是写诗歌便只能得二三百字。假定我能每天必写——事实上决办不到——就按每千字三元说，一个月的收入不过一百元。我须住房、吃饭、喝茶、买纸笔，还得给家中寄生活费！我有八十四的老母与不到三岁的弱女！我没法活下去！且不管我有什么成就，我十几年的心血是花在文艺上却一点也不假。也许是靠着面子吧，我还能拿到三、二元千字；我的朋友中就真有干一个月而拿不到三十元的！写诗的朋友们就更苦，诗是不容易作的，即使是十行八行，也许想两天而难满意；费两天的工夫，按现在的市价，他只能得两三毛钱！一首歌，能从塞北唱到珠江，在每个抗战军人的口上，而写那首歌的人哪，只得了两毛钱！再来一首歌吧；啊，万难了，那写歌的人已饿死了！

　　公公道道的，我们要求至低的散文稿费须是五元千字，韵文是两毛钱一行。我说，公公道道的，就是说作家们并不要求起居舒适，只能维持生活。我们有良心，我们也希望别人公平。现在，有的地方只算字，把标点除外，难道标点就不用心思吗？有的地方只算本文，不算标题，不算引言；标题难道是不必要的？难道是可以随便安上去的？即使是随便安上去的，就忍心的非把那几个字除去才算价吗？这类的事实还很多，我不愿再多举，我只求大家公道一些——显然的，不算标点与标题这类事是太不公道！

　　（二）恢复版税与确定版税，有些书局虽还卖书而停止了版税。有些书局在抗战后，把版税成数减低。我们要求恢复版税，并确定版税的成数。在战前，一般的是初版给百分之十五，二版以后给百分之二十；起码，这个成例不能破坏。现在，书价增高，而版税仍按原价发给；可是书价减落的时候，版税又照着减低的算帐，不公平还有个限度没有呢？

　　（三）一二两项，据我想，决非所望过奢。可是作家自己没法向别人交涉，因为没有法令可根据。出版法的修正是必要的，但为了救急，应由政府与出版家和写家们妥商办法，一致遵守——有了这临时的办法，或者到修正出版法的时候也就容易找到事实的根据了。

　　（四）文艺贷金：有不少文艺工作者，已在前方或后方搜集了抗战与建设的材料，想把它们写出来。可是，正如前面提过的，他们需要较长的时间，而自己的肚子与一家大小不能长期绝食。假若政府能有一笔货金，按照写家——诗人、小说家由文艺协会，戏剧家由戏剧协会，证明——的所需，贷以款项，然后再由版税及稿费中偿还。有了这个办法，写家们才可以有计划的，安心的创作，否则始终是给报屁股赶活，把文艺全零卖贱售出去。

　　（五）救济金：文艺协会应设法筹得一笔钱，专作为救济写家之用。有的写家生病，一家断炊；有的写家死亡，全家也得跟着饿死；有的写家自前线或沦陷区域逃来，无衣无食；有的写家惨遭不幸，家破人亡；这些，都应当救济，而文协无钱，爱莫能助。文协应马上设法，限期得到这些款子，由理事会保管支配。

　　写家的生活能维持，抗战文艺便有了着落。抗战文艺怎样的增高了抗战力量，谁都知道，用不着再说。我自己是个职业的文艺工作者，我知道我作了什么，也知道我所受的痛苦。同时，我知道假若我的待遇与酬报还没有改善的办法，我只好去另找活路。不用希望我改了行，还能以文艺为副业；我不能给人修脚，又带剃头！我所提的办法也许有欠详密妥当，我不过是希望具体一点的提出，好使讨论与实施的距离更接近一些。

　　载一九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副刊

　　怎样写小说

　　小说并没有一定的写法。我的话至多不过是供参考而已。

　　大多数的小说里都有一个故事，所以我们想要写小说，似乎也该先找个故事。找什么样子的故事呢？从我们读过的小说来看，什么故事都可以用。恋爱的故事，冒险的故事固然可以利用，就是说鬼说狐也可以。故事多得很，我们无须发愁。不过，在说鬼狐的故事里，自古至今都是把鬼狐处理得象活人；即使专以恐怖为目的，作者所想要恐吓的也还是人。假若有人写一本书，专说狐的生长与习惯，而与人无关，那便成为狐的研究报告，而成不了说狐的故事了。由此可见，小说是人类对自己的关心，是人类社会的自觉，是人类生活经验的纪录。那么，当我们选择故事的时候，就应当估计这故事在人生上有什么价值，有什么启示；也就很显然的应把说鬼说狐先放在一边——即使要利用鬼狐，发为寓言，也须晓得寓言与现实是很难得谐调的，不如由正面去写人生才更恳切动人。

　　依着上述的原则去选择故事，我们应该选择复杂惊奇的故事呢，还是简单平凡的呢？据我看，应当先选取简单平凡的。故事简单，人物自然不会很多，把一两个人物写好，当然是比写二三十个人而没有一个成功的强多了。写一篇小说，假如写者不善描写风景，就满可以不写风景，不长于写对话，就满可以少写对话；可是人物是必不可缺少的，没有人便没有事，也就没有了小说。创造人物是小说家的第一项任务。把一件复杂热闹的事写得很清楚，而没有创造出人来，那至多也不过是一篇优秀的报告，并不能成为小说。因此，我说，应当先写简单的故事，好多注意到人物的创造。试看，世界上要属英国狄更司的小说的穿插最复杂了吧，可是有谁读过之后能记得那些勾心斗角的故事呢？狄更司到今天还有很多的读者，还被推崇为伟大的作家，难道是因为他的故事复杂吗？不！他创造出许多的人哪！他的人物正如同我们的李逵、武松、黛玉、宝钗，都成为永远不朽的了。注意到人物的创造是件最上算的事。

　　为什么要选取平凡的故事呢？故事的惊奇是一种炫弄，往往使人专注意故事本身的刺激性，而忽略了故事与人生有关系。这样的故事在一时也许很好玩，可是过一会儿便索然无味了。试看，在英美一年要出多少本侦探小说，哪一本里没有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呢？可是有几本这样的小说成为真正的文艺的作品呢？这种惊心动魄是大锣大鼓的刺激，而不是使人三月不知肉味的感动。小说是要感动，不要虚浮的刺激。因此，第一：故事的惊奇，不如人与事的亲切；第二：故事的出奇，不如有深长的意味。假若我们能由一件平凡的故事中，看出他特有的意义，则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它便具有很大的感动力，能引起普遍的同情心。小说是对人生的解释，只有这解释才能使小说成为社会的指导者。也只有这解释才能把小说从低级趣味中解救出来。所谓《黑幕大观》一类的东西，其目的只在揭发丑恶，而并没有抓住丑恶的成因，虽能使读者快意一时，但未必不发生世事原来如此，大可一笑置之的犬儒态度。更要不得的是那类嫖经赌术的东西，作者只在嫖赌中有些经验，并没有从这些经验中去追求更深的意义，所以他们的文字只导淫劝赌，而绝对不会使人崇高。所以我说，我们应先选取平凡的故事，因为这足以使我们对事事注意，而养成对事事都探求其隐藏着的真理的习惯。有了这个习惯，我们既可以不愁没有东西好写，而且可以免除了低级趣味。客观事实只是事实，其本身并不就是小说，详密的观察了那些事实，而后加以主观的判断，才是我们对人生的解释，才是我们对社会的指导，才是小说。对复杂与惊奇的故事应取保留的态度，假若我们在复杂之中找不出必然的一贯的道理，于惊奇中找不出近情合理的解释，我们最好不要动手，因为一存以热闹惊奇见胜的心，我们的趣味便低级了。再说，就是老手名家也往往吃亏在故事的穿插太乱、人物太多；即使部分上有极成功的地方，可是全体的不匀调，顾此失彼，还是劳而无功。

　　在前面，我说写小说应先选择个故事。这也许小小的有点语病，因为在事实上，我们写小说的动机，有时候不是源于有个故事，而是有一个或几个人。我们倘然遇到一个有趣的人，很可能的便想以此人为主而写一篇小说。不过，不论是先有故事，还是先有人物，人与事总是分不开的。世界上大概很少没有人的事，和没有事的人。我们一想到故事，恐怕也就想到了人，一想到人，也就想到了事。我看，问题倒似乎不在于人与事来到的先后，而在于怎样以事配人，和以人配事。换句话说，人与事都不过是我们的参考资料，须由我们调动运用之后才成为小说。比方说，我们今天听到了一个故事，其中的主人翁是一个青年人。可是经我们考虑过后，我们觉得设若主人翁是个老年人，或者就能给这故事以更大的感动力；那么，我们就不妨替它改动一番。以此类推，我们可以任意改变故事或人物的一切。这就仿佛是说，那足以引起我们注意，以至想去写小说的故事或人物，不过是我们主要的参考材料。有了这点参考之后，我们须把毕生的经验都拿出来作为参考，千方百计的来使那主要的参考丰富起来，象培植一粒种子似的，我们要把水份、温度、阳光……都极细心的调处得适当，使他发芽，长叶开花。总而言之，我们须以艺术家自居，一切的资料是由我们支配的；我们要写的东西不是报告，而是艺术品——艺术品是用我们整个的生命、生活写出来的，不是随便的给某事某物照了个四寸或八寸的像片。我们的责任是在创作：假借一件事或一个人所要传达的思想，所要发生的情感与情调，都由我们自己决定，自己执行，自己作到。我们并不是任何事任何人的奴隶，而是一切的主人。

　　遇到一个故事，我们须亲自在那件事里旅行一次不要急着忙着去写。旅行过了，我们就能发现它有许多不圆满的地方，须由我们补充。同时，我们也感觉到其中有许多事情是我们不熟悉或不知道的。我们要述说一个英雄，却未必不教英雄的一把手枪给难住。那就该赶紧去设法明白手枪，别无办法。一个小说家是人生经验的百货店，货越充实，生意才越兴旺。

　　旅行之后，看出哪里该添补，哪里该打听，我们还要再进一步，去认真的扮作故事中的人，设身处地的去想象每个人的一切。是的，我们所要写的也许是短短的一段事实。但是假若我们不能详知一切，我们要写的这一段便不能真切生动。在我们心中，已经替某人说过一千句话了，或者落笔时才能正确地用他的一句话代表出他来。有了极丰富的资料，深刻的认识，才能说到剪裁。我们知道十分，才能写出相当好的一分。小说是酒精，不是搀了水的酒。大至历史、民族、社会、文化，小至职业、相貌、习惯，都须想过，我们对一个人的描画才能简单而精确地写出，我们写的事必然是我们要写的人所能担负得起的，我们要写的人正是我们要写的事的必然的当事人。这样，我们的小说才能皮裹着肉，肉撑着皮，自然的相联，看不出虚构的痕迹。小说要完美如一朵鲜花，不要象二簧行头戏里的“富贵衣”。

　　对于说话、风景，也都是如此。小说中人物的话语要一方面负着故事发展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是人格的表现——某个人遇到某种事必说某种话。这样，我们不必要什么惊奇的言语，而自然能动人。因为故事中的对话是本着我们自己的及我们对人的精密观察的，再加上我们对这故事中人物的多方面想象的结晶。我们替他说一句话，正象社会上某种人遇到某种事必然说的那一句。这样的一句话，有时候是极平凡的，而永远是动人的。

　　我们写风景也并不是专为了美，而是为加重故事的情调，风景是故事的衣装，正好似寡妇穿青衣，少女穿红裤，我们的风景要与故事人物相配备——使悲欢离合各得其动心的场所。小说中一草一木一虫一鸟都须有它的存在的意义。一个迷信神鬼的人，听了一声鸦啼，便要不快。一个多感的人看见一片落叶，便要落泪。明乎此，我们才能随时随地的搜取材料，准备应用。当描写的时候，才能大至人生的意义，小至一虫一蝶，随手拾来，皆成妙趣。

　　以上所言，系对小说中故事、人物、风景等作个笼统的报告，以时间的限制不能分项详陈。设若有人问我，照你所讲，小说似乎很难写了？我要回答也许不是件极难的事，但是总不大容易吧！

　　载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五日《文史杂志》第一卷第八期

　　怎样学诗

　　诗最难，诗也最容易，我们要当心。能写很好的散文的未必能写诗；因为诗的条件较散文为多；设若连散文还写不好，就更不可以轻易弄诗了。不过，散文必须写得清楚，必须有条有理的成篇；而诗呢，仿佛含混一些也可以，而且可长可短，形式最自由。于是作诗似乎比散文还省着点力气；诗就多起来，诗可也就不象样子了。学旧诗的知道了规矩便可照式填满，然而这只是“填”，不是“作”。喜新诗的便连规矩也不必管，满可以不加思索，一挥而就；然而是诗与否，深可怀疑。

　　青年朋友们每问我怎样作诗，我非诗人，不敢置答。今天是诗人节，又想起此问题，很愿写出几句；对与不对，不敢保险。

　　假若今天有位青年想要写诗，我必先请他把散文写好了再说。好的散文虽没有诗的形式与极精妙的语言，可是一字一句也绝不是随便可以写出来的。把散文写好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赶到散文已有相当的把握，再去写诗，才知道诗的难写，而晓得怎样用心了。

　　练习散文的时候最好是写故事。故事里有人有景。人有个性及感情，景有独特之美。能于故事中，于适当的字传情写景，然后才能更进一步，以最精炼的文字，一语道出，深情佳景。无至情，无真诗，须于故事中详为揣摩，配以适当的文字。如是立下基础，而后可以言诗；否则未谙人情，何从吟咏？

　　写情写景略有把握，更须多读名著，以窥写诗之术。自己写几句，与名家著作比较一下，最为有益。

　　读的多了，再从事习作。凡写一题，须有真情实感。草草写下，一气呵成。既成，放置一二日，再加修改；过一二日，再修改，务求文到情溢，有真情，有好景，有音节，无一废词冗字。如是努力，而仍不得佳作，须检讨自己：是不是对人对事对物的观察不够，或生活太狭，或学识太浅，或为人未能宽大宏朗，致以个人的偏私隐晦了崇高远大的理想……自省的工夫既严，必能发现自身之所短，这才有醒悟，有进步。诗不是文字的玩弄，要在表现其“人”；人之不存，诗何以立？设若只为由科员升为科长，正自别有办法，不必于诗中求之。

　　青年朋友们，我本非诗人，故决不怕你们诗法高明，夺去我的饭碗。我真诚的盼望你们成为诗人，故不敢不说实话——实话总是不甚甘甜，罪过！罪过！

　　载一九四一年五月三十日《国民公报》“诗人节特刊”

　　战时的艺术家

　　到处有青年在工作着，或正想作抗战宣传的工作。有的会唱歌，有的会画两笔，有的愿演戏，有的想作小说。可是，他们至少有两个困难：（一）他们所喜欢做的，未必就是他们所能做得好的。他们的心是热的，但热心并不能马上使他们得心应手，一做就做到好处。他们在学识与技巧上，都需要有人来指导，也必能热诚的接受指导。（二）去为抗战作宣传，自然要有组织。有组织便须有领导者，在办事上，纪律上，宣传方法上，能领率得起来，使大家诚心悦服，有计划的去工作，不至于乱七八糟，劳而无功。简言之，今日的愿尽力于宣传工作的青年朋友们既需要技术的指教，也需要办事做人的领导。

　　于是，我们想到，在今日作个艺术家，他的艺术修养与办事才力是同样重要的。一个向来闭户潜修的人，不管他的造诣怎样高深，在今天，他恐怕只能作个人的成绩展览或表演，而无补于抗战宣传工作，因为他一出屋门便也许连方向都迷了，怎能去领导别人呢？况且，他一向是圈在屋里的。碰巧他连抗战是怎回事还不大清楚，那么想教他同情于士兵与百姓，而把艺术的享受与激励给大众一些，恐怕他还感到不屑于呢。

　　还有，一位习于住在象牙塔内的艺术家，会告诉我们：“闲情中方有灵感，风尘中万难创作；为了艺术，大家都须藏起去！”这个态度必会使他对青年们不但冷淡，而且厌恶：“小孩子们！打打篮球已经够吵人的了，硬敢说艺术，不要鼻子！”他的心中没有国家，没有民族，只有自己，与自己那点闹着玩的艺术。你若是把他说急了，他会告诉你，艺术是没有国界的。这话里就含着不少愿作亡国奴，而上东京去开开展览会什么的意思。

　　我说，今天的一个艺术家必须以他的国民的资格去效劳于国家，否则他既已不算个国民，还说什么艺术不艺术呢？最高伟的艺术家也往往是英雄，翻开历史，便能找到。艺术家的心是时代的心，把时代忘了的，那心便是一块顽石，青年们是时代之花，把他们的热情引入艺术中，从而由艺术中表现出，才是今天艺术家的真正责任。

　　讨厌那打篮球吵人的青年们的艺术家们也许还会说：“我们决没有忘了民族国家，不过我们是等着抗战完结，胜利了以后，把材料搜齐，再细心创作。我们决不肯轻易的制造，使抗战破坏了艺术。”

　　这似乎言之有理，其实并不很对。没有热情，没有艺术；技巧不过是帮助表现热情的。世界上有技巧拙劣的伟大作家，而没有技巧精确而心如死灰的伟大作家。艺术每逢专重技巧，便到了她的末日。是的，若是莎士比亚少写一些也许更好，可是我还没看见一个专靠冷静细腻而成为莎士比亚的。以言热情，翻开世界艺术史看看，哪一出伟大的戏剧，哪一幅伟大的图画，不是表现那伟大的时代精神，不是对民族的光荣有所发扬？就是那最细腻的《神曲》，也还是随时的揭露对民族，对宗教，对帝国的关切与激励或警劝？假若但丁时代而有个汪精卫，我想但丁会把他放在地狱中，正如同把在他那时代还活着的教皇放在地狱中一样。冷静的看么？热情从何而来呢？把自己放在美丽的小园里，你只会吟花弄月。那就是你的一点小小的热情，一点小小的灵感。拿这点幽情支持着抗战期间的生活，而说在抗战后能创作出有关于抗战的伟大作品，岂不是梦想？是的，抗战后必有伟大的作品出现，那可是必出于在抗战“中”尽力的战士之手，决不是旁观者的成绩。情绪是艺术家的发动机，也是艺术所要求的最大效果。今天你心中茫然，抗战后居然能作出有最大效果的作品，你是自己欺骗自己。今日的生活，与生活中的热情，决定你明日的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今天你心中空空如也，明天你还是那样。冷静只有观察，没有体验。观察可以漠不关心，研究一个死人的形态，正如研究一条死狗的形态一样。

　　把你的英勇同胞，战死沙场的同胞，当作一具十成十的死尸看待，而会写出一个民族英雄来，我不信！体验才能得到全部的真实，才能于真实中领会到别人的感情，才能自己有所动于衷。你须马上去生活，活动；否则静立旁观，你就只知道了“事”，而得不到“情”；事是帐本，情是力量。帐本非精确不可，情绪正不怕要长江大河的一泻千里——就是写得粗莽一些，也不足为病。

　　出来吧，艺术家们！青年们热情的等着你们，呼唤你们呢！大时代不许你们“悠然见南山”，得杀上前去啊！

　　载一九四○年二月十日《新华日报》，题为《艺术家也要杀上前去》。同年三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繁星”副刊转载时改为现题。

　　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

　　到现在为止，我一共写了六出旧戏，十段大鼓词，一篇旧型的小说，和几只小曲。在流亡的十个月中，并未能用全力写作通俗文艺；成绩不多，也不好。

　　成绩不多，与不好，并非完全因为忙着赶写别项东西，而只能抽暇带手儿写点通俗的作品，不是！所以不多不好者，倒是因为写不出，写不成样子。

　　通俗文艺并不怎么好写。这绝对不是自高身价，先说它难，然后借以证明自己多才多艺。十几年来在文艺上，只抱着学习的态度。多读一些，多得一些益处，多写一点，多得一点经验。自知天才不高，故决定以学习的态度从事创作，以求进益。对通俗文艺，仍抱定这态度；从学习的经验中，我觉得它不容易写。

　　最初它给我的痛苦，是工作上与心理上的双重别扭。写惯了新文艺的，越敢自由，便越见胆气与笔力；新文艺所要争取的是自由，它的形式内容也就力斥陈腐，要拿出争取自由的热诚与英姿来。赤足已惯，现在硬教我穿上鞋，而且是旧样子的不合脚的鞋，怎受得了呢？写新小说，假若我能一气得一二千字；写大鼓词我只能一气写成几句。着急，可是写不出；这没有自由，也就没有乐趣。幸而写成一篇，那几乎完全是仗着一点热心——这不是为自己的趣味，而是为文字的实际效用啊！

　　工作上的别扭吊起心理上的不安。为什么要纳气下心的写这种玩艺儿呢？抗战高于一切，不错；可是牺牲了文艺是多么狠心的事呢？这么一想，有时候便把写成的几句扯碎。

　　这工作上与心理上的痛苦若不能减除，继续写作此种作品是不可能的。慢慢的，要求越来越多了，你要鼓书，他要旧剧。这是种鼓励。因着鼓励而感到牺牲是必要的。从新文艺的进展上看，我当前进；从抗战宣传上看，我当后退。那么，这就看有无在抗战上尽些力的热诚了。在这个时候，我强迫自己不要去想什么前进与后退，而应当把出力与实用放在最前面。在今天，假如非我去给士兵们擦枪，枪便不好使，难道我就因写小说而拒绝擦枪的工作么？那么，我既懂得一些写通俗文艺的方法，而且确实有不少读众，为什么不努力于此呢？这么一想我心中不难过了。同时也就想到：有些人以为提倡通俗文艺便是要全盘的以通俗文艺代替新文艺？这是神经过敏。在我的心理上，和工作上，我一定没有抛弃了新文艺的意思，也没有以鼓词旧剧阻止新文艺发展的恶念。写通俗文艺是尊重教育程度稍低的读众，与表现文艺抗战的热烈，此外别无企图。我自己是这样，大概别人也不会有什么野心。消极的这么解说明白了，就该积极的有写作的热诚；抱着宁肯牺牲了自己的趣味，暂时离开文艺的正轨的态度，而去自找苦吃；自己吃点苦，而民众得以读到一些可以懂得的新东西，便一定不是乖谬之举。

　　由心理上的犹疑，进而为对于工作的认识，由精神上的痛苦，进而为对工作的热心，有如上述。这才走入第二阶段，而第二阶段也并不顺利。

　　既已认清这不是故意阻碍新文艺的发展，当然便须拿通俗文艺当作一回正事去作了。困难于是又来到：通俗文艺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说，《三国志演义》是最伟大的通俗作品。是吗？拿街头上卖的唱本儿和“三国”比一比，“三国”实在不俗。不错，戏班里，书馆里，都有多少多少以“三国”为根源的戏剧，歌词，与评书。可是这正足见“三国”并不易懂，而须由伶人，歌者，评书者，另行改造，替“三国”作宣传。“三国”根本是由许多传说凑成的，再由不同的形式宣传出去，专凭它本身的文字与内容，它绝不会有那么大的势力。即在今日，民间还有许多传说，也是关于刘关张与赵子龙等人的，虽不见于“三国”，而民间总以为必在“三国”中有根据。这些传说，虽然是口传的；若从民众口中写录下来，便绝不会象“三国”那么之乎者也的乱转文。论其含蕴，无论在思想上与故事上，也都比“三国”更俗浅，更合乎民间的逻辑与脾味。这样，“三国”的威风实在是由比它本身更通俗的许多有效的方法给维持着；而不是它自己果有惊人的本领。

　　同样，我们若去检读风行于都市中的鼓词与剧本，我们便能见到许多精巧文雅的作品，与乡间通行的玩艺儿大不相同。同是《铡美案》，而《铡美案》与《铡美案》之间有个距离，正如口中的“三国”与纸上的“三国”有个距离。《施公案》与《彭公案》可以算作道地通俗作品了，因为口讲的与笔述的在故事上虽繁简不同，可是思想与“作风”都差不多，简直没有什么距离。但是，二十年前我听过没落的王府供奉，到街头来卖艺；他们的讲法与《施公案》原文，和一般的说书者的评讲，都显然不同。他们不大讲那一般以为最有号召力的节目，如《攻打凤凰山》等大块的书，而专找冷段子，去详细的述说人物的心理与地方的景色。他们不愧是供奉，讲述的手段有时候简直逼近新小说了。于此，这找不出距离的东西，也到底还有距离。

　　那么，看到这距离之后，我们应当怎办呢？这就是说我们怎样决定通俗与不通俗呢？

　　由前边所举的几个实例，我们看出来：（一）通俗文艺未必俗浅，可是这不俗的通俗文艺须仗着口头说或唱替它尽力推广。（二）因听众的程度不同，歌词与评话也就不同，虽都在通俗之中，而有雅俚之分；其雅者每每比新文艺更尚词藻。（三）听众的程度高，便能欣赏细腻的形容；而越通俗便越粗枝大叶。

　　假若这三点没有看错，那就好去决定了：我们一定是要写最通俗的东西，象口头讲的“三国”，象乡间的《铡美案》，象街头的《施公案》。我们很难把通俗文艺与非通俗文艺的界限划清，我们只能就通行的领域大小而定去取。我们决不肯只为有闲阶级去模制些雅词艳曲，如《闻铃》与《焚稿》等等；我们要作普遍的宣传。对下层社会的宣传。

　　当你因一时开心，随便写写鼓词，你或者并不觉得困难。因为你可以很容易的写出《舌战群儒》与《黛玉焚稿》那样的东西。及至你看到了，为抗战宣传而写作的东西须横要宽，竖要深，完全以老百姓为对象，你就不那么轻率与轻松了。你才知道这不好办。

　　不准用典，不准用生字。不准细细描写心理，不准在景物上费词藻……。你怎办？再进一步，于这些“不准”而外，你得有民间的典故，懦则武大郎，勇则老黄忠。你得有熟字，能把“帝国主义”说明白，而躲着“帝国主义”。你得三言两语，把人物的性格与心理道出来，正如老百姓心中所想的英雄或汉奸那样。你得简单而切近的把背景写出来，一目了然，真象老百姓所想到的景象……。再进一步：这些你都办到了（假定你真有本事），你还得知道你写成的这一套，是否能放在街头上，达到老百姓的耳中去。换句话说，你的作品是否能在人民的口中耳中心中活起来，成为活的文艺，如《铡美案》那样的在大众口中耳中心中活着。这一点，假如你又作到了，你真该快活了吧？哼！你该哭一场了！

　　你写的呀，就必是半通不通，接三跳两，人不成人，物不成物的作品。你怎能不伤心呢？不信么？去买几本小唱本看看！是呀，你可以不这么办，而把作品写得雅俗共赏。但是，你要记得：雅人可以降格去从俗，而俗人却不易一下子就爬上来，伸手接过雅，要不然，昆曲也不会死亡，二黄也不会衰落，而蹦蹦戏也不会兴盛起来。是的，你是要教育民众，不能不深思远虑，把民众提拔起来。可是你要知道，你的民众大多数是不识字的男女老幼，你要记得，非把你纸上所写的能变成活事活言语，由口头传达到民众心中，你的成功只限于文字不过专为识字者预备下一点读品而已。况且，你还未必能克服前边所提出的困难呢！

　　听听这个故事吧：住在大都市里的一位老太太，因为与一家电影院有关系，可以随便去看影戏，用不着买票。每当小孙子在家中闹得太凶了，老太太便带他去看电影。有时候连去三四天，看同一的影戏。及至家中人问演的是什么呢？祖母与小孙全回答不出，虽然看了三四遍。记住，这位老太太是都市里的人。她看不懂影戏。

　　看不懂影戏的，在全国中有多少呢？大概不在少数！同样我们要问：能听懂《黛玉焚稿》的有多少呢？用不着回答！

　　通俗文艺么？简直不敢写了，除非认准了这是非作不可，而且必须为它去牺牲——牺牲了文艺，牺牲了自己的趣味，名誉，时间，与力气！

　　有了牺牲的决心，才能把苦痛变为快乐。我有时候真想自杀！

　　第一、要忘了自己是文人，忘了莎士比亚与杜甫；而变为一个乡间唱坠子的，或说书的。

　　第二、要把社会经济政治等等专门名词忘掉，而能把“摩登女性”改为“女红装”或“小娇娘”。假若你能激动“小娇娘”去打仗，或服务，容或比“摩登女性”还更肯卖力气呢！

　　第三、人物的描写要黑白分明，要简单有力的介绍出；形容得过火一点，比形容得恰到好处更有力。要记住，你的作品须能放在街头上去，在街头上只有“两个拳头粗又大，有如一对大铜锤”，才能不费力的抓住听众，教他们极快的接收打虎的武二郎。在唱本中也不是没有详细描写人物的，可是都是沿着这夸大的路子往下走，越形容越起劲，使一个英雄成为超人，有托天拔地的本领。

　　第四、不管讲什么故事，必须把故事放在个老套子中间。《秋胡戏妻》、《武家坡》、《汾河湾》，都用同一个套子，人民并不因为缺少变化而讨厌它们。这样办，不是偷懒，而是给作者自己找麻烦。当你对通俗文艺知道得不多的时候，你很可以很快的，照着自己的办法，写成一些东西。这作品，十之八九不能适用，因为你根本缺乏丰富的知识。一出旧剧不止是戏词，它还有戏台上的一切；你知道吗？一段鼓词也不止是歌词，它也有台上的一切；你知道吗？你得先去学习，等到知道了那些套子，你的作品才能活起来。这可就不容易写了。套子是可以活用的。可是在能活用之前，你须有充分的准备。你能从旧套子里翻出新花样来，可是你不能无所凭借而独去冒险。冒险是好的，但在为抗战宣传的局面下，你的冒险无益于事，只白费了精神。

　　第五、故事有了套子，思想也就得“差不多”。你利用旧套子来装故事，也得利用旧思想把民心引到抗战上来。从事实上看，十五个月以来，真敢拚命的还不是士兵与民众？假若他们素日没有那些见义勇为，侠肠义胆等旧道德思想在心中，恐怕就不会这么舍身成仁了。这是事实，不应忽略。借着旧思想，你可以写新的《连环套》与《投军别窑》。故事既象旧的，又是新的；思想既象旧的，又是新的；这才容易被接收，得到宣传的实效。连你用一个字，你都该想想，你受过多少年的教育，你的言语与民众隔着有多么远！不要以为太迁就民众是污辱民众，你当因尊重民众而不自居高明。写通俗文艺须先要去掉自私。成不成文艺事小，有效用没有事大。假若你不肯这么牺牲，写别的就是了，何必走向通俗的路上来呢。

　　第六、把这几项记在心中后再下笔或者有些把握了。可是，当你写成一篇，你还很容易上当。假若你拿一篇鼓词在都市中去试验，那很容易成功，因为歌者晓得怎样捧你的场，而听众的“耳音”颇高，即使你写的很不通俗，也还能将就要得。到都市中试验自己的作品，还不如自己到乡间去听一听人家唱的是什么。就是找艺人来帮忙，你也要明白职业的伶人或歌者既不愿得罪外行人，也不愿把真诀窍说给他。他们不是客气的拒绝排演你的本子，便是一字不改的照排。你得下些工夫，把他们的真心与真话掏出来。

　　第七、你顶好是用土语写作。假若你不愿这样，或因求宣传的普遍而不愿这样，你的言语便须越普通越好。北方形容高身量的人，往往用“傻骆驼”这一词，骆驼在南方就不易见到。“身高如塔”较比的普通一些，各处都有塔这种建筑物。

　　由我试写通俗文艺的经验，我揣摸出这些困难。我自己所写的，只能在都市中的歌场里将就着演唱。这也就是说，对能读《儿女英雄传》的人们，我的作品能被接受，不论是听还是读。因为不满足这一点点的成就，所以我想出上述的七条更进一步的办法来。这七条，我现在还只能说说，并不能完全作到。这又是个苦痛！

　　或者有人要说，这些办法都太消极，太欠冲破旧障碍的精神。

　　是的，我承认这话。可是，也要知道，我是专指着利用旧形式这一项办法而言，并非是说抗战宣传只有这一条路。新的东西照样可以拿去试验，哪条路都可以到罗马。不过，就是以新东西去作宣传，也要记得：整本大块的讲经济侵略，法西斯主义，和抗战的哲学，恐怕也要到处碰钉子。王亚平先生告诉过我：“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就碰了钉子，因为民众不晓得何谓“奴隶”！我现在要喊：起来，不惜牺牲了文艺的人们！

　　先不用害怕。文艺绝不能因为通俗运动而被牺牲了。说句老实话，抗战以来的文艺，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有点抗战八股味道。可是细心一想呢，抗战八股总比功名八股有些用处，有些心肝。由抗战八股一变而为通俗八股，看起来是黄鼠狼下刺猬，一辈不如一辈了，可是它的热诚与居心，恐怕绝非“文艺不得抗战”与“文艺不得宣传”的理论者所能梦想得到的吧。牺牲了文艺，在我，是多么狠心的事呢！可是，多少万同胞已牺牲了他们的性命啊！通俗文艺只是抗战文艺的一部门，有些工作者愿牺牲了诗，歌，戏剧，而来致力于此，他们的居心是无可攻讦的，他们的工作也绝不会就把文艺的正轨炸断。不用害怕吧，大家分途前进去打倒暴敌吧。有愿意走通俗这条路的，得有决心，得忍受苦痛，这并不是容易的事。以为它很容易的，或者就不屑于管它。知道它难，或者反倒有人要来试试看——但愿如此！

　　载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五日《抗战文艺》第二卷第六期

　　忠烈图-小引

　　茅盾先生不远千里而来约稿，嘱写大鼓书词，以求通俗，增高民众抗战情绪。我已写过好几段大鼓书，交各刊物发表；不想抱定一样死啃，所以答应下给他一篇旧形式新材料，《今古奇观》式的小说，可是，那时节，我正写着一出京剧，《新刺虎》，成绩如何，未敢预料，不便先对约稿的人说。茅盾先生走了，王泊生先生来到，《新刺虎》恰好写成。把剧本交泊生先生给看看，真正行家，再好没有。对他哼了一遍，他说可用；马上抄了去，教他的学生去排演。

　　我很高兴，决定再写一出，送给茅盾先生；四十一岁了，还免不了小孩子的耍乖！大鼓书，小说，京戏，形式虽各不同，目的好在都为通俗与激发民众抗战热情；以此易彼，或无多大罪过。

　　本着个人对于京戏那一点点知识来说，我以为它之难写，在怎样写得“整”。《四郎探母》中有那么多角色，那么多事情，可是一气呵成，越唱越紧。它“整”，所以好。《打渔杀家》，《空城计》，《连环套》等佳剧，都是如此。反之，近来时行的“本儿戏”，目的在求穿插热闹，多占工夫，而又须省力气，往往是红脸的进去，白脸的出来；你两句散板，我两句道白；又臭又长，病在一个字——“碎”。这样的戏，尽管行头漂亮，布景讲究，只能热闹眼睛，而不能往人家心里去。本此意，有下列的声明：

　　（一）我要写得整；不敢多用角色，正怕自打嘴巴。等练习稍勤，有些把握，再动象《探母》与《长板坡》那么大块的。

　　（二）在简单中求生动；于此，略用小说写法，如陈自修嘱仆人刘忠去预备祭墓的酒果，仆答以市面慌乱，无处买酒果；如在墓前，陈先生问侄，谁杀你父，答以日本人……都是用对话引起更多的图像，或激起爱国仇日的热情，最动人的《天雷报》，甚会利用此种写法。

　　（三）剧中的日本人，很难摆弄。教他们都抹花脸，翻筋斗，虽与套数相合，可是难以一目了然，隐而不显；曹操若一向不抹大白脸，骂名必定不会那么超群。幸而记得《飞叉阵》（《闹昆阳》）里，有过几个打洋枪，高鼻子的“下手”，不妨借来一用。《飞叉阵》是俞派的武戏，曾亲见俞振庭表演，俞非海派武生，洋鬼子原可上台，自非我有意瞎闹，而破坏了剧法的完整。在台上，有几个日本兵挨揍，其效力必远胜于四“英雄”的“大败而归”也。

　　在思想上，也有该提出的两点：

　　（一）对白保留旧套：“大事不好了”，必继以“何事惊慌”。听惯了的就顺耳，耳顺则情通；为求共感，不必立异。但在可能中，我把“主人”改为“先生”，“奴家”与“小人”等，亦设法避免。“先生”念起来比“主人”还更响亮，也引不起多少误会。慢慢的这么改，或者也能减少一些不平等的思想。话白中不硬加入了“打倒帝国主义”，以免冗长无力，但设法把“爱国”等词，在顺嘴的地方加进去，亦本潜移渐转之意。

　　（二）最冒险的一点，是陈寡妇“从”了匪首赵虎，不管她居心是怎样贤明毅烈，我恐怕台下总不会轻易赞同的。这么写，第一是要打破传统的节操主义；第二是为表示为了救国，男女都须卖命，肉体简直算不了什么；第三是就事实上看，日本人到处奸杀妇女，妇女们怎么不可以献身给自家的战士呢？不过，这虽言之成理，究竟台下能否通过，还是问题。旧戏的架子是大家看熟了的，架子里所包容的一切，也因格架而定形；冒险的改动一点，也许会全盘塌架。但是，旧架子的确方便；为救急，有取用的必要。弃之可惜，改造不易，难处就在这里！大家想想看，应当怎办？

　　重要的几点说完，下面只是一点希望：京戏在中国南部不甚发达，这个剧本恐怕不易得到出演的机会。可是在武汉街头——不知别处怎样——我看见许多卖唱本的小摊子，都带售京戏剧本，销路也还不坏。真懂二黄戏的人决不会买这路小本子。那么，买的人也许不会唱二黄，而是拿它当作唱本去念着玩吧？设若这是真情，这篇东西也许——我希望——与大鼓书词或通俗小说有同样效用的。

　　一九三八·二·二十三。武昌。

　　载老舍所著《三四一》，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独立出版社初版

　　走向真理之路

　　在文艺欣赏会致词我已十一年未到上海来了。十一年中却有八年在抗战中渡过，最近来到上海，看到了很多老朋友与新朋友，非常高兴。日本人大概第一个要消灭的就是我们的文化，文艺对于发扬文化的力量很大，所以日本人把我们的文艺书籍与文人都想予以毁灭，不让他们尽其发扬文化之责任。无论是大后方或是沦陷区，干文艺工作的都是异常艰苦的。然而，却替国家争了不少气。今天看到“文协”的集会，并且有这么些人来参加，这正证明日本人的暴力不足以消灭我们的文艺与文化。所以心里要说的话很多，但同时又感到无限难受，不知从那里说起才好。

　　第一，抗战八年中，作家们为了爱护祖国，为了爱护祖国的文化，于是团结作家组织文艺界抗敌协会，现在八年过去了，已证实了这伟大工作的伟大力量，这力量在以前并没有被我们发现，其原因是因为文人们互相轻视，只是每个人也都以最大力量，最好的思想去工作，自然以为自己是对的，也可以说如果不互相轻视就是不相信自己。然而当国家民族遇到国难的时候，就应该反省，应当大家联合起来向真理之路上走去才对，真理并不是一个人可获得的，佛，孔子，苏格拉底，耶苏都是圣人，却未能把真理满都发现无遗。我最欢喜苏格拉底。因为他爱商量，这是觅求真理的最好之方法。世界上最最愚笨的人便是包办真理，真理并不是在包办者的家里，我以为。必须大家携手向真理之路前进，我有二份真理，你有三份真理，加起来便是五份真理了。在前进的路上，你我是朋友，因你我是一同走向真理之路。

　　看吧！沿着这条路走，我们团结到一处，没有被敌人利用，没有给敌人看做笑话，我们不管什么党，什么派。我们只知团结到一处。这就是我们最伟大的责任。八年来我们都坚定的守住我们的岗位，这一点，是足以告慰于大家的。

　　第二，文艺创作的成绩在哪里，抗战八年中我们的工作究竟如何呢？每每遇到很多难堪的质问，中国朋友也有，外国朋友也有，他们说：“你们有文协，你们有组织，但你们究竟写出些什么伟大的文艺作品呢？”大家想，干文艺是多么复杂，但是，我相信中国的作家们走的路是对的，抗战期间，我们写了侦探小说没有？没有，我们只要抗战的。我们写了无聊的东西没有？我们写了色情的迎合大众心理的低级趣味的东西没有？没有，一点也没有。我们才小，环境困难，我们却知道用我们的生命去干，如此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我们承认，我们的文艺没有外国发达，但我们却严肃的干了。也许我们写的东西不适合好莱坞的要求，因此他们便说我们不好；但是，在抗战时期只有中国是这样的——不写侦探小说，不写无聊的东西，不写色情的低级趣味的东西。为正义而写，为抗战而写。这样也会引起一般太太小姐们的讨厌，但是尽管再讨厌一些时候吧；我以后还是要这样写的。实在的，我们的路是对的，虽然才力不很大。

　　我们必须用真挚用诚朴来造成作品，在社会上反映出伟大的力量。

　　现在，希望生活能够安定，然后热诚的，虚心的解决我们所末解决的问题。

　　第三，是有关来参加这个集会的，我的身体已经较从前差得多了，以前我能喝半斤白干，豁拳的声音也很高，但现在喝二两就不行了，这并不是八年来吃糙米的缘故，实在因为精神上不痛快，我们要说话，但有人偏不许我们说话，这些人我并不给他起一个名字。他们不但不让我说话，并且还居然说他们是懂得真理最多的。假使真理都被他们说完了，那么我还活着何用？这是最痛苦的事情了。

　　大家都高喊民主，而每个国家所喊的民主都不同，我国是怎样的呢？我们应该有怎样的贡献呢？你尽管说美国不行，可是美国发明了原子弹，英国也胜利了，而中国却只有炸圆子，炸圆子不能代替原子弹，不准说话当然不能是民主。我深盼着多出些作家，希望四万万人都练习着怎样使中国发出声音来，虽然，八年的声音不算小，但都是呐喊声，炮声，现在应该替人民发出声音来了。这正是时候。

　　青年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注意到你们文艺的销路，那还不如去做黄金或是投机，我认为。我们必须朝着真理的路上走，我们要说话并不是为了金钱，青年们都应该能够刻苦，向真理摸索，不怕反对我们说真话的人，这就是说，希望“文协”的朋友们永远不要取巧；有人说上海是乌烟瘴气，但这次我十二点钟到上海，竟寻不着饭馆，饿了一夜。上海穷了，静了，上海并不那么乌烟瘴气了。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都市，很可能造成一种真诚朴实的风气，同时也可以影响到整个中国。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取巧，把文艺当作一件最神圣最严肃的工作。（庄稼记）

　　载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笔》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