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拖再拖，两个星期转眼就过去了，一定得把女警官的裤子还回去了，也就是说，我不得不独自去一趟公安局，去那个我最不愿去的地方。
阳光亮得邪门，每个人都眯缝着眼睛走路，太亮和太暗都使视力模糊，很多人迎面走过来，又回过头来看我，他们也许看不清我，就像我也不大看得清他们的面孔一样。
公安局门口围着一群人，他们在看墙上贴的那张纸，我知道，那多半是布告，一些名字上打着红叉，他们活不了几天了，或者说，他们已经死了，像灰尘一样被扫走了。我原来看过一次布告，是跟母亲一起看的，当时我们在路边等候三轮车，那张布告上满是红叉叉，一个人只有十九岁，却强奸了一名十岁的女孩，尔后又把女孩的眼珠挖了出来。我紧紧拽着母亲的手，不停地问，为什么他要强奸她，她为什么不跑，她又不是没腿，他要怎样才能强奸一个活生生的人。其实我真正想问的只有一件事，我想知道强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母亲捂住我的眼睛，低声说：“别看了，肮脏！布告上全是肮脏的东西。”
女警官在那里值班，她的面色像那天一样和蔼，她问我是如何来的，我告诉她是走来的。她接过裤子，掏出两个硬币给我，让我坐三轮车回去。“太远了，太阳又这么大。”
她真好。我想起母亲说的话，永远不要沾好人的便宜。我把钱还给她，我说我可以走回去。她不依，不由分说给我拦了一辆车。她交待车夫。“路上不要停，直接把人送到家。”
快到青河桥的时候，我让车夫停下，他不停，因为女警官交待过。我顿着脚，把自己的家指给他看，他只好停下来，结束了这笔生意。
青河桥头有个书摊，那里是我常去的地方，我喜欢那里的武侠小说，尤其喜欢书里的姑娘，她们冰清玉洁，身怀绝技，尽管江湖险恶，可她们美丽动人，长生不老。
马路对面有人喊我的名字，是我的同学，她身后密不透风地站在一堆人，她向我又是
招手又是顿脚，要我赶紧过去。
隔着一米来远，同学就伸出胳膊，像抓接力棒一样抓过我的手。“方圆你快看，你爸爸上了通缉令，他们在通缉你爸爸。”
刷地一声，我听见所有的目光都从布告上撕扯下来，转向我，我真真切切听见了那声音，像疾风吹过树林。我试图挡开那些眼睛，去看看墙上的父亲，可短兵相接的一瞬间，我就像沙器一样垮了，溃不成军了，我的意识已经逃走了，身体却被一根巨大的木桩钉在那里，动弹不得，我看见天地突然推远，我听见周围一片寂静，人人都在无声地动着嘴巴，汽车来来往往，仿佛行驶在海绵大道上。也许我中风了。很久很久，我隐约听见一阵淙淙的声音，由远而近。完了，我完了，这已经是第二次，第一次在公安局，那两个警察面前，这一次更离谱，在大街上，在所有人面前。
“她尿裤子了。”
“她吓傻了。”
我没有吓傻，尿一排完，我比任何时刻都清醒。我突然从人缝里看见了父亲，他也看着我，他的眼睛在镜片后面瞪得很大，好像在说：“不是这样的，你们搞错了，你们在冤枉我。”我有预感，他的争辩是无用的，他一个人站在那里，他的辩方，他的对手，成群结队，无边无际，连我都站在他的对手一边。我听见有人在说，50万哪，这是要敲瓢的。就算不敲瓢，也会老死在牢里。
我突然想起那个女警官，她给我钱，让我直接坐车回家，又交待车夫，一定要送我到家门口。原来她什么都知道。她当然知道，说不定这通缉令就是她派人张贴的，但她似乎不想让我看见它。
我站在街边招手，心里一迭声地喊：“三轮车！三轮车！”
一个人突然冲到我面前，像扛煤气罐一样将我扛起，小跑几步， 上了一辆三轮。
到了家门口才看清楚，这人是李安生。见我抖抖索索找不到锁眼，他一把接过钥匙，替我开了门，将我推进卧室，叫我赶紧换衣服。我都照他的吩咐做了。
他在外面大声叫我的名字，他叫我赶紧出来，他有事找我。我就听他的话走了出来。
他说他是专程从广州赶回来的，他马上还要再赶过去，他回来只为拿一张姐姐的照片，他寻找姐姐要用，他走的时候忘了这事。他说他会遵守我母亲的遗言，不登报，不报案，他要靠自己的一双眼睛和两条腿找到姐姐。
一直忍着的眼泪到这时才苏醒过来。“求你一定找到她，叫她快回来，快回来，我求你，求你啦。”我正对着李安生，哇哇直哭，那些只对亲人才流的眼泪，现在都对着他流了。
他的嘴唇抽搐着，他也快要哭了。他不停点头。“给我照片，照片，我要方兵的照片，相信我，我会找到她的，我向你发誓，不找到她我不回来。”
我找出影集，李安生用发抖的手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他不知道该拿哪一张，我给他挑了一张最大的正面照，他用两根手指头小心翼翼地捏着一只角，让我给他一本书，他要把照片夹在书页中间，免得折坏了照片。他又求我再给他几张照片，他垂下眼睛说：“我怕一张不够用，到时再回来一趟就不合算了。”我又给他挑了三四张。
然后，他开始安慰我。“不要太伤心了，父亲是父亲，你是你，他毁的只是他自己，你的生活还得照常进行。”他说起话来挺像个大人。
他接着说：“我非常能够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的父亲也犯过一次错误，井下突然出了点小事故，他吓得撒腿就跑，没想到他的同事很快就把那个障碍排除了，他为此挨了很久的批评，一次又一次，我感到抬不起头，心里恨他恨得要死，可我现在不恨了，他那么做是为了我，他不想我没了妈，跟着又没了爹，他不想丢下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那不一样，你父亲是为你着想，他呢？他为了谁？他谁都不为，只为他自己。”
“谁知道呢？你怎么就不想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他疯了？大人的心思都不会明白无误地说出来，要靠你自己慢慢去悟。”
我不想跟他再谈这个问题，我问他打算如何去找姐姐，他让我别管，他自有办法。我又问他，不上班行么？他说这是没办法的事，每个人或迟或早都会遇到一些无可奈何的事。我说：“还是让我去吧，又不是你的姐姐。”
他坚决反对。“别弄得第一个还没找回来，第二个又丢了。”
他接着说：“而且我有责任，如果我不借给她钱，如果我不给她找那辆便车，说不定她就不会走，是我促成她犯了那个错误，理所当然应该由我去把她找回来。”
我起身去给他倒杯水，就冲他最后这段话，也值得我去给他倒杯水来。
回来一看，李安生已经走了，影集端端正正放在桌上。
凌晨两点，街上空无一人。我悄悄来到青河桥头。我想仔细看看那张通缉令。这是我必须做的一件事情。
原来父亲利用同事的疏忽，盗用了同事的印章，从一个客户帐上取走了50万元，逃走了。事发之前，他有预谋地向单位请了三天假，他利用这三天时间，逃得无影无踪。
原来他蓄谋已久，他放手让我做饭，锻炼我的独立生活能力，他告诉我存折在哪里，各项交费证在哪里，他整理衣橱，因为他料到自己可能没有归期。他请同事们喝告别酒，骂骂咧咧，出尽窝囊气。他带我去火葬场，去向母亲告别。他甚至重新装修房屋，作为他对这个家的最后一点贡献。他是有意这么做的，他把一切都安排好了，然后点了一把火，他想自焚，用这种耻辱的方式自焚。难怪那天从火葬场出来，他莫名其妙说了那样一句话：
“人生在世，最后无非是个死，好人要死，坏人一样要死，所以说，做个为所欲为的坏人，要比做个循规蹈矩的好人划算得多。”
“可坏人名声不好呀。”我说。
“名声是身后事，自己哪里知道呢，他的后人也许会觉得烦恼，可他们很快就不会烦恼了，因为不是人人都有胆量去做个坏人，他们很快就会停止烦恼，转而佩服他的勇气。”
他那时就已打定主意要做这件事，他当好人当得不耐烦，也当得无望，决定转而当个坏人。
父亲在通缉令上的表情跟白天相比有了些变化，他不像是在生气和狡辩，而是在振振有词，慷慨激昂。他毛发浓重，鼻梁高挺，鼻梁根部略略有点隆起，他看上去像个钻进牛角尖的有点神经质的人。
学校不能去了，那里比法庭还要可怕。
我本来没想逃学的，我背着书包，尽量若无其事地出门。刚一踏上青河桥，就感到气氛诡异。几个同学走在前面，我叫她们的名字，她们回过头来，并不像往常那样等我，相反，他们瞥了我一眼，立即变换阵形，从原来的零零散散变成三五成群，我听见了她们在窃窃私语。“她爸爸……50万……搞错了，是500万……噢，原来是百万富翁的女儿……”
我硬着头皮走在她们后面，假装什么也没听见，假装什么也没听懂，现在该怎么办呢？勉强挤入她们的阵营，还是从此与她们保持距离？我决定先去早点铺，我想利用吃早点的机会好好想一想，很明显，今天将是接受挑战的第一天，全校都知道了，这是肯定的，消息越刺激，传播就越快。
也许我该去找一个人，她是个脾气温和的女孩，又是我们的班长，对待这种事应该有个公正的立场，父亲犯了罪又怎么样？世界上犯罪的又不止他一个，那些人的子女都不许活了？现在又不是封建社会，没有株连这一说了。对，就这样跟她说，让她以班长的身份，站在讲台上向同学们呼吁：不许歧视方圆，不许孤立方圆，方圆是无罪的，方圆跟那些事情无关。
老师也可以发表这样的声明，但找老师没有用，表面上唯唯诺诺，老师刚一转身，鬼脸和白眼就会朝他的背影飞过去，所以不能让老师去发出这样的呼吁，那只能引起抵触情绪，远远不如班长站到讲台上振臂一呼，长有这个号召力，她人长得不难看，成绩也好，父亲又是长乐坪人事局的局长，她的综合实力得分最高。
零零星星的议论一直跟随着我，我感到自己像一条狗，在杂草丛里打了个滚，浑身上下就沾满了抖不掉的草屑与虫子的尸体。顶住！这才是第一天，也是关键的一天，顶住就是胜利。
我看到班长了，她像往常一样早早地坐在教室里，她穿戴整齐，面孔清爽而冷静。我径直向她走过去，一口气说完了我要说的话。她抬起清澈的眼睛，没有表情地看着我。
“为什么要由我来说？”她的面孔那么平静，黑黑的瞳孔发着幽光，像一种名贵珠宝。
“因为你是班长，大家都听你的。”
“还是你自己去说吧，我只管班务方面的事，老师交待我的事，个人私事不在我的管辖范围。”
第一节课是数学课，老师走上讲台，第一件事就是在同学们当中搜寻一个人，他把全班同学扫了一遍，目光最后落到我的头上。他看了我一会，清了下嗓子，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了今天要讲的新内容。
他以后几乎再也没有看过我，那天的课他讲得格外耐心，格外生动，格外透彻，是我所听过的最好的一堂课，同学们的反应也格外热烈，他一提问，底下就举起一片森林般的手，他受到鼓舞，两眼晶亮，手舞足蹈，唾沫横飞，可他就是不肯看我一眼。我也在努力附合同学们的应答，我也举过手，也许跟他的站姿有关，他的目光始终只望着一个方向，我一再举手，他一次也没看到过。
第二节课上到一半，我开始遭到射击，小粉笔头，蚕豆，小纸团，也许还有小土块，每次都在老师背过身去时准确地弹射到我的后背和后脑勺。
我把那些“子弹”收集起来，送到老师的讲台上，告诉他有人攻击我。他似乎吃了一惊，良久，他点着讲台说：“还有没有课堂纪律？嗯？这些东西别放在这里，谁的东西谁自己来把它拿回去。”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场景，四十多条喉咙一起向老师喊道：“是方圆的东西！”
然后就是哄堂大笑，以及各种辅助的声音，拍手，拍桌子，顿脚，连老师都忍不住歪了一下嘴，但他很快控制住了自己，他板着脸，把数学课代表叫了起来。
“你来，把这些东西给我拿出去扔掉。”
数学课代表在哄笑声中极不情愿地站起来，红着脸捧起那堆东西。外面的垃圾桶响起哐的一声，这声音又引来一阵更响的哄笑。
下课后，我找到班主任，如实汇报了数学课上发生的一切。她摘下胳膊上的袖套，从眼睛上方看着我，用软绵绵的母亲般的声音说：“这些家伙真是不懂事，唉，有什么办法呢？青春猛于虎，你先忍几天，等他们闹过了这一阵就好了。”
她用无可奈何的感慨软化了我的愤怒，我开始哭泣。她抽出纸巾，亲自帮我拭泪，然后她问我：“你认识你父亲的同事吧？我想请你帮个忙，我有张存单存在他们那里，还没到期，但我想取出来。都说你父亲还有内线藏在银行里，我有点担心……存点钱不容易，总要安全才好……”
与此同时，另一场灾难已经在教室里上演完毕。当我回到课堂的时候，已经没法坐了，我的坐椅被砸得散了架，课桌被划得稀烂，书本也惨遭蹂躏，面目全非。
幸好，班主任来了。她必须来，正好是她的课。她看着现场，目瞪口呆。我说我要报警，她拦住了我。“算了，这是内部矛盾，我们可以自己调解。”
她停止上课，专门调解这件事情。她苦口婆心，讲了好些大道理，然后让每个人写个纸条，向她检举是谁砸的东西，是谁领的头，她收到了很多纸条，然后，她当众一一打开，看到最后，她没吱声，对我没有任何交待，对那些人也没有交待。下课铃响了，她用一张纸包起那些纸条。她把我叫了出去。
在她的办公室里，她让我看那些纸条，几乎每张纸条上都写着“全部同学”四个字，只有一张与众不同，上面写着：“让通缉犯的女儿滚出去！”
“我做了什么？我又没惹他们！”我向她喊。
“你是没惹他们，但你知不知道落井下石这个词，还有痛打落水狗这个说法？这就是人的本能，告诉你，人的本能都是向下的，之所以要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让你们从小学会尊重他人，友爱互助，就是因为这些品质不属于人的本能，是要经过挣扎和努力才能做到的，是向上的东西。凡是教育要做的东西，都是向上的东西，跟人的本能相反的东西，所以说，教育其实是对人性的革命，是个漫长而艰苦的事业，而且成本巨大，收效甚微。”
班主任脱口而出，一气呵成，让我目瞪口呆，一直以来，她不是个善谈的老师，虽然她是班主任，但她不是凭口才和水平在征服我们，她是凭着母亲般的细腻和爱心在征服和管理着我们，何况她在黑板上的粉笔字歪歪扭扭，可以说是全校板书最差的老师。她看出了我的惊讶，迅速收起渐渐亢奋起来的脸色。
她言归正传，说到我的问题。我说我想转班，离开这些人，到别的班上去读。她不置可否。
“我对另外几个班一点信心都没有，我对所有人都没有信心。”她显出疲惫而消极的神情。
我站在她办公室不走。最后她说：“我有一个主意，不知你同意不同意，你可以休学一年，明年再来，我还当你的班主任。到那时，你的同学将不再是那些人，而新同学又对你一无所知。”
“那不就等于留级吗？”我的成绩一向不坏，留级对我来说，无异于一种耻辱。
“不是留级，是休学，如果是我，我就选择休学这条路，同学就是你的环境，环境不好，直接影响心情，影响学习。”
虽然还在犹豫，还觉得委屈，泪流不止，其实心里已经答应下来了，除此以外，我无路可走。
后来我才得知，向我推心置腹的班主任，其实别有用心，她必须把她的班平平安安送到学年底，她正在评选优秀班主任，她已经评了两次了，如果连续三届被评为优秀班主任，她将上调一级工资。她终于评上了，刚评上没多久，她就退了休，她的退休工资因此跨入另一个行列，比一般的退休老师高出一个档次。也就是说，她许诺一年后再当我的班主任，根本就是一个兑现不了的诺言。
难怪我办完休学手续的那天，她不惜挪动脚步，亲自将我送到学校大门外，我想她那天的心情肯定好极了，她为自己幸福的老年生活搬走了一块绊脚石，实在是值得庆祝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