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租的增加
一切社会状况的改良，都有一种直接或间接使土地的真实地租上升的倾向，这样就会使地主的真实财富增大，使地主对他人的劳动或劳动生产物有更大的购买力。如改良劳动生产力，能直接使制造品的真实价格下降，亦必能间接提高土地的真实地租。包括社会真实财富的增加等情况，都有间接提高土地真实地租的倾向。图为19世纪法国画家莱尔米特的作品《收割者的报酬》。
所谓地租，指租地人向地主缴纳的赋税和租金总额。其实质是因地主对土地垄断而形成的土地价格，这种价格并不与地主为改良土地而支付的费用成正比，而与土地生产物的价格成正比。地租的实质决定了其不稳定性，如果土地生产物的价格超过生产成本，那么租地人还能够承受地租；如果土地生产物的价格不足以支付生产成本，租地人就无法提供地租。
一切社会改良的目的都是直接或间接提高土地的真实地租，增加地主的财富。土地生产物真实价格的上涨既是土地改良和扩大耕作的结果，也是促进土地改良和扩大耕作的原因。社会真实财富和有用劳动量的增加都有间接提高土地真实地租的倾向。这种劳动量的一部分流向土地，于是更多人力和畜力投资于耕作。结果，土地的产量便随着投入资本的增加而提高，地租亦随之增加。
人类的生存与繁衍离不开食物等生产资料，所以食物总能支配一部分劳动量，尤其是土地尚未改良时，食物几乎支配了人类大部分的劳动。不过随着土地的改良，土地所产出的食物能在维持耕种者正常消耗之外，还有剩余。这个剩余数额，足够补偿租地者雇佣劳动力时所垫付的资本，以及为其提供普通利润，此外还有部分剩余，剩余的这部分就构成了地主的地租。
论能够持续提供地租的土地生产物
劳动生产力的改良都趋向于直接降低制造品的真实价格，间接提高土地的实际地租。制造品真实价格的降低必然提高原生产物的真实价格。随着土地改良的推进，地主投入在土地上的改良费用通过种植粮食类生产物获得补偿。
比如，挪威及苏格兰的荒野中生产一种牧草，依靠这种牧草人们可以饲养牲畜。牧场主把牲畜的乳汁与牲畜出售之后所获得的资本，不仅足够支付所有放牧者的工资以及维持牧畜的劳动，还能留有小额剩余作为地租。在这种情况下，牧场主租借牧场的地租，就会随着牧场的优良程度而有所增加。因为优良的牧场，不仅比同等面积的劣等牧场能维持数量更多的牲畜，同时由于牲畜聚集在小面积牧地上，既便于饲养和收获，又节约了人力劳动。如此，牧场主就能从生产物数量的增加，以及劳动费用的相对减少这两方面获得更多利润。
但是，同等肥沃的土地地租，又会因土地位置的不同而出现差异。一般来说，城市附近的土地比偏远地区的土地地租高。这是因为偏远地区出产的生产物，在运到市场时还要消耗一部分劳动量，因此与城市附近的土地相比，偏远地区的土地地租要低得多。
不过，随着交通的改善，上述这种情况已得到改善。所以人们经常说，改善交通是一切改善措施中最有实效的。便利的交通不仅能促进偏远地区的开发，同时也能破坏城市近郊农村的独占，因而对城市也有利。交通的改善，一方面会将许多有竞争性的产品引入到农村市场，另一方面也为农产品开拓了许多新市场。另外，独占经营始终是自由经营的大敌，而交通的改善却能使自由经营观念深入农村，这就必定会促使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用心经营。50年前，伦敦附近的一些州郡议员曾向议会抗议，反对将收费公路延伸到偏远州郡。在他们看来，如果将公路延伸到偏远州郡，那么偏远州郡会凭借低廉的劳动力，让其牧草和谷物以较低的价格在伦敦市场出售，进而使伦敦附近州郡的地租下降和耕作事业衰退。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当公路延伸到偏远州郡后，伦敦附近州郡的地租反而增高了，耕作也改善了。
与牧场相比，农田为地主带来的地租要多得多，即使是中等农田，其为人类提供的食物远比同面积的上等牧场要多。虽然耕作农田需要更多的劳动量，但在收回种子、扣除所有劳动维持费用后，农田所生产的剩余物也更多。因此，如果一磅肉的价值不能大于一磅面包，那么这意味着更大的剩余价值，这必将构成更多的庄园主利润和土地所有者地租。上述这种情况，在农业发展的初期似乎经常出现。
拓荒者的收获时节
美国西部开发过程中，为了处理西部拓荒中的土地问题，美国国会通过了多个土地法来规定土地向移民出售的原则。从1796年至1820年间，联邦政府采取了部分信贷和延期付款的优惠政策。著名的《宅地法》是西部开发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土地法，它为每户合乎条件的定居者无偿分配了一块160英亩的宅地，从而大大加速了西部的土地开发。此图表现了美国西部开发期间，农民从拓荒土地中收获粮食的情形，当时每户都有大片的土地，机械化顺理成章地被推广应用起来。
然而，面包和畜肉这两种不同食品的相对价值，在农业的不同发展时期是迥异的。比如在农业发展初期，许多土地未被开垦，因此多用于发展畜牧业。在这种情况下，家畜肉远远多于面包，因此面包就凭着稀少的优势，而获得了较高的出售价格。然而，随着土地的改良，许多荒地被开垦为农田时，面包变得多于畜肉，后者的价格自然要高于前者。
而且，随着耕地面积的扩大以及许多牧场被改为农田，家畜肉变得更稀缺。为改变这种局面，许多耕地必须用来饲养牲畜。这段时期内，牲畜的出售价格，不仅需要足够维持饲养牲畜所花费的劳动，而且还需要满足这块土地用作耕地时，地主所获得的地租和庄园主获得的农业利润。由于牲畜肉的供不应求，其价格飞涨，无论是荒野上所产的畜肉还是耕地上所产的畜肉，在市场上都以相同的高价出售。长此以往的话，荒野土地的所有者，就会以此为借口，要求增加荒原土地的地租。不到一个世纪之前，苏格兰高地产的畜肉与燕麦面包价格几乎相等，甚或还要低廉。但是后来随着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统一，苏格兰高地所产畜肉开始进入英格兰市场。现在，苏格兰牲畜肉的普通价格，已经比本世纪初高出3倍，因此苏格兰高地地租的价格，也升高到同时期的3到4倍。目前，在大不列颠各地，1磅最上等的牲畜肉价格，一般要超过2磅上等的白面包，若碰到丰年，有时约与3磅乃至4磅最上等的白面包价格相同。
因此，伴随着改良的进展，一些未经改良的牧场的地租与利润，必然受到已改良牧场的影响；而已改良牧场的利润，又受到谷田地租与利润的影响。但是谷物1年即可收获，而牲畜肉则要等4到5年才有收获；这就是说，同为1亩地，家畜的产量要远远小于谷物，这必然要求提高畜肉价格以补偿产量上的劣势。如果畜肉的价格超过其与谷物价格的正常比例，就会有更多土地变为牧场；反之，用作牧场的部分土地则会改为农田。不过我们需要注意一点，生产牧草的土地与生产粮食的土地，在地租和利润上的均等，只会发生在大部分土地被改良的国家中。就其他某些国家或地区来说，情形则相反，其牧场的地租与利润远高于农田。比如，在某些大都市附近，由于城市居民对牛乳及牧草的需求量比较大，这就使得牧草价格增加到超过其对谷物价格的正常比例。也有些国家比如荷兰，由于人口密集度很高，所以这个国家的土地所能提供的牧草及谷物，不足以满足人们的正常所需。于是，他们的土地就主要用来生产那种体积大不易从外地输入的牧草，而居民生活所需的谷物、粮食，则主要从外国进口。
墨尔本
1851年澳大利亚首次公布发现大片的黄金矿脉区。当时的金矿分布主要是维多利亚州的墨尔本附近和新南威尔士州的悉尼附近，此外昆士兰州也有少许。消息传开后，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便怀着淘金的梦想涌向那里，澳大利亚人口从1850年的40万激增至1860年的110万。这些淘金者当中除了欧洲人和美国人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国人。为了区别于美国西部三藩市的金矿“旧金山”，中国人曾把墨尔本叫做“新金山”，不过这一名称现已很少使用。
对于像荷兰这样人口密度大、土地面积小的国家，如果使用人工牧草来饲养牲畜，那么畜肉价格过高的情形就可以得到抑制。因为在同等面积的土地上，使用天然牧草去饲养牲畜，饲养牲畜量就比较低；如果使用胡萝卜、包菜等人工牧草就能饲养更多的牲畜。利用这个办法可以抑制过高的畜肉价格。事实的确如此，自从开始利用人工牧草饲养牲畜后，英国国内畜肉的价格已经远远低于上个世纪。
17世纪，伯奇博士在其著作《亨利亲王传》的附录中，曾记录了这位亲王购买家畜肉的价格。书中记载：重600磅的牛肉通常价格为9镑10先令，即每百磅31先令8便士。然而到了18世纪中叶即1764年的时候，英国国内每百磅牛肉的价格为24先令至25先令。与此相反的是，本世纪小麦的价格已经远远超过了上世纪。比如在上世纪初叶，温莎市场上出售的上等小麦平均价格为每亨特（合9温彻斯特蒲式耳）1镑18先令3 1/6便士。目前温莎市场上出售的上等小麦，其平均价格已经涨为每亨特2镑1先令9 1/2便士。
如果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土地都用来生产粮食或牧草，那么在这个国家，生产粮食或牧草的土地所能提供的地租及利润，决定着其他用途土地的地租和利润。如果这个国家的部分土地用来栽种某些特殊生产物，其所提供的地租和利润却低于栽种粮食和谷物的土地，那么前者立即会被改为谷田或牧场；如果情况与此相反，那么许多原本用作谷田或牧场的土地，会立即用来栽种那些特殊的生产物。
淘 金
184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一夜之间世界各地的人们蜂拥而至，出现了著名的“淘金热”（gold rush）。人类对金银总是有着无穷无尽的活力和热情，这种力量可以大大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这张摄于1849年的照片所反映的，便是一位千里迢迢来到加州的淘金者。
假若是后面那种情况，那么为了使原本种植食物和牧草的土地，能够栽种那些特殊生产物，土地拥有者就需要投入更多的改良费用和耕作费用。但是通常来说，土地拥有者投入的改良费用越大，其所获得的地租越高；此外庄园主投入的耕作费用越多，也就能获得越多的利润。比如，那些用以栽种果树及蔬菜的土地，土地拥有者从中获得的地租以及庄园主从中获得的利润，通常要高于用以种植谷物、牧草的土地。这是因为，一方面土地拥有者和庄园主投入了更多的资本；另一方面蔬菜和水果的收成，不像谷物和牧草那么稳定，其高价格是用来补偿土地拥有者和庄园主的意外损失的。
因此，种植这些特殊作物的土地，即使能够提供超过谷地或牧场的地租和利润，如果这些超过额，仅仅只能补偿土地拥有者和庄园主投入的高费用，那么实际来讲，其提供的地租和利润也由农田和牧场的地租和利润决定。
有时也会出现下述情形：那些适宜栽种某些特殊作物的土地较少，比如适合种植葡萄的土地出产的葡萄无法供应市场需求，这种情况下，葡萄的价格自然会超过土地拥有者和庄园主投入在这种作物上的资本。葡萄的这种特殊价格，除去投入其中的改良及耕作资本之外所剩下的部分，在这种情形下，且只能在这种情形下，可以不与谷物或牧草的价格保持正常比例。不过，在租地人出售葡萄后所获得的价格中，大部分的超过额自然都属于土地所有者。
英国中世纪的土地制
英国中世纪的土地制度是在封君封臣制的基础上运作的。原则上国王是全国最高的封君，是全国土地的所有者。但在实际生活中，国王和其他领主一样，靠自己的领地生活。同时，小领主对大领主、农奴向小领主宣誓效忠而取得土地，享有对土地的保有权。这种保有权能在领主自己的法庭受到保护，一般认为英国的宪政和代议制正是基于这种土地制度而产生的。
因此总体而言，大部分土地的地租都受生产粮食的土地的地租制约。一切生产特殊产物的土地，其能为地主提供的地租，都不会长时间低于普通土地的地租，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块土地必然会立即改为他用。此外，生产任何特殊产物的土地，其为地主提供的地租之所以高于普通土地的地租，原因在于，适合栽种这种特殊产物的土地过少，生产物不能供应市场上的有效需求。
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土地提供的维持人类生存的生产物是谷类。所以在欧洲，种植谷物土地的地租，能够支配其他一切土地的地租。所以据此来说，英国无须羡慕法国的葡萄园，更不须羡慕意大利的橄榄园——因为这些国家的葡萄与橄榄价值都是受谷物价值制约的，而且英国与这两个国家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土地肥沃，能够生产更多的谷物。
同种面积的土地，稻田的产量远大于麦田的产量，因此即使耕种稻田需要更大的劳动量（稻子每年收获两次），稻子的产量除去维持必要的劳动外，还能有更多的剩余。因此，在以稻米为主食的国度中，地主从稻田中所获得的地租更多。
论不能固定提供地租的土地生产物
在土地改良之前，土地的生产物是地租的唯一来源，其价值仅等于它所提供的地租。土地改良之后，虽然某些生产物可以为地主提供地租，但人们对这些生产物的需求并不稳定，这些生产物能否提供地租要受诸多条件制约。
对于无法固定向地主提供地租的生产物来说，其能否提供地租完全取决于土地的改良程度。比如，处于原始状态下的民族，其土地能为居民提供的衣服及住宅材料远远多于食物；但如果这些民族的土地得到开垦和改良，那么情况则相反。所以对于原始状态下的民族来说，土地所能为他们提供的衣服和住宅材料，总是有剩余的，因而不具备多大价值，甚至丝毫没有价值。但是当他们的土地改良以后，这些材料往往变得匮乏，于是其价值渐渐增大。在前一场合下，由于衣、住材料过剩，其出售价格只能抵消人类花费在改造这些材料上的劳动与费用，自然无法为地主提供地租。然而在后一场合下，由于这些材料供不应求，于是其价格自然高于人类消耗在其中的劳动与改造费用，因此这些土地总能为地主提供若干地租。
处于原始状态下的民族，其衣物往往是用动物的皮制作而成，因此那些以狩猎为生的民族，在狩猎时既获得了充足的动物肉，又获得了大量的动物皮。如果这个民族不开展对外贸易，那么手中拥有的剩余动物毛皮，便被当做无价值的东西加以抛弃。现在随着欧洲人的脚步踏入原始民族居住地，原始民族获得的过剩毛皮就可以交换欧洲人的毛毡、火器和白兰地酒，这样，他们的毛皮才具有了若干价值。我确信，在发达的通商贸易影响下，即使那些最闭塞的民族，只要他们已经确立了土地所有制，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开展对外贸易。他们的土地原产品中，一些无法在国内加工或消费的衣服原料，输入到较富裕的邻国，以致这些原材料的价格抬高到超过运输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原材料就能提供给地主若干地租。比如，以前英格兰国内生产的剩余羊毛，就通过贸易销售到弗兰德，英格兰的地主就能获得地租。然而那些生产水平落后于英格兰，又没开展对外贸易的国家，其原材料显然是过剩的，以致有大部分的原料由于无用而被抛弃，如此就无法给地主提供地租。
与衣服类原材料相比，住屋材料由于沉重不能轻易运往遥远的地方，因而无法像衣服原材料那般成为对外贸易的对象，于是在那些生产大量住屋材料的国家，地主无法从住屋材料中获得地租。比如苏格兰和威尔士蕴藏着大量石矿，却无法为地主提供地租。但是，在人口密度大、耕作技术先进的国家，无花果树应用在建筑上具有很大的价值，因此能为地主提供相当大的地租；而在北美许多地方，租种林地的人民却无法为地主提供地租。所以那些住屋材料过剩的国家，其住屋材料的价值，甚至不能抵消加工时所花费的劳动和费用，自然无法向地主提供地租。如果这个国家的邻居比较富裕且急需住屋材料，则另当别论。例如，由于英国需要木材，挪威及波罗的海沿岸生产的过剩树木，得以输送到英国，于是这些树木就给其所有者提供了若干地租。
中世纪的农民
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同工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伴而产生的。在英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在废除农奴制以后，通过16至18世纪的“圈地运动”，对农民进行长期的土地剥夺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英国的地主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为了适应国内外市场对羊毛、谷物日益增长的需要，连续三个世纪用暴力和欺诈手段圈占农民的公有地和份地，把它变成大牧场、大农场，出租给大租佃农场主经营。到18世纪末，在英国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大租佃农场已经居于统治地位。图为欧洲中世纪的农民生活面貌。
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并不与衣、住材料所能维持的人数成比例，而是与食物所能维持的人数成比例。如果有足够的粮食，人们就不难找到衣服及住宅。但有住宅和衣服，人们不一定能找到食物。比如在英国的许多地方，一个人劳动一天就能制造住宅，或把兽皮制成衣服。即使是那些未开化的民族，他们耗费在住宅及衣物上的劳动量，也不会超过总劳动量的1％，而剩余99％的劳动量，都要用在获取食物上。
不过，随着目前土地的改良以及耕作技术的改进，同等的劳动量能够生产出比过去多两倍的粮食，于是整个社会半数人口的劳动量便足以生产出满足全部人口的食物。而剩余的这一半劳动量，就能用来生产其他产品，来满足人类其他的物质、精神需求。衣、食、住以及与此配套的一些物品，便是人类物质、精神需求的主要对象。富裕人家消耗的粮食，在数量上或许并不多于穷苦人家，只是在质量上要超过穷苦人家。然而穷人与富人，在住宅条件上的差异则要大得多，富人拥有堂皇的宅第、巨大的衣橱，而穷人只有陋屋敝衣，这两者无论从质，还是从量的方面来看，都有巨大的差异。人类的食量受胃支配因而是有限的，而人们对衣、住及应用物品的需求则受欲望的支配，因此是无止境的。所以人们愿意用满足有限欲望以后的剩余物品，来换取无限欲望的满足。于是为满足富人的无限欲望，穷人必须竭力劳作，而穷人为使自己有把握得到食物，通常相互竞争，让其产品质量日臻完善，价格日趋低廉。
西班牙金矿
稀有金属矿藏的开采更能激发人们的冒险欲望，它被作为财富的象征，直接具有货币的价值存在，而不是被作为一般生产原料使用。因而，由此引起的狂热使人充满激情而不顾一切，像淘金这样的艰苦劳动总是被人当做发财的良机。图为18世纪西班牙的矿山示意图。
所以食物是地租的唯一原始来源，而在那些能够提供地租的其他土地生产物中，其价值里面等于地租的部分，也是来自生产食物的劳动生产力的改进。而劳动生产力的改进，则是土地改良的直接结果。然而，那些后来才能提供地租的其他土地生产物，并不一定能提供地租。因为即使在土地业已改良的国家中，人们对这类土地生产物的需求也不会过大，因此这类生产物的销售价格，几乎不能垫付劳动工资，以及偿还资本并为资本提供普通利润。所以这类土地生产物能否提供地租，要受许多条件的制约。
例如，煤矿能否为地主提供地租，一定程度上受其产量的制约，另外还要受其所在位置的制约。
首先，一座矿山的产量是大还是小，取决于利用固定劳动量从这个矿中获得的矿物量，是多于还是少于使用等量劳动从其他同类矿山中所能获得的矿物量。一些煤矿所处位置偏僻因而地租较低，并由于产量过低，所产矿物的出售价格无法偿还投资费用，所以这类煤矿既不能为资本家提供利润，也不能为地主提供地租。
也有些煤矿产出的矿物，只能用于支付劳动工资、偿还资本家的开矿资本并为其提供普通利润。但是这些煤矿只能为资本家带来若干利润，却无法向地主提供地租。所以这类煤矿，只有地主自己投资开采，才能得到普通利润，其他人承租这个煤矿时都无法从中获益，比如苏格兰有许多煤矿就是由地主投资经营的。此外在苏格兰还有些煤矿，尽管其产矿量巨大，但由于位置偏僻，缺少公路或水运通道，大量矿产无法输出进行贸易，所以也无法为地主提供地租。
畜牧业
16世纪后，新航路扩大了世界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往。英国地处大西洋航运的中心线上，对外贸易量急剧扩大，从而进一步刺激了英国羊毛出口业和毛纺织业的发展。随着毛纺织业发展快速，市场上的羊毛价格开始猛涨，牧羊在英国经济中的地位日渐提高。如今畜牧业占英国农业产值的三分之二，牧场面积接近全国总面积的一半，是英国最重要的出口行业之一。图为19世纪意大利画家塞冈蒂尼的画作《织女》。
而且比起木柴，煤炭并不是最合适的燃料，所以木柴的价格也要高于煤炭，这正是部分煤矿无法向地主提供地租的一个原因。但是木柴的价格如同牲畜价格一样，会随着农业状态的变动而变动。当农业处于幼稚状态时，各国大部分土地上都生长着树木，在地主看来，这些树木完全是废物，所以如果有人自愿砍伐，地主自然求之不得。但是当农业处于先进状态下时，以前覆盖各国大部分土地的树林，一部分由于人类的开垦而被砍伐，另一部分则由于牲畜的增加而被毁灭，尤其是畜牧业的发展，更是树林遭到破坏的罪魁祸首。人类把牲畜群直接放养在林地中，任其肆意破坏森林。于是，虽然森林中的老树不会被破坏，但许多幼苗却受到致命的摧残。其结果便导致，一二百年之后许多森林被破坏。于是由于木柴的短缺，其价格自然飙升，如此，地主自然能从木材中获得很好的地租。但无论木柴的价格如何，如果某个地区烧煤炭的费用等同于烧木柴的费用，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地区煤炭的价格已经达到最高水平。
然而，在任何一个产煤国家，煤炭的价格都要远远低于这个最高价格，否则煤炭的价格将无法承担运输费用，能够销售出去的煤炭也只是很少一部分。所以无论是煤矿的采掘者，还是煤矿的拥有者，都会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从而决定与其高利少销，不如薄利多销。此外，产量最大的煤矿，其煤价通常决定附近煤矿的煤炭价格。因为那些产量巨大的煤矿的所有者及经营者发现，只要以低于平均水平的价格出售煤炭，就能获得最大的地租与利润。如此一来，邻近这个煤矿的其他煤矿也只能以同样的价格出售煤炭。但是产量小的煤矿经营者，如果以低价出售煤炭，投资者的资本肯定受到损失，于是许多小煤矿只好停止经营，有一些煤矿经营者则由于无法提供地租而只能把煤矿移交给煤矿所有者。
对于煤矿的所有者来说，一个煤矿的价值既取决于煤矿的产煤量，也取决于煤矿所处位置。但是对于金矿的所有者来说，其价值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金量，而非金矿的位置。另外，金属矿石尤其是贵金属矿石，由于本身所具有的高价值，即使矿山位置偏僻，也能抵消长时间、长距离的运输费用。比如日本的铜，可以运到欧洲；西班牙的铁可以成为与智利、秘鲁贸易的商品；秘鲁的银不仅远销欧洲，而且可以通过欧洲输送到中国。
加的斯
加的斯位于西班牙南部海岸，最初由腓尼基人建立，一般被视为西欧最古老的城市，约有超过3000年的历史。罗马帝国崩溃后，加的斯曾被西哥特人摧毁，到探索时代再度获得复兴，成为西班牙最重要的海港，哥伦布的第二和第四次远征就是从加的斯出发的。到18世纪，西班牙与美洲之间的贸易有75％是经由加的斯进行的，它成为了当时西班牙规模最大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城市，当今的许多老建筑就是这一时期留下来的。
距离很远的煤矿之间，几乎不会影响彼此的煤炭价格，比如西莫兰和什罗普郡的煤炭价格对纽卡斯尔的煤炭价格几乎不产生任何影响。但是距离很远的金属矿产物，彼此之间却存在着互相竞争的可能，因此金属产量最多的国家，其普通金属价格特别是贵金属价格，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界各地的金属价格。例如，日本是产铜量最多的国家，其国内市场上铜的价格如果变化，则欧洲市场上铜矿的价格也随之变化。如此看来，各个矿山生产物的价格，在一定程度上都受世界上产量最大的矿山的制约。所以大部分矿山生产物的价格，仅能补偿其采掘费用，而无法对地主提供地租。在大部分矿山所产的贱金属价格中，地租只占微小的部分；至于在贵金属价格中，地租所占的部分更要小得多。
以产量丰厚而闻名的康沃尔锡矿的平均地租，据说要占锡矿总产量的1/6。不过这个标准并不统一，有些矿山的地租要高于这比率，有些低于这比率。所以，以上述这种地租标准来讲，在秘鲁开采银矿的经营者，其所获得的利润通常并不很大。所以准备在秘鲁开采新银矿的人，都注定要倾家荡产。看来在秘鲁开采锡矿如同买彩票，中彩的少，没中彩的多，但是仅有的几个大彩，却吸引了许多投资者前来冒险，许多人因此而破产。
但由于秘鲁国王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银矿，所以他必定设立法律鼓励发现、开采新矿。他在法律中规定：凡是新矿山的发现者，无论何种身份，都可以获得一块长246尺、宽123尺的矿区，在这个矿区内，他可以自行开采，无须偿付地主地租。同样秘鲁国王也奖励新金矿的发现与开采，国王从中抽取的金税，只占标准产量的5％。这5％其实正是秘鲁金矿的实际地租。
19世纪的纽约桑树街
纽约市是美国最大城市及最大商港，也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中心，它于17世纪建成，19世纪时无数移民涌入这个城市。图为1895年的纽约桑树街，里面拥挤着大量的处于社会底层的穷苦人民，他们在这里为一天的生计操劳忙碌着。
在市场上出售的贵金属的最低价格，即贵金属在市场上所能交换的最小量其他货物，受经营者投资在贵金属矿上的资本量制约，所以这个最低价格必须能够补偿经营者投资的资本，并能为这些资本提供普通的利润。但是市场上贵金属的最高价格却不受任何他物的制约，而只取决于贵金属本身的实际供给量。如果供给量少，则价格高；反之，则价格低。所以，贵金属的最高价格不受任何外在条件制约，在这点上它不同于煤炭，因为煤炭的价格受木柴价格的制约——除木柴外，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使煤炭价格上涨。所以，如果我们把金的产量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那么即使最小一块金的价值都可能高于金刚钻，并可能换得更多的其他货物。
市场上，人们对贵金属的需求，一方面是由于贵金属具有实用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其质地精美。首先就其实用性来讲，贵金属容易保持清洁而且不易生锈，所以人们往往用其制作餐具。但是贵金属最主要的价值在于其质地精美，贵金属的这点特质，决定了其可以用作衣物或家具的装饰。其他任何金属都不具备贵金属那般光亮的色彩，而且贵金属的稀少使其变得更有价值。在许多富人看来，如果拥有许多贵金属装饰品，就能炫耀自己的富裕；换句话来说，由于搜集相当多的贵金属需要很大的劳动量，而雇佣这么大劳动量的资本，只有富人才能承担得起。所以贵金属本身具有的实用性、美丽外观以及数量稀少等特质，是贵金属具有高价值的根本原因；而且在贵金属未用作货币之前，它已具备极高的价值。
由于世界各地的贵金属价格要受世界上产量最高的矿山产物价格支配，所以贵金属矿山所能提供的地租，并不与其绝对的生产力成比例，而是与其相对的生产力成比例；换句话来说，和它在同类矿山中的优越程度成比例。如果发现了新矿山，而新矿山又优于波托西矿山——如同波托西矿山优于欧洲矿山，那么银价自然就会下降，甚至波托西矿山也将失去经营价值。
贵金属产量最丰富的矿山，并不能使世界财富有多大的增加。因为贵金属所具备的高价值，主要是因为其产量低。如果这类产品变多，那么其价值必然下降，而这时金银餐具以及其他用贵金属制作的奢华装饰物，就能以低于以前的劳动量或商品量买入。但是就土地财产来说，情况却不同。土地的生产物以及地租的价值，与其相对的生产力不成比例，而是与其绝对的生产力成比例。提供一定数量衣、食、住的土地，总能维持一定人数的衣、食、住。即使最贫瘠的土地，其价值也不会因邻近最肥沃的土地而减少，相反其价值却常可因此增加。因为肥沃土地所维持的大量的人口，能为贫瘠土地的生产物提供市场。
“契约奴”的解放
在北美殖民地有一个特殊群体叫“契约奴”，他们是被迫与殖民者签订契约、从欧洲移民美洲的白人。在服役期间，契约奴必须完全服从主人的指挥，服役期满后可获人身自由和释放费。契约奴移民占北美殖民地时期全部移民的60％—77％，北美独立战争后，契约奴获得了完全自由。此图展示的是美国独立战争后，切萨皮克湾的契约奴获得自由的情景，这位拿大铁锤的“自由劳动者”举目远眺，为自己能成为这个新国家的主人而感到高兴。
随着土地改良的进展，土地所能提供的粮食日趋增多，这必然会导致人们对其他土地生产物的需求增大。所以随着改良的扩展，我们可预测这两种生产物的相对价值，只会出现一种变动形式。换句话来说，与总能提供地租的土地生产物相比，有时提供地租、有时不提供地租的土地生产物，其价值在不断地飙升。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的发展，非食物性生产物的价格不断增高。
论两类不同生产物价值比例的变化
在土地改良的不同阶段，能稳定或不稳定地为地主提供地租的生产物之间，其价值比率通常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与前者相比，后者的价值呈持续增长趋势。尤其是欧洲人在美洲建立殖民地之后，二者价值比率的波动更为剧烈。
比如砂石矿的价值，肯定会随周围土地的改良以及人口的增加而变得更高，尤其是当石矿没有竞争对手时。但是即使周围没有与之竞争的银矿，银矿产物的价值也并非一定会随土地改良而有所增加。这是因为，砂石矿产物通常在本地市场出售，它是与其所在区域的改良程度以及人口数量成比例的；而银矿产物则不然，它可以在世界市场上流通。所以只有全世界的土地都得到改良，或者是世界人口大幅度增加，才能使白银的价值升高。而且即使整个世界的土地被改良，但是在改进的过程中，如果人们发现了更多的新矿山，白银依然供大于求，那么银的真实价格或许依然会逐渐降低。
如果市场对白银的需求，在土地改良的进程中逐渐增加，而同时白银的供应量却不以同一比例增加，白银的价格就会逐渐增高。这就导致一定量的白银能换取更多的谷物，换言之，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将逐渐降低。
与此相反，如果白银的增加量在一段时间内远远超过需求的增加量，那么白银的价值自然会下降。这就导致，尽管对土地进行了改良，但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却依然升高。
从第三个方面来讲，如果白银的增加量与其需求量都是依照相同比例增加，那么白银就能购买或交换与以前等量的谷物。这就导致，尽管土地在改良，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却依然保持在以前的水平。
以上这三种情形，涵盖了改良的进程中可能出现的所有组合。如果我们以发生在法国和英国的事件作为参照，那么在过往的四个世纪里，这三种情形都依次出现过。
欧洲银价在前四个世纪的变化
第一期
1350年及之前的数年间，小麦在英格兰市场上的平均价格约为每夸特4盎司陶衡银，约合现在的20先令；之后逐渐回落到每夸特2盎司陶衡银，约合现在10先令。对于小麦的这个价格，爱德华三世第二十五年的法规中有所记载。因此根据上述事实，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4世纪中叶及此前的一段时间内，每夸特小麦的普通或平均价格大约是4盎司陶衡银。
扶锄的男子
1862年法国现实主义画家米勒完成《扶锄的男子》画作，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一个青年农民正在扶锄喘气，似乎生活和劳动沉重的分量已经耗尽了他精力。画作反映了19世纪法国农民的生活，是一幅向社会挑战的作品。
但在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初期，小麦的价格日益低廉，每夸特的普通价格或平均价格已经降落到2盎司陶衡银，约合今币10先令，小麦的这种价格一直持续到1570年。
对于小麦的这种价格，我们可以参考诺萨伯兰第五世伯爵亨利的家务记录。这个记录作于1512年，其中记载，小麦的价格为每夸特6先令8便士。我们必须知道在1512年，6先令8便士的英国货币中只包含2盎司陶衡银，换言之，当时的6先令8便士约为10先令今币。
此外，依照许多其他法令来看，从爱德华三世第二十五年开始，一直到伊丽莎白即位，在这长达200多年的时间内，小麦的普通或平均价格一直是6先令8便士。但是在这段时间内，由于英国的货币——银币出现了变化，同等金额的货币所包含的银量一直在降低，然而同一时期内，国际市场上银价不断飙升，因此等额货币中减少的含银量可以由此而得到弥补。所以在政府看来，货币中银量的减少并不值得担忧。
英国政府在1436年颁布了一项法令，其中规定：如果小麦的价格下降到每夸特6先令8便士，即可自由输出，而无须政府审批。接着1463年，政府又规定：如果每夸特小麦的价格没超过6先令8便士，则严禁小麦的输入。因为在政府看来，在小麦价格低廉的时候，如果任其自由输出，并不会对国内市场产生影响；然而如果小麦价格增高，那时允许小麦自由输入，则对市场非常有利。所以，当时6先令8便士中所含有的银量，约等于今币13先令4便士所含的银量，这个价格则是当时小麦的普通或平均价格。
1554年以及1558年，英国颁布的法令同样规定：如果每夸特小麦的价格，高于6先令8便士，这时就禁止小麦输出。但是法令实行不久，政府就发现，等到麦价低落到如此程度时才允许其自由输出，实际上等于永远限制小麦的输出。于是到了1562年，政府又规定：如果1夸特小麦的价格低于10先令，就可在指定的港口内自由输出。由于当时10先令货币所含有的银量，与现在的10先令几乎相同，即等于1463年的6先令8便士，所以小麦的这个平均价格等于其在1463年的价格。
粮 仓
农业是人类文明的根基。农业的诞生让粮食迅速增多，为文明的确立提供了物质前提。而剩余粮食需要相应的储存场所，因此就产生了粮仓。据考证，最早的粮仓出现在约旦河畔，它们可能建于公元前9500年。这种古老的储物方法在西方延续了上万年，现在欧洲大陆和北美仍然存在不少传统粮仓，图中便是位于当代波兰的一处。而英国由于特殊的气候，则从18世纪末开始逐步用近现代的大型库房将其取代。
由上来看，白银对谷物的相对价值一直在不断增高，原因一方面在于供给保持不变，而市场需求则因改良的进展而有所增加；另一方面或许在于需求保持不变，而白银的供给量却逐渐减少。如果原因是后者的话也是成立的，因为在当时，大部分已发现的银矿都被开掘采尽，如果新开拓银矿则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如果原因在于前者，那么也可以成立。因为从15世纪末期一直到16世纪初叶，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政局都比较稳定，这自然能够促进产业的发展和改良，而且随着改良的进展，国家的财富越来越多，这就导致人们对贵金属以及其他奢侈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此外，随着欧洲各国年产物的增多，为了流通剩余的年产物，各国就需要铸造更多的货币。
然而，欧洲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白银对谷物相对价值的不断增高是因为白银的供不应求。在我看来，这些人之所以有如此看法，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统计古代谷物价格时犯下错误；另一方面可能起因于一种流行的说法，即一个国家所拥有的银量，会自发地随财富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以下这几个事实，我们就能发现这些人的观点是片面与不正确的。
首先，与现在相比，古代人们在交付地租时都是以实物向地主支付。不过有时土地所有者对于年地租，既可以要求佃户以实物进行支付，也可以要求佃户用一定量的货币来代替实物进行支付。类似这种以特定量的货币来代替实物缴纳的价格，被苏格兰人称为“换算价格”。由于要实物还是要货币的选择权属于地主，因此为佃户的安全考虑，这种换算价格须低于市场平均价。直到现在，苏格兰的许多地区依然在使用这种换算法。因此如果没有实施公定谷价制度，那么这种老的换算方法依然会被使用。我们所谓的公定谷价，就是谷价公定委员会依照国内实际的市场价格，对不同品质的谷物平均价格所制定的价格准则。这个标准的制定，既能保证佃户的利益，也能为地主提供方便。或许那些经济学家在搜集往年的谷价时，把换算价格误认为是实际的市场价格。
其次，经济学家在统计谷物价格时，往往依照古代某些记载谷物价格的法令，然而这些法令有时因为抄写潦草，就使上述经济学家被迷惑。例如古代关于谷物法定价格的法令总是首先规定，在麦价最低时面包和麦酒所必须保持的价格；接着规定，如果麦价高于这最低价格时面包和麦酒应有的价格。然而，抄写员在抄写法令时由于懒惰，只抄写了法令记载的部分最低价格。
风 车
风车在人类农业发展史上是一项有趣的技术，它具有持久耐用、干净清洁的优点。据记载，早在公元1180年，诺曼底就出现了用风力碾磨谷物的风车。到19世纪，风车在西方国家的使用达到全盛时期，当时仅荷兰就有1万多架风车，美国农村更有100多万架风车。
最后，在古代小麦的出售价格有时较低，这也会让上述经济学家有所误解。在他们看来，既然古代小麦的最低价格要比现在小麦的最低价格低，那么古代小麦的普通价格也肯定低于现在。然而他们却忽视了，或许古代小麦的最高价格也要高于现在小麦的最高价格。
所以，这些人所谓古代银的价格高昂，与其说是由于谷物价格低廉，还不如说是由于其他许多土地生产物的价格低廉。因为谷物也是一种制造品，在农业发展的初期，谷物的价格要高于其他大部分商品，如家禽、牲畜等非制造品。在古代，这些非制造品的价格的确低于谷物。然而原因却不在于银价过高，而在于这些商品自身的价值比较低。换言之，并不是由于单位白银量在古代能购入比现在更多的劳动量，只是由于在古代，这些商品所能代表的劳动量比较少而已。
任何物品在产出国的价格必定低于输入国，白银也是如此。由于西属美洲生产白银，所以在美洲白银的价格必然低于欧洲，因为白银输入到欧洲时，需要消耗运费和保险费。然而阿根廷的乌罗阿教授却说，目前在阿根廷国内，一头牛的价格仅为21 1/2便士。所以这些商品在美洲的低价，并不意味着美洲白银的真实价值高，只是意味着在美洲这些商品所代表的真实价值很低。
所以总体来说，衡量白银及其他一切商品的真正尺度都是劳动。这一点，我们必须随时牢记。
在人口稀少或者土地未被改良的国家中，大自然为人类提供的家禽和牲畜往往比较多，这就造成此类商品供大于求。所以在不同的社会状态或者在不同的改良阶段，这些商品便代表不同的劳动量。
1700年的弗吉尼亚种植园
从殖民地时期到1863年奴隶解放为止，美国南方一直大量使用奴隶劳动种植农作物供出口。除历史原因外，南方地势平坦、气候温和也是其种植园发达的重要条件。独立战争前夜，仅马里兰和弗吉尼亚两个州每年向英国输出的烟草就超过70万英镑。
然而与这些商品相比，谷物却不同。因为在任何社会状态中，在任何改良过程中，谷物都是制造品，即谷物是劳动的产物。然而任何劳动产物的生产量，总体来说都与其平均消费量相符合，即平均供给总是大体上等于平均需求。所以我们可以确信，在任何社会状态中，在任何改良阶段，与其他土地产物相比，等量的谷物更能交换等量的劳动。所以如果我们用谷物与白银作对比，更能正确判定白银的真实价值。
然而，如果仅仅是因为观察不仔细，或许不会有这么多的经济学家犯错。所以他们犯错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受到下述这个俗见的影响——国家所拥有的银量，自然随着国家财富的增加而增加；银的价值自然随着银量的增加而减少。
这个俗见是错误的，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白银数量增加，其原因主要体现在这两个方面：第一，银矿产量的增加；第二，这个国家劳动年产物的增加。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必然与白银价值的减少有关；然而第二个原因却与白银价值的减少无关。
随着更多的银矿被开掘，市场上就出现更多的白银。由于白银供大于求，那么同一数量的白银所能交换的商品量必定比以前少。所以某个国家白银量的增加，如果是由于矿山产额的增加，那么这个国家的白银价值必然降低。
相反，当一个国家的劳动年产物逐渐增多时，国内市场上就出现了大量商品，这就需要更大量的货币。因此在一个国家繁荣的时候，其国内金银的价格自然高于经济不景气时期。同样的原因，金银在富国的价格自然高于其在贫国的价格。此外，大都市的谷物价格总是高于僻远地方也是这个道理。然而这种差价，并非银价低廉的结果，而是谷物昂贵的结果。因为把银输送到大都市，所需的劳动量并不低于运往僻远地方，而把谷物输送到大都市，却需要更大的劳动量。
一些富裕的商业国，如荷兰及热那亚，其谷物价格过高就是由于相同的原因。这些国家缺乏耕种谷物的土地，所以居民需要的谷物就必须依靠输入；然而在这些国家市场上出售的谷物，肯定要加上运输费用。尽管从国外输入白银所需要的劳动量也不低，但总低于输入谷物的费用。
甘蔗加工坊
依靠风力来进行农产品加工是手工业经济发展初期的常用方式。位于中北美地区的安提瓜岛是著名的蔗糖产地，收获的甘蔗在这里必须于24—28小时内完成从榨汁到浓缩成浆的过程。
总之，从14世纪中叶开始到16世纪中叶，由于欧洲各国财富的增加以及土地改良的发展所导致的白银增多，并不会使欧洲任何国家出现白银价值减少的倾向。
第二期
尽管许多学者对于第一期银价变动的原因有不同的意见，然而对于第二期银价变动的原因，他们的意见却基本相同。
大约从1570年开始到1640年，在这长约70年的时期内，白银对谷物价值的比例完全不同于第一期。因为在这段时间内，白银所能交换的劳动量要远远低于以前，相反在同一时期内，谷物的名义价格却在上升——在第一期中，谷物的平均价格是每夸特2盎司银（约合今币10先令）；而在第二期内，谷物的平均售价开始增长为每夸特6盎司银，甚至有时是8盎司银（约合今币30先令或40先令）。
欧洲人在美洲发现丰饶矿山，应该是第二期内白银价值对谷物价值相对降低的主要原因。对于这点，许多经济学家都赞成。尽管这个时期，许多欧洲国家已经完成了土地改良，并且对白银的需求也有了增加。然而由于白银的增加，远远超过市场对其需求的增加，所以白银价格下降是自然的趋势。但是我们必须注意，欧洲人在美洲发现银矿，似乎并未对英格兰的物价产生明显影响；不过，1570年之后开始明显影响到英格兰的物价。
英国近代金币
金本位制对英国近代的经济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自17世纪末货币重铸以来，英国金本位制就已基本成形。1816年，英国通过《金本位制度法案》，率先从法律上确立了金本位。随后，德国于1871年宣布实行金本位制，丹麦、瑞典、挪威等国于1873年也相继实行金本位制。到19世纪末，资本主义各国已经普遍实行了这一货币制度。
第三期
因美洲许多矿山的发现而导致的白银价格降低，似乎在1636年即宣告停止，而且与谷价相比，银价下落的幅度更大。不过到了本世纪，银价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攀升，而且这种上升趋势似乎在上世纪就已出现。
依照伊顿学院的记录，从1637年开始到1700年，即上个世纪的最后64年，在这一段时间内，温莎市场上的小麦，每夸特的平均价格是2镑11先令1/3便士。小麦的这个价格，只比16年前的价格高1先令1/3便士。不过我们知道，在这64年间，英国发生了两个事件，共同导致当时谷物严重缺乏。所以仅仅是这两个事件，就足够导致这时谷物价格昂贵。所以我们无须认为，银价会出现进一步的下降。
第一个对谷物价格产生影响的事件是发生于英国的内乱。这次内乱严重影响了农业耕作，并削弱了英国的商业，其结果便是谷物价格异常高昂。内乱影响到英国国内的一切市场，所以这时在温莎市场上，最好的小麦每夸特的价格在1648年是4镑5先令，到了1649年价格则是4镑。这两年中谷物的价格已经超过了2镑10先令（即1637年前16年的平均价格），达3镑5先令。
第二个大事件是1688年英国政府颁布了奖励谷物输出的法令。从表面来看，英国实施的这个奖励金制度可以促进耕作，长此以往的话，肯定可以使谷物的产量增加，并进而使国内市场上的谷价下跌。对于奖励金能在何种程度上增加谷物产量以及降低谷物价格，我将在后面进行详细论述。然而从1688年直到1700年，奖励金制度并未起到这些影响。在这十多年的时间内，奖励金制度的实行反而使英国国内前一年度的丰产无法弥补后一年的歉收，以致反而抬高了市场上的谷价。从1693年到1699年，英国谷物的缺乏虽然主要是因为糟糕的气候，但是奖励金制度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谷物的匮乏。幸而政府意识到奖励金制度的危害，所以到了1699年，政府禁止谷物输出的时间长达9个月。
除此之外，这段时期内英国还发生了第三件事。虽然这第三件事不会导致谷物的匮乏，更不会增加通常实际支付在谷物上的银量，然而谷物的名义价格却因此极度增高。这件事就是削减磨毁银币事件。此事件起于查理二世时期，持续到1695年，其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英国的银币价值大大降低。根据一位学者的论述，英国当时流通的银币所代表的价值，只是标准价值的3/4。然而代表所有商品市场价格的名义金额，并不是取决于标准银币应含银的银量，而是取决于银币实际所含银量。因此这种名义金额，在货币因削减磨毁而价值降低的场合，远远大于货币接近标准价值的场合。
渔 业
渔业经济的发展不仅取决于本国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以及渔业资源量等社会、自然条件，各国的渔业政策和渔业管理制度也对其有重要影响。信贷、保险、流通形式、价格政策、税收以及国际渔业经济合作等手段的正确运用，对于扩大渔业再生产、增加国民收入、维持渔业生产秩序，以促进渔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本世纪开始，把银币削减到标准重量以下的事情经常发生，以目前的情况最为严重。尽管银币磨损严重，却由于它可以与金币进行兑换，从而其价值被金币维持住。在最近金币改铸以前，虽然金币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磨损，但却不像银币那样磨损严重。相反，1695年，银币的价值并没有得到金币的维持，当时1几尼的金币，能够换取磨损了的银币30先令。最近金币改铸以前，每盎司银块的价格通常不会超过5先令7便士，银块的这种价格只高于造币厂价格5便士。然而在1695年，每盎司银块的普通价格却为6先令5便士，这种价格已经高于铸币厂价格15便士。因此即使在最近金币改铸之前，与银块相比，金银两种铸币低于标准价值的程度不会超过8％。然而1695年的时候，铸币低于标准价值的程度，据说达到25％。不过到了本世纪初，即国王威廉实施大改铸之后不久，市场上流通的大部分银币，必定比现在的银币更接近其标准重量。而且在这个世纪，英国也没有出现任何一种类似内乱的大灾难。实施了许多年的奖励金制度虽然会抬高谷价，但由于在本世纪，奖励金制度已有充足的时间去促进农业发展和增加谷物产量。所以，如同我以后将要论述的，它一方面可以稍稍抬高物价，同时也可能会稍稍减低物价。所以从伊顿学院的记录来看，本世纪最初的64年中，最好的小麦在温莎市场上的平均价格约为2镑6 19/32便士。小麦的这种价格比上个世纪最后64年约低10先令8便士，换言之，要低25％以上；比1636年之前的16年（这时美洲矿山的发现已经影响到物价）约低9先令6便士；比1620年之前的26年（这时在美洲发现的矿山尚未影响物价）约低1先令。
从上述文字中，我们可以总结：到了本世纪，虽然比起谷物的价格，银价出现小幅度的升值，但是银价的这种上升趋势或许从上个世纪末期，甚至之前就开始了。
“银都”波托西
波托西位于玻利维亚西南部的波托西省，曾经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银矿。它于1545年被西班牙殖民者发现，开始大量吸引欧洲的淘银者和移民，逐渐成为拉美最大的城市、享誉全球的“银都”。到1600年前后波托西已有6000多座炼银炉，白银产量占全世界总产量的一半。18世纪中期，随着矿藏枯竭，波托西开始衰落。
1687年，在温莎市场上出售的最好小麦的价格约为1镑5先令2便士。小麦的这个价格，应该是从1595年至今最低的。
对于小麦的这些价格，著名学者格里戈里·金都有所记载。他在1688年推算说，正常的年份中小麦的平均生产者价格为每夸特28先令。他所谓的生产者价格即农民依照契约，为商人提供某一数额的谷物时所遵照的价格。由于农民与商人签订了这种契约，所以他们能够免除出售粮食时的费用和麻烦。基于同样的理由，契约价格通常要低于平均市价。格里戈里·金所推算的这种价格，就我所知，的确是一般年份的普通契约价格。
1688年，议会通过了设置奖励金以刺激谷物输出的政策。这是因为在当时，许多乡绅占据了议会的席位。乡绅们觉得谷物价格逐渐下降时，只有依靠奖励金制度才能使谷价提升到以前的水平。奖励金制度规定，如果每夸特的谷子未能达到48先令，那么就必须继续发放奖励金。上述的这些证据都表明，上个世纪的末期，与谷价相比，银价已在一定程度上升高。到了本世纪，银价的这种上升趋势，虽然在奖励金的影响下，并不是那么显著，但总体来说在继续。
丰年时，由于奖励金能够刺激谷物的输出，因此必定能抬高谷价，而这也正是奖励金制度的最明显目的。在的确歉收的年份，奖励金停止发放。然而，即使在这个年度中，依然会有往年的谷物受到奖励金的影响。丰年生产的谷物，既然能受到奖励金的影响而加剧输出，那么奖励金就无法达到以丰年补助歉岁收入不足的另一目的。所以奖励金的实施，无论是在丰年还是在歉岁都会抬高谷价。如此说来，如果本世纪最初的64年，谷物的平均价格比上个世纪的最后64年低，那么在相同的土地改良条件下，没有奖励金，谷物的平均价格则会更低。
或许有人会说，如果没有奖励金，土地的改良就不会达到目前的程度。然而有关奖励金对农业的影响，我会在后面进行论述。
或许，谷物平均货币价格的这种不均衡变化，是欧洲市场上银真实价值日益升高的结果。正如我前面所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谷物是更正确的价值尺度。欧洲人在美洲发现了丰饶的矿山后，欧洲市场上谷物的货币价格升高了3到4倍。对于此，许多人都认为并不是谷物真实价值升高，而是白银真实价格降低。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说，本世纪最初的64年，谷物的平均价格低于以前，原因不是在于谷物真实价值的降低，而是在于白银真实价值的增加。
过去12年中，谷价的高昂使许多人认为白银在欧洲市场上的真实价值还将继续降低，但是这些人忽视了谷价的这种异常，乃是天时不顺的结果，只是偶发性的事故。的确，英国国内的劳动货币价格在本世纪中上升了，然而这种上升并不是由于欧洲市场上银价降低，而是在于英国国内对劳动的需求日渐增加。
在欧洲人发现美洲后的一段时期内，欧洲市场上出售白银的价格依旧不低于以前。所以在这个特定时期内，开矿者的利润非常巨大。然而不久之后，那些运输白银的人开始发觉，输入的全部白银并不都能以高价出售，因为白银的价格开始逐渐降低到自然程度。换言之，这时白银的价格只够支付其上市所需的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及土地地租。
而且自美洲发现至今，其出产的白银一直在逐渐扩大市场。
首先，白银在欧洲的市场逐渐扩大。随着美洲的发现，大部分欧洲国家社会都发生了巨大进步。英国、荷兰、法国、德国、瑞典、丹麦以及俄罗斯等，都在农业及制造业上发展神速。意大利似乎也在发展，尤其是在意大利征服秘鲁之后。或许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并未因美洲殖民地的开辟而有所发展。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对于整个欧洲来说，葡萄牙只占极小一部分。所以总体来说，伴随着美洲殖民地的开拓，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农业和制造业都获得了极大的进步。伴随着欧洲各国国家财富的增加，欧洲市场上所需的银币量自然会随此逐渐增加。另外，制造业的从事者由于在殖民地贸易中获利颇丰，所以他们对银制器皿和饰物等奢侈品的需求也必然逐步增加。这些情况，共同导致美洲的白银源源不断地输入欧洲。
其次，随着欧洲人进入美洲，美洲的农业与制造业逐渐发展起来，因此成为白银的新市场。而且与欧洲相比，美洲地区由于土地充裕、土壤肥沃、资源丰富，其农业、工业的发展速度比欧洲要快得多，因而这块大陆对白银的需求也大得多。比如，英属美洲殖民地就发展成为一个白银的新市场，流通到这里的白银一部分被用于铸币，另一部分则用于打制银制器皿。此外，大部分西属和葡属殖民地，如新格伦纳达、尤卡登、巴拉圭、巴西等地，现在也成为消费白银的新市场。所以上述事实表明，美洲已经成为白银的新市场，而且这个大陆对白银的需求必定多于某些欧洲国家。
最后，东印度开始发展成为消费白银的另一巨大市场。自从欧洲人占领美洲之后，美洲与东印度之间的直接贸易逐渐扩大；同时，通过欧洲与东印度的间接交易，白银消费更是大幅增加。在16世纪中叶的时候，与东印度进行贸易的欧洲国家只有葡萄牙；到了16世纪末期，荷兰开始代替葡萄牙成为东印度贸易的主体。此外，16世纪的时候，英国与法国也开始与东印度进行贸易；到了本世纪，英法与东印度的贸易额继续扩大。其他与东印度贸易的欧洲国家还包括瑞典、丹麦、俄罗斯。随着欧洲人对东印度货物需求的日益增多，就促使东印度的各种产业逐渐发展起来。
制作葡萄酒
在中世纪，葡萄酒的酿制有一套独特的程序。酿酒作坊往往将葡萄倒入一个大木槽里，几个人站在木槽里用脚踩压，榨出葡萄汁液，然后将汁液进行发酵。图中，人们正把酿好的葡萄酒倒入酒坛中。
尽管随着贸易的发展，欧亚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但是东印度诸国，尤其是中国与印度的金银价值一直高于欧洲。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别，原因在于中国与印度是产米国，而欧洲则为产麦国。前者与后者相比，即使拥有同样的土地面积，所产的粮食也要丰富得多。此外，在中国与印度，富豪拥有大量的剩余粮食，因此掌握着能购买更多劳动量的资源。基于此，这些富豪们能够支付更多的粮食以交换产量稀少的金银宝石。所以，为印度市场供给的银矿与为欧洲市场供给的银矿相比，即使产量相同，白银在印度市场上所能交换的粮食也更多。然而，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中国与印度这两个国家的劳动的真实价格却比不上欧洲。中国与印度的劳动者，其工资只能购买少量的食物。既然中印两国的粮食价格比欧洲便宜，那么与欧洲相比，中印两国劳动的货币价格就更加便宜。
在技术相同、劳动者的劳动强度相同的场合下，各国制造品的货币价格，肯定与其劳动的货币价格成比例。中印两国的制造业技术和劳动强度，虽然低于欧洲但差距似乎不大，前者劳动的货币价格既然这样低廉，那么前者的制造品货币价格必然低于欧洲。而且欧洲货物的运输须要通过陆路，须要耗费更多的劳动，那么欧洲制造品的真实及名义价格必定增大。相反，在中国和印度，由于水运通道发达，商品运输时所耗费的劳动量低，其制造品的真实与名义价格自然比欧洲更低。
综合这些因素，从欧洲运输贵金属到印度，从前利益较大，现今依然如此。因为在中国与印度，欧洲的商品中只有贵金属能够卖到最高价格。在印度市场上出售的贵金属中，白银则比金子有利，因为在这个市场上，银与金的交换率为10∶1；而在欧洲市场上，银对金的交换率则为14∶1。所以对于欧洲人来说，与东印度的贸易中，银是最有价值的贸易品。美洲所产的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为欧亚贸易的中介。
为了满足上述这些市场对白银的需求量，每年从美洲的矿山中开采的白银，不仅要满足这些市场的铸币需求和器皿铸造需求，同时还必须能够弥补这些市场上银币、银器皿的磨损。
当白银用来铸币或铸造器皿时，由于这些货币与器皿在流通中不断磨损，所以白银在无形中的损失是非常巨大的。仅仅为了弥补这些损失，美洲的矿山就必须源源不断地提供白银。此外，这些市场中的某些制造业也要消耗巨额的白银，比如英国的伯明翰制造业，其为镀金包银而消耗的金银据说每年为5万镑。而且另一个消耗白银的途径是，从美洲运输白银时，许多白银在海陆运输中失去了巨大的分量。
所以，通过以上这些途径，市场上每年消耗的白银总额，几乎与美洲银矿所产的白银总额相等，这就导致有时白银的产量甚至不足以满足市场上对白银的需求。在这种情形下，市场上的白银价格必然提高。
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发行的股票
铁路的建设在西方各国工业革命中都发挥过重大作用，而现代大型企业的管理模式也正是从铁路企业开始的。1827年成立的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是美国第一家铁路企业，它于次年的独立日建设了美国首条铁路。当时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集于巴尔的摩银行家菲利浦·托马斯和乔治·布朗这两位大股东身上。随着公司规模不断扩大，该公司于1852年聘用了百余名经理，为企业管理开辟了新的思路。图为巴尔的摩一俄亥俄铁路公司于1903年发行的股票。
金银价值比例的变化
在欧洲人发现美洲银矿之前，欧洲市场上的金银兑换比例约为1∶10，有时为1∶12，也就是每盎司金等于10或12盎司银的价值。到上个世纪中叶，金银的兑换比例通常在1∶14与1∶15之间波动。这样看来，金的名义价值在上个世纪开始增大。尽管金银的购买力都在下降，由于美洲发掘的银矿数量远远超过金矿，所以白银购买力下降的趋势更大。
同样，每年从欧洲运输到印度的银量也非常大，使得部分英属东印度殖民地的金银兑换比例日益减小，如英属加尔各答的金银兑换比例是1∶15。在中国，金银兑换比例依然是1∶10或1∶12，而日本则为1∶8。
依照麦根斯氏统计，在输入欧洲的金银中，如果金的数量为1盎司，则银的数量为12盎司。但是，由于输往欧洲的白银部分输入到东印度，因此欧洲流通的金银比例依然在1∶14至1∶15之间。麦根斯氏认为，金银的兑换比例，似乎必然与其数量间的比例一致。所以，如果不是更多的白银输出到东印度，则欧洲市场上的金银兑换比例应为1∶22。
北美烟草种植园
这幅绘于1670年的油画详细描绘了烟草制作的全过程。成熟的烟叶挂在通风、向阳的谷仓里，然后通过熏干或烘干的方法去掉水分。而更高档的雪茄，则需要更精心的挑拣并小心地放入木桶里发酵。
然而，麦根斯氏的这种推算法是荒谬的。如果市场上一头牛的价格等同于60只羊，那么市场上有一头牛就会同时有60只羊，这显然不可能。
所以，金银数量的实际比例应该比金银的兑换比例大。如同市场上低价商品的总量以及总价值一定比高价商品大一样，就贵金属而言，银是低价商品，金为高价商品，因此银的总量与总价值大于金。
此外，由于欧洲人在美洲采掘银矿时，已把埋藏较浅的矿藏开采尽，所以，为了获得更多白银，就必须发掘埋藏更深的矿藏。但发掘深层矿藏会增加排空积水以及其他常备设施的费用，这将导致开采成本增加，增加采银资本的投入。所以，经营银矿的资本家如果想获得利益，就必须依靠以下三种方式中的任意一种来获得补偿：通过银价依照正常比例增加而获得补偿；依靠银税按正常比例减少而获得补偿；一部分通过第一种方法得到补偿，另一部分则通过第二种方法而获得补偿。当然最常见的方式还是第三种。
或许采取第二种方式，即逐步递减银税无法阻止欧洲市场上银价的上升，但是，这种方式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迟其上升。因为减税后，以前那些因不堪重税而停止开采的矿山或许现在会继续被采掘。如此，市场上的银量肯定会增加，同时一定数量银的价值也必定有所降低。如1736年，西班牙实施降低银税措施后，欧洲市场上的银价大约降低了10％。
改良进程对三种原生产物的不同影响
土地的原生产物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无法靠劳动实现增加，但其真实价格可随财富的增加而增长；第二种能根据需要有所增加，但其真实价格上升有限；第三种虽能通过劳动实现增加，但效果有限，其真实价格随增加这类产物所取得的实效而定。
对第一种原生产物的影响
有些原生产物的价格几乎无法依靠人类的劳动而有所增加，因为这类物品的产量，不会由于人类的劳动而增加，而且它们的性质决定了其容易腐坏，不易保存。这种原产物就是稀有的鸟类、鱼类以及各种野禽、野兽和候鸟。
随着土地改良进程的发展以及人类财富的增加，人们对这种物品的需求肯定会增加，然而其供应量却无法依靠人类的劳动而增加，因此这种商品的价格就会因供不应求而逐渐增加。比如山鹬，即使其价格上升到每只20几尼，人类也无法依靠劳动使其产量增加。在古罗马共和国的鼎盛时代，人们为什么会为珍贵动物出极高的价格，就是这个原因。而且这种物品的高价格，并非当时银价下跌所致，而是人类的劳动无法使其产量增加所致。
而且，在罗马共和国没落之前的数年间，其国内白银的真实价值要比现在欧洲许多地区都高。依照现在的标准来看，那时罗马共和国国内每夸特小麦的价格约为21先令。与此相比，尽管英国小麦的品质低于罗马，但距今不久的英国小麦的普通或平均价格，却为每夸特28先令。
根据博物学家普林尼的记载，塞伊阿斯花了将近6000塞斯特斯（合英币50镑）购买了1只白夜莺，阿西尼阿斯·塞纳花费了近8000塞斯特斯（合今日英币66镑13先令4便士）购买了1尾红鱼。当我读到这些文章时，这些物品高昂的价格使我震惊。然而普林尼所记载的这个价格，在我看来似乎仍然比实价低1/3。所以，这两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它们所能交换的劳动量，比其名义价格要高1/3。也就是说，塞伊阿斯在购买白夜莺时所支付的劳动支配权，约等于现在的66镑13先令4便士；阿西尼阿斯·塞纳在购买红鱼时支付的劳动支配权，约等于现在的88镑17先令9 1/3便士。
这种物品之所以如此高昂，并不是因为银价低廉，而是由于罗马剩余劳动产品过于充足，从而导致人们有能力去争相购买此种物品。
对第二种原生产物的影响
当土地尚处于蛮荒未垦的时代，人类对第二类原生产物（有用的动植物）的需求随着人类自身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其中，尚未开发的部分对人类几乎毫无价值。随着土地的逐渐开垦和耕作技术的进步，第二类原生产物又被迫让位于对人类更有利的种物。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此类产物的数量日益减少，而其需求量却日益增加。于是，其真实价值亦随之增加，以至于它与人类从肥沃而利于耕作的土地上得到的出产物一样不相上下。但是，一旦达到这一高度后就很难再增加，否则就会有更多的土地和劳动投入到此方面。
尼罗河
作为埃及文化的命脉，尼罗河从石器时代开始就有着富饶的沿岸。古埃及人在尼罗河畔种植小麦、棉花、水稻、椰枣和谷物，驯养水牛、骆驼等动物供食用以及货物运输。早期商业兴起之后，尼罗河还是一条天然的商路。这些优越的经济条件都是埃及文明得以繁荣与稳定的基础。因此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称“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图为尼罗河穿过埃及首都开罗的景色。
例如，当人们觉得开垦土地生产牲畜、牧草和种植粮食一样有利可图时，牲畜的价格就不能再上涨，否则将有更多的谷田被转化为牧场。相反，减少野生牧草的数量来扩大耕地，必将减少自然生长的家畜肉量。同时，那些谷物持有者的数量也会相应增加，最终导致家畜肉的需求增加，于是，家畜肉价逐渐上涨。同理，牲畜价格的上涨使人觉得种植牧草和生产谷物一样有利可图。所以，牲畜价格不断上涨的现象通常发生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晚期。伦敦与合并之前的苏格兰也是如此。伦敦周边地区的牲畜价格在17世纪初期就已经达到极限，但相对较僻远之地尚未达到如此高度。如果苏格兰的牲畜只销往内地，其价格也不会达到这样的高度。在第二类原生产物中，其价格最先上升至极限的就是牲畜。
牧羊人
基督教中的“牧师”一词，原是“牧羊人”之意，是“心灵导师”，由此可以看出牧羊在西方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它对中世纪欧洲的畜牧行业也起到了一定的鼓舞作用。
在牲畜价格达到这一极限值以前，大部分土地还没有得以开垦。幅员辽阔之国，其大部分土地都位于僻远之地。由于人们不可能去城镇购买肥料，因此，优质土地的数量与其自身所制造出的肥料量成比例，而肥料量又与饲养的牲畜数量成比例。土地的肥料来自两方面：一、地面上的牲畜粪便；二、牲口棚中的牲畜粪便。如果牲畜的价格不够支付耕地地租及由地租产生的利息，农民就不会饲养牲畜。如果在耕地上饲养牲畜，牲畜所需的主要食物来源于改良后的土地所生长的牧草，因为用未改良和未耕作过的土地上的牧草成本太高。如果在已耕作过的土地上放牧，且牲畜的价值不足以支付该地产草的价值，那么在饲养棚中饲养牲畜不可能有利润。当牲畜所提供的粪便也不足以供应全部农地时，农民自然会在丰饶且位于农舍最近的土地上施肥。
结果，全部农地中只有部分保持良好的耕作状态，其余部分则将荒芜。对全部需要施肥的土地来说，牲畜的数量太少；但与土地实际产出的牧草比较，牲畜又过多。整个农场靠肥料才能保持良好状态的土地仅占1/4至1/3，有时还不到1/5、1/6，其余土地则全无肥料可施，此种经营方式当然是不尽如人意的。但苏格兰在合并以前，因牲畜价格过低而不得不采取此种经营方式。如果牲畜价格上涨之后还继续这种经营方式，无疑是因为当地人民的无知和对旧习惯的依赖，这些都阻碍了一个高效经营方式的建立，其中原因如下：第一，租地人贫困，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获得足够的牲畜；第二，即使租地人有能力获得牲畜，他们也没有时间去改良土地，使其能够养活更多的牲畜。
总之，牲畜的增加和土地改良两者必须同步进行：牲畜不增加，土地便无法改良；土地得不到改良，牲畜又不会显著增加。这样的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现在，旧方式虽在逐渐衰落，但要在国内各地全部废除，恐怕还需要半世纪或一世纪的时间。苏格兰从与英格兰合并中得到的最大好处也许就是牲畜价格的上涨，它不但提高了苏格兰高地一带地产的价值，同时，又成为苏格兰低地改良和进步的主要原因。
磨 坊
在中世纪的欧洲，多数农村都有自己的磨坊。公元1086 年的《舆地志》列出当时英国的磨坊就有5000个左右，表明英国总人口中差不多每400人就有一座磨坊。早期的磨坊曾以人力为主，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先后出现了动物磨坊、水力磨坊和风力磨坊。这些磨坊在之后的几百年里一直是人们碾磨谷物的主要工具，到工业革命后期才逐渐被取代。图为1881年磨坊劳动的场景。
在新殖民地地区，除饲养牲畜外，大量荒芜的土地别无他用。因此，牲畜很快就大量繁殖起来，同时其价格也变得便宜。比如，美洲殖民地的牲畜最初都来自欧洲，但在极短时期内，牲畜的价格因其数量的增多而变得十分低廉，甚至还出现马群无人认领的情况。这种情况下，肥料短缺，投在耕作上的资财与用于耕作的土地极不相称，饲养牲畜已无利可图。因此，农业经营的方式仍与苏格兰大部分地方一样。
1749年前后，北美殖民地区已经很难找到英格兰民族的特性了。英格兰民族对农业有着极端熟练的技巧，而当地人很少给谷田施肥，当一片土地因连续栽种而枯竭后，他们就开垦另外一片土地；当这片土地又枯竭后，他们再开辟第三片土地。他们任由牲畜在林野或荒地间游荡，土地上的牧草还来不及开花结实就被牲畜消耗掉了。本来牧草是北美一带最好的植物，欧洲人在此定居前，该地的牧草异常繁盛，高达三四英尺。以前可以养活4头母牛的草场现在却不能养活1头母牛，而且以前每头母牛的产奶量是现在的4倍。所以，当地牧草缺乏是导致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牲畜的价格升至足以使饲养牲畜成为有利可图的行径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在第二类原生产物中，牲畜的价格最有可能首先达到这一有利价格，其中牛肉最先达到此价格，鹿肉最后达到。事实上，无论不列颠的鹿肉价格多高，养鹿场的费用都入不敷出。鹿肉如果继续成为流行食品，而不列颠的财富与奢侈又像过去那样继续增长，那鹿肉价格很可能比今日还昂贵。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其他原生产物的价格都会达到其最高点，只是时间长短不同而已。
由于谷仓厩舍的废物可以饲养一定数量的家禽，因此家禽通常以极便宜的价格出售，农场主由此获得的报酬几乎是纯利。在耕作粗放、人口稀少的国家，以这种方式饲养的家禽常常可以满足全部国民的需求。不过，通过这种廉价方法饲养的家禽，其总数比农场饲养的牲畜总数少得多。在社会物质充裕时期，数量稀少的物品更为人们所珍视。因此，家禽的价格就逐渐上升，以致饲养家禽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事情。当这一价格到达某一高度就不会再继续上升，否则其他用途的土地也会被饲养家禽所用。在法国，饲养业被视为农村经济中最重要的产业。一个中等农场主有时竟在宅内养400余只鸡鸭。英格兰对于饲养家禽不像法国那样重视，但家禽在英格兰的售价却比法国高，因为英格兰每年要从法国进口大量家禽。所以，某种动物的肉食达到最高价格之前，此类动物的价格必因稀缺而昂贵，而当其产量增加以后，农场主则必须降低售价，否则就无法持续增产。
农村的快乐生活
在欧洲领主农业经济的发展时期，许多贵族都以城堡或庄园的形式划定土地和势力范围。在和平年代里，人们还是生活在相对稳定和平静的环境中，常表现出快乐生活的气息。图为16世纪荷兰画家勃鲁盖尔的画作《农民的舞蹈》。
有人说，佃农和小农人数的减少是造成不列颠猪及家禽价格昂贵的原因，此类人数的减少又源于欧洲各地农业耕作技术的进步。最贫穷的家庭养活一只猫或狗往往不会产生什么费用，最贫穷的农家同样也能以很少的费用养活几只家禽、一头母猪或数头小猪。他们把餐桌上的残物、乳浆、乳渣作为这些动物食料的一部分，而其余的食料则由牲畜自己去田野中寻找。因此，小农人数的减少必然会造成某些产品的数量大大减少，这些产品往往不需什么费用就能生产出。
任何国家，如果要使全国的土地完全得到耕种和改良，各种生产物的价格必须满足以下两点：第一，每种产品价格足以支付良好谷田的地租，因为大部分耕地的地租都视谷田地租为转移；第二，每种产品的价格足以支付农场主所付的劳动费用，即足以补偿投入的资金和利润。如果由改良而生产的物品价格不足以补偿改良的费用，那么其结果就视为亏损。因此，全国土地的改良与耕作如被视为所有公共利益中的最大利益，那么，就不能把这类原生产物价格的上涨视为灾祸，而应视为最大公共利益的伴随物。
上述一切原生产物的名义价格或货币价格的上涨，并不是银价下跌的结果，而是这些产物真实价格上涨的结果。这些产物上市前需要更多的劳动和生活必需品，上市后，它们代表更多的劳动量和生活必需品。
对第三种原生产物的影响
第三类，即最后一类原生产物的价格通常随社会发展程度自然上涨。人类劳动对增加此等产物所收的实效极为有限，或根本无法确定。因此，这类产品的真实价格随技术的改良而自然上升，由于受不同偶发事件的影响，价格有时也会下跌，或在不同时期内保持同一状态，有时又会在同一时期内或多或少地上升。
康沃尔矿区
康沃尔位于不列颠岛西南端的半岛，曾是凯尔特人的领地，于11世纪被英格兰吞并。康沃尔是世界上最早的产锡区，其采矿历史始于石器时代，到12世纪就已创办了锡矿业。由于能用于制造古代最重要的金属青铜，锡在古代曾是一种需求相当庞大的矿产。中世纪末期，康沃尔矿山约达2000座，到18世纪仍然是英格兰重要的工商业基石。
某些原生产物为其他产物的附加品。因此，一个国家所能提供的前一类原生产物数量必然受后一类产物数量的限制。例如，一国能提供的羊毛或皮革的数量，必然受该国所喂养的牛羊头数的限制，牛羊的头数又必然受该国技术改良状况及农业性质的限制。
在技术改良的过程中，也许使牛羊肉价格逐渐升高的因素也能导致毛革价格按相同比例提高。在技术改良的初期，如果毛革与家畜肉市场都局限于某一范围之内，则上面所说的情况也许会成为事实。可是，这两者的市场范围通常极不相同。
家畜肉市场在各地几乎都局限于本国。爱尔兰和英属美洲的某些地方虽有大规模的腌肉贸易，但它们是仅有的两个肉类出口国，而且其出口肉类的数量大致相当。与此相反，在进行改良之初，毛革的贸易就很少局限于本国市场，它们是很多工业品的原料，常常被销往他国。羊毛在出口时无须任何加工，生皮也只略需加工。因此，即使出产国对它们没有需求，但其他国家的产业对它们可能有所需求。
在落后而人口密度相对较小的农业国，毛皮在一头牲畜价格中所占的比例，通常比先进而人口密度相对较大的国家要多得多。在萨克逊时代，羊毛价格约值一头羊价格的2/5。在西班牙，人们宰杀羊的目的往往在于获取羊脂和羊毛，而羊肉则让肉食鸟兽吃掉，或者任其腐烂。这种事情在西班牙时有发生，而在智利则是很平常的事。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西属美洲的许多地方，人们往往为获取兽皮、兽脂而不断捕杀有角动物。在法国人定居海地之初，海地的工农业技术还不发达，还不能使海地岛上的西班牙人从饲养家畜中获得价值时，他们也经常为获取兽皮、兽脂而宰杀牲畜。
随着农业技术的改良和居住人口的增加，牲畜的价格必定上涨。不过，兽肉价格受到的影响比兽毛兽皮要大得多。原始状态下的兽肉市场总局限于本国，因此，其市场随本国社会的进步和人口的增加而成比例地扩大。但兽毛和兽皮往往出口到他国，其市场很少会受输出国人口数量的影响。所以，在本国的技术改进、人口增加之后，这种商品的市场可能与以前完全相同或几乎相同。不过，按事物自然发展趋势，如果这些产品都是某些制造业的原料，社会改良会使该国市场相应有所扩展，即使扩大范围有限，至少也会转移到比以前更接近于产地的地方。此等原料的价格至少会按所节省的运费所占比例而相应提高。因此，兽毛、兽皮的价格虽不能与兽肉价按同一比例增长，但也绝不至于下跌。
农闲时的休息
欧洲的农村经济在稳定状态下持续了几个世纪，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人们年复一年地从事着相似的劳动。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的生活处于一种相对平静的状态，多数人都没有太多的欲望。这幅农村风俗画透过一个具体的情景，表现了当时欧洲农民的生活。
虽然英格兰的毛织物制造业很兴旺，但自爱德华三世以来，羊毛价格却大大跌落。在爱德华三世（14世纪中叶）时期，1托德（即28磅）羊毛的合理价格不低于当时货币10先令。当时，10先令含陶衡银6盎司，以每盎司合20便士计算，约合现今货币30先令。现在，即便是最优质的羊毛，其价格仅为1托德21先令。爱德华三世时，羊毛的货币价格与现在羊毛货币价格的比例为10∶7，其真实价格差距其实比此数据还要大。以6先令8便士1夸特计算，10先令是12蒲式耳小麦的价格。按1夸特麦价28先令计算，现在21先令只能购得6蒲式耳小麦。因此，羊毛此前的真实价格与现价的比例应为2∶1。若这两个时代的劳动真实报酬相等，则昔日1托德羊毛可购得的劳动量是今日的2倍。
羊毛真实价格及名义价格的下跌是暴力和人为的结果，其主要原因有三：一、绝对禁止英格兰羊毛输出；二、准许西班牙羊毛免税输入；三、只许爱尔兰羊毛输往英格兰，而不得行销他国。这些规定使英格兰羊毛市场局限于国内，而不能随社会进步而扩大。在英格兰市场上，其他国家的羊毛与英格兰本国羊毛展开竞争。由于爱尔兰毛织物制造业遭受不公平待遇，政府只允许爱尔兰人加工小部分本地羊毛，因此，人们不得不把大部分羊毛输往英格兰，英格兰成为爱尔兰人对外出售羊毛的唯一市场。
我们可以从伯塞斯特修道院在1425年时的账单得出结论。作为该修道院当时的副院长，弗里伍德作了如下记录：12先令买5张公牛皮，7先令3便士买5张母牛皮，9先令买36张2岁龄的羊皮，2先令买16张小牛皮。1425年铸造的12先令含有与今日24先令等量的白银。因此，每张公牛皮价格约为当今货币4
4/5先令的白银量。它的名义价格远低于现今价格。以每夸特6先令8便士计算，12先令在那时可购18
4/5蒲式耳小麦。如果现在按每蒲式耳3先令6便士计算，等量小麦却值51先令4便士。因此，当时1张公牛皮可购买现在需要10先令3便士才能购得的小麦量，其真实价值等于今天的10先令3便士。当时，家畜在冬天处于半饥饿状态，我们不能设想它们长得肥大。所以，重量4石（即常衡16磅）每张的公牛皮，虽然今天只被视为中等牛皮，但当时可能是上等牛皮。1773年2月，普通牛皮价格是每英石（每英石合4磅）半克朗，按此价格，重4石的牛皮今天只不过值10先令。因此，公牛皮的名义价格在今日比古代要高些，但其真实价格所能购买或支配的生活必需品的真实量却要少许多。如该账单所述，母牛皮价格接近公牛皮价格，羊皮价格则高出它许多。羊皮可能和羊毛一起出售。相反，小牛皮价格大大低于母牛皮价格。与苏格兰二三十年前的情形类似，在家畜价格非常低的国家，除为延续畜种而饲养的小牛外，其他的小牛在幼时就被宰杀。因为小牛的价值还不足以补偿牛乳价格，宰杀小牛可节省牛乳，小牛皮的价格因此就很低。
斯德哥尔摩
早在13世纪，斯德哥尔摩就是瑞典的政治、文化、经济和交通中心，当时它以铁矿交易而闻名。17世纪是斯德哥尔摩的第一个发展高峰。随着瑞典在欧洲地位的提高，斯德哥尔摩的商业规模持续上升，到1690年已经是欧洲领先水平。然而18世纪初的黑死病和战乱曾一度使斯德哥尔摩陷入低谷，到19世纪末才得到恢复。
今天，生皮价格大大低于几年前。这也许与海豹皮关税的取消有关。1769年又允许爱尔兰和殖民地免税进口生皮。不过，就本世纪平均数来看，生皮的真实价格比古时略高。与羊毛比较，生皮不易保存，故不宜远销。虽然用盐腌渍过的皮革易于保存，但由于其品质不如新鲜生皮，故售价更低。因此，生皮的价格在国内高，在向外输送的国家次之；在工业进步的国家高，在野蛮国家最低；在现代高，古代低。英国制革业并不能像毛织业那样使人相信国家的安全在于该行业的繁荣，因而受到国人的护持就要小得多。在国内，生皮被禁止输出，并被视为违法行为，但国外的生皮却可以通过纳税而进入。虽然爱尔兰及各殖民地生皮关税被废除（期限仅为5年），但爱尔兰出售的剩余生皮，以及其他国内不能制造或加工的商品，其出口市场并不局限于大不列颠。数年前，各殖民地的普通家畜生皮只许在本国贩卖时，爱尔兰商业也没有为了要维持大不列颠的制造业而受压迫。
在进步和文明的国家中，如果要想通过法规来减低兽毛或兽皮的价格，势必会提高兽肉的价格。农民在改良后的土地上饲养牲畜，其价格必须足够支付地租和农场主期望的利润，否则，农场主就不再饲养牲畜。如果不能从牲畜皮毛的价格上得到体现，则由牲畜的肉价来支付。前者支付得少，后者就支付得多，反之亦然。地主只关心地租，农场主只关心利润，至于毛、皮、肉的价格在一头牲畜的全部价格中所占的比例则不是他们关心的内容。由此看来，在进步、文明的国家里，地主和农场主不会因法规而受到大的影响，不过由于肉价的上涨，他们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会有些影响罢了。
但是在未经改良和野蛮的国家里，情形则完全两样。这些国家，大部分土地都用于畜牧，牲畜价格的主要部分由毛、皮构成，肉占极少的部分。这种情况下，地主和农场主大受上述规定的影响，但作为消费者，他们所受影响极为有限。因为该国大部分土地，除饲养牲畜外别无他用，毛、皮价格的跌落并不会导致肉价的提高。即使毛、皮价格跌落，他们也只有继续饲养同样数目的牲畜，仍向市场提供同一数量的家畜肉，家畜肉的需求不会加大，故家畜肉的价格也不会上涨。肉价保持原价，而毛价下跌，于是，牲畜的整个价格就下跌，以牲畜为主要产物的一切土地（即该国大部分土地）的地租和利润因此也下跌。因此，在当时的情形下，长期禁止羊毛出口的规定是最具破坏性的法规。它不仅降低了国家大部分土地的真实价格，而且最重要的小牲畜的价格跌落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此后土地的改良。
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后，苏格兰的羊毛价格显著下降。因为苏格兰羊毛自合并时就与欧洲大市场绝缘，仅局限于大不列颠这一小市场中，但家畜肉价格的上升弥补了羊毛价格的下跌。因此，在苏格兰南部各郡，主要用于养羊的大部分土地，其价格并未受到合并事件的影响。
人类通过辛勤劳动的方式来增加羊毛或生皮的数量，其作用是有限的；如果用外国牲畜的产量来进行补充以满足实际需要，其结果也是不确定的。羊毛和生皮数量的增加主要依靠人类对牲畜的自行加工，同时，也依靠原生产物的输出是否有所限制。由于这些因素与国内生产无关，故人类的勤劳在这方面的作用极为有限，并且还不确定。此外，人类的勤劳对鱼的上市数量所起的作用同样如此。该数量受当地地理位置的限制，与距离海洋远近、内地江河湖沼多少、海洋江河湖泊中产物蕴藏的多寡都有关。
近代庄园的景色
欧洲的大领主庄园兴盛于中世纪，它体现出那个时代最令人炫目的成果。对贵族而言，他们舒适悠闲的生活环境从一个方面表现出当时社会富裕的物质成果。但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庄园作为封闭落后经济制度的产物，逐渐远离了经济舞台的中心。
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和劳动年产物增多时，购鱼者也相应增加，而且这些购鱼者有更多其他货物作为代价来购买鲜鱼。同时，扩大的市场也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例如，原来每年1千吨鱼的市场扩大到1万吨，其增加的劳动量必将超过原来的10倍才能满足需要。因为运输鱼类大都需要使用较大的渔船，而其捕鱼的工具价格也较高，所以这种商品的真实价格自然会上升。事实上，世界各国的情况与此雷同。虽然一天的捕鱼量难以确定，但某一地区的年产量是比较确定的。但是，这更多依赖于国家的地理位置，而非国家的财富及生产力。所以，两国的改良程度虽然不同，但勤劳的作用却可能相同，反之亦然。
人类开采各种金属矿物（特别是贵金属）的数量似乎不受限制，但其数量也是不确定的。一国拥有的贵金属量并不受该国地理情况（如矿藏的丰富或贫瘠）的限制，那些没有矿山的国家却往往拥有大量的贵金属。国家拥有贵金属的多寡取决于以下两种情况：第一，该国的购买力、产业状态、土地和劳动的年产量，这些因素可决定开采本国矿山的金银或购买他国矿山的金银时，雇用劳动量的多少和投入的生活必需品的多少；第二，在一定时期内，向商业世界供应这些贵金属的矿山的肥瘠程度。因为贵金属体积小、价值高、易于运输、运费低廉，所以，只有距离矿山很远的国家，其贵金属数量才受矿山肥瘠的影响，比如中国、印度等国的贵金属数量必然受到美洲各矿山富饶的影响。
如果每个国家的金银数量都取决于上述第一种情况（即购买力），其与其他奢侈品和非必需品的真实价格一样，随该国的富裕及技术改良而上升，随该国的贫困与萧条而下跌。持有大量剩余劳动与生活必需品的国家，与持有少量剩余劳动与生活必需品的国家相比，在购买一定数量贵金属时，前者可以支付较大数量的劳动和生活必需品。如果每个国家的金银数量都取决于上述第二种情况（即向商业世界供应这些贵金属的矿山的肥瘠程度）时，金银的真实价格（即它们所能购买、交换的劳动量和生活必需品）随矿山的丰饶贫瘠情况而成比例升降。
牧羊的丘陵
新航线开辟以后，欧洲的贸易中心由地中海转到西欧，使英国工商业加速发展。英国自古就以羊毛输出为主要产业，在这样的背景下，其毛纺织工业迅速发展起来，由羊毛输出国变成呢绒输出国。由于羊毛纺织业的兴盛，养羊很快成为暴利行业，这直接导致了圈地运动的兴盛。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境内一直遍布着大大小小的牧羊区。
但是，在一定时期内，向商业世界供应贵金属的矿山究竟是富饶还是贫瘠呢？这与该国的工业状态没有任何关系，与世界的工业状态似乎也没有任何关系。在开采技术和贸易逐渐向世界更广的地区扩展时，矿山的探索也随着向更广的地区扩展，因此发现新矿山的机会比在狭窄地区的时候更大。在旧矿山逐渐采掘尽时，能否发现新矿山是件不确定的事，人类的技术和勤劳对此也不能保证。只有实际发现矿山并采掘成功时，才能确定新矿山的真实价值。在今后一两个世纪中，也许能发现更为富饶的新矿山。但是，即便是现在最多产的矿山，其产出比美洲各矿山发现以前的任何矿山都显得还要贫瘠。这两者中实现任何一个，对世界财富和繁荣都不具有什么重要意义，对土地和人类劳动年产物的价值也没有什么意义。年产物的名义价值（表明或代表这年产物的金银量）会有极大差异，但其真实价值（即所能购买和支配的真实劳动量）却完全一样。前一种情况中，1先令代表的劳动可能与今日1便士代表的劳动相同。后一种情况中，1便士代表的劳动与今日1先令代表的劳动相同。但前一种情况下，持有1先令的人并不见得比今日持有1便士的人富有；在后种情况下，持有1便士的人也并不见得比今日持有1先令的人贫穷。人类从前一种情况得到的唯一好处是金银器皿的低廉和充足，从后一种情况得到的不利则是这些奢侈物品的昂贵与稀缺。
关于银价变化的结论
研究过古代货币价格的人认为，谷物及一般物品的货币价格低廉，金银价格昂贵是金属缺乏的有力证据，也是一些国家贫乏而野蛮的证据。这种观点和国家富裕导致金银富饶、国家贫困导致金银不足的经济学体系密切相关。金银价值的昂贵仅可证明各矿山贫瘠，不能作为国家贫穷与野蛮的证据。贫国不能像富国那样有能力购买很多金银，他们不可能为金银支付比富国还高的价格。
中国比任何欧洲国家都富，但贵金属的价格却比欧洲各国都要高。固然，自美洲矿山发现以来，欧洲的财富已大大增加，同时金银价格逐渐下降。其价格的下跌并非是因为欧洲真实财富的增加，或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增加，而是因为发现了更为富饶的矿山。欧洲金银量的增加与制造业及农业的发达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但其原因不同，所以两者相互间没有任何联系。金银量的增加是一个偶然事件，与政治无关；制造业及农业的发达，则是由于封建制度的崩溃与新政府的成立，鼓励了工业的发展，人们享受到劳动的成果。
金银比价的历史
世界金融领域，金银比价一直是指导贵金属投资的重要指标。历史上金银比价曾低至15∶1，而目前却高达56∶1。由于受石油上涨、美元贬值等重大利好因素影响，包括美国高盛在内的世界著名投资银行均继续看涨黄金，金银比价还可能进一步扩大。
封建制度残存的波兰在今天仍是一个极其贫穷的国家。然而波兰也像欧洲其他各国一样，谷物的货币价格上升，金属的真实价格下跌。所以，波兰的金属数量增加，并与土地和劳动的年产量成比例增长。可是，这种贵金属的增加似乎并没有增加该国的年产量，也没有改善其制造业、农业和居民的生活环境。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美洲拥有许多矿山，两国贵金属的价格比欧洲其他地方低。因为贵金属从这两国运往欧洲各地，要附加运费和保险费；而且它们或者被禁止输出，或者须交纳重税，此外还要付走私费。所以，与土地和劳动年产物比较，贵金属数量在这两国必然比在欧洲其他各国要多。虽然两国已废除封建制度，但其实际体制并不比以前好多少，它们比在欧洲很多国家贫穷。所以，金银价格的下跌不能证明一国的富裕繁荣；金银价格上升，以及一般商品如谷物价格的低廉也不能证明一国的贫穷和野蛮。
一般商品，如谷物价格的低廉虽不能证明该国的贫穷和野蛮，但家畜、家禽、野生鸟兽的货币价格更低廉的事实却可明显证明以下两个事实：第一，牲畜的丰富程度大于谷物，由此可知畜牧荒地所占面积比谷物的耕地大得多；第二，畜牧荒地的地价比谷物耕地的地价低廉，可知该国大部分土地还未用于耕作和加以改良。由此可证明，这种国家的资财和人口，对其土地面积所持的比例，与普通文明国不同，从而证明其社会尚处于初级阶段。总之，我们从一般商品或谷物的货币价格的高低，能推断出那时以金银供给商业市场的各矿山的肥瘠情况，却不能据此推断该国的贫富。但是，我们可以从某些商品的货币价格与其他商品的货币价格的高低比例，准确地推断出该国是富裕还是贫困，它们大部分土地是否经过改良，其社会状态是野蛮还是文明。
由于银价跌落，一切货物所受影响一定相同，即银价若较前减少1/3、1/4或1/5，所有货物的价格，亦必相应抬高1/3、1/4或1/5，但是各种食品价格的上涨对粮食却不产生同样的影响。以本世纪的平均数为例，谷价的上涨远不如其他食品价格上升得那么多。由此可知，后者价格的上涨决不能完全归因于银价的跌落。
在本世纪前64年间及最近这次恶劣的季节以前，谷物本身的价格较前世纪后64年间略低。英国温莎市场价格表、苏格兰各郡公定谷价调查表，以及法国麦桑斯和杜普雷·得·圣莫尔二世所搜集的许多市场账簿都证明了该事实。过去10年或12年的谷物高价可从气候不良上找原因，而不必推测银价的跌落。因此，银价不断跌落的看法并无确凿根据。
或许，等量白银在今日所能购得的食品数量比上世纪少，讨论该变化产生的原因是商品价格的上涨还是白银价格的下跌，这是一种徒劳的区分；对于只带一定数量的银子去市场购买的人，或只有一定货币收入的人来说，这种区分毫无用处。
如果某种食品价格的上涨是由于银价的下跌，原因只有一种，即美洲矿山的丰饶，因为只有它才可以推断出银价的贬值。尽管如此，国家的真实财富即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也会像在葡萄牙、波兰那样日渐衰微，或像在欧洲其他大部分地方那样日渐增加。但这些食品价格上涨的原因如果是土地真实价值的增加或耕地的改良，我们就可以得出该国在繁荣进步的结论。土地是国家财富中最大、最重要和最持久的部分，若能对此部分的价值是否增加提供决定性证据，此区分无疑对人们有所帮助。
在规定某些下级雇员的报酬时，此区别对公众也有益处。若某种食品价格上涨因银价下跌所致，则此等雇员的报酬应随下跌的幅度而增加；如果食物价格的上涨因土地的改良所致，那么如何提高其报酬或提高与否就是一个极其微妙的问题。由于改良及耕作的扩张，一切动物性食物与谷物的价格多少会有所提高，一切植物性食物和谷物的价格会或多或少地下跌。动物性食物价格上涨，是因为生产此食物的大部分土地经过改良，已适于谷物的生产，于是就得对地主和农场主的谷田提供地租和利润。土地的产出力增加导致其产量变得更大，因此植物性食物的价格下跌。农业的改良使许多植物性食物的上市价格更低廉（因为所需的土地与劳动更少），如马铃薯、玉米、印度小麦等。
在农业原始状态下，许多植物食品的栽种局限于菜园中，而现在开始用耕犁栽植，如芜青、胡萝卜、卷心菜等。因此，在社会改良进程中，如果某种食品的真实价格上涨，那么另一种食品的真实价格必定下跌。而判定一种食品的涨价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由另一种食品的跌价来补偿，更是一件慎重的事情。家畜肉价格一旦涨到极点（除猪肉外，其他家畜肉在英格兰大部分地方已在一个世纪前，达到了极点），此后其他各种动物性食物发生的任何涨价都不会对一般下层阶级人民带来多大影响。英格兰大部分贫民不会因家禽、鱼类、野禽或鹿肉价格上涨而苦恼，反之，他们会因马铃薯价格的下跌而感到轻松。
当食物缺乏、谷价昂贵时，穷人会感到苦恼。但在普通的丰年，谷价处于平均价格时，其他原生产物价格的上涨都不会使贫民感到痛苦，食盐、肥皂、皮革、麦芽、啤酒等制造品价格的上涨也许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痛苦。
奢侈的英国乡绅生活
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财富的积累，18世纪的英国乡绅们逐渐变成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乡绅。他们鄙视和厌恶农业劳动，在生活上仿效贵族和中产阶级——打猎、斗鸡、钓鱼、骑马、赌博、洗浴等，过着奢侈享乐的生活。
技术改良对制造品真实价格的影响
随着技术的改良，一切制造业的费用大概都会逐渐减低。机械的改善、技术的熟练、更妥当的分工等，它们带来的结果是所需劳动量大大减少。虽然社会日益繁荣，劳动的真实价格大幅上涨，但劳动量的大大减少一般足以补偿劳动价格的上涨。
固然，有些原材料真实价格的上涨超过了技术改良给生产带来的利润。在木器的制作中，木材的真实价格由于土地改良而上涨的部分远远超过采用机器及完善分工得到的一切利益。但在原材料的真实价格没有上涨或上涨不多的情况下，制造品的真实价格却下降了许多。
在近两个世纪，以贱金属为原料的制造品的价格跌落最为显著。上世纪中叶，20余镑才能购得的手表现在只需20先令。刀匠、铁匠所制成的物品，以及所有伯明翰、设菲尔德出产的商品，其价格都下跌很多，即使以两倍，甚至三倍的价格也不能制出同样优良的产品。也许以贱金属为原材料的制造业比其他制造业更适宜于分工，使用的机械有更多可以被改良的地方。因此价格低廉也就不足为奇。
餐前的祷告
高雅的风度、得体的言谈举止可以彰显身份。在这幅画中，一个信仰基督教的新兴资产阶级家庭的成员们正在做餐前的祷告，他们神情庄重，显示出良好的修养。
同一时期，毛织业制造品价格下降就没有这么明显，反之，上等毛织物价格在这25年至30年间还上涨了一些，这是西班牙羊毛的价格上涨的结果。由英格兰羊毛制成的约克州毛织物，其价格在本世纪中已下跌了许多，不过质量的好坏值得争议，这方面的信息多少有些不确定性。今天的毛织业分工状况和一个世纪前大致相同，而使用的机械也无大变动，但在分工和机器这两个方面可能都有些改良，以致引起价格下降。但是，我们如把制造品现在的价格和过去15世纪末的价格比较，则价格的下跌就会明显得多，那时的分工程度远不及今日精细，使用的机器也很不完善。
1487年（即亨利七世第四年）法令规定：1码上等赤呢或花呢，其零售价不得超过16先令，违者每出售1码即罚40先令。依此推断，与今日24先令相等的16先令所含的白银量，就被视为1码上等呢料的合理价格。当时颁布此法令意在杜绝奢侈及普通售价略高的情况。每码1几尼，这在今日可视为此等织物的最高价格。这样说来，上等呢料的货币价格自15世纪末以来大大降低，何况今日最上等呢的质量还要好许多，其真实价格则跌落更大。1夸特小麦的平均价格是6先令8便士，所以16先令就是2夸特小麦的价格，而且是3蒲式耳多小麦的价格。现在，1夸特小麦价格为28先令，则当时1码最上等呢料的真实价格至少等于现在英币3镑6先令6便士。当时购买1码这种呢料的人必须支付相当于今日3镑6先令6便士支配的劳动量与食品量。
1463年（爱德华四世第三年）颁布的法令规定：农业雇工、普通工人、市内或郊外居住的一切工匠的雇工不得穿每码2先令以上的呢料。当时，2先令所含的银量与今币4先令几乎相同。但现在每码4先令的呢料比当时最穷的人所穿的任何衣料都要好。所以，就其品质说，这些人所穿衣物的价格比现在昂贵。每蒲式耳小麦的合理价格是10便士。所以，2先令就是当时2蒲式耳2派克小麦的合理价格。按每蒲式耳合3先令6便士计，现在2蒲式耳2派克小麦值8先令9便士。当时，贫困雇工每购1码这样的呢料，需付相当于今日8先令9便士所购得的食品量。但是，该法令旨在限制贫民的奢侈与浪费，可见他们当时所穿的服装比现在要昂贵得多。
蒸汽机车
1814年，英国人斯蒂芬孙发明了第一台蒸汽机车，从此，人类加快了进入工业时代的脚步。蒸汽机车成为这个时代文化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和关键工具。
根据同一法令，禁止该阶层人穿价格超过14便士（约等于今币20便士）的长袜。当时，14便士约为1蒲式耳2派克小麦的价格，以每蒲式耳3先令6便士计，现在1蒲式耳2派克小麦约值5先令3便士。对今日最穷苦和下贱的仆人而言，5先令3便士是一双长袜最贵的价格，而那时的下级仆人必须对长袜支付等于这数目的价格。爱德华四世时期，欧洲许多地方都不知道织袜技术，当时的长袜都由普通布匹制成，这也许是价格昂贵的原因之一。据说英格兰最先穿袜子的是伊丽莎白女王，其长袜是西班牙大使赠送的礼物。
以前，精呢和粗呢制造业所用的机械都远不及今日完善。数百年来，这些机械曾有过三次大改良，此外还有多次小改良，其次数和重要性现难以确定。这三项重大改良是：第一，以纺条、纺锤代替纺轮，带来的结果是同量的劳动可完成两倍以上的工作量；第二，使用若干新颖机械，其大大方便和缩短了精纺毛线卷绕的时间，这种工作在此等机械发明之前，极其烦琐和困难；第三，用漂布机浆洗代替人工，使布密致。16世纪初期，英格兰各地尚没有水车、风车，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各国亦是如此，只有意大利早些时候采用过此等机械。这些情况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精粗毛织品为何较现在昂贵。往时，此等货物上市前需要花费更多的劳动，因此上市后必须交换更多商品的价格。
伦敦圣詹姆斯公园
面对白金汉宫的圣詹姆斯公园最早是英王亨利八世的鹿苑。这幅图描绘的是18世纪英国的上流社会人士在公园里玩耍的情景。这个伦敦最美丽的公园曾经为贵族所独享，但今天已经成为普通市民的休闲场所。
古时，与今日工业处于发展初期的国家一样，英格兰的毛织业可能是一种家庭制造业。每位家庭成员偶尔都担当工作的一部分，但这种工作并非是大部分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他们通常只在空闲时才做这种工作。以这种方式生产的产品，其价格总比以纺织业为主要职业或唯一生活来源所完成的产品要低廉。那时，英格兰尚未制造精毛织品，只有富裕的弗兰德才有精纺业，并且该产业的制造者大多以此为主要职业和唯一的生活费来源。弗兰德制品是一种外货，因此必须向国王缴纳若干赋税，至少也得缴纳通行时的吨税和磅税。这些税不是很高，欧洲各国的政策不是用高关税限制外国制品的输入，而是鼓励进口，以便达官贵人能够享受到本国无力提供的便利品和奢侈品。上述情况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为何古时粗纺业和精纺业的真实价格远低于今日之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