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国抗战的战略错误亦多。从基本原则上说，我们对一个优势敌国侵略的战争，应该是长期的消耗战，直到把敌人拖垮为止，决不与敌人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自丧元气，消耗主力。所以抗战一开始，我们断不可把全国军队的精华集中在京、沪、杭三角地带，任敌方海、陆、空军尽量发挥其优越性能。蒋先生当时作这决定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第一是由于他不知兵法，而好意气用事。因蒋的本性是绝对亲日的，但目睹失地千里，日本仍不满足，使他面子上无以自处，实在气愤不过，所以不顾一切，和它一拼再说。这是个绝大的错误。因为做统帅的人，甚至独当一面的指挥官，一定要冷静，千万不可使气。一时冲动，往往正堕敌人奸计之中。第二，可能是他的策略。蒋先生本不愿全面抗战，他认为能把上海牢守几个月，西方列强可能出来斡旋，战事亦可乘此收场，如“一·二八”淞沪之战一般。这一想法显然也是错误。
敌人来势汹汹，不打到武汉不会轻易言和。要和，也必然是城下之盟，我们除亡国之外别无他途可循。再者，西方列强此时已弱点毕露，欧洲局势岌岌可危，英、法自顾不暇，哪有余力东顾？当“九·一八”之时，希特勒还未上台，国联尚且无力制裁日本，何况此时呢？
死守南京，又铸下第二大错。沪上兵败之后，我后方尚有数师精锐部队未参预战斗。此时如索性把大兵向大江南北一撤，将南京正面让开，敌人深入之后，再相机自南北两方夹击，京、沪敌人亦难安枕。我元气未丧尽，则敌人此后北上徐州，西窥武汉，顾虑皆多。当时白崇禧和我以及德国顾问都反对守南京。无奈委员长认为南京系国府及国父陵寝所在，不守在面子上过不去，更兼唐生智别有用心，随声附和，乃决定死守南京这战略上的死地。孰知我军新败之余，士气已沮。敌军迫近我首都，争夺首功，士气正盛，相形之下，优劣悬殊。不数日，南京便为敌军所夺。我大军十余万简直被无故糟蹋掉了，岂不可惜。
南京失守后，敌人次一目标必然是津浦线。但是此时津浦线简直无兵可调，优势敌人本可一举打通津浦线。若非敌军太骄妄粗心，和我五战区将士沉着应战，则战事早已不堪设想。所幸我们能运用内线作战的便利，在津浦路上和敌人纠缠了半年，使它无法西窥武汉，抗战局势才转危为安。
二十七年武汉保卫战时，我方战略再度发生错误。当我从徐州退到豫南、鄂东时，敌人正由南京沿江西上。我那时在战略会议上，便主张以一部分兵力在鄂东阻止敌人西进，而以主力自豫南出皖西，循六安、舒城、怀宁一线，配合大别山内的廖磊集团军，主动出击，以攻为守，夹击侵入鄂东的敌人。我的建议未被蒋先生接受，他主张陈重兵于鄂东，于豫南一带作纵深配备，构筑工事，以逸待劳。这“挨打战略”实是一项错误。因为鄂东地形复杂，敌我大兵团均不易展开作战，陈重兵于此，实无用武之地。而自六安以西直达信阳，一坦平原，无险可守，此路有失，则鄂东之兵将不战自退。其后敌人果由六安西进，各个击破我重叠配备防线，侵占信阳。至此，鄂东和武汉守军不能不仓卒撤退，一切如我所料。以上是我所亲自参预，虽然一再进言而不为蒋先生所采纳的三项战略错误。至于其他的错误，这里也就不必多赘了。
到抗战末期，中央以配合美国在印度的基地为名，抽调四、五十个师集中滇、缅边境，声言打通滇缅路，夺取仰光海口，以便接运美国作战物资。这也是一项极大的错误。当时我曾建议，舍近求远，天时地利人和于我都极不利，故与其劳师出国远征，不如集重兵于南宁、贵县一带（广西当时已无敌军）向广州湾进攻，开辟一个出海口，与太平洋上的盟军相呼应。我的理由很简单，敌人的兵力自三岛本土向外延伸，直到缅甸，正如一条长蛇，蜿蜒在亚洲大陆边缘。我们打蛇应该采取腰斩的方式，不应专门打头或打尾。吾人如在缅甸与敌人火拼，敌势不支则慢慢向东收缩，愈缩则兵力愈集中，抵抗力愈强，而我方困难也愈多。当时如果我们以入缅的兵力向广州湾出击，必可打通广州湾出海口，如此则可与循菲律宾一线北上的美国海、空军相呼应。日本在支那半岛以及南洋一带和其本土的交通顿受威胁，则缅甸日军将不战自溃。我提出此一战略主张的另一用意，便是看到日本有突然投降的可能。日本投降时，我国如有个出海口，则四、五十万大军便可利用日本投降的船舶迅速开往东北与华北，则战后问题便简单多了。
但是我的战略主张也未被重视。我们足足有四、五十万最精锐的部队被困于滇西、缅北的崇山峻岭地带。日本突然投降后，这些部队才慢慢开回昆明，等到开到北方，已是三、四个月之后，华北、东北已局势全非。我们不特未能抢先一步，等到共产党已打下基础，我们再去逐步打通交通线，则为时已晚了。殊不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不久，中央即密令杜聿明围攻昆明五华山、龙云被迫应战，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蒋先生之所谓打通滇缅路，其用意实在此不在彼。
整个战略之外，抗战时我方指挥系统的毛病亦多。最重大的一个缺点，便是蒋先生越级亲自指挥。前已一再提及，蒋先生既不长于将兵，亦不长于将将。但是他却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抗战时，他常常直接指挥最前线的师长，抗战后对共军作战，他竟然连团长也指挥起来。他指挥的方法是直接挂电话，或直接打电报，故战区司令长官甚至集团军总司令和军长都不知其事。有时一军一师忽然离开防地，而前线最高指挥官还不知其事。但是蒋先生的判断既不正确，主张又不坚定。往往军队调到一半，他忽然又改变了主意，益发使前线紊乱。蒋先生之所以要这样做，实在是因为他未作过中、下级军官，无战场上的实际经验，只是坐在高级指挥部里，全凭一时心血来潮，揣测行事，指挥系统就乱了。
凡是中央系的将领都知道蒋先生这项毛玻他们知道奉行蒋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败仗，但是如不听他的命令，出了乱子，便更不得了。所以大家索性自己不出主意，让委员长直接指挥，吃了败仗由最高统帅自己负责，大家落得没有责任。将领如果是这样的庸才，当然不能打胜仗，而蒋先生却偏偏喜欢这样的人。
抗战初期，战场上表现最坏的要算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刘氏在河北溃败时，曾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但是不久，蒋先生又重用刘峙。据说，某次蒋夫人曾向委员长进言说：“外边闲话很多，刘峙恐怕不能再指挥作战罢？”
蒋先生说：“刘峙指挥作战是不行，但是哪个人有刘峙那样绝对服从？！”结果还是用了。蒋先生所喜欢的便是象刘峙那样“绝对服从”，自己毫无主张的庸才，因此，国军战绩也就不易表现了。
长沙三次会战时，薛岳本打得很好，不图在作战正紧张时，蒋先生一个电话把军队调乱，薛岳一时无法补救，被打得踉踉大败，失了长沙。薛伯陵一气，不听统帅部撤往湘西的命令，竟把部队撤到江西去了。后来薛岳几乎为此受处罚呢！有人问薛岳，为何要到江西去。薛说：“跑远一点，他（指委员长）电话便打不通了！”这是抗战期间，高级将领尽人皆知的趣事。
不过话又说回来，终我六年之任，委员长从未直接指挥过我五战区的部队。我原知道蒋先生有这项脾气，所以当二十六年十月蒋先生任我为五战区司令长官时，我便笑着向他说：“委员长，我很感激你这样看重我，使我负这样重要的职务。不过古代战略家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希望你不要打电话直接指挥五战区的部队啊！”
蒋先生也笑笑说：“五战区我不打电话，对你我放心得过，放心得过。”他果然能守此诺言，始终未打过电话。我在徐州时，蒋先生曾为别的事，和我通过两次电话。他那口宁波腔，当面谈话还可勉强懂得，在长途电话里，我就有一大半不懂了。我听得很吃力，蒋先生也觉得很苦，以后他连这类电话也少打了。老实说，我在五战区能打几次小胜仗，未受委员长直接指挥亦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