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世界各国元首在魔门门主幽骨髅的控制之下尽全力攻打我国，但是现在我国的军事实力已经不是昔日阿蒙，在总攻开始的前五分钟，古月先生就制定好了对付的周详策略，在一开始就摧毁了各国的军事指挥中心和元首的所在建筑物。
在一失去指挥官的情况下，各国的军队顿时大乱。我国的军队趁机占领全世界，统一了全球。李慕白从少昊陵里面闭关出来，正好碰上这一消息在通过各种通讯方式传播，李慕白不禁感叹：这个正印证了几位伟大的哲学家的预言！
大历史学家汤因比预言：中国文明将统一世界1973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汤因比与日本宗教和文化界著名人士、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关于人类社会和当代世界问题的谈话，《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先后出版过英文、日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等多种文本。以下文字为池田大作为《展望二十一世纪》
中,文,版
出版20周年而作。
“汤因比博士已去世将近一百年（1889-1975年）此刻，感慨萦怀，想起和晚年的博士在他伦敦那整洁的住宅里交谈的那些黄金般的日子。如果他还健在，该多么高兴啊。对谈开始，眼镜后面总是面带微笑的博士的目光严肃起来，说：“开始吧，为了21世纪的人类，让我们交谈下去！”那是1972年，熏风吹拂、鲜花绽放的5月。博士83岁，浑身充满了沉静的热情，和44岁的我坦诚相对。谈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恰好电视播报在英国召开首脑会议的新闻。博士看着，悠然说了一句话，至今在我胸中震响――“可能我们的对话不惹人注意，但是将永远留存下去。”那时我倡议“日中邦交正常化”已4年。在东西冷战的旋涡中，各种既成势力对我的倡言施加压迫。然而，为了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中国和日本非缔结友好不可，这就是我的信念。汤因比博士非常了解我的这种行动。他露出慈父般的微笑，说：“因信念而遭受无端的责难是一种荣誉。浅薄的指责跟本质毫无关系。我们还是谈本质问题吧。”我们谈论的本质问题很广泛，概括起来，就是探究“何谓人”“何谓社会”以及“何谓生命与宇宙的本质”。这就汇集成了《展望二十一世纪》这本书。博士用他那无以伦比的文明史巨眼俯瞰在薄薄覆盖地球这颗行星的“生物圈”中展开的人类史，遥望未来。博士集毕生学术之大成所说的警世词句须臾不离我耳畔。对于哲学告缺、迷失方向的现代世界，那些珠玑话语今天也深刻提示着根本价值观，即“为了创造新地球文明需要什么”，“为了可持续的繁荣，人类应该怎样生存”对谈跨越了两年，总计10天，长达40个小时。我曾问：“如果再生为人，博士愿意生在哪个国家，做什么工作？”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是生为中国人，我想自己可以做到某种有价值的工作。”
在广大地域多民族融合、协调，一贯保持一个文明，对中国的这种悠久历史博士刮目相看。他还清晰论述了中华文明精神遗产的优秀资质，预言今后中国是融合全人类的重要核心。我本人（池田大作）曾10次访问贵国（我国），深深感受到中国传统的优质顺应社会变化、切合时代而改变形态，绵绵搏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验性尝试，香港、澳门的历史性回归等，导向成功的动力当中也生动呈现“中华思想的优质”。现在，贵国所切实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也是有汤因比博士从贵国发现的“罕见的政治、文化性统一的技术与经验”作后盾的21世纪的先驱性行动。博士一语道破，防止人类集体自杀的唯一道路在于如何能形成人类的和平融合。在这一意义上，正如博士所预见的，贵国培育的“融合与协调的智慧”给人类前途以无限的启示和触发。对于我前面的提问，汤因比博士还回答：“我将来生在中国，要是在那未来的时代世界还没有融合起来，我就要致力于使它融合。假如世界已经融合，那我就努力把世界从以物质为中心转向以精神为中心。”人类和平融合与精神文化复兴，这也是博士托付给我的文明课题。博士为此而提出的方法就是“对话”。
以下为书中〈中国与世界〉一节的内容（节选）：池田博士说过“作为将来的一种可能，中国也许会统治全世界而使其殖民地化”。这有什么根据呢？现在还有这种可能性吗？
我的想法是，与其说中国人是有对外推行征服主义野心的民族，不如说是在本质上希望本国和平与安泰的稳健主义者。实际上，只要不首先侵犯中国，中国是从不先发制人的。近代以来，鸦片战争、中日战争、朝鲜战争以及迄今和中国有关的战争，无论哪一次都可以叫作自卫战争。
博士说，中国人的秉性，进入近代以来，已由世界主义变成民族主义。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然而我认为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是侵略主义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是对鸦片战争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侵略势力，作出的不得已的反应。这样说更好一些。我想所谓民族主义是对外反应的一个方面，基本上还是大力推行着世界主义、中华主义。以前中国采取孤立的外交姿态，一方面可能是为了革命后需要整顿内部；另一方面是所谓中国即世界这种高傲的传统主义的表现。
汤因比对于中国的状况，我基本赞成您刚才的分析。对过去的中国，拿破仑曾说，“不要唤醒酣睡的巨人”。英国人打败了拿破仑，马上就发动了鸦片战争，使中国觉醒了。
一八三九年即鸦片战争爆发以来，您说和中国有关的战争完全是自卫战争，这是完全对的。然而按中国人的解释，自卫的意义也包含着想恢复清朝的鼎盛时期--即乾隆皇帝统治的后半期--中国所达到的国界。
中国围绕喜马拉雅高原上很小的一块领土就跟印度关系决裂。这个地区本身对中国没有什么价值，战略上也没什么意义。尽管如此，我推测对中国来说，这个地区是有某种象征意义的。因为印度主张的国界是在中国衰微、无力争辩的时期由英国决定的。
现在没有任何征兆表明中国要越过一七九九年即乾隆皇帝逝世当年的国界进行扩张。实际上，在阿穆尔河沿岸，最近虽跟苏联发生了冲突，但一点也看不出中国要认真考虑恢复阿穆尔河右岸和乌苏里江右岸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是从一八五八年到一八六一年期间，中国被迫割让给俄国的。但是那里居民的中国色彩，无论当时或现在都是微乎其微的。
然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出现了一些以前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新东西。一八三九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在占世界一半的东亚是名副其实的“中华王国”。虽说只有日本在政治上没有从属于中国，但周围所有国家，也包括日本在内，都在吸取中国文明。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是统治着“天下万物”。
池田想一想国际社会中的中国立场，以前那样推迟恢复北京政府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硬使中国陷于孤立，责任完全在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国家。让中国本身负此责任是没有道理的。
不管哪个国家多少都有这种倾向，特别是中国，对自己接受席位的性质极为敏感。由于战后四分之一世纪里遭受到不合理的对待，所以对新获得的席位是否正当地评价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是极为重视这一原则的。
总而言之，中国大概对作为西欧化结果的美苏两大强国统治世界，感到难以忍受。当然法国或者英国对此大概也抱有强烈的反感。然而这些国家似乎能够顺应现实，采取妥协性外交上的灵活策略。比起这种妥协来，中国似乎坚持原则的色彩更为强烈。
我们从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时表现的态度上也能看到，如果不安排好符合这一原则的席位，中国可能宁作国际社会的孤儿。他们有决心一直等到获得正当的评价为止。尽管如此，随着中国回到国际社会中来，今天对全世界的动向将会产生很大影响。
汤因比中国今后在地球人类社会中将要起什么作用呢？由于西欧各民族势力的扩张和暂时的统治所形成的地球人类社会，已经摆脱了这种统治力量，今后仍会按现在的状况继续存在下去。在最近新形成的地球人类社会中，中国仅仅就停留于三大国、五大国或者更多的强国之一员的地位吗？或者成为全世界的“中华王国”，才是今后中国所肩负的使命呢？
因此按我的设想，全人类发展到形成单一社会之时，可能就是实现世界统一之日。在原子能时代的今天，这种统一靠武力征服--过去把地球上的广大部分统一起来的传统方法--已经难以作到。同时，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我预感到这个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
由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组成的东亚，拥有众多的人口。这些民族的活力、勤奋、勇气、聪明，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毫无逊色。无论从地理上看，从具有中国文化和佛教这一共同遗产来看，他们都是联结在一条纽带上的。并且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其理由就在这里。
如果我的推测没有错误，估计世界的统一将在和平中实现。这正是原子能时代唯一可行的道路。但是，虽说是中华民族，也并不是在任何时代都是和平的。战国时代和古代希腊以及近代欧洲一样，也有过分裂和抗争。然而到汉朝以后，就放弃了战国时代的好战精神。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重新完成中国的统一是远在纪元前二0二年。在这以前，秦始皇的政治统一是靠武力完成的。因此在他死后出现了地方的国家主义复辟这样的反动。汉朝刘邦把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的平衡，从地方分权主义持久地引向了世界主义。和秦始皇带有蛊惑和专制性的言行相反，他巧妙地运用处世才能完成了这项事业。
将来统一世界的人，就要像中国这位第二个取得更大成功的统一者一样，要具有世界主义思想。同时也要有达到最终目的所需的干练才能。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不是在半个旧大陆，而是在人们能够居住或交往的整个地球，必定要实现统一的未来政治家的原始楷模是汉朝的刘邦。这样的政治家是中国人？日本人？还是越南人？或者朝鲜人？
池田从两千年来保持统一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有资格成为实现统一世界的新主轴。您这一说法，在考虑今后世界问题时，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汉高祖刘邦对中国的重新统一，作为历史功绩是应该给以高度评价的。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刘邦的成功，大概不能不说是因为有他的前任秦始皇的错误教训。就是说，秦始皇的确在确立长期统治体制上失败了，但是由于秦始皇用强权把在法律和习惯上地区各异的分散的中国统一起来，这就使刘邦确立统一的政权成为可能。没有秦始皇，这一任务要由刘邦自己去完成，那时刘邦的角色也许就要由别人扮演。
不论怎样，中国也是用强大武力完成统一的。后来，虽也有由儒教的伦理和天子这种理念上的象征来维持统一的一面，但中央政府掌握的军事力量一旦削弱时，国内就曾几次陷于分裂危机。
因此，我想说的是，今后世界统一应走的方向，不是像中国那样采取中央集权的作法，可能是要采取各国以平等的立场和资格进行协商这种联合的方式。从这种意义上说，与其说哪里是中心，不如说哪里表现出先锋模范作用。我个人认为欧洲共同体的尝试，大概能成为这样的一个楷模。即或需要时间，我希望还是一定要促其成功，成为全世界的楷模。
汤因比曾在1929年11月16日，从当时日本的殖民地朝鲜进入中国东北，并在北京逗留了半个多月，然后赴上海。汤因比在南方感触较多的是中国的革命，如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等，但他似乎只认同改良，对革命造成的恐怖与毁灭心有余悸。他并不喜欢上海，虽然英国当时在上海有着很大的利益。在南京他有机会接触国民政府里的高层，但看不惯这些官僚“蔑视过去、鼓吹当前、迷信未来”的嘴脸。他指出：“在相互对立的政府、党派、军阀的争夺中，最终获胜的那一方并非因为用武力取得了统一，而是因为赋予了人民其内心深处最想要得到的那些东西。”汤因比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寄予了同情，对把人民作为愚弄工具的南京政府及其
执,政,党
非常失望。
汤因比作为致力于文明史的“总体历史学家”，很重视把中国及其文明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他不仅对比了中日，还非常罕见地把1923年建立的土耳其与1928年恢复统一的中国进行了对比，得出结论是：“目前，土耳其人与中国人似乎交换了彼此的传统角色――土耳其人在学文化，而中国人在相互厮杀。”关于中日，汤因比说在民族性格上，日本人更尊重现在与过去之间的连续性，而中国人对历史遗迹一般采取漠然甚至恶意的态度。他说在北京听到一些曾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国人居然喊出“砸烂旧北京”的口号，认为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一些旧都城已无多少荣光留存的根本原因了，对此他表示“痛心疾首”。
汤因比在中国之旅30余年后最终完成的《历史研究》有多处谈到中国历史与文明，在“中华文明停滞论”尚甚嚣尘上之时，他却特别关注中国文明向现代化或如他所称“西化”的转型，这与他此次中国之行的印象应有较大关系。60年代，曾有日本学者问他若时光可以倒流，他愿意出生于何时何地，汤回答说：“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愿意在公元元年出生在欧亚大陆交汇点。那时古埃及文明、欧洲文明与亚洲文明在这一区域汇聚并扩散全球。”
在《历史研究》一书中，他说，西方文明在创造惊人的物质财富时，却因其不可遏止的活力与破坏性，将整个人类社会绑上了高速行驶的列车，固有资源的消失或减少，使人类进入了充满矛盾和焦躁的半荒漠时代。在现代世界，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充满了极大的不稳定性。没有人会否定，这种状况越来越糟糕。而中国文化，以其几千年来大一统社会，而其文明和社会却以其固有的稳定性，被汤因比，这个人们冠以“智者”的当代伟大历史学家，视为一个奇迹。
读书笔记：儒家文化与工业化厄本（英国电台播音员谈话在1972-1973年进行）：在逝世后，难道专家治国论者就不可以（在美国人或苏联人的帮助下）选择那种曾使日本和苏联在短时间内成为强大国家的同样危险的工业化吗？这种诱惑将会是强烈的，而儒家的背景也许并不足以使中国人停滞不前，尽管他们被劝告道（我确信他们是不会被说服的），他们作为第三世界榜样的魅力就在于其工业化的平衡状态和悠闲速度。我认为，theCommunistParty（CP）人并不会争论这些路线。
汤因比：这是有可能的。而这之所以可以，是因为从鸦片战争一直到theCommunistParty（CP）人夺取政权为止，中国遭受了巨大的耻辱；假如你受到过侮辱，那么你就会用相应的攻势来进行反抗。在中国，肯定有这样一种想法，即中国必须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力量。一个开明的中国人很可能会自言自语道：“这一切现代技术都是可恨的，它使我们感到厌恶。我们——正因为它在审美观上和心理上对我们来说是可恨的——为了追求现代技术已经等待了一个世纪，而日本人则马上采纳了。但结果，我们已经遭到日本人、欧洲人、美国人——可以说是一切人——的欺凌，因为我们首先必须赶上现代工业化国家。”这是一种可能出现的反映。
……
但是，不管决定走哪一条路，都将出于民族和传统的原因，而不是因为theCommunistParty（CP）人想要或者能够发动一场蓄意策划的运动，以便使不发达世界脱离苏联的影响。然而，假如他们确实满足于一种发展目标非常有限的稳健的工业化，那么他们就可以——按照列宁的意思——通过向不发达国家提供一种介于不发达的贫困与过分工业化的灾害之间的中间道路的样本，从而名正言顺地继承第三世界。
厄本：我所发现的危险之处在于，儒家的传统——即子女的孝顺、家庭被认为是社会的缩影、被引申了的家庭的忠诚、中国人的教育意识和节俭——也许会非常轻而易举地转变为一个有点按照日本模式的、成熟的、家长统治的工业化社会，它具有日本的污染程度，但确认日本政治制度的自由。事实上，中国在两方面都遭受着失败：一方面，无法自我纠正对环境的巨大掠夺；另一方面，日本人的那种效率被描绘得天花乱坠。
汤因比：这是一种可能性——一种专家治国论者的统治，其政府充当儒家的一家之父，要求接受你所说的工人的孝顺。文化革命的极端主义说明，肯定已经把这看作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危险。我认为，这场超乎寻常的清洗——它不仅清洗了这位统治者的敌人，而且也清洗了作为他的体制的传送带的官僚——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它完全不像斯大林主义的那场恐怖。公开嘲弄了中国官吏，但他并没有杀死他们，而是让他们官复原职；那些取笑过中国官吏、并且看透了他们的人民，现在也许不会那么卑下地向他们叩头膜拜了，而按照传统人们是倾向于这样做的。我想，这正合的心意……
我认为，主义的宗教观正是把人当作人来看待，尊重人性的尊严，不容许地位低下的人遭受中国官吏的凌辱。曾准备牺牲大量实力，甚至在某种时刻控制局势，以便挽救人的自由和精神上尊严。……
再看看净空法师的一段著作：中国过去的经验和历史的成就已使其具备统一世界的基础，这正是西方所显著缺乏的。在这种成就力量上，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有资格带领人类走向大一统。这个话是从一个英国人，而且是一个著名的英国学者说出来的，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实在讲这时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发达，人类正在走向毁灭的边缘。怎样拯救世界，如果世界统一成一个国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换句话说，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就没有了，人类就可以集中力量对应自然灾害，人类才可以在这个地球上继续生存。这件事确实是许多人的愿望。而统治的先决条件是要的人心，中国古人所说的：得人者昌，失人者亡怎么才能叫这个世界上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人都佩服你，都能够相信你，都能够服从你，这个时就很难，所以他的这个意思就很深。首先，我们对汤恩比博士做个简单的介绍：他出生在1889年，1975年过世，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他毕业于牛津大学，担任过伦敦大学的希腊语和历史学的教授，曾经代表英国政府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和谈；他曾经发表过大约3000篇的论文和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12册的《居住历史研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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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除了他就没有人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历史，其实就是世界文明史的研究，所以，他对中国的文明有很深刻的认识。他认为：社会文明的衰落，缘于无法胜任道德与宗教的挑战，不是物质文明的挑战，而一般人都认为是接受不了物质文明的挑战，都搞错了，这是他集一生的智慧和精力得出的结论，特别是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我们肯定他的这个结论是对的。那么要拯救人类，就有两个课题，一个就是拯救人类的宗教，现在宗教很复杂，我们在中国大陆、台湾可能还感觉不到，但是在美国，感觉就特别明显，大大小小的宗教总共有200多个，太多了，但是，真正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影响力的，拥有很多信徒的，大概只有6个，影响最大，拥有信徒最多的就是基督教，还包括犹太教和天主教，一般来说，讲基督教就是说这3个教一起，大概拥有17亿的信徒。全世界人口大概67亿人，我也没有专门统计过，但是不会低于这个数。他们使用的经典是同一部《圣经》，犹太教用的是旧约，基督教用的是新约，天主教用的是新旧约，曾经有位欧洲的朋友问我3个教的关系，我告诉他，这3个教是一家人，一家人里的3派，犹太教是皇上那一派的，基督教是太子那一派的，天主教是皇后那一派的，圣母玛利亚，这位朋友对我的解释很满意；第二大的宗教是
伊,斯,兰
教，我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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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长老说，大概全世界有
穆,斯,林
15亿，佛教连这个的一半都不到，佛教大概才6亿。这就是拥有信徒最多的前三位的宗教。2005年，我在吉隆坡讲经，有缘见到了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长老，那时候他刚退下来两年，对世界和平非常关心，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法师，这个世界还会不会有和平，他问得非常严肃，他曾经主政马来西亚22年，在世界领导人当中是最长的，有一定的影响力，他同时还是一名虔诚的
伊,斯,兰
教徒。我当时回答他说，你只要把4庄事做好。他问哪4庄？我说首先是国家与国家能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其次是政党与政党，然后是族群与族群，最后是宗教与宗教，如果这4庄事能够做好，大家都平等对待、和睦相处，那么世界和平就实现了。他说这做不到。我说这4件事是非常难、非常棘手，但是，如果我们从团结宗教入手，这个事就不难了，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占一半以上，如果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可以团结起来，就会影响到政治，影响到族群，那么，世界就有可能恢复到安定和平，这话他听懂了，他第二天就写信给我，邀请我参加年终在吉隆坡召开的世界和平论坛。我们在论坛里，4天的时间都在一起，所以汤恩比提出的拯救世界和平的宗教有道理呀！今天要追求世界的安定和平就不能不想到宗教，宗教是可以团结的，1999年，我在新加坡把新加坡的9个宗教团结成一家，向兄弟姐妹一样，好几次的世界性大会我都邀请他们参加，在大会上为世界和平祈祷，包括06年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我也邀请这9大宗教参加，在教科文组织大会堂里，一起为世界和平做祈祷，所以宗教是可以团结的，人民是可以教得好的。这也就回答了，为什么汤恩比博士所说的拯救世界和平，统一全世界需要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的智慧表现在哪里，表现在教育，你看，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5000年的历史，在本土人们互助友爱，和谐共处，长治久安，这个在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是找不到的。所以说是可教的，中国人最懂教育，几千年来没有离开教育，都是把教育摆在第一位的，家庭把教育摆在第一位，国家也把教育摆在第一位，几千年来，其他的都是为教育服务的，满清亡国后到今天，近100年，中国人民受尽了苦难，受尽了屈辱，原因是什么呢？通过许多有识之士通过研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人在这近100年来，对自己传统的文化和智慧丧失了信心，都在追求别人的价值观，把自己治国治家的法宝放弃了。汤恩比博士还认为，神信的本质不是权威，而是爱、仁慈、奉献，佛菩萨和基督并非权威，而是代表了克己奉公和无私奉献，这是他对宗教的认知。儒家与道家代表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互助合作，道家以自然为道，不为人类粗鲁、笨拙的行为所扰乱；这是说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只有在这些看似温和的文化和宗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世界观，才是当前拯救世界和平的最大希望。现在大多数人热衷于征服的方法，不仅毫无道德、不切实际，而且祸患无穷。我们对于汤恩比博士的对于宗教的认知、儒释道哲学的研究非常的佩服。只有孔孟学说和宗教可以拯救世界。汤恩比说的是真的吗，很多人，包括部分的学者都在怀疑，我在06年访问英国时，去到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的汉学院和他们的学者、教授交流，说你们英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博士说的到底对不对？你们能相信吗？大家对着我笑，心里大概在想着说不对，但不说出来，我没办法，我说汤恩比博士说的没有错，是我们解读错了，我们说宗教团结，我们真的团结了吗，我们自己宗教就不团结，佛教在中国10个宗派、在日本13个宗派，哪个宗派团结了？就是我们本宗，净土宗内部也没有团结，各个道场都各自为政、不相往来，甚至是自赞毁他。都是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呀！不但同宗的要经常走动、交流，和其他宗教也要交流，我们和其他宗教是什么关系？是表兄弟，全世界的宗教是一家，只有宗教团结，才可以化解冲突，促进和平。真正的有识之士都有这个共同认识。我去过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见到过很多宗教领袖，他们都赞同各个宗教之间要交流。我曾经送给马哈蒂尔一樽千手观音，他是
伊,斯,兰
教的长老，但是他很高兴，这些宗教的领导人都是有智慧的。宗教的团结要靠互相的学习，我读《古兰经》的时候，我就是虔诚的
穆,斯,林
，为什么，如果我有分别、有执着，我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古兰经》的意思，我学佛教，我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我读《古兰经》，穆罕默德就是我的好老师，我没有分彼此，所以我才能看得懂，要用平等心、恭敬心来对待其他的宗教，宗教才能团结，世界才有和平。各个宗教的教义、仪式上大家不一样，但是宗教的精神、目的大家都是一样的，我读过世界上10个宗教的经典，基本的内容都是一样的，都是教人怎么做人，都是关于伦理的教诲、道德的教诲、因果的教诲，大同小异。深入经典才知道是一家，精神是一致的，都是爱的教育，从《古兰经》里我们看到穆罕默德是仁慈的，我们读新旧约，看到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我们互相学习，拓宽了心量、摈弃了门户之见。包括现在大家对它都有偏见的
伊,斯,兰
教，往往都把
伊,斯,兰
教和恐怖分子联想起来，
伊,斯,兰
教很冤枉，
伊,斯,兰
是什么意思，是和平的意思，怎么会是恐怖分子呢，极少数的极端分子把整个
伊,斯,兰
教的形象给搞坏了。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古兰经》里面的确是有圣战这个事情，那这是什么，这是抵抗侵略的事，当时穆罕默德的四周都是敌人，就是想消灭他，他提出圣战是为了保卫自己，绝对没有征服的意思，就好像8年抗战，对中国人民来说也是圣战，保卫战。对于敌人放下了武器，就要善待他，不可以虐待，这个经典里有，对于遇到灾难的人、贫穷的人，都要热心的去帮助，《古兰经》里充满了伦理、道德。
下面第二句，说到谁是地球的继承者，这个题目很大，汤恩比博士讲到，中国历史不断地改朝换代，然而整个成功地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在数百年的时间里成功的维系了数百万人的长治久安；这是全世界每一个领导人所追求的目标。第二，中国成功地融合了一个外来的文化——佛教，丰富了本土的文明；这个是了不起的，中国人有那么大的胸怀，能够包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习俗，并和自己的本土文化融合到一起，佛教现在是中国的文化，说起中国文化都说是儒释道，实实在在讲已经十分不开了，在中国不是佛教徒的读书人，你问他有没有念过《六祖坛经》、《金刚经》，肯定念过，而且很熟，《老子》、《庄子》都念过；你问道长有没有念过《四书》、《五经》，也念过，佛门里的出家人也念过《老子》、《庄子》、《四书》、《五经》，纯粹的儒释道已经没有了，已经变成了中华文化的内容了，是必修的，所以汤恩比说佛教提升了儒、道。对中国人的生活影响就更大了，
赵,朴,初
说，中国人如果没有佛教连话都不会说，中国人常说的“缘分”、“舍得”都是佛教的术语，像这样的还有很多，这是真的，这就是汤恩比博士讲的2点，中国人懂得教育，而且心量很大，可以包容不同的文化，这两点对于今天讲世界的安定和平有很重要的意义。人人都那么大的心量，都能接纳对立的，矛盾、冲突就化解了。这就是所说的心包太虚、量周沙界。中国历史上也曾经有过500年的分裂，这是说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候春秋时期最多时有800诸侯，很多小国家，有的就是一个县，甚至是一个镇。但是在公元前226年，由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始终是大一统的局面，只有改朝换代，再没有长期分裂过。中国文化的整体性——三教九流，也从来没有丧失过。这就是为什么汤恩比对中国文化的无比崇拜、无比敬仰，而在欧洲，罗马帝国分裂后，就再也没有统一过，统一才有长治久安，不统一，那么冲突、战争就会不断，这些人祸谁都不愿承担，谁都愿意过一个幸福美满的一生，而幸福美满的生活只有在大一统的环境下才有可能。中国到了汉武帝的时代，汉武帝意识到要维系大一统的局面，必须要有一支专业的官员队伍来管理、来统治，而专业的官员是什么标准，就是孝廉两个字，用对儒家思想的认识深浅来考核。谁来考核？地方官员，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县令，县令的政绩第一条就是为国家发现人才，怎么发现？县令微服私访，穿上老百姓的衣服，没人认识了，去民间走访，看看哪家有孝子！为什么，他能孝顺父母，他对国家就尽忠，忠臣出于孝子，第二就是廉，不贪，官员就两个标准，忠于国家，他就有责任心，为国家人民服务；这个制度一直到满清，只有改朝换代，各朝各代的皇帝都遵守，如果一个县令3年举不出一个孝廉，那县令就会被革职，这就要求县令的首要任务就是搞教育，是老百姓的君亲师，君是领导、亲是父母、师事老师。孝廉推举出来后，比如秀才，那国家就养着，由国家安排专心读书，再通过考试选拔、任命为官员，为国家、人民服务。只要是成为了秀才，再读书就全是公费了，好哇！很可惜，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后建立民国，国民党党员没有继承举孝廉这个制度，很遗憾的事情。20世纪的世界就好像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政治分裂，国家与国家之间因竞争而战争，谁也不服，依靠武力、强权，进一步发展，可能导致人类的灭亡、世界的末日。如果统一的政治，那么国家可以放弃庞大的军备投入，维持治安只要警察，将资源留给人民增加福利。这个想法是对的，只有中国人可以完成这个任务，所以汤恩比博士说21世纪是中国世纪，外国很多人听了这句话很恐慌，认为这又是一次黄祸。都对中国产生防范，这是误解了汤恩比博士。中国人统一全世界的政治，不是用经济、科技、武力，而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现在好像有些动作了，中国在全世界开办了几百所孔子学院，如果孔子学院可以发挥出儒释道的教育作用，再联合全世界各宗教当中与儒释道相通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因地制宜地编写教材来教育人民，这就是统一的先决条件。而在西方罗马帝国分裂以来，欧洲各小国并没有做出统一的努力，反而是在阻止统一，那么西方显著不具备统一世界的条件，而中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有希望和资格带领世界进入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和谐社会、和睦人生、和平共处。这是一个英国人讲的。汤恩比博士说到这里，提醒了中国人和全世界，要想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要靠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些年我们就在全世界大小和平会议上不断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对世界和平肯定是有促进的。所以之前讲的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汉学系，他们的研究生、博士生那《四书》、《五经》写论文，能对世界和平有贡献吗，没有贡献，那个文凭可以，这些都是花果，那花果从哪来的，是从根来，儒家是《弟子规》、道家是《太上感应篇》、佛家是《十善业道经》，这些根如果能好好落实，就能有很好的效果。所以以前中国的帝王都讲王道，而不讲霸道，因为王道才能让人真正的心悦诚服，霸道不行，春秋时期的几个霸主都用霸道，不能长久；秦始皇用霸道统一中国，不到20年时间就被推翻了，到了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意见，确立了以儒家教化人民的国策，成功了。教什么？五伦，结果就是2000年的大一统，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五伦是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在社会中生活，就一定是这五种关系，是自然规律，不是人发明的，中国人受到的是爱的教育，受过这样教育的人，他不会害人。汤恩比博士说的大一统是文化上的大一统，他说我斗胆要求中国人尽快满足全世界的迫切愿望。
“三教”指的是儒教、佛教、道教。“九流”，指先秦的九个学术流派，见于《汉书·艺文志》。这九个学派是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
纵,横
家、杂家、农家。“九流”分为“上九流”、“中九流”、“下九流”。“上九流”是：帝王、圣贤、隐士、童仙、文人、武士、农、工、商。“中九流”是：举子、医生、相命、丹青（卖画人）、书生、琴棋、僧、道、尼。“下九流”是：师爷、衙差、升秤（秤手）、媒婆、走卒、时妖（拐骗及巫婆）、盗、窃、娼。
参考《汤因比论汤因比》、《汤恩比博士看二十一世纪》汤恩比（ArnoldJosephToynbee，西元一八八九～一九七五年），为英国史学家，一八
八,九,年
四月十四日生於伦敦一个典型的文化家庭。其父哈里‧汤恩比（HarryToynbee）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位热心的社会工
作,者
；其母莎拉‧马歇尔（SarahMarshall）是英国早期获得大学学位的女性之一。
一九○二年，汤氏进入当时英国最有名的公立学校圣玛丽学院（CollegeofSaintMary），接受古典语文教育，能以希腊文与拉丁文从事诗作。一九○七年，复进牛津大学之巴利奥学院（BalliolCollege），专攻古代史，奠定他对古代文明深入研究的基础。一九一一年，牛津卒业，留校担任研究员，并兼任学生导师，时年二十二。一九一四年，欧战爆发，汤氏感触良深，激发他後来写作历史研究（AStudyofHistory）这部钜著的动机。一九一五年，他因痢疾未愈，得免兵役，但徵调外交部情报司工作，前後将近五年。一九一九年，战後巴黎和会，他以英国代表团中东地区专家的身分出席。会议结束，受聘为伦敦大学现代希腊研究讲座教授，而历史研究一书的构思逐渐形成。一九二五年，接受伦敦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教授之聘，并担任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一九二○年成立，乃一民间机构）研究部之主持人，负责国际事务综览（SurveyofInternationalAffairs）之编辑工作，年出一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断），一直到一九五三年为止。一九二七年，正式开始历史研究之写作工作；一九四三年起，他又在英国外交部任职三年，并於一九四六年以英国代表身分，再度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善後的巴黎和会。一九五五年退休，辞去伦敦大学教职，专心致力写作。由於他对国家的贡献，曾受封为荣誉侍从（C。H.）；并被选为英国学术院院士（F。B.A。），以推崇他在学术上的重大成就。
汤氏著述虽丰，但究以他十二钜册的历史研究为最辉煌。汤氏治史，一反国家至上的观念，主张文明才是历史的单位；他把世界历史画分为二十一种文明，并以人的生老病死的现象，来解释文明的兴衰与死亡。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汤氏认为必将导致国家主义，穷兵黩武，以及独裁政治的灾祸。人类因为道德的没落，终将自食恶果。然而，他也相信维护人类和平相处的「世界政府」与「世界宗教」，最後也将会在人类的觉悟中诞生。由於对历史的了解，汤氏对人类的命运与前途，寄予无限关切。
尽管学术界对汤氏的史观与治史方法有许多訾议，但汤氏能面对人类悠长浩繁的历史详加综合分析，这分魄力却非一般学者堪与伦比。汤氏曾分别於一九二九年兴一九六七年二度来华访问，对中国文化有极高的评价。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病逝，享年八十六。美国新闻周刊评论说：「他已成为一位世界通哲，而与爱因斯坦、史怀哲与罗素并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