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紧逼的35岁，小镇做题家最后的“上岸”之路命运紧逼的35岁，小镇做题家最后的“上岸”之路

1.

2022年的暑期，天气热得厉害，我们博物馆里每天都是乌泱泱的学生，到处都是叽叽喳喳的嘈杂声，听得人头大。在这种旅游旺季，我们这些二线人员都要轮班到一线去站岗，负责疏导人群、提供咨询。这是个苦差事，大热天站在外面几分钟就会全身湿透，而且这还是义务劳动，大家心中多少是有些抵触的。

一天，我到办公室找同事老何拿文件，去了几次都碰不到人。其他人说老何去“支援前线”了，我就有点费解——他也不能支援一天吧？人家又说：“那你是不知道，人家是当讲解员去了，虽然也是‘支援’，但跟咱们不一样，有讲解费拿，哪像我们只能白站岗，连口水都没有。”

我这才想起来，老何以前是我们博物馆的金牌讲解员。

在我们博物馆，讲解员的收益是分成制，单位和个人各拿一半，多劳多得，所以讲解员的工资并不比在编人员低。但他们也是真辛苦，由于大部分景点都在室外，冬天冷，夏天热，讲一天下来，不说感冒、中暑了，口干舌燥说不出话是常事，所以很多讲解员都是干到30多岁就申请转岗，宁愿拿一份基本工资，也不想拿自己的健康去拼。

可是一到旺季，馆里的讲解员就短缺，很多游客因为等不到讲解就投诉，甚至有为抢讲解员打起来的。为了缓解矛盾，领导就让像老何这样已经转岗的老讲解去帮忙，也挣点讲解费。老何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个，问他原因，他的解释很直白：“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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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何其实并不老，他生于80年代年末，比我大不了几岁。他于某名牌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时候，正遇到我们馆招聘讲解员，他就放弃了当教师的机会。后来每每说起这个，他都懊悔：“哎，当时教师的工资太低了，咱们这福利待遇不要太好，领导说只要我好好干就有入编的机会，我想到哪儿都是动嘴皮子，傻子才不来呢。没想到啊，后面教师的待遇节节攀升，编制岗位又是‘逢进必考’，我最后还是成了一个大傻子。”

老何确实有些时运不济。在2008年左右，我们馆正值蓬勃发展时期，为了提升服务质量，领导决定招聘一批专业人才充实队伍。当时跟老何一样的大学生有十几人，都是英语、历史、中文类的本科生，在允许的情况下，单位给他们开出了最高的薪资待遇。

说实话，本科毕业当讲解员有些吃亏，但领导说他们是“种子队伍”，做讲解员只是第一步，以后馆里申请扩编的批示下来了，他们就可以转成在编人员。但一年又一年，入编的事依然没下文，很多人受不了，哪怕薪资待遇还可以，但合同工的身份限制了他们的职业发展，于是纷纷找领导要说法。领导也为难，今非昔比，招考越来越规范，“逢进必考”已然成了铁律。无奈之下，这批本科生开始自谋生路，考编的考编，跳槽的跳槽。三年不到，十几个大学生剩下不过三四人。老何就是留下中的一个，而且还是其中唯一的男同志。

其实老何也是想走，但是诸多原因限制着他。

老何来自山东农村，父母在地里刨食，挣钱供他读书很不容易。所以在没有找到下家之前，他不敢像别人一样裸辞，对他来说，眼下只有一条很现实的出路——考编。他自己也说：“山东人嘛，不考编干嘛呢！”

老何确实在备考，只是与一些全身心投入的考生不同，他还要挣钱。白天他拼命接单做讲解员，晚上出去当家教，为了省钱，他节衣缩食，也没有报补习班，都是靠自己闷头学。别人问他干嘛要这样，工资收入已经不少了，该好好备考才是，他却摇头叹气：“没办法，我要买房娶媳妇啊。”

婚恋问题也是老何决心考编的一个重要原因。想当年他刚到馆里的时候，同事领导还很积极地给他介绍对象。老何并不排斥，还开玩笑说：“早结婚早生娃，改变命运又不止一条路，当个入赘女婿我也是不介意的。”他虽是开玩笑，但多少也体现了他的一种微妙心态。他说过，靠父母帮他在本地买房安家还是挺难的，不如找个有实力的媳妇。

他想得挺好，但现实很残酷。老何曾跟我们说起过他的相亲经历，都是看条件还行，见面可以，聊得也不错，但具体讲到实际条件，好像除了学历以外，他就没啥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了。女方问到房，他没有。问到编制，他也没有。最后，那些相亲都没了下文。老何赌气，靠父母不如靠自己，就在本市郊区贷款买了一套房，虽然面积不大，但也拿得出手了。买房后，他的经济更加拮据了，只有更拼命地挣钱还贷。

领导也心疼老何，看他努力考了几年还是一无所获，就给他指了一条路——过几年，我们馆就有一批人退休了，空出的岗位肯定还要对外招聘。但随着学历贬值，本科几乎没有竞争优势了，领导就建议他去读个研究生，最好读历史专业，对口。这样，等过几年招聘，只要他过了笔试，后面的环节馆里会照顾他的。

领导把话说得那么明白了，老何哪有不从的道理。随后他考研、考编两手准备，或许是老天青睐，或许是实力在那儿，他只复习了半年就考上了一所985大学的历史系研究生。这下，单位上下轰动了，还把这件事写进了工作报告，体现我们馆多么支持职工进步深造。领导也够意思，知道老何读书还要还房贷，让他有空就来当兼职的讲解员，节日福利啥的也给他一份。

2.

老何脱产去读研，就跟博物馆解除了劳动合同。谁知几年后他毕了业，事情却起了变化。

单位也想继续聘请老何，但那时我们已经和劳务派遣公司合作，他只能签第三方合同。虽然都是编外人员，但甲方不同，其中差距就大了。以前馆里在薪资待遇上会尽量照顾他，现在和劳务派遣公司签合同，他就算是服务外包人员了，薪资只能按规定执行。

老何读了三年书，学历提高了，最后反而成了“外人”，工资还降了。他不乐意，但原先的领导已经调走，就业形势在那儿摆着，他自己年纪也不小，一时间找不到更合适的工作，只能硬着头皮签下合同。

随后，老何被分到办公室工作，表面上是负责文件传送，实际上是单位主要的笔杆子，每次会议领导都要带上他，重要的文件也交给他起草。有人替老何鸣不平，说这些活儿应该是带编的人干的，他一个合同工拿那么点工资，干这么重的活儿，不公平。可老何一直埋头苦干，毫无怨言。

好在当年领导的预测是对的，博物馆为了加强专业力量，要招聘高学历人员，其中点名就要历史专业的。这下老何安了心，开始全心备考。大家都觉得这个岗位就是给老何设的“萝卜岗”，只要他发挥出应有的水平，进了面试，后面就简单了。老何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

可惜，近几年学霸们都往体制内钻，分数越卷越高，单位连续招了两年，老何连面试的边儿都没摸着。我刚考进来的时候，就有人开玩笑说我应该去谢谢老何，因为我的岗位本是给他设的。当时我不明所以，等后来知道了内情，就有点害怕老何会迁怒于我。但接触多了，我发现老何为人很厚道，从来没用老资格压过人。他住单位宿舍，平时无论谁遇到什么急事，让他代值个班，他都会欣然同意，所以他在单位的人缘特别好。

一次，我俩一起去参加一个会议，由于我是新来的，啥都不熟悉，从买票开始都是老何在处理。有时我也主动分担一点，就有人跟我讲：“你是在编干部，有些小事就让他们合同工去做，不然以后咋管理他们？”听到这种话，我很诧异，第一次感受到在体制内身份的差异真的会给人带来不同的待遇。

在主办方安排的接风宴上，刚开始其他人都以为老何是领导，频频跟他打招呼，问他在哪儿就职。结果一听说他只是个合同工，对方的脸上明显透露出一丝的尴尬。稍后，一群在编人员在餐桌上聊起各自的薪资待遇，老何插不上话，就一直默默地吃菜。

原本的计划是让老何在大会上代表我们博物馆发言，但组织方突然找到我，说为了显得正式点，还是希望由我来发言。老何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把他准备好的稿子递给我，自己跑到最后一排去听。

活动结束，我们回去报销费用，财务说报销单上要有在编人员的签字，只有一个合同工的签字不行。老何有些生气了，质问以前为什么可以，财务说这是新规定，没办法。老何不服气，在财务部门磨了半天，最后还是我主动在报销单上附了签名，这事才算过去。

我跟老何讲：“不就是一个签字，直接跟我讲就行了，没必要为难人家财务。”

老何说他不是小心眼，就是觉得最近很不顺，心里憋得慌。

我劝他累了就休息一下，第二天，就听说他休了年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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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老何回来，我问他去哪儿玩了，他笑着说：“本来是想好好玩几天的，但是想到马上又有考试了，就在宾馆里看了一个星期的书。”

老何很努力地在备考了。有几次我值夜班，看到他办公室的灯亮着，他正看着考公的书。有时候到了深夜12点，他还在走廊里背申论。

说实话，考试这种东西靠实力，但其中的运气也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比如我考试的那一年，我笔试考了第一，老何考了第四，其实我们俩之间只差了1.2分，他差一步就“进面”了。当时的第二名、第三名都是在编人员，他们参加考试只是为了刷经验，为之后考公务员做准备，所以面试就做做样子。后来我想，万一他俩当中有一个人放弃面试，让我跟老何比拼一下，最后领导选谁，真不好讲。

一次，我无意中跟老何说起这事，他笑嘻嘻的脸立刻变得严肃了，批评这些人抢占别人的面试机会，不然录取的就是他了。他骂了半天，搞得我如坐针毡，赶快抽身离开。

后来我发现，老何一直考不上，还有一层原因，跟他定的目标太高有关——他报考的基本都是省直单位，市直都很少考虑。我曾经让他试试考县区的单位，他直接摆手，还反问我：“当年你为啥不去考县区的单位呢？”

也有同事建议他回老家，凭他这个学历，走“人才引进”的路子应该不难。但他摇头说：“我好不容易从山沟沟里走出来了，读了那么多年的书，再让我回去，以前的苦不是白受了？”

也有别的单位挖他。有一年，他参加了一个讲解员的比赛，得了大奖，东北有家博物馆想挖他过去，白纸黑字承诺给他编制，他却摇头，说：“我是想要入编，但还是要看性价比的，去了东北，是有编，但收入还不到我现在的收入水平，图啥呢？”

总之，老何觉得要考就考“大单位”，一鸣惊人，一步到位，这样才对得起自己的付出。不然去一个“小单位”，自己心中不甘，还得继续考。这已经成了他心中的一个执念。

3.

在单位里，大家去食堂吃饭总习惯找一个伴儿，慢慢地就成了“饭搭子”。老何也有一个饭搭子——老孙，他俩入职时间相差没两年，后来又同住一个宿舍，关系不要太好。同为合同工，老何一直想考编，埋头苦读，老孙则过得很安逸，下了班就打球、唱歌，后来又结婚，似乎一辈子也就如此了。

但没想到就在前年，老孙考上公务员了。

大伙儿都很惊讶，老孙平时就是一个吊儿郎当的人，没见他怎么复习过，怎么突然就“上岸”了？后来我们给老孙办庆祝宴，顺势问他是如何转性的，他几杯酒下肚，才说出了缘故。

原来，老孙本想一辈子就这么着了，直到有次他去上级机关办事，因为下雨，他就想把电动车停到机关里面去，可是门卫大爷就是不让，说里面没有位置，让他把车停到外面。老孙明明看到车棚里还有一大片空地，只好求着说自己是下面单位来办事的：“都是同事，帮帮忙。”没想到，门卫大爷像是吃了枪药似的，就是不同意，最后两人吵了起来，门卫大爷说：“你一个合同工，要明白自己几斤几两，该停哪就停哪去。”老孙不再言语，事也不办了，扭头就走。

老孙说：“我气的不在这个地方，好歹我也是一个大学生，那个老头呢？要啥都没有，不就是顶替了他爹的位置继续看大门？可就是这样，人家也是在编人员，工资是我的好几倍，医保基本全包，我呢？啥都不是，自己还不加把劲，真要这么混吃等死一辈子啊？”

老孙憋着一口气，默默地拿出了书本备考。他的考试成绩跟老何完全没法比，但是他能放下身段，只看偏远地区的基层岗位——老孙是学建筑的，一个偏远的区县博物馆就要招这个专业的人，还要求有在博物馆工作的经历，限男性。这个岗位简直就像是给老孙量身打造的，就这样，他成功“上岸”了。

那天在酒席上，就属老孙跟老何喝得最多，老孙是高兴，老何则是别有一番心态。但他还是恭喜了老孙，说他们俩不一样了。

散席后，我跟老何一块走，老何说，其实他也被那个门卫老头刁难过，之前他跟大家一起去开会，别人都是直接进，可那个老头就要扯着他问半天：“没办法，谁让我是合同工呢？”老何又说，老孙考上公务员就是走了狗屎运，那种偏远县城的岗位没前途、没意思，给他他都不要：“老孙以为自己捡了个大漏，其实是个大坑。”

在老孙离职之前，老何和老孙就没一起同桌吃过饭了。

4.

眼看逼近35岁，留给老何的机会不多了，有人劝他不要盯着大城市，回老家也是好的，他现在还没结婚，没有拖累，想去哪儿都可以。老何这次终于听了劝，开始了“全国巡考”模式，只要时间允许，他都会去考。

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离“上岸”总是差那么一点。比如某次国考，他以第二名的笔试成绩进入中央部委某单位面试，因为跟第一的分数只差了零点几，翻盘希望很大。但他压力太大了，在面试的前一天失眠，又抽签抽到第一批面试，混沌之中直接看错了题目。出了考场，他脑子一片空白，就知道自己完了，后面都不知道怎么回的家。

还有一次，他考了省直的某个单位，以笔试第一名的成绩进面，超第二名足足8分。只要他面试正常发挥，就不会出问题，但就在面试的前一晚，他突发阑尾炎进了医院，挨了一刀不说，还白白错过了面试的机会。

到了去年5月，老何突然匆忙地跟领导请假，说要回老家照顾母亲——他母亲出了车祸，进了ICU，抢救了好几天才捡回一条命。得知消息，大家都不禁叹息。老何7月份过生日，马上就要到35岁了，也就是说，他只剩两个月的时间考试，如果再考不上，就彻底没机会了。可现在他母亲躺在病床上，他哪还有心思考试呢。

我们都认为，老何没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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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我从外面培训回单位，找老何送文件，同事说他请假去参加面试了。我问他具体啥时候回来，同事说：“可能几天后回来，也可能以后就不回来了。”

几天后，老何回来了，满面春风，问他情况如何，他说已经体检完了。这次他笔试成绩较高，面试发挥很稳定，就等政审结束了。我们很惊喜，赶紧问他这次为啥面试没拖后腿，他说：“彻底放下，就心中无忧了吧。”

可能是最后一年了，再加上母亲遭遇意外，老何已经对考编“上岸”已经失望了。他看到老家史志办在招考，就机械地报了个名，笔试的前天晚上，他还在医院陪床。

他这次的笔试成绩依然很好，是第一名，超了第二名7分。老何也只是看了眼成绩，就继续照顾母亲，帮家里干农活，因为他心里已经放弃了。面试时间正巧撞上母亲复查的时间，老何本想放弃，但母亲劝他去试试。他去了，15分钟的答题时间，以前他都是充分利用，这次他满打满算只用了10分钟，因为母亲还在外面等他。面试官问他有什么要补充的，他说“没了”。或许就是这种坦然从容，让他在面试中获得了高分，最后成功入编。

大家为老何感到高兴，他辛辛苦苦奋斗了这么些年，终于得偿所愿，要好的同事计划给他办一场送行宴。可是老何却没什么欣喜之色，8月就按时离职了，连个招呼也没打，自己悄悄地走了。

5.

9月，我们收到上级主管单位转来的一封举报信，说有离职员工继续侵占我们单位的宿舍，馆领导不闻不问，导致困难职工无法入住。领导都觉得好笑，我们单位宿舍充足，只要在本地没有房子的员工都能申请。不过，住宿条件嘛，就和学校差不多，一个屋里摆了两张上下铺，窗户不朝阳，而且用的还是公共卫生间。但宿舍胜在价格便宜，一个月只要100块，水电网都包含在里面。很多年轻人都是临时过渡一下才住在这里，家里条件好的宁愿花钱出去租房住。

领导仔细一琢磨，举报这事儿明显是冲老何来的。

老何已经在本地郊区买房了，按理说他不符合申请标准，但之前领导体恤他每天通勤要两小时，就破例让他继续住宿舍。因为住得久，他的东西很多，一时间搬不完，走之前就跟领导申请，想把一些行李继续寄存在馆里。这种小事，领导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还说可以继续保留他的宿舍及床铺，等他啥时候搬完了再交钥匙。

只是领导没想到，这种小事都能引起一场风波。但又不能说人家投诉得不对，毕竟老何已经离职了。但如果让他立马回来收拾东西，人家刚到新单位上班，为了这种小事请假，显得我们领导出尔反尔。不处理吧，我们还得向上反馈处理意见。

最后，同事小李站了出来。他也住单位宿舍，不过即将结婚，正准备搬出去。小李说，干脆把他调到老何的房间去，就说老何的东西都是他的：“帮朋友保管下东西又怎么啦？等老何把东西都清完后，我再退宿舍，有什么事来找我。”

于是，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我们觉得好笑，什么样的人会因为这事去举报啊？一个老同志说我还是太年轻：“你想想，以前小何有房子还在我们这住了好几年都没人说啥——谁会跟一个合同工较劲啊？现在小何不一样了，咱这儿合同工多得是，他考走了，有多少人嫉妒他。你看跟你同样的人更进一步，心里不平衡很正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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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就到了国庆节，那天我正在值班，有人敲了敲门，我一看，居然是老何。我们只一个多月没见，但他的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了，以前他瘦瘦的，显得没精神，现在的他胖了一些，状态好太多了。

我问他新工作怎么样，他说没啥区别，他报考的是研究岗，但新单位领导听说他在我们馆干了好多年的文秘工作，直接把他调入了办公室，工作内容和以前差不多：“不一样的是，以前我是被使唤的那一个，啥活儿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来干，没办法，那时候我身份摆在那儿。现在我毕竟也算是干部，有些杂活我就可以分给合同工去干了。”

老何说，他以前觉得身体累，只要负责执行上级分配的任务就行了，现在是心累一些，有些事就要他来做决断了，要操心些。

我听出了话里的不同。以前我们聊天，都很刻意地避免提到“合同工”这种词，生怕刺激到老何。如今老何也进了编，提到“合同工”，就一点避讳都没有了。

我又问他母亲怎么样了，他说正在逐步康复中，可能是听说他有了正式工作，母亲的心情好了很多。不过，他话锋一转，又讲起自己的难处：“我正发愁以后怎么照顾他们，我老家那边工资很低的。我现在还是住在单位宿舍里，想在那边买个房，可是这边的房子砸手里了，房价跌得太惨，降价都卖不出去，结婚这事又得推迟了。”

见他絮絮叨叨没完，我赶紧插话，问他是不是来搬家的？他说这只是其一，他还要趁“十一”长假来博物馆做兼职挣点外快，然后就露出了他的讲解员工牌。

我问老何，你现在还住宿舍嘛？他赶紧摇头：“不敢喽，毕竟我现在是离职的人了，哪还敢住宿舍。再被举报了，就给领导添麻烦了。”他说他住在老孙的旧房子里，因为工作调动，老孙前段时间搬了新家，旧房子还空着，他就在里面住几天，假期结束就打包东西走人。

不说住宿舍，老何连在我们馆食堂吃饭都不敢了。在我们单位，员工只要付两元餐费，剩下的是单位补贴，兼职的讲解员可以在中午享受工作餐，其余两餐只能自己解决。其实，老何在我们这儿工作这么久，食堂也不缺他这一口吃的，真去吃了也没啥。但他说自己现在也是有编的人，盯着他的人多了，要注意影响，以免落人口实。

这天下班的时候，我去宿舍帮老何搬东西，他在老家买了一辆二手车，这次开过来就能把东西全部拉走。老何的东西很多，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书，书中大部分又是公考教材。他让我随便翻，把喜欢的拿走，放这里吃灰不如送人。我就挑了几本历史书，他夸我有眼光，说这是他以前读研的时候买的，现在用的也不多了。

突然，他开口问我：“你是不是觉得我为了考编读研太功利？”

我摇头：“很正常，读书不也是为了找一个工作？我们只是普通人，没想成为什么学术大家。”

老何附和道：“是啊。当初我读书的时候，老师就一直叮嘱我先找工作，像我这种家庭的人，还是争取进编制。想不到我这一考，就十几年过去了，十几年耗费在这一件事上，是成功，还是失败呢？”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