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傅雷家书》，让我们知道父母的爱有多深切，和傅雷的儿子傅敏谈话让我们知道父母对儿女的影响可以有多深远。傅敏说，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父亲的教育方式也是在逐步改变的，他说他从我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他是和我们一起在成长的。
记者：许多人谈到您父亲的家庭教育，尤其是对您的哥哥傅聪在音乐道路上的成长，总不免要用到严苛这样的字眼，甚至，有人说傅聪在音乐上有那么高的成就，就是您父亲打出来的。所以现在有些父母也相信教孩子练琴，逼和打这样的手段总有一天能出奇效，您认为这其中是不是存在着很大的误会？
傅敏：的确，在小时候，父亲打我们，而且父亲有这样的特点，你越哭，他越打，我当时真的恨得咬牙切齿。但是，每一次挨打，我都明白原因，有时是调皮捣蛋，有时是做错事，比如撒谎。我的父亲严在哪儿？严在对做人原则的坚持，像撒谎，做事不认真、不负责任---对这些，他从不姑息。在《傅雷家书》中，父亲也提到了这些往事，他有心痛和忏悔，他在给我哥哥的一封信里曾经很坦诚的告白，“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齐过去的，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幸亏你得天独厚，任凭如何打击都摧毁不了你，因而减少了我一部分罪过。可是结果是一回事，当年的事实又是一回事：尽管我埋葬了自己的过去，却始终埋葬不了自己的错误。孩子！孩子！孩子！我要怎样拥抱你才能表示我的悔恨与热爱呢！”事实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父亲也在不断改进他的教育方法，他说在我们两个孩子身上学到了很多，他是和我们一起成长的。他也说过这样的话，来表达他和我们之间的融洽交流，“我高兴的是我又多了一个朋友；儿子变了朋友，世界上有什么事可以和这种幸福相比的！孩子，我从你身上得到的教训，恐怕不比你从我这里得到的少。尤其是近3年来，你不知使我对人生多增了几许深刻的体验，我从与你相处的过程中学得了忍耐，学到了说话的技巧，学到了把感情升华！”我的父亲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他把家庭教育也当成一门学问在做，在我们成长的20多年里，他不停地在反思和我们交流的得失。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我哥哥能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音乐家，这是和父亲对他在道德、人格和人文艺术方面的许多培养分不开的，如果仅仅是棍棒下的练习，那么我父亲说过，这只能是一般的钢琴匠，他对艺术、对社会根本没有任何贡献。父亲提到过关于练琴的家庭教育，他认为“家长们只看见你以前关门练琴，可万万想不到你同样关心琴以外的学问和时局；也万万想不到我们家里的空气绝对不是单纯的，一味的音乐，音乐，音乐的！”
父亲给予我们的许多是身教，父亲爱憎分明，情感强烈，他对我们的教育不是教条式的、口号式的，但这样的教育却是扎到我们成人的根子里的。
记者：您说您的父亲教育你们首先要好好做一个人，您能不能具体地说说这种要求。而您的父亲又是怎样影响你们的？
傅敏：从小父亲就教给哥哥和我许多古典诗词，父亲亲自编了国文教材，选录的国文都是讲做人的道理，像陶渊明的文章、李杜的诗篇。父亲要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赤子之心的人。父亲从不鄙视任何的劳动者。他说做人做好了，哪怕是个皮鞋匠都没关系，否则就连个皮鞋匠都做不好。父亲对我们的教育影响更多来自于身教。这是言教所不能达到的。比如说做事为人的认真。50年代，他有一阵子迷上了摄影，显影药、定影药，父亲都是一克克称准，照片要放大，父亲就用尺子细细地量。父亲爱养花，他对待每一盆花，都很认真细致，看到有嫁接的介绍，他就自己去实践。父亲就是这样，哪怕一点点小事、小细节，他都很认真地对待。他要求我们做到的，绝对是他自己做人的风格原则。这是我们兄弟两个成长中得到的最大的教益。我的母亲曾经在信里这样夸赞我的哥哥：“从各方面看，你的立身处世都有原则性，可以说完全和你爸爸一模一样。对黑人的同情，恨殖民主义者欺凌弱小，对世界上一切丑恶的愤懑，原是一个充满热情，充满爱，有正义感的青年应有的反响。你的民族傲气，爱祖国爱事业的热忱，态度的严肃，也是你爸爸多少年来从头至尾感染你的……”事实上，这也可以说是我母亲在和我父亲这么多年相濡以沫中，她对我父亲人格最真实的感受。
记者：那么以您父亲这样严谨的性格，你们在平时的生活中对父亲是不是有敬而远之的感觉呢？
傅敏：尽管父亲自己在翻译界、艺术界有很高的地位，但他在家里从来就不是高高在上的，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他对家人的爱是很细腻很具体的。他会用蝇头小楷细细的抄下《艺术概论》的全文来给他的孩子作为艺术教材。每当我的哥哥要弹奏什么世界名曲，我的父亲总是提前为他准备好许多关于作者和曲子的背景材料，很多是从法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做这些工作，我的父亲是在他一天十几个小时的翻译工作之外挤出时间来的，有时甚至是拖着沉重的病体。我觉得我的父亲是一位典型的中国父亲，他嘴上不会多说，但他在行动上，在《家书》的字里行间表达了一位父亲最热烈、最真挚的爱。
他鼓励、启发我们自己去思考去解决问题，他教育我们要有自己的见地，要有自己的思想。这是他很重要的一种教育观念，也是他经常实践的一种方式。
记者：您和您的哥哥，一位是世界闻名的音乐家，一位是出色的外语特级教师，应该说除了基本的人格塑造以外，您父亲也培养出了两个优秀的人才，那么在具体的技巧训练上，您的父亲又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傅敏：我觉得我父亲在培养我们两个成才中，他最成功的做法就是鼓励、启发我们自己去思考去解决问题，他教育我们要有自己的见解，要有自己的思想。这是他对我们的教育中很重要的一种观念，也是他经常实践的一种方式。记得，我们小时候在学习国文或外语时遇到问题了，父亲从来不会给我们直接的答案，或是把我们的错误纠正了就了事，而是让我们去一边自己思考，过一会儿再让我们说出自己的认识，如果不对，就继续思考，到自己能认识满意为止。现在素质教育提得很多，内容也很多，我的理解是独立的精神、独立的思维是第一位的。事实上，现在的教育越来越侧重灌输，思考的余地太小了。
记者：随着话题的延伸，我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作为父亲的傅雷是怎样在他的儿子们身上留下了烙樱这印记，也许将传诸子孙世世代代，永不磨灭。就让我们引用著名学者楼适夷先生为《傅雷家书》作的序言，作为访问的结束吧：“有的人对幼童的教育，主张任其自然而因势利导，像傅雷那样的严格施教，我总觉得是有些‘残酷’。但是大器之成，有待雕琢，在傅聪的长大成材的道路上，我看到作为父亲的傅雷所灌注的心血。在身边的幼稚时代是这样，在身处两地，形同隔世的情势下，也还是这样。人的自爱其子，也是一种自然的规律。人的生命总是有局限的，而人的事业却永远无尽，通过亲生的儿女，延续自己的生命，也延续与发展一个为社会、为祖国、为人类所能尽的力量。”
音乐流水席——三两主题，无数变奏■庄裕安套一句文艺腔说，“人生是一首歌”，如果换成《傅雷家书》的讲法就更令我服膺，“人生的苦难，theme主题不过是这几个，其余只是variations变动而已”。提到音乐与人生，如果有人不耐烦于节奏、和声、旋律、对位的点点滴滴，一定要单刀直入来破题，我愿意把人生简化成为主题和变奏的曲式。
纯粹的音乐就是造型艺术，可以把主题动机、发展变奏和再现一一拆卸，入迷的爱乐人也能玩模型飞机。我最喜欢拿耳熟又叫不出名的主题，考倒我的朋友来与君同乐，要是我会玩乐器和作曲，宁可把自己关在房子里玩一整个下午的变奏。我希望全中国的小孩接受音乐启蒙时，不要以为音乐是用来指导人生的，即使在二三十年以后，音乐果然指导起人生。
多数人以门禁森严的乐理为苦，我反而觉得因为乐理而使古典音乐平民化，它正展现来者不拒的有容乃大。举凡抽象的艺术都需要具象的界说，像戏剧的“三一律”或诗的“音步韵脚”，一般人只要懂得欣赏的规矩，哪里用得着像创作者那般剔透。通才教育的中小学音乐课程，已经提供欣赏古典音乐足够的乐理养分，只是被升学教育开成“地下铁”。平常人只要能辨认提琴族、管乐族，各家兄弟妯娌的音色，再搭配一套邵义强先生的名曲解说，就可以算是入了门，先不必追究“史特拉第发利”和“瓜奈里”小提琴的同体异质。
巴赫时代披星戴月去听某位名家演奏管风琴，跟现在跨国预约隔年萨尔茨堡音乐节门票，其精神毅力是有些类似。从前要听交响曲可真劳民伤财，室内乐还可能呼吆凑数，留声机的发明几乎改变音乐本质。音乐本来是时间的艺术，唱片却改造它稍纵即逝的特点，时间能够复制和保存，大大提升演奏家的知名地位，我们几乎遗忘了上个世纪的大指挥家，但“卡拉扬学派”肯定要流传到下个世纪。唱片的通行，使音乐接近书籍的个性，有文摘、选辑、改写各种式样的版本，谁会静下来毫不间断听一首布鲁克纳１００分钟的交响曲？精致艺术的推广，往往会沦于破坏，因为急功近利的手段，而扭曲崇高的本质，这个课题已不局限音乐文学，早扩充成整个地球人类的文化生态问题。每个年代都修正一小步，往往造成极可怕的偏航，引发的不是可逆的物理变化，而是不可逆的化学变化。看过电影《安娜·卡列尼娜》，可能让人误以为亲炙了托尔斯泰精神，听到“台北的天空”和“平均律”的混合编曲，也可能让人误以为接近了巴赫精神。我愿意设想导演和编曲者原是良心诚意，可是抽象的事物一定要具象表达时，明喻只会摧毁音喻的含蓄。
《傅雷家书》又提及，“雅俗与胸襟往往带先天性的，后天改造很少能把低的往高的水平上提”，原本在书上讲的是交友处世，如果附会弗洛伊德学派的某些主张，正好符合“三岁决定一生”的天机。对我个人而言，跟艺术的缘分真正是天机，当我夙兴夜寐拥护爱戴它时，几乎只能形而下，轻描淡写用一个“癖”字来涵盖。人人都是萨利耶里，人人都是阿玛迪斯，我对历来伟大的艺术家，心里总包藏着又惧又嫉的敌意，又夹杂着销魂蚀骨的柔情，不知该觊觎他们的钱财，还是甘心委身为奴才，到底这是主人抑或仆人的“雅俗胸襟”？
我们的社会不管做什么事，都显得“目的性”太强，我的上一本书甚至也不能免俗，以什么的“一些方法”来“指导人生”。谈音论乐时，我最希望把音乐还给“艺术”，而不要围困它于“社教”，像我们隶属教育部社教司的实验乐团。我们社会对音乐的亏欠，在于太多人要“用”它，太少人要“爱”它。音乐向来不以为它能指导人生，当它偷偷指导起人生时，一遇到大张旗鼓的标语口号，马上要畏缩隐形。
音乐只能秘密指导人生，像我们偷窥隐私的《傅雷家书》，“我们学古典作品，当然不仅仅是为古典而古典，而尤其是为整个人格的修养，尤其是为了感情太丰富的人修养”，或者像“无论男女，只有把兴趣集中在事业上、学问上、艺术上，尽量抛开渺小的自我ｅｇｏ，才能快活的可能，才觉得活得有意义”，这些都是音符以外的音符。不喜欢乐理的人，倒不妨先读一读这本讲音乐和道理的家书。
我自己以初生之犊的心情喜欢古典音乐，恐怕是同时看上它简化的主题和复杂的变奏。我的入门曲目相当入境随俗，大约就是除了标题以外，还加上作曲家以文字注明于总谱的《四季协奏曲》和《田园交响曲》。这些曲子给人极大的安全感，每一两分钟乐段，都可以找到按图索骥的对等解说，如果阁下不花这等功夫，就不必往下寻幽。从音乐发展史来看，最初的音乐也是摹拟自然的，这两首音乐出现河流、鸟鸣、雷雨的各种声效，我只忙着对照小提琴、双簧管、定音鼓的声音模仿得相像不相像。
音乐的主题，很像文学，尤其是小说的主题，书评家用几句提纲挈领的话涵盖一本书，所说的正是主题。人生经不起几件大事，小说逃不出几种类型，正像音乐里干净利落的主题。前面提到傅雷所谓“古典的修养”，缩小成听音乐的比喻，就是寻找和锁定主题，从标题音乐的主题一路找到绝对音乐的主题，去枝去叶的过程，其实就是训练人的敏锐和洞见。
从来没有一首成功的音乐，是只有主题骨架的，一定还是依附变奏的血肉精气。《傅雷家书》所附“音乐笔记”，有一篇《什么叫古典的》，就提到勃拉姆斯始终努力压制自己，不让自己流露出刺激感官的美，殊不知他所压制的东西绝对不是魔道，而恰恰是古典精神。古典和浪漫从来不是对立的，古典也绝不是对单纯官能美的轻蔑，有孔子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怨”的意味。古典所要避讳的，一个是僵死的学院主义，另一个是低级趣味的刺激感官。
至于音乐里复杂的变奏，也可换成文学的技巧和创意，或是生活的新鲜感觉。音乐真正让人享受的，恐怕全在这一部分，像协奏曲的装饰奏，独奏的长笛或小提琴演出一段炫耀而华彩的“芭比的盛宴”。这些装饰奏，倘若像演员一样有个性，也不必自谦为乐曲的配角，本来就可以和主题互争风采。音乐从来不怕因为好听，而招致媚俗的批评，只有社会真正享受到“乐生”的生活时，历史才会再一次出现比希腊黄金时代更高级的精神平衡。
我自己最先感觉音乐是用来安慰人的，使苦恼升平为清静，后来又叫清静激发为喜悦，这么说来音乐竟是那么接近宗教和灵药呢。所幸音乐又绝不同于《圣经》和《药典》，不必负有立竿见影的治疗功效，宗教和灵药也只是音乐的副作用，事实上严肃的现代学院派，也不愿音乐负这些额外的责任。现代音乐开发新音域，刺激人们对时代的反省，不要沉溺在旧气氛而不知长进。音乐真像朋友，一回生两回熟，我们需要友谊时常会找老朋友，可是生活里处处又有机会结交新朋友，新朋友拓宽生活领域，老朋友保留熟悉交情，两全就齐美。
有些听音乐的朋友，十分考究音响疼惜唱片，是我所学不来的。我有三四打唱片被人借走，有的半年未还，有的都不止两年了，大概应了“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不居”，如此方能“夫惟不居，是以不去”。我发觉有一阵子音乐快要主宰我的生活，只要醒着闲着就得打开唱机，每个礼拜要是不进新片就欲振乏力，只好慢慢设下调虎离山和欲擒故纵之计。音乐给人感觉好像比烟酒咖啡神圣一些，可是操纵起人来可一样荼毒，就像巴尔扎克笔下的老葛朗台，一地窖金币只进不出，发烧友小心变成“守音奴”。
最后，我要提醒新来的乐迷，伟大的音乐家并不等于伟大的道德家，曾有极邪恶的作曲家竟也写出极神圣的音乐。我又要引用《傅雷家书》的一段语录：“人真是奇怪的动物，文明的时候会那么文明，谈玄说理那么隽永，野蛮的时候又同野兽毫无分别，甚至更残酷。奇怪的是这两极端就表现在同一批人同一时代的人身上。两晋六朝多少野心家，想夺天下，称孤道寡的人，坐下来清谈竟是深通老庄与佛教哲学的哲人”了解音乐的真相，很可能也顺便了解人生的真相，反正也不过几个主题，其余只是一堆变奏而已。
摘自《音乐心情》，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6月版目录页列宁工作室？LENINSTUDIO版权声明：本电子书所有权益都归原书作者所有，电子书纯属网络交流学习使用，谢绝它用，否则一切法律后果自负。上一篇下一篇
翻译大家傅雷的留法生涯：半年就过语言关《傅雷家书》在中国知识界之所以大名鼎鼎和广泛流传，在于其字里行间既体现了作为父亲的傅雷（1908～1966年）对于孩子的亲切关怀与严谨教导，也展示了傅雷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人间情怀”。而这种“人间情怀”我们在傅译的法文名著中也不难体会。
除了家书之外，傅雷就是以法国文学翻译大家而名世。其实，家书纯属“妙手偶得”，翻译才是傅氏的“出色当行”，他后来选择“闭门译书”为业，以“稿费”谋生计，未取国家一分之俸禄，既可见他一生事业重心之所在，也可见其“译术”之高超。而要谈论傅雷一生事业之渊源，则不可不从其留学法国说起。
傅雷幼年丧父，全靠母亲抚养成人，1924年他考入上海大同附中读高中，由于他颇为激进，参与反帝反封建活动，并带头掀起反对学阀的斗争，颇遭学校当局的嫉恨。母亲为了他的安全，把他拉回乡下。正是在这种求学不得、歧路彷徨的情况下，1927年，傅雷经过反复思考，向母亲提出去法国留学的请求。傅雷是幸运的，母亲是开通的，她变卖田产、筹集资金，极力促成了儿子的万里留学之行。1927年底，傅雷乘坐法国邮轮昂达雷·力蓬号，离开上海，前往巴黎，时年不满20岁。来到异国，人生地不熟，颇不容易，好在严济慈先生给他介绍了正在巴黎留学的郑振铎，傅雷从马赛转乘火车到巴黎后，就通过郑振铎住在了伏尔泰旅馆。
第一要克服的就是语言关，傅雷在国内时并未学过法语，只想着法国是艺术之都，为了从法国文学中汲取养分，便毅然选择了法国。想着朋友“要好好学习Francais氨的叮嘱，傅雷赶往法国西部的贝底埃去补习法语。贝底埃是法国13世纪修建的古城，很有古典文化遗韵。傅雷在此膳宿在一位法国老太太家里，老人出身于上流社会，受过良好教育，她既是房东，也充当了傅雷的法语教师，她教学的方法很是轻松，没有正式的上课，只是在日常谈话中随时讲解、纠正，傅雷的法语发音和会话就是这样学出来的。另外一位教师则专教课本和文法。总之，傅雷本就天资聪颖，再加刻苦好学，他的法语进步很快。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半年之后，傅雷即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巴黎大学文科。
巴黎大学位于拉丁区，分为文学、理学、法学、医学四个学院，大学离卢佛尔美术馆、卢森堡公园、先贤祠（名人墓）不远。傅雷入校后，即住在法国青年宿舍，他一边去大学听主修课的文艺理论，一边去卢佛尔美术史学校和梭旁恩艺术讲座听课。上课之外，他更主动接受欧洲良好的文化艺术环境之熏陶，一方面经常去巴黎和南欧众多的艺术馆、博物馆参观美术大师的传世佳作；一方面实地去考察许多艺术圣地；至于接触文化艺术界人士，更是题中应有之义。
上世纪20年代的欧洲大陆会集了不少中国游子，他们胸怀大志，游学西方，是为了求取真知，振兴国家。巴黎作为欧洲的文化之都自然是这些学子首选之地，傅雷在这里结交了不少朋友，如刘海粟、刘抗、朱光潜、梁宗岱、汪亚尘、王济远、张弦、张荔英、陈人浩等。谁曾料到，这批今日的游子，来年竟是国家的栋梁。傅雷与他们时相过往，切磋学理，颇有所得，“有时在咖啡馆里一坐就是几个钟头，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但归根到底仍回到文学艺术的问题上来。”
此时的傅雷还只是一个二十出头、风华正茂的青年人，交游读书、求取新知固然是域外求学之主流，但爱情的问题却也难回避，异域情缘竟真地就接踵而至了。虽然傅雷离家之前，就已与青梅竹马的表妹朱梅馥定婚，但来法一年后，却与浪漫多情的法国女郎玛德琳好上了。不过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傅雷与风流浪漫的法国女郎固然能相互吸引一时，又如何能琴瑟和谐、白头偕老？这种感情热烈过一段之后，自然以破裂而告终。对傅雷来说，这段感情历险对他教训甚深，以后与朱梅馥之相伴到老，恐怕从此中不无所得。
傅雷留学法国固然有行万里路、破万卷书之收获，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法国文学翻译家的初步奠基与定型。傅雷为了提高自己的法语水平，尝试翻译一些法国文学名著，这其实是一个提高外语水平的捷径。到巴黎一年后，他就译出了都德的短篇小说和梅里美的中篇小说《嘉尔曼》。他还颇注意将“游”与“学”相结合，1929年6月，他游览了法瑞交界处的避暑胜地莱芒湖，便几乎同时译完了与此胜地相关的作品《圣扬乔尔夫的传说》，而一回到巴黎，他则立刻投入早已动笔的泰纳（今译丹纳）的《艺术哲学》之试译工作。一代大气磅礴法国文学翻译家构基于此，我们现在读傅译文字，似乎是构造了一个傅氏法国文学世界，那里的巴尔扎克、伏尔泰，那里的罗曼·罗兰、梅里美，似乎都是属于傅雷的，所谓“似乎都用了同一种神韵的傅雷体华文语言”，从翻译学角度如何彰丕，且不置词，但至少可以说明的是，“优秀翻译家的华语作品，同样是华文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创造和丰富华文文学的历史上，其贡献与创作相同。”（陈思和语）傅雷因留学法国进而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事业，给世人所构造的傅译法国文学世界，其贡献应当予以肯定，至于其人格风范、学人风襟，既有《傅雷家书》行世，自是不用再去饶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