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产公司“男神”董事长被泼粪的晚年地产公司“男神”董事长被泼粪的晚年

　　1.

　　今年四月，市中心的一家大型商场即将开业，本地自媒体宣传力度很大，儿子嚷着要去体验一把。开业当天是个周末，一大早我带着老婆孩子来到商场，刚走到开业仪式的观众区，内心就涌动起来——为了造势，这家商场不仅安排了网红表演、杂技魔术之类的节目，还邀请了市领导、开发商、建设方和小商户代表前来观礼。而商场的开发商“日银地产”，正是我的老东家。几年前我从“日银”离职的时候，总觉得有很多人在看我的笑话，还有人在背后断言，说我即使去了别的公司一定还会离职，干不长。我害怕在这里碰见熟人，只想尽快离开。

　　妻子说：“怕啥啊？都离职六七年了，谁还会记得你？你现在就是一个客户，来逛商场的普通老百姓。”

　　我想想，也是。

　　上午九点，开业仪式正式开始，音乐响起，保安和礼仪小姐领着一群人走向舞台。走在最前面的是“日银”的董事长李栓，也就是我的前老板。他走路不急不缓，目光直视前方，身边还是簇拥着一群人，几年不见，他本人显得老了许多，像个缩水的小老头，头发白了，个子矮了，瘦得有点脱相，完全没有了以前的意气风发。

　　我不想被李栓看见，想躲起来，可刚一转身，就听见身后传来一声：“李栓，还钱！”

　　这一声起，又有很多人跟着一起喊：“李栓，还钱！”

　　我这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人群中出现了一支维权队伍，居然整齐地站在一块拉起了条幅。在吵闹的人群中，有个年轻人一个箭步冲上了舞台去，迅速把手里透明塑料袋里用A4纸包的一团东西扣在李栓的头上——啊，竟然是一坨大便。

　　人群更乱了。保安们也冲了上去，把那个年轻人摁在地上。喊口号的人群也迅速涌了上来，场面一发不可收拾。有人替李栓擦去了头上的污物，想拉着他离开，可那群人把他围住了。

　　这些年，“日银”在本地开发了大量的房地产项目，主要以高端盘为主。当本地房产市场均价在五千五左右时，李栓开发的楼盘多数在八千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了一万二，狠狠地圈了一波有钱人。可随着房价持续下降，当初均价上万的房现在半价就能买到了，更可气的是，工程已经延期两年了，“日银”还没有交房。烂尾房业主要求退房，李栓坚决不退，本来大家都是城市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在这场持续的拉锯战中，渐渐撕破了脸皮。

　　除了买房的业主，期间还有一批日银员工和业主跟投了“日银”的地产项目，按理说这应该属于自发投资性行为，自担风险，但实际上，“日银”自2019年开始，对内部员工执行的是“强制跟投”，明确规定公司哪些岗位哪些人必须往新项目中注入资金，且根据职位的高低，金额不等。一开始李栓只强制公司高管跟投，后来连主管都被要求跟投，如果不投，就会被强制辞退。一些主管工资低，没挣到啥钱，又舍不得丢掉工作，只能狠狠心和家里人借上十万二十万投进了公司的项目里。

　　谁能料到国内房地产形势从2019年开始持续走下坡路呢？有员工一看形势不对，提前申请不跟投，要求把之前投的钱撤出来，也有人提出离职，想把自己的钱撤出来。一开始，“日银”同意说，员工只要离职，跟投的本钱先退回90%，剩下的钱等项目清算以后再做统一核算。可是这90%也不是现金，而是一张张承诺书或者欠条。对于那些要拿回钱的业主，“日银”则提出了“以房抵债”的方案，但抵债的都是些不好卖的、户型差的、位置差的房子。再后来，一些商铺和车位也抵了出去——本来一个车位正常售价是六万元，抵债的话却要算十一万。“日银”非常强硬，说：要，就办理手续；不要，继续欠着。很多业主害怕最后血本无归，只能咬牙接受被宰割。

　　再后来，“三条红线”彻底切断了“日银”的融资渠道，疫情又断了房子的销路，从前大规模扩张的“日银”再也没有折腾起来，上门维权的人越来越多，最后闹成了今天这个局面。

　　李栓站在人群中有些惶恐，许久才开口说话：“公司经营出现了问题，资金链断了，但是公司在想办法筹钱，延期的项目，公司保证一定想办法保质保量地交工。其他钱，按照合同约定，该赔赔，该补补。”这话说得避重就轻，只安抚了买了烂尾盘的业主，却刻意避开了人群中那些跟投“日银”项目的员工和业主们。他们跟投的钱什么时候还，拖欠员工的工资什么时候支付，都没说。

　　面对李栓的解释，那群人没有刻意扣字眼，而是问：“啥时候给？”

　　“对啊，给个准信，你们骗我们不是一回两回了！”

　　“今天不给个咬牙印的话，我们不会离开！”

　　头上的粪水混着汗水流了下来，李栓很狼狈，他抬手擦了擦额头，说：“现在你们即便是把我这把老骨头给砸了，碾成灰，我也解决不了。”此话一出，人群瞬间乱成了一团，李栓接着又说：“但是，只要我还在，一切都有希望。”

　　人群安静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们又放出狠话，说如果问题不解决，以后见李栓一次就泼一次粪，然后竟放他离开了——毕竟，李栓已经是一个七十四岁的老头了，身体明显亏损严重，闹出问题谁也担不起责。就像李栓说的那样，万一他死了，一切就不好说了。

　　人群散去，商场渐渐恢复了平静。妻子带着孩子去逛商场，我在广场外围的长椅上坐下，坐了很久很久。在“日银”工作的那段时光，跟着李栓的日子，就像电影片段一样，在我的脑海中不断闪现。

　　2.

　　“日银”成立于2001年，在房地产最红火的黄金十年迅速崛起，成为了本地数一数二的房企，同时经营着好几个楼盘，名声在外。2011年，我入职“日银”，职位是人力资源专员。

　　公司租用了市里某局的附属楼做办公楼，上下共四层。这儿原是 市里某局的食堂和健身场所，常年弥漫着一股腐烂的味道，建筑年代久远，楼的外观看起来非常破旧，走进门，走廊的墙壁上挂的企业文化牌大多围绕“艰苦奋斗”、“努力拼搏”、“筑造美好生活”之类的语言展开。与其他标配豪车、美女、奢华办公室的房地产企业相比，“日银”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务实且低调。

　　办公楼入户大堂的前台附近，摆放了一套三组合的皮质沙发，沙发旁边立了一个擦鞋机和一个报栏。报栏里除了几组日报，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的是公司内刊《日银人》。这本杂志从不同侧面讲述了“日银”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为这个城市发展贡献的力量：收购破产企业、安置下岗职工、开发荒废地块打造高端小区更新城市界面、提高员工工资、参与各项公益事业、积极缴税纳税……。除了向外呈现“日银”是一家正规、守法、有大爱的企业之外，内刊还大篇幅记录各行各业的人讲述他们与李栓之间的交集，他们夸奖李栓是一个胸怀大爱、低调谦虚、务实正派、有人格魅力的领导。

　　在“日银”上班的时候，我们很少能够见到李栓，很多大型活动公司要邀请市领导来站台，他却不出席，都是让年轻的总经理代表公司去。李栓似乎只存在于幕后，这种“垂帘听政”式的工作作风，更增加了他的神秘感。

　　那时候，在“日银”的员工心中，李栓是神一般的存在。大家为能够在这里工作感到骄傲，还有人给李栓起了一个昵称，叫“男神”。作为新员工，我当然无法接触到董事长，但心中总是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格魅力才能让全员对他到顶礼膜拜的地步呢？私底下，我问过一些老员工李总是如何被推向神坛的，具体又“神”在哪里？大家说不清楚，能讲出来的无非是从内刊上看到的那些“他曾和工人一样跳进工地现场施工，吃住在工地”、“捐款助学助农助老”……后来我想，这有什么重要的呢？打工人看重的是到手的工资和有没有升职的空间。李栓很大方，给员工的薪水普遍是本地工资的两倍，有些关键岗位的收入在全市同行中遥遥领先。身处沸腾的房地产市场，员工们总觉得未来一片大好，把老板推向神坛并不是一件坏事。

　　李栓有个习惯，午饭时间会在大院内散步，身边总跟着三三两两的人，边走边谈。有时候他们会遇见局里的领导，那些领导都会停下来和李栓打招呼。后来我才知道，在“日银”成立之前，李栓曾是市委的一个重要领导。他在仕途上也算风生水起，五十岁那年却突然辞去公职，下海创业。对于他经商的选择，坊间有很多传闻：有人说是因为贪腐怕被查；有人说是因为他女儿想出国，家里拿不出钱，他才狠心转型；有人说是某大型企业老板想涉足地产生意，邀请李栓入伙负责经营；也有人说李栓是军人出身，有思想有抱负，敢想敢干，早就想在商场上有一番成就……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李市长”变成了“李总”，在当时看，“日银”都发展得很好，李栓在本地的商界和政界都很有地位。

　　====

　　我入职那时候，各大媒体都在倡导房地产企业转型升级，认为企业若要想发展壮大，必须依靠“运营思维”。“日银”也想跟风，却不知道从何下手，于是高层从深圳聘请了一家咨询公司给我们做制度化流程梳理。

　　咨询公司的带头人叫赵亮，个子不高，但看起来是很敦实清爽。他口音很重，说话不卑不亢，做事很有冲劲，讲出来的专业知识是我们闻所未闻的，极大地打开了我们的思维面。于是，在咨询工作结束后，李栓邀请赵亮留下来共图大业。彼时赵亮三十出头，还未成家，正好想有一番闯荡，就答应了，出任“日银”第一任运营总经理。

　　其实在赵亮入职之前，李栓就曾多次要求我们人力部门从外面引进高层次人才——主要是那些在大城市或排名前十的一线房地产企业做过高管的人，为的是补充新鲜血液，打破公司当时死气沉沉、官僚主义横行的困局。

　　“日银”成立十年来，老员工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当年跟着李栓从体制内出来创业的，全是公司高管，他们姿态很高，一身官气，说话很有份量，专业能力不行，整人是高手；第二类是公司成立之后从社会上招聘的大学生或有一两年工作经验的年轻人，经过十年培养，基本成了公司的中流砥柱；还有就是近几年招聘进来的大学生，资历浅、人脉弱，还不成气候。前两类老臣掌握着公司的核心话语权，但是也逐渐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他们守旧强势、不思进取、安于现状。

　　从外面引进的新高管们有学历、有思想、有冲劲，想把“日银”拉到一线房企的标准上去经营，而老领导们却想保持原来的模式稳定发展；新高管想“高周转”，老领导却要求尽量降低融资借贷的规模；新高管要求全面实行绩效考核，人员“能进能出”，老领导却要求尽量降低绩效占比，提倡“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新旧之争的矛盾在明里暗里不断升级，新高管都被老领导压制着，无法施展才能，有些人不堪忍受欺压，选择离职，留下来的有雄心却没有反抗的能力。

　　我们人力部门曾对一些入职不久便离职的高管做离职访谈，有位高管说，他入职后想要一些资料了解公司情况，副总却卡着不让给，导致他在李总那儿的信用度逐步降低。还有人反映，有些老领导会用一些阴招让他们很没有面子，授意最基层的员工来恶心人，比如让保安冲进新高管的办公室大喊大叫，拍着桌子说：“你刚来几天，凭什么管这事？”

　　有次，人力资源部经理带着我给一个财务总监做离职访谈，事后李栓走了进来，坐在我们对面，听我们描述财务总离职的原因——“内部不协调，融入困难”，李栓听完后站了起来，走向窗户旁，默默地站了很久。我们都不敢说话，静静地看着从窗外透过来的光洒在他的身上。许久，他说：“是到不破不立的时候了。”

　　3

　　赵亮入职后，首先是对公司的制度流程进行了一番更深度的梳理，第一次在公司里提出了“节点”的概念，要求投资、工程、成本、营销等各部门要严格按照“节点”完成工作，要形成日、周、月等固定和关键“节点”的汇报。

　　他的这些举措让本来顺其自然开发的模式一下子变得很紧张。我作为后勤人员参加过一次高管会议，会上，赵亮因为“节点”的问题，和工程副总张超（当时工程总经理空缺，张超为实际负责人）发生了冲突。赵亮坐在主席台上，张超坐在台下的第一排，我站在会议室最后面，看着张超怒不可遏的背影和他不断甩上甩下的手在空中挥舞。看得出来，张超完全不把赵亮放在眼里。

　　论资历，张超在2001年辞去 市里某局副局长的职位，跟李栓下海创业，是“日银”的“开国功臣”；论年龄，他四十多岁，大赵亮十岁不止。张超说起话来咄咄逼人，赵亮还是年轻，几个回合就被呛得面红耳赤，说话哆嗦，语无伦次，最后竟然摔了话筒离席了。

　　李栓全程没有说话，就静静地坐着。等赵亮走到门口的时候，他才开口：“赵总请留步。”

　　赵亮停在了会议室的门口。

　　李栓说：“回来。”

　　赵亮在门口停了很久，最终还是折身回到了座位上。

　　李栓说：“很好嘛，这会开的很好。有问题摆到台面上来，不藏着掖着，都是为了公司，大家各尽其责。我看吵吵是好事，赵总没有错，张总也没错，但是多少还是要批评下张总——要关怀小同志，你是老大哥，要懂得培养和关爱新同事。”

　　他这一句话，把格局全部打乱了，看似批评了老员工，维护了赵亮，但是又让下级关怀上级。这一番话大家听得明白，李栓还是站在了老员工那一边。

　　这件事给了老臣子们极大的鼓舞。那段时间，我们看见张超，都觉得他更加的得意洋洋了。员工们私底下都说：“看吧，老板还是动不了老员工，毕竟是跟着老板一块打江山的兄弟，那些外来的，说的再好，也不一心，说不定哪天就离职了，最后靠的还得是自己兄弟。”

　　这些话一定都传到了张超的耳朵里，所以每次他来我们部门时都趾高气昂，有时还毫不避讳地打探赵亮的近况，话里话外都在期待着他尽快离职。后来我才知道，二人之间的矛盾，新旧势力的拉锯战和工作思路不合还是其次，最主要的原因，是“运营总”这个岗位，李栓最初是给张超预备的，可万万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一个年轻小毛孩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这件事属实让张超不能容忍。

　　尽管张超得了势，但是赵亮定下的“节点”考核的机制并没有松下来，反而更加严格了。好几次，负责工程的张超在公司大会上被点名批评，多次被扣绩效。张超不能因为这事再去找李栓诉苦，就一直忍着。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公司开始出现关于赵亮的负面风评——最早来自于食堂阿姨，说赵总挑食，抱怨公司的饭菜偏咸偏辣，重油重盐，不健康，搞得厨师做饭很为难；后来是司机，说赵总每次休假回来的飞机都是凌晨一点，害得他多次半夜去机场接机；再后来是工程部员工，抱怨赵总定的“节点”不合理，考核有偏颇；最后，甚至连运营部的员工都吐槽，说赵总口音重，听不清讲的啥，工作沟通有障碍。

　　大家都说，这是张超使的小伎俩。

　　4.

　　2011年九月，一天夜里十一点半左右，我突然接到了警方的电话。警察问我是不是“日银”的人力，又问赵亮是不是我们公司的人。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警察让我去接赵亮：“在凤凰大道与龙翔大道交叉口东南角，警车亮着灯，你到了就能看到。”

　　我刚想问问发生了什么事，可是那边已经挂了电话。我迅速穿好衣服，在路边拦了一辆车赶了过去。到了地方，警察跟我核对了一些信息就离开了，临走前他还指了指蜷缩着躺在路边的人说：“赶紧弄走，有伤风化。”

　　我靠近一看，真的是赵亮，他醉得不省人事，身上被绳子缠了起来，衣服也全被扒光了。初秋的深夜已经有了一些寒意，他冷得蜷缩成一团。后来我才知道，之前警察问他是谁，在这儿干啥，他只说自己是“日银”的员工，警察就给公司打电话，联系了很多人，但都说不认识他。有的人是真不认识，有的是不想管他，大半夜的，没人想被这种事纠缠上。

　　我蹲在路边喊了好久才把赵亮喊醒，他迷迷瞪瞪，不知所措。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说记不清了。我说：“您今晚不是跟工程部的人去喝酒了吗？谁把你弄成这样的？”他瞬间恼了，用南方话骂了一句我没听懂的脏话。

　　事后我才知道，赵亮来公司两个月，李栓就给张超安排了项工作，让他请赵亮吃个饭，一来联络下感情，二来是交流下工作。听说一开始张超极不情愿，但后来竟然爽快地答应了，还领着工程部的十来个弟兄一起在酒店大摆宴席。赵亮很兴奋，以为这是两人的“世纪大和解”，不知不觉中被灌了许多的酒，醉得不省人事。

　　我帮赵亮解开绳子，他坐了起来，问我怎么来了。我说是警察给我打的电话。他看了看手机，发现里面确实有我俩之前的通话记录，上面给我备注着“公司人力”——他入职后一直住在酒店里，最近想在公司周边找个小区租房子，把生活稳定下来，公司就把找房子的事交给了我。我找了四五家，赵亮都不满意，最后在电话里对我说：“你不用管了，我自己找。”有人还因此试探性地问我在服务赵总生活方面有哪些困难？我笑着说“没有”。

　　我提出要送赵亮回家，他把我推开了。我去扶他，他又把我推开了，撵我走，声嘶力竭的。我看出赵亮是不想让我看到他的窘迫，就把衣服递给他，然后先行离开了。

　　第二天，这件事传到了李栓的耳朵里的。他很恼怒，要求立马见赵亮，可是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不回，问他现在住在哪儿，我们都不知道。于是，人力资源部全体同事只能拿着赵亮面试时留下的照片，打印出来，小区接小区、酒店连酒店地找。

　　第一天，没找到。第二天，还是没找到。第三天，终于在离公司三公里外的一个小区保安那里打听到了他的消息。我们对接上了房东，房东说他已经退房了，押金和剩下的租金一分没要。

　　此事性质恶劣，有高管指着张超的鼻子骂他胡作非为，有些新招进来的“改革派”义愤填膺，他们冲进人力部，要集体离职。人力经理说老板已经知道了，一定会做出严肃的处理，才勉强稳住了他们的情绪。

　　那天，李栓把张超叫过去，狠狠地训了一顿。张超也很恼火，话里话外都是说李栓忘恩负义、不念旧情。他们在走廊里吵得很凶，整个楼道都充斥着愤怒的情绪。

　　次日，人力经理把我叫过去，说老板要见我——李栓听说我是最后一个见到赵亮的人，想知道更多的信息。

　　那是我第一次和李栓面对面单独说话。他请我坐下，然后让我跟他去一趟深圳。我惊讶地看着他，想问去干什么、为什么是我？可我没敢问，他也没说。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赵亮曾在他面前提起过我，李栓对我印象很好，所以想带我去。

　　我们坐飞机去了深圳，经过几番打听，终于在南山区的一个酒店里与赵亮见了面。初见面，赵亮很生气，但李栓伸出手的那一刻，他反而又有些尴尬了。李栓真诚地道歉，赵亮也慢慢地放松了，表示南北方文化差异太大，自己“水土不服”，能力也有不足。俩人谈得很坦然，冰释前嫌。

　　这件事之后，李栓把我调到了他的身边，从事秘书工作。

　　5.

　　不久后，张超从集团工程副总被降为项目工程经理。他接到通知，气得把红头文件都撕了，但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放心吧，过不了几天，我还是集团工程中心的一把手。”去了项目上，他依旧摆大领导的架子，对项目总吆五喝六的，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2012年的雨季，某项目在浇筑最后一块筏板基础时突遇暴雨，尽管工人们紧急排水，但最终还是没能规避雨水和混凝土搅合在一起的问题。监理说这样的质量不过关，需要重做，张超说：“重做你们出钱，我们不出。”监理无奈，让施工单位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对水分进行了挤压，但还是存在石子和水泥离析的情况，还有轻微蜂窝状结构。这样的工程如果建起来，后期很容易出现地基不稳而导致房屋沉降的严重问题，张超却说：“只管怼，没事。”

　　这件事被人汇报给了李栓。雨后的下午，太阳炙烤着大地，我陪着李栓去了一趟工地。听了施工单位和监理的汇报后，李栓当即拍板：“返工、重做。”

　　张超完全不给李栓面子，在会议室里嗷嗷叫：“重做？怎么重做？几十平米大、三米深的大家伙，咋挖？不说工程量有多大，就说这成本有多大？老李你是不是疯了？你别忘了你是个生意人，不再是当官的了，生意考虑的是利润。”

　　场面一度很尴尬，李栓没接他的话，而是对在场的人说：“爆破。”

　　没多久，爆破声打破了城市上空的宁静。小城里的人们纷纷传说“日银”为了保证工程质量，把已经建好的工程给爆破了重做，为李栓正直的人品和对品质精益求精的态度点赞不绝口。李栓在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树立了崇高的人设，甚至当付款不及时的时候，施工单位都没有过分去催。他们说，“就冲李栓的人品，咱也得通力配合”。

　　一次，我以普通业主的身份去工地参观即将交房的项目验收，在验收单上看到了张超的名字——他被降职为工程专员了。被晒得黢黑的他戴着安全帽，穿着工装，和一群年轻小孩站在一起，一脸的疲惫，看见了我，把脸扭向了一边。我还是走了过去叫了一声“张总”，他勉强笑了笑，问我“跟老李干着咋样？”我顺口说“挺好的”，他冷笑了一下。我觉得张超跟了李栓十几年，如今落到这般田地，有点可怜，活动结束后便邀请他吃饭，他爽快答应。

　　张超竟然是个性情中人，说话直来直往。酒过三巡，他突然严肃地对我说：“防着点，老李心眼多，阴的很！”

　　从公司里长期的老板崇拜中听到有人这样评价李栓的时候，我莫名地抖了一下。张超继续说：“当初我那样对赵亮，是老李授意的，他让我给赵亮一个下马威，没想到是他一箭双雕，也给了我一个马后炮。”

　　公司的新势力有思想、有闯劲，但是不听话，不好控制。旧势力忠诚，但是居功自傲，也越来越不听话。于是，李栓就利用赵亮的情绪化和张超的鲁莽，下了这盘大棋。正是在他的授意下，张超带人把赵亮灌醉，扒光了扔大街上。没想到这事引发了众怒，不管是新高管还是老臣，都觉得张超玩过火了，一致对他产生了很强烈的反感情绪。李栓亲自去深圳给赵亮道歉，也不是惜才，而是为了安抚新高管的情绪，给自己立一个“重情重义”的人设。他没有直接开除张超，也不是有多么念及旧情，是为了稳住了旧势力的情绪。张超默默背锅，遭受了不少白眼。

　　通过这一手，李栓同时打压了两方势力，把公司的控制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在张超看来，自己和赵亮都是李栓手中的棋子罢了。他说李栓邀请赵亮入职时目的就不纯，就是看中了赵亮年轻，敢和人硬碰硬。

　　张超说他以前在体制内跟李栓就交情不浅，又出来跟了李栓打拼十来年，原以为李栓拿自己“临时祭旗”后，等风声过了，还会把他调回去。没想到爆破那事，他再次掉进了李栓的挖的坑里——爆破前，他们商量好了，一人唱红脸，一人唱白脸，争取把公司的损失降到最低。张超信以为真，自己又去扮演莽夫，给李栓立了一个正人君子的人设，“没想到，我这个白脸不仅是奸臣，还是个小丑，现在逼得我无路可退”。

　　我震惊得说不出来话，不确定这是否是张超的片面之词——如果说“日银”是一个草台班子，谁人又不是深陷其中的一个戏子呢？

　　没多久，张超从“日银”离职了，此后许多年都没有他任何的讯息。

　　6

　　张超走了之后，那些跟了李栓十几年的老员工都不敢再飞扬跋扈了，全部谨小慎微了起来。这时，李栓提出了一个“日银重生计划”：一切重新开始，过往全部归零，“工龄工资”这一项也要取消。他说，“工龄工资”是守旧的老观念，人不能躺在过往的功劳簿上休息，没了工龄工资，每个人都是新的，都要拼搏努力。

　　改革轰轰烈烈地拉开序幕，公司里的新势力迅速崛起，他们倡导“高周转”，全国扩张，快速发展。一开始李栓虽然支持，但不赞同步子跨得太大，提倡“稳中有进”。可是随着整个房地产行业的烈火烹油，本地拍地竞争都变得异常激烈，“日银”在多次拍地中失利，之前在售项目逐渐交房，又无新项目入市，市场份额被同行不断蚕食。一些新高管抱怨李栓没魄力，离职了。留下来的不断向李栓鼓吹“高周转”的好处：“未来是规模经济的时代，谁先破千亿谁就有市场，谁就能融来资金。规模越小，越容易被市场兼并……”

　　李栓只有两个女儿，所以他在商界和政界认了不少干儿子。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帮李栓收拾资料，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走进来对他说：“爸，您得闯一闯了，您都六十多了，再不闯，精力就跟不上了，到时候‘日银’就更难有未来了。”这句话对李栓的冲击似乎很大，他嘴里念叨着：“对啊，不年轻了，不年轻了。”

　　那个男子说他要和李栓沟通点事，让我先出去。我在门口没走远，他们谈话的内容我听到了一些。李栓说现在拿地太难，没有土地就没有发展。干儿子说他有门路，可以先给别人那些缺少资金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如果对方还不上钱，就收购股权，等股权收购过来后，再变更法人，然后把项目变成“日银”的项目。李栓说这有点像“套路贷”，有法律风险。干儿子说不让李栓插手，全部由他操作，只要李栓提供资金支持就行，“项目弄过来后再转手卖给‘日银’，‘日银’干干净净”。

　　这个干儿子的亲生父亲曾是本地有名的黑道大哥，如今靠玩资本洗白，我这才意识到李栓已经和黑道沾上了关系。

　　之后，“日银”在本市莫名其妙多了些半拉子工程项目，说明李栓已经接受了干儿子的建议。尝到甜头，李栓的胆子变大了些，开始了全国性的扩张。“日银”的总部从市里某局的破旧小楼里迁出，搬进了市中心最奢华的一栋写字楼，中间五层的黄金位置。同时，李栓还在省会核心商圈租了一整层写字楼，说是要开启“双总部发展模式”。

　　2013年，全国房地产市场一片欣欣向荣，房价也是一天一个样。有的地产公司一夜之间招两百多个投资经理去全国各地疯狂找地，只要拿到地，光提成奖励就有上百万、甚至上千万。那一年也是“日银”发展最关键的一年，公司的地产销售额从上一年的五亿提升到了十八亿，还收购了市里的一家破产的糖果企业，把土地整改后建了一处大型的综合体，又在物业安置了糖果企业的下岗职工，“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提升”。同年，“日银”又涉足金融、旅游、健康和航空产业，业务范围大规模扩张。所有人都沉醉在这种扩展中不可自拔，忽略了企业的融资压力和债务规模越堆越高。

　　2014年的年终大会上，李栓发表了一个多小时的激情演讲，从国际到国内，从省外到省内，从地产到其他行业，纵向横向都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后半程，他重点讲了“日银”的未来，说除了大力发展地产，公司的业务范围还会扩展到旅游、金融等，形成“一条龙的产业化集团公司”，员工人数要突破五千人，“地产产业将大规模扩张，将来会有数百个项目同时运作，在座的各位都会成为项目总、区域总。要打破原来‘立足本市，布局全省’的思路，改变为‘立足全省，布局全国’的发展思路……要在两年内实现地产规模破百亿、冲百强，要在三年内建设属于‘日银’自己的家属院，让全体员工人人有房住、人人有尊严、人人有花不完的钱，衣食住行将来公司全包了，逐步走向更高的企业发展模式，要在五年内实现公司上市……‘日银’建的不是房子，是美好。我们的口号是‘建设城市，筑就美好’。”

　　底下的员工们听得群情激奋，都觉得自己在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掌声一浪高过一浪。李栓讲完后，行政副总接过话筒大声喊：“建设城市，筑就美好！”所有人都跟着他齐喊，刚一静下来，行政副总又喊：“放音乐，尽情地狂欢吧！”大家激动地跳起了舞，欢呼雀跃，都沉醉在这个梦想中。

　　氛围过于聒噪，我就偷偷溜出会场点了一根烟，往走廊尽头走。没想到已经有几个同事聚在那里了，大家相视一笑，没说话，都安静地吞云吐雾。一根烟快完的时候，一个同事突然说了句：“老板飘了！”

　　没有人接话，大家继续默默掐灭烟头，各自散去，又假装合群，投入到狂欢的人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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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员工们来说，公司“高周转”带来最直接危害，是所有人都要不停地赶周期，要在“13579”等各种“节点”之前完成任务——“拿地一天内要出规划图”，这就意味着工程部门在没拿到地之前就要持续加班熬夜做准备，而现实情况往往是规划图做好了，地还没拿到，白干。如果拿到了地，工程部就得立即没日没夜地赶周期，在“三个月之内建成售房部”，“五个月开始销售”。那时候，我已经不再是李栓的秘书了，被调到了项目上负责销售工作。营销部门为了实现“去化率”，发了疯似地到处挖客户，为了赶业绩，我们从九月到春节期间，一天没休息过。

　　在这种高压环境下，终于有人倒下了：一个项目行政总死在了办公桌前，一个项目营销总开会到凌晨十二点多，回到家躺在床上再也没醒来。有人出了车祸，有人患上了严重抑郁症。但即便这样，李栓的指示不过就是“该赔钱赔钱，该慰问慰问，要有大局观，不要把精力放在这些小钱上”。在他看来，时间不等人，机会不等人，人性和人命在金钱和事业面前变得微不足道了。很多次，我远远地看着李栓，觉得他变得严厉和暴躁了，往日的那种敦厚与谦恭，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

　　7.

　　2015年，本地房地产市场行业突然急转直下，“日银”布局的许多项目都卖不动了，销售额下降得厉害。一整年时间，公司一直在做活动。有人劝李栓缓一缓，不要太激进，容易出问题。李栓不听，他坚信房地产的未来是“整体向上”的。

　　2016年，因为政府的各项政策支持和“棚改”再次被提起，房地产市场又迅速升温。那段时间，本地房价每天都在以二三百的态势往上涨，客户买房靠抢，有的甚至提前来到售房部整夜排队。李栓信心大涨，“日银”开始向全国布局，在杭州、常州、厦门、沈阳和海南的几个城市都有了新项目——这大概是李栓的高光时刻，他创立的“日银”终于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房企，一跃成为了全国布局的大房企，在省内排名更是挤进前三。

　　2018年七月，我打算从“日银”离职了——那时公司有两个人才培养计划，全员都可以参与竞聘，我名次靠前，被“储备”了三年，愣是没升职。后来勉强升了个中层，还是随大部队升上去的。听人说，是因为领导不喜欢我过于保守的性格。那段时间，我反复检讨自己，开始假装乐观、假装豁达、假装大大咧咧。可我发现有些人的性格并不外放，却照样能突飞猛进地升职。我又强迫自己去模仿这类人的性格。时间久了，我感到特别累，也特别讨厌自己，一是我丢掉了原本的自我，迷失了；二是模仿别人，别人见了难受，我也没了人缘儿。

　　我内心痛苦，想要换个环境重新开始，领导却并不知道我内心的挣扎，说：“再等一个月，马上给你升营销总监。”可我对职位已经不看重了，只想尽快找回丢失的自我。领导见挽留不成，又说我不知感恩，这些年“日银”不仅培养了我，更在我出严重车祸时拿了三万元为我治病。我也觉得有些愧疚，我对公司还是很有感情的，毕竟在它发展得最迅速的阶段，我在其中，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离职前，我参加了2018年半年度工作会，会后的中高层的聚餐晚会上，李栓唱了一首《向天再借五百年》。他唱得豪迈自信，铿锵有力，完全不像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

　　不久后，因为前期大范围的扩张，导致“日银”的资金缺口越来越大，向外融资也越来越难，李栓向内部提出了“财富共享”的跟投政策，提倡高管、员工拿钱出来投进公司项目，好把项目当成自己的事业去干。一开始，他的初衷是好的，毕竟大家跟随“日银”多年，很多人都享受到了时代的红利，挣了不少钱。如果我那时还在，可能也会跟投，因为前些年的辉煌业绩，再加上“造神”的企业文化，几乎所有员工都有一种“要坚定不移地跟着老板的脚步走，永远相信他”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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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在2023年的半年度会议结束后，李栓为了鼓舞士气，又在晚会上唱了首《敢问路在何方》，唱完之后他说：“‘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就在我们脚下，我们要脚踏实地地把这条路走下去。”

　　可那时的“日银”已经千疮百孔了。全国各地都有它没建完的烂尾楼，售房部关门，工地停工，涉及到的大健康、大航空等业务也全部撤资，上门维权的队伍越来越多。公司资金紧缺，已经有好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了，省会租赁的高档办公场所退了，地市自建的写字楼也被拍卖了。为了“降本”，公司只能大范围裁员，但都不给赔偿，导致员工不断上报，还有人想拿回自己跟投的钱。网上可查询到的“日银”违约的案例不计其数，多位高管牵连其中，被列为限高执行人……

　　偶尔，我会问问还留在“日银”的老同事：“公司怎么样了？”

　　老同事说，财务状况依旧没有好转，现在已经是濒死，只差走最后一道破产手续了。但政府不会让它破产的，这么多烂尾楼谁买单？政府倒逼李栓，要他把烂尾楼问题全部解决了才能申请破产，所以李栓还在想办法解决资金问题。

　　好长一段时间，李栓没了消息，有人说他病了，病得很重，像是癌症，去美国疗养了。有人说他故意夸大其词，其实是在四处躲避债务。直到今年四月，他突然出现在市中心商场的开业仪式上，可惜迎接他的不再是往日众星捧月的崇拜欣赏，而是一场令人尴尬的闹剧。

　　我坐在广场的长椅上，感慨万千——那个曾经被我们奉为“神”的老板，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是否会扪心叩问自己在弄权谋财中犯下了多少的错？是否会为那些因“高周转”而死在工作岗位上的员工感到心疼？当他回忆起被扒光的赵亮、被撵走的张超、死去的行政总和营销总时，内心是否会有些许的惶恐不安？今天，当他看到那些维权的人时，当被那一坨大便砸到脑袋时，他是否会为自己的后半生感到不值？

　　（文中人物、企业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