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
年近八旬，外公计划写自传。他拟好主题，欲请二姨代笔。从小学语文教师任上退休后，二姨喝酒、打麻将，闲暇时间看言情小说，鲜少动笔，笔头早就干了。
“她玩野掉了，哪里写得出来？说了也白说！”外公抱怨。
正月里，见我对旧事存了兴趣，外公总拉着我，分外亲热。那些话，像压箱底的宝贝货，久未见阳，就等着赏识的货郎上门，再拿出晾晒。他说，我听，老故事枝繁叶茂起来——
往祖上倒，外公家也算书香门第，前几辈出过秀才，在村里日头富庶。到外曾祖父这一辈，就不行了。1951年，县城召开第一届党代会，开展土地改革，实行“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孤立地主，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路线。直至12月，全县土地改革顺利完成，老张家才分得几亩薄田。外曾祖父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平时做些小生意。
“混着混着，一辈子就过完了。”外公这么评价外曾祖父。
外曾祖母和外曾祖父是半路夫妻，外曾祖母前两任丈夫相继病逝，各留有一个儿子。夫家并不阻止她改嫁，只让留下孩子，延续香火。她经人介绍，只身来到村子，嫁给外曾祖父，生下两个女儿后，有了外公。
老屋是租来的，住着总不安生。有一回，外曾祖父拖欠房租，房东不顾情面将一家人扫地出门。
外曾祖母勤劳，拼了命让日子红火。几亩薄田都靠她侍弄。农闲时养猪，卖猪的现钱用于日常吃穿用度。外曾祖母对猪殷勤，从年初抓回小猪开始，极为精细与辛苦地喂养一直延续到年底。春夏季的猪草，秋冬季的红薯，不间断的米糠，她提着满满一桶热泔水去喂猪，冷热均匀，一顿都不能马虎。有一年下雪，去猪舍的小桥上结冰，还滑了一跤。猪病了，她比谁都着急上火，恨不能住在猪圈里。
日渐长膘的猪是一家人的希望。
公社逢农历的三、六、九赶圩，地点就在公社中心的菜市场周围一圈。从凌晨五六点开始，人满为患。周围村子的村民天不亮就出发，背上挑着要售卖的农产品，沿着田间地头的窄路往集市赶。那是公社最热闹的时候。
圩天，外曾祖父带着旱烟去售卖，赚些小钱。来往的人多了，集市就有了赌局。外曾祖父卖完旱烟，手里有了闲钱，也有了底气，壮起胆子往赌局上扑。如果运气好，他能往家带点荤腥，运气不好，隔天的伙食就没了着落。通常，血本无归的时候多。
外曾祖母死了两任丈夫，铁了心守着这一任好好过。但她的努力总是徒劳，她像一头拉磨的驴，围着磨盘转了一圈又一圈，仍在原地，日子越过越恓惶。外公出生后，外曾祖母忍痛把二女儿送了人——这个家已经养不下那么多张嘴了。外曾祖母在邻村里相中一户家境优渥的农家，夫妻俩长相和顺，已有两个儿子，独缺一件小棉袄。她含泪放下女儿，头也不回地走了。
集市上，外曾祖母卖油饼，把一天的时间吃干榨尽，不留余闲。她毫不避讳地掀开上衣，裸露的胸部像丰饶的土地，生长着喷香的稻米。外公能走会跑了，他在喧闹的街道上站着喝奶，旁若无人。困难年代，外曾祖母的血液流进他的嘴，奶香四溢，五脏六腑都暖了。
外公五岁那年，外曾祖母务农回家，发现抽屉敞开着，像被开膛破肚的牲口，攒下过年的家底不翼而飞。她失魂落魄，气急攻心。她颤抖着双手在围裙上蹭了蹭，眼神茫然，机械地往猪圈走。那天，猪焦躁不安，喘着粗气。猪栏刚开，家猪猛地撞开外曾祖母，一溜烟跑上了山。她呆坐于地，久久站不起身子。
生活还是把她撞倒了。
那之后，她卧床，不出数月，溘然长逝。
“没妈的孩子有多可怜？”外公念叨。弄丢母亲的家、只剩父子的破房子，还能称作“家”吗？他的眼珠被岁月遮掩，浑浊，泛起水光。
村子边，有溪河横穿而过，外公跟着村里的小伙伴去对面山上放牛回来，坐在牛背上过河后，脱掉衣服在桥下游泳，还爬到木桥上，从桥面跳水下来。无论夏天有多么炎热，只要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整个世界瞬间就清静、凉爽下来，漫长的夏天，外公只想做水里的一条鱼，恨不能整天都泡在水里。
外公记得有一次，自己和同村在河溪里嬉戏，摸鱼捉虾，不知为何事拌了嘴。他扬起河床上的鹅卵石磕破对方脑袋。他知道闯祸了，头也不回地往村外跑。那晚他在村头废弃的天主教堂过夜。教堂久无人烟，木质楼梯打满补丁，蜘蛛网垂挂于顶像陷阱。天色沉了，夜风吹得他一激灵。远处传来同伴家长的声音，声音里满是愤怒。他们在找他，如果被他们找到会发生什么，他不敢想。外曾祖父始终没有出现。铁铸的笨钟边，外公缩起膝盖，环起手臂，抱紧自己。
从那以后，盖房子的念头就埋在心里，时不时跃上脑门，像蚊子似的在耳边转，嗡嗡嗡，嗡嗡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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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女人逃不脱厨房。三姨戴着围裙，忙进忙出，耳朵却始终挂在我们的对谈上。她时不时解释两句，显然这些故事她耳熟能详。
三姨明白，如果张家在县城被高看一眼，正是因为外公。想当年，外公事业如日中天，楼屋簇新堂皇，登门之人如过江之鲫。子女们的工作、婚姻，无不福泽于他的荣光。邻居打趣，张家是“银行之家”，两个女儿，两个女婿，包括最后进门的儿媳妇，遍布县城各大银行。
但她依然无法对外公和颜悦色，细枝末节的小事，也能燃起她的怒火。“他那样的出身，能有什么办法？”她劝舅舅时说，但说辞里，透露的是失望，也是放弃。耄耋老人，你能和他计较什么呢？你自然也无法期待他作出改变。对于外公，她有着咬牙切齿的同情与理解。
外曾祖母过世后，外公变成没人管的“野孩子”。外曾祖父不着家，乡邻看着幼子可怜，轮流喊他到家吃饭。吃百家饭长大的外公最怕过节，尤其怕过年，他眼馋别人家的热闹。除了读书，外公再难找到从生活破局的抓手。读破手里的书，刚开始与尊严无关，只是挣扎着从烂泥沼般的生活挣脱出来，喘一口气。
校志显示，县城第一中学前身是创立于1940年的县立初级中学。1961年，在校生约四百人（初高中合计），教职工三十五人。受三年困难时期影响，较1959年规模缩减约五分之一。高中保留语文、数学、俄语、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劳动课占比增加至每周四课时。
一直以来，外公都是十里八乡最能读书的少年郎，一路被老师保荐，从公社初中进入县城第一中学，在乡亲的啧啧称奇里走出村落，给张氏门楣添了一把光。
外曾祖父还是老样子，对田地不上心，总想着往集市钻，外公每学期的学费都凑不齐。高中没读两个月，外公被迫回家，跟着外曾祖父下田。太阳和水蛭都欺生，他的后背皲裂破皮，双腿上布满水蛭叮咬后留下的红斑。
回想起来，得感谢一位本家老师。张老师找上门——学校嘱咐他把因贫失学的优秀学生带回课堂，他就想起我外公。他忙前忙后，帮忙申请学费减免、申请奖学金。从那年起，我外公一直拿着二等奖学金，直至高中毕业。
外婆如此回忆：外公穿着破了洞的毛衣，配饭的总是一撮咸菜，裤子只有两条，每日换洗，轮着穿，却因成绩优异，一直当班长。两人是高中同学，城市户口的她看不过眼，常从家中带些粮食、酱油贴补外公。两滴酱油，几颗螺蛳，外公就能吃下一大碗米饭。
进县城读高中，路途遥遥，回老屋的时间便少。水泥马路还没影子，人群在尘土飞扬的泥路上行走。下午四点半放学，外公拉起同乡就往山上跑——山间古道是回家的捷径。路上，外公的肩膀上总是沉甸甸的，老乡的货物要在城乡间运输，他主动揽活儿，一背篓的山货，四五十斤，能赚两块钱，正好用来填补生活费的窟窿。
六点，太阳临近落山，落脚的乡村燃起炊烟，外公抽抽鼻子，闻着浓烈的饭菜香，压下吱哇乱叫的肚皮，稍事休息就继续往前赶路。脚步变快了，谁也不想在山上过夜。下一程，被乡里人称作“十里路”，古道蜿蜒向上，骑着山脊线一路走高。外公颠了颠竹篓，肩膀冷硬，像块死肉。他缓了口气，猛地抬步。不能停，他咬牙告诫自己。转眼，月亮爬上树梢，山林影影绰绰，有些骇人。外公不管，低着头闷声往前走。
回到老屋，星星跃上夜幕，忽闪忽闪的，不知愁。外曾祖父早已经吃过饭，躺卧在床。外公沉默着升起炉灶，把剩饭热热充饥。眼前只有白饭，咸菜，父子俩相顾无言。生活没给外公留下缝隙，让他思考出路，更没教会他如何与父亲相处。
夜深了，外公躺在破床上，头顶的屋瓦漏光，屋主的松木房梁年久失修，隐隐下沉。看着星星点点的夜空，外公的梦被点着了。
“那时候，哪里想着出人头地，只顾着明天那餐饭去哪里讨。”外公说。
贫农少年的奋斗人生——外公给自传草拟的主题。故事起于乡野，强于奋斗，而当行长、盖楼屋，是重要“里程碑”、故事的高潮。出身与生命历程，外公如此看待自己，有自怜也有自傲。像别的励志故事一样，他希望家族后辈有所得，有所悟。但子女的反应似乎并未如他所愿。
我想，亲人间的理解与宽谅，远比陌生人间艰难。对陌生人，只消有朴素的同情，便能沉浸于悲惨叙事，毫无负担地抛洒泪水。而亲人，是爱恨交集几十年的另外主体，所有的可怜都藏着可恨，可恨又透着可怜。
幼儿园时，我第一次参加“政治宴席”，领导拍着外公的臂膀说老张云云。那是我第一次听见有人喊“老张”，只是那声老张与年龄无关。
“过来，喊爷爷！”外公把我揽进怀里，领导摸我的头，递给我一个油饼。
走出招待所，钻进外公黑色的桑塔纳。那时汽车远没普及，桑塔纳在县城的道路上招摇，来去自如。打开车窗，微风拂面，外公眯着眼睛赖在后座，深情笃定、胸有成竹。
家中小辈中，我对外公的风华正茂印象深刻——酒气微醺的古稀老人的身影与“张行长”交错重叠。
10
正月初三，红灯笼在门檐下晃得人眼花。舅母回娘家，外公一早唤来几个女儿帮厨，迎接上门拜年的亲戚。最早下锅炖的鸡汤在灶上煨着，咕嘟咕嘟的声响掺着蜡梅香。大圆桌早摆开了，十二个蓝边碗沿圈叠放，碗筷齐备。
“看看几点了？”外公问。
“还早嘞，才五点半。”二姨嘴上应和，手里抓起手机就到天井。
“哪里见过催别人来拜年的？只能在家里等！”三姨的声音从厨房追出来。
外公慢着步子走到楼屋外，手扶门框往巷口张望。巷弄都是春节里鞭炮燃放后的碎屑，几张残破的红色炮衣粘在路沿石上打转。
油炸的水饺上桌，水饺形似金元宝，“口口咬钱，岁岁进宝”，寓意日子火爆及家运兴旺，就是几个女儿手艺不够纯熟，金元宝仅有形似。
终于有人影晃进院子，进门的中年人拎着牛奶，外公双手接过，把客人往里迎。中年人低声致歉：“小斌单位要值班……”
二姨还在天井打电话：“饭总是要吃的吧？我给他打电话，叫他过来吃个饭。”中年人推脱两句，脸上难掩尴尬。三姨急身而出，冲二姐使个眼色。
外公数着陆续登门的人头，逐户核对。六点，堂屋只歪着零星几人。
“我们先上桌！”外公挥手说。
“过年就是这样，那么多亲戚要走动，我们边吃边等。”二姨打圆场，招呼客人入座。
这天，圆桌松散，后来的几门亲戚，都是唇红齿白的小辈。近几年，外公也得罪了些亲戚：或是远亲生子，礼数不周；或是脾气难压，臭骂了某位小辈云云。过去，行长身份傍身，亲戚主动消化相处的磕绊，而今，褪去权力外衣，亲族关系的疏密，彰显人际妙手。这不是外公的长项。
舅舅和二姨端着酒壶，极尽热情。亲戚用手盖住瓷碗，都不喝酒。亲戚依旧热情地称呼外公“舅公、姑丈公、姨丈公”，但这份热情与过去不同。宗族里陆续出了不少年轻后辈，他们在职场开拓疆域，在商场积累财富，桌上的话题总粘着他们走，外公退出舞台，从酒桌开始。
“没意思，这些人都太现实，他们也不看看，当初上门时是什么嘴脸？”舅舅腹诽。多年奔波，舅舅没能混成什么“长”。纵使不愿承认，在外人眼里，他的标签仍是“行长的儿子”。
酒席早早散场，楼屋大堂只剩几个小辈。外公坐着自斟自饮，刚才的敬酒没使得他过足酒瘾。舅舅坐在圆桌对面，搂着小辈，喋喋不休。小辈刚参加工作不久，想走又不好推脱，脸色狼狈。舅舅年轻时长得帅，几个姐姐开玩笑说长得像刘烨。当年他在什刹海溜冰留下照片，青葱模样，英姿勃发。如今，绯红的脸色盖不住眼角眉梢深浅的纹路，脸上的白色斑块，据说是一种慢性皮肤真菌感染。
舅舅端起酒杯，和小辈敬酒。小辈不想喝，但酒场老手的敬酒让人无法拒绝。
他主动提及调岗的事——他在国企工作了几十年，一直干缉烟，负责查没区域范围内的假烟以及办理贩卖香烟的许可证，一套制服穿在身上，哪个店家不得给几分面子？可在年前，他被安排去送货，相比原先部门，算发配边疆。物流部门离核心业务远，舅舅担心物流部门万一被外包，他的身份就彻底和单位脱钩了。这几年企业改革中，剥离不盈利边缘部门的情况并不鲜见。
他揣测，被调岗是得罪了前任领导，也是他前任兄弟：“以前新年第一件事就是去他家拜年，谁知道他说的是前任领导的桃色新闻。
单位有名新晋员工，是上面来的关系户。“小伙子是我小弟，人很活络。”舅舅喷着酒气说。小小的公司，藏龙卧虎，每个人背后都站着一尊大佛，谁也不服谁。年轻人因为工作琐事和女同事闹了不愉快，没承想，女同事背后站着的正是前任领导。年轻人在单位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一边是小弟，一边是兄弟，你说要不要管？”舅舅有种使命感，为江湖义气摆桌，试图居中协调。酒局不欢而散，说不清是哪句话话不投机。女同事撂下狠话，指责他为了巴结上级，不顾多年情分。前任领导护短心切，同仇敌忾。
“再上他家拜年，门都不给我开了。”他手臂顺势一挥，眉毛一抖，被拒之门外的画面仍历历在目。
这套故事，舅舅说得熟练，看着没少练习。他把问题的关键归结到前任领导“为爱疯狂”，自己不过是被怒气误伤，不折不扣的无辜受害者。他叹了口气，又举起杯子，一饮而尽。小辈在一旁抽烟，心不在焉地附和。或许是酒精麻痹，舅舅对小辈的不耐烦视若无睹。酒气蒸腾，他收紧手臂，把小辈拉得更近，他故意拉低了音调说：“话说回来，现在调我回去，我肯定不干的。”
舅舅吐了个烟圈，说调岗到物流部门后，部门领导和他推心置腹。
“一上门他就讲，你不要看不起我们，部门虽然在外办公，但是工作悠闲呀，并且钱也不少拿，指不定比你原先还高！”报到那天，部门领导还给他多批几天假，让他休息够了再正式上班。
舅舅还说：“他直接讲，老哥你忙，送完这趟烟你就回家，剩下的事我兜着。”就连共同押运香烟的司机都很肝胆，
“你知道我今年年终奖发了多少？”舅舅压低音量，比出手掌，接着又翻过手掌。“十万。”他语气故作平缓，等待旁人惊叹。
小辈的眉角震了震，没藏住吃惊。
“我这就是因祸得福，现在上班悠闲得不得了。”舅舅说得兴奋，仿佛职业危机并不存在，反倒是一次福利。
几个女儿忙开了。我母亲在后厨烧水洗碗，其他姐妹手脚麻利地收拾餐桌。四姨不由乍舌，感慨上门拜年的亲戚之少，尤其与做房地产企业发家的亲戚相比，人气天上地下。“所以和你说，要奋斗，听到没有。”她故作夸张地拍了拍我的手臂，希望在省城工作的我，更努力些。
听到又要开酒，三姨在一旁劝：“好了好了，大过年的，别把人灌醉了”。舅舅一听，挥挥手，面露不悦。外公也没了喝酒的兴致，他欲言又止，不好发作：“差不多，别喝了。”小辈趁势告辞，他说了两句吉祥话，忙不迭地躲进夜色。
小辈走后，三层楼屋只剩张家人和一桌狼藉。餐桌像流脓的疮疤，昭然若揭。三姨见不得舅舅高谈阔论——和一个不相干的小辈，何必说那么多。她质问：“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会被调岗？你每天工作吊儿郎当，迟到早退，不调你调谁？”在三姨看来，酒精不仅没能维系舅舅所谓的关系网，反倒让他不断暴露缺点和短处：“何必和那些人喝酒，酒水贵得很。”
这两年，姐弟俩越来越话不投机，难得谈心都以争吵收尾。舅舅气急败坏，像上了膛的枪，指着自己三姐的鼻子说：“我被换岗位，一家人哪个帮得上忙？现在还要被你一通说，帮不上忙就闭嘴。”
两人乒乒乓乓争吵，直到外公一声大喝。舅舅转身上楼，三姨的话还追着他的屁股：“他都不知道别人背后怎么说，和他一同押送香烟的司机都很担心，一再提醒要把后备箱锁好，丢烟都有责任。”
我试图理解舅舅：他脑海里有套理想中年的模板，江湖义气、小弟成群、腰缠万贯……他见过的最值得羡慕的特质都黏附在这套模板上，他的成功模板里，多少有强大、成功、有威望的父亲的影子。当年，正月初三家中的热闹场景，他看在眼里：喧嚣热闹的人事往来，指点江山的朋酒之会。如今回想，又是一番滋味。承认平凡太难，平凡没有光彩，没有快意恩仇。他在现实的平凡和理想的丰满间挣扎，才会因为困在中年人模板而痛苦。
争吵时，我母亲总是沉默。她抿着嘴地收拾，收拾杯盘狼藉的桌面，归置散落一地的酒瓶。间或，她向情绪激动的妹妹使眼色，示意她们噤声，没有人家大过年吵架的。
“小时候见多了他们（外公夫妻）吵架，有什么用？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搞得鸡犬不宁。”母亲说。
外公往下，张家人情绪惯常激愤，音量在交互中节节攀升，高声者得高地。母亲见不惯，她走向另一个极端。她多是沉默的，沉默地坚持、气愤，又沉默地复原，情绪睡莲样收敛。
晚些时候，舅舅在家族群发消息：“一个家要帮忙，帮不了没关系，要支持，而不是指责！”安静许久，四姨答复：“不是指责，而是关心你，希望你把本职工作做好，而不是去做些赚不到钱的小生意。而且做事做人一定要低调，不要太张扬。以免被坏人抓到搞你的把柄。”
没有回音，微信群又安静下来。
11
入正月，村庄会迎来一场傩戏。
村内《大源舞记》载：“傩舞系先祖和藩时引入，俗称跳神、跳藩僧。”据传，宋初先祖助朝有功，朝廷赐送此舞，子嗣传承，流传至今，已逾千年。仪式中融入对自然神（如风、雨、雷、电）与祖灵的敬畏，形成“人—神—祖”三重对话的宗教框架。
傩舞的面具以老樟木雕刻，朱砂、金粉勾勒纹路，兼具狞厉与诙谐的审美特征，“八十大王”面具的獠牙象征驱邪威能，而弥勒佛的憨态则传递亲和力。每次踩街前，傩舞队都在祠堂内焚香祷告，并跳上一段，以告慰先祖。傩舞队动作简朴、粗犷、刚劲，舞姿原始，古朴奔放。村民说：“每次跳完都像和老祖宗打了场招呼。”
正月初四，外公安排女儿回祖地拜年——他的大姐依旧在村子生活。照旧俗，女子春节闭户不出，居家待客，男子外出拜年。然而整个正月，舅舅醉倒在一场场酒局，礼俗只能由女儿代劳。
“你帮我包三百块钱。”外公仔细数出三张百元大钞——二姨夫家也要拜年，无法代劳，外公才勉强把钱塞给三姨。
“我教你说，你就讲，弟弟给她拜年了，包点钱给她用。你要做好解释工作，说这两年我腿脚不好，走不动路，要不然肯定自己回去，”外公反复交代，“记住没有？”
三姨不耐烦地点点头。
汽车随弯曲的山脉逐渐深入，驱车一小时余，才能抵达村落。这蜿蜒曲折是外公当初进城读书必须穿越的路障，当初，他背篓里放半月的粮草，一袋大米，几罐咸菜，步行十几小时，路途不顺甚至需要在山林间过夜，天为盖地为庐。车窗外，黄绿色的山峰连绵为脉，暗自矗立。
“奇怪，那时候人怎么都认识路。”四姨疑惑。每个女儿心中，都有一个父亲。关于父亲的印象拼凑起来，那个揽尖形钻石样的剔透人物，才是外公。作为小女儿，外公的过往离四姨过于遥远，难免有些模糊。父女间的隔膜，是血脉也无法穿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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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后，外公频繁返乡。外曾祖父埋在村庄后山，家里祖祖辈辈都埋葬于此。村庄人声鼎沸，生于此处的人们重新归集。葬在山野深处的先祖，每年由各房轮值，交替上山清扫，周而复始。
早几年腿脚还好时，外公逢清明必扫墓祭祖。外公穿戴整齐，带上果品、茶酒、香烛、纸钱、三牲（鸡、鱼、猪肉）及米粿，携镰刀进山。一年风雨，坟茔四周杂草丛生，旁逸斜出的枝叶遮蔽道路，外公凭着记忆，重新找到父辈坟茔，将花纸（用雄鸡血沾过的迷信纸）放置墓顶，尔后焚香点烛，摆上供品，行三献礼，向父辈祈求庇佑。拜毕，鸣放鞭炮，焚烧纸钱，席地将供品分而食之。一家人坐在坟前，说话、聊天，待一段时间，再离开。
这是张家少见的温情。
扫墓祭拜后，举办酒席，参与酒席人数视族众多少而定。宗祠之外，女人们聚于一处，就着山泉水淘洗酒席所用蔬菜瓜果、碗筷，筹备宴席，炊烟袅袅而生。男人们熙熙攘攘聚在厅堂，填报子孙出生年月，以继承修族谱，名曰“上丁基”。张氏族谱规定“不孝者不得入谱”，而添丁家庭需在族谱中加注“丁旺”字样，凸显人丁兴旺。1976年，外公的名字之下，舅舅作为注脚，被一笔一画描写。2018年，舅舅名下也有了注脚。外公执着于生儿子，不过为了族谱中的这几笔墨彩。
“我爸是不心疼我，当初差点把我卖掉。”外公说，心里还像有个结。
提起外曾祖父，外公总想起那个下午：夕阳穿过西窗射在木柱上，木柱断成两截，一半明一半暗。外曾祖父坐在面前，眉头拧成一团，外公垂手站在堂屋，他不敢看父亲。堂屋空空旷旷，外曾祖母走后，这空之中，还多了层凌乱，乱糟糟的。堂屋很吵，婶婆带着村里的妇女和外曾祖父对峙，手指用力向前点戳。外公低着头摆弄手指，手指缝里还是村口的黄泥。
“老张家只有这么一个男丁，你也卖了？香火断了怎么和祖宗交代？”婶婆在村子是德高望重的老太太，五里八乡的孩子都由她接生，谁见了都要喊一声“婶婆”，低头问好。
婶婆越说越生气，手指几乎戳上外曾祖父面门。外曾祖父沉默得像石头，把烟斗在桌面上磕了磕，不知有没有把话听进耳朵。婶婆身后的妇女们帮腔，有苦劝的，有咒骂的，声音疾风骤雨般往外曾祖父身上刮。
这不是外曾祖父第一次卖孩子。外曾祖母过世没多久，他就把大女儿卖给镇上一家大户当丫鬟。大户女儿出嫁，大女儿又做陪嫁丫鬟去了邻村。外曾祖父并无纠结伤感，妻子过世，日子艰难，他养不起女儿便卖掉。如此简单。
赌瘾还没戒。赶圩的日子隔一阵就来，人声鼎沸的赌场，定期在集市出现，像海市蜃楼。没有多久，卖女儿的钱用完了，像一滴污浊的水重新汇入臭水沟，不见踪影。1949年，大女儿回到外曾祖父身边，但转头又被卖给别家做童养媳。如今，轮到外公了，儿子比女儿值钱。
“后来婶婆挨着他坐下，拐杖头梆梆敲地砖，她摸着我后脑勺说：‘你看这娃眼仁亮，以后肯定有出息’。他（外曾祖父）脸上像糊了层黄泥，连眼皮都不带颤的。”外公说，外曾祖父还是那副讷讷的神情，对于亲生儿子改换门庭这件事，好似并无触动。好在，最后他松口了，说“明儿退钱”。外公才发现堂屋漏进的风，把油灯吹得直打晃。
1961年，外公高三，时间被挤出来浇进课业里，返乡见外曾祖父的时候更少了。彼时，全国高考录取率不足一成，县级中学升学率普遍低于城市重点中学。虽然高考录取实行“政治审查优先”原则，同等成绩下优先录取工农子弟，但是县中学学生通过高中阶段学习，考入高等院校者极少。
揭榜那天，外公仰着脑袋，攥紧拳头。全班六十人，一人考进大学，不是自己。老师好心，推荐他报考空军飞行员——年轻时，外公有一副好身板，他顺利通过所有体能测试，入伍却没了下文。老师偷偷告诉他，外曾祖父是国民党，政审被卡住了。他抬起腿往村子跑，脚下的路生出陌生感，让他步伐踉跄。
“你是国民党？”推开家门，外公质问。
外曾祖父先是错愕，而后诺诺说，战争年代，有当兵的请客吃饭，所以……
“他（外曾祖父）不过是在集市吃了顿饭，稀里糊涂就成国民党了。”回想起来，外公十分唏嘘。
行走在村落的石板路，不经意地抬头，会发现天空并不宽敞。农民出身、家中赤贫、慈母早亡、父亲赌博成性，外公的“人生剧本”是困难级的。他循本能行走，凭本能追逐，至于过程中如何自处、如何与他人相交，他没有把握。
人不能给予别人自己没有的东西。哪怕是对孩子。如果小时候没有感受到、没有学会，爱，关心，情感的流动，那在有了自己的孩子后，也给不了孩子这些。外公只是将自己得到的，以血脉延续的方式，在家族顺延。
理查·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提出“模因（meme）”的概念，将文化传承的过程，以生物学中的演化繁殖规则来作类比。“模因”是文化资讯传承的单位，“因”包含甚广，包括宗教、知识、观念、习惯、习俗等等。土里的祖宗，他们的思想如古老训诫，影响一代又一代。它们以模因式的客观存在，在后代身上留下清晰烙印。外公也是其中一环。每个人都困在草蛇灰线的“模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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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外公才重新找回两个姐姐。彼时，姐弟早已褪去青涩，各自孕育出家庭脉络。被外曾祖父卖过两次的长姐日子悲苦，中年丧夫，独自拉扯孩子长大。早年，她还独居在偏僻的自然村，村庄人稀，老鼠都要欺负人。
“它就站在那里看你，都不跑的，你要走到它眼前，它才动一动。”她说。现下，日子好了，她的儿子在上海开了间小超市，攒下钱便出资建房。她搬进村庄，不再和老鼠斗争。
二姐幸运些，养父母家境殷实，父爱母慈，子女和睦。但姐弟相见的前两年，二姐生癌，苦撑月余，溘然长逝。
近几年，外公不再返乡扫墓。岁月成为他与祖地之间的隔阂。他的活动范围以县城楼屋为核心，一再坍缩。长姐仍健旺，坐在灶台前，为前来拜年的几个小辈准备午饭。尽管我母亲否认，几姐妹依旧坚称她与姑姑长得最像：稀疏的颅顶，圆润的面庞，时常抿着的嘴角，以及面容里时不时透露出的坚毅。只是，更多的岁月沉淀在姑姑的脸上，皮囊负荷不了，往下垂坠。
“爸说，给你拜年啦！他非常想回来，就是这两年腿脚不行了，走不动路！”三姨按父亲嘱咐，把红包塞进姑姑手中。
姑姑牙口已缺，嘴唇陷在一处，拉着三姨的手絮叨。
“开年，我开车送她去见舅舅，让他们姐弟叙叙旧。”她家儿子陪在一旁说。
“见一面少一面了。”三姨背地里说。
屋外，几缕炊烟从青瓦白墙间升起，红灯笼在风中轻晃。忽然，一阵急促的牛皮鼓声炸开，傩舞队要出动了。十余名舞者头戴硬木雕刻的面具，面具上的五官狰狞：怒目圆瞪，獠牙外翻，朱砂与金粉勾勒的纹路在晨光中泛着暗红。前面两人，手持木鱼敲击前引，后面就是傩面队伍，成纵队偶数排列，手持一面小鼓，作敲击跳跃前行，最后的队伍手持戒尺，威严生风。
鼓点愈发密集，压阵的民乐队吹奏着“大开门”“红绣鞋”“夜不宿”等曲牌。木鱼声清脆，尺板钝响，伴随着“各、各、各”“咚、咚、咚”鼓点乐曲，傩舞队前后穿梭跳跃，舞姿粗犷。舞者腾挪跳跃，时而俯身如狩猎，时而仰头似问天。面具下的嗓音沙哑却有力：“跳神驱邪，祈福开年！”
硝烟混着硫黄味弥漫巷弄，人与神、与祖先的对话传出很远。
12
依旧俗，过初五才出年界，各家陆续收起祖祠、厅堂的画像，复归日常。这天早上焚香点烛、鸣放花炮，迎接灶君回位，商户则在迎财神后开张。而今，店家等待不及，正月初一就筹谋迎客。
自90年代末，本地“旅游兴县”，来旅游的人络绎不绝，春节是最好的商机——等到初七，人流便如潮汐褪去。年轻人和游客一道返回城市，他们都是县城的过客。县城的年味是特供的回光返照，喧嚣烟消云散，如从不存在。它像往前行进的旧车，按既有的轨道，缓慢前行。
年轻人有意回避故乡。城市与发展有关、与希望有关，而故乡，那个闽西北的小县城，留着祖父祖母的地方，与衰老相关。在城市，我极少想起他们，也不会轻易想起故乡的人情和街道。或许，新年之所以叫年关，大概因为你不得不重新把目光聚集于此，聚集在衰老的至亲身上，看历史车辙撵过，挺拔变佝偻，明亮变浑浊。
正月初六，外公排开几家小辈的拜年，去参加一场婚宴。新郎三十五岁，是下属的儿子——外公当行长时，下属也是这般年纪。他在水电厂工作，外公看重他，一路提拔，直至办公室主任。而后，下属仕途渐顺，也坐上行长的位置。
下属跟着新世纪农行的发展，拿上年薪，薪酬超越普通职工数倍。行长的光芒，福泽到一任又一任任职者头上。只是列车不会停留，下属也已到龄。儿子的婚礼，是他临退休前最后一件大事。
60年代，银行工作远没有今天这般光鲜亮丽，更多的是枯燥的数据统计和政策执行。计划经济体制下，银行更像政府的出纳部门。省内农村信用社发展曲折反复，先后被下放给人民公社、生产大队、贫下中农管理，基本成为基层社队的财务部门。1963年，中国农业银行重新设立，省内县级农业银行恢复建制，重点支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在飞行员招考中落榜的外公，通过招考进入公社营业所。
那时小县城正经历波折，县委贯彻中央文件，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产生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风），工作讲求实干。公社营业所里四个人，一个主任，一个出纳，一个会计，外公负责宣传。他走街串巷，深入田间地头，宣传国家政策，召集乡民开会，同时为社员办理存取款和贷款手续，晚上还定期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那时候我们做得最多的工作，是按照上级指示拨款，根本没有现在这种自主决策的空间。”但外公对工作满意，主要是对工资满意：试用期工资二十八元，转正提高到三十五块五。他的粮食定量略高于普通社员，每月十五公斤大米，需凭粮票购买，副食品（油、肉、布）则按城镇居民标准配给。尚年轻的外公想不了长远，也无人为其参谋，走一步看一步。
作为基层网点，公社营业所承担储蓄、贷款发放及生产队资金监管职能，业务范围覆盖农田水利建设、农机购置。那时设施简陋，公社营业所普遍缺乏现代设备，账目登记、票据处理均依赖手工，外公挎着背包，骑着自行车，为社员提供服务。没多久，公社里每条小路都染上了他的足迹。一手漂亮的算盘，也是那时练出的“童子功”。
外公暗自在心底上紧发条，要干得漂漂亮亮，像春狗叔的木匠活，十里八乡谁提起不扬大拇指？每天，他第一个抵达营业所，里里外外仔细打扫，再帮主任打开水、拿报纸。八点钟响，大门打开，营业所才迎着第一波光临的储户苏醒过来。外公从不抱怨辛苦。他从烂泥中挣扎出来，工作的辛苦不值一提。主任欣赏外公，常夸他，说“这年轻人有劲”。
这些往事，外公多有提及，只是如今，那个“年轻人”没能跟上银行发展的日新月异。他的日子停滞了——在银行竞相开发移动金融业务的档口，他甚至没有一台移动手机。银行一骑绝尘，抛下外公，只剩他还困在行长的身份里，滞留在楼屋，自家的一亩三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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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外公着意打扮。他的着衣习惯还是行长任上留下来的：贴身穿白衬衫，露出领口，最外层是老式夹克。电梯里，他对着镜子提了提领子，整了整帽子。县城冬日，寒气逼人，他在衬衫外层套了好几层毛衣，老式夹克充气般膨胀起来，显得臃肿。几个女儿也曾买回羽绒服，三层穿搭轻便保暖，但他出门还是老样子。
酒店大厅金碧辉煌，水晶吊灯洒下璀璨光芒，满目尽是精致鲜花。婚宴约莫三十桌，宾客挤挤攘攘，如过江之鲫。我母亲缠着他的手臂，找地方落座。周围的年轻宾客大多不认识他，依旧自顾自交谈，只有寥寥几个曾经的老同事看到他后，远远点头示意。
圆桌对面也是鹤发老人，定睛一看，是外公当年的死对头。母亲神色一冷。“那个人很坏，玩弄权力。九几年电大招生，我去报名，他当办公室主任，把我卡下来，说是行内要先筛选。别的单位哪里还要筛选？每个人都可以考，谁考上算谁本事！”母亲说。
细说起来，我母亲与外公的隔阂也与此人相关。当年楼屋盖好没多久，母亲就着急结婚。母亲成绩不错，高考一分之差没入大学，复读半途，银行招干，外公力主把她招进单位。她寡言沉默，工资老实上交，贴补家用，但这回铁了心嫁人，有些不管不顾了。
对象也是农行职工，小伙子私下好赌，没少被外公批评。小伙子愤然对朋友说：“我就追他女儿，看他能的。”僵持良久，外公终是点头。接亲队伍浩浩荡荡，外公为大女儿备下嫁妆，该有的礼数没落下。一辆“凤凰”牌自行车，无论款式还是颜色，都格外亮眼。那时，自行车还是“三大件”，当作嫁妆，极有面子。
我约莫三岁时，父亲被公安拘留，拘留证上赫然写的正是“赌博”。全行的眼睛都盯着，等着看外公如何处理。那位办公室主任，拿着上级红头文件，当面给外公“解释”：本该开除，如果态度好，可酌情从宽——让他主动申请辞职，给档案留个体面。
脱离体制,我父亲成为浮萍，他先后卖过瓷砖、卫浴，去过上海、俄罗斯。市场经济浪潮下，生意很快悄无声息，他也一同失去踪迹。他一路坠落，成为家庭里塌掉的房梁。母亲独力养育我，日子就紧巴些。这也是外婆厚待母亲的缘由。
“怎么处理，不就看你会不会做人？”她说。
这件事是插在母亲心头的一根刺，听得出怨怼——外公原本有能力作保。
千禧年后，我父亲返回县城。他仍不死心，执意去商海搏杀。他看中一片店铺，老东家留下了全套KTV设备。“盘下来，直接就能开业。”老东家把嘴凑在我父亲耳边说，“如果不是为了回笼资金，我舍不得让出来，便宜你了！”
距离成功，一步之遥，缺的只是本金。父亲把难题甩给母亲。母亲四下张望，发现能够拿出这笔钱的，只有外公。她放下百般不愿，走进楼屋，顺利拿到一笔钱。“当年就和你说过，你不听。”我不知道外公是否这么说。
“看看他的出身。”但凡闹矛盾，母亲总这么劝说弟弟妹妹。这番说辞背后，是搪塞，是回避矛盾。这也是母亲处理问题的习惯性动作、应激反应。她看多了纠纷，厌恶争吵，就找个理由说服自己，假装问题不存在。她不喜欢弟弟妹妹指责外公。她恪尽本分，守着父辈的威望。父亲毕竟是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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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席上，和气融融，母亲甚至向“老领导”敬酒。老办公室主任反应慢半拍，也由女儿陪着，颤巍巍举起酒杯。当初阴鸷的长相，被岁月打磨得慈祥，宽仁样。
外公的胃口变得很小，精美菜肴端上桌，他浅尝辄止，夹起一块糖醋排骨，咬了一小口，便放下筷子，目光在热闹的宴会厅四处游移。没人注意到他，偶尔有目光扫过，也只是匆匆一瞥。同桌的年轻人坐不住，站起身子游荡到别桌敬酒。现场高朋满座，兄弟县的行长们都是座上宾，这是攀上关系的好时候。
外公身边有点冷清。他想起当年开职工大会，会场人潮拥挤，每一颗黑色的脑袋都挺立着，把目光集中在主席台。会场掉个针都能听见，台上台下，鸦雀无声。外公理论联系实际，土洋结合，深入浅出。台下的目光像是聚光灯，把他的脸照亮。每个下属都服他、敬他。
婚宴供的西凤酒，平日不多喝的好酒。外公一人独酌，直到被我母亲叫停。外公安静下来，时间堵住他的嘴，生活失去掌控，而他的挣扎失了力道。衰老困住他。他更好酒了，没有了陪同者，他的酒量只能往日常生活里发泄。每顿晚餐都要做一个梦，这个梦很久很久，久到晚餐散场，楼屋里只剩一个影子。
散席，母亲陪外公回家，指挥我提前按电梯。街道上还沉浸在新年的喜庆中，又散发着几分沉寂的落寞。寒风中，热闹的宴席轮番上演，仅余满地落叶。
早十年，县城电影院在改革大潮中被拆除。还记得老电影院在城中心最热闹处，可从钟楼西侧围墙翻跃而入。暑假，我和胆大的伙伴逃票，蹭过几出好戏。母亲念念难忘的，则是儿时的露天电影。电影散场，外公背着四姨，外婆领她搬长条凳。回到家，外婆拿出电热炉，煮一锅面条。“面条出锅，滴上两滴香油，那滋味……”母亲心驰神往。锅子不大，外公先分一碗。四姨的瞌睡也醒了，雏鸟似的叽叽喳喳，没错过属于自己的小半碗面条。
成家后，母亲试图复现那道绝味，但再怎么努力，也煮不出大冬天电影结束的午夜，外婆准备的那碗清汤面。
母亲做事仔细，退休前，在银行当了几十年客户经理。一笔一笔贷款材料，巨细无靡地核对，从未出错。这份周到细致的责任心显然源自外公。寒风袭来，她伸手把外公的衣领拉好，又掖了掖围巾。退休后，母亲未曾随我到省城生活，也是存了照料父母的心思。
外公的脸色被酒精浸润，红扑扑的。我低下头，眼前是并排往前的脚步。不知我的身上是否也有一个部分源于外公。
13
“你和外公越来越像了，觉得吗？”我问。
舅舅撇嘴苦笑，皱起的五官，与外公神似。
表妹读高二，正是叛逆的年纪。她短暂享受过独孙的宠爱，又在表弟的出生后，失去光环。她性格敏感、别扭，争夺着家人的关注，又难免在失望中气急败坏起来。
去年年末，舅舅终于搬出楼屋三层。舅母做主，买了一套百平公寓。房子装修半年间，舅舅一改往日豪迈，抠搜起来。“他总以为我要骗他的钱。”舅母说。舅舅看钱看得紧，事事过问上心，分家之后，那个说“连抽纸都不能随便用，我还做什么人”的舅舅，会为几百元的电费怒火中烧。“你一天到晚，窝在房间干什么？空调不要钱吗？”他冲女儿吼，进入青春期的表妹皱皱眉，又把房门关上。对于父亲，她颇有微词，不愿理睬。
“你该……”——如此句式，舅舅警惕着不从自己口中流露，但火气起来，压着只能烧得更猛烈。舅舅嫌表妹花钱大手大脚，心思不在正途，有一回，表妹连着几次要钱，舅舅终在她难看的考试成绩前爆发怒火，把女儿骑在身下，教育一番。
旁人问起，舅舅解释，棍棒底下出孝子，亲子之间必须要立好规矩。
“我最后悔的事，就是小时候没有好好读书。”舅舅又说。
舅舅似乎也不擅长处理关系，酒后脾气上串，多疑、暴戾都翻涌出来，不可理喻。他是易碎的玻璃，也是随时要爆的炸药。他不愿多谈和自己父亲的关系，担心暴露隐私，但他总结：“反正就是‘一言堂’下的卑微成长。”
乔迁新居，最开心的要数表弟。年幼的他，对楼屋心存恐惧。
“三姑，陪我去洗手，好不好？”表弟撒娇。夜深，厅堂与厕所间，隔着暮色的天井和沸腾的恐怖想象。
“不行，这么亮的灯光照着，有什么可怕？男子汉要勇敢！”三姨鼓励。
“又不是胆小，我是担心有老鼠。”表弟的声音怯生生的。
表弟比我小三十岁。全家最受宠的老幺。几个姑姑轮番疼爱，这个带去学游泳，那个陪着打羽毛球。逢年假，都想着带他出门玩。恍惚间，三姨觉得看见儿时的舅舅，便希望表弟再大胆、再大方些。
唯一讨厌他的，只有姐姐。
“丑八怪，怎么长得这么丑？”表妹恶狠狠地说。新居里属于她的房间，表弟连门都不敢敲。
“春节的压岁钱，分给爸爸妈妈和姐姐了。”表弟嗫嚅。
“为什么要给姐姐，她自己不是有吗？”我问。
“她找我要，我就给了。”表弟不在意，心无芥蒂地笑了。
和预料的不相同，表弟最喜欢爸爸——因为舅舅经常陪他打羽毛球。
“只要作业别落下，爸爸都不会骂人。”表弟说。
舅舅对他并无严苛的要求，成绩不用拔尖，别掉队就行。
离开楼屋的计划，不是第一次搬上台面。某次调停纠纷，三姨看着斗气的父子俩，也曾赌气提过，分开住，对谁都好。外公冲到三姨单位，揪着她骂，说她怂恿舅舅离家，是“千古罪人”。可事到如今，分家在所难免。外公无力阻止，外婆执意送一笔钱贴补儿子，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认了。
一间房有了自己的皇帝，而楼屋失去唯一的子民。专门为他结婚盖的那层，满满当当，一众生活物品滞留此地。舅舅打定主意过上全新的生活，“老东西”一件也不带进新家。楼屋三层只剩乱，整理出来的鞋子、旧衣物，杂乱无序地随意堆叠，像裸呈搬家之混乱的装置艺术。
搬出楼屋后，舅舅反倒经常回家，既是更理解父母一些，也是防着几个姐姐。他嘱咐妻子，多回家看看，否则“家产要被分走了”。对此，三姨嗤之以鼻，尽管外公父子关系不济，尽管女儿多有陪伴，但外公在一天，楼屋就姓张。舅舅才是族谱里外公名下的脚。
年前某个清晨，舅舅回家，外婆正在刷牙。她盯着来人半晌，才恍然大悟似的认出来，牙膏水顺着嘴角，滴落在胸襟上。
堂屋正中，是半人高的组合柜，并排的三个抽屉里，分别放置老人的药包。外婆呆立柜前，半天找不到属于中午的药包。她像稳定运行程序的机器，严格依照医嘱在固定时候吃进固定的药丸。现在，程序出错了。舅舅见她眼睛浮肿、词不达意，慌了神，叫回姐姐。
外公发火，咒骂不止。他把发病根源归结为妻子不忌口、耗费在侍弄鸡鸭的时间过长，以及她的顽固上。外婆又抱回十几只鸡鸭，养在不远处的窝棚里。饲养鸡鸭耗费精力，家人劝她少养些，她不听劝。
“和她讲都是不听的,那些药你已经吃过了。”本地脏话是外公口头禅，“都快过年了，还搞这些事，你说怎么办？”他伸手去夺妻子的药。
外婆嗜睡、糊涂，呈现不吉利的“颓相”，和春节不符。三姨力主送外婆去医院。外婆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前阵子又因关节炎多了几味药，她怀疑一切缘由药性相冲。她也隐隐担心脑梗，科普文章介绍，突如其来的口齿不清，是脑梗的衡量指标。
“马上过年了，住什么医院？”外公气急攻心，脏话骂得更凶。
永远是这样，谁也无法说服谁。亲子间的分歧，像道天堑。三姨梗起脖子，正待反驳，却发现外公的眼角湿了。她狠了狠心，还是坚持送外婆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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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于80年代末的楼屋，布满岁月的痕迹。朱红色的门面变得陈旧，光秃秃的水泥地透露着过往的打磨。椅子上的半旧垫子，磨破边的桌子，保温的开水瓶，楼屋像是卡在时间的间隙，停在几十年前。
堂中对联簇新，外公每年都替换，属意辞旧迎新，但夹杂其中的牡丹仙鹤图早已斑驳，穿堂风像是凿子，流年留下印记。
正月初七晚，吃过饭，表弟着急离开，和外公外婆匆忙说过再见，就跑没了影子。外公追到门边，扶着石质门框，目送孙儿远去。而后，又坐回圆桌，给自己倒了一碗酒。他的啤酒肚蔫了，松垮垮地挂在身前，那双曾患过白内障的眼睛，难掩呆滞。
行长身份留下的，只剩这栋楼屋。白天，龙灯队提灯笼发“传帖”通知，红纸上歪歪扭扭写着：“龙灯队来您贵宅拜年！八方来财！五谷丰登！”
在县城，明清时期起，龙灯拜年便是春节重要庆典，保留着“龙灯上门纳吉”的完整仪轨。“元夕传柑宴，春游满路灯。太平驰宝钥，多稼验丰登。”“簇簇绛云红，星球滚数重。涌来人似海，游出火中龙。”“竞制兰膏影，儿童竹马驮。分明照夜白，振鬣下银河。”，时任知县留下诗句，咏叹龙灯盛况。外公提前在厅堂设供桌，备下年糕、红蛋，坐等龙灯。
年纪渐长，人生给外公出的考题越来越难了。年轻时，什么困局都能闯，日子虽苦，拼劲十足。如今，时光如风，带走他的容貌、他的荣光，又带走他的健康。衰老是一道无解的题。
外公并不甘心。上次冲突，舅舅的出格举动让他耿耿于怀，纠纷以舅舅下跪道歉作为结束。人过四十的舅舅，咬着后槽牙，跪在父亲面前，勉强获得原谅。
日子就这样流淌，外公像精密的钟表，在楼屋生活。他更勤快地拍打身体，更规律地吃药，外人提及的家庭纷争、情感伤害似乎并不存在。
“谁家不是磕磕绊绊地过？”母亲说。这种处境太普遍太正常，是一种极其自然、日常的状态，何来悲剧之感？所谓痛苦不过是旁观者的自以为是。
门前，锣鼓大作，彩旗队开路，龙珠引导巨龙穿行街巷。沿途人家燃香放炮，唢呐与爆竹声交织。舞龙头者过门，以龙角轻叩门楣，外公快速将红包塞入龙口。龙灯入厅，龙头腾、伏、挪、摇，驱邪迎祥。外公开心了，笑容挂在脸上，他敬上提前备好的“龙头酒”，恭敬地将舞龙队送出门。
屋外，春寒料峭，那副绒布春联终究不抵冷风侵袭，摇摇欲坠。楼屋复又安静下来。高台桌上，外曾祖父仍是笑盈盈的。
外公还记得那年冬月，自己正下乡。下乡有补贴，一天一毛，一个月能凑出两块多，是令人心宽的“大钱”。老乡扯着嗓子喊，外公气喘吁吁接过电话，知道外曾祖父不行了。
除夕夜近在眼前，家家户户都在备年。外公推着自行车，我母亲跟着走，二姨在车后座，三姨抱在外婆怀里。外公担心，临近正月，老乡若不愿卖肉给丧家，那外曾祖父的丧仪如何才能体面。天色沉了，皎洁的月光如水，外公的悲伤浸润其中，凄凉之感便挥之不去了。
外曾祖父晚年依旧租住在同乡家中，在老街混着。工作和生活像两口大钟，压着外公，他艰难抽出时间探望自己的父亲，从紧巴巴的工资里，抽出一点塞进父亲的口袋。外曾祖父对他客气起来，总是笑盈盈地接过钱，再把他往屋子里迎。偶尔，外曾祖父也帮忙带孙辈。他的性子变了，贪恋起含饴弄孙的日子。
“个子高，长相清秀。”我母亲回忆，她作为孙女，印象里的祖父，像另外一个人。
1987年，外公把楼屋盖进县城，唯一的遗憾是外曾祖父没能跟他一起。外公把他的照片放大，请进家门，父子俩第一次靠得那么近。脑海里的父亲漫漶了，他记不清他的个头，忘记他的脸庞。照片里这个面容清瘦的男人，和他有什么关系？过了一阵，他记起父亲如何磕烟斗了，起起落落，烟斗磕在八仙桌上，发出“咚咚咚”的声音。父亲的脸渐渐明晰，他的血流淌在他的身上。
“他享我的福了。”外公说。
外公站起身，去抚摸外曾祖父的照片。照片里的笑容那么远，那么年轻。不觉间，外公已经超过外曾祖父在世的年纪。他颤巍巍地伸出手，眼前是血脉的源头，事情的开始，所有结果的原因。时间让他变慈祥，恩仇泯灭，只余怀念。
最近，外曾祖父时常出现在外公的梦里：那晚，他砸坏了玩伴的脑袋，藏身在荒废的钟楼，四处是激愤问责的玩伴家长。外曾祖父不在身边，他无助地抱紧自己。铸铁的钟那么冷，梦里的他都打寒战了。
他暗暗地想，父亲究竟为何没来？如果能回去，他会像一个好父亲，拉住那个孩子的手，一直走，走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