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百节年为首”，自入“年界”始，我们县城便以隆重的仪式、繁复的礼俗迎接开年，得等到十五元宵后，当家人的神经才能松弛下来。
今年，外公照例活动开，在楼屋操持。
楼屋有三大间，中间是堂屋，通高过四米，迎面瓷砖铺贴的牡丹仙鹤图，两旁悬长幅对联，庄严正气；东侧厢房，早先家中孩子多，用作卧室，如今成为外公的藏宝阁——每年新酿的米酒存于此处，酒香四溢，缠得人脱不开身；右侧厢房曾作书房，近些年颇受外公冷落了，堆了些女儿家淘汰的旧物。
楼屋往上，是外公父子的“私领地”，外公掌管二层，舅舅的话语权则缩限于三层。楼屋前是一处庭院，不大，几树茶花长在椭圆形花圃中，算是资历颇深的原住民，每年还不服老似的结蕊开花，给楼屋添了不少生气。
楼屋位于县城西南角，早年荒僻、偏远，近年渐为热闹。错杂的民居经几轮规划、翻建，日渐规整。水泥路横平竖直，直通门堂，只是稍显窄小，行车困难。路口建小集市，方便日常。鳞次栉比的小摊小店，叫卖声、喇叭声、音响，轰然于耳，此起彼伏。临街人家开起饭店，招揽入城游客，生意倒也火热。楼屋往西公里余，有座寺庙，香火旺盛，几经扩建，蔚为壮观。
我们县倡导“旅游兴县”，核心景区早在1994年便成功申报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另有一处新开发的景点也申报了世界地质公园。如画风景，招揽来不少背包客，却也缠住了外公双脚。他不爱出门，退守楼屋的一亩三分地，自千禧年初从银行行长位置退休后，除了和外婆去过一趟宝岛，脚步再没涉足其他城市。平日里，他的活动范围以楼屋为核心，辐射不过百里，权力外延坍缩得只剩楼屋。刚退休时，他还关注银行发展，几张报纸由公费转为自费订阅，持续几年。闲时在柴舍打发时间——楼屋不远处的半间茅草屋，鸡鸭养得又肥又大，留于年节下锅。夜晚洗好碗筷，揩净水渍，归置齐整，再入睡，睡前还需梳头百下，活血健脑。
要论春节的短处，便是陡然加紧、蛮横霸道的生活节奏了。
早在腊月二十三，外公就徇旧历供奉“三白三甜”：白米、豆腐、线面象征洁净，麦芽糖、柿饼、米酒寓意甜美。旧县志记载，“祀灶用糖饼，冀粘其口”，说的就是用素供祭祀灶神，堵住“灶君”的嘴，要他“上天奏好事，回宫保平安”——至此，拉开春节的序幕。
外公颤巍巍地挪着步子，把“人寿年丰”“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之类的红帖，张贴在楼屋各角落，不远处的鸡窝棚也没落下。堂中，灶神手持圭玉，脚踏鲤鱼，神武非凡。往年，这些琐事儿还有外婆搭手帮忙，今年，外公只能单枪匹马了——年前急症缴了外婆的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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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外婆有四个女儿，一个独子。近两年，四个女儿几乎都退休了：母亲和二姨干部身份，五十五岁退休；三姨职工身份，五十岁退休；四姨工人身份，危险工种，四十五岁就退休。
腊月二十八这天，四个退休的女儿一早到家帮忙，几个女婿照例不见身影。
县城冬天，寒风夹杂着细雨，冷意附骨。外公紧掩住中堂门窗，但寒气从四面砖缝渗出，钻进他贴满膏药的腰椎。女儿们到家时，他正坐于堂前歇口气，竹篾火盆拖在门槛边，暗红炭火裹在灰白屑末中，呵出的白气刚触到堂屋梁柱便凝成细珠。
外公有一套因循多年的春节模板——初一至寺庙上香、初三宴亲朋、初四返祖地、初五迎财神……尤其初三家宴，最惹外公上心。他不确定能来几桌客人，
“万一来拜年的人多呢？大过年的，不能让客人饿肚皮吧？”他念叨着。
“能早准备就早准备，老头子喜欢堆在除夕，他手脚慢，搞不完又吵死。”我母亲转身对妹妹们说。
若严格依循旧历，除夕日正午阳气最盛时张贴春联为佳，寓意驱邪纳福、年关求吉，但女儿们计划提前准备。外公不辩，转身回屋，将贴春联用到的鬃刷、糯米浆糊逐一摆于饭桌。他刚把诸多食材归入冰箱，一改平素风貌，生鲜鱼肉按菜单准备齐全，有大宴亲朋的豪气。
二姨拿出备下的春联，绒布质地，美则美矣，柔韧不足。
“你买的这是什么？石头门框能粘住？迟早掉下！”三姨率先发难。
“别人买回来，你就不要啰嗦，试试看再讲。”外公厉声呵斥。
三姨翻个白眼，不以为然。
在四个女儿中，二姨最听话，也最得外公喜欢。外公花钱送她学跳舞、拉手风琴，费了不少心思。她初中毕业，入读师范，毕业当教师，一路顺风顺水。年轻时，她鹅蛋脸，麻花辫，才艺傍身，很是出挑。
“就是她，情书都要拿给爸看。”三姨讥诮。
恋爱时，二姨带对象回家。西厢房有扇天窗，开在楼梯间，她拉上帘子，和对象坐在床边聊天，几乎就在外公眼皮底下。
“谈恋爱也不知道出门，还窝在家里，什么人也不懂。”三姨说。
三姨则叛逆，初中毕业，外公虚报年龄，把她塞进银行，合同工。这个身份随她到退休。她手脚麻利，适应快，在柜台迎来送往，十分利索。私下，她烫时兴的大波浪，花一个月工资买雪纺长裙，闲暇时同朋友四下游玩，楼屋留不住她。
从小到大，四姨都躲在三姨身边当“跟班”。她闷不作声，出头的事情，姐姐上。姐姐的雪纺长裙，要来穿；姐姐买保险、原始股，都贴上来，要“合伙”。
“她很厉害，什么事情要我冲到前面去。”三姨说。虽如此，姐妹间，她还是与四姨要好。
整年日晒风吹，旧对联新鲜的正红早已消退，稍一用力，落一地纸屑。女儿们展开春联分辨上下，外公围着，眼神寸步不离，里三层外三层的衣物束缚住他本就不灵活的手脚。无论天气如何寒冷，他依旧保持在任时贴身穿衬衫的习惯。衬衫外叠穿几层毛衣，最外层的黑色呢子夹克，看着极为臃肿。
外公发号施令：“倒着贴，福字头下脚上。”本地老话说“倒福临门百煞消”，三姨拿起扫把，扫去岩石上的浮灰、蛛网，再小心地把今年的对联往上按。楼屋的门堂由花岗岩堆垒而成，三十多年前，它顶新气派，如今，墙糙石粝是张贴对联的阻碍。
“卷边抹平了——”外公松弛的面颊微微抽动，手指戳向石缝，不耐烦地指挥着三姨，“往左半寸，再抬高点——”三姨踮脚应对着，却总不得外公满意。
按说，这事儿要是舅舅来做，会得心应手得多，他人高，一米八几的个子。可年关这几天，舅舅不曾露面。“打短命的，什么时间了？都没看到过人！”外公的呼吸声犹如拉风箱，怒火涛涛。他猛地一阵咳嗽，“老子都要累病了！”他絮絮叨叨，隔空又骂几句。
绒布春联始终和粗糙的岩石有隔阂，三姨自作主张，撕开透明胶，加固春联。楼屋处在风口，春联要具备抵抗整年风雨的能力。外公一看，火气更盛：“给我撕下来！”他的话总带“口头禅”，有些粗俗，愤怒让表情变形。三姨习惯父亲的咒骂，激烈争辩，并不退让。
“你不撕是吧？我自己来！”外公摇晃楼梯，说着就要往上爬。他看来，春联头贴透明胶，触霉头，不吉利。
我母亲皱着眉头劝：“累了就去休息，这些事情交给我们，你就喜欢围着转。”转过头，她拉妹妹的衣袖，使个眼色，示意噤声。
母亲是老大，不喜纷争。高中毕业，她招干进入银行。楼屋落成没多久，她就嫁人离开。在我家，父母红脸次数少。母亲偶尔气急，多是寡下脸，闭口不言。娘家纠纷，她并不热心调停，平素与外公也不甚亲昵。但当我问起，她会帮着申辩：“出生在那样的家庭，换作是你，还不如外公！”
三姨只能退让。她小心撕下透明胶，避免损坏春联，指关节一顿一顿，泛出青白，嘴上咬牙切齿地骂二姐：“你们就是死鸭子嘴硬，等着瞧吧！”二姨在旁，讷讷不言，她的好脾气最讨外公喜欢。外公盯着春联，嘴里嘟囔不休，直到春联按照他的标准张贴平整。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以为自己还是行长呢？他就是‘祸头子’，这个家的问题，十有八九因为他！”等外公走远，三姨说。
从小到大，三姨与父亲少有温情时刻。
“和我们哪里有什么交流？和你舅舅还写过几封信，和我们呢？有个屁！”
02
奠基石记载，楼屋建于八十年代中后期。那年，外公四十五岁。
早在70年代，外公还在公社营业所时就计划建房。他看中一批桦木，木纹清秀，质量轻巧结实，既能抗压，弹性还好，是做房梁的好木料。他拿了工资就往市场跑，买回来的桦木堆在后门，用塑料布遮得严实。
80年代后期，外公成为了张行长，筹谋多年的建楼计划摆上日程。楼屋设计师是建设ju的老同学，他蹲在银行食堂的水磨石地面上，用粉笔画出改良版“三进两天井”结构。
“现在时兴前院养花，后天井透光，堂屋要比旧制抬高三寸，防潮。”老同学算了算外公家的人口——四个女儿、一个儿子，一口咬定他家不需要太多房间。外公盘算着，少几间房，能省不少工钱和材料费，就答应下来。老同学掏出笔，又在图纸侧边添了个独立卫生间——那是他进城见识过的新事物。
计划经济时代的物资调配体系已经开始松动，但水泥、钢筋仍属紧缺货，所幸那年县城银行办公大楼筹建，外公从信贷科找来空白介绍信，带着司机往市里跑，一车水泥和一车钢筋，走的都是“金融系统办公楼建设”项目。
外婆当时是小学教师，根据政策，水泥享受市场价八五折的优惠价格。饶是如此，两分多一块的红砖、两元一天的泥水匠，层出不穷的建房花销，依然让外公在夜里辗转。
“还不是靠我？”酒过三巡，年事已高的外公忍不住夸耀。
外公得空就往工地跑，楼屋日新月异的变化，都在他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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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为顺应变革，银行在总行本部下设立若干直属司局，各省、自治区、直辖shi设立厅局级分行，地区级市设立处级中心支行，各县设立科级支行，并在乡镇新增了不少营业所，方便开展农村金融业务。
银行的机构老树盘根，快速增长，县级支行首先推行“行长负责制”，赋予行长对本支行干部任免、干部奖惩、机构设废、业务经营、资金调度、财务开支、留利分配等事项的全权管理权。庞大网络中，外公处于支行经营管理的核心，拥有了声量。
外公是县城里最早配“大哥大”的一拨人。上级鼓励拓展贷款业务，给行长配备了“大砖头”，价值过万。它有着板砖样的身材，连重量也像板砖，日常使用需要搭配专门的口袋、专门的属下。与其说是通信工具，它更像是彰显身份的符号，明目张胆。
电话铃一响，下属从口袋里拿出大哥大，轻声叫着“张行长”，把外公从人群交谈中扯出来。通信讯号不好，外公一手拔出夸张的天线，一边往建筑物楼顶走。派头就是这么来的。恭维的眼光集聚在“行长”的名头之上，又福泽到一任又一任坐上这个位置的人，外公是其中一任。
楼屋凝结着外公的心血，是他人生的“徽章”。前半辈子，他松鼠般积攒盖房所需，存在家中的巨木、板材都是他努力的凭证。而后，他一步步靠着银行背景，一砖一瓦地描出家宅，把名字刻在奠基石上。
与现在银行强调服务属性不同，在融资渠道狭窄的时代，银行坐拥资金，谁都给两分颜面，各部门纷纷开绿灯。
楼屋落成，外公到寺庙焚香求签，请好日子。县城人杰地灵，曾有过两位状元、五十四名进士、百余位举人。那些或官至兵部尚书、或为皂衣小吏的先人，赶考前要祈福，腾达后要还愿，便成就了寺庙的盛名。80年代，寺庙逐步重建，十方善信踊跃捐建，汇涓流为瀛渤，集拳石成须弥。
搬家那天，搬运工抬着县家具厂仿制的捷克式沙发侧身挤进朱红色的大门。前院天井的葡萄架下停着新式自行车。后天井的茶花尚未开放，但水泥预制板围栏已爬满迎春藤。
外公挂着笑脸给子女分配房间，四个女儿都住一楼，分住两侧厢房，独子与父母同住二楼。
初建时，楼屋是远近最好的建筑，亮堂气派的水泥外立面，让它在周遭一众红砖房中格外显眼。楼屋楼高超出邻居一截，趾高气扬。外公燃起炮仗，火光四射如游龙。年少时，外公想“房子盖在公社上就算光宗耀祖”，如今，任务超额完成。
外公站在大门边，狠抽一口烟，心里有一口浊气融进连绵的鞭炮声中，炸成礼花，留一地碎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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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的职业鼎盛期持续了小十年。每年初三，亲戚上门拜年，正是那些年定下的规矩。本地习俗，初一为“守家日”，不扫地、不晒衣、不访客，全家人闭门祭祖；初二为“开年日”，出嫁女儿携夫婿回娘家拜年，俗称“归宁”；初三起，才是亲友互访高峰期。
拜年有讲究，宗亲遵循“先亲后疏”原则，优先拜访长辈与姻亲，再及邻里朋友。正月短短十余天，给谁拜年，家中派谁出马，带什么伴手礼，背后都是细致考量。漏掉一环，都是“事故”。
舅舅记得，外公当行长时，初三来外公的楼屋上门拜年，是宗族亲戚不会遗漏的流程。众多亲戚像是突然冒出来——往上数，同是一位爷爷，往下看，都是兄弟姐妹，细究起来，都罗列在同一张族谱。
上门的，多是房中掌事人，手边提着烟酒糖茶。外公在大堂支起圆桌，亲戚挤在一起满满当当，辈分小的要在偏房再开一桌。亲戚红着脸、端着酒杯站在外公身边，喊他“舅公、姑丈公、姨丈公”，外公来者不拒，接下一份热情，豪爽干脆。舅舅躲在二楼，透过钢筋质地的栏杆看热闹。
楼屋的气氛在恭维中渐浓，亲戚们便趁着酒气拜托宗族“长辈”一些“小事”。新年与酒桌是最好的掩护，酒把彼此拉近，将“拜托”装点得委婉，让人难以拒绝。外公皱皱眉，还是应承下来。往深了看，这些亲戚还见过自己的过去，他们的请求与下属不同。
“小舅舅的幺子和姨妈的二女儿，当年介绍到信用社；大舅舅的三儿媳去公社营业所……印象里还有几个。”舅舅说。
那段时间，外公帮几位亲族谋了差事，在家族的威望被堆到高处，春节的宴席也日益繁盛起来。外公穿着深色的羊绒背心，发福的身材把笔挺雪白的衬衫撑出幅度。他面色红润，正是当打的盛年，整栋楼屋回荡着他爽朗豪放的酒拳声。
90年代，酒量代表个人前途。超过半数的重大决策在酒桌上达成，关于项目合作、关于复杂人事，酒桌如战场，局势波诡云谲，酒是武器，而酒量多寡就意味着是拿大刀还是冲锋枪上战场。
酒到半酣，尺度难以拿捏的暗语，才能借酒气恰如其分表达。若酒量不堪，就很难把控畅快与冒犯的尺度，众人皆醉我微醺才可事半功倍。酒是外公脚下的鼎石、事业的添彩，他从营业所，一步步走进县城支行，一步步从出纳会计，变成银行的执牛耳者。
对于幺子，外公极尽照拂，这份关爱已经无法兼顾其他女儿。然而，儿子身上少了一股劲，外公不满意。父子交流多在酒后，外公脸红脖子粗，舌头有些大。舅舅站在一边，不知所措。他盯着父亲的嘴，两片厚唇一张一翕，像金鱼吐泡泡。转眼，嘴唇大得多了，靠近他，几乎把他一口吞下。大手搭上他肩膀，手掌粗糙，纹理深深，舅舅身子往后靠了靠，又被拉回去。
秉持“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老话，外公对赞扬讳莫如深。他摇摇晃晃坐在大堂，通红的眼睛直逼舅舅，像猎人盯上猎物：
“要努力，知不知道？好好学习。”
“你算赶上好时候了，我小时候，有多苦……”
酒气从嘴里喷薄而出。父亲的热望具象化了，又大又重，压得舅舅喘不上气。他试图取悦父亲，但总拿不出办法。
建房时，老同学属意“高门大院”，执意制造气派。楼屋厅堂通高过四米，正面瓷砖贴画——-牡丹仙鹤图，上书“福寿延年”，两旁悬长幅对联。暗色高台桌，祭祀张家列祖。舅舅抬头，陌生的祖父笑脸盈盈。穿堂风扫来，他冻得一激灵，缩了缩脖子。
几树茶花在月夜摇曳。那时，整个正月，楼屋热闹非凡，亲朋好友围着外公敬酒，外公脸色涨红，嘴上客气应承，复又淹没在另一轮酒的潮汐中。
转眼四十年，楼屋左下角的奠基石漫漶不清，浅浅青痕攀爬其上，似丑陋疮疤。
03
早在北宋，就有用米粉做糕的记述。《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都城的民俗风情：“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糍糕、团子、盐豉汤之类……”在县城，年糕不仅是年节食品，更是祭祀祖先与神灵的供品。年糕谐音“年高”，寓意生活步步高升。年节，家主将其摆上供桌，祈求来年丰收与平安。
年前，趁得闲，三姨招呼几姐妹到楼屋蒸年糕，食材自备。楼屋早前没有了女儿们生活的痕迹，直到她们退休后，重回娘家，酿酒、做包点，楼屋才又提供了大展拳脚的广阔空间。
外公在厨房、厅堂进进出出，给意见、出主意。几个女儿商量着糯米与粳米的比例，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外公的声音落在地上，他皱皱眉，欲言又止。
“老四，你爱吃年糕，大块的你带回去。”年糕出锅，热气腾腾，三姨朗声瓜分战利品，“爸他们哪里敢吃年糕，血糖那么高，都带回去。”
女儿们拿来几个塑料袋，分头行动。
“过年还有客人要来嘞！”外公的声音高了八度，“飞飞（舅舅）也要吃！”
外公的口头禅纷至沓来。三姨朝妹妹撇撇嘴，留下半边年糕。
“就是白眼狼，对他再好也没用。”三姨说，“拿到他家的东西就都是他的了。”
孝敬外公的，舅舅统统收下，想从他那里拿走点什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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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三姨甫一出生就被送往保姆家。外公在公社营业所，忙着下乡，外婆在小学当老师，照顾不了这么多孩子。
张家的女儿，各有生存法则：我母亲精干，她享受过独属的父母之爱，也要扛起照顾弟妹的责任；二姨乖巧，用对父母唯命是从换一份宠爱；三姨夹在其中，先天劣势，想要父母的关爱照顾，得靠“抢”靠“争”。
“我小时候吃过鸡儿屎。”三姨始终记着儿时坐在田垄上，抓起鸡屎塞进嘴里，“哪里有人管？”
工作几年，三姨到了适婚年纪，登门之人如过江之鲫，外公满意的也不少，可她不管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要自己挑丈夫。三姨夫瘦高，一米六的三姨在他面前尤显娇小，有结婚照为证：三姨夫剑眉星目、西装笔挺，只是没什么笑意；三姨靠在一旁全然不同，笑得连宽宽的门牙缝都藏不住。
千挑万选的新郎官，偏是货车队的司机。外公气得七窍生烟，但拗不过待嫁的女儿。其他姐妹（包括我母亲），婚前工资都贴补家用，三姨不管这些，带着七八千元的私房钱（三五年的工资），铁了心嫁过去，飞蛾扑火似的。
出阁前夜，三姨还在与外公“战斗”。
“银行发什么东西，他都知道。那时发了套碗，你妈那些正式工都发五六十个一套的，我只有二十八个。我马上结婚，你说是不是要带回婆家？”三姨问。
四姨印象里，三姨是家中唯一敢与外公正面对抗的孩子。大姐出嫁、二姐外出求学后，她单独霸占楼屋一间偏房，除了儿时的我，谁都不能进去。
“整个家都给你搬空咯！”外公疾呼。
父女两个人，你说一句，她顶一嘴。说急了，外公也动手。三姨不服，嘭的一声关门，在房间放声大哭。
“李翊君那首歌，叫什么？《雨蝶》！她边放歌边哭，四五个小时不带停。”四姨说。
“他最讨厌我。我结婚，他什么也没给。四千块彩礼钱，只陪几床棉被。”三姨回忆。她自认是家中最不受宠的孩子，哪怕比较限制在几个女儿之间。
“不是给了你一台‘三用机’？你那时候天天闹。”四姨提醒。
“‘三用机’能值几个钱？”三姨不肯松嘴。
“她最泼辣，我们都是给什么拿什么，哪里有自己开口要的？”四姨说。事实上，几年后四姨结婚，外公把彩礼钱都塞给了她，让她自行置办。
“如果不是我为这个家做得多，他更讨厌我。”三姨说。
2022年，外公在偏房酒桶边意外摔倒，没人听到他呼救。收到消息，三姨着急往医院赶，现代化的医院，没几个老人能单独完成看诊。抽血、化验、B超检查、CT扫描……十多项检查报告相继出来，仍未看出病因，医生安排外公住院。三姨给几姐妹发排班表，轮流陪床，单单把舅舅轮空。
头几天，外公行动不便。他要解手，医生叮嘱不能走动，不能用力。三姨拉上隔离的帘子，整理好外公身上的仪器线和输液管，慢慢扶他下床。虚弱的外公喘息着，一点一点挪着脚，三姨双手夹着他的腰，扶他坐于提前准备的木质坐便凳，下面放塑料便盆。
半晌，外公用带着针头和输液管的右手去够床上的卫生纸，三姨制止他：别动，小心手上的输液管回血。外公执意不让她动手，觉得她是闺女，不方便。三姨手脚麻利，毋庸置疑。外公居然像个孩子，真的没有动。
三姨看着护士站前的电子屏，病区共有三十六张床位，每天大约有不到十位护士轮岗值班，其中有几位还是实习的。护士们忙碌穿梭的身影和病人们交替更迭的身影交叉重合一处，让她五味杂陈。她想，每个人的一生就像经济运行的抛物线，先逐渐起，再平稳，达到饱和，再缓慢下落。年逾古稀的外公，正逐渐下落。
三姨送饭、照顾外公进餐，忙得停不下脚。她尽量避免去看外公的白发和羸弱的神态，也尽量避免停手后，父女俩相顾无言的尴尬。
“她们谁给他洗脚？我蹲在那里搓了半小时，那盆水黢黑黑的……”三姨说。
外公的身体没有大碍，不出一周就行动自如。值班医生来查房，身后跟着年轻的实习生。外公第一句话就说：“我今天彻底好了，你看身上也不虚。”三姨则追着问：“医生，他这个病不能抽烟喝酒吧？”“是不是要静养，不能发脾气？”她等医生给一柄尚方宝剑，让她能借“医学”的嘴，向外公提要求。她不愿外公过早出院：一则该把身体检查清楚，排除隐患；二则家里能过几天清静日子。父女间仅有的对谈，难逃祈使句和反问句，“你磨磨蹭蹭在搞什么？医生叫你多躺着，没听到？”没几天，外公就受不了，赶她回去。
“更好，谁喜欢陪他？”三姨嘴上还犟。
她私下评价父亲——“祸头子”。人性格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童年亲子关系的内化。父母与孩子的相处模式会内化到孩子的内心，形成性格，而性格决定命运。后来，舅舅接连犯错、闯祸，三姨偏帮于他，背后也存着一份“原生家庭之困”的体谅。
“家里那些破事，我也不想管，事情找上门，还能怎么办？跑不掉的！”三姨说。几姐妹中，她最顾娘家：外公和舅舅吵架、舅舅夫妻纷争……困难时刻，最先出现的是她；舅舅没空照顾儿子，最先出现的是她；舅舅生意失败，出面筹借资金的，还是她——当然，忤逆外公，最不讨他喜欢的，也是她。
“我老是做这种没毛的事（指吃力不讨好）。”三姨说，她承认父亲最不待见自己，“但他现在也有点怕我”。
少拿两块年糕，让三姨憋了一口气。那口气又与两块年糕无关。她苦着脸，一副不吐不快的样子。
“你看，别人家不也是用透明胶贴春联？哪来的穷讲究。”三姨冷不丁地指着一户人家说。她在网络上还搜索到，莆仙地区的春联上端甚至专门留一段十厘米长的白纸额头，称作“白头春联”。
“他就是没文化。”她一口咬定外公关于透明胶不吉利的说法站不住脚，她受够了父亲的暴戾和小气，决意把更多的爱给予外婆，“妈百年后，桌上还有菜吃？”
三姨语带伤感。
04
四姨说不出太多与父亲的共处时光。
“养活这么一家子人就够难了，还要求什么‘亲子时光’。”她说。
1978年，四姨不足五岁。彼时，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分设，拉开了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的序幕。恰逢县城农村改革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信贷需求增长。
外公那时还未进城，在公社营业所工作。他落实上级政策，汽车自行车忙碌起来。谁家有了闲钱，谁家缺了资金、欠了“饥荒”，一盏热茶，几句攀谈之后，不过半天时间，村里的情况便了然于心。他提个挎包，包里常见一本花名册、小算盘，挨家挨户收取存款，待到日落西山，月上小楼，才背着款项收据，满载而归。一切都年轻，一切生机勃勃。外公乘着潮流，往前跑，一路带风，什么困境都能冲破似的。
“哪里要他照顾，我们四个可以自己玩。”四姨说。父母忙碌，几个女儿，大的带小的，自顾自玩耍，不亦乐乎。农民在马路牙子晒稻谷，女儿们画出格子“跳房子”，或者在自家木床瞎蹦。四姨因调皮，摔断过手。
那个年代，父亲的缺席可以被原谅，何况他的事业正在起飞。傍晚，几姐妹挤在家门口，等父亲下班。外公在土路尽头出现了，女儿们迎上去，抢着接过他手里的编织袋。编织袋里是买回的“美食”，四姨清楚地记得：“苹果，一个女儿四分之一，弟弟一个；馒头，女儿二分之一，弟弟一个。”
周末，外公扛着锄头，带女儿们去菜地忙活。70年代，县城响应“农业学大寨”，大规模修建梯田、水库和灌溉渠道。外公开荒的土地面积不大，土色黑黄，他利用闲暇种些蔬菜自己吃。这不是四姨第一次干农活，更小些，她就跟着姐姐上山砍柴火，她负责捡碎柴。
最难忘的，还是放露天电影。放映员骑自行车，载着胶片到公社，孩子们夹道欢迎。那时候，晚上没事做，公社又老停电，有电影放，孩子高兴得像过年。靠村子里边的打麦场，既是打麦子、晒庄稼的地方，也是平时村里娱乐的地方。红白喜事放电影的，唱戏的，送葬跪哭的，都在这里。临近傍晚，四姨跟在几个姐姐屁股后面去打麦场占座。放映员是旧相识，腾出屏幕前的位置，留给张家。
夜幕降临，白色的电影幕布拉开，神秘、尊严、光华立即笼罩着整个打麦场。外公姗姗来迟，外婆抱着几个女儿，往里挪了挪，腾出位置。
那个年代，不管在电影院还是露天放映，在电影正片前都有一个甚至两个“加演”——《新闻简报》。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新闻纪录片，随着电影“走四方”，但等百姓看到时，早已是旧闻了。
电影正片最多的是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偶尔也能看到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进口电影。有人编顺口溜戏谑：朝鲜电影连哭带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连打带闹，罗马尼亚电影连搂带抱，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整个打麦场陷入安静，只有放映机“沙沙”的转动声和幕布上的奇异世界，所有的人都痴迷地看着。姐姐们调皮，跑到银幕后面去，反着看电影。年纪小的四姨却酣然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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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月，中国工商银行成立，接过并专业经营中国人\民\银\行过去承担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紧接着，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今“建设银行”）相继恢复、独立，与中国工商银行构成了四大专业银行。实行企业化改革试点后，银行县级支行首次获得部分信贷自主权。
那年，省行下发通知，召开闽西北地区农村信贷结构调整座谈会，会议由县城支行承办。这是“全省系统首次基层现场会”。
彼时，外公是公社营业所主任，接到通知时，所里刚完成秋粮收购贷款发放。县城支行业务科室在电流杂音中反复强调：“省行要求必须体现山区特色，领导要带工作组实地考察信贷结构调整成效。”
座谈会上，有十来年“农金员”经历的外公发言中肯，省里领导特别询问他公社抵押贷款的案例。会后，领导私下问外公是否愿意进省城——几天接触下来，领导喜欢眼前这个年轻人。外公思量后，还是放弃。
外公这个“草率”的决定让几个女儿不满，多年后，三姨在饭桌玩笑，说外公剥夺了她当城里人的机会。
“进城哪里那么简单？”外公极为不满。
他盘算过，进省城，他得花费一两年熟悉环境，才可能疏通人脉携妻带女，盖房子就更是痴人说梦了。省城太过陌生，布满了不确定性的疑云，那是划在他面前的一道门槛。他能把房子扎根在县城，已远超预期。
四姨不曾幻想过进省城，她只记得外公当行长给自己带来不小的“福利”——上门拜访的人多，包装精美的伴手礼经由外公双手，进了她的肚腩。
四姨不灵泛，成绩不济，坐在书桌前，瞌睡总来搅扰。她端着书，一副刻苦努力的模样，实际早已神游物外。说起小女儿，外公的说辞逃不开“乖巧”、“听话”，对她的成绩并无苛责。与其说这是对小女儿的宽容，不如说是一种忽视。不吵不闹的孩子，得不到关注。
饶是如此荒于学业，四姨却得了全家最严重的近视。多年来，她坚持不戴眼镜，总眯着眼寻求一刻清晰。三姨劝过多次，她概不修正，闷声背后，也有别样筋骨，而非外公的简单概括。
有一回，四姨推着电动车跨街倒垃圾，对向车道另一辆电动车疾驰而来。四姨视力不逮，而对面的年轻人低头玩手机分了神。两人撞作一处。电动车压在四姨腿上，划开一道四五厘米的深口，年轻人则嗑断一颗牙，满嘴血。在医院，缝针包扎后，四姨没有纠缠，放年轻人回家。两人约好，医药费由他负担。
两天后，外公大为光火。他拉住四姨往天井去，借着光线探看伤口。
“你怎么走路都不看路的？倒个垃圾，也能闹到医院？”外公责问。
四姨只得把来龙去脉，巨细无遗地向父亲交代一遍。
“那个打短命的，车开那么快干什么？赶着去投胎？”外公的怒气转了向，“如果你昨天就给我打电话，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他是什么单位的？多大年纪？参加工作多久了？”外公追着问，不达目的不罢休，四姨一个也回答不上。“我教你，下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把对方的基本信息问清楚。像这次，我就能去找他领导，对不对！小子还跑得掉？”
外公喋喋不休，怒气冲冲。四姨还像小姑娘样，疲于应付。她蹙着眉、眯着眼，用认识到错误的委屈表情，应对诘问。
我知道内情——之所以轻易放走那个年轻人，是因为四姨的电动车没挂牌照，闹到明面上，难免理亏。四姨心下盘算，车祸不算严重，年轻人既然承诺赔偿，绝不至于避责。再不济，他的联系方式在手，何愁在县城找不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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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校毕业后，四姨进入县合成氨厂，在一线厂房工作。外公也曾打算把她调入农村信用社，但走通关系的负责人因贪腐进了jianyu，调动的事不了了之。
1996年，县城被列为市国有企业改革试点县，县属工业企业陆续实施股份制改造或破产重组，为民营经济发展释放空间，四姨成为众多下岗工人之一。她愁眉苦脸，偶然见着县里宣传旅游的红色横幅，拍脑袋决定做导游。
第一个拦路虎是考导游证。四姨一改往日温吞，埋头在旧纸堆，把历年的导游证考试试题一一拆解分析，研究题型。瞌睡没有再来搅扰。
有句话说：“祖国江山美不美，全靠导游一张嘴。”四姨最笨的就是嘴。第一次带团，她鼓足了勇气，才把背在心里的词说出来，倒竹筒似的。“那是老年团，叔叔阿姨听得仔细，效果还不错，再往后就上道了。”四姨说。她年轻，日头的变故能囫囵吞下。只是导游挣的是辛苦钱，每天走七八个小时，常常讲到口干舌燥，汗流浃背的感觉，绝对难忘。
这些年，接触的游客千万，挑剔、严苛的，不在少数，还不乏突发事件。县城核心景区人气旺，常要导游帮出票。如果没成功，游客只能买套票，差价由导游负责。2005年的“十一”期间，四姨接了个二十多人的省城团，结果，她没能及时出票。一群人在景区门口站着，她急得满嘴长大泡。
“还能怎么办，只能退差价，那一单赔了。”四姨说。
那时，她已出嫁，搬出楼屋，和外公见面的机会渐少。外公知道她再就业，至于甘苦细节，两人从未说起，都不知如何开启话头。
“他也会帮你安排，但有工作就行，不会管你未来怎么样。除了你舅舅——对他那是‘一路扶上马’，当年进那单位有多难？”三姨说，“他就是偏心，要不是他，我们当年也不会讨厌你舅舅。”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