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矿区里，穷苦夫妻在餐饮业浮沉的三十年河北矿区里，穷苦夫妻在餐饮业浮沉的三十年

1.

我的家乡位于邯郸东部平原与西部太行山之间的丘陵地带，那里土地贫瘠，干旱少雨。绵延起伏呈馒头状的山坡上，只生长着几种抗旱耐瘠的草科类荆棘，且稀疏得如同秃顶男人的头发。可就是这样的山，表层下边竟蕴藏着丰富的矿藏资源。

打我记事起，我们村边就有一家国营大型铁矿，因和我村南北相邻，村里人都顺口称之为“南矿”。南矿有自己的商场，有学校，有医院，有电影院，有很多农村没有的东西。在物质匮乏、城乡差别巨大的年代，谁家有一个南矿的正式职工，每月有固定的工资，有商品粮供应，那就是村里最富有的人家。

我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儿时的记忆里，大姐经常带我到南矿捡煤核儿（锅炉灰里没有燃烬的煤炭）。那时候我们村里的人家都很穷，买不起煤，捡煤核儿的小孩子成群结队，一个个穿得破破烂烂，挎着篮子，乐此不疲。我大姐眼明手快，总是捡得最多的那一个。我家的柴房里，大姐捡回来的煤核儿堆得像座小山一样，可以让全家人过一个温暖的冬天。

大姐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学习成绩总是班上第一，可到了五年级的时候，她被迫辍学了。因我们一家六口人，仅靠父亲一个人在生产队挣工分维持生计，大姐作为家中长女，需要尽快为父母分担生活的重担。

离开学校以后，除了继续捡煤核儿，大姐还打猪草、做家务，替父母照看弟弟妹妹。十四岁的时候，她就作为半个劳力和社员们一起出工，到了十七八岁，她在风雪雨霜和汗水泥土中盛开成了一朵花。

大姐长得美，尽管常年被烈日暴晒，她的皮肤依然白里透红。长长的睫毛下，一双大眼水灵灵，扑闪闪。齐腰间的二条大辫子又黑又粗，走起路来，迷死个人。

一天，住在邻村的姑姑带着一个小伙子来到我们家，说要给我大姐介绍对象。这小伙子个头高挑，皮肤很白，身上的白衬衣、牛仔裤板板正正，脚上的皮鞋擦得一尘不染。他叫马聚富，父亲是南矿的老工人，母亲是种地的农民，他是子弟接班。姑姑说，只有马聚富这样的家庭条件，才配和我大姐谈对象。

那年月，农村姑娘能嫁一个国营矿的正式工人，就等于跨越了阶层。母亲一看马聚富甚是喜欢，两个年轻人也是一见钟情，于是姑姑为媒作证，不久马家就来我家下了订婚聘礼。

热恋之中，大姐给马聚富做了很多精美的鞋垫子，上面绣着鸳鸯卧莲，喜鹊登梅，都是象征爱情和美好的图案。有时大姐也偷偷地到南矿宿舍，帮未婚夫拆洗被褥，浆洗衣服。马聚富也按习俗在春节和中秋节来给我家送礼，除了烟酒肉，他还捎带些矿上发的肥皂、口罩、手套——在我们家，这些东西都是稀罕物。

第二年的中秋节很快又到了，母亲早早地备好酒菜，满脸喜悦地等候准女婿登门，可左等右等，却等了个空。母亲纳闷，问大姐原因，大姐先是不答，后来哭着说马聚富变了心：“他和南矿的一个女职工搞上了。”

其实，马聚富只是贪恋我姐的美貌，心里却一直接受不了她是农村户口的事实。他怕自己婚后要继续过“半农半工”的日子，而如果找一个女同事结婚，就能过上“双职工”的生活，永远脱离土地，子孙后代不再当农民，这才是他追求的完美婚姻。

母亲心疼又着急，说南矿的工人子弟又不止他马聚富一个，何苦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大姐哭得更厉害了，她几次欲言又止，后在母亲的追问下，她才吐露自己已有了身孕。真是晴天响霹雳，母亲懵了。她清醒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姑姑到马聚富家找他的父母理论。

姑姑急匆匆地去了，我和母亲都在家急切地盼望着她能够带来事情好转的消息，可姑姑带回的结果是：马聚富的父母说儿子的婚姻大事由儿子自己做主，他们对此事无能为力。

母亲顿时傻眼了，姑姑也快气疯了，不跟他们马家闹，咽不下这口气。可是，闹，又怕事情张扬出去搞得满城风雨，遭人耻笑。万般无奈之下，母亲只好要大姐去央求马聚富，望他看在孩子的份上能跟她复合、结婚。大姐心如死灰，说没用，她已经哀求过他多次了，马聚富不答应，甚至拒不承认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

2.

日子久了，大姐的肚子越来越凸显，为掩人耳目，母亲把她锁在一间柴房里，吃喝拉撒都在里边解决。有街坊邻居问起大姐的突然“消失”，母亲就故作淡定地说：“走亲戚啦！”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在农村，总有那些嚼舌妇喜欢窥探别人家的隐私，八卦别人家的私事好像是她们最大的乐子，大姐未婚先孕的消息早被这帮人传得沸沸扬扬。一天，本家三大娘来到我家，直截了当地说要给我母亲撑腰，意思是我大姐怀了孩子，婆家又不要了，这不是欺负咱家没人吗？“咱不能受着窝囊气，组织人马，把闺女给他们家强行送回去！”三大娘平时就与我家面和心不和，她如此这番，分明是来看笑话的。母亲被羞辱了还没法还口，将三大娘哄走后，她浑身哆嗦，泪流满面。

见母亲为此事愁白了头、瘦脱了形，父亲心里不是滋味。一天，他抡起一根木棒，闷闷地吼了一声：“一棍子打死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埋了！就当没有生养过她！”说完，他大步流星地走向柴房，在门前高高举起了棍子，最后又停留在半空中。

后来，母亲终于鼓起勇气，把这件难以启齿的事情告诉了我舅舅，求兄弟替她想个办法。在一个风高月黑的深夜，舅舅找来一辆拖拉机，悄悄把身怀六甲的大姐拉到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一对四十多岁的山里夫妇，早已在那里等候多时了。这对夫妇是我大舅的朋友，他们早已订好契约：我大姐在他们家生孩子，女主人帮忙伺候坐月子，等我大姐身体恢复好，就嫁给她弟弟胡一平。

胡一平没爹没娘，七岁就在姐姐家寄养，到了十五六岁他回到自己家，给生产队放羊，过着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光棍生活。当然，日常里的好多事情，离不了他姐姐的帮衬。

这门婚事，父母和舅舅并没有一手包办。在一个夜晚，舅舅带着胡一平去我家相过亲，胡一平的穿着打扮虽土气，但长相还算可以，他高高的个头，大大的眼睛，挺精神，而且还很会说话。舅舅把他带到柴房里和我姐见面，他对我姐说：“你受苦了，我以后会好好待你的！”

我姐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

胡一平走后，母亲生怕大姐不答应这门亲事，百般劝导，大姐依然不说一句话，只默默地掉眼泪。我知道，大姐心里在拿胡一平和马聚富作比较，胡一平明显不合她的心意，可她又能怎样呢？

1982年腊月，大姐在胡一平的姐姐家生下了一个女婴，孩子落地就送了人。第二年春天她才回家，但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不说话，不出门，痴痴呆呆的。我看着心里难受，就背着母亲劝大姐毁了这婚约，大姐却说她愿意嫁，“这样就能把过去的一切彻底忘了”。

过了酷暑，进入秋天，冬天一点点临近，眼看就到了大姐和胡一平的婚期。如何把女儿风风光光地嫁出去，让母亲犯了愁。那时候我们当地的男女结婚都不出三乡五里，送亲的队伍都是一队自行车，五颜六色的被褥绑在自行车后座，一路吹吹打打，热热闹闹。胡一平家和我们家虽没出一个县，但相隔一百里地，在交通不便的80年代初，大姐也算是远嫁了。

当时我们村的大队部都没有一辆汽车，母亲想不出啥好办法。又是我那神通广大的舅舅出手了，他从南矿的选矿厂借来一辆拉铁精粉的东风卡车，作为男方迎娶新娘的“花轿”。结婚当天，大姐一身大红坐在驾驶室里，车厢里放着两个贴着红喜字的木头箱子和一个大衣柜。本族的几个叔叔大哥都站在大衣柜的周围以防止它侧倒，我和另一个伴娘就坐在木头箱子上。我那个时候高中刚毕业，出门最远的地方是离家三十里的县城。一百里之外的太行深山，我只听说过。

当婚车一路向西，顺着川道到达胡一平所在的村子时，我抬头看天，天好像只有巴掌那么大。石头房，石头街，二三十户人家，那种荒凉、闭塞，震惊了我。想想大姐从此以后就要在这种地方和一个山里汉生活一辈子，我的泪噗簌噗簌地掉了下来。婚宴散罢，返回途中，我又止不住偷偷地抹了一路的眼泪。

3.

1984年冬天，纷纷扬扬的大雪飘落个不停，大姐的儿子出生了。得了消息，我先从南矿坐公交车到三十里外的县城，再在县城转车走七十多里地，只为去到大姐家看望我那刚出世的小外甥。

由于雪多路滑，车行驶到后山乡政府门口就停止前行，那里离我大姐家还有十多里的路程。从县城到大姐家每天只有一趟班车，没办法，我只能下车步行。一路打滑，紧赶慢赶，等赶到大姐的家门口时天都黑了。灯亮了，柔弱的亮光里，传来了一个婴儿响亮的哭声。我悄悄推门而进，大姐正抱着孩子喂奶。

我的到来很让她惊喜。小外甥吃饱了，瞪着明亮的小眼睛，可爱极了，我说：“小姨给你起个名字，就叫雪生吧！”

大姐说：“还是小姨有文化，这名字好听。”

我们姐俩正聊着，胡一平拎着一只“咕咕咕”的草花鸡，从外边回了家。他和我打了个招呼，就钻进厨房炖鸡汤去了。我掏出五十块钱给大姐，说因为路途遥远，大雪封路，母亲没能和我一起前来，她要我捎点钱给大姐买补品。

大姐接过钱，泪花闪闪，问我爹娘可好？我说都好，娘是想着来伺候她坐月子的，但幸亏娘没来，下车步行十多里的山里，路上冰雪连天的，我年轻腿脚轻便，娘肯定是吃不消的。大姐听了，蓄在眼眶里的泪水终于没能抑制住，噗簌噗簌地滴在脸颊上。我赶紧说：“娘就怕你看见我想家，要我特意告诉你，月子里不能哭，哭了会落下病根的。”

这天夜晚，和大姐躺在一个大炕上，我心潮起伏，难以平静，不由得问出了心中一直放不下的那个问题：“姐，你真的打算就在这深山老林里过一辈子？”

大姐很伤感地说：“是的，我是抱着与世隔绝的心态嫁给胡一平的，因为这样能把那些伤心的人、伤心的事彻底忘掉。”

我说：“其实，娘也不想把你嫁到这山沟沟里，当时的情况，实在是没有别的路可走，为此娘也暗地里哭过无数次。”

大姐说她不怪娘，是她自己不争气，给娘丢尽了颜面。自从有了儿子，她懂得了当娘的不容易，明白了许多过去都不明白的道理，甚至为了儿子的将来，她当初老死在深山老林的决心也开始动摇了。

当时，后山乡的村民为了逃离恶劣的生存环境，都开始投亲靠友，能往山外移一砖是一砖，能迁一里是一里。可胡一平的亲戚都是山里人，与外界没有一点联系。最终，大姐说出了自己的打算：“咱们那边是矿区，我和他商量过，想厚着脸皮投靠娘家。靠娘家的关系，将来能在咱那边盖个房子，孩子能在咱镇上念书，我的这些打算，也不知咱娘是个啥意见？”

姐姐的思想转变了，我十分欣喜。回家后，赶紧把大姐的话一五一十地转达，母亲听后抹着眼泪说：“把你姐一个人扔到那深山野沟，是我的一块心病，回来好，回来就好！”

4.

1985年的腊月廿七是我的婚期，按本地风俗，我出嫁前家里需要“请人”，也就是宴请家族所有成员，由族长从中挑选出姑娘出嫁当天所需要的“娘家送客”。

为了参加我的婚礼，大姐一家三口提前从后山乡回到娘家，他们量出好多时间，也是想回来商议举家迁移的事宜。农村的生活都是家族式的，独门小户势力单薄会被人欺负，红白喜事也需要有人帮忙，所以大姐一家要想在村里长久居地住下去，必须得“插族”——先征求族长同意，再宴请家族所有成员，意思是告知所有人，家族里从此多了胡姓一支脉。

母亲和族长沟通后，决定把“插族”和“请人”这两件事情一起抓。那天晚上，我们家里人声鼎沸，热闹非凡。胡一平虽是个山里汉，但他情商很高，很会来事，酒席宴间，在母亲的引荐下，他不停地给各位叔叔大爷递烟敬茶，一套套的恭维客套话脱口而出。姐姐则是一脸的忧伤，抱着小雪生躲在暗处，一言不发。因为她知道，这一团欢乐喜气，其实都是冲着“请人”来的。

我婆家是本村的，公爹在县里的企业当小领导，我对象和他父亲在一个单位，这样的家庭条件在当时的农村算是上等的。这等优越，大姐也曾拥有过，可它最后却变成了一场噩梦。噩梦醒来，现实残酷，她沦落到要带着穷女婿回娘家寄人篱下。大姐心中的酸楚，凄凉，无奈，我能感受得到。

“插族”的事情办妥后，更难解决的是大姐一家接下来的生计问题。那时候，刚从饥饿年代过渡到温饱状态的村民们依然视土地为生命，我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庄户人，和村干部打不上边儿，不能给大姐争取来一点实用的东西。

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大姐一家三口久住娘家也不是长久之计——两个弟弟都相继到了结婚的年龄，家里没有多余的住处可供给她。后来，母亲帮大姐在村里找了三间别人闲置的旧房子，又制备了些简单的生活用具，大姐一家才算有了一个自己的窝。

大姐那时候的处境，真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为了让她感受到更多的温暖，我给小雪生买了好多新衣服新玩具，几乎每天都要去陪她说说话。好在大姐很快就调整了心理状态，她对我说，胡一平别的本事没有，就擅长厨艺。他从小自己做饭吃，长大了，村里的红白喜事他喜欢去帮厨，慢慢的就由帮厨成了大厨，厨艺在四邻八村是很有名的。

“我和胡一平早有打算，想在南矿开个小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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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矿商贸市场的雏形是个菜市，一开始，它只是四邻八村的农民出售自家蔬菜的一个聚集地而已。随着个体小矿点的发展，镇上的外来人口逐渐增多，本地农民种的蔬菜变得供不应求，大棚蔬菜零售兼批发应运而生。

那时候，第一波来商贸市场经商的，大多是像我大姐夫妻俩这样的被生活逼迫到只剩下一条路可走的人。市场里，大规模的商家只有两个，一些卖衣服、卖日用品的小商小贩零零碎碎，光顾几个早点小摊儿的也多是起早来这里批发蔬菜的买卖人。

我陪大姐在市场巡察了几次，终于看准了一家店面：三间房，很破旧，墙壁又黑又脏，地面坑坑洼洼，最大的优点是租金不贵。租下店面后，大姐和胡一平自己动手将房屋粉刷一新，地面用水泥抹平，又在房屋的一端搭起了一个简易的厨房。房子的横墙上打开一个门洞，三间房变成了四间房，将客人就餐的地方和厨房隔开，环境蛮好。

小餐馆主打拉面。拉面是我们家乡的传统美食，面做得好吃不好吃取决于和面、揉面。面反复在手中揉搓拉扯，口感才能柔韧劲道，爽滑入口，这是一个力气活儿。胡一平身强力壮，十多斤的一坨面在他的两只手里上下翻飞，灵动飘逸，如同一条舞动的银丝带。大姐从小操持家务，吃惯了苦，她端盘子、洗碗、打下手，一个人顶两个人干。很快，小饭馆就被她打理得窗明几净，井井有条。

小本买卖利润薄，挣钱靠的是吃苦耐劳。两口子起早贪黑地干，每天早晨四五点就起床准备早点，中午晚上卖拉面和各种炒菜，晚上十点多才能回家。因为东西做得好吃，价钱亲民，环境干净卫生，服务态度也好，小饭馆的生意蒸蒸日上。但由于每天十多个小时不得停歇，大姐累得双手麻木，双脚浮肿，腿都打不转弯儿了。

和我讲这些的时候，大姐是满脸的喜悦，她告诉我一个悄悄话，说有一天店里生意特别的忙，打烊后一数钱，竟有八百多块，当时她数钱的手都颤抖了。我听到这个数字，也是相当的惊喜，八百多块钱除去成本，一天净得四五百。当时我老公在单位上班，每月工资还不到一百块。

5.

进入90年代，镇上的个体小矿点如雨后春笋冒出来，矿业的大力开发也带动了本地的经济的繁荣。每天太阳还没露头，南矿的商贸市场就已人流熙攘，车水马龙，到了夜幕降临，街上霓虹闪烁，流光溢彩，歌舞厅，洗浴中心，发廊，按摩，熙熙攘攘，每个忙碌的人都在做着“一夜暴富”的美梦。

那时候我到南矿逛街，总忘不了到大姐的小饭馆里小坐。一天，大姐私下对我说，这些年他们两口子攒了点积蓄，胡一平想承包下南矿职工大食堂，开个大酒店。

当时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国有企业大改革，南矿的很多部门都在对外承包。曾经容纳上百人吃饭的国营职工大食堂淹没在街头美食小摊的叫卖声和个体饭馆人潮涌动的喧闹声中，它在一个静静的角落荒芜，等待着新主人给它注入生命和活力。

大姐知道我一直想在南矿商贸市场找项目投资，她问我是个啥意见，愿不愿意合伙干？大姐说开大酒店不比开小饭馆，拉上我，她觉得心里踏实。胡一平是个文盲，姐姐读了几年书，手捧一张报纸也只能勉勉强强地读下来。她认为我是高中生，能写会算，知道很多她不知道的事情，懂得很多她不懂得的道理。我很兴奋，表示愿意加入，但事后冷静下来，也就把这事儿置之脑后了。要知道，那会儿能在国有企业拿到项目的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大姐和胡一平可是啥背景都没有。

不久后的一天，胡一平打电话邀我到小饭馆去。“办成了！”他神采飞扬，容光焕发，兴奋到极致，“砰”的一声打开一瓶啤酒，一口干了。他一边抹着嘴角的啤酒沫子，一边对我说：“二妹，别看我开的是小饭馆，混的可是大江湖，跟着我们一起干，没错！这年头，挣钱是王道，有钱啥事都好办！”

胡一平没有吹牛，社会的毒打确实把卑微、贫穷的他历练成了一个江湖中人。“胡一平拉面馆”的名声能在南矿乃至全镇都响当当，仅靠厨艺高超是不行的。一次，一帮小混混吃饭不给钱还滋事，胡一平拎起一个酒瓶子照头就撂倒一个，其余几个像饿狼一样扑过来，他转身从厨房抄起一把菜刀，大声呵斥：“谁想试试我的刀口锋利不锋利，就给我过来。”小混混被这架势给吓到了，从此和胡一平称兄道弟，彼此不分。胡一平俨然成了亲戚朋友眼里黑白通吃的“大能人”，家族里谁有了麻烦事，也是第一时间找他托关系摆平。每当胡一平飘飘然的时候，大姐就会用鄙视的目光剜他一眼，随即来一句口头禅：“山里的放羊汉，无惧无畏，瞎闯瞎干！”

当干大酒店这件事敲定后，大姐对我说她有顾虑、有担心，因为她没法把胡一平和大酒店老板联系在一起。我开导姐姐，说一个文质彬彬的老实人肯定当不好酒店老板，胡一平的性格也许适合干这个行业：“他主外，你主内，我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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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南矿办公大楼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后，我们就开始紧锣密鼓地装修，进货，招聘厨师服务员。历时两个多月，南矿职工大食堂被我们改造成了一家个体大酒店，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名字，叫“兴隆大酒店”

兴隆大酒店到底有多大呢？一个大厅，十个雅间，两个能唱卡拉OK的包房。我们总共聘请了三个厨师，一个大厨，一个配菜，一个洗碗，另外还有八个服务员。忙的时候，胡一平既当老板又当员工，杂七杂八的琐事他都要亲力亲为。我负责财务收银，大姐只管检查卫生。这样的规模，按星级大酒店的标准，恐怕连个“点”都算不上，但在当时的南矿乃至全镇却算得上一流。

酒店总共投资二十多万，掏空了大姐和我家的全部积蓄，未来生意能不能做强做大，一直是我纠结担心的一个问题。酒店开业的前二天，胡一平骑着摩托车带我去下请柬，南矿的各科室，镇政府的各部门，私营企业主，每到一处，胡一平都是热情地上前跟人握手，敬烟。不管和对方熟悉不熟悉，关系到不到位，他都是一见如故，亲如一家。

“咱的酒店开业，第一张请柬送给您，过去坐坐，一定要去坐坐啊！”直到一沓子请柬送到了最后一张，胡一平依然是兴致勃勃地这样说。

我笑他真是说瞎话不脸红，他回道：“这就叫‘会说话当钱花，哄死人不偿命’。”

酒店开业办了三天庆典，被邀请的客户都前来捧场，烟花鞭炮，响声不断。胡一平迎宾送客，满面春风，我却愁眉不展，心里一直在盘算纠结着“一挂鞭炮换一桌酒席”的得失。

胡一平叫我别小家子气，说打鸽子还需下几个豆，开业大酬宾是必须的。望着满天飞舞如桃花雨似的鞭炮碎屑，他喜形于色，连声叫着：“开门红，好兆头！”

6.

胡一平说得没错，很快，我们酒店的客流量就多到“人满为患”。胡一平有自己的一套待客之道：客人进门，他笑脸相迎，等客人入座后，他这个老板必会亲自送上一道菜，敬上几杯酒，然后再来一段祝酒词。他没文化，说话自然也没什么艺术水平，大实话，实话说，胡吹乱侃，信口开河，总能把客人逗得捧腹大笑，气氛也轻松活跃起来。一来二去，好多回头客和他混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一年年的，手里的钱多了起来，大姐就有了置业的打算。她希望在娘家的村子里盖一座四合院子，可由于划不到宅基地，这个愿望一直没能实现。2004年，我们县城的房价一平还不到两千元，大姐果断出手，全款买下一套九十多平的二居室。次年，胡一平又买了一辆大众轿车，他们一家三口坐上私家车，一路欢声笑语回太行山里的老家探亲。

大姐感叹道：“回想过去，就跟做梦一样。”

再从南矿回娘家，大姐就是另一番面貌了。她总戴着金银首饰，穿着高档的服装，从崭新的轿车下来时，她手里拎着鸡鸭鱼肉，大包小包的烟酒糕点，一路上招来的是乡邻们羡慕嫉妒的目光。特别是本家的三大娘，一看见我姐的轿车停在家门口就赶紧跑凑过来，谄媚讨好地夸她有本事，说我母亲有福气。母亲不计前嫌，总把我姐带来的东西分她一些。

大姐苦尽甘来，终于可以仰头做人了。更戏剧化的是，当时南矿破产重组，马聚富下岗了，他挑着担子在南矿商贸市场以卖凉粉维生，而且还瞎了一只眼睛。听我姑姑讲，那场事故非常离奇：马聚富偶然抬头看天，高空飞落下的粉尘里有一颗细小尖利的玻璃碎屑，不偏不倚，正好刺中了他的眼睛。

我仰天长叹：“老天爷有眼，马聚富遭报应了，他终于遭报应啦！”

可大姐听到这个消息时却是平静淡定，一脸漠然。她说马聚富是好是坏，是死是活，与她早已没有关系了。不过，当天晚上，大姐突然备了一桌酒菜，要我和胡一平作陪。一杯酒下肚，她的情绪异常亢奋，话特别的多，仿佛要把多年藏在心底的话全部都发泄出来。她感慨命运，感慨机遇，感慨如今的好日子来之不易。

我明白，当年马聚富始弃终乱给大姐带来的屈辱伤痛，无时不刻地在折磨着她。那些伤心的往事，她提起来就会心痛得流血。如今，老天爷惩罚了负心人，二人的际遇又来了一个大转变，大姐虽然表面淡然，但内心怎能不欢欣狂喜。

胡一平不知内情，被大姐的话语感动了，他大着舌头，拍着胸脯说：“老婆你放心，有我在，咱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大姐微微笑着，脸上浮起了一抹红晕。

这是我看到他们两口子相处得最幸福、最温馨的一个画面。可这一切，很快就被一个叫孟玉莲的女子给打碎了。

7.

胡一平的老家后山乡是我们县西部山区最偏远的一个乡，十几个小自然村，星星点点地洒落在太行山的褶皱里。大姐嫁过去的时候，后山乡还处于一种封闭状态，那里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得很艰苦。但随着打工潮的兴起，一百里之外的南矿成了这些山里人的淘金地。后山乡的男人们下井当矿工，拿体力和命换钱；年轻媳妇和姑娘就到南矿附近的酒店、发廊打工，有的老老实实当服务员，有的靠姿色轻而易举地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孟玉莲就来自后山乡，她既不是服务员，也不是坐台小姐，混入酒店这个圈子是想找机会傍上一个矿老板，一步到位，过上有钱人的好日子。不得不说，孟玉莲有这个资本，深山出俊鸟，她就是一只俊鸟，惹人怜惜疼爱。

起初，大姐不同意胡一平把孟玉莲招进来，说她“是小姐不坐台，是服务员不端盘子，到底算个啥？”胡一平却极力举荐，说孟玉莲精明能干，是“讨单”的一把好手，南矿有多少酒店同行都争着抢她，人家还是看在老乡的情份上才肯来的。

那时候开酒店最头痛的一件事就是“欠单”，有时一天干下来都收不到一分钱的现金，欠单太多了，资金周转不过来，酒店就会被拖垮。有一个小矿主就在我们酒店欠了很多钱，我和胡一平多次去催账，好话说尽，依然无果。

大姐同意孟玉莲留下来，但前提条件是要考验考验她的能力。大姐把那个老赖的账单扔给孟玉莲，不知孟玉莲使了什么手段，最后还真把这个烫嘴山芋换成了一沓现金。从此，胡一平就把孟玉莲当成了酒店的“活宝”，到哪儿都把她带着。

孟玉莲没有明确的工种，有时服务员忙不过来，她就帮着一起收盘子收碗，有时她心情不好不乐意帮忙，也就由着她。大姐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她变得敏感，多疑，动不动就对胡一平大发雷霆。

一天，大姐愤恨地对我说，自己真是引狼入室，胡一平和孟玉莲整天形影不离，勾勾搭搭，“我实在受不了！”我劝大姐不要感情用事，兔子还不吃窝边草，这个道理胡一平应该懂的，而且他和孟玉莲在一起都是为了工作，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大姐却说她有直觉，他们两个之间肯定有那种事，“不信你往后看”。

一天晚上，酒店快打烊的时候，我照例到厨房问大师傅明天需要进点啥货，大师傅递给我一张进货单，水产，肉类，蔬菜，活禽，密密麻麻写了一大张纸。我浏览了一遍，发现有很多东西在南矿的菜市场买不到，于是转手把进货单交给胡一平。

第二天清早，胡一平从市里拖回满满的一面包车的菜，我和厨师一起卸罢车，胡一平也吃完了早饭，又开车出去了。到了中午饭点儿，很多熟客一只脚落地，一只脚还在车里，就直喊“胡一平”，但迟迟没见他的人影。缺少了胡一平这颗开心果，客人们或许也感到缺少了点啥吧，我赔笑脸，说胡一平外出了，一会儿就回来，可直到傍晚再次上客，胡一平还是没回来。

大姐开始骂骂咧咧：“手机关机，电话打不通，该不会是死在外边了吧？！”

胡一平的手机越是打不通，大姐越是不停地打，直打得她的手机发热，脸色发青。我安慰大姐，说胡一平或许是手机没电，或许是忙于什么事情顾不上回话，何苦要这样折磨自己。

大姐朝我吼道：“你傻啊！我折磨自己？你咋就没有发现孟玉莲在不在？”

我猛然醒悟。大姐的脸上，两行泪水哗哗而下。

8.

第二天早晨，胡一平回来了，孟玉莲也回来了。两人没有同时进门，还算是给大姐留了点脸面。

大姐没有把事情闹大，但也给胡一平的脸上留下了几道痕迹。她的眼睛变成了两只桃子，嘴里冷冷地说：“让孟玉莲赶紧走人，不然的话，休怪我不客气！”

隔天吃早饭的时候，我看到孟玉莲化着精致的妆容，一只手拉着一只行李箱，另一只手挎着一个小坤包，朝我嫣然一笑，算是打招呼了。没容我问话，她已径直向酒店的大门外走去，留给我的，是一个长发飘飘的背影，一阵高跟鞋清脆的响声。

以往，很多矿老板来我们的酒店吃饭，都喜欢和孟玉莲嬉戏逗乐。孟玉莲开心，酒店的生意也红火。自打孟玉莲从我们酒店跳槽到了另一家酒店，那些矿老板们也都跟苍蝇一样飞了过去。胡一平铁青着脸，呵斥大姐就是个败家的娘们儿，大姐立即炸裂，痛哭流涕地诉说自己为了这个家遭受的种种苦和累：“如今日子熬到了这样的光景，你学会了混女人！要不是我拉扯着你，你还在山旮旯里放羊哩！你个放羊的，到啥时候你也是个放羊的，我打死你个放羊的！”

大姐越说越生气，她像一只红眼鸡，朝胡一平直扑棱。胡一平恼火了，他胳膊一挥，大姐跌坐在地，等她奋力爬起，又扑向前去，又被胡一平的一只胳膊击倒在地。大姐咽不下这口气，一个电话招来了娘家的两个弟弟，他们得知情况，狠狠地把胡一平一顿胖揍。

那几天，一些知情的老熟客来酒店吃饭，看见胡一平一瘸一拐地走路，就故意跟他斗闹取乐：“呀！胡老板，这是咋滴了？”

胡一平一边更加夸张地瘸拐，一边嬉皮笑脸地自嘲：“被小舅哥给打啦！”

在胡一平的认知里，他和孟玉莲那点事儿算个屁，是大姐管得太宽，自己给自己找不自在。大姐认为胡一平这是公开和她挑衅，不考虑她的感受，无视她的存在。她满腹伤痛，悲愤，无处发泄，就会在我面前哀叹，说自己一辈子没有遇上一个懂人性的男人。

我说：“如果觉得和胡一平在一起实在痛苦，就离婚吧。”

大姐苦笑一声：“胡一平身无分文，光棍一条的时候，我没想着离婚，如今为啥要离婚？为啥要把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家业交给别的女人？”她心里很清楚，如果离婚了，胡一平屁股后边会有一堆女人，而她除了劳累过度落下的一身病痛，还有什么？为了儿子雪生有个完整的家，凑合着过吧。

大姐从小喜欢读书，早早辍学成了她终生的遗憾。她希望雪生能通过读书出人头地，可这孩子从小就没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他上小学的时候，大姐在开小饭馆，起早贪黑地忙活，小雪生只有姥姥陪伴，学习成绩一般般。到了初中，他只能在镇中就读，大姐不服输，花重金托关系把儿子弄到了县城的实验初中。

在教育孩子这方面，胡一平是放养式的，只要把孩子哄到学校就完事了。大姐有心，怎奈知识有限，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她对儿子也只是一味的在物质上给予满足。久而久之，雪生的求学之路就走歪了。他在县城跟不上课程进度，坐教室就像蹲监狱，渐渐地开始厌学，最后干脆背个书包回家，死活都不肯再回学校了。

望子成龙的大姐几乎崩溃，雪生知道母亲是为了自己好，可他说就是再忍受几年，自己考大学也还是没有希望。他想闯社会，哪怕干再苦再累的活儿都愿意干。大姐拿儿子没有一点办法，不念书，能干啥？酒店这种乱糟糟的地方，她不想让儿子掺和进来。雪生提出要父母出资给他买个大货车，搞运输，大姐说他年纪小，开车不安全，坚决不同意。

雪生没有正式的活干，辍学后整天和一帮社会小青年瞎混。好在大姐为他挣下了一点家产，上门提亲的媒人络绎不绝，雪生却一个女孩都看不上。

雪生21岁这一年，带了个女朋友回家。那女孩儿长得个头高挑，皮肤白净，披肩长发乌黑发亮，大姐看见甚是喜欢。后来双方家长见面，订婚期，下聘礼，皆大欢喜。

雪生的婚宴就摆在我们兴隆大酒店，亲戚朋友，好多客户都前来祝贺。场面喜气盈盈，热热闹闹，婚礼进行到新媳妇给公公婆婆敬茶这一环节时，新娘子的一声“爹”“娘”让大姐感慨万千，喜泣不已。

9.

在南矿商贸市场，各行各业的生意好坏都与本地小矿点的兴衰捆绑在一起。2014年，小矿点彻底被关闭叫停之后，我们的兴隆大酒店也不再兴隆。南矿商贸市场往日的繁华，一去不复返了。

我选择退股，而大姐还幻想着兴隆大酒店能再风起云涌，随着变幻无常的矿业行情里再次振兴。为了节省开支，她辞退了厨师和服务员，胡一平上灶掌勺，她负责打杂，雪生和媳妇当服务员，一家人全上阵。

苦苦支撑到2015年，兴隆大酒店还是在南矿商贸市场的一片萧条中关门大吉。大姐终于回归了家庭，此时的她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脊椎疼痛……总之，各种疾病缠身。

一家人住在县城，胡一平无业在家，依然撑着一副老板模样，天天东跑西窜寻找新的投资项目，可运气、机遇对他似乎就只有那一次眷顾。城里不比乡下，睁开眼不花钱一天都不能过，雪生和媳妇就租了个门面做服装生意，挣多少钱，大姐一概不知，她包揽着一大家子的吃喝花销，只希望小两口能挣点钱，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谁知雪生夫妇倒腾了几年，钱没挣下一分，还偷偷地借下了十多万的网贷。小两口无力偿还，大姐只好用自己的养老钱补上了这个大窟窿。这冤枉钱大姐花得心疼，可又能怎样？

大姐溺爱儿子，胡一平却不这样，他训斥雪生愚笨，说他没有经商头脑，是败家子一个。雪生不吃这一套，梗着脖子说做买卖亏盈是常事，自己亏了都是因为大环境不好。他还鄙视父亲，说如果自己处在那个“猪都会飞的年代”，会比胡一平强十倍。父子俩大吵一架，变得像仇敌一样，一见面谁看谁都不顺眼。

最后，雪生赌气带着媳妇离开了家，到外边租房住，大姐整日烦恼郁闷，焦躁不安。我解劝她，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做父母的也到了该放手的时候了。其实，大姐还有别的烦心事——她恨胡一平还在和孟玉莲纠缠不清：“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他凭什么混女人？一个山里的放羊汉！”

我劝道：“胡一平也上了年纪，由着他，他还能给你整出个啥幺蛾子？往后的日子把自己照顾好，开开心心，乐乐呵呵才是。”

大姐愤愤，依然重复着那句话：“你说胡一平他凭什么混女人？一个山里的放羊汉！”

在我看来，大姐一直在拿丈夫的错来惩罚自己，我只好不厌其烦地开导她，我们改变不了别人，那就改变自己。女人活一辈子不只是为了老公活，为了孩子活，更是要为了自己活，把自己活好才是最重要的。

可大姐就是弄不明白这个道理，她像祥林嫂一样，一次次地哭诉，然后茫然无助地看着远方，自言自语道：“艰难穷苦的时候都熬过来了，日子好了，咋就过不下去了呢？”

10.

2022年2月23日，大姐又一次在电话里和我哭诉胡一平和孟玉莲的那些烂事。我不耐烦了，也是恨铁不成钢，就没好气地对她说：“你要么拿刀砍了胡一平，要么就装聋作哑当傻子，每天这样叨叨叨、叨叨叨，有用吗？”

撂下手机，我又后悔了，恨不能立刻到大姐身边陪她说说话。当时疫情紧张，各村路口都挖沟设卡，出行不便，我心想着等疫情好转，我一定去大姐家住上几天，陪她散散心，或者去看看心理医生。

由于气愤，我又打电话给胡一平，对他破口大骂。胡一平大喊冤枉，意思是他很规矩，是大姐无事生非，闲得找事。我不容他解释，大着嗓门说：“你和孟玉莲的那点破事搁一边，现在只说我姐，她身体不好，情绪不稳定，念在你们多年的夫妻情分，你担待，你海量，算我求你行不行？”

这天晚上，我心神不宁，眼皮老跳，总感觉大姐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也许这就是心灵感应吧。到了第二天下午三点多，我的手机响了，二弟哭着说：“大姐没了”。

开证明，过卡关，娘家人一行人赶到市医院，只看到了一席白单将大姐严严实实地遮盖。我哭了声“大姐”，就猛地扑向一旁的胡一平，狠狠地抽了他两个大巴掌。二弟也揪起他的衣领质问：“我姐姐是怎么死的？”

恐惧慌乱中，胡一平来不及狡辩，交代说他们中午吵了架，然后各自回屋睡午觉。进屋没一会儿，他听到姐姐的房间传出“扑通”一声，但因为赌气，他就没去看，等一觉醒来，他发现屋里还是没动静，打开门，大姐已经昏倒在地，打120送医院，人早已没有了生命体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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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清明节，我开车专程到后山乡去给大姐上坟。返回的路上，我突然产生了一个特别要去南矿商贸市场转一转的念想。

这么些年，由于小矿点乱挖乱采，南矿的大矿体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再加上多年开采资源枯竭，南矿下马了，废弃了，曾经的繁华变成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站在一片废墟中，望着眼前的瓦砾枯草，我又想起了大姐。人生苦短，好好活着，是多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可是，人一旦陷入某种事情，精神被桎梏，往往就难以解脱。我那屡遭男人背叛的大姐，就是在委屈与不甘中，耗尽了自己的生命。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