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门城门几丈高?三十六丈高。骑白马,带把刀,城门底下走一遭。”
这是沈丁从小唱到大的童谣,母亲唱给她,外婆唱给母亲。
外婆出生于1932年的南京城,那时候的南京城门比现在多,街上都是穿着长袍的短发男人,女人则大多下身系着块围裙,同样的短发,不施粉黛。
外婆模糊的记忆里,她就住在城墙根下,母亲在一旁的木头搭的栏杆上捧着瓷碗吃饭,她的腿边都是自己编的竹制品,竹篮,竹筐,竹筛子。
母亲的眼神一直没离开过外婆,吃完饭她就继续一边做一边卖,那时候全家平时就是靠这些东西为生。母亲在卖竹制品时,还会在一旁制作一些花灯。
但花灯每年只有农历正月才有需求,母亲每天只在扁担上放做一个花灯用的竹竿和纸。
做完一个放在家里,再开始做第二个。
外婆总是很乖巧地坐在一边的凳子上,外婆的父亲会来顶替母亲,让她去休息。父亲也会专门来补点卖掉的竹制品。
等天暗回家时,父亲挑着扁担,母亲抱着外婆,一家三口会经过太平路,那是南京城最繁华的一条街。
那也是外婆每天最期待的时候。
五岁那年冬天,东边的光华门城墙被炸塌,震动和哭喊很快传到城南。
“快跑啊,鬼子来了,城墙么得了。”
外婆被抱着跑的时候,嘴里还唱着那首童谣。
那个时候她还不懂发生了什么,她在父亲的脊背上颠簸,望着越来越远的竹制品,那里面还有妈妈没做完的花灯。
外婆不理解,那可是爸妈的宝贝,他们怎么都不要了。
他们不再出门,天上是飞机轰鸣,地面时时传来震动,爸妈偶尔的争吵都不存在,他们像两根绳紧紧拧住没法分开。
他们躲过城门洞,躲过防空洞,他们背着所有的家当越走越远,顺着父亲平时拉货的路线逃出南京城。
“可能他们只过两天就走了呢?”
“不可能,鬼子才不讲道理。”
母亲总幻想过去的日子还会重现,父亲却当机立断。他不能死,不然老毛家就断后了,他得活着。
他们用全部的积蓄去了重庆,回头看时天上丢下的炮弹在南京城里炸落,每一下,都是一个家庭的毁灭。
一家人到重庆时哪还有多少钱,只能住在歌山山洞,后来遇到个好心的军官接济,开始在重庆做起竹子的编制。
虽然没有熟悉的城门,但日子多多少少也恢复了过去的平静。
外婆八岁时,母亲怀孕了,艰难生下一个男孩,外婆平静的生活开始发生变化。
原来她是被抱在怀里,举过头顶的,她能坐在母亲身旁的小凳子,能被母亲时时注意,还能吃到家里不多的油水。
弟弟的出生打破了一切。
明明他生在风和日丽的重庆,却只会哇哇大哭,还害得母亲从此身体虚弱。但父亲却说弟弟是家里的功臣。
父亲口口声声,是这个男婴救了全家的命。
外婆幸福的八年都在此刻终结。
她听到父亲要把她许人家,说这样就可以用嫁妆给弟弟更好的生活。
外婆的母亲不愿意,这是她看着长大的孩子,是她在鬼门关里也不肯离开紧张哭泣的孩子。
“就是个女孩,早送走晚送走,以后都是嫁人的。”
“那以后再说。”
“有人找童养媳为什么不去给相一相,万一看上了我们就不用养了,养个女孩有什么用?”
外婆的肝火就是从那时候旺盛的,她不知道什么是嫁人,但她知道什么是抛弃。
父亲要抛弃她,因为她是女的。而弟弟还在襁褓里什么都做不了,他却能享受皇帝般的待遇。
“我有用,我可以帮妈妈编竹子。”
父亲不信,外婆就证明给他看。
八岁吃得不好的孩子能有多大力气,全凭一口气。
外婆从五岁时就帮着母亲洗菜,搓衣服,提一些小体积的竹制品,八岁时已经能将竹子劈开,磨平,压弯,虽然艰难,但咬着牙就做得到。
也是在八岁那年,外婆制作出人生中第一盏花灯。那花灯不是用来售卖,只是挂在床头,它成了外婆争一口气的陪伴。
外婆说,那是一盏荷花灯。
因为外婆的帮助,家里的竹编品买卖收益更多,外婆成了父亲眼里有用的人,他决定给她好好挑挑人家。
八岁就有手艺的女娃可不多。
1950年全家用卖竹制品的钱回到南京,这里已经不需要那么多的竹制品,而随着南京的解放,经济、文化都开始恢复,人们开始追求红色主题的花灯,红星灯和飞机灯。
秦淮灯彩成了人们对新中国的热爱和新生活的赞美。
外婆的母亲重拾花灯的手艺,外婆也从一年做一盏花灯给自己看,变成每天都在做花灯。
在战争中重建的南京城就在这团红火中获得希望,人们对红色花灯的追求,也是对新生活的向往。
外婆的弟弟,什么都不会。他是父母唯一的儿子,劈竹子怕他受伤,做花灯怕他枯燥。
可当时的南京城没有多少新鲜的营生。竹子仍然是养活一家的主要来源。
只是好景不长,外婆一天醒来,世界又一次天翻地覆,花灯不允许被销售。
“我就说女孩没用,竹编也没人要,花灯也不能卖,这么大了尽在家里吃闲饭。”
八岁和二十岁还不同。八岁时外婆的选择多,二十岁就不同了,二十岁没结婚的在那个年代家门口都是唾沫星子。
“早知道八岁的时候就给你许人家,现在大家都好。”
“你弟弟马上十二岁,读书要花钱,以后还要娶媳妇,到处都要花钱。”
“女人只能靠男人,你已经二十岁了,我没有义务照顾你了。”
这是外婆的父亲对她说的最后三句话。
那一天晚上这个男人喝着酒想着附近还需要媳妇的人家。也是那一天晚上外婆的母亲拉着她在她手心里放上一枚金戒指。
戒指的上方镶嵌了枚红色的宝石。
“这是当年刚到重庆的时候,那个军官的太太给我的,我一直藏着想等你出嫁的时候给你,现在给你吧。”
外婆没听懂什么意思,她的娘也要把她卖掉吗。
“我不要。”
“你拿着。”
外婆的母亲将外婆的手掌合起,掌心里的坚硬就是那枚藏了十几年的期望。
“娘,我想跟着你卖竹子。”
“你已经二十岁了,别家二十岁的姑娘孩子都生了,你再留在家里,你爹这两天就能把你许人家。”
外婆这回懵了,她越听越不明白了,母亲也不是要她嫁人。
“娘是要我逃?”
“娘有一个师姐,现在也住在城南,你去找她,她没有孩子,以后你就是她的孩子。”
那天晚上趁着父亲睡着,外婆在他的床前磕了一个头,跑了。
从此之后她改了姓,跟着母亲的师姐姓,她身边还有一个少年,是母亲的师姐在战乱里捡起的悲惨。
两个姓毛的孩子依然坚持做着灯彩,他们躲躲藏藏,悄悄售卖,在暗无天日的境遇里窃喜,灯彩成了他们生活里全部的光。
终于在1977年,外婆四十五岁的时候,夫子庙恢复了灯会,灯彩再也不是地下的秘密。
外婆的手伸进衣服夹层,在那里逢着一个口袋,她拉开拉链从里面摸出一枚金色的戒指,上面镶嵌着红色的宝石。
“我娘一定会替我高兴的,我嫁给了喜欢的人,还用灯彩养活了我的孩子。现在我老了,灯彩还在我的身边。”
外婆说着将戒指放进沈丁的手里。
“婆婆你自己收着。”
“我老了,明天还要做B超,不能戴,你拿着。”
这戒指很重,沉甸甸的,不仅是重量,还有它的意义。
“别弄掉了,那是我娘给我唯一的东西了。”
沈丁离开前,握紧手掌,外婆今天说的故事,她是第一次听。
灯彩好像不仅仅是赚钱的工具。
它对外婆而言,是自立自强的尊严,是血脉相连的眷恋,也是道不明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