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州老人中心，那些老去的移民和离乡的打工人1.

毕业前的春天，我告诉自己一定要离开这个国家。节节攀升的地铁票价，断断续续的枪击新闻，穿行在美国东部城市绵延不绝的游行里，我被街道上充斥的狂热和不满弄得晕头转向。

到了夏天，在美国读了两年硕士的我，茫然地发现本地留给文科留学生的岗位寥寥无几。一天，我在微信群里偶然刷到了一条来自加州的招聘信息：一家老人中心需要一个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的学生填补中心社工的位置——这倒与我的专业对口，研究生实习阶段我还做过一段时间的老年人心理咨询。想到加州的阳光，我决定在当下给人生画一条暖洋洋的岔路。

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我参加了面试，没想到面试简单得令人意外——院长只和我随便聊了聊毕业的学校和专业，就决定让我试试。他要求我上岗后要完成中心为老人提供心理咨询的文书，好应对政府的定期检查，还要陪只会说中文的老人们聊天，甚至还要帮他们处理英文账单和信件。

我答应了，随后顺利入职。

1.

这家老人中心坐落在洛杉矶市郊的帕萨迪那镇边上，旁边还有一家大型亚洲超市。从外面看，它就是一个废弃的仓库——灰白色的平层，扁扁的。

第一天上班，我推开废旧厂房改造的老人中心的大门，八月的阳光裹挟着加州独有的轻快和慵懒闯进来。我眼前出现了一排排长桌，少说有六七十位老人正在桌边吃早饭，他们吵吵嚷嚷，各说各话。

突然射入的阳光照得正对门口坐的老人紧闭双眼，手上却还是若无其事地继续着进食动作。几个老花眼不那么厉害的老人偷偷打量我，还有人冲上来和我聊天，兴奋地问东问西：“你从哪里来？结婚没？有美国身份了吗？”

我赶紧一一回答，希望留下不错的第一印象。

老人中心的规模不大，各种设施也不算新，赭石颜色的瓷砖地板衬得房间发黑，连带着空气都昏昏沉沉的，却很好地掩饰了各种油污。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鞋子就被粘住了，就“吱吱嘎嘎”地走到了所谓的“工位”上——不过是一副老旧的红色桌椅和一台黑色座机。

于秀玲坐在我旁边的工位上，她的桌上连电话也没装。经理解释道：“打进来的电话可能说英语，你一个人接就好了。”

于秀玲的年纪比我妈妈还大一些，她静静地坐着，抿着涂得鲜红的薄嘴唇，竭力耸起眉头，一双内眦的细长的眼睛透过老花镜朝上端详我。她让我坐，说：“以后有不懂的可以问我，或者问坐在单间里的经理。”说完，她摘下眼镜，头也不回地走向那一排排的老人。我注意到，她虽说年纪不小了，但个子高挑，腰身还保持得匀称，走起路来还挺好看的。

秀玲平时很忙，在老人们回家之前，她基本没有时间和我说话。她负责早上来中心开门，之后就排排桌椅，整理老人们要用的游戏道具。等厨娘来了，她还要进厨房帮着一起做饭——那个细皮嫩肉的厨娘几次都把粥熬煳了，可她是老板安排进来的人，经理只能嘱咐秀玲多帮着她点，少出点纰漏。

到了早饭时间，老人们陆续到场。他们来这家中心，一人一天的费用是八十美金，如果用低收入者才能办理的“白卡”（一种保险险种）登记，这笔费用会由政府承担。周围的华人移民爱来这里参加活动，因为他们大多都有“白卡”，可以在这儿吃免费的早饭和午饭，等活动结束还可以顺便去旁边的超市买菜回家。

人越来越多，秀玲像一只尽责的工蜂，左右翻飞，把这个要的馒头递到桌上，那个要的白粥送到手边。有的老人等久了，觉得自己不受重视，就开始撒泼。秀玲笑着走过去，一双手使劲地揽住不断要挣脱的老人，在对方耳边悄悄说：“别生气嘛，明天你要吃什么，我给你偷偷先留一份。”话说到这个份上，老人的气早就消了，带着点傲气地吃起了晚送来的早点。

次日这位老人一来，秀玲就凑上去，把昨天说好的早饭悄悄往老人手里一塞。两人故作镇定地完成交易，像是一起执行了一项惊天动地的大任务。

2.

老人中心的客户大多是华人，有些是自己找来的，有的则是老板靠自己的人脉拉来的。中心的管理层不喜欢我把时间“浪费”在看不见的心理健康上，他们更愿意让我做个前台接线员——除了我，中心里只有管理人员会说双语。

那些天，我像客服一样坐在前台接电话，解答潜在客户提出的各种问题。我很疑惑，觉得这工作跟我的专业好像没什么关系，人事经理总是赔笑说：“帮帮忙、帮帮忙吧。”

经理从前在国内某大学做过辅导员，他很会拿捏学生的心理，只几句话，就说得刚毕业的我无法推脱。到了中午，经理又说食堂缺人手，拉我去打饭。我更疑惑了，但还是进了厨房。后来，厨房专属的一次性围裙就没一天离开过我。

那天上午，又到了十点半，我看了眼座机上的时间，赶紧奔向厨房。几个女员工已经围着一张摆着餐盒的桌子站好了，除了厨娘，护士和护工也是被经理动员进来做义务劳动的。四个个子不大的女人把狭小的半开放厨房塞得满满当当，大家自发组成一条流水线：摊开餐盒、打饭、打菜、盖上餐盒。这事说起来简单，但用弹簧夹夹完一百来份菜，我只觉得虎口疼得脱力，大拇指和食指有二三十分钟没法合拢，能看到肌肉突突地跳。

这些大锅菜是用政府给老人的补贴买的，大多数时候味道还行，就是普通中式快餐的滋味，重油、重盐。但每到周一那天，伙食就不灵光，甚至可以用“乌七八糟”来形容那些奇怪的菜式。又一次，餐厅送来了番茄鸡蛋炒毛豆菌菇，搞得我打菜的时候，老想到自己小时候去乡下阿婆家住时，看到的猪食槽里倒的那些碎虾烂菜。

司机老佟从前在中餐馆的后厨做过，他斜眼看了下大盆里的菜，冷哼着走开了。吃饭的时候，他说，餐厅周一配的菜一般都是上周吃剩的，“菜里的毛豆一定是要过期的毛豆罐头”。

不知道是老板还是经理出的馊主意，会从每天的饭菜里扣出一些当员工餐，算是福利。这绝不合法，所以政府部门来检查的当天，员工就自己带饭，装作决无此类事件发生。我觉得吃老人的饭菜实在难为情，但其他同事觉得我们的工资已经被压到最低，没什么好怕的了，既然老板给了，干嘛不吃？大部分老人也默认这种做法，他们带着“自我牺牲”的意思，觉得自己少吃一口，能帮扶几个后辈，颇有些自豪。还有的老人不仅不介意我们吃，有时甚至会把自己分到的午饭送给我们，要我们带回家。

但也不是永远如此和谐。餐厅送来的饭菜总量是固定的，可每天来中心的老人的数量不同，我们打菜的时候需要合理分配，如果打少了，有几个老人会喊叫，威胁要转去别的中心；如果打多了，我们员工只能饿肚子。

有那么一两次，每个员工只分到半个拳头大小的米饭，外加一两块茄子、番茄。中心的司机都是饭量不小的大男人，他们拿到明显不够吃的盒饭，当下就目露凶光。等到下午送老人回家，司机的眼神里还透露着仇恨的光芒，有些老人磨磨蹭蹭，或对安排的座位抱怨不休，司机的额上就会青筋暴起，咬牙切齿地低声咒骂。

3.

我入职后不久，中心又来了个新司机小刘。

小刘实际年龄是四十岁，但看上去却像不过三十。他乌黑的瞳仁总不安分，在细长的眼眶里溜来溜去，人中左侧有一颗不小的、凸起的毛茸茸的黑痣，给整张脸添上了一丝不太和谐的气质。

在年纪大的女员工面前，小刘话不多，有点谄媚的样子，讨好地帮忙，跑前跑后。秀玲喊他理麻将牌，数一数齐缺，他很快去做。在不开灯的麻将桌边，牌一张张地码放起来，他的脸色却阴沉得可怕。而对男员工，他则有点唯唯诺诺，好像是惧怕着什么。

大概是我在他来的那天主动跟他打了招呼，叫了他一声“小刘哥”，他就特别喜欢跟我讲中心的事情。不开车的时候，他站在前台纵观全场地观察着，常斜眼说，中心的管理人员是恶人，“就会帮着老板压榨员工”。他不喜欢秀玲，说她也是他们的“走狗”，还会时不时地朝她所在的方向摇头。

但奇怪的是，小刘对每小时只有十块出头的、压着基准线给的低工资倒似乎不是很在乎。他总说自己一定会做出些事情——对于这个“事情”，有个实习生觉得，他说的是开一家大餐厅。

中心还有个司机叫彼得，是台湾人，他当过兵，人高马大的，总是眼神向下瞥人，好像把谁都不放在眼里。遇上不合意的事情，彼得总操着南部口音骂些含糊不清的脏话，大家都见怪不怪了，只注意平时不去招惹他。

这天不知道什么原因，彼得骂了小刘一句。小刘竟然一反平时懦弱的样子，直接跟彼得对骂起来，甚至要飞腿踢他。彼得也被小刘突如其来的怒气给镇住了，他愣了一会儿才想到回击，其他同事连忙冲上去把两人拉开。

闹完这么一出，小刘不见了，我去中心外面的公用洗手间，发现他正独自坐在无人的楼道里发呆。

我有点尴尬，问：“小刘哥你没事吧？”

小刘迅速恢复了平静，脸上又出现平时那种鬼鬼祟祟的样子，他张望四周确认无人后才说：“我那是装的。彼得总是欺负人，一旦被欺负上，肯定没个头。我今天就是给个信号，谁也别想欺负我。今天这样一闹，就没人敢欺负我了。”

说完，他探头探脑地走出去，又换上了愠怒的表情。

熟悉之后，小刘告诉我，多年前他来美国，其实家里并不同意。他跟父母大吵一架，说自己不喜欢家乡，不喜欢国内的生活，几乎和家人断绝了关系。最终父母妥协，他漂洋过海，发誓要在美国闯荡出一片天地。

他先进了一家规模不小的中餐馆打工，目标是伺机偷师，将来自己也开一家这样的饭店。也是在那儿，他认识了一个从广东小县城来的女服务员，后来她成了他的妻子。小刘跟妻子学会了煲汤，还学会了粤语，在加州很能派上用场。

后来他离开了中餐馆，辗转换了几份工作，干得都不算长久。到了周末，他常陪老婆孩子出去玩，一次中心的仓库里翻出一堆过期的面包，小刘讨了，说：“正好带孩子去喂鸽子。”

有的老人得知小刘有三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看照片，他们一张张地翻看，对着那三张稚嫩的脸庞连连说可爱。可转过头，他们又感叹小刘可怜，因为他妻子生完三胎后就辞职了，“三个孩子可怎么养啊”。

相处一段时间后，中心的同事发现小刘的英文说得很流畅，在他这个年纪的华人当中绝对是佼佼者。后来有人发现小刘是南开大学毕业的，学的是工科。

我们有一肚子疑问，却没机会问了。小刘只做了一个月就突然辞职，谁也没有提前告诉。据说他应聘上了加州公交线路的司机，开大巴去了。走时，他的工作牌还没做好，我连他全名是什么都不知道。

秀玲作为中心的元老之一，似乎已经见惯了同事的不辞而别。当大家在一起议论小刘的时候，她什么也没说，只专注于自己手头的工作。

4.

在老人中心，大家都觉得分饭是个苦差事，又脏又累，还动不动就落埋怨。于是，几个老员工一到饭点就默契地失联，只有秀玲，总是第一个去厨房帮忙。

我坐在她边上，自然跟着一起去。我手脚笨拙，有时候会不小心把菜汁洒在衣服上，只好傻傻地笑。秀玲也笑，她眼神里的戒备淡了，逐渐多了几分温柔。她不止一次地感慨：“哎呀，你到底和我们是不一样的。”

我知道，她口中的“不一样”指的是我来自大城市，又是家里的独生女，做不惯体力活。另一层意思是，我有工作签证，在美国没吃过什么打工的苦。我们有不少同事都是到了美国以后先“黑”下来，再通过大赦获得的身份，秀玲也是其中之一。之前他们都做过许多类型的工作，来这家老人中心之前，都过过一段长时间担惊受怕的日子。

秀玲怎么会来美国？她自己也有点说不清。似乎是羞于启齿，她只零碎地跟我说起一些片段。但好在有记性好的老同事，大家闲聊的时候，会丢下这张拼图另外的碎片——

2000年，中国北方还远未到收成的季节，一天于秀玲的丈夫回到家，说自己的某个朋友有门路，可以让他带全家“去做美国人”。

当时于秀玲在街道做保洁员，虽说一家人日子过得不算富裕，但在土生土长的小县城里生活，也没愁过吃穿。“干嘛要去美国呢？人家那话咱都不会说，这日子可怎么过呀？”别说英文了，看着刚上初中的儿子的作业，她觉得自己连中文都读不大明白。

可丈夫还是一意孤行，他东拼西凑了一笔钱，拿上了旅游签，开始打包行李袋。至此，秀玲才惊觉一切是真的要发生了。

随后，一家三口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到了美国。一直到现在——年近六十的秀玲还是常常觉得自己在一场梦中。好的梦？坏的梦？她不敢说。

到美国以后，已经在这里留下多年的老朋友熟门熟路地介绍了移民中介给他们认识。秀玲被牵着填了些杂七杂八的表格，参加了些不明不白的听证，后来才发觉这是在给他们办政治庇护。那一份份英文文件是在帮他们控诉，说他们一家受了迫害，需要美国的保护。

回忆起这件往事，秀玲笑着对我说：“我是什么要紧的人呐，国家还要迫害我？”

当时中介漫不经心地跟他们解释，说独生子女政策是对人权的践踏，还说了些秀玲听也没听过的政策法规，“反正你想留下，就把这些文件都签了，到时候会有翻译帮你说的”。

秀玲小声嘀咕：“这不是撒谎吗？”

但此时，回去是不可能的了，他们已经没有退路可走，这趟美国之行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借了一大笔外债。秀玲想，既然来了就先找个地方打工，好歹先把借亲戚朋友的钱给还上。

在等待身份的过程中，秀玲夫妇就是旅游签过期的非法滞留者，只能通过熟人介绍偷偷打黑工。期间一旦被移民局发现，随时可能被遣返。

秀玲的丈夫会开大巴车，他打算跟着朋友去华人开的旅行社做司机。朋友确实没骗他，开大巴一个月有八千美金的收入，而且是现金结清。只是一年中，一半是旅游旺季，一半是淡季，他有半年得在美国各地的旅游景点之间没日没夜地开车，不能着家，而剩下半年没有工作，没有收入。

家里存款寥寥，账单却是长长的。秀玲要照顾儿子，还要咬着牙四处找工作，老乡说起哪里招人，她都赶紧去试一试。她洗过碗、端过盘子，干的都是脏活累活。

一个阴差阳错的机会，她来到了这家开业不久的老人中心。老板是台湾人，很精明，因为大半员工都没有合法身份，他总借故把工资压了再压。“黑着”的人自然敢怒不敢言，秀玲却很知足：“总算是比天天把手浸在冷水里、在灶台上成天见不着太阳好了。”

秀玲想留下，因此工作很认真，每天她早早到中心开门，扯着爽朗的大嗓门跟每个老人问好。大部分老人都喜欢秀玲，有的拉着她的手，没完没了地说家常，还有些则是喜爱过了头——有几个老伯也不管老婆在附近，常说些隐晦的荤段子逗秀玲。最好秀玲佯装生气，拿那只涂着红色指甲油的白手打他们，好像被这么打一下，当天的筋骨才能舒展开来。为此，秀玲没少被几个老太太故意挑刺，但她从不动怒，从不争辩，只是赔笑打哈哈。

转眼间，秀玲在这家老人中心干了二十多年，朝夕相处，大家了解了她的为人，都和她很要好。

5.

员工们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经理不止一次暗示，说张先生来头不小。我透过员工用餐室门上的气窗向外看去，张先生身材高大，坐得笔直，在众多身形佝偻的老人当中颇有些鹤立鸡群的味道。但除了不符合年龄的挺拔，他实在没什么稀奇的——长了一张瘦削的马脸，搭配不大的眼睛，和没有血色的薄嘴唇。

他的妻子坐得离他很近，老太太收拾得干干净净，剪短的银丝蓬松又整齐地梳拢着，像一团朦胧的灰色光雾罩在头顶上。她面容清矍，脸庞上爬满了皱纹，似乎没有抹粉，只薄薄地涂了口红。年轻时，这究竟是张好看还是难看的脸，如今也没办法看出来了。

后来秀玲告诉我，张先生夫妇“是很特别的”。

大部分老人都要求天天来中心参加活动，因为家里人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来中心不仅可以打发时间，有人陪说话，还不必自己做饭。而张先生夫妇则是一周只来一两天，有时还要告假。他们喜欢旅游，虽然年事渐高，还是会自驾去各个城市漫游，因此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秀玲咂舌，感觉这样真危险，经过一段时间早上的问好、下午的再会，秀玲觉得彼此算是熟悉了，才终于忍不住说出自己的担心。张先生夫妇却只是笑笑，说还不至于糊涂。

这么多年以来，俩人在中心待着的时候总坐在一块儿，不怎么同别人闲聊，好像不太爱社交。偶尔遇见台湾的旧相识，也只是微微点个头罢了。

张太太出身南京，是个京剧迷，她惯唱武生，早年去台湾之前好几个剧种都唱得不俗。平日里，她讲话轻声细语，但一开嗓子，铿锵浑厚，有时在中心的戏曲活动室外面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有几个老太太想跟她学戏，张太太不要钱和礼物，教得却很尽心。谈起张太太，老人们总是抿紧了嘴巴，用力地点头，一副心服口服的样子。

不久之后，低调的张先生竟做了一件轰动中心的大事——张先生一掷千金，替妻子包下了洛杉矶市区的一整间剧院，为她办一场音乐会。据传，包剧院、请好的声乐师、布置、赠票，算下来，他们在每个观众身上要花五千美金。

张先生九十二岁那年，他们夫妇自驾出行的次数才没有那么多了。后来，张先生渐渐出现阿尔兹海默症的症状，为了安全着想，他们不再开车出门，有时中心的活动结束，他们会请秀玲送他们一程。

这事本是举手之劳，不料却成了秀玲在美国生活的转折点。慢慢地，张先生夫妇周末想出去玩，也会叫秀玲帮忙开车。反正丈夫孩子不在家，秀玲觉得冷清，总是很爽快地答应。家里饺子做多了，秀玲就给老两口捎一点，放进他们的冰箱。

洛杉矶没什么娱乐，到了周末，很多华人都喜欢去赌场消遣。张先生夫妇也去，他们一下车就塞给秀玲一沓厚实的钞票，除了陪同的酬劳，剩下的是“一些零钱，赌着玩吧”——说是零钱，差不多也是她在中心干一两天的工资了。秀玲不好意思收，老人却很决绝地塞进她手里，头也不回地走向老虎机。

秀玲家有很多需要用钱的地方，她自然不赌，只是坐在沙发里等。她看着两个老人带进去鼓鼓的一只皮夹，蜜蜂采蜜似地在各个机器前流连，最后带着瘪瘪的皮夹出来找她。钱花完了就回家，往后的每一次都是这样。

在这场交易中，秀玲常常会忘记这是一份有酬劳的工作，坐在她面前挥金如土的老夫妇也并不是电话那头她那老实巴交的农民父母。

等绿卡下来的那段时间，秀玲回不了国，父母也来不了，骨肉分离带来的痛，一年又一年刺痛着她的心。等待长到望不到头，母亲打来电话，语气也越来越低沉。终于有一次，母亲忍不住在电话里哭起来，不停地问她：“何苦呢，为什么要去美国过苦日子呢？为什么让我见不到你们呢？”秀玲捏着话筒，很想像往常那样笑着打哈哈，但那次她只是无声地掉眼泪，她不敢开口，生怕自己会大声哭出来。

绿卡终于下来了，秀玲赶紧催促大哥给父母办签证，可两位老人被拒了好多次，一等又是好多年，到签证办下来的时候，秀玲父亲的身体已经经受不了长途旅程了，只有母亲一人成行。

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相聚的那一刻，母女抱头痛哭。秀玲接母亲回家，老人看着女儿女婿花光十几年积蓄刚买下的两层小屋，满眼新奇。她在屋里摸来摸去，左看右看，终于笑着说：“你的日子过得不差嘛，比我想的好多了，我总算可以放心了。”秀玲努力地笑，好像要跟新房子一起，印到母亲的脑子里。

转眼间，分别的日子到了，秀玲去机场送别母亲，泪眼朦胧。她知道，这很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见母亲了，但她别无选择，很多事情，回不去了。

后来，秀玲跟我说起这段往事，脸上还带着那种幸福又掺杂凄苦的笑容。当时中心里有很多老人和同事都劝我在毕业之后留在美国，唯独秀玲没有说过。

6

秀玲渐渐习惯了有张先生夫妇的周末，熟悉之后，她才知道他们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在美国，女儿一家在台湾。

秀玲也曾有过好奇，她让儿子在网上查张先生的背景资料，名字输进去，确实是位国民党大人物。儿子兴奋地盯着电脑屏幕，已经摸着手机，按捺不住要跟人分享这个消息了。秀玲神情复杂地看看屏幕，又看看儿子，憋了半天，撇嘴说：“别跟人乱说什么，反正咱也不清楚。”

一天，张先生的大儿子给秀玲打来电话，算是正式的请托，之后秀玲就顺理成章地接下了照顾老两口的任务，每天下了班就去给张先生夫妇做菜——老人中心下班早，老板为了降低成本，会尽量压缩员工们的工时，大概每天下午三点钟，我们已经在回家路上，看着加州最不吝啬的蓝天白云了。

张先生夫妇很大方，照例每次几百、几百的付现金给秀玲。秀玲先是推脱，后来还是接受了，只是干活加倍细心认真。而对于两位老人的过去，三人很有默契地从未提起过。

2018年下半年，张先生已经记不得钟点，也记不起吃饭了，他每天睡觉的时间越来越长。张太太得了糖尿病，瘦脱了相，脸白刷刷的，眉间常挂着正在忍受关节疼痛的表情。不管谁跟她说话，她总要先花很大的力气克制住疼痛，才能气若游丝地吐出一字半句。

两位老人难以生活自理，大儿子就给他们雇了个住家的菲佣，饭也不用秀玲做了，在社区门口的餐馆解决。每个月，大儿子预付三千美金给餐馆老板，老人每天走进去随便点着吃。老人的胃口都不好，每次只点一两个蔬菜，常点的是一道没什么味道的白煮豆腐羹，老板乐得接下这桩生意。

秀玲得空了还是会去看看老两口，有时是去给他们洗衣服，有时也陪他们吃饭。菲佣也陪，但实在是鸡同鸭讲，大眼瞪小眼。还得是秀玲来了，问几声冷暖，说几句安慰的话。去的次数多了，秀玲就见到了张先生的两个儿子。一天，大儿子来给爸妈送台湾政府发的钱，整整一书包的现金，他放下钱就走了。过了几个礼拜，小儿子来了，他到爸妈的书房里翻出了那个装有现金的书包，胡乱往自己包里塞了些钱，也走了。

张太太曾跟秀玲说过，大女儿很关心他们，虽然她人在台湾，时不时会打来电话问候——只可惜他们的大女儿在七十几岁时就因癌症去世了，台湾的家人怕张先生夫妇受不了打击，就编了些谎话搪塞他们，直到他们双双离世，还被蒙在鼓里。

张先生已经完全不能参加中心的活动了，他的长脸毫无表情，像个嗜睡的婴儿，能在护士的办公室里一连睡几个小时的觉。张太太的身形越来越瘦，眉头越皱越紧，她常常忧心忡忡地望着酣睡的丈夫，低声自言自语：“我不能走，我走了他怎么办？”

张先生浑然不知妻子的焦虑与忧愁，等他醒来，总是茫然地问：“这是哪里？我在这做什么？”张太太不答，无言地凝望着他。

张先生得花越来越长的时间去回忆自己的名字了——明明他的名字就用正楷打印在签到单的边上，可他就是想不起来。有时候他想了半天，只画上一条虚弱的弧线，有时候他看到签到单上别人的签名，就在自己这栏落下别人的名字。

秀玲无奈地笑了：“张先生，你是张XX啊，你不是李四啊。”张先生低着头，好像听不懂。

张太太唯一一次在中心发火，是因为张先生的安全。那天，秀玲没空送他们回家，他们就乘坐中心提供的班车。为了节省开支，老板没有采购脚蹬，张先生拖着僵硬的双腿下车，险些踩空摔倒。张太太顿时气得浑身发抖，她苍白的嘴唇直打颤，带着哭腔说道：“过分，太过分了，他这么大岁数，你们竟然……我们以后再也不来了。”

老人们也七嘴八舌地指责中心的管理层，主任冲出来，不停地赔罪，我站在司机身边，一起悻悻地低着头。

7.

张先生夫妇是中心的老客户，这事发生之后，经理慌了神，连忙嘱咐秀玲去张先生家探望时要帮忙劝劝。可那段时间，秀玲正在烦儿子的事，已经很久没去张先生家了。

秀玲一家三口刚来美国的时候，儿子正是读中学的年纪，他在国内学习成绩就很差，到了异国他乡就更读不进去书了。秀玲和丈夫起早贪黑干活挣钱，实在匀不出太多时间给儿子，于是儿子成天跟一些“黑着”或刚结束黑户生涯的中国男孩玩在一起，他们打篮球、逃学、喝酒，终于还是辍学了。

后来，秀玲的丈夫索性带儿子去旅行社开车，旺季时，父子不着家，到了淡季，就闲在家里。不知不觉，秀玲的儿子也过了三十岁，他没有存款，没有对象，还住在父母的小房子里。

“你可以跟你爸一样，出去打个短工，存点钱呗。”秀玲说。

儿子单手刷着手机，翻了个身，面向墙壁，没有理她。

秀玲感觉到，从来到洛杉矶的那个夏天起，儿子仿佛就停止了生长，即使脂肪堆上了他的小腹，纹路渐渐爬上了他的脖颈，在这个从顶点开始衰败的身体里住着的，依旧是她那个青春期的儿子。

现在一家人已经有了绿卡，儿子可以自由回国。但他回去也只是无尽地挥霍他在旺季赚来的收入，仿佛是要用美金来填补他出国时留下的青春空洞。

儿子的任性不断考验着秀玲的耐心。

一次在驾驶大巴的途中，儿子因为小事和导游起了口角，竟直接把车停在马路中间，撂下导游和一车的游客，自己打车走人了。旅游公司的负责人和秀玲夫妇是老熟人，打来电话破口大骂，秀玲连忙赔罪，央求他不要开除儿子。

那天，儿子回来得很晚，像是和朋友喝了不少的酒。秀玲干坐等到夜深，劈头问他是不是有这件事。没说两句，儿子摔门回了自己的房间。半夜，他一声不响地搭上飞机，去纽约投靠一个素未谋面的网友了。

他跟网友说：“你知道吗？我妈在国内就是个街道里面的清洁工。”

自始至终，儿子没有道歉。

秀玲为儿子的事急得牙龈上火，整宿整宿失眠。她觉得胸闷越来越厉害，医生给她做监测，发现她晚上睡觉，心率最低的时候，一分钟只有二十次的心跳，建议她马上做手术。秀玲知道年底中心忙，不大会放她的假，就执意要等到春节以后再做手术。同事们都在背后悄悄议论，说秀玲太拼了。

牙疼吃不下东西，连带着胃痛也一起折磨着秀玲。她拿出丈夫不知道从哪儿买的胃药给我看，请我帮忙翻译说明书。我认真看那瓶身上的细小字母，翻译着不良事项：“可能会导致心跳过慢……”

秀玲咂着舌打断我，抱怨道：“这家伙，也不好好问问清楚。”然后就把药扔进了抽屉。

我觉得自己刚才念得过于草率，赶忙说：“你要不要再问问医生？或者我再看看仔细，整个说明书都看下？”

秀玲摆摆手，欲言又止，最后说：“算了。”

8.

中心的工作人员发现张先生夫妇已经缺勤两天了，这时他家的菲佣打来电话，用生疏的中文夹杂着英文说，张太太在浴室里摔跤了，需要静养，所以要请假。

我给秀玲翻译了菲佣的话，她听了很着急，马上打电话给张先生的大儿子。谁知对方在电话里说“小事小事”，然后就急着挂了电话。秀玲对着我长吁短叹，一会儿骂菲佣照顾老人不上心，一会儿又骂老两口那两个还不如菲佣的儿子。

我们等了两天，张先生夫妇还是没有出现，最终秀玲还是忍不住拖着病体上门了。一见到张太太，秀玲急得跳起来——她跌破了头，正发着高烧。

秀玲生气地责骂菲佣，菲佣愧疚地辩解，说自己听不太懂中文。秀玲又赶紧给大儿子打电话，对方云淡风轻地说自己知道了，“没事的”。秀玲无计可施，毕竟对方才是监护人，自己除了在老人中心安分地上班，别的什么也做不了。

那几天，秀玲像是要通过不停地说话来打断心里的什么念想，她兴致勃勃地跟我说起往事：张先生夫妇身体好的时候，他们开车四处游玩，在外面兜风。然后，她抬头对上两个空着的座位，眼睛一下子又红了。

一天，秀玲照例把宾果游戏（一种填写格子的游戏）的卡纸放到老人们的桌上，方便他们第二天过来玩。走到张太太的桌前，她停顿了几秒，说：“张太太这次是在劫难逃了。”

但最后，她还是摆上了一张标着张太太号码的卡纸。

张太太总算被儿子送进了医院，菲佣跟去照顾，张先生没人管，就被送来了老人中心。太太不在身边，张先生倒不怎么睡觉了，只是静静地坐着，等秀玲下班带他去医院。

一天下午，张先生忽然“噌”地站起来，连平时用的助步器都没拿，挺着腰板直直地冲秀玲走来，我和秀玲惊讶到忘记去扶他。只见张先生的眼睛看着别处，带着近乎天真的表情问：“我母亲呢？我的母亲在哪里？”

秀玲愣了几秒，赶紧抓住他的手臂，搀着他回到座位上。她苦笑着看了我一眼，再对着张先生的耳朵大声说：“什么母亲？张先生，你的母亲早在天上啦！那是你太太啊。你太太在医院，等下我就带你去看她，你再坐一下下好不好？”

张先生的眼睛没有看任何人，嘴里不断轻轻念着“太太、太太”，脸上是孩童般的懵懂表情。

张太太还是走了。

她临终时，秀玲被允许和亲人们一起在病房里等待告别，张太太已经没有力气睁开眼睛了，病房里的其他人抓住张先生，把他们夫妻俩的手叠在一块，张先生托着太太的手，无言地看着她。秀玲的眼泪不停地往下掉，她看不清张先生的表情。

回家后，张先生坐在沙发里不说话，不睡觉，只是坐着。菲佣给他端来吃的，他不张嘴。秀玲想哄他吃些营养剂，他还是木然地闭着嘴，仿佛意识已经离开。

张太太走后的第二天，张先生也走了，再过两个月，就是他一百周岁的生日。

追悼会前，秀玲最后一次去张先生家，看着偌大的房子被一间间搬空，熟悉的摆设被一件件打包，秀玲只感觉自己的心也一点点变得空荡荡的。张先生的儿子走过来，说了几句感谢的话，送给秀玲一幅老人收藏的字画，嘱咐她不要轻易送人。秀玲当下有些惊喜，但看着眼前黑西装里过于明媚的笑容，她怎么也开心不起来了。

张先生的追悼会在华人区的一个小殡仪馆里举行，来的人不多。告别仪式结束后，秀玲回中心上班，自言自语似的抱怨：“两个人生前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怎么（操办得）这样简单啊……”

9.

在老人中心，华人不喜欢做心理咨询，他们不想让自己显得很“怪”。我的专业没帮上多大的忙，每天只要陪老人们散散步、聊聊家常，坐在他们身边，陪着剪完一张红色的窗花，他们好像就满足了。

这份工作消磨着我的进取心，下班早大概是这份工作最幸福、也是最不幸的部分。我没有买车，在公交系统极不发达的加州基本是靠徒步四十分钟回租借的公寓——打车只要十几分钟，但一次要七八美金，足够我在家门口的快餐店打包一顿不带小费的简餐了。除非身体不舒服，不然我不会选择打车。另外我也有点害怕，我看到有些Uber司机在车里放枪，虽然是防身用的，但还是让我脊背发凉，生怕有天枪口会对准自己。

南加州的热是干燥的，走得快势必会汗流浃背，所以我每次都走得很慢，好像漫无目的地闲逛。只要躲到树荫下，马上就能感到凉爽，不过小镇与小镇间离得很远，在南部热烈的阳光下走很久的路，难免头昏眼花，连路旁的仙人掌都能看出重影，越走越像是在沙漠里长途跋涉。路也没有特意设置的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放眼几里路，往往只有我一个行人。

回家路上，我常常路过一片精美可爱的小房子。房子矮矮的，不过两层，和高大肥胖的美国人反差很大。房子周围没有篱笆，只有一小圈面积不大的青青的草坪，显得分外亲切。我忍不住想象：二十年后，我也会住在其中一栋小屋里吗？这个时间，我已经从中心隔壁的超市买了菜，正在做饭吗？还是我会跳槽去“正常”一点的机构，过着想象中的朝九晚五的生活？

有时候，没来由的，我心里提不起半点劲。室友们大概还在上课或者上班，并没有人在公寓里等我。无尽的空虚感折磨着我，我没有直接回家，继续沿着宽宽窄窄的马路乱逛。

天边，棕榈树的叶子慢慢失去墨绿的颜色，变成了成块浓重的剪影，连带街上刚刚那些可爱的小房子也都笼罩上淡淡的阴影。晚霞已经把云彩浸透得五光十色，天空中迸射着绚烂的金色、粉色、红色，一点明亮的落日点缀在当中。

洛杉矶的傍晚美得动人心魄。我有些激动，却说不上来那种感觉，我融进了夜色，我化作了一点小小的黑影。

我账上的钱很少，因为工资很低，算下来只有一千七百美金一个月。去掉房租和开销，只能留下一半。我常常问自己，这难道就是我和家人想象中的留学以后应该得到的生活吗？换工作也不是不可以，但文科生的薪资上限并没有太高。

有些同事在中心工作了十年、二十年，每个月像上了发条一样，准时为了加五毛的时薪和经理吵得不可开交。如果没有成功，他们就像是故意报复，从中心偷拿一份盒饭、一卷纸巾回家，还沾沾自喜，好像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

我悲哀地发现，在年复一年关于五毛钱的争论里，时间好像根本没有流动。同事们生了一些白发，添了几根皱纹，说的话只是今天对昨天没有营养的重复，他们之间的口角和小学生的没有两样。老人中心低矮的天花板圈禁了他们的思维，隔绝了任何有用的阅历或者经验，而他们只是白白地把青春花掉了——就像甩掉几张皱巴巴的旧纸币。

老人中心大厅靠右的墙壁边，一直摆着一台老式电视机。插上碟片，老人们能在上面唱歌。大陆来的老人唱《一壶老酒》，声音嘶哑得走了调：“喝一壶老酒让我回回头，回头啊望见，妈妈的泪在流……”在台湾出生的老人唱《凤凰于飞》，模仿着周璇百转千回的声调：“分离不如双栖的好，且珍重这青春年少，莫把流光辜负了……”

对于我这个年纪来说，缅怀过去未免仓促。加州虽然没有冬天，我终究还是想回到春暖花开的家乡。

还记得我刚来的时候，老人们发现我会讲中文，跟我聊天时言语间总带着颤抖的激动。秀玲告诉我，以前这个中心来过许多年轻人，他们都是华人移民二代，不会说中文，没办法和老人聊天。他们在这儿待一个寒假或者暑假，然后又像候鸟一般飞回学校。一开始她以为我也一样，会连老人的名字都没有记全就离开。

遥远的海风吹拂高高的椰树，来去的海鸥，替换回忆里家燕熟悉的剪影。在这偌大的老人中心里，又有谁不是候鸟呢？

临别的那天，我带着青年人的草率，在告别时承诺以后会回来看看。九十二岁的刘奶奶握着我的手不肯放开，嘴里重复着：“你下次来的时候，我一定已经不在了。”

她失明很久的眼睛里似乎有泪光闪过。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