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眼里，冯其庸先生是一位文化巨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星座。他的辉煌成就如日月经天，如江河行地，令人叹为观止。司马迁在《史记》中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形容孔子，我以为这些话亦适用于我对冯其庸先生的敬颂。
我结识冯其庸先生，时在1993年9月下旬。其时南疆军区刚从撤编中恢复，机关同志尽最大努力改善接待条件，总算保证了冯先生及其弟子纪峰先生的正常食宿。是年冯先生69岁，我49岁，我是把冯先生视为崇敬的长辈接待的。从这次开始，到2016年11月8日最后一次看望冯其庸先生，时间长达20余年，受教多达50余次。他的学问和人格给我留下了历久弥新、刻骨铭心的印象。
冯其庸先生来南疆军区后我才知道，老人家是为上昆仑山勘察玄奘取经东归古道做准备的。我被先生的豪情壮志所震撼，但不得不告知攀登昆仑的重重艰难险阻是很难克服的。
昆仑山号称“万山之祖”，是医学家眼里的生命禁区。“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四季穿棉妖”是边防部队的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我在昆仑山上患过肺水肿，又在海拔4200多米的冰达坂上翻过车，深知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考察这条古道，虽然意义深远，但愿望可能很难实现。
20多年后，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讲话，我对冯老考察的重要性又有了新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唐代玄奘西行取经，历尽磨难，体现的是中国人学习域外文化的坚韧精神。根据他的故事演绎的神话小说《西游记》，我想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如果我们把冯先生的考察放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来认识，就能更深刻地理解：冯先生的考察壮举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从为冯先生攀登帕米尔高原提供保障开始，20多年间我们的联系没有中断过。特别是2006年以后，我每年参加人大、政协会议或去北京出差，都会看望冯先生夫妇，并作长时间的交流。在策划编辑《汉藏交融：金铜佛像集萃》（王家鹏主编，沈卫荣副主编）一书期间，我有机会多次聆听冯先生的教诲，更是获益匪浅！
前些年我曾写过几篇文章，谈及我对冯先生的敬仰和他对我的教诲。
一篇是《长亭一曲路三千》，刊于《文景》杂志2010年9月第68期。为写这篇文章，我向冯先生讨教过三次。脱稿后冯老逐字逐句审定，杂志作为重点篇目推出。文章的标题取自冯先生1995年8月的一首诗。这首七绝是他赠给和田军分区雒胜政委的。原诗写道：%相送楼兰古国前，长亭一曲路三千。多情最是胡杨树，泪眼婆娑在路边。”诗前有一段小记：%我每到一地，都受到军队同志的照顾，这次雒政委又长途颠簸，千里送我，我实在过意不去。昨天晚上睡不着，很想给你留几句话。找来找去找不到笔墨，就把诗写在这张小纸上，给你留个纪念。”
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且末县城当时是“一条马路两层楼，一个警察看两头”的贫困县。和田与且末的距离25年前差不多有700余公里。沿途没有公路，汽车在塔里木东部的戈壁沙漠中行驶，随时随地都有被沙暴吞噬的可能。1969年8月，为了打通库尔勒到和田的战略后方，我曾跟随军区领导勘察过这条路线。那一次，车队走了18个小时，中间遇到两次沙暴。在瓦石峡路段，我们断后的吉普车就是从沙堆里刨出来的。雒胜政委在这片人迹罕至的戈壁沙漠中，把冯先生送上返程大道，已成为弥足珍贵的友谊佳话。
另一篇是《道德文章谁为继一悼念冯其庸先生》。这篇缅怀先生的文章，脱稿后被凤凰网发表，2017年2月5日又被“澎湃新闻•上海书评”加按语转载。文章的题目取自辛弃疾《渔家傲•为余伯熙察院寿》“道德文章传几世，到君合上三合位”。①还有一篇小文章，写于2017年10月24日，标题是《未入师门受师恩》，讲述冯先生赠我两本关于写诗的工具书，一本是《诗韵》，一本是《诗韵合璧》。两本书分别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书已脱销多年，冯先生是托人从网上买到的，繁体字，竖排本。书的扉页均有冯先生题签，可谓心之切切，情之殷殷。其中在《诗韵》扉页上的题签写道，丁亥三月予年八十又五壮上峨眉金顶，此皆全绳诗兄之力也，诗以留念：“初上峨眉第一峰，万山环列迎衰翁。飞泉百丈松吟曲，此是人间极乐宫。”这次登顶由南远景同志陪同，南远景关于峨眉山逸闻趣事的介绍，给冯先生印象深刻。
以上三篇文章在《瀚海留痕》一书中都有收录，但这些文字远远不足以表达我对冯先生的感情。
在我眼里冯先生就是当代中国的一个文化星座，这个星座有两道光芒辉耀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发扬：一是“求索”精神，二是“爬坡”精神，这两种精神都是季羡林先生概括的。
首先，说说冯先生的“求索”精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屈原《离骚》里的话，也是季羡林先生应邀为冯先生题写的赠言。2008年6月27日，季先生在301医院病房对我说过，屈原是伟大的，又是不幸的，因为爱国抱负没有实现，最后沉江溺亡。他为冯先生题赠屈原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层是说《红楼梦》的研究工程宏大，只有不断求索，才能取得新的成就。另一层是说只有像冯先生这样做学问的人，才能使红学研究不断推进，发掘《红楼梦》更深层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季先生知道，把《红楼梦》的著作权还给曹雪芹，主要功劳应该归于胡适。但冯先生耗费20年时间“拨乱反正”，得以为曹雪芹的家世在辽阳作出有力论证；由他校点的《红楼梦》（庚辰本）成为最贴近原著的版本，其里程碑意义也是无可争议的。
红学界公认，冯先生研究红学的主要贡献集中在三个方面：曹雪芹的家世考证、几种版本的比较校勘、重要文献的整理。当这些基础性研究尘埃落定，人们本以为先生可以在学术跋涉的道路上歇歇脚了。孰料年过古稀的冯先生又将研究重心转移到《红楼梦》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成就上。
75岁以后，冯先生念兹在兹，钩沉索隐，把触角伸向《红楼梦》研究的隧道深处，在《红楼梦》研究的未知领域不断发掘。先后向世人奉献出两部新的研究成果。一部是历时三年创作、于78岁时完成的《论〈红楼梦〉思想》，一部是80岁时发表的沉淀了十年的《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5》。
这两部书稿的面世，推动《红楼梦》研究出现波涌浪翻的新热潮，不仅丰富了冯先生原来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内涵，拓展了他在红学研究领域的深度、广度和高度，也进一步确立了他举世公认的“红学大师”地位。
但是，这些殊荣并没有使冯老裹足不前。2007年5月，我陪冯老在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查体时，冯老仍然满怀信心地说过，如果身体没有大问题，他还要去辽阳待一段时间，进一步发掘曹雪芹家族更多的实物和资料。再后来，冯先生多次对我说，发掘实物、搜集整理资料是很枯燥的事情，不光需要经费，还要有体力、精力和时间，这些事做起来困难很多，但只要尽力，就可以做到。苦心孤诣的发掘与殚精竭虑的考辨，再加上呕心游血的等身著述，终于使冯其庸先生登上红学研究的珠穆朗玛峰。遗憾的是，冯先生没有完成玄奘返唐后译经传道活动的研究，这是他在长安县参加四清运动时就萌发过的设想。我退休之后，曾走访了西安几座寺院，积累了一些素材，准备供冯先生研究时参考，而今却成为冯先生遗憾的见证。
如果说《红楼梦》研究让冯先生功成名就的话，那么《项羽不死于乌江考》则使冯先生的学术视野跨入了新的领域。这篇文章完成前，冯先生曾向我详细介绍了他实地考察的情况和《史记》《汉书》的记载。《项羽不死于乌江考》发表后，学术界和民间都有一些不同声音。冯老告诉我，他很关注不同意见的文章，特别希望有新的考证资料和不同观点的文章出现。但直到冯老仙逝，也没有看到他希望看到的文章。倒是冯老进一步检索文献，查实“项羽自刎于乌江”的说法始于元代杂剧。在此之前无论正史野史，都沿袭了《史记》和《汉书》的说法，而乌江自刎则是元代杂剧戏说的结果。
冯先生联系当时的学风说：“现在戏说历史，乱说历史，甚至于胡说历史的现象愈演愈烈，这是很不好的现象！再不纠正，弄得不好，后人还会遇到‘项羽自刎于乌江’这样的误说误导。”®二月河等人写作历史题材小说时，冯先生都提示作者要多查史料，做到大事不虚、小事不拘，防止以讹传讹。
①“百度词条”采用了冯先生关于项羽死于东城的考证，但持“项羽自刎于乌江”观点的人仍不放弃，时不时还在争论。
其次，说说冯先生的“爬坡”精神。这也是季羡林先生对冯其庸先生的赞佩之言。还是2008年6月27日在301医院那一天，季羡林先生听我介绍，冯其庸先生十进新疆，三上帕米尔高原，考实了玄奘取经东归古道，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轰动。季先生慨然感叹“冯其庸这个人精神好，几十年都在爬坡！”季先生不愧是一代宗师，他对冯先生学术生涯“求索”与“爬坡”的概括，可谓提纲挈领、入木三分，既贴切生动又耐人寻味。
分析冯先生的学术生涯，“求索”是向前突破，“爬坡”是向上突破。这两个不一样的维度，在历史长河的源头交汇，绽放出绚丽的学术浪花。冯先生写就《玄奘取经东归入境古道考实》的过程，就是他学术生涯“爬坡”过程的最好体现，而且不只是“爬坡”，是爬山，是爬“世界屋脊”，是74岁老人超越身体极限的挑战。
为了考察玄奘取经东归入境古道，冯先生备尝辛苦，终于在1998年8月实现了他的夙愿。正是由于冯先生的不懈努力，帕米尔高原上的历史遗迹、丝绸之路上的往日瑰丽，才由玄奘及其以后的前贤延续到今天。
冯先生几次高原考察的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第一次是1995年8月，71岁的冯先生先后两次登上了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先是在阿克苏地区乌什县的别迭里山口勘察。别迭里山口海拔4200多米，氧含量很低。这是冯先生第一次经历高原缺氧的考验。虽然气短头疼，但他坚持爬上了山口。经过勘察，冯老否定了这条路线。休息了一段时间后，又开始西上昆仑，攀登帕米尔高原上的红其拉甫山口。
红其拉甫山口海拔4900米，这里是喀喇昆仑公路通往巴基斯坦的出境山口，高原缺氧的感觉常人难以想象。这一次，尽管冯老提前做足了功课，吃了很多苦，但仍然没有找到玄奘取经东归回国的路径。
第二次是1998年8月，老人再次登上帕米尔高原。这一年冯先生74岁。常言道“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冯先生却说，他同阎王爷开了个玩笑，阎王爷没有叫，他也没打算去。就是这一次，冯先生在海拔4700米的明铁盖山口发现了玄奘辉煌的历史足迹。“明铁盖”一词是柯尔克孜语，意思为“一千头公山羊”。文献记载，当年波斯商贾的千只羊和驼队马E就是在这里被冻死的。确定古道路线后，冯先生异常兴奋，用一根削尖的木棍，在边防站围墙上刻下了当天的时间作为纪念。
第三次是200518月15日，冯先生第三次登上帕米尔高原，在明铁盖山口与中央电视台和喀什市政府勒石立碑，镌记玄奘法师取经归国入境之古道。这一年冯先生81岁。
从71岁到81岁，冯先生凭着“爬坡”精神，从北京“爬”到新疆，从戈壁大漠“爬”到“世界屋脊”，冯先生破解了丝绸之路上的千古之谜，为痴迷西域历史文化纵深研究的人们找到了一把开启学术视野的新钥匙，也在西域研究史的漫长道路上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踪迹。
人们不禁要问，支撑冯其庸先生持久不懈地投身于学术研究的动力是什么？我想来想去，不外乎这样几点：
第一，挚爱中华民族文化的家国情怀。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真正的血脉，是斩不断的根基。所以现在讲“四个自信”，文化自信是“兜底”的。没有文化自信，其他自信的根基不可能牢靠。冯先生作为一个学者，虽然没有喝过洋墨水，但不等于他没有机会研究外国文化。比如俄罗斯文学、日本文学、欧洲文学、美国文学等，他都可以研究，而且夫人夏老师又是俄语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热”的时候，冯先生也翻阅过果戈理、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肖洛霍夫等人的作品，他完全有条件同夫人做中俄文学的比较研究，而且以他的求学精神和方法，也完全可以结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他没有这么做。我曾请教冯老，为什么不同夏老师一起研究俄罗斯文学呢？他说，现在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化不如外国人，这是很不光彩的事情，能把自家的事情做好也不容易。20世纪60年代，冯先生主编编辑注解的《历代文选》出版发行后，受到毛主席的肯定，并推荐给全党干部学习，足见冯先生对中国历代文章的涉猎是非常广泛的。
21世纪国学热兴起之后，冯先生发现导向有偏差，又同季羡林先生联袂提出“大国学”的观点。两个人都认为，国学应该包括56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及其作品。我在一篇文章中讲过，国学不等于汉学，不等于儒学，也不等于诸子百家、经史子集。在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上，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都是错误的。冯先生不仅同意我的观点，还深为感慨地说，抗战胜利之前，看到中国东北、山东青岛等地被西方列强文化侵占，他就立下了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志向。
冯先生勘察玄奘取经东归古道，还因为受到中国文化特别是边塞诗词的影响和玄奘取经事迹的震撼。西域壮丽雄浑的风光、玄奘追求佛典的勇气，冯先生自幼心慕，未有穷已。玄奘“乘危远迈，杖策孤征”的精神，激励冯先生“为学若能终身如此，则去道不远矣！为人若能终身如此，则去仁不远矣！”正是对玄奘取经的钦佩、对西域文化的渴望渴知渴求，使冯先生以古稀之年触摸天山、横跨大漠、登临昆仑、放眼草原，成西文化的学。
对待民族传统文化，没有热爱就不会有继承，没有继承就不会有扬弃，没有扬弃就不会有拓展，这方面冯先生是后人的楷模。身为共产党员、转业干部的冯其庸先生，“文化大革命”期间白天被批斗，夜里用毛笔抄写《红楼梦》八十回版本，时间长达七个多月。冯老仙逝，该手抄本已成为宝贵文化遗产。1954年执教中国人民大学后，他原计划用八年（实际只用了六年）的教学余暇，补充阅读春秋以降不曾涉猎的典籍。及至60年代初期，先生于经史子集无所不通。到中国人民大学执教以后，他同国内外几十名国学大家多有往来，使他的学问在相互砥砺中越渊博。
第二，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被毛泽东主席推荐全党干部学习的《历代文选》就是他在通览经典的基础上主持编注的。晚年的冯先生重温典籍，自觉《尚书》功底不逮，80岁时还同弟子同席听人讲解《尚书》。在《汉藏交融：金铜佛像集萃》大型图录编撰期间，冯先生曾多次参与讨论。遇到不熟悉的专业问题，他向藏学大家王尧先生请教，向他的学生、藏学专家沈卫荣教授问学，向北京故宫博物院王家鹏研究馆员求解，表现出一代大师虚怀若谷的求学精神。
第三，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为了考实玄奘取经东归古道，他十进新疆，三上高原，以七八十岁的高龄，先后在天山、昆仑山、帕米尔高原实地考察，填补了中外文化交流史、西域文化经略史上的空白，找到了研究丝绸之路通往波斯的重要线索，逆着时光隧道为“一带一路”举起了火把。
2010年7月31日，我曾在《长亭一曲路三千》一文中说过：“联系这位学界巨擘的晚年追求和治学精神，我更加相信，虽然岁月车轮压碎了丝绸之路上的片片绿色，滚滚黄沙掩埋了往昔的声声驼铃，但祖国西域的历史文明绝不会是过眼烟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道上，一定能绽放出新的光彩。”
最后，让我用一首小诗结束今天的发言，以表达对冯先生的缅怀：
依江傍湖望梵宫，稻香水碧吴语浓。
文臣武将知多少，红楼最忆瓜饭翁。
2019年6月1日于无锡冯其庸学术馆
2019年6月22日发表于“陕西公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