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十二年，我卷成了最会给前夫添堵的女人离婚十二年，我卷成了最会给前夫添堵的女人

每次我回老家探亲，我前夫就会全面戒严。他会告诉每一个熟人——我们共同的熟人又偏偏很多——“不要告诉我老婆她回来了，否则我老婆要找我闹，我的日子难过得很。”

好吧，我是全网最给人添堵的前妻。

要给前夫添堵，办法就是：卷他！把他想干没干成的事情，一件件地干了。

1

我和前夫是裸婚。

90年代末，很多女人脑壳是桥（四川话，桥脑壳，形容不开窍，不灵活，不变通）的，比如我，满脑袋都是“男女平等，女的就不该找男的要一分钱，要白手起家，要共担风雨”。前夫当时也没有钱，真要彩礼什么的，也只能去刮老人的存款。

当然，我前夫脑壳也是桥的。他是本科生，在那个年代是很够看的学历。我告诉了他我爸的精神病，还有我那比单亲家庭还不如的家庭，然后说：“当时到我家的精神病医生说，精神病是可能会隔代遗传的。”不知他是无知无畏，还是被我年轻的脸闪得花了眼，他只坚定地说：“这些都没有关系。”

我的心一下就定下来了：我虽然没有家，但我的孩子就会有家了。

于是，我们结婚了，我跟着他去一个大城市白手起家。

后来10年，唉，并不是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剧本。70后赶上时代红利，是可以白手起家的，但命运太不公平，就起了我一个人的家。

刚到大城市，我们租住在一个拆迁片区的顶楼单元，500块一个月，拆迁户房东就在顶楼搭了一个棚屋，自己全家住在棚屋里。楼下是不能放自行车的，放了，一盏茶的工夫就不知道被谁搬走了，得去隔壁一个家属院的自行车棚，交6块钱一个月存车。

我们家里的锅碗瓢盆虽然都是从一元店买的，但两个文艺青年几乎从来不吵架。前夫几乎从不发脾气的。我看的书，他都看过，我们每天光聊天就能聊几个小时，大部分观点都一致。我们还养了一只猫。

婆婆亲自过来做饭，端上来一盘鸡，猫咪馋急眼了，站起来叫了几声见没人喂它，就冲上桌子在碗里抢了一块鸡肉逃跑了。

我问他：“咱要不要教育一下猫咪？”

他反对：“你的教育，就是打它骂它，它可能已经忘了（做了什么坏事了），只会觉得莫名其妙。它是猫，哪里晓得什么是偷？”

我妈来看我，一见到猫咪，就甩一句：“死瘟猫！”我妈晚上睡我的床，猫咪习以为常地跳上床，我妈一巴掌就把它扇下去。

他几乎惊呼了：“妈妈，你为啥要打它？”

我妈呵斥：“哪个兴的猫儿要上床？它要上床我就要打！”

有一年和他回老家看我父母，我们居然拍了一张全家福。若干年后翻出来这张照片，上面的我眼睛发光，笑容明亮，穿着一条在“三多里”买回来的格子布裙。少女时期阴郁不讨喜的我似乎被婚姻治愈了。

他家亲戚众多，新年吃转转会，简直吃不过来，这也和我父母家一年到头没人上门不同。至于穷，我婚后过得还比在我爸的家里富了一点。在我家，猫是可以上床的，被打了是有人帮它说话的。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我有了一个家。

2

前夫在报社当编辑。90年代末，编辑的薪水就刚刚够房租和吃饭。

我则在一家律所坐着冷板凳。冷板凳实在是很难坐，我那时二十三四岁，看着比实际年龄还要小，虽然有律师证，但这个证除了去看守所会见当事人外并没有鬼用。律协和司法局只会每年收注册费培训费，并不会给新律师发个最低收入，我很羡慕所里那些家庭条件好的女律师，她们闲谈时会说：“我就给自己赚个买衣服的钱，家用是老公的事，轮不到我操心的。”

越想钱越赚不到钱。如果有人走进律所的办公室来咨询，三句话之后，就会提出：“你们的正式律师呢？我要找正式的律师！”就算案子从天上掉下来，主任长臂轻舒就接走了，钱漏下一点渣渣，活儿可是都派给我。那两年我过得捉襟见肘。其中有3个月，我一共拿到了800块钱。如果没有前夫这份编辑的工资，那一定是揭不开锅了。

有一次，我莫名其妙地病了：膝盖积液，全身起了大片的风疹。前夫带我到医院去，一交费，100多，要验血，要这样那样的。我在医院的大厅等着检验的结果，想着这些检查费用是一笔大钱，是他当时1/10的工资，就觉得很冷——我知道，如果自己查出来个什么大病，我们是治不起的。我就像走在没有安全网的脚手架上，一旦跌下去了就只有摔死，没人，也没任何制度给我兜底。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理想啦、传承啦，拿来缴费，医院都不收的。一定要有个好的工作！我就要为五斗米折腰，我还要大折特折！要不然，我采菊东篱下了，难道让老人和我未来的小孩去折腰吗？

后来前夫和我离婚时嚷嚷的“彼此三观不和”，大概就从这时候开始的吧？那个怕死的我，走出了医院就开始使劲找钱，而那个清高的书生，留在了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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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夫和我翻着各种都市报，招聘广告上都要城区户口，仿佛这户口是个人品保障。而且，都要有经验的，好像经验能从天上掉下来。

我25岁那年，前夫找到个报社招聘经济版记者的广告，“经济部”是干啥的，当时我也不知道，就去了。

报社在一栋旧楼里，乱哄哄的都是桌子，电脑还没普及，一堆记者编辑还在用纸笔写稿。大办公室的露台门口摆了两把椅子，就是面试室了。一个编辑部主任来面试我，看了我的大专文凭和律师证后，问：“你发表过文章没？你有没有媒体经验？”

我写过的只有案子的代理词，到哪里去发表？在判决书上发表的算吗？但我有改变对方思想的习惯——都是被法官锻炼出来的。我直接看着编辑部主任的眼睛，回答：“如果每个（媒体）都要雇有经验的，那就谁都不会有（媒体）经验了。”

后来我发现，我当时说得真对——当年纸媒的黄金时代就要来了，都市报如雨后春笋，到哪里招这么多有经验的人？

编辑部主任去请示主编。主编大手一摆，说：“招嘛，反正普法的稿子总归得写的，而且不管这期（报纸）你怎么普法，大家也记不住，下期反正要重新普的。”

后来等到来报社上班一看，这一轮招聘进来的人，只有两个没有媒体从业经验的，一个是我，另一个是个建筑师——都是在高尚的职业里吃不起饭的可怜人啊。第一次跟着大家开选题会时，会议室里黑压压一群人，我怀疑主编都认不全。也难怪报社这么敢招人，反正是没底薪的。

我们工资的算法是：如果能写到20分的“稿分”，就可以领400块的基本工资，没写满这20分的，那就末位淘汰。淘汰来淘汰去，编辑部里流水的兵们也没几个熟面孔了。报社业务部做广告的业务员们竞争更凶残，一旦“哈”到广告——这是经济部发明的专用动词——那，一份广告的提成足够滋润3个月了，可如果连续3个月都没“哈”到广告，都不用人家“末位”你，你自己都会很没趣地走了。

在都市报的第一个月，我拿到了900多块钱。当时这第一个月的工资对我来说，就像现在的美元一样意义重大，我觉得大城市的暗淡的天空都突然亮起来了。把钱交给前夫，我们手拉手地去当时很火爆的“石头记”买了个小手链。这是我的第一个首饰，现在还在我抽屉的角落里。

3

写稿子的时候，生杀大权都在编辑手上。

有一次去写个行业展会的开幕式，一个刚从记者转成编辑的家伙，正处在看啥稿子不是自己写的都不对的阶段，他铁面无私地一连给我的稿子打回来六遍。

“你这个叙事逻辑不对！”

“叙事顺序不对！”

到底啥是对呢？他也不说，总之，就是不对。

看着当期报纸的版面就要开天窗了，我急呀，急得都快握不住笔了。跑到隔壁小店吃了一碗鸡汤馄饨之后，我一下开窍了：“他去年一定也写过这个展会！”我跑到报社资料室里一顿翻，找到了去年此日这个伟大的编辑写的稿子，埋头就是一顿抄，只改了改出席人名和日期。

果然，那个编辑把文章只看了个开头，就龙颜大悦：“你看，这就写对了嘛。”

报社里并没有什么普法新闻喊我去写，我已经渐渐搞明白啥叫“经济部”了——各家报纸都在扩版面，“经济部”就是为了把多出来的版面卖出去变成广告的部门。

经济部的新闻是独特的——有一天，我们在办公室里做版，一个老编审，报社改制前占编制的老报人，负责审读标题的，拿着报纸的大样就朗读开了：头版——《城南XX板块异军突起》；二版——《城北高歌猛进代表城市未来发展方向》，三版四版——《腾笼换鸟，城东惊现价值洼地》，《城西，十年酝酿未来的新浦东》。他纳闷地问：“这城市就会像一个大饼一样，东南西北中，到处都要涨？你自己写的你信吗？”

经济部记者干笑两声，心里会意，这些文章下面，都跟着那个区域的开发商的广告。老编审哪里知道，经济部把给地产企业的采访稿、商业稿都排版成正式新闻的样子，美其名曰“业界新闻”。这是本报经济部发明的新闻流派，地产企业的老总趋之若鹜，希望把自己的观点包装成喉舌的观点，而记者们写商业稿，稿费也嗖嗖能涨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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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渐渐在报社站稳脚跟。

如果非要说报社也有企业文化，那就是像船夫在喂鸬鹚。船夫杆子一扫，鸬鹚就都“扑通扑通”下河去抓鱼了，抓到了鱼回来，船夫就解开鸬鹚脖子上的稻草，给它一条小鱼吃吃，没抓到，鸬鹚饿死算它该背时。

前夫是一个好的编辑，他是有文学理想的，相信“文章担道义”，家里书架上全是他的文学理论书籍，不是这个斯基就是那个娃写的。他写稿子的时候，家里气氛都突然为之一肃。如果有人约稿，就算写2000个字，他也要关进屋里三天三夜地写，烟灰缸要倒好几个，愁得头发都短了，有时候他还要去茶楼里开个包间，等灵感来。

我写商业稿，他给我编辑，也是这么三天三夜，也是这么殚精竭虑，等我拿出稿子来的时候，总经理的眼睛就亮了，好像看到个金娃娃。从此，不管有多少个记者跑他们这“口子”，他都要给主编打电话：“要拉广告的话谁来都行，要采访的话还是请那XX（我的名字）来。”主编也只能悻悻地挂了电话，把“口子”分给我。

“口子”也是经济部常用的名词，意思是行业，“跑口子”就把企业的联系人分给记者们去联系，就像船夫给鸬鹚划分水域。“口子”分给了记者，记者就要负责“哈”广告回来，如果广告在人家的报纸上登了，而你没哈回来，那这“口子”就要调整给别的记者了。

选题会上，一个副主编给我们励志：“你们看，报社给你们分‘口子’，就好像给你们分了一个个铺面。这个铺面还不收你租金，等你赚到了钱再交租金。你们说，天下哪里有这么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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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稿子写得多，稿分赚得高，但我也并不是报社的“优秀员工”。因为我的人际关系不好。

有一年年底“群众评比”，我得了倒数第一，广告拉得最多的女记者口碑倒数第二。我们俩口碑这么差，显然是别的记者编辑认为我们“凫上水”（凫在四川话里音páo，本意是向上游泳，用来形容巴结、讨好上级），“人品有问题”。当初招我的主编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痛，阴阳道：“哎，人呐，获得良好的人际关系也是一种幸福，不要光看到钱。”

我一团气哽在喉咙里——我就是光看到钱，因为我要买房子，我不想再搬家，我要像钉子一样扎进这个城市。良好的人际关系是能用来买房，还是能用来缴医院的费？如果是现在的我，就会一句怼死他：“那你看看你设计的这个瓦塔（糟糕）制度，大家为了稿分争得你死我活的！既然‘不要光看到钱’，那你把底薪给大家发起呀？！”

4

2001年的时候，本市一套拆迁安置房价格是10万元。我那时的“宏愿”就是：既然现在在报社有“铺面”了，那赚够10万元，买套拆迁房，就离开这个破地方。不过那个广告拉得最多、口碑倒数第二的记者姐妹笑我：“绝不可能！等你赚够10万，你只会想赚更多，吃到血了哒。”

稿费和工资，我都交给了前夫。他拿出来每月的生活费，把其余钱存进银行给我开了一张折子。到了要买房子的时候，好了，在文学上的共识盖不住我们俩的分歧了。

我的前夫是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他在报社时政版当编辑，看了很多“日本泡沫经济”的报道，还有这个专家那个专家的社论，总之，他脑袋里压根就没有买房这回事，绝不为了房产透支未来。而我天天从这个售楼部进，那个售楼部出，但凡售楼小姐说的，我认为全都对——既然东南西北中到处都要涨，那关键是存下来钱，然后闭着眼睛买房子就对了。

为了实现买房的梦想，我同时写着3家媒体的稿子，还偶尔帮广告公司写写广文案。每天晚上我回到出租屋，鞋子一脱，就马上跑去开电脑，在等待Windows界面的那几分钟，我吃好饭喝好水，接着噼噼啪啪一顿码字，2000字的稿子，1个小时刷地就发出去了，200块的稿费下个月就到手了。其实我很羡慕那些修冰箱的师傅，来了，打开冰箱，这么一看，200块就到手了。啪啪打字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是个修冰箱的，赚的钱差不多，思路也差不多，速度也差不多。至于灵感——修冰箱要什么灵感？

一次，我的稿子上了报纸头条，引起了几个媒体的辩论大战，前夫看罢，只叹口气：“世无英雄，竖子成名！”

虽然我写的稿子多，但他是资深编辑，又有学历优势，一定比我强。可若等我去接了报纸副刊的稿子分给他，指望两个人一起修冰箱，他还是三天三夜憋不出来一篇稿子，我只好压着最后期限帮他写了。

写完，我问他：“你要落啥笔名？”

他说：“吴节草。”

这回我听懂了，这是“无节操”。

那说两个文学青年在一起就志同道合的人，你出来，我扇你两个大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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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我看中了一个商品房尾盘的一套房，精装修的。这房子在城市最繁华的地段，我一进去，眼睛就花了：楼道是铺着大理石的，地面是铺好了木地板的，厨房里有瓷砖、有橱柜，客厅还连着个光秃秃的水泥露台！我几乎没看清楚它有几个房间——不管它有几间，它都是我的梦中情房！

这房子售价32万。

隔几天，我正在采访，房产商打来了电话：“就这一套房子，我懒得喊人办贷款了，你一次性付款，就28万，卖给你。”

我听到我心跳的声音都是“买！买！买！”

前夫给办的折子里只有19万5。

那就借钱买！

我看到了这么大一坨房，前夫看这么大一坨债。

那就离，离了再买！

于是我们俩扯了离婚证，这套房子落在我一个人的名下，借款也在我一个人的名下。等到借款还清，我和前夫又顺理成章的复婚了（我们本来也没啥大矛盾），他也住进了这房子。这套“如果XX那就离婚”模式，也从此成为了他的行为模式。

这些年，无论我走到哪里，在做什么，这套在小叶榕树下的房子，一直是我的家，是我勇气的来源。

5

生了娃两个月之后，我就跳颤（四川话，形容活蹦乱跳的样子，也指过于活跃，好出风头）地从报社跑出去到一个大企业上班了。

其实我心里慌。挖我走的是在报社时的一个甲方，那个认定我能力的总经理。但接手完全没做过的事，我还是有些心虚的。我先问总经理：“万一我搞不懂你这企业的管理，不能给你创造价值，对不起你给出的年薪，怎么办？”

总经理说：“如果我看错了人，那就是我自己眼光差，是我该背时，你又有啥损失？”

是呀，我全部的损失，就是我走之前刚刚坐上了的报社“总监”岗位了。不过这个“总监”只给发4500元/月的工资，又没有编制，主编想封谁当谁都可以当。但总经理并不知道这报社的总监是水发的，他挖人就是按一个扎实的总监岗位和年薪挖的。

想到这儿，我的眼睛登时像火盆里的碳一样的亮。

这些年，但凡一个机会没抓住，我就觉得我又站在了当年那个脚手架上，脚下没有安全网。我总像在20岁时，在精神病院的大坡下，拼命地蹬着我的破自行车，要爬上坡，摆脱贫穷的命运。坡上的人们指指点点，觉得穷人都是懒，或者笨，或者又懒又笨，但在坡下那蹬车的人看来，条条路都是断的，除了拼命蹬以外，没别的办法。所以，不管机会多么离谱，我也要像蛇吞象一样，把它啊呜一口全吃下去。

前夫点评我说：“你就是没有安全感。安全感这件事，是要自己给自己的。”

是的，他自己腹有诗书气自华，有着一种内在安全感。在报社，他的人际关系好得爆棚，据说夜班女编辑们公推他为“本报最佳老公”，因为他按时回家，不打牌，风度儒雅，没有恶习——我也不打牌，没恶习，为啥就没同事评我个“最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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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资更高了，每个月给前夫交8000元。他的工资连续5年停留在了2500元。都市报的风头渐过，编辑记者都不再涨工资了，只涨活儿。本来他是日班编辑，如今变成夜班的了。本来他在报社，后来去杂志社了。本来是一堆70后在上班，现在同龄人都去当主任了，身边的同事变成80后了。

他使劲地研究历史，希望能够独辟蹊径，出一套书，为此买了不知道多少老照片、老书籍，熬灯守夜地研究，他的脸色由苍白变青黑，走路都在飘。

“有人给钱让你写这个吗？没人给钱为啥要写？”我非常想问，但只敢用眼睛问。

“总要有些人来做些对社会对历史有意义的事情。”他孜孜不倦、挑灯的背影在回答。

“那能不能读个文凭，找门路进到研究机构去专门研究这个？穷，至少稳定嘛。”我大胆献计献策，还行动力很强地找出了花钱就可以曲线救国路子。

“再说吧，我不喜欢钻营。”

从2005年到2008年，我在家里说话越来越小心。跟我父母生活二十年，从没见过他们吵架吵出个道理来，也从没见他们吵架吵到解决问题，只能闹到家徒四壁。大专的农村同学到我家都要吓一跳，若干年后问我：“为啥城市的教师家庭会比我们农村条件还差？”

我在自己的小家，家务是不做的，能量都用于“凫上水”了。在育儿上，我乏善可陈，唯一还算拿得出手的，是哄娃睡觉。

我的娃是个睡渣。两三岁时，婆婆或者我妈要哄她睡觉，那她能说着废话嘻嘻哈哈折腾两个小时也不睡。据婆婆说，要惹得我妈给她一巴掌，把她打哭了，才呜呜地哭着睡了。

我接手哄睡，就给娃编故事：“有一次，我睡着了。我梦见自己走到一个湛蓝湛蓝的湖边，岸上铺着雪白的贝壳，天鹅在水里游。”

娃瞪圆了眼睛看着我。

“我就问：这里太美啦！我想带我的娃来，可以吗？”

娃拼命点头。

“有个声音回答：可以呀，如果你的娃和你手拉着手，一起入睡，你们就可以来这里了。”

接着就简单了。

我拉着娃的手，喊口令：“一二三！”

娃乖觉地不动了，呼吸渐渐拉长了，两三分钟后，她睡着了。我就从卧室出来，迎接婆婆或者我妈崇拜的眼光。

6

在企业，我要修的是“外国冰箱”。

那些年，地产企业向政府的汇报模板是“学习XXX，把城市建成未来的XXX”，简单点说，就是找个名字都是缩写的外国机构来做“概念规划”，在世界地图上圈一个老外的大城市，说我们的城市也可以建设成那样，然后去找所有的部门婆婆汇报，总之是两手一摊：要地、要政策。

既然是写畅想，又不是写合同，那多看几本书，多查些资料，还有啥不敢想的？总经理要一个方案，我能给他三个，但凡要组织去什么部门汇报，只要总经理敢喊，那我就敢去。

有一次，总经理脑门一拍，喊上我临时去一个上级部门救场，讲另一个部门准备的PPT，我看都没看过。站上台，调好音响，我抑扬顿挫的读出第一页：“你知道奥兰多吗？”

下面的主管部门领导们眼睛呆滞，他们没听说过。

“我也没听说过。但，这个城市有着……”把PPT往下翻，我现炒现卖的讲起来了。

总经理稳住不笑。只有他知道，我是真的不知道这个奥兰多是方是圆，在欧洲还是美洲。总之“领导虐我千百遍，我待领导如初恋”，我是毫无打工人的气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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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娃3岁了。公司对我很满意，家里人都对我不满意。

当时，前夫边缘化到了一个杂志，身边的80后年轻人不待见他，中午吃饭从不叫上他，他有些抑郁了。娃上着很贵的私立幼儿园，每个月大概2000元。前夫常常在亲戚间吐槽：“这就是工作对人的异化了。娃都是我每天接送幼儿园，人家还以为娃是单亲家庭。”

前夫是个好爸爸，他情绪稳定。幼儿园的老师见到我，说：“看到她爸爸牵着她的手，当爸爸的满脸笑容，好像全世界都被他牵住了。”我有点安慰。

后来娃上了小学，前夫也手拉手地耐心陪她做作业，让她跟上了进度。婆婆给娃说：“你连一百天的奶都没吃到，你妈妈两个月就跑出去上班了。我孙孙可怜的。”

大姑姐对我温柔劝勉：“女人还是要把心放在家里，孩子的成长不能少了母亲的参与。”看到说不通，她又指责我：“你总是扑在工作上，赚的肯定不止这8000，到时候离了婚，难道我弟能把你的工作分一半走？”

不能说大姑姐不爱我，她刷刷刷把她多年来收藏的压箱底的宝贝都发给我了，大概是十几万字从天涯啊，还有别的论坛收集的“秘籍”，像什么《会撒娇的女人最好命》《我是这样拿下我老公，让他深爱我一辈子》。我忙得都没时间看，只模糊地在想：到底怎么样才能做个让人满意的妻子/弟媳呢？把钱全交回来，家务做一半？如果要离婚，那就把工作岗位（主要是薪水）分给男方一半？

偶然在家里带娃时，我的QQ、MSN就闹麻了。我分裂成两半，一个我在热情地解答领导的问题，另一个我魂不守舍地陪娃玩扑克牌。我想参与，我真的想啊，可是我还有一堆冰箱没有修呐！

我也想过：在一个家里，是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吗？那要看性别了。

前夫的同学在90年代末炒股就赚了90万，那时几乎是千万富翁了，他老婆那个温柔哦——我们聚会时，男同学们打麻将，我和他老婆先去点烧烤，他老婆坐到烧烤摊了都还要打个电话柔声请示：“你喜欢的五花肉是烤焦脆点呢？还是刚刚好？”

如果是老婆赚钱赚得多，那老公会格外固执己见，表示“家庭地位没有变”。女的说话的声音都小了，生怕人家觉得自己“女强人”，“压制老公”。比如我的表嬢，她是个能干人，一路坐到某局副局长的位置，下班回家一看，家里的工人阶级老公坐得端端正正在拉琴，于是表嬢赶紧去做饭，再摆好了碗筷请工人老公来吃饭，这样就白头偕老了。

那些年，我就算想问问前夫的工资，也是绕着弯的。就算绕着弯问，也会得到他一句：“你如果嫌我工资低了，我们可以离婚。”这个看上去平静的家布满了雷区，踩到“买房”要炸，踩到“工资”也要炸，安全的话题只剩下“娃”。离婚好像是一把宝剑，一下就把我心里的不舒服削平了。

有了孩子，我就很怕离婚。在我老家，拖着娃的离婚女人，就像一夜之间变成了残疾人而且还在裸奔，但凡亲戚朋友提起来都要叹气的。曾有老辈子分享人生感悟：“女人无论多能干吧，就像个‘0’，男人就是前面的‘1’，随便你有再多的‘0’，前面没了个男人站着，人家就只会说，她是离了婚的。”

我被离婚压得不敢愤怒，其实每天都很愤怒。也不敢提钱，其实每天都在想钱。我忙得干精火旺，面目可憎，没有了谈文学的心情。别说前夫不能爱我了，我自己都不能爱自己。

前夫有个亲戚，60多岁了，还和第三任妻子生了个小娃娃。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婆婆，说：“我想找你媳妇咨询一下——我的房子是我买的，现在我结婚7年了，法律说结婚8年就要一人一半的分房子了，我想赶快和她把婚离了。”

婆婆接电话都是外放，她看了我一眼，眼神几乎是恐慌的。她拿着手机就往露台上跑，直接爬去了露台尽头的花台上，拿手捂着嘴接电话，我觉得我再看她两眼的话，她就要爬到隔墙上去了。

她哪里知道，这个法条早废除了。

7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婆婆想卖掉她在拆迁小区的二楼房子——这房子一楼的邻居是个黑社会，而婆婆偏又喜欢东家长西家短地聊天，总之在她还没明白邻居底细时，自己的家底都被人家搞得一清二楚了。

那个黑社会邻居跑到派出所去举报：“我停在楼下的车，不知道为啥被人扎了车胎，我都翻到沟里头去了！这一定是楼上老太婆的侄儿来干的，干了这一票就跑了！我苦啊，我被这么欺负，警官你非要把她侄儿传回来问清楚不可！”

派出所的警官就真让婆婆的侄儿过去“说明问题”了。说明白了问题也不行，常常是婆婆一家人正吃着饭，一声巨响，楼下的锅子就砸在地上，接着黑社会两口子哦吼连天地闹，还上来砸门，推搡婆婆，报警后也没有人管。

这样白天黑夜地闹，把婆婆闹害怕了，她搬到我家，让我想办法卖掉房子。公公当时因为工作长住外地，他打来电话：“你们就是蠢，怎么都要守在屋里嘛，他能把你怎么样？”

我请了年假，去跑遍了那一片所有的中介。有一家中介马上找到了买家，谈了个不错的价格，40万。先收了一半的钱，然后约定了尾款的交款时间，我在合同上写：“与X年X月X日买方付卖方全部房款后，卖方将产权过户给买方。”

前夫和婆婆都是“我不要背贷款”的人，我想，既然要下（买房的）车，那就要赶快上车，否则就会被时代扔到天外去了。第二天，我火速下单，用收到的20万房款给婆婆当首付，给她买了一套声誉很不错的开发商的房，就等着收到剩下的20万，去付清尾款了——4年前，我32万可以买市区精装修，如今婆婆的40万只够买一套郊区的清水房。

那时候房管局的监管措施是：收到首付时，卖房人和新房主一起去把老产权证交进去，等卖房人收到了房款——或者是贷款——那就双方再一起去领新的房产证，新房产证上的名字就易主了。

婆婆的旧房子过户那天早上，前夫要陪着他妈先去收那20万尾款，再去房管局领取过户完的产权本，这样他请假的损失比较小。出门前他整理衣服，看着他儒雅的形象，我突然心里有点不安，就多说了一句：“一定要先收到房款再去（带着买家）领产权证哦。”

下午，我正在开会，一个电话来了，兵荒马乱的噪音里，婆婆在喊：“快来XX派出所，咱被打啦！”

我赶到派出所时，前夫鼻青脸肿地靠在墙边，婆婆抱着他哭天哭地，一楼的黑社会邻居和中介坐在对面，他们指天骂地，说着“车胎”。警官敲着桌子，也在那“车胎”里绕。

好容易，我才闹明白发生了啥：

前夫去收房款，中介说买家堵车，不如“先拿了证再去收房款”。见前夫有些犹豫，中介就拍胸脯痛心疾首保证道：“人和人之间，就没有一点基本的信任么？”

等给买家打好了新的产权证，大家正往银行走呢，黑社会邻居气势汹汹地出现了，前夫说：“我一看到黑社会，脑子里‘嗡’的一声，觉得——完啦！”

黑社会把前夫给揍了，然后他们就被扭送到派出所来了。这么一闹，新房主早就跑了。

黑社会在派出所里就像国家一级演员，拍脚打掌，对着警官抑扬顿挫地说起了苦情，还是那套他车胎被老太婆喊人扎了、他差点开车翻到沟里头去摔死了的说辞。我一句话先截断了他的唱作：“我要报案，这是个诈骗！三方——新房主，中介，邻居，都是共谋。”

那个在查户口资料的警官立起了眼睛吼我：“你不要诬告！诬告是犯罪是要坐牢的！”

他并不知道我最初的职业，我知道他是害怕年底立案——一般来说，年底立了刑事案，又破不了，对他们就是个“糟”字。

我对着中介和黑社会大声放话：“你们如果不是诈骗，你们就别走！派出所在这里，到底是老太太扎了你车胎，还是你们联合起来想诈骗老太太的半套房子，一会儿就搞得清楚！”

黑社会和中介一听，当然不能走！走了清白都没了。他们站起来，对着我破口大骂。前夫的眼镜吓得都快掉地上了。他后来说：“中介给我说‘人和人之间怎么能没有点信任’的时候，看上去多憨厚的，他变脸恶霸原来只需要一秒钟。”

在两个男人的骂声里，我脑子拼命地转：房子的产权证已经是人家的名字了，挂失都没用，如果新房主搞得快，明天再转一手，那就是个‘善意第三人’，神仙来了都没法了——只有让黑社会怕，他怕了，我们才能收回那半套房子的钱。对派出所，黑社会显然是不怕的，他要是怕就不会到这里来唱后半场了——那我得摇人了。

我摸出手机，啪嗒嗒发信息，我摇，我摇，摇出来个以前在律所时接触的背景可疑的当事人——最近他在干拆迁公司，常请我帮他看看合同。半小时后，我的前当事人来了，他梳着大背头，拿着蒲扇，走着外八字，一看就是个在社会上混的。

前当事人进了派出所，摸出个手机，咔嚓一声，先给黑社会和中介拍了照。黑社会立刻暴跳起来：“警官，他偷拍我！”骂了这么久，他还是这么有劲。而中介瞪着眼睛，似乎不知道怎么办了。

前当事人慢条斯理的：“我是XXX，我跟着XX在XXX坝干工地的，我是‘拍’你，不是‘偷拍’你，你以后走到我那边儿，你就小心点哦，莫要二回汽车爆了胎滑到咱工地沟里头去啦。”

警察断喝：“那你拍照片爪子（干什么）？你想搞啥子？删了！”

前当事人似笑非笑：“警官你喊我删，我删了照片没问题，但我认得到他们两个，他们今天从这里出去，总还是要碰到我的，这可咋个办？难道把我送医院去把记忆抠了？”

正闹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警官过来问情况。我乘机质问中介：“既然是巧合，剩下20万房款呢？你得通知你的买家过来当着警察拿出来，否则你走到哪里我们（我眼睛看着前当事人，狐假虎威的）就要跟到哪里！你的铺子我晓得，你靠得到他（黑社会）现在，靠得到他以后么？”

乱纷纷中，我瞥见婆婆的泪眼和摇摇欲坠的前夫，真怕老人闹个心梗撒手去了。我又把年轻警察拉到一边：“他们被打了，可能有脑震荡，得先让他们看病去。”

送走了婆婆和前夫，我们继续讲数。我发短信找总经理借钱，盘算着，如果黑社会真的站起来拍拍屁股走了，我就借20万回去先交给婆婆，说是房款收回来了，这样她就不会去住医院了。

派出所似乎没有下班这回事，不知闹了多久，也不知道我们双方互甩了多少能听得懂、但抓不住把柄的威胁。我见扯皮没完，眼角扫着中介，给前夫打了电话，故意大声说：“哦，医生说要做CT啦？做！……医生说要做全身检查啦？听医生的！”

在前当事人阴阳怪气地说“莫要工地上的挖挖车把你挖到啦，封水泥墩子的时候把你封进去了”的时候，头发花白的老警官一锤定音。他对中介说：“你去转钱，我在这里等着你转。房产证放在我这里，转了钱，打人的事情就不说了。”

中介一声不吭，摸出个存折——原来剩下的20万新房主早给他了，一直在他账上，他就看压服得了我们不。老警官发话了，他就去转款了。

我的眼睛一下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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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后来婆婆那房子还是被黑社会拿下了，打通成了个跃层。看来他一开始就是存心吓婆婆低价卖房，如果不能逼得老太太低价卖，那就要吃掉她一半的钱。

我给那个老警官送了锦旗，帮那个拆迁公司的前当事人继续免费看合同。

前夫一直疑惑：“我不明白，为啥所有人都是帮他们的？我们说黑社会打我，没人理，黑社会说车胎被扎了，所有人都说喊我们说清楚。”我语塞了——黑夜不管给了前夫啥颜色的眼睛，他都理解不了，这个世界上，不是你不看重钱和权，你就不需要钱和权的。

照理说，这件事不该是破坏了我们的夫妻感情，该是增进了感情，因为前夫和婆婆到处夸我“智勇双全”。但我又不止一次听到前夫给大姑姐诉委屈。在他看来，这是自己亲妈太不省事，先惹到了黑社会，才害得他要面对这么恐怖的事。他委屈得哭起来，大姑姐很有正义感，把自己的亲妈训斥得狗血淋头，婆婆那段时间走路都顺着墙根儿。

不知道为啥，这事让我觉得背上有点冷。我不是有多爱婆婆，我作为儿媳妇，懒得可以，婆媳矛盾能写本书。但婆婆是我的家人，家人，那就是用来保护的。如果外人要打她要诈她，那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得先从我的身体上踩过去——但似乎这个我托付终身的人，和我不是一样的想法。

那几年，我们表面上仍然是夫唱妇随的。只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迷糊之间总觉得有一把剑，在我们身体之间慢慢地切割，把我们在这个城市一起从零开始打拼的记忆一丝丝切开。

后来报社的熟人总奇怪为啥我们这对恩爱夫妻会突然离婚。其实，我的婚姻就像摔出了冰口的盘子，看上去还能装东西，其实经不了事，再一摔，就要碎成无数块了。

8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把这个有冰口的盘子彻底摔烂了。

“凫上水”多年，透支了我的身体。娃7岁时，我挨的小手术一个接着一个。总经理把我的工作时间调整过来调整过去，我都不行。我脸都浮肿了，走路拖着脚，去办公室上班的时候得坐董事长专用电梯，自己都爬不上那三层楼了。

不记得和前夫为啥事拌嘴，他说了一句：“你记住，家里从来没用过你一分钱。”好像我交给他的工资全部是纸钱儿似的，好像这家全靠喝西北风似的。

于是我下定决心：“这工作别干了，躺平治病吧。”婆婆公公如果嘀咕，我就字正腔圆转告他们：“你儿子说了，家里从来没有用过我赚的一分钱。”所以，现在家里没有我的工资根本不会影响啥。

可能是我的病壮了我的胆，那一年的除夕，我委婉地对前夫说：“你该去找个工资高一点的工作，七八千的那种，以后你就可以养家了。”

前夫瞬间爆炸了：“你嫌我工资低，我可以去找新工作——找不到就和你离婚！”

我的眼泪顿时哗哗放得像水龙头一样。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春节，全家见证了一场冷战从大年初一持续到正月十五。我听到了“咔嚓”一声，那盘子碎了，无论年轻时我自以为托付了什么终身，在我没有力气的时候，我的身后都是空空荡荡。

前夫发出了深刻的诘问。他从不表达自己的观点，总是去跟亲戚吐槽，让亲戚们来念叨我：“我都对她没有要求，她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多要求？她为什么这么利欲熏心？”还有更深刻的一句：“我们为什么要赚更多的钱？有内心的平静不就够了吗？”

我答不出来，只好摔盆打碗，有时候我就像个泼妇。我曾经能言善辩，非要去改变人家的观念，但遇到哲学层面的观念分歧，我就哑口无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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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前夫想投简历还没开始投的时候，似乎是上天要给我们一线生机，我的搭档跳槽了。她跳去了一个大私企，过去就是副总，要“组阁”，要建立整个营销体系。

她脑子灵活人又勤奋，过去8年，我们在项目上没有少干仗，一三五我去总经理那里告她，二四六她去告我，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她跑到家里来挖我，提着老乡家买的土母鸡土猪肉和鸡蛋。她口绽莲花，把她的新项目说得花好桃好，新岗位年薪可以给到40万，不抓住就会失去跑步进入福布斯的机会，会后悔终身。

我翻个白眼，给她看厚厚的药单，她的眼睛暗了。突然，我有点开窍，叹口气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娃的爸爸找到好的工作。只要他有好的工作，我就啥都有了。”（写到这里，觉得自己真傻，他有了就是他有了，为啥会变成“我就有了”，这么多年法律学下来，逻辑呢）

搭档的眼睛又亮了：“这个容易，你把他的简历给我。”

胆子大的就是胆子大的，前夫无人问津的简历，被搭档大笔一挥，给改成个了“主编”，2500元的工资，给填了个“15000”，然后内推到公司的人事部去了。

一来二去，搭档给前夫糊弄到了一个“资深经理”的岗位，年薪定在22万。登时，我的世界鸟语花香，前夫的眼睛也亮了，气色也好了，一直怀才不遇的他终于有大展奇才的机会，终于横子也可以成名了。他跑到商场去买了好几件西装，公婆喜笑颜开。

前夫一共在那个公司上了3个月班。这3个月，是我婚姻的回光返照。我当时不知道，这是我一辈子唯一的“有男人可以靠”的时期。

过了最初的兴奋期，前夫的背又开始驼了。每天他出门去上班，好像去上尖刀山。搭档常常嗖的一声给我发过来一份他岗位职责里的文件：“我懒得给你解释，你快把这个广告词/广告语/推广计划/项目文案给整了！”我就像勇晴雯在病补孔雀裘，躺在床上啪啪打字，这些都是小case，什么型号的冰箱我不会修？打完字了，给搭档一份，给前夫一份，他从来只是回个“好”。

搭档没读过啥书，她的“操盘”招数是很难评判的。她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是跑到个演员公司去租了好多组演员，再把公司酒店系统所有撑场面的豪车都拉到售楼部门口来停着。冷清的售楼部顿时变成了熙熙攘攘的金粉世家，一个客户要看任何一栋房子，都至少有三个客户要等着和他“竞争”。

然后，搭档把售楼小姐们培训得把销售话术倒背如流，妹子们都相信这个几不靠的别墅区，会是未来的陆家嘴，“各大媒体的业界新闻都登了！”——当然，这些业界新闻都是搭档花掉一大笔预算给运作出来的。每天销售部古典音乐的BGM里，时不时传来售楼小姐们的齐声鼓掌，香槟端上来：“恭喜签约！”

实际上呢，这些卖不脱的别墅，全指望着二手房中介带客户来。那些年各家房产商都说“我们要开拓渠道”，其实都是说说而已，大多是给二手中介带客制定个提成。要不然二手中介难道是有病，不卖自己的二手房，要来给你带客？谁知道这些别墅卖得掉不，以后卖掉了你还记不记得给钱？

我搭档直接把“带客”改成了按次计价，立刻变现。她先去“开拓”公司财务部，支取了一坨现金当“渠道费”，放在自己的抽屉里。然后她去跑每个中介的门店，给没有底薪的中介们一个个的许诺：你但凡带客户来，我这里豪车接豪车送（门口停了很多豪车，都派保安开起去接就是了），还给你发300块午餐费。万一（她也知道是万一）成交了，你娃啥都够了。

这些招数在当时无人识破，后来这个别墅项目一年卖了3.6亿，我搭档一战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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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垮我前夫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新官烧的“项目发布会”这把火。

那次是邀请全国所有的主流媒体，一家一个大红包换一篇新闻通稿，在各个媒体上那么一个小豆腐块。豆腐块肯定没人看，关键是以后项目有啥纰漏的时候，媒体们能手下留情，先来“沟通沟通”。

方案我写了，通稿我也写了，老板都很满意，但邀请，勇晴雯没资格出面，该前夫这个资深人士来做，他一拖一周，再一拖一周，我搭档稳不起了，下班就跑到我家里来委婉地催。我一听也急，摸出前夫手机：“你说，主流媒体现在还缺谁，我发短信来请！”

等我搭档一走，前夫就像淋了雨的泥巴墙一样，崩溃了：“你们两个，是要把我逼死！”

原来他这些天都过得生不如死，他每天去上班都想从楼上跳下去。总之，如果必须要他去上班，那就离婚。

我20岁在精神病院的大坡下使劲蹬我的破自行车时，有个声音在对我说：“你可以的。”于是我使劲蹬，这些年也就上了坡。可这是生平第一次，我听到那个声音在说：“你不行的。”我是真的蹬不动了，我像是拉着板板车，车上的人既不肯一起拉，又不肯下来推。

我慢慢地说：“对不起，是我错了。你辞职吧。”

第二天，搭档炸了：“这么好的工作，说辞职就要辞职？他已经四十几了，如果这次辞职了，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机会了！你这辈子啷们（怎么）办，你会被累死的！你该说：要辞职就离婚！用离婚来威胁他，喊他把工作干到起！”

她恨不得从电话里跳过来摇晃我。但她不懂，在这个家里，能用“离婚”来威胁的人，从来都不是我。

搭档不敢让这雷炸在手上。每天早上，她都到我前夫办公桌去给他请个安，用尽她的幽默细胞，逗这个“脸色就像爹妈一起都死了”的男人破颜一笑，才能放心去自己的办公室，把他该干的活发给我，或者告诉其他部门：“不许给他的部门派活儿，活儿都和我对接。”中午，她再去拉我前夫去食堂吃饭，东说西说，争取他改变主意。有一次她照例在午饭时给我前夫励志：“你想，你老婆都这么病了，你辞职了，是喊她再出来赚钱吗？”

前夫的眼睛一下红了。

搭档后来说，她恨不得扇自己一个大嘴巴，为啥非要这么欠，跑去我家催他？

有一天去“请安”回来，她可能是精疲力尽了，忘记了要“宁拆一座庙不毁一门亲”，跟我说：“唉，你怎么把这么个先人惹到了嘛！我护送他辞职，可是你一定、一定要和他离婚啊。你经佑（四川方言，指照顾、服侍）不下来的。”

就这样撑了大约1个月，前夫还是辞了职。我搭档拖到周一才签字，她像是在安慰自己：“总要多领这周末的工资嘛。”

我妈常说我命苦，我是不认的。这辈子能有这样的朋友，我的命哪里苦了？

9

后来我与搭档复盘，到底是啥让我前夫每天上班都想跳楼？

搭档说，有一天审我前夫递上来的小区灯箱广告，她看了觉得有问题，就带着我前夫和两个部门的同事去走一走。一看，好几个灯箱广告在表格上看着位置挺好，实际上是被小区垃圾桶挡了半边。她顿时毛了，提高声音说：“X经理，你如果是给自己屋头买东西，也会看都不看就买这样的垃圾位置？”

两个同事脖子一缩，嘻嘻地笑了。我前夫的脸顿时白了，好像天都塌下来了。从此他三天两头请假，周五QQ签名就变成“要满血复活”，周一又变成“能量满满”。

搭档喊冤：“我真没骂他啊！我只是声音高了那么一点点。”

我从没听到过前夫提起这件事，他全家对此都讳莫如深，也无法验证。

我和搭档都是炮台上的麻雀，被吓大了胆子的。领导骂我们，我们只当是杂音，出了领导办公室该打就打，该撕就撕。搭档依样画葫芦去当领导，这“声音提高了一点点”，文化人的天就塌下来了。公婆痛心疾首，痛骂我搭档没事找事，就是她把他们的儿子给暗害了。婆婆放话说：“她挑拨你离婚，以后她自己也要离婚！”大姑姐骂我，说我逼着她弟弟去企业上班，不支持他搞文学，是不安好心要逼死他。

我当时病得说话都累。我们不是飞在天上的仙人，能喝文学的风、饮文学的露。一个家，要先赚到钱才能搞文学。这道理，懂的人二十几岁就懂了，不懂的人就让他一辈子不懂吧。

前夫在辞职之前，已经联系好了原单位原领导，有了新的“大企业经验”，他回杂志社的工资还涨了，做夜班的话能拿到6000多。

虽然他有了“好工作”，我们还是要离婚。

听说我要离婚，素来觉得我嫁得差、差得不一般的我妈也慌了手脚：“那你还是要赶快再找一个，否则没人可以依靠。”

我嘴唇是白的，没精神告诉她不要做白日梦，她假象出的那个可以被“依靠”的男人是倒了什么霉，要来精准帮扶我这个病歪歪的中年妇女？

前夫和我谈离婚时，我们默契地没有提我的病，我的失业，也没有提他的工作。他说：“我们三观不同。我还是决定要写小说，这辈子要为文学做一点事。我们磨合了十几年都磨合不好，就分开吧。”隔了一响，他转头对8岁的娃说：“你妈妈太看重钱，爸爸不看重钱。”

我在镜子里瞥到我自己——脸是浮肿的，浮肿得好；现在没工作，更好。我都想给自己点赞了：一个失业的生病的中年妇女就算是上法庭打官司，也吃不了多大的亏。好得很，既然你不看重钱，那钱就给我吧。至于娃，我生的娃当然跟我啦。

如果不离婚，我就要委婉地反对他“为文学做点事”，写历史已经写到走路在飘，写小说，那不写进手术室吗？现在我不想说一个字，去吧，去搞文学吧，写个《红楼梦》，我娃还能继承版权。

一直到现在，想到离婚，我心中就响起了“谢谢你，温暖了四季”。我感谢前夫曾经指导我写稿，让我从一船鸬鹚中脱颖而出；我感谢他能够下决心站起来，走出去，我的沉没成本是这么的高，我自己没有勇气走出去；我感谢他给我们这对“模范夫妻”留下了一点体面。这些年，我拉着板板车爬坡。前夫和他爹妈指指戳戳，对我拉车的方向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现在他们仨终于肯下车了，我的板板车上只有我妈我娃了，一个是生我的，一个是我生的，我怎么拉车她们都赞成。

据前夫说，他的父母觉得他该分一半的房子，他没有争。哼！离婚可以，争房子不行，若是胆敢和我争房子，我就要带着娃，带着病历，到报社门口去摆摊拉横幅了。我就是看重钱。

我看上去如丧考妣，其实轻松得都快弹跳起来了。我和娃坐在小区的小叶榕底下喂流浪猫。病了，我就有时间陪她了。娃是“猫吾猫以及人之猫”的孩子，我们常年备着小鱼干和火腿肠去探望所有的流浪猫。我的房子增值已经超过100万了，加上工作时攒年终奖买下的2个相连的车位，怕是总价120万了，“经济部”和售楼小姐实不我欺。

我们看见一个毛毛焦黑的猫咪，一路东倒西歪咳咳孔孔地走过去。物管说，这猫是在配电箱旁被雷劈了。

娃眼睛红了：“天啊，猫咪好可怜。”

我说：“猫咪好幸运，雷劈下来都照样活着，这运气太好了。”

那时候我病歪歪的，躺床上都感觉床要把我陷进去。但我腔子里始终提着一口真气：“离婚就离婚，离婚再惨，还能比英年早逝更惨？”就算是雷劈了我，我也会觉得：“运气太好了，没劈死！”

我会好起来，我会重新上坡。我可以的。

10

离婚后，三姑六婆当然跑来同情了我一番，她们眼睛里含着笑意，嘴巴上说着同情，就等着我倾诉。我人缘不好我自己知道，这么被同情了一两次后，再也不见任何熟人——我为啥要去倾诉？三姑六婆又不付我稿费。

我继续修冰箱，每天躺在床上啪啪打字。在甲方策划总监给我说“按照你的想法写”的时候，我才不信这个邪，我一定要把他的意见问出来，然后“凫上水”地写，写得就跟董事长肚子里的蛔虫写的一样。我不要写啥文学宝座上的明珠，我就要写稿费高的。

离婚没几天，一个过去认识的文学女青年在QQ上不断约我。我知道，她是前夫的现女友。我有点矛盾——我该说前夫很好吗？那人家就会问：“好，为啥会离呢？”那说不好呢？前夫也没和我争房子，我干嘛要当恶毒女配？可鼓励小姑娘跳坑？让她把清高当人品，把报社看上去体面的工作当现实的条件，小姑娘的父母不来打我吗？

索性都不见，别想耽误我修冰箱。

离婚有个好处，想干啥不用等着别人批准，也不用等家庭来支持。之前前夫怎么都不肯再念个文凭，宁可翻脸也不去钻营。我就给自己报了个名。不就是学费嘛，咱花得起，去钻营！我当时想，既然要当失业的生病中年妇女，那我至少可以选择当一个有文凭的嘛。自己读书太简单了，只需要读就是了，比劝人家读书容易一万倍。

车分给了前夫，每天我骑自行车送了娃，就去读书。一走进教室，油腔滑调的老师就叫我一声“孃”。我当时快40岁，确实也是“孃”了。我翻个白眼坐下来，心想，知识又不是退休金，年龄大了就会发下来，你孃就是要读书，你管得着吗？

那两年，我坐在公交上都在写卷子，生怕浪费了时间。一个大爷在旁边敬畏地说：“老师就是负责，坐车都要改卷子。”我在家里读书，我妈就教育我娃：“你看，你妈就是以前读书不认真，所以这么大把年龄还要读书。”

让前夫添堵的是，我继续看重钱，也就赚到了钱。文凭念完，我回到了原来的公司上班，继续卷。这时候以前招我来的总经理退休了，我老板很上路，他看我归位，看在我的新文凭份上，先给我涨了点工资。

我的老板，是那几年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不要想歪）——我找前夫要钱，还没要到，婚姻就崩了；我找老板要钱，老板生怕给得少了，喊财务部按月发，还要把五险一金交全了。家里的事情砸下来，我迎上去，砸死活该，没砸死也只有口头表扬；公司的事情砸下来，我去扛起来，老板年底封个大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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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娃是个饭渣，每到吃饭，天嘞，长辈得不停地劝：“再吃一口！来，乖，再吃一口！”有一次我妈在桌子上催她吃饭催得冒火，对娃吼：“先人！你快点吃嘛！”娃慢条斯理地回答：“如果我真的是（先人）的话，那你就不该吼得这么大声了。”

我上班之后荷包大宽。没人收我的8000元了。我的解决办法是，既然娃不喜欢吃家里的饭，那就出去吃呀。

每天接娃放学，在操场把上学时不能玩的单杠双杠玩一圈，然后问她：“你饿不？”

她谨慎地反问：“饿就怎么样？”

如果我说“饿就回去吃饭”，那她一定是“不饿”的，一辈子都不会饿。如果我一个老虎跳，说：“我们去吃XXX（附近的餐厅）！”她就会眼前一亮，整个人蹦起来：“去呀！走呀！”

于是我们娘俩一周下五次馆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娃不再厌食了，吃了饭还要和我一起复盘一下为啥这个菜这么好吃——看来过去是家里的饭太健康了。

钱归自己管了，真好。我从来没这么富裕过，我花1万块搭了个阳光房，2万5安了暖气，看到喜欢的衣服和书立刻就买，读书跟不上了就请一对一的私教。我成了高龄月光族，常常在娃睡着之后淘宝购物。有一次买一条围巾差着十几块钱，工资又要下周才发，只好去找卖家要优惠。如果不是公司要发年终奖，我想都不敢想能送娃出去念书。

我们的猫咪病了，呕吐，眼睛都黄了，僵硬得就像只死猫了。娃哭得稀里哗啦地把它送到宠物医院，说：“花光我的钱，花光妈妈的钱，也要救它！”那是2014年，CT啊X光啊，猫咪每天两三百的住院费，我根本不敢让我妈知道。

我想和宠物医院的医生讲价，娃不让：“妈妈，医生收越多的钱，就会把我们的猫治得越好的。”她目光坚定地质问我：“钱重要还是猫重要？”

我不敢回答。

等到娃的压岁钱花光了，我也贴进去了上千块，猫咪终于回家了。它颤颤巍巍，瘦得像根钉子。它从窝里爬出来，把脸蛋在娃的裤腿上擦一擦，又到我的裤腿上也这么擦一擦。如果它会说话，一定是说：“人，这次谢谢啦。”

娃花了可以买一百只猫的钱，治回来一只一点不值钱的猫。她爷爷问她：“你觉得值得吗？”我猜前公公的意思是，猫嘛，病了丢了就是，喜欢就再养一只嘛。娃回答：“可是，一百只猫也会生病的呀，如果一百只猫都生病，我们就根本治不起了。”

前公公讪笑而去。

钱是有用的，它有时能留住挚爱。“内心的平静”能吗？

11

大约在2021年，我回城探亲才再听到前夫这些年的经历。

当年，他和几个单身的编辑，拉了一个充满了文学女青年女中年的群，群里流传着关于我的传说。故事扣紧了时代的脉搏，大意是——“我们三观不同。”

好吧，这好像没错。

“我要当作家，她不赞成，她想让我去企业上班，企业里压榨得非常厉害，让我痛不欲生，我不得不辞职。”

也没错。

“她脾气很坏！”

大姑姐补充：“主要是我弟脾气太好啦，女人当然想欺负一下你哦。”

“她很看重钱。离婚时，我分给她500万家产。”

哦豁？这是从写历史改写科幻啦？听上去是好像当时我们的家产总数有1000万，分给我500万了？500万在哪里？在哪里？

前夫很快再婚了，新人就是那个文学女青年。他在群里说：“我的前妻听到我结婚的消息，大哭了一场。”

他又炫出和文学女青年的聊天记录，当时还没过门的文学女青年跟他说：“我在这边也不认识多少人，就不办婚礼度蜜月啥的吧。”

我大哭了？好吧，配角的感受丰富了故事线。裸婚的人总认为是嫁给了爱情，却不知道是她的爱人在炫耀。

很快，他们又离婚了，我前夫说：“她的脾气也太坏了！”

这个“也”字，真经典。

然后他们又复婚了。听说前公婆这次凑出来了一套房子的首付，他们于2019年房价山顶时入市，110万买到当年我为婆婆选的那套40万房子的隔壁小区——看来，人终究还是要住房子的。房价摊的这张大饼一卷，就卷走了普通人半生积蓄。

接着，他们又成天闹“你是不是有别的女人”的戏码——有一次，前夫在那单身文学群里和一个女编辑多说了几句话。一会儿，那个女编辑就被拉进了一个小群，文学女青年是群主。

文学女青年开门见山：“XXX（我前夫），你说，你是不是爱她（女编辑）？”

前夫连忙：“不，我不爱她。我从来没爱过她。”

接着女青年@女编辑：“说，那你是不是爱他？”

女编辑怒火冲天：“不！”

接着，“法官”审问他们（通话记录中）某年某月说的某句话是否有某种暗示……

前夫给女编辑赔礼时，他深叹一口气：“我不让她加你，她就说要去跳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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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搭档前些年也离婚了。她比我的能力全面，懂得攘外必先安内。她以前都是早上起来先给婆婆端上一碗燕窝，再去公司加班，老公喜欢吃耙鸡脚，她去考察了一次，就回家拿高压锅做出了盗版。她还隔三差五定五星级酒店、定香港迪斯尼门票让老人带孩子去玩。

结果，等到她40岁，她老公找了个28岁的。

她婆婆来劝勉：“这女人呐，还是要注意收拾打扮，要抓住男人的胃，也要抓住男人的心噻。”

她瞬间破防了：“尼玛一个iPhone2,就算保养得再好，能和iPhone6S比？”

再过了几年，她也学会唱“温暖了四季了”，还要再加一句：“感谢放生！”所以，我们一直是好朋友，布洛芬都要分半瓶的那种。

既然婚姻是个玄学，那还是事业比较好搞。女人搞事业，七姑八大姨会说你“忽略了家庭”，女人去搞家庭，七姑八大姨又会叹一声：“男人一个人打拼，也很累啊。”如果女人又搞事业又搞家庭，并且没缺席娃的每个阶段呢——那就对了，女人就该是个永动机，还是能提供情绪价值那种型号的，这样才配有完美的婚姻。

两头燃的蜡烛亮是亮，不过熄得也快。

我不知道娃长大会像谁。她12岁，我攒够了钱送她出国读书。她的成绩和我小时候一样差，没学出来怕是先要被老师骂死了。修了这么多年国外的冰箱，我的崇洋媚外是改不了了，那湛蓝的、游着天鹅的湖，我也想娃这辈子能去啊。

我们谈过一次心。我说：“妈妈是一个虚荣的人，爱住大房子，买新衣服，坐游轮，酒店都要五星的，所以我就使劲干工作。你爸爸是个淡泊的人，他不需要这些东西，所以他就不用使劲干。我担心你像妈妈一样爱慕虚荣，又像爸爸一样不喜欢使劲干，那就糟糕了。”

娃惊奇地睁大了眼睛：“但这世界上的人，大多数都是这个样子的呀。”

好在在机场送她登机时，她大吼了一声：“妈妈，把我的签证拿出来！”声震房瓦，骄傲得鼻子朝天。

我哈哈大笑——那一刻，深夜里所有敲过的键盘，修过的所有的冰箱，都得到了回报。

12

另一件让前夫添堵的事是：大约在2020年，我渐渐被媒体封成了“作家”。一个出版商约特稿，我就写写写一路写了下去。

有一次笔会，我遇到了那个在小群被问“你到底爱不爱他”的女编辑。她扑过来说：“你不认识我，我一直很熟悉你。我和你前夫追你的每一篇稿子，每篇都要分析讨论，我们想知道，为啥你的稿费比较高，为啥你的阅读量这么大。”

那么结论是？

“你前夫说：‘她的娘家给了她很大的帮助。’”

我脑袋一下死机了——为什么，为什么我成了作家，是我娘家给了我帮助？是我妈下场帮我打字了？还是我娘家买下了个出版社来捧红我？猜不出来，我给娃打电话分析，娃微微一笑：“爸爸的意思是：你成为作家，全靠你的娘家，他没成为作家，因为他的娘家没有支持他。”

其实，前夫前些年也出版了一本小说，我看过几页。不管读了多少本斯基、多少本娃，前夫还是个单纯的人，单纯的人总驾驭不住复杂的故事线。前婆婆说，她攒了5万块钱交给了报社，给儿子补了前些年欠缴的社保——看来，他并没有成为一个可以养家的作家。

娃总结说：“人家离了婚的家庭，都是女的不断结婚，追求真爱，找了一个又一个；男的就向前走，不断去搞钱。我们家，爸爸像女的，妈妈像男的。”

总结完，她像大人一样叹了口气，问我：“爸爸想找到什么样的人？”

我揣摩着说：“大概是想找到淡泊的、爱文学的，还对他没有要求的？”

娃说：“爸爸真傻。这世界上每个人对每个人都是有要求的。有的人看上去没有要求，那是TA还没说出来。”

为啥文化人就喜欢寻找真爱呢？也许人要快乐，真爱是条比较容易的路。凡是写小说编电视剧不能自圆其说时，就需要天上掉馅饼或者平地起大坑，把碳篓子往“真爱”头上一扣，“真爱”也不敢说不。找到了“真爱”，人生巅峰，以后如果崩了呢？那是“遇人不淑”。而修冰箱，搞钱，读文凭，凫上水，都得每天练习，不断总结再练习，然后才能成功，才能得到一点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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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也没有结婚。

但凡看我有点空，我妈就开始催婚。看着我年龄越来越大，她催得都像咒诅了。她莫名觉得“你能遇到更好的人”。

有一天我带她去看牙，医生去准备麻醉药了，她在牙医的躺椅上，横眉瞪眼对我说：“你离婚，是你的报应！谁叫你不听我的话？现在我喊你再找一个，你还是不听话，以后你年龄大了总要后悔的嘛！”

我瞪圆了眼睛，忍住了嘴，怕一句话过去把她怼哭了。

我想起了我少女时期太短的裤脚和太长的上衣——给我裤子的女亲戚都比我矮，而给我衣服的男亲戚又太高——我想起我在“洋垃圾”旧货市场里20块钱淘一件出庭时穿的西装，我想起相亲时，对方只要到大学家属院转一圈就说：“我父母还是希望我的对象要有有编制的工作。”

婚姻，是两个家庭的联合。上嫁，一个家庭在朝上走，托举着女儿链接了另一个阶层。当妈妈的总认为女儿年轻的时候是天仙化人，不知道精神病的基因是会被自然淘汰的，我在婚姻市场上是低人一等的。

我妈非要喊我再找一个，我其实也已经找到了：我的钱就是我的男人。把钱存在银行里，钱每月就交钱给你；要搬什么笨重东西，要打扫清洁，手指在APP下单，钱就给你整得巴巴适适的；钱不会因为事业上升就变坏，钱的事业也不需要你去扶持；钱不会喊你生个娃然后怪你没有时间带，钱也没有个妈非要把你当亲生的女，然后想把你的房子分一半。

唯一的问题是钱会贬值——但男人不也总有一天要躺在床上等着你去服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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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件让我前夫添堵的事，是在我48岁时，被动收入终于足够家用了，又回到了最初的律所做律师。现在，我足够老了，终于成为当事人眼中正式的律师了。我要感谢自己，一直在拼命蹬自行车，等以后死了，我的墓碑上都可以写：“这里躺着一个人，她两次战胜了贫困。”

一天，和一直在这所里做律师的同学，盘点我们大专时班上的同学：那些在法院检察院工作的同学，原来人家父母就是法院检察院的，这才配谈“传承”；那些毕业后待在乡镇司法所的同学，就是家里没“传承”又没考过法考的；而我们这样当律师的呢，脑子还行能考过法考，但家里也没“传承”，这些年就全靠拼命干了。

我们叹口气，总结说：“咱们就像田径场上跑两圈儿半的选手。我们得把自己这圈跑了，还得把父母躺平没跑的一圈也跑了，还惦记着能帮娃跑出半圈，让娃能歇口气。”

不过我发现，天啊，地啊，风水轮流转，“会写”终于有用了——在我刚开始当律师的时候，法官们还比较愿意当面交流，不怎么看书面的。等我岁数大了，法官的压力也大得只够时间翻卷宗，书记员只想收书面的材料。最好是开庭时律师不要雄辩滔滔的，就说一句“本人的意见和书面一致”，然后提交一叠《质证意见》和《代理词》就好了。爱写字的律师，书记员都要对你多笑两下。

那不是要瞌睡碰到枕头了吗？在“文坛”我没有啥名气，在律师行里我应该可以当个文豪了。我这二十几年，报社进出版社出，商业稿进广告文案出，几千字的《代理词》对我来说如砍瓜切菜，《质证意见》我倚马可待。

我的冷板凳终于焐热了啊！

尾声

有一天中午，我从律所出门，到对面的餐厅吃饭。我爬上天桥，再下了天桥，去到对面的馆子。等我吃完午饭要回律所，一看，天桥下是有人行道的，原来我本来可以不爬天桥，直接从人行道走过来的。

我被自己蠢笑了，笑着笑着我的眼睛就湿了。

这冤枉爬的坡，就像我这半辈子。我当律师不行，去当记者当编辑到企业爬坡上坎，转眼就过去了25年，现在又回到了原律所。这坡是这么的陡，喊我再爬一遍，我还真不敢。

而那养着我、支持我当律师的，那个能托付终身的人，原来一直，一直都是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