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修地铁的意见，早在1953年就提出来了。1958年国务院还组成地铁考察团到苏联和东德考察，苏联也派出经验丰富的专家来华，帮助中国修建地铁。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我国又遭遇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正在修建中的北京地铁悄悄下马了。
谭友林听到地铁下马的消息时，核基地的施工正在夜以继日地进行。当他在特种工程兵干部大会上宣布这一消息时，会场上的怒吼声地动山摇，铮铮铁骨的将士们被苏联背信弃义的做法激怒了。“苦干巧干拼命干，气死苏修王八蛋”的大标语，贴满了帐篷和地窝子。谭友林因势利导，施工任务在指战员的爱国热潮中加速完成。
1965年地铁上马。2月4日，毛泽东在《关于北京修建地下铁道问题的报告》上批示：“杨勇同志:你是委员会的统帅，希望你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是为至盼!”
7月1日地铁工程举行开工典礼，参加典礼的谭友林和领导小组的九名同志，人人豪情满怀，准备在北京地铁建设中一展身手。谭友林开始聚精会神地研究地铁建设的相关资料。他们谁也没有料到，即将席卷神州大地的政治风浪，把领导小组的九名成员全部吞没了。
邱云是在谭友林音讯消失之后，从电影银幕上看到谭友林的将军形象的。
I960年，将军合唱团的电影纪录片在崇明县城放映，银幕上将军们高亢的歌声，在观众中激起热烈的掌声。邱云聚精会神地盯住银幕，她多么希望谭友林的画面能在眼前定格啊！那一夜，邱云在日记中录下了唐人李冶的一首七绝——《明月夜留别》：离人无语月无声，明月有光人有情。别后相思人似月，云间水上到层城。诗后注明：看电影《将军合唱团》有感。邱云为谭友林的英武形象高兴，怅然若失的心绪也从李冶的诗中流露出来。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20年前的爱情跋涉，像一堵看不见的墙横在她的心路上，任谁也跨越不过去。踏上崇明岛快五年了，给邱云介绍对象的人何止五个，但都被她诚恳婉拒，到后来人们再也不碰邱云这根“弦了”。同事不知道，邱云的情感禁区别人是进不去的。
邱成武是一位开明父亲，又深知女儿的秉性，对邱云的生活、工作、婚恋和人际交往虽然十分关心，但对女儿的抉择从来不加干涉。I960年春节，邱云回家同父亲团聚。除夕灯下，邱云把母亲的遗像抱在怀里，泪眼汪汪，一声不吭。邱成武心中十分悲戚，语气忧郁地对女儿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眼看到了不惑之年，你总得给你自己的感情有个交代，不然我怎么去见你母亲啊!”邱成武没说几句就老泪纵横，后面的话被一阵阵哽咽堵住了。
邱成武是1950年回到安庆定居的，一直在医院工作，五年前已退出临床岗位。休息后把全部精神花在整理病案、著书立说上。邱云自懂事起，从来没见过父亲这样伤心，想伸手替父亲擦泪，自己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
灯光下的父亲没有了当年的丰采，岁月刻在额头的层层皱纹，记录着起落浮沉的沧桑。想到70岁的父亲自母亲去世后，再未续弦另娶，走到哪里都要把母亲遗像安放在床头，邱云不禁放声痛哭起来。母亲的青春早逝，父亲的用情专一，自己的坎坷心路，全被泪水从心底冲刷出来。尽管邱云心底的梦已被时光击碎，但她依然活在梦中。只有在追梦的路上，她才觉得不孤独，不寂寞。有人对恋人说过，假如有一天世界背叛了你，至少还有我为你背叛这个世界。几十年前的邱云也是这样的心情。
邱云擦拭落在母亲遗像上的泪水，擦来擦去老是擦不干净。邱成武看到自己几句话引得女儿伤心不已，连忙把话岔开，让邱云把春节期间探亲访友的事好好安排一下。他低声嘱咐女儿，庐山会议精神已经在上层传达，彭老总的事情可能还没有完，让邱云多关心时事，说话把握好分寸。
邱成武历经沧桑，阅人无数，他对时局走势的判断，让邱云对庐山会议的余波更为关注。过了不长时间，邱云渐渐发现，一些中央领导人的名字从广播和报纸中消失了。到了年底连谭友林的消息也听不到了。
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在邱云脑子里越挽越大。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都当过谭友林的领导，如果有人要搞株连，谭友林也可能在劫难逃。给钱瑛寄出两封航空挂号信都不见回音，邱云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直到春节过后钱瑛才回信告诉邱云，谭友林一切均好，已被提升为工程兵副司令员兼特种工程兵司令员。别人只知道他执行任务去了，执行什么任务，到哪里执行任务，谁也说不清楚。钱瑛叮咛邱云不必担心，也不要再找人打听。邱云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邱云没有料到，五年之后，她同钱瑛、谭友林和许多熟悉不熟悉的人，一起被裹进声势浩大的政治风暴中去了。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帷幕。
如果说在战争的残酷和死亡的威胁面前，战士谭友林的血性经受住了考验;那么在“文革”的诬陷和七年的囹圄面前，将军谭友林的党性则经受住了考验。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大块头文章。11月30日，《人民日报》加按语转发了这篇文章。
远在核基地组织施工的谭友林，拿起报纸浏览了一眼，一看是文人打笔墨官司，就扔到一边去了。20多年后谭友林回忆说，真正让他大为吃惊的，是1月召开的上海会议。这次会议把他尊敬的罗瑞卿大将打倒了。
罗瑞卿是在会议开了三天之后，才从西南赶到上海，听取会议对他的宣判的。罪名：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判处：撤销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职务。”
罗瑞卿被打倒的消息，如同五雷轰顶，把谭友林击蒙了，好几天食不甘味，寝不安枕。有时他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头靠椅背，双目紧闭，在一片茫然中寻找答案。他的脑子被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占满了：“全国人民都知道，罗总长可是毛主席的大警卫员啊!”当谭友林脑子里的问号被拉直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正在席卷全国。
按照毛主席1962年的安排，林彪养病期间，军委日常工作由贺龙负责，贺龙成了军委实际上的二把手。一个是军委副主席，一个是军委秘书长而且兼着实权在握的总参谋长，林彪感到自己被人架空了。他用告御状的办法，使毛泽东失去了对贺龙与罗瑞卿的信任。这次批判罗瑞卿，贺龙是赶到上海才知道的。在今天看来这很不正常，但在那个年月却并不反常，“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只是书本上的两个词汇罢了。
罗瑞卿被撤职，贺龙受到株连，上海会议后，贺龙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祸根已经埋下，恶果开始坐胎。林彪窥测政治风云，抓住时机调转枪口，瞄准贺龙扣动扳机。这时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林彪听到冲锋号声，与陈伯达、江青、康生等相互勾结，由康生捏造彭真与贺龙准备调部队进城搞“二月兵变”的弥天大谎，煽动北京几所大学的造反派，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贺龙。
谭友林的心被愤懑与悲哀吞嗟着。难道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叶挺亲口赞扬有大将风度的贺龙——共和国的元帅，也成了“大军阀”、“走资派”？
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被打倒了，现在又要打倒贺龙，毛主席知道吗？毛主席不是要保贺龙吗？他老人家的话可是“一句顶一万句”啊!谭友林把拯救贺龙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毛主席身上。谭友林不清楚，这时候毛主席对林彪的信任和倚重，已经超过了健在的所有开国元勋。毛主席与林副主席的关系已成为统帅与副统帅的关系。
谭友林反复学习理解毛主席的大字报，差不多可以倒背如流了，但越学越糊涂，越学问题越多:什么是当权派？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谭友林苦苦思索，还是找不出能说服自己的答案。
谭友林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过三年多，在高等军事学院又学习过三年，工作之余，读书是他的唯一爱好。他的理论功底，足以回答自己脑子中的问题，但事到临头总觉得脑子里装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法找到他对毛主席大字报疑问的答案。
理论向现实低头了。就在谭友林百思不解的时候，他的脑袋又被政治榔头猛击一锤。1966年9月8日，林彪主持召开军委小型会议，以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在总参外事局“八二五”大字报上签名为由，作出王尚荣停职反省的决定。同时授意总参领导，掀起以追查王尚荣“后台老板”为重点的揭批查高潮。
这个会议军委常委差不多都参加了，唯独贺龙没有接到通知。这次会议是围剿贺龙的又一颗“信号弹”。
听说王尚荣停职反省，谭友林开始意识到什么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了。
王尚荣是什么人，没有几个人比谭友林更了解他。王尚荣是贺炳炎的入党介绍人。贺炳炎、谭友林任红二军团红五师师长、政委时，王是他俩属下的团长，后来到师里任师参谋长。贺炳炎负伤后，王尚荣继任师长，成了谭友林的搭档。红五师改编为红九十六师后，师长、政委还是他们两个。从长征开始前到长征结束后上保安红大，他俩甘苦与共，生死不离。到北京后工作再忙，两人也会偷闲见面，把盏浅酌，谈古论今，尽兴而归。
战争年代，贺老总、任弼时曾多次向人炫耀，二方面军的儒将非王尚荣莫属，谁都知道王尚荣是个智勇兼备、文武兼资的人才。解放后，让王尚荣长期在作战部当副部长、部长，不是这个老中将不堪大任，是他的文韬武略为高层器重，毛主席、周总理和老帅们离不开他这个军事顾问，用起来放心、方便。
谭友林隐隐约约地感到，贺老总肯定要大难临头。他后来说:“那段日子真难熬啊，每天夜里，失眠的时间都比睡眠的时间长。老是想，一边说苏修亡我之心不死，一边又打倒老帅老将，万一敌人搞突然袭击，谁来统兵打仗？说不定真会‘抓瞎’的!”
谭友林不是杞人忧天。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眈眈，频繁挑衅，亡我之心昭然若揭。共和国的将军们深知，国家安全出现任何闪失，他们都无法向历史作出交代。这种忧心所内涵的崇高责任是常人难以体察的。毛泽东是怎么想的，谭友林无法揣度，“但林彪肯定没有想，他想权力都想得变态了，发疯了，要不怎么能连战功赫赫的贺老总，都欲置于死地而后快”！谭友林内心的愤慨，在平反昭雪后，不止一次地向王尚荣、张竭诚宣泄过。
谭友林终究被推到贺龙案子的漩涡里去了。林彪、江青一伙为整倒贺龙，不仅株连到他的妻子儿女、亲朋故旧，而且株连到他领导过的红二方面军、八路军一二〇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西北、西南军区，国家体委和国防科工委等军队、地方上的一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其中属于“贺龙专案组”的有许光达、廖汉生、黄新廷、王尚荣、成钧、谭友林、荣高棠等23个分案组，含省、军级以上领导干部19名，政治局委员2名，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各1名，受牵连遭迫害的干部群众成千上万。
平心而论，林彪是赏识谭友林的，但贺龙救过谭友林的命，林彪也是清楚的。“若无渔夫引，怎得见波涛。”救命之恩大于天啊！林彪长期观察，发现谭友林和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不同，虽说是他的湖北老乡、抗大学生，又是四野的老人，但谭友林不登他姓林的门，不向他姓林的靠，他总觉得谭友林的心是同贺龙拴在一起的。
林彪几经分析推断后认定，谭友林肯定是贺龙安在工程兵的钉子，是贺龙在工程兵的一颗“定时炸弹”。贺龙搞“二月兵变”是有计划、有预谋的，贺龙把谭友林安插在工程兵，就是为将来搞政变作准备的。
林彪“拔钉子”、“挖炸弹”的话一出毛家湾的元帅府，工程兵党委常委已经端坐在会议室了。谭友林和几位常委互相看着，弄不清突然开会干什么，但发现个别常委没有到会，感到气氛有些异常。人一到齐，会议一字不落地传达林副主席的指示，当即决定:改组“文革办公室”，撤销谭友林“文革办公室”主任职务；以工程兵党委名义贴出公告，点名批判谭友林，勒令谭友林交代反党罪行。
林副主席发话了，群众发动起来了。工程兵机关一夜之间就贴出了一百多张批判谭友林的大字报，“打倒反党分子谭友林”的标语随处可见。
对于厄运即将临头，谭友林没有心存侥幸，但风云突起，谭友林却没有想到。谭友林对鲁方说:“既然林彪点名了，批判公开了，我也该露面了。我一不反毛主席，二不反共产党，我怕什么？我是纪检委书记，有些人乱搞女人，我能装聋作哑吗？现在他们要打倒我，我不敢露面，他们会说我心里有鬼，害怕群众。”谭友林想亲自出去看看，大字报都写了些什么东西。
鲁方知道谭友林嫉恶如仇，平时工作要求严格，批评过一些同志，还对一些人发过火。她怕谭友林看见大字报上的诬陷后控制不住自己，想让丈夫消一消气，便半开玩笑地说:“别去看了，有人手里拿着钓鱼竿，就等着你上钩呢。”
鲁方见谭友林执意要去，干脆实话实说:“揭批你的大字报一贴出来我就看了。都是扣政治帽子，没有任何实质内容。本来你就没有把柄，他们抓什么？”看看夜已过半，便催谭友林早点休息。
谭友林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他被大会批斗之前，鲁方已经大难临头了。1966年8月，鲁方被隔离审查，之后又被造反的学生剃成阴阳头批斗游街。鲁方成了北京“文革”中第一个被剃阴阳头的女“走资派”。
1967年5月9日凌晨12点到2点，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到北京芭蕾舞学校讲话，一边说“我们是反对武斗的”，一边又说“你们要愿意武斗，我们也不管，你们大家愿意打就打，反正我们不反对!”还指名道姓，要求学生造反，揪斗副校长、党支部书记鲁方。在戚本禹的蛊惑下，北京芭蕾舞学校的师生竟然对他们平素敬仰的老革命、老书记鲁方施以拳脚。批斗连续升级，看管也更加严格。
谭友林夫妇去世多年后，谭晓芳回忆：“妈妈当时确实伤心透了，后来想通了，觉得不能怪那些小孩子，他们才十几岁嘛。还自己开导自己，‘将来写‘文革’史，一定少不了我这个被剃阴阳头的第一人。’”不难相信，假如当年给鲁方剃阴阳头的学生们今天还有良知，他们看到这些话，心灵一定会颤抖的。
鲁方连续几个月下落不明，谭友林天天挨批挨斗，孩子们被划成“黑五类”，当不上红卫兵，整天躲在家里胆战心惊。听孩子们的同学说，鲁方被关在学校一间屋子里，白天打扫厕所，清理垃圾，晚上写悔过检查，交代问题，谭友林顾不上多想，立即托人找到老岳父姜怀，请他亲自到芭蕾舞学校打听鲁方的下落。
北京的6月，街上人浪沸腾，不知是哪个单位的五个“走资派”被押在大卡车上游街。三个造反派押一个“走资派”，一个把头往下摁，两个把胳膊朝后拧，挂在脖子上的大牌子被车厢板挡住了。已经扭成“喷气式”的“走资派”，被从后面揪住头发向上拽，面色青黄，汗水淋漓，疼得脸都变了形。架在车厢角上的高音喇叭，传出歇斯底里的打倒声。马路两旁的人驻足围观，有笑声，有喊声，也有轻轻的叹息声。
姜怀一'步一'瘤地走着，他的一'条腿是批斗会上被人端坏的。坑坑洼洼的路走起来低一脚高一脚，到芭蕾舞学校时，昏暗的路灯惨淡地亮了。
姜怀轻轻叩门，一位负责看守的干部从门缝里把头探出来，一看是鲁方的父亲，立时愣住了。听老人打听鲁方的下落，看守干部把嘴巴向前靠了靠说：她被隔离审查。人还活着，挨斗少不了，主要是打扫厕所，不准亲属探视。”说完又把头从正关的门缝中探出来说：“爱莫能助，你再别来了，让专案组知道了，鲁方和你都会受牵连的。”哐的一声，门关上了。
老人的话还没有说完。他想告诉这个有点同情心的人，孩子好久没见到妈妈了，最小的还不到十岁。不管是大错小错，让孩子们见妈妈一面没有错啊。姜怀在门前徘徊苦等，几次敲门再没有动静。
亲情被撕裂的伤口不流血，看不见，但痛彻骨髓。保护不了妻子，让谭友林终生抱愧。可那个年月他没有能力保护啊！谭友林被关押审查时，爱妻仍然下落不明。1986年临终前，病中向来坚强的鲁方，回顾谭友林对她一生的深情和厚爱，从生命深处淌出来的泪水，成为向丈夫表达的最后一次感谢。
在被隔离审查的日子里，鲁方天天担心丈夫受过伤的身体熬不住折磨，担心少不更事的孩子在武斗中闯祸。亲情的心灵感应，让鲁方恍惚中感觉到对谭友林的批斗升级了。
鲁方的感应没有错，对谭友林的批斗已经从口诛笔伐上升到大打出手。每次批斗会，站在台子中央的谭友林，都被两个战士反剪着双手，那根挂着“反党分子谭友林”牌子的铁丝，勒进谭友林的脖子。牌子很沉，汗水渗进勒破的皮肤，疼得谭友林大热天直冒冷汗。谭友林咬牙坚持，任凭批斗的人拳打脚踢，暴跳如雷，把谭友林打得满脸流血，浑身是伤，他的回答只有一句话：我是党的干部，我没有黑后台，我不知道什么‘二月兵变’。”造反派又说了一串贺龙黑干将的名字，让谭友林揭发他们的反革命罪行，交代与他们的关系。
谭友林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他用尽全力抬起头，冲着挥舞拳头的造反派，像狮子一样吼着：“我只知道他们有功，不知道他们有罪！”造反派愣住了，黑压压的会场一时鸦雀无声。不到一分钟，拳头像乱锤擂鼓一样砸向谭友林。谭友林眼前一黑，昏倒在地。在这生死瞬间，正要抬脚踢谭友林的造反派被旁边的人制止住了，专案组有明确交代，“只要口供，不要尸体”。
批斗次数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被打得死去活来的谭友林就是不交代。彭德怀、陈毅、罗瑞卿、黄克诚等老领导被批斗时，谭友林也被拉去陪斗。他缄默不语，两眼冒火，嘴角流血，把淌出来的眼泪往肚子里吞。让谭友林心头滴血、深感悲哀的是，批斗殴打老帅、老将的这一代年轻人，正是在谭友林这一代人用鲜血染成的红旗下出生、长大的。看着一个个老首长备受折磨而宁折不弯，谭友林获得了更大的斗争勇气。
1996年9月13日，“死不改悔的反党分子”谭友林被关起来了。他的家被抄了两次。叶挺赠送的左轮手枪早上交了，刘少奇赠送的皮茄克、周总理和邓大姐赠送的贺词、贺老总赠送的雕花烟斗、任弼时赠送的派克钢笔，还有那块寄托着无限眷恋的怀表，统统不翼而飞。鲁方父亲赠送的青花瓷瓶也被砸得粉碎。老人几次月下登门，都被卫兵喝退，直到告别人世，也没能见爱婿最后一面。
失去爸爸妈妈的七姊妹，一夜之间长大了。大姐谭晓芳把全部心血花在照顾弟弟妹妹身上。她告诉弟弟妹妹，爸爸妈妈是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妈妈，他们总有一天会回来的。孩子们在绝望的挣扎中希望奇迹出现。能够见到父亲母亲，成为他们白天的奢望，黑夜的美梦。
六年多过去了，老七谭晓白已长成小伙子了，谭友林还是没有回来。谭友林从京内转移到京外，从河南转移到徐州，林彪在工程兵的心腹几次对谭友林诱导、许愿，都被谭友林顶回去了。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折戟沉沙，焚尸荒野，徐州工程技术总队仓库对谭友林的管制稍稍松了一些。谭友林怕曾经受过伤的右手右臂功能退化，让看守战士买来笔墨纸砚，开始用毛笔抄写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有时也写几句古诗古词。这件事被人反映到工程兵，一位领导以尚未结案为由，竟下令收缴毛笔、墨汁，让谭友林把时间用在写交代检查上。一天上午，谭友林刚把纸铺开，一个干部走进来，把桌子上的纸抓过去揉成一团，摔到地上踩了几脚，一转身走了。谭友林怒斥：你干什么?”
“干什么，不准你胡写八写!”
谭友林正要解释，那个干部竟端起墨汁盘子，朝谭友林脸上泼去，泼完把盘子朝地上一摔，扭身走了。随着盘子的打碎声，谭友林颓然坐到床边，满脸黑色的墨水，顺着脸颊流进脖子，流进胸膛，流进心里。
突然遭受这种奇耻大辱，让宁折不弯的谭友林一瞬间脑子裂开了，他真想扑上去与这个干部一拼了之。冷静下来之后，谭友林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年轻干部是受人指使才这么做的，韩信都不计较胯下之辱，我一个老党员难道还不如韩信的气度？就是死也不能在是非颠倒中死，死也得站直身子，死个明白。他相信，欲置他于死地的林副统帅摔死了，权力回归正常的时间不会拖得太久。他还相信，毛主席总要刀下留人。他老人家绝不会让成千上万跟着他浴血奋战的老帅老将老干部，在万劫不复的沉冤中离开世界。谭友林打消了拼的念头。
1973年1月，鲁方请王震转呈她给周总理的亲笔信，盼望周总理过问谭友林的案子，让谭友林能同家人见一面。在周总理的亲自干预下，谭友林回京治病。分散在全国七个省市的孩子听到爸爸回家的消息，连夜从各地朝回赶。谭友林同家人团聚了，欢声笑语中的鲁方不停地擦着眼泪。
为了这一天，鲁方和孩子们等了七个年头啊！
谭友林身体还未恢复元气，便急着找总政领导，希望尽早安排工作。他已年届花甲，还能为党工作几天？
1975年1月5日，邓小平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2月又增补李先念、王震为军委常务委员。谭友林看到了重新工作的希望。
三个多月后，谭友林接到总政通知，让他随李达副总长到东北参加演习。李达是红二方面军的参谋长，对谭友林十分熟悉，一路宽慰谭友林保重身体，等待分配工作。李达又是八路军一二〇师和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参谋长，从抗日战争起，一直参与刘邓大军的决策与指挥。一回北京，李达即向邓小平反映了谭友林遭受迫害的情况和急于工作的愿望。
邓小平同谭友林不很熟悉，只是在谭友林兼任特种工程兵司令员时听过汇报，见过几面。邓小平知道谭友林是林彪亲自点名打倒的“二月逆流”“黑干将”，是周总理亲自批示解除关押的老同志，便答应李达说，谭友林的工作安排，和军委其他同志通通气再定，并让其转告谭友林把身体调养好。没过多久，总政干部部果然派人听取谭友林对工作安排的意见。征求意见的同志说，工程兵在“四大”中搞乱了，两派派性很大，整顿工作搞不下去，军委有可能让谭友林回工程兵当司令员。
谭友林要回工程兵当司令员的消息不胫而走。一时间议论纷纷，大多数人喜笑颜开，极少数人情绪低落。谭友林思考再三，打电话告诉征求意见的同志:“感谢组织信任，但回工程兵对工作不利。听说我要回来，一些同志有压力，特别是运动中陷害我、打骂我的同志，担心我回去后他们挨整，有的开始要求转业、调动，有的要求住院、退休。我回工程兵就是再谅解、再宽容，他们的心理压力也解除不了，这对工作不利。希望军委、总政在京外单位给我分配工作，离工程兵机关远一点更好。只要有工作干，当副职都可以。”谭友林没有回工程兵，他的高风亮节感动了工程兵。不当正职当副职，这就是一个老共产党员从大局出发的选择。
正确的选择，是一种睿智和远见。对一个具体人来说，本质决定选择，选择反映本质。谭友林的选择让干部们看清了他的人格本质，更使那些整过他的人终生汗颜。谭友林用坦荡的胸襟启示后人，一个高尚的人，应当忘记整你的人，记住帮你的人。
谭友林直到恢复工作也不会知道，他在批斗大会上遭受拳打脚踢的时候，孤独的邱云也被推上运动的风口浪尖，背后的推手正是那个曾经纠缠过她的科主任。
邱云转业到崇明岛后，医院的同事们渐渐弄清了事实真相，那位科主任反倒遭人唾弃，成为众矢之的。科主任的妻子深为自己选错了男人而懊悔，希望丈夫能够良心发现，到崇明岛向邱云登门道歉。科主任埋怨妻子人云亦云，多管闲事。妻子盛怒之下，一纸状子递上去，同丈夫分道扬镰。科主任里外站不住脚，只得转业回了上海。
1966年春暖花开时节，这位科主任上崇明岛找到邱云，把前些年自己挑拨是非的责任全推给离婚的妻子，恳请邱云给他一次机会。只要同他结婚，他有办法把邱云弄到上海自己工作的大医院去。邱云用大鱼大蟹招待完昔日的同事，只说了一句话：“你来一趟崇明岛很辛苦，不要再来第二趟了。”
1966年10月，一群上海的红卫兵突然登上崇明岛，把邱云架到桌子上，愤怒控诉她亵渎革命烈士的罪行，决心把这个资产阶级大小姐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幸亏渔民从四面八方赶来解围，要不邱云当天就被揪到上海去了。
县里群众组织根据上海红卫兵的揭发，准备对邱云下放劳动，隔离审查。在渔民们的强烈要求下，邱云被下放到渔场医务室，改为赤脚医生。邱云的行动自由、通信自由受到限制，成了强制劳动改造的专政对象。县里有几个“走资派”和邱云的资历差不多，都是抗战时期的老党员，平时关系很好，在渔场隔离审查期间，劳动、开会、吃饭都和邱云在一起，邱云把做饭洗衣的事差不多全包了。几个“走资派”过意不去，花了七八天时间，把邱云四面透风的小屋修缮一新，成了一幢名副其实的“闺房”。
1971年国庆节后，邱云重获自由。这时才发现她熟悉的老领导、老战友都联系不上了。钱瑛、谭友林也下落不明，她不能打听，不敢打听，也找不到人打听，只能在孤独苦闷中送走太阳，迎来月亮。
回到原来的宿舍，听不到惊涛骇浪的起落，邱云对万籁倶寂的黑夜有些惊悚。她打开卧室的灯，蓦然发现，双鬓上的白发，在镜子里特别晃眼。
邱云一惊。沙市码头吻别那一刻，已经过去30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