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20载，班长和“校园混混”们一起陷入困顿中年高中毕业20载，班长和“校园混混”们一起陷入困顿中年

1

2012年，我在湖南的大学附中实习，按惯例，从师大中文专业毕业，留在湖南当个语文老师，是顺水推舟的事。不过，春季老家省城公务员招考，母亲还是希望我回去——四年大学，跋涉湖南，是任性的意外，是该借机重回轨道了。

或许因为有工作保底，我的心态四平八稳，和若干年前高考不可同日而语，结果也意外顺利。面试结束，我坐车从马保村考场离开时，省城华灯初上，那时我并不能确切知道这场面试意味着什么，只高兴于公务员岗位近在咫尺。虽说是老家，但省城于我如此陌生——似乎只在小学四年级借由参加半导体竞赛来过一次。每一盏彩灯都是黑白的阴影色调，心情远没想象兴奋。

这是以后要生活的地方吗？这是习惯的问句，亦如四年前初到长沙。很多次梦回人生转折的路口，那些导致人生分野的选择，往往如此轻率，未经深思。或者说，我不过依旧是被推着走，被从未现身、却确凿存在的力量，推着走。

我往北去找阿弘，带着他乡遇故知的万分确幸。一年前，他从云南警官学院毕业，入职特警队。他们学校警察类本科专业入警率高，超过90%的毕业生能通过专项招考进入体制。从进入校园开始，阿弘的半边脚已有着落。

得知阿弘入警，以我为代表的一众同学是吃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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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他，隔着长走廊。教学楼砖红色、传统建制，教室依次排列，门前长走廊连着办公室。早上七点半，例行晨读，老师鱼贯而出，逐间巡过教室。余光瞥见窗户角班主任阴恻的脸，我陡然抓紧课本，提高声调，像被掐住脖子的鸡，直到课间才敢闯出教室透口气，斜靠半高的围栏与好友闲谈，话题仍逃不脱学习——化学老师大学刚毕业，一口方言腌过的普通话，着实令人费解。

一个男生从楼上扑出半个身子，用青春期特有的嗓音大喊一声。三层男生一惊，冲他比个手势。周遭的哄笑非但没令那男生羞涩，反倒为他的张扬加了把火。我知道他。刚入校，他和同学打架，被教导主任拎到会议室。争执两句，他不服气，摔门而出，一把震碎玻璃门。

阿弘的名头正是那时传扬出去的。

千禧年，香港电影以盗版影碟的形式在县城风靡，我们都在录像厅被《古惑仔》震撼过。沉郁靓仔型的陈浩南，锁眉怒目的平头装老粗山鸡，满口飙脏话性子烈的山鸡女朋友，让人躁动。青春的懵懂、物质的稀缺，一切在电影造梦中得以宣泄。

那阵子，“拳皇97”横扫全县街机厅，八神庵火红色刀削发挡着眼睛的造型成了县里的时髦，男孩子脑袋上顶着一堆碎白菜，鬓角留到能用手撮起来。阿弘的身边便是这样一群人，他们聚在一起，便是一处景观：留斜刘海的阿超，从裤兜掏出皱巴巴的烟，躲在厕所里抽，表情在烟幕里格外乖张；打架勇猛、以仗义扬名的跛子，他染了一绺黄毛，断腿源自一场义气之战；看似老实、实则私下攒色情电影的阿金；还有个年龄稍长的矮个子阿斌，他高我们一个年级，高考失利，滞留县城，长得像港片里的吴耀汉，女友却高挑清丽，两人站在一起极不般配，腻歪的时候，他得踮着脚。

阿弘和兄弟们混在一起，讨个热闹，也是提前体验社会。那是与矗立县城中心的高中完全不同的一套话语体系，很长时间里，我对友情与社会的认识模板都源自于此：热血、无间，成群结队、所向披靡。看他们勾搭着肆意行走，我总想起贴满理发店、台球厅、游戏厅、音像店的海报——陈浩南和兄弟赤裸上身，刺青，以及宽松及地的牛仔裤。

高二分班，我和阿弘成了同学。我打小不爱运动，拖着超过一百八十斤的身体进入高中，母亲笃定我上大学之后体重问题会迎刃而解。相比起强对抗的足球、篮球，我更爱小说，排行榜上的青春文学我都看过，该流的眼泪，一滴也没少。

在师长看来，爱看书总是好的，初中起，我就占着班长的位置，但我并不适合。同学间有着迥然于师长的另外一套评价体系，我费尽力气讨好，也改变不了“不受欢迎”的事实。如果说学校是限制自由的桎梏，那么班干部便是体制的代办，招摇的前哨。老师喜欢的总是不好的，我与同学间总有隔膜。停在车棚的自行车是替罪羊，轮胎气嘴常不翼而飞。“看什么看？去和班主任告状嘛。”有人挑衅。相比起肢体冲突，这不算难忍，我推着瘪轮胎的自行车，避着目光离开。

在县中，英语老师洋气，因为英语洋气。她烫着时髦的羊毛卷，染发，穿贴身长裙。她抱着课本，在桌椅间袅娜，捏着嗓子领读课文，像只骄傲的天鹅：“Understand？”

“Understand！”阿弘回答。

他矮、瘦、吵，眉眼间有坏孩子所有的样子。他不听课，老师说点什么，他就起哄。他声音大、音调怪，男生们笑得伏在桌子上。

英语老师脸色青白，一时语塞，抱着书往讲台走。阿弘拿出半角镜片，轻放鞋尖，看似不经意地把脚摆在走道。待老师再次摇摆着经过，好事的男生笑得伏在课桌，身形起伏如浪。英语老师穿Hello Kitty内裤的笑话，便在课间流传。

阿弘学科成绩的好坏，取决于对老师的喜欢程度。班主任教地理，寡瘦、凌厉，讲话像倒豆子。她喜欢阿弘，把他的顽劣行径视作灵泛。她说，成绩好的学生寡情，他们总认为成绩源自努力，反倒那些爱吵爱闹的孩子，讲人情，懂感恩。她还说，那些孩子绝对不会成为书呆子，入社会了，反倒混得好。

该骂也骂，该罚也罚，班主任从未放弃阿弘。她把阿弘抓到走廊尽头的办公室，从“母亲”着手，和阿弘推心置腹——阿弘的母亲在婚姻里支撑，全是为了这个儿子。高考是人生的高线，越过它，就是对母亲最好的回馈。她给阿弘树了个对手——我，坚信阿弘能在成绩上超越我，甚至无须费大力气。阿弘的地理成绩先好起来，在各科中鹤立鸡群，倒像是班主任未卜先知。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和阿弘走近。是因为想成为某种更大东西的一部分？打不过就加入，索性为生活找到依附？还是因为阿弘的生活方式太过于耀眼，惹得我像扑火的飞蛾？我无从得知。我带着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热情，缓慢靠近，恐惧而新奇。

我第一次去KTV，就是参加阿弘的生日宴会。我磨蹭到很晚才去。包间里，烟雾缭绕，弥漫着廉价香烟的味道，啤酒瓶落一地。我扶着厚重木门，狂躁的音浪几乎把我掀翻在地。我与周遭如此格格不入，像进错片场。

阿弘停下嘴，过来搂我的肩膀，介绍：“这就是我们班长！”

好几个酷炫的发型转向我，饶有兴味上下打量。包间里猛然空出来，只剩空鸣的伴奏。“班长好！”阿斌把眼镜勾在鼻梁上，夸张地打招呼。身边坐着的是他的高个子女友。两人分分合合十几场，始终没散。

血气上涌，我只感恩KTV暗淡的光线，此刻它是最好的掩护。我艰难在角落落脚，像只受惊的猫。阿弘递给我一瓶啤酒，我放在脚边，掏出黄色屏幕的摩托罗拉直板机，佯装发短信。

包间里重新热闹起来。我有些自责，觉得自己不上道，我可以直起腰板爽气地打招呼，或者拿起一瓶啤酒去敬沉醉于金曲的人。总之，我本来可以做得更好。

临近午夜，民主街依然灯火通明。这条建于90年代的街道，两侧遍布餐饮店和KTV，充满烟火味和市井气息。走出包厢，饥饿与嗓子里的疼痛一样难以忍耐。牛肉粉店依然人流如织，我请客吃宵夜，阿弘毫不客气，牛肉粉、鸭头、油豆腐，大有气吞山河之貌。县城的夜晚第一次向我打开，似潘多拉魔盒。一直以来，我都是两点一线的单程动物，老师眼中的模范学生。

狂欢散场，我和阿弘沿金溪河走，夜色已暝，偶有虫鸣。阿弘撩起袖子，手腕处有道浅浅的疤痕露出来。他说，那是和父亲吵架，生气上火，躺在床上自己割的。他以为要死了，一觉醒来，血迹早就干透。

“这次还差你几分，X！”阿弘说。

“还差很远好吧？”我说。

“放屁，迟早追上你！”阿弘像充了电，非要比个高低。

……

日程表被挤满，六点起床，晨读半小时，匆匆吃过早饭，赶赴学校另外半小时的自习。白天八节正课，三节自习被挤到晚上，前途被一场又一场的质检考试定义。高三在誓师大会后陷入诡异的宁静。班主任早早在墙上挂起“百日”倒计时，大部分人自发屏蔽外界，陷入自己的结界。早自习，学习委员站上讲台，他发狠领读，再引来更加发狠的跟读。他粗暴地撕下一页数字，从篮球场上卸下来的记分牌，个位数逐渐变小，又陡然变大。百分位的数字趋向归零。

尽管倒计时的数字日渐缩水，我仍准时收看《快乐大本营》，雷打不动。母亲被缠得没办法，勉强同意。周六放学，我回家饿着肚子写卷子，熬到八点二十，准时坐在客厅电视前，等待节目开场的主题曲。母亲端出热好的饭菜，摆上茶几。那是我高中时代做的最叛逆的事，以至于我复读结束，抱着厚厚的志愿书，执意选择了一所湖南高校，以至于成年后母亲常把这事挂在嘴边当作笑谈——那都是后话，在高三，这微末的叛逆是我的出气口，烦腻生活的那条窄缝。

6月7日，倒计时归零。走出房门，母亲已备下早餐。她笑得和煦，和电视广告里给孩子送牛奶的母亲一模一样。看得出，她尽力把今天伪装成普通一天，试图让我放下紧张，但过于丰盛的早餐还是露了馅儿。

校门紧锁，毕业班的老师换了张陌生的笑脸，细声鼓励。考生拥在门前，等待一场决定终生的考试，像等待出征的将士。阿弘不知愁的模样，他举起笔袋：“每支笔都开过光的，你得小心了，X！”早几个月，祖母把他的文具供在佛前，讨个庇佑。我把拳头握紧，却感觉万事像流沙，从指缝流走，抓不住。

我设想过很多高考结束要做的事，但走出考场的下午，只剩深深的疲惫。推动前进的力道消失了，你以为获得了自由，而自由的味道似乎是空虚。整个暑假，我在等待成绩中度过，似一场春梦，了无痕迹。7月，显示屏上是一组陌生的成绩，从未在质检考中见过的成绩，绝对无法将就报学校的成绩。我靠在厨房边，告知母亲，准备复读。她冷脸沉默。

“那是肯定的，不然怎么办。”她说。

阿弘也没考好，但不算荒唐。云南警官学院收留他，禁毒系。我开玩笑问他，是不是港片看太多，准备去当卧底。他笑了笑，似乎心虚没底。一切都是他父亲的筹谋。他父亲是县城治安警，管着整个保安公司，银行、政府一众单位的安保，都由他牵线负责。他朋友很多，称兄道弟，热络往来，家中大小事务均由母亲操持。母亲脾气硬，对儿子的专业并不甘愿，每每和父亲争执。阿弘体谅母亲，但述及前途，还是向父亲的安排低头。

阿斌第三次参加高考，终于被仰恩大学录取，三本，算对父母有个交代。他的家庭条件一般，父母离异，母亲在市场卖卤味。那个暑假，一帮兄弟们常去档口上帮忙，又在阿斌家蹭餐饭，白天没卖出去的卤味，都填了他们的五脏庙。

那时我还不知道，借由一次考试，同学各散东西，人生的某个阶段就匆匆结束了。一同结束的，还有这群校园“混混”的高光时刻。离开校园，叛逆与兄弟团不再是顶光鲜的事。再往后，那些学校里大气不敢出的二愣子、书呆子，不少凭着优异成绩或者家庭关系，找到了体面工作，等同学会上再见面，已是副吆五喝六的模样。社会，那是一套更复杂多元的评价体系，每个人都要被推进去，重新估价。

3

公交车穿越城市往北走，建筑渐渐变矮，周遭也荒凉起来。我抱着肯德基全家桶，还有两杯冒着凉气的可乐。阿弘馋炸鸡，让我必须准备，反复交代了几遍。特警队门前，警备森严，并不允许外人进入。我等了半晌，阿弘才穿着作训服出现，额角还带着汗。他比高中时精壮不少，精神的圆寸头。

“X，刚跑完五公里，烦死。”他抓起炸鸡，下嘴猛啃，油花泛在嘴边。

省城公务员的岗位通常供不应求，百比一的竞争比例，而特警招的人数多，报的人数少，极端时考录比刚超过三比一的划线。但特警并不讨喜，重点场所、重点路段设点，常态化武装巡防靠他们，配合辖区公安机关日常巡逻也靠他们。防弹头盔、防弹背心、战术背心、轻型冲锋枪，“行头”多达十余件，从头武装到脚趾。特殊情况，他们得穿着重达三十斤的装备，连续作战，一次执勤甚至超过十小时。

日常，特警队还施行军事化管理：枪械武器射击、格斗散打、警棍盾牌，科目令人应接不暇。五公里负重跑也是必备的训练项目，每周安排三五次，偶尔还增加对抗项目——以一敌五徒手对抗。

特勤队只有周末轮休，才能离开大院。阿弘脱下警服，和同届生成伙地去酒吧，借由狂躁的音乐和酒精，被管控的神经才能放松下来。入职半年，阿弘就想逃。转任到地方舒服得多，只是好处太显眼，谁都看得到，好处就不容易拿得到。

走关系是大学问。想办成一件事，需要打通的关系层层叠叠。深谙此道的同事，熟稔地邀约领导，陪吃陪喝，变成身边人。阿弘太嫩，想给队领导送盒月饼，话总挂在嘴边，都说不出口。同事教他，先和领导司机套近乎，别看司机职位低，想坏事总是容易，一句话就行。

阿弘机灵，几番表现，被指导员留在身边。平时帮着照顾起居，琐事上跑跑腿。指导员对他的日常考勤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并不苛求。但离开特警队是大事，指导员力有不逮。

阿弘发现，能离开特警队的，无不背靠大树。家族长辈的手顺着网络往上攀，小辈便是棋盘上进退自如的棋子。然而，“关系”恰是县城来的外地人所匮乏的，这是先天不足。

在省城工作的老乡建了微信群，群里并不热闹。同乡人各有过往，并未因同在省城而生出分外的亲昵。绝大多数老乡没见过面，关系止步在朋友圈点赞。群里有个大哥，每早赋诗一首，开始回复者多，说些“早安”之类客套话。渐渐地，也不再有水花。偶尔节假日，有人想搭顺风车回乡，会在群里找机会。

“闽南人为啥发展好？抱团！老乡间有啥事，都赶着帮衬，看看我们……”阿弘说。

有一回，老同学外出应酬，喝了两瓶啤酒。他料定夜色深重，监管疲软，骑上摩托就往家走，转弯即被拦下。阿弘赶到医院，老同学垂着脑袋等验血，酒早就醒了。出警的也是老乡，阿弘上前用本地话搭讪，套近乎，说老同学喝得少，晚一阵验血，或许能逃过一劫。

“那傻X，屁话不说，执法记录仪直接转过来对准你。”阿弘义愤填膺，“那我还敢说什么？X！”

大学毕业，阿斌也到省城找机会。他学历不高，总碰壁，最后，被招聘到交通银行推销信用卡。银行信用卡中心外包，员工没编制，靠业绩拿工资。阿斌不惜力气，顶着烈日、迎着风口，都在外面跑。他的业务量总挂在公司白板上供领导宣传。阿弘为了兄弟，抓我办信用卡，还逼着在我单位推广：“那么大的单位，你不得拉十个人来办卡？”

阿斌不满足于薄利的信用卡，盯上POS机业务。那一阵，经济蓬勃，各家银行都想抢占资金渠道，而小商户又有借道信用卡筹措资金的需求，双方不谋而合。阿斌和兄弟商量，瞅准机会，开了家小公司，专营POS机。阿弘挺开心，掏空几年积蓄入股，公司摇摇晃晃上路了。

“兄弟间谈什么钱？我要用钱，一个电话，他就转来。”阿弘说。

POS市场需求旺盛，阿斌从流水资金中抽取一定比例的佣金，利润可观。但这事儿毕竟夹在灰色空间，不少事需要协调。有次，阿弘找我，我却拿不出办法——虽在体制内工作，但我并不擅长在人事上钻营，工作几年，除单位同事，我并没铺开一张密致网络，以供不时之需。

阿弘教育我：“你这不行啊，老家来人，一点忙帮不上，你不害臊？”但转念他也说：“真他妈累，问题解决不了，像被架在火上烤。你这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也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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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秋，返乡参加阿弘的婚礼。

我没想到，阿弘是高中同学里最早结婚的。他和那女生相亲认识，没到半年就计划结婚。女生父母也是县中毕业，80年代的大学生，开化工厂，家底殷实。老丈人备下丰厚嫁妆，婚礼还没办，阿弘就开着丈人送的凯迪拉克四处兜风。

我一早到阿弘家，庭院里正热闹。阿斌等一众兄弟早已就位。阿弘穿着笔挺的西装，内搭粉色衬衫，胸口别着显眼的花针。他弓着腰给亲朋让烟，笑容僵在脸上。“她家就是太老实，做生意都会被欺负，就需要我这样的人，帮着镇场面。”阿弘吐着烟圈说，婚前女生家因为琐事和邻居起冲突，他帮着出头，纠纷才平息。“我妈计划得可好，今年结婚，明年生孩子，到时候她内退，帮着带。”阿弘漫不经心，只把母亲的筹谋当作笑谈。

听说阿斌赚了大钱。那时候经济形势蒸蒸日上，社会上敢用钱，信用卡里的数字被套出来，就是白花花的现金，无论放进股市，还是拿去买房，都能赚上一笔。阿斌的POS机销路很旺。敢干的，注册个皮包公司就申请一台，左手倒右手，现金就来了，简直像水龙头。火热行情下，微末的手续费似乎不值一哂，但就是这一笔笔手续费，让阿斌的日子好了起来。他退掉出租屋，在省城核心地段买了套大平层，不出三年，结清贷款，再下定一套。他还和那个高个女友在一起，两人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他答应养女友，不工作，或者开个花店，修身养性，都可以。母亲也被他接到省城，只是没住多久又回来了，说放心不下卤水摊。跟着他赚到第一桶金的还有投资入股的兄弟，那段时间他们聚会更勤，恍如昨日再现。

鞭炮的硝烟席卷进院子，两盏开路的松明灯后跟着送亲队伍，最后才是喜轿和乐班。喜轿有讲究，轿前用写着“鸾凤和鸣”的红纸条封门，“镇轿神”，轿后挂一面米筛、一面铜镜，插着三支神箭，也是驱邪之物。喜被、毛毯等成担的嫁妆先一步进门，都是县上传统的大吉物品。门外，轿夫把轿子停在一个倒盖着的大斗上，这是“顿嫁”，意在把晦气邪气都罩在斗里。入门前，大厨师“拦门”，含一口酒水、一口盐水，朝门外喷，取意为“久廷”。大厨师又高擎一只大公鸡，他用刀划破鸡喉，在喜轿、大门槛上涂抹鸡血，以祭轿神、驱邪避晦，轿夫则乘机会把喜轿抬入喜堂。

阿弘被推搡到喜轿边，笑容羞涩。按习俗，新娘脚不能沾地，娘舅抱新娘出轿，站在备好的红毯上。两人立在堂前，喜案上供着一个蒙着猪油网的大猪头，喜案下则摆一面米筛、一个米斗。一众兄弟拥在一旁，举着手机起哄，看样子，他们准备要在“闹洞房”环节大展身手。

司仪声起，阿弘跟着指令，躬身、奉茶，再躬身、再奉茶。在县城，婚礼习俗纷繁芜杂，很少人能绕得明白。阿弘提线木偶般跟着走，亦步亦趋。

事实上，何止婚仪，人生的节奏何尝不是某种按部就班？阿弘似乎对婚姻并无实感，不过配合着演一出戏。

5

2017年前后，阿弘顺利脱离特警队，转任至派出所。办公地同在省城，日子却潇洒起来。派出所和社会接触广，行走威风，辖区大小商家，谁不得给几分薄面。

见面机会多了，听到阿弘的工作“秘辛”就多。他遇上的所长，年轻、有拼劲，出身官宦，这个位置绝不是他职业生涯的终点。盗窃案件数量、“两抢”案件数量、涉毒案件数量，还有各类破案率……上级机关对派出所的考核指标众多，所长希望每个都亮眼，做小的，工作自然就辛苦。有一回，所里查获吸毒人员，甲基苯丙胺反应呈阳性。几经审问，才交代从上线马某处购买冰毒再转卖获利。所长决定顺着线索往上摸，抓大鱼。隔天，阿弘就坐上飞往哈尔滨的航班，带着徒弟去拿人。

工作几年，阿弘身形走样，肚子前顶，逼着步态往外呈八字。笑起来，眼角遍布纹路，梨涡更深，比过去显眼。在所里，他负责治安，人手不足时，别的案件也得上。下了班他仍喜欢往酒吧跑。“黄赌毒，哪个不要去现场执法？”他义正词严。徒弟刚从警校毕业，跟着叫他“胖哥”，他也不藏私，大事小事都帮带着。

异地缉拿并不容易。阿弘和徒弟在宾馆碰头，把到手的线索分条缕析整理明白，再确定时间、地点、抓捕方式。隔天，属地同行却对抓捕计划诸多非议。徒弟语气冲，几乎起冲突。阿弘拦下，把对方拉在角落，低眉信手地敬了烟，连喊了几声“兄弟”，一番言辞恳切，当地同行的态度才和缓下来，答应协助。

“没他们那身皮，这人能抓住？”回程路上，阿弘对徒弟说。形势比人强，是他弓腰低眉，私下塞了钱，哈尔滨的“兄弟”才给面子，否则，一根筋硬扛，任务顺利不了。

押着嫌疑犯，行动总不方便。周遭乘客好奇，盯着三人。阿弘硬挺着，枯坐几小时，腰腿酸麻。这些年，阿弘常抱怨身体上的不舒爽，五公里负重跑肯定是无法再达标了。他说，有一晚，窝在沙发看电视，不知怎么就眯着了，后半夜才被节目声音喊醒。他关了电视，一时有些发懵，摸不到床。这些他当笑话说，我却怎样都无法将脑补的画面和他联系起来。

在单位，阿弘的资历越来越老，职位却没变。他拐了几道弯，联系上当领导的同乡。他的野心不大，有中队长位置坐着就好，否则在年轻人面前，面子上挂不住。他张罗着请对方吃饭，酒桌上，白酒敬啤酒，没少下力气。对方嘴上答应了，事情却没进展。阿弘也不好去催，只能当作“上了一课”。他咂摸，领导大概是爱惜羽毛，不愿为区区小事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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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三年前，班主任有回进城办事，阿弘叫上几个老同学陪吃饭。他拦住小妹，让上箱啤酒，说难得班主任做主，热闹热闹。高中时，阿斌笑话他，说他三杯倒，多喝一杯都算超常发挥。今时不同往日，实战出真知，阿弘早非吴下阿蒙。

酒过半程，都喝出了兴致。一瓶酒打开，还没喝呢就见底了。阿弘把盘子往桌子上一堆，绯红着脸，又去要酒。班主任起身拦，没拦住，苦笑着摇头。高中毕业十几年，班主任也到退休年龄。她身量不变，讲话仍如倒豆。

“高三，都临高考了，你还上赶着去打篮球。现在怎么不去了？你也该减减肥了！”班主任点着阿弘的肚子，蹙眉说。

那时我上体育课总偷懒，坐在篮球场阴凉的地方看他们打篮球。四五月，日头已经很重，阳光没遮没挡地拍在篮球场上。阿弘在场上横冲直撞，背过身，用屁股顶住对手，起身跳投。我心不在焉，微眯着眼，偶尔闻见青草香味。球场上一阵热闹，男生笑话阿弘，说他只靠屁股大称王称霸，一招鲜吃遍天。

大家都红着脸，感慨时间过得快，转眼高中教室离得老远，恍若隔世了。有人问：“你啥时候生孩子？还舍不得收心？”

阿弘闻言，略尴尬。“离婚了。”他说。见众人愣神，他梗着脖子又说道：“怎么，不可以啊！”

婚后，阿弘和妻子相处并不融洽。妻子富家出身，爱耍小性子，而阿弘显然不是温柔体贴的个性。更关键的是，妻子始终未见喜，各方压力都很大。最后，两人和平分手，除了那辆凯迪拉克，阿弘什么也没拿。不出半年，妻子再婚，对象刚毕业，没工作。两个人成天粘在一起，发朋友圈也不避人。

“95后？盘正条顺的。”阿弘翻出手机，我指着屏幕说。

“X，老子年轻不帅？”

“你现在打篮球，还跳得起来吗？”

“放屁！现在更猛，你们这些人谁拦得住我？如入无人之境！”阿弘语气激昂起来，目光坚定。他夸张地张开手，佯装拦网，万夫莫开的架势，痞气十足。

6

闽西北小镇，只有一所高中。校园建在芦峰山脚，政府大楼旁边。近百年，它始终矗立县城显赫位置，乡镇十来所初中的毕业生，经过筛选才能进入。我的外公、父母和我皆毕业于此。它是走出大山的踏板，舞狮争夺的彩球，跨过它，人生便能豁然开朗。很多年，我们都如此坚信。

今年元旦返乡，我和友人重回县中。学校大门紧闭，不许外人进入。校园里，隐隐传来读书声。我还记得，大门正前方是实验大楼，右手边是两栋联排教学楼，左手边则是大礼堂。宿舍楼和食堂紧挨着，藏在更深处。食堂旁有台IC电话，我总趁体育课和阿弘聊天。那年，他入学警官学院，我困守复读班。他口中的云南日常，构筑了我对大学的想象。

礼堂外立面粉刷一白——县中正筹备新一轮达标校评选。文件规定，达标高中动态管理，不搞“终身制”。老校长早已退休，当初刚毕业的化学老师如今是副校长。其余年长的任课老师，相继到龄退休。筹备达标校复评的已是新人。

县中门口布告栏粘贴红榜，上届高三毕业生被逐一列出，按录取高校排名。铃声响起，校园热闹起来，最早一批学生嬉笑着跑到跟前，电动校门晃晃悠悠，尚未完全打开。声响越来越大，似水流漫过，校园活了过来，学生三五成群，倾泻而走，偶有嘴馋者，被校门口的食杂店绊住手脚。

异地游子返乡，候鸟一般，县城更热闹。我和友人漫步闲谈，行走在新拓宽的马路上。按政府“护古城、优老城、拓新城”的构想，县城中心正往动车站方向偏移，县医院、政务服务大厅都已迁往新区。新城附近的房屋鳞次栉比，与省城无异，越来越多年轻人在此定居。新房子与旧记忆交叠错落，一切都在变化，一切又似乎未曾改变。

我接到电话，那头人声喧闹。阿弘显然喝高兴了，让我去接。重回故土，他的行程总被安排满当。他远在省城，却更深地嵌入县城网络。他热心护老家人周全，多少存些“衣锦还乡”的朴素愿望。这或许是传统价值体系的魔力：无论身处何处，脑子里的操作系统属于县城，你迟早要变成这网络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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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V杯盘狼藉，啤酒瓶散落各处，一个中年发福的男人，搂着立式麦克风声嘶力竭。我定了定神，眼睛才适应，看见阿弘在角落摇筛盅。他动作幅度大，脸上挂着夸张的笑。见我来了，他拉着我去打招呼，说都是老同学，让我辨认辨认。

阿弘有不少兄弟在外闯荡几年后重回县城。有的做点小生意，靠家里帮衬，日子过得去；有的通过考试进入县政府，日子四平八稳；甚至有个朋友进了医院，穿上了白大褂。阿弘打趣说，绝对不能在县里看病。

我不再感受到目光的审视，带着省城返乡的些微安全感，视线从这群中年人脸上逐一扫过，依稀中辨得当初高中生的影子——他们勾肩搭背，嬉笑着走进校门，不可一世的模样。只是记忆像上辈子一样模糊。如今，他们娶妻生子，日子和父辈相似，过去的烽火岁月、叛逆年代，不过青春期的一场梦。

阿斌也在现场，过来敬酒。他低调许多，声音不再吆五喝六。“走在大街上，我不敢认你了。”他说。头几年，我下了狠心减肥，成果都挂在身上。我们诚恳地聊了几句，踏踏实实地喝了几杯酒。

在省城，阿斌一门心思想赚钱。推销POS机赚到第一桶金后，他又筹资进入装修行业，说是看见了“新蓝海”。几个兄弟再次掏钱成立公司。有了先前的经验，金色的未来简直唾手可得。酒桌上，大伙都红着脸许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阿斌负责日常经营，他执意面向高端市场，在繁华地段租了门店，花大价钱装修，硅藻泥的样板墙华丽、洁净，颜色各异，还有手工艺术装饰，淡灰微蓝，上面有手拍出的树叶、雪花，看着时尚、高雅，又有质感。他一口气请二三十个员工，能同时运作三套装修工程，投入的钱基本花完，正打算大展拳脚，回笼资金，迎头遇上疫情，隔年，房地产市场又迎来史无前例的溃败。

“他这两年吃了亏。以前我缺个万把块，他立马转来，现在还得去筹。”阿弘说。

我一早劝阿弘说这个生意不能掺和——阿斌没干过装修，能赚钱？阿弘嗤之以鼻：“我们什么关系？”他说得斩钉截铁，意思还是那句：“兄弟间谈什么钱？”阿斌有啥需求，他闭着眼也要支持。前一阵，阿超借口在上海开洗车场，要撤资，公司经营雪上加霜。阿弘很不痛快，斥责阿超不仗义的话私下说过多次。

借着酒劲，阿斌手肘圈住阿弘的脖子，把自己艳红色的棉外套塞在他怀里。他说阿弘本命年，一定要穿红外化太岁。阿弘凑上点歌台，拿起话筒就吼：“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撕心裂肺状。

我想起遥远的高三校庆，那时我们正迎接省一级达标校考核，校园笼罩在份外涌动的激情中。老校长常在教学区现身，微蹙着眉头四处逡巡。评分标准中，学生综合素质是考核指标，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活动，学生广泛参与，能加一分，所以校长破例允许高三学生参与校庆。

建于60年代的大礼堂，青砖灰瓦高，约十米挑高，能装下三四百人，平日做篮球场，偶有大会、文艺演出，也都放于此处，有时还播电影。礼堂外的宣传栏，新贴的油印电影海报总能引发阵阵骚动。为了校庆，学校早一步整修礼堂，半人高的主席台铺上红毯，再垂挂几层酱红色的幕布。木质舞台多了标记，预防正式演出偏台。各班级上报的节目得经过严苛的海选，才能上演。晚会那天，礼堂塞下了半个学校，颇有年头的灰墙几乎盛不下喧闹的音乐，撑得发胀。教导主任一改往日严肃，手指在膝盖上跟着打节拍。我握着节目单坐在前排，远处传来后台道具碰撞的响动，混着晚风里若有若无的花香。

阿弘被撺掇着加入了舞蹈节目，在晚会的后半场。电子舞曲响起，是大火的韩文歌。后排同学踢到音箱线，杂音骤起，阿弘嘴角微牵，眼盯幕布，仍保持举手姿势，眉间粉渍被汗洇开。

“太酷啦！”兄弟们吹着口哨起哄。阿弘竟有些羞涩，低头扯衣角。

我坐在台下，整个礼堂隐隐震动。气氛暖融融的，与音乐和在一起。灯光晃过舞台，在阿弘脸上打上光斑。他穿着皮夹克，拉链半敞，露出印篮球的白背心。发胶将头发往左支棱，结成晶亮的块，正是发廊最火的“八神头”。他白粉敷面，腮红斜扫过颧骨，笑意掩着骄傲。

我低头看自己，暗淡得像礼堂里的阴影。我好像习惯了当观众，也擅长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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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KTV，温度猛降，迎面是空气的冷冽。阿弘的红外套明显小了，勉强上身，衬得他像只笨熊。“他妈的，一回来就喝酒，头痛死了！”他抱怨，语气里却没有一丝不快，反倒是些洋洋得意。

折腾到凌晨，我的肚子早就饿了，步子很自然往民主街去。若说怀乡，最直观的还是我的胃。省城菜色多是甜口，炒青菜都能放砂糖提鲜，吃多了腻味。我总挂念民主街的牛肉粉，滑白的粉干，浇上浓稠的牛肉汤，再盖上香辣入味的牛肉片，临上桌，老板还会顺手撒上一把葱花。低头窸窣猛吸一阵，汗水淋漓，很是尽兴。

“他们那些人，小孩都会打酱油了，就连阿斌的女儿下半年都要进幼儿园，X！”阿弘抹着嘴，带着羡慕说。牛肉粉虽然讨嘴巴喜欢，但肠胃已经不买账了。香辣的牛肉汤下肚，胃里像着了火，汗被逼出来。

年前，阿弘卖掉凯迪拉克，换了理想L6，旧车的售价不及当初三分之一，辉煌不再。“试驾半小时，Nappa真皮座椅坐得太他妈爽，直接想把凯迪拉克开到河里”。周末，阿弘把渔具塞在后备厢，开着新车找僻静处钓鱼。他说，到傍晚，日色将尽，心里特别安宁。

我很吃惊，没想到这是他向往的生活。

“我爸那天说，我俩肯定有病，什么年纪了，还孤家寡人。”

我没想到自己成了阿弘父亲嘴里的反面教材。

去年，阿弘的祖父过世，祖母愈发催促，说到激动处，还抹眼泪。阿弘小时候是祖母带大的，感情深，被逼得没办法。事实上，他并没闲着，走马灯似的换过好几个女友。现在处的，没正经工作，在商场卖衣服，但对他千依百顺。只是不知怎么，两人始终没有谈婚论嫁。

我理解这重焦虑，身边人相继走入人生下个阶段，自己却被卡住。明明每次的选择都合情合理，结局却不尽如人意，不知哪一步行差踏错。回过神，已是第三个本命年。我常觉察到那股力量，它藏在隐蔽处，无时无刻不作用于你，推着你前进，摧枯拉朽、不容置疑。跳动着的、鲜活的少年，被它归入巨大的、不出奇的轨道，像宝石被磨旧，失去了剔透的光彩。

阿弘结婚那年，我吃完席，坐动车返回省城。想象着县城离我越来越远，我给阿弘发了一条短信：

“我常想，我是想做坏孩子的，所以看到你才觉出奇怪的吸引力。多年过去，你是你，我还是我，完全不同的彼此，走得不算近，在心底却始终特别。或许，有些人本就是你想却永远变不成的样子。你早我读大学、早我工作，如今也早我结婚，人生节奏从未同调，但我的祝福永远真诚，相识十年，幸福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