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先生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
他会为某些时事愤恨，也会思考时事背后的本质。
G女士想说吕先生是一个哲学家，可他好像也是一个批判家。
吕先生大多不够圆滑世故。
很多人会问G女士，你喜欢吕先生什么？
G女士也说不清楚，只是心底某个地方在回答。
大概喜欢的就是吕先生所追求的“真”吧。
窗外的光线变得柔和，吕先生和G女士严肃的面对面坐着。
吕先生：你看到今天的热点了吗？
吕先生：表面上尊重了司法判决，撤销了对肖同学的处分，却依然维持杨某媛的硕士学位——即使论文有百余处不规范问题。
吕先生有点激动。
G女士：所以你认为是学校在妥协吗？
吕先生：妥协？
吕先生面露鄙夷：这是在告诉我们，规则有弹性，而弹性总是偏向权力一方。
吕先生冷笑：专家复核发现论文问题，却说不影响主要结论；涉及的相关人员被‘训勉’，但无人承担实质责任。
吕先生脸上带着痛苦：那受害者又该怎么办呢？有补偿吗？补偿又有什么用呢？
G女士向来不发表什么结论，只作为倾听者。
G女士：受害者有罪论不是说说而已。
G女士：有时候，你剖开了本质，会发现血淋淋的事实，你承受不住。
G女士不想再讨论这个了。
吕先生沉默了。
吕先生自嘲：也是啊，我只是个愤怒的普通人。
吕先生：我只是无法忍受这种显而易见的不公和荒谬。
吕先生又有点激动起来：你知道吗？它不仅仅是某个个体的行为失当，它暴露出的是一种结构性的冷漠、一种法律责任的断裂，甚至是一种更深层的社会性焦虑。
吕先生低下头：一想到这些，我就难受。
G女士：其实无论是谁，都无需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吕先生双手交叉：这很难。尤其是当你觉得道理明明就在你这一边的时候，保持置身事外，几乎像是一种背叛。
G女士难得反驳：这不是背叛，这是更深层次的负责，对自己负责。
G女士伸手抚慰着吕先生。
G女士觉得吕先生灵魂里有根坚硬的骨头，它会硌到别人，甚至偶尔也会伤到自己，但从不轻易弯曲。
这样的人显然不会世故圆滑，也不会弯弯绕绕、弄虚作假。
毕竟G女士喜欢的，就是吕先生这股“真”。
吕先生说过他有段时间抑郁了。
大概就是吕先生第一次考研的时候。
吕先生后来讲起那段经历时似乎周身还笼罩着一层黑暗。
G女士：你还记得你抑郁那段时间是什么感觉吗？
吕先生声音有点沙哑：怎么可能忘记。
吕先生：就像掉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冰窟，四周是阴暗的，使不上一点力气，觉得一切都毫无意义，连呼吸都觉得累。
吕先生看着G女士：就是那个时候遇见了你。
G女士开玩笑：那我是不是也能成为你的一束光？
谁知吕先生竟然点了点头。
吕先生：我一直在想那时候能有你陪我，真好。
G女士伸出双手：抱抱。
那段时间，吕先生和G女士聊的最多的就是哲学。
吕先生：你知道“正念”不？
吕先生：不是消极地接受一切，而是有意识地、客观的接受当下的体验，包括自己的情绪。
吕先生：“正念”不是让你放弃批判，而是建议你先安顿好自己。
G女士不知道吕先生打字时的样子。
但想必是极其严肃的。
正经危坐。
吕先生：抑郁不应简单被视为需要消除的症状，它是长期被大脑压迫的内心和身体在反抗。
G女士陷入了沉思。
回到这个夜晚。
G女士停下抚慰的手，注视着吕先生：正念。
G女士的目光追随吕先生：那个时候，你最大的敌人，其实不是外界的任何事，而是你内心那个不停批判自己的声音。
G女士：你批判世界的尖锐，加倍地用在了自己身上，把自己贬低得一无是处。而你，既是受害者，也是那个最严酷的加害者。
吕先生怔住了，半晌没有说话。
G女士认为在那段抑郁的日子里，吕先生何尝不是日复一日地审判着自己？
为自己的无力感到愤怒，为情绪的低落感到羞愧。
吕先生一直都是这样。
吕先生：可能你说的对。
吕先生：我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才学会停止那个自我批判的声音，学会不下定义。
G女士很温柔：所以你看，世界并非非黑即白。
吕先生：我想我还得重新学习一下。
G女士笑了起来：路还长，我们一起慢慢学。
G女士想，吕先生的“真”是火把，可以照亮黑暗，但不想让它烧伤了吕先生自己。
其实真正的力量，或许正来源于这种深刻的觉察和平衡。
既能看到世界的不足，也能安顿好自己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