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依然单身的我，与母亲的婚姻观和解了35岁依然单身的我，与母亲的婚姻观和解了

01

屋子传出霉味有一阵了，我没放在心上。

老房买在2018年，拆迁小区。楼底和平市场，生鲜活禽、瓜果蔬菜，应有尽有。清早，持家的主妇、散步的大爷，提着菜篮子集聚，人声嘈杂。市场主打新鲜，鸡鸭鱼现宰现杀，热气腾腾。带围裙的店家手脚麻利，你尚在犹豫，他已完工，你便只好顺水推舟，成了他的买卖。市场地面常有不明来源的血污混着黑水往地下道淌，活禽死亡的血腥气息萦绕在小区上空，经久不散。如果文绉绉地说，这是人间烟火气。

买下老房，看重交通便利。从推开门起算，老房步行至地铁站只消十分钟。首套房吃了距离远的亏，上班像取经，漫长的通勤时间吞噬的是生活的幸福感。所以没有多犹豫，便买下老房，只是这脏乱环境麻痹我，让我忽略了渐浓的霉味。

这日早起，我没着急洗漱出门，而是点亮屋子。我吸着鼻子，在不大的房子里逡巡，寻找霉味的来源，像捕食的狗。我把主卧衣柜稍移开，霉味破阵而出，几乎把我掀翻在地。衣柜背后的墙角，湿了大片，水渍攀爬至天花板，边缘呈现难看的锈黄色。低头，脚下地板变得松陷，软木一般，用力往下踩，还有余水从缝隙中冒出。

我愣在原地，一时没了主意。

看起来，我被麻痹得太久了。雪白的墙壁被刮花了脸，而我竟无察觉。我绕到和主卧挨着的客厅，客厅的墙裙上也隐隐呈现水迹，像是从主卧透过来的。朋友阿伟家正装修，他安慰我，漏水只可能是楼上，他全责，“这是毫无疑问的事”。

选择拆迁房小区，相当于放弃了对居住环境的要求。这还不止说小区没物业，卫生环境全靠维持，更关键的还在于邻居成分的复杂。原拆原迁的本土居民，极尽能事，把公共面积划进自家领地。膨胀了两倍的阳台，错落的杂物间，龇牙咧嘴的栏杆，小区被整拾得像是怪物，左突右支。租住的房客，则缺乏主人翁意识，只把小区当作临时落脚的一张床，不愿为它多做哪怕一分事。

楼上老太，是原拆原迁的本土居民，只说本地话。省城的本地话语气冲、声量大，说话时两根手指还要往前点戳，气势汹汹的。当初老房新装修，厕所天花板上的水管边缘有明显的水渍，为防后患，上楼协商。老太开一条门缝，把我拦在门外，言之凿凿自家没有漏水。立起耳朵，辨得她讲，“你家的事你要自己解决”，语气毫无转圜。无奈，装修队只能把水管边缘的天花板仔细敲掉，用防水材料堵上，换取暂时的和平。

想起楼上老太，我头皮发麻。入住老房的这几年，我们再无联系，偶尔遇见，我也收紧了表情，一丝笑容也没往外露。谁能想会出现如此严重的漏水？阿伟见我言语嗫嚅，颇感生气，怒其不争的意思：“当然是楼上负责修，还得赔钱！不配合，你就把他的下水给堵了，谁家都没好日子过！”阿伟也是本地人，说话有底气，语风咄咄。我能想见，电话那头他的手指也用力向前点戳，直扑面门。

我拿不定主意，遂拨通母亲的电话。

母亲并非强力支援，我早有准备。我读小学时，母亲单位分房，有女同事伪造资料，在其丈夫已得“房改房”的情况下，依旧垂涎自己单位的新房。案发后，积分略少的母亲递补得到那套位于三层黄金楼层的新房。当时房子已被装修好，女同事火气旺，不肯轻易让房。她先是对我母亲避而不见，之后给装修定下远高于市场的价格。母亲多次退让，几乎屈从同事侵略性的报价，多花了不少冤枉钱，才拿到钥匙。交房那天，女同事昂着头，一副“你们占尽便宜”的表情，几乎指着母亲鼻子说：“直接拎包入住，你们倒是省心。”母亲接过钥匙，嘴上赔好称是，全无奋起反击的血性。

人善被人欺，工作几年，我深有体会。软的柿子难免被拿捏，做人多少该带点刺。母亲却不这样，她不是愿意吃亏，而是避开矛盾，闭目塞听，像鸵鸟。母亲至今住在那个三楼，当初虽然拎包入住，但房子装修质量着实堪忧，时间一长，房间地板的颜色和客厅明显割裂，天上地下了。内行人说，这是两种不同木材，房间的差了一截。而当初，母亲付的是相同的高价。这些道理，实在无法找人讨要了。

“请个师傅先看看，会不会是屋外漏水，或者自己家哪里出问题？自己能解决最好，何必去吵架。”母亲说的话，全在我预料。

心底的怒火突如其来，大有燎原之势，我赌气道：“算了，和你说也是白说。”说完便挂断电话。

02

中午，严师傅上门，是阿伟家用熟的师傅，中等个头，初老，夹克连带头发都有白色斑点，估摸着是油漆工作留下的痕迹。他一脚直接踩进家门，拿出钥匙，在卧室的墙上划了一道，墙漆成块成块往下落。我盯着他，他眉头锁得紧，像在勘查办案现场。他一言不发，又绕到厨房。墙壁的背后，连接着厨房的烟道。厨房贴着瓷砖，他用力按，指节发白，瓷砖缝隙有湿气冒出。我暗叫不好，是瓷砖叫我放松了警惕。看起来，家中浸水的程度，远不止主卧一面墙，浸水在蔓延，情况更深广、更严重。

严师傅闷声让我带路，要去屋外查看。老房在架空二层，楼下是喧闹市场，二楼架在平台上。平台上胡乱停着电动车，还横七纵八拉着线，各色的被子在阳光下招摇。严师傅盯着我的外墙，不时上手去摸。我静立一旁，等待宣判。他沉吟一阵，说漏水的可能性很多，可能因为楼上，也可能因为前两天暴雨。老房年久失修，暴雨打湿墙面导致漏水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等，我得选择先等，等天气变暖，等外立面见干，再确认漏水的原因。我默默怀抱一种期待，期待漏水问题自动消失，就像它的突如其来。如此我便能不用应付楼上老太了。

自从怀抱愿望，夜晚就很难入眠。我搬到次卧，关上房门，试图把漏水的事实也关在门外。霉味还是透过门缝挤进来，我似乎听见水声，水顺着墙壁往下流。我心下生出对于老房的厌恶，甚至生出卖掉它的冲动。

事态发展并未如愿，浸水的罪魁祸首显然不是几天前的暴雨。主卧的潮气越来越重，空气几乎可以拧出水。脚下的地板更松软了，地板的边缘发胀，像是泡发的尸体。我用力去踩，把水滴从缝隙中挤出来，再快速用毛巾擦干，希望借由如此方法，把沉积在地板下的水吸出来，房子就能恢复如初了。但毫无作用。泡发的地板越来越多，它们从主卧向客厅蔓延，暗自呈现一种状态，就像地板下藏着一条小溪，从主卧发源，往拆迁房的四处分流。溪水的源头在楼上，这点确定无疑。

母亲在电话那头终于愤怒了。越来越严重的漏水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维修费用，金钱戳动她的神经。她小声咒骂，任情绪宣泄。

“碰到这种邻居，真是倒了八辈子霉。”她开始往前溯源，追溯事件的原因——如果楼上的老太婆做人做事地道，但凡有点责任感，都不至于危害楼下至此；如果当初没买拆迁房，就不至于遇见如此素质低下的邻居；如果当初不是我抱怨上班路途远，也就无需因为价格原因，去脏乱的市场里寻找目标房源。

问题的根源还在于我，这个结论，让我也被愤怒淹没。我挂断电话，切断和母亲的联系。我料定她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她只是怪我，未必能摆起架势攻克楼上老太，这于解决问题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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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楼讨要说法，板上钉钉。

严师傅再上门，我说，楼上一家人难搞。我又说，上楼后，你要把她家漏水的源头全都找出，一次性修好。水漫金山的境况，我不想经历第二次。我还说，如果老太不配合，哪怕让我出钱，也可以。我把他当自己人，坦白地交了底。一同交底的，还有我的懦弱。我把严师傅推向前，自己东躲西藏。当然，见面时候不能露底，装也要装出样子，我不甘心地补充。

按常理，事情不该如此。漏水是楼上的责任，维修是老太的义务。不仅如此，雪白的墙被刮花了脸，她还应该赔偿。至少，她不该是如今趾高气扬的模样。但刚开始，我就进退失据了。严师傅打头阵，我紧随在后。

敲门，没人应，更用力地敲，手掌和铁门的合击，发出刺耳声响，在狭窄的走道来回荡。门缝里漏出一张脸，慈眉善目，面露狐疑。我知道这张看上去温和好说话的脸的背后，是咄咄逼人的本地话，向前点戳的食指会直扑面门。

在我的卧室，老太发皱的手在墙上摸索。我挺起腰杆，厉声说：“你看看，你楼上漏水，把我房子弄成什么样？”

“才装修几年？好好的墙变成这副鬼样子。”我把她的视线往下引，故意用力踩地板，水从缝隙里涌出来，“你看这地板，还像样？”我的话很急，连珠炮似的。

老太个子矮我一头，背驼，她缓缓回身，盯着我，大声嚷嚷本地话。我倾耳细听，依稀知道她在分辩，漏水是房子年久失修的缘故，云云，总而言之，不可能是她的问题。而我倾耳细听的姿态，消解了我的气势，腰杆子也顺势松懈下来。

严师傅又提出去她家看看。老太迟疑一阵，还是在前带路了。房子和我家很像，只是年代不同。地上凌乱地摆着不少杂物，旧衣服、钉锤之类。我家老房没装修前也是这般模样，像时间定格在90年代。严师傅先进厨房探看，去看总阀门，紧接着进入主卧。主卧围着墙建木柜，贴壁的衣柜，看不出漏水。再看电视柜，柜子里藏着小桶，留有半桶水。

我指着水桶，怒目看向老太，她的神情松动了。她被抓了现行，漏水显然不是天外来客，她早就心知肚明。

这场谈判需要翻译，我接通阿伟的电话。预想的争吵没发生，阿伟告诉我，老房用的是铁质水管，年久失修，找不出漏水点。老太打算全屋水管换掉，师傅都找好了，就在周末。阿伟和我翻译的间隙，老太仍在身旁絮叨，本地话如疾风骤雨打在我身上。我知道她的意思，便和她说：“你赶紧换水管，赔偿的事我也没提。”话说完，我掉头往下，不愿继续纠缠。阿伟私下说，老太讲的是，知道漏水后，她已关掉总水阀，她家不会继续漏水了，让我不要担心。

我想，大概是她心生愧疚，着力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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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再和母亲通报事件进展。她在微信上询问进度，我避而不答。

细究起来，和母亲的沟通障碍持续了一段时间，核心问题其实是婚姻。我在35岁高龄，还没去办这个年龄该办的事，让她很不痛快。她看来，人生是一个又一个待办事项，缺了一环就是任务没完成，必须花时间填空。她也不愿我一个人，一辈子太长，长得恐怖，她希望有人陪我一起走。

她的担心，还来自留人口实，群体之中，形单影只、孤军奋战难免危险。她旁敲侧击说过多次，她参加同事的、同事孩子的、亲戚的婚礼，总有好事者问起我，她不知如何应答。县城便是如此，嘴碎，没有界限感，而母亲很难像我用一句“关你啥事”来搪塞。

她的观点我清楚，但不赞同。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时间宝贵，有限的精力该用来体验，而不是去完成子虚乌有的任务。我也疑问，多出来的伴侣真的是困难时候的一束光吗？我见过太多遇人不淑，婚姻变成一本烂账。家庭不是能量补给站，而是另一处战场，争斗比工作尤盛的战场。我不是不婚，只是宁缺毋滥。找合适的人结婚，就像寻找另外一块拼图。然而，我这块拼图已足够嶙峋，该去哪里找另一片眉角契合的呢？

上帝造人，不是这样的造法。对于那些无关紧要的旁人，便更无须上心分辩了。我有计划地把时间用完，用在自己身上，不留下需要另一个人填补的缝隙。

母亲的想法出自我的揣测，而每当想与之回应，心里的无名火便在看见她的一刻烈烈燃烧，自以为的真知灼见也就无从表达了。说服彼此太难，交谈都像自说自话，仿佛也需要翻译。我与母亲太像，几乎是一个翻版，我们围着问题绕，在问题边缘徘徊，生闷气。于是，所有关于婚姻的问题堆叠起来，变成横亘在关系中的结节，不知该从何处消解了。我们默契地把问题藏起来，避开矛盾，小心翼翼地走钢丝，维持着危险的风平浪静。

03

周末，楼上老太家换水管，我枯坐老房监工。主卧不再漏水，只是墙上水渍仍清晰可见，水渍边缘不仅泛黄，还长出霉斑，这张刮花了的脸需要鬼斧神工的整容。我登门查看，老太选择最便宜的方式布局管道。白色的PVC管道走明线，沿着墙裙延伸，老房不在意美观。破孔的铁管废弃不用，也就无需再去寻找恼人的漏水缝隙了。

楼上换完水管，我还是只能等，等墙壁变干。严师傅说，砖混的墙壁像海绵，渗透出的水被封锁在墙砖里，得等水分完全蒸发，才能铲掉旧墙漆，辞旧迎新。时间在等待中流逝。期间，严师傅上了几次门，他用手摩挲墙壁，继而摇头。我也学着把手放在墙上，墙壁不再湿淋淋，但仍沁出冰凉。它只是大病初愈，还不足以动手术。但我已然感到安慰，夜晚在次卧也能睡个安稳觉了。

母亲着急要来省城帮忙，我阻止。等待水分蒸发，需要耐心。退休后，母亲进省城和我生活过一段时间，我知道她抱着“监督”的目的。但我像冥顽不灵的石头，让她灰了心。对于在县城生活了一辈子的母亲，城市陌生如斯。我离开家，空间连同时间都像富余出来的布匹，显得累赘。后来，她还是回到县城。外公外婆年事已高，几个姨姨相继退休，无论怎么看，回乡都是最好的选择。我也因此松了一口气。我恐惧一双紧盯住我的眼睛。我希望她能有自己的生活，希望她做自己，但这份期待和她对我的期待一样，含糊混沌，语意不明，很少在明面上讨论。

又过了两个月，天气渐凉，我约莫着再装修的日子快到了。我计划把主卧腾空，方便严师傅进场施工。再次装修比初次装修更麻烦。当初，老房空荡荡，是一个毛坯，一张白纸，等着你舞文弄墨。而今，屋子里装着几年生活的痕迹，满满当当，再想刷墙，就牵一发而动全身了。

我站上板凳，卸下窗帘。把人高的床垫艰难地移到次卧，再把床铺变回零散的部件，一块床板一块床板进行转移。难的还是两组衣柜，衣柜里是四季的衣物，沉甸甸的被褥，我第一次对消费主义有所反思。我蚂蚁搬家似的把主卧搬空，再把提前准备好的报纸铺在地上，一张一张报纸重叠起来，厚厚的，往后那些没能刷上墙壁的油漆，便不会与地板纠缠了。

在我的计划之下，主卧一步步腾空，又一步步变满，蓄势待发着。天色沉了，老房变成陌生的施工现场。每个物件都失去根据地，成了无根的野草。我看着空荡的主卧，混杂的客厅，一种失序的感觉充盈我。

35岁，想象中的顶天立地、勇往直前没有如约而至。恰相反，见识过世界之大、不确定性之多，见识过柴米油盐的消磨，体验过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之后，我常觉得恐惧。太多事坐落在力所能及之外，而我往往应对失据，这是个令人失望的发现。我看着空了又满的老房，反刍漏水事件始末，渐渐生出浓浓的无力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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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搬家，母亲同为35岁。同事百般刁难下，母亲拿到钥匙。那是我们第一次搬家，母亲伏在茶几上，罗列搬家计划——哪些东西要重新添置，哪些东西可以旧物新用；哪些东西要找人帮忙，哪些东西可以零星搬迁。钱要省，绝大多数存款交给同事，银行卡空空如也；人情也要精打细算，挪借的人情更为昂贵。父亲远在他乡，惯常缺席，搬家细碎而具体，母亲独自筹谋。她把时间投入进搬家，像把石头投进水潭，只激起圈圈涟漪。

那时，我读小学四年级。做完作业，也跟着搬家，像是游戏。母亲提前把碗筷用牛皮纸包好，放进水桶，我龇牙咧嘴地把水桶往上提，两只脚吃力地向前迈步，像一只螃蟹。母亲走在前面，手里是大包小包的衣物。母亲不时回头看我，她瘦得多了，只剩下108斤，那是我出生后她体重的谷底。她瘦得精神，皮肤紧绷，头发尚多。细想起来，那时的母亲和现在的，并不相同。

那时，母亲也恐惧吧。她撞大运拿到房子，幸福不期而遇，倒显得虚幻。面对同事的围追堵截，她退避三舍，害怕横生枝节。她迫切要把幸运确定下来，落实在纸面上。等我年岁渐长，对所谓的成年人怯魅，撕开假象，才知成年人绝非无所不能。大多时候不过是鼓足了劲头，装作游刃有余罢了。

当我的视线如探照灯一般重新找到母亲，我便看清她性格的底色，理解她的无力与退让。这重底色也渲染到我，处理老房如此，处理诸多矛盾亦是如此。

04

年底，三表弟结婚，老房还没迎来再装修。墙壁复原得比想象中慢，仍有凉气透出。地板倒是不再渗水，任我如何用力去踩，也不再有水滴从缝隙中冒头。房间里的霉味渐散，老房像恢复了精气神，只有凌乱的摆设仍在提醒，老房还欠一轮大修。

婚礼提前一个月开始筹备。

28岁的三表弟是家族第一个走入婚姻的后辈，家族里上次办喜事，还是舅舅大婚，时隔十几年了。三姨手忙脚乱。大到订酒席、定宾客名单，小到定喜糖、写请柬，婚礼的仪式被拆解成一块又一块积木，每一块都是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出错。母亲必然要帮忙的。退休前，母亲在银行工作，手脚麻利，办事妥帖。一场婚宴，她重新拿出对待工作的架势，铆足了劲头，是婚宴筹备组的中流砥柱。

计划中的伴郎是我和涛——我的二表弟。涛小我3岁，小时候，我抱着尚在襁褓的他拍过照。如今越过30岁的门槛，3岁的差距已然缩小。婚姻问题上，我们是字面意义上的难兄难弟，都免不了被催促。他傻愣在旁，不知应对。1米8的大高个，裤腿总是短半寸。前两年，相亲对象骗了他的身份证搞网贷，损失几万块。消息还是三姨私下告诉我的。

二姨夫接过话头，他清高，不愿外公外婆介入，推脱说要给孩子更多空间。“就让他们自己去找，对吧？正好”他故意问我。谁喜欢被当成挡箭牌呢？我冷着脸，不应答。

三表弟说，你们伴郎也没啥事儿，就是接亲的时候玩玩游戏，大概是误以为我怕累躲闲。又说，衬衫西裤已经桥借好，按照我的尺寸。围追堵截之下，我不得不答应，赶鸭子上架了。

婚宴在周末，我和母亲说，要提前回去，参加婚礼彩排。既然答应了，伴郎也是婚礼积木中的重要一块。母亲腹诽，又不是你结婚。我明白她的意思。

我提前一天回到县城，一本正经地参加彩排。现场还在布置，工人像变魔术一般，在偌大的宴会厅搭起舞台。鲜花、幕布，仪式感的舞台被堆垒起来，见了雏形。三表弟站在台上，司仪引导，演戏一般把婚礼展现出来。弟媳对伴郎的要求在于放礼花——四对礼花，各不相同，要紧扣着婚礼进展依次点燃。我仔细听，白色羽毛礼花在新娘进门时燃放；说完誓词，放的是两对红色花瓣礼花；仪式结束，则放彩带礼花，这对礼花力道猛，不能对着新人。弟媳指着舞台上方天花板，强调，冲那里。

我暗自上心，把伴郎职责反复盘算。

隔天，婚礼行程表出现在家族群，是母亲的字迹。6点，打扮婚车，婚车6部；7点，婚车统一出发接新娘，伴郎和新郎朋友随车；最迟10点，完成接亲；11点，全体赶赴婚宴酒店。行程表细致到时间点，每时每分，每个家庭成员该在什么位置，罗列得明白，仿如一幕剧本，演员场务、林林总总，白纸黑字了。

三姨家整拾一新，鲜红的地毯，金色的气球，朱红的门帐，以及堆得山高的花生和喜糖。全家按照母亲的布置各就各位：二姨和二姨夫在楼下等接亲队伍，负责招呼上门的客人；四姨在楼上送茶、递水；舅母先帮三姨上妆，接着带最小的表弟滚床；舅舅则专门负责放喜炮，新娘进门和出门都得红火；母亲穿得喜庆，在后厨煮粉干，按本地习俗，送亲队伍上门，男方要送上冒着热气的粉干，彰显热情。作为总导演，母亲忙前忙后，笑容没断过。笑容像是经过一轮通货膨胀的货币，流量丰沛。

婚宴上，我站在舞台边，默念礼花的燃放要求。母亲带着几个姨姨迎宾，她们把客人逐个引导到提前计划好的位置，安排落单的宾客插空就座。圆桌要坐满，婚宴越办越贵，空闲的位置是浪费的金钱。看得出，婚宴细节在母亲脑海过了多遍，正进行的时间线，不过是对脑海预演的另一轮推演。计划让人心安，清单上划掉的每个代办事项，都是对自我的极大满足。我和母亲皆是如此。

宴会临近尾声，母亲凑到我耳边，说，那桌是我老同事，你陪我过去敬酒吧。是疑问句。我顺着母亲指向，回头看，一桌中年人围坐一起侃大山，脸色因为酒精而生出红晕。我估摸着，就是这群人锲而不舍地追问我的婚姻状况。当面，他们假惺惺安慰母亲，不着急，现在的年轻人结婚都晚，背过身子，他们又窸窸窣窣说些别的、不好听的话。

母亲见我面色有异，解释道，本来该和你爸去敬酒，他那酒量……我没说什么，端着杯子站起身。

三表弟借的衬衫合身，我低头把衬衫扎进裤腰，再收紧皮带。我耸耸肩膀，支棱起上身。我的眼神往窗户上瞟，确保窗户上戴着硕大黑框眼镜的人年轻精神。没能走进婚姻的这些年，我没浪费时间。我自私地把时间用在自己身上，看电影、健身、阅读，努力让自己更完整、更丰富。我自诩找到一种节奏，找到生活的真谛，足够凭此走过一辈子，漫长的一辈子。如今，这套理论不得不接受检视。

我看着窗户，确认时间的果实撑得起背叛习俗的底气。

“带儿子过来给大家敬杯酒。”母亲挂着笑朗声说。一桌人的目光扫射上来，我铆足了劲，装作大方，热络地和这群所谓的亲朋好友敬酒。我竭力证明些什么，都有些用力过猛了。我表现得不错，这点毋庸置疑，我能从这群叔叔阿姨的眼神里看出来。我没有因为不结婚而变得畏缩、油腻，恰相反，我洋溢着浓烈的朝气。

我的酒杯空了又满，我想敬告他们，别再烦我妈，管好自己家的事。但我没说。看着母亲的笑容挂在脸上，我也学着笑着离场了。

05

12月中旬，老房做好了万全准备。那天中午，严师傅再次上门，他拿起小锤子往墙上敲，掉下的墙皮呈粉状，便转过身子说：“周末可以开工。”我长松一口气。省城的天气从初秋到初冬，我的情绪之火渐渐熄灭，我只迫切等待结果，等待偏入岔道的列车驶回正轨。

自从和楼上老太交底，老太和我打招呼的时候反倒变多了。我照旧听不懂她的话，只能从她张牙舞爪的动作上猜测一二。她是拆迁户，和孙子一起生活。孙子常出差，少在家。她让我放心，水管换新，以后便不会再漏水。她还告诉我，来年她要搬到另一套房子去住，和平市场太喧闹，吵得慌。她神秘兮兮地讲，小区老了，就等着拆迁吧。说着，脸上洋溢起即将发财的表情。当我放下心结，细心去听，老太便不难理解，本地话也就不再嚣张跋扈、拒人千里了。

漫长的三个月，我明白再装修不是重新把墙刷白那么简单。要先把墙皮全部铲掉，敷上腻子粉。腻子粉要刮三道，一道一道，有先有后地补足墙壁的坑洼。之后再上墙漆。我还住在老房，严师傅窝心地说，给你刷环保墙漆，两底两面，你放心。我如临大敌，拿出本子，罗列再装修注意事项：确认环保漆甲醛含量低，味道小、不刺鼻；确保两遍底漆、两遍面漆的配置，足够满足居家要求。

保守说，工程要一周。修修补补的工程竟和当初装修一般繁琐。母亲进省城帮忙。

提前一天，我和严师傅约好时间，定好施工计划，再告知母亲第二天施工要点，托她监看。严师傅时间紧，好几个工程在他手中如同保健球，同时开工。而且，刷墙总要等待，每道腻子都得见干才能刷下一道，每一步都不能省，只能等。我离家上班，母亲坐守老房等待严师傅。老房早已失去井井有条。主卧的物件清理出来，堆进其余空间，整个家都失了尺度分寸。留给她的空间很小，压缩在众多杂物之中。

那天傍晚，推门进家，客厅的照明灯焕发新生。母亲狡黠地说，自己抓了严师傅的差，替换了陈旧光源。母亲仰着头，像是表功的孩童。主卧的墙壁雪白，那张刮花了的脸复又平整光滑。墙漆还没干，在灯光下显得油汪汪。

老房还是那个老房，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整拾为新，一场突如其来的漏水，给它破败的身躯再添伤痕。又有什么东西永远簇新呢？遇到问题，打上补丁，修修补补，日子也能过下去。但是得去修，趁早，我在心里想。

母亲拿出纸条，上面写着严师傅的嘱咐，墙漆要阴干，避疾风，否则易开裂之类。母亲一丝不苟地把注意事项罗列下来。她的头发上落了雪，星星点点，神色认真。我看着密密麻麻的纸条，生出一种照镜子的熟悉感，我身上运行的程序，来自母亲。

我和母亲很像，不是长相，而是对人的态度、处事的哲学，母亲的秉性换了一种方式在我的身体里流转。细究起来，我与母亲的矛盾不是针尖对麦芒，而是麦芒对麦芒，针尖对针尖。我们都习惯了把日子统摄在计划之下，而症结在于，我们的计划全然不同，我们要去的地方并不一样。

作为母亲的儿子，我身上沾染着母亲的秉性，那些哪怕我看透了、极力避开的秉性，也像顽固污渍一般在我身上滞留。发现漏水的那个早上，我冲着电话那头的母亲发怒，何尝不是对自己无能的宣泄。母亲是鸵鸟，我也是，遇到问题便把头戳在土里，假装问题不再存在。本能回避，这真是可笑的行为逻辑。

我伸过手，搂住母亲。整个母亲拢在我的手臂之下，小小的。她用力地挪动身子，极不习惯：“关系有那么好吗？”

“晚上安排你去逛夜市。”

小区不远处，夜市一条街，各地的网红美食往这集聚，我想带母亲去尝尝。

退休后，母亲听我安排的时候越来越多。事实上，局势的转换从我参加工作就已开始，埋伏在这十几年的时光里。小时候，母亲独自照顾我，安排我去补习，侍弄吃喝；长大了，我安排母亲，安排她到省城新开的餐厅试味，去周边城市旅游。我把自己的生存理念向母亲推荐，带她去体验。世界那么大，人只活一辈子，不能亏待自己。我没把想法挂在嘴上，只是去做，不知道她能否明白。

天色沉了，往来的车流在夜幕中划出流彩，城市的傍晚难得显温柔。母亲冷不丁地说，“严师傅也是89年的”。我闷哼一声做回应——严师傅常年穿着带着白点污渍的夹克，没承想竟和我同龄。

“他自己初中文化，老婆可是本科毕业，很厉害。”母亲的语气多少有些夸张。严师傅装修事业做出了名堂，成立公司，老婆跟进公司做财务。看起来，再装修的这段时间，母亲像查户口一样，把严师傅调查清楚了。

“他有两个小孩，女儿已经读初中了。”母亲见我还在装傻，有些生气。严师傅是她心目中的人生赢家，娶妻生子，夫唱妇随。

“我可是存好钱了。”母亲换了口气，抬头看我，皱纹爬在额头上。见我面露疑惑，她又语带轻松地说，“专款专用，结婚专项基金。”

筹办完三表弟的婚礼，母亲对结婚礼俗心中有数了，更重要的是对结婚花销心中有数了。仪式感的婚礼背后，是金钱的累积。六礼纳彩，送妆迎亲，哪一项不需要钱呢？母亲把各个环节记在心里，仔细盘算，还出人意料地备下一笔钱，不知是否有一张详尽的计划清单正生成。

我鼻腔发酸，像被塞进柠檬片，手臂微微收紧了。母亲很少说，她也只是做。我的人生走向一直在她的计划里，如今多少有些偏离轨道了。我不能粗暴地挂断电话，我应该仔细去听母亲说话，听她对我的担心。

我想，是该和她说说关于我的事了。主动说，不再假装问题不存在。大概率，我们还是不能彼此说服，分歧始终存在，但是那座连通彼岸的桥，是不能也不该被隔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