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在晚明
“啪！”
一滴血滴在地上。
“啪！”
又一滴血滴在地上。
“啪，啪，啪，啪……”
血流像一根凝重的红丝线，不，红丝线比这要纤细得多，这分明是一条曾经丰盈现已濒临干涸的溪流，曾经鼓荡的生命，正渐渐变成无限的哀婉和叹息。
血，滴在冰冷的地面上。
死神在不远处纵声大笑。他常年游走在监狱的高墙之内，看惯了刽子手砍下犯人的头颅，麻利得如探囊取物。他不相信这个衣衫褴褛、像乞丐一样的糟老头子能挺很久。可是，这一次，他竟然在这里等了整整两天。这个苟延残喘的躯壳里到底有着怎样顽强的意志？他揣摩不透。李贽躺在冰冷的地面上，他用最后残余的力气凝视着死神，以及死神身后遥远的远方。巴掌大的窗口里，只有巴掌大的蓝天，枯索的双眸里，满是慈悲和傲岸。这不屈服的眼神，逼得死神偃旗息鼓，节节后退。死神怀着从未有过的惊恐向后张望，仿佛自己的身后，还站着另一个死神。
李贽早已说不出话来，他的喉咙被割断了，伤口溃烂得像残败的罂粟，腐败的气息游荡在这残败的躯体里。苍蝇嗡嗡叫着一群一群地飞过来，吃得脑满肠肥。血，快要流尽了，从喷涌而出，到干涸如斯。
前不久，有消息传到狱中，某个内阁大臣建议，既然不能将李贽处以死刑，不妨将其递解回原籍，借以羞辱之。李贽闻之大怒：“我年七十六，作客平生，死即死耳，何以归为！”
士可杀，不可辱！
两天前，李贽要侍者取来剃刀为他剃头。花白的头发披散着，如同废弃的麻绳，他要理一理这三千烦恼丝。可是，侍者未曾料到，稍不留意，李贽便抢过剃刀，用力割开了咽喉。他已经年逾古稀，狱中的粗茶淡饭、离群索居，耗尽了他最后的元气，包括力气，否则，他会一剑毙命，哪怕剑锋指向自己。
颈上血流喷涌而出，整整两天，血流不止。
朝廷无人过问，只有年轻的侍者守在身边，痛哭不止。
“和尚，痛否？”侍者握住他干枯的手，颤抖地问他。
“不痛——”李贽气若游丝。
“和尚何自割？”侍者哽咽。
李贽黯然神伤，他已经说不出话来。
李贽用尽力气，牵过侍者的手，在掌中一笔一画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
袁宏道记载，李贽在自刎后两天，方才死去。
血泊中辗转两日，这究竟是怎样撕心裂肺的痛苦？悲恸中一心向死，这又该是怎样一往无前的决绝？袁宏道不敢想象，只能饱蘸笔墨，奋力写下两个大字：“遂绝”。
遂！绝！
李贽的慷慨刚烈，尽在这真气淋漓的两个字中。
李贽想要用自己枯瘦的双肩托住黑暗的闸门，放久被压抑的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可是，过于沉重的闸门却非李贽的双肩所能承受。这一刻，这黑暗的闸门终于重重地落了下来。
天寒夜长，风气萧索。鸿雁于征，草木黄落。
一颗耀眼的流星，划破暗夜沉沉的天际，倏尔陨落。
一志士在沟壑，勇士丧其元
将头临白刃，一似斩春风。
其实，李贽早就准备好了，将“荣死诏狱”作为最后归宿。
多少个贫病交加的惨淡黄昏，多少个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多少个彻夜参悟的饮露清晨……李贽拖着孱弱的身躯，在逼仄的狱室里走着，椎心泣血，思绪万千。
他要以死明志，用死来了结这场官司。是的，士可杀，不可辱！
万历三十年的春天，乍暖还寒，御河桥边的冰凌开始融化，棋盘街旁的杨柳开始吐绿。可是，春的讯息藏不住北京城的波诡云谲、杀机四伏。
一场政治阴谋在悄悄酝酿着，这阴谋直指李贽和他的异端思想，株连他的朋友们，扫荡他的追随者，甚至祸及利玛窦之类西方传教士。
从都察院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向万历皇帝神宗上疏弹劾李贽、要求逮捕高僧达观，到礼部尚书冯琦上疏焚毁道释之书、厉行科场禁约，再到礼部上疏要求驱逐西方传教士，这些事，都紧锣密鼓地发生在二月下旬到三月下旬之间短短一个月内。有明一朝逾二百年矣，政治机器运转得如此高效、如此整齐划一，这或许还是第一次。
去年的这个时候，曾经写《焚书辨》声讨李贽的蔡毅中在辛丑科的会试中了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蔡毅中心中恨恨，他的老师耿定向对李贽太多隐忍，现在，他终于有机会了，他要效法孔子诛少正卯，要置李贽于死地而后快。
于是，各种流言蜚语开始在京师流传，其中之一就是李贽公然著书诋毁内阁首辅沈一贯。沈一贯闻知此事，大光其火，却苦于找不到李贽的把柄。他思虑再三，决定以“辨异端以正文体”为名，发动一场清除以李贽为代表的思想异端的政治运动，先从李贽下手，再逮捕高僧达观，进而驱逐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
如果你认为，迫害李贽的都是宵小之徒，那你就错了。
在这个向李贽投出匕首和刀剑的队伍中，不仅有观风派，有保守派，有激进派，而且有担当社会进步之责的贤达先驱、治世能臣。
张问达，东林党中享有盛名的君子之一。《明史》记载，张问达与东林领袖顾宪成乃同乡。万历十一年（1583年）中进士，历官知县、刑科给事中、工科左给事中、礼科都给事中、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吏部尚书等职。当万历皇帝派矿监税史对商民进行掠夺时，张问达上疏“陈矿税之害”，为民请命。万历三十年（1602年）十月，他又乘天上出现星变之机，再次上疏请“尽罢矿税”。巡抚湖广时，正值万历皇帝大兴土木建造宫殿，要湖广出资420万两皇木银两费，张问达又“多方拮据，民免重困”。
闰二月乙卯（廿二日）这天，张问达呈送的这份奏疏便摆在了神宗的案头：
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大都剌谬不经，不可不毁。
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带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迩来缙绅士大夫，亦有诵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
康丕杨，以贤能著称，先后任宝坻县（今宝坻区）知县、密云县（今密云区）知县、陕西道监察御史监管河东盐政、辽阳巡按兼学政，后署理两淮盐课。他中进士后，先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任宝坻县知县，后调密云县知县。他在宝坻、密云六年间，清理垦田，裁撤县内不必要的建设项目；清丈土地安置回乡灾民，平反冤假错案，重修白檀书院。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康丕杨在赴京等待重新安排职务期间，根据密云的战略地位与地形，写出《千秋镜源》六十卷，为山海关一带的治乱和战备，提出诸多颇有建树的见解。
三月乙丑（初三日），陕西道监察御史康丕杨向神宗递上了参劾李贽及僧人达观的奏疏：
僧达观狡黠善辩，工于笼术，动作大气魄以动士大夫。……数年以来遍历吴、越，究其主念，总在京师。……深山尽可习静，安用都门？而必恋恋长安，与缙绅日为伍者何耶？昨逮问李贽，往在留都，曾与此奴弄时倡议。而今一经被逮，一在漏网，恐无以服贽之心者，病望置于法，追赃遣解，严谕厂卫五城查明党众，尽行驱逐。
如此密集的箭矢让李贽无处躲藏。神宗见张问达、康丕杨等人奏疏，批复道：
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党徒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来，并治罪。
李贽旋即被捕入狱。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可是他还是没有料到，他将在狱中度过人生的至暗时刻。袁中道在《李温陵传》中记录了李贽被捕时的情况：
至是逮者至，邸舍匆匆，公以问马公。马公曰：“卫士至。”公力疾起，行数步，大声曰：“是为我也。为我取门片来！”遂卧其上，疾呼曰：“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马公愿从。公曰：“逐臣不入城，制也。且君有老父在。”马公曰：“朝廷以先生为妖人，我藏妖人者也。死则俱死耳。终不令先生往而己独留。”马公卒同行。至通州城外，都门之牍尼马公行者纷至，其仆数十人，奉其父命，泣留之。马公不听，竟与公偕。明日，大金吾置讯，侍者掖而入，卧于阶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书？”公曰：“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大金吾笑其倔强，狱竟无所置词，大略止回籍耳。
落难狱中一个月，李贽陆续写下《系中八绝》，不妨看看他在这八首诗背后的情感历程。第一首题为《老病初苏》：“名山大壑登临遍，独此垣中未入门。病间始知身在系，几回白日几黄昏。”遍历名山大川，却独独未曾进入监狱的大门。刚刚入狱的李贽，将坐牢也视为人生的体验，这是何等的超然！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李贽在狱中愈来愈绝望，他用《不是好汉》为第八首题名：“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
从第一首的超拔淡薄，到第八首的唯求速死，难以想象他中间经历了怎样的情感变迁。时间，像一把钝刀，一下又一下，割着他的感觉，也割着他的灵魂。走笔至此，李贽已经明白，寄希望于皇恩浩荡，那无异于白日做梦。他下定决心——
以身殉道，唯求速死。
李贽的学说使他处于万历年间中国社会时代矛盾的焦点上，这就是——继续维护传统的泛道德主义、用“死的”来拖住“活的”，还是冲破传统的泛道德主义、用“新的”突破“旧的”、为朝气蓬勃地创造自己的新生活的人们打开一条新路？
破旧不堪的青布直身宽大长衣，早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边角磨圆了的黑色纱罗四角方巾，折叠得整整齐齐，码放在一边。原以为对人生还有所留恋，可是，这些天写完这部《九正易因》最后一个字，李贽明白了，“未甘即死”是因为这部著作还未完成。周文王的易经、孔子的易传，被后人穿凿附会到不成文理，如此这般，何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现在，书稿终于完成，他此生了无遗憾。
可是，《九正易因》撰成，李贽的病却更重了。他写过一篇谈论生死的短文，题目叫《五死篇》，列举了人的五种死法：“人有五死，唯是程婴、公孙杵臼之死，纪信、栾布之死，聂政之死，屈平之死，乃为天下第一等好死。”为义而死，死得壮烈。谈到自己的死，他写道：“第余老矣，欲如以前五者，又不可得矣。……英雄汉子，无所泄怒，既无知己可死，吾将死于不知己者以泄怒也。”李贽对即将到来的死亡早有预感，“春来多病，急欲辞世”，二月初五，他提笔写下遗言：
倘一旦死，急择城外高阜，向南开作一坑：长一丈，阔五尺，深至六尺即止。既如是深，如是阔，如是长矣，然复就中复掘二尺五寸深土，长不过六尺有半，阔不过二尺五寸，以安予魄。既掘深了二尺五寸，则用芦席五张填平其下，而安我其上，此岂有一毫不清净者哉！我心安焉，即为乐土，勿太俗气，摇动人言，急于好看，以伤我之本心也。虽马诚实老能为厚终之具，然终不如安余心之为愈矣。此是余第一要紧言语。我气已散，即当穿此安魄之坑。
未入坑时，且阁我魄于板上，用余在身衣服即止，不可换新衣等，使我体魄不安。但面上加一掩面，头照旧安枕，而加一白布中单总盖上下，用裹脚布廿字交缠其上。以得力四人平平扶出，待五更初开门时寂寂抬出，到于圹所，即可妆置芦席之上，而板复抬回以还主人矣。既安了体魄，上加二三十根椽子横阁其上。阁了，仍用芦席五张铺于椽子之上，即起放下原土，筑实使平，更加浮土，使可望而知其为卓吾子之魄也。周围栽以树木，墓前立一石碑，题曰：“李卓吾先生之墓”。字四尺大，可托焦漪园书之，想彼亦必无吝。
遗言如此冷静，仿佛不是在谈论自己，而是谈论旁人的日常琐事，读来却让人五内俱焚。李贽担心自己的死给大家平添烦恼，在遗言中特地叮嘱，用五张芦席安顿他的魂魄就可以了，不要用板材，不要用棺木，落葬的时候穿着平时的旧衣服即可，不需要更换新衣。甚至，他还不忘提醒朋友，一定记得将抬尸骨的木板还给主人。他了无挂碍，不希望朋友们因为他的离去而痛苦，更不希望自己的离开给朋友们留下任何烦扰，“我心安焉，即为乐土”。
遗言行至后半部，李贽愈加冷静、清醒：“我生时不著亲人相随，没后亦不待亲人看守，此理易明。”他希望干干净净，了此一生，生生死死都无牵挂。在遗言的结尾，李贽又反复叮嘱：“幸勿移易我一字一句！……幸听之！幸听之！”
呜呼！卓吾远矣！
一身犹在，乱山深处，寂寞溪桥岸。
二回头十万里，举目九重城
原来，万历三十年对李贽的迫害，只是万历二十八年那场迫害的继续。
今天，我们站在五百年历史的这端，发现李贽回湖北麻城，无疑是一个重大失策。但是身处彼岸，他怎会料想，一时间，上下左右前后的势力竟然合谋对他下手？他年老多病，赶回麻城，原本只想找个偏远僻静的地方聊度余年。
这样看来，或许这不是李贽的失策，而是他在劫难逃。
这一年，李贽寓居南京永庆寺，此间，他还编辑了《阳明先生道学钞》八卷、《阳明先生年谱》二卷。对于这件工作，他至为得意，骄傲地写道：“我于《阳明先生年谱》，至妙至妙，不可形容，恨远隔，不得尔与方师（方时化）同一绝倒。”
好朋友都力劝李贽不要回麻城。远在北京的袁宏道致信南京好友，请他们一定留住李贽，不要让他离开南京：“弟谓卓老南中既相宜，不必撺掇去湖上也。亭州（麻城）人虽多，有相知如弱侯老师者乎？山水有如栖霞、牛首者乎？房舍有如天界、报恩者乎？一郡巾簪势不相容，老年人岂能堪此？愿公为此老计长久，幸勿造次。”
在南京的那几个月，或许是李贽风烛残年里最欢喜的时光。这期间，六十八卷本《藏书》付刻，他还见到了诸多新老朋友：杨起元、焦竑、马经轮、潘士藻、梅国桢、汤显祖、佘永宁、吴世征、李登、李朱山、吴远庵、徐及、无念、程浑之、方沆、曹鲁川、杨定山、袁文炜……这是一份长长的名单，李贽与朋友往来应和，切磋琢磨。二十一年前，他曾寓居南京，那时，他还鲜为人知，而此时，他已是名震四方的大学者。
未几，河槽总督刘东星以漕务的身份巡河到南京，将李贽接到山东济宁，寓居济宁漕署。在这里，李贽受到刘星东的礼遇，却也受到更多人的攻击。著名闽派诗人、博物学家谢肇淛大肆挞伐：“近时吾闽李贽，先仕宦至太守，而后削发为僧，又不居山寺，而遨游四方以干权贵，人多畏其口，而善待之。拥传出入，髡首坐肩舆，张黄盖，前后呵殿。余时客山东，李方客司空刘公东星之门，意气张甚，郡县大夫莫敢与君茵伏。”他毫不吝惜笔墨，以表达对李贽的极度反感：“余甚恶之，不与通。”
这一次，向李贽频频出击的又是正人君子。万历四十年（1612年）——李贽逝后十年，天大旱，谢肇淛上疏神宗为民请命。他痛陈宦官搜刮民众的行为，指责国家诸多浪费的弊端，语气恳切。神宗虽然感其诚，传旨嘉奖，但是最终还是没有采纳他的谏言。天启元年（1621年）谢肇淛任广西右布政使，他痛恨吏治腐败至极，屡屡力挽时弊。他设法抑制土司的权力，增兵边境，以抵御安南侵扰，整顿盐政，发展经济。
这个谢肇淛，可谓博学多才，更是爱憎分明。他与李贽一样，同为闽中翘楚，叙年齿，他还年少李贽四十岁。也是这个谢肇淛，却也不顾乡谊与人伦，眼里就容不下一个落拓的书生，频频向李贽发难，频频向李贽投出利刃和各种污言秽语。一个耿直博学的人，不能容忍他的耿直博学的前辈，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正是在这个时候，李贽准备取道潞河回麻城。他知道，麻城人还记恨着他，随时想滋生是非。他出游在外的时候，就叮嘱守院众僧关门闭户，慎而又慎，可是这些年，还是有人不停到龙湖芝佛院寻衅滋事。
李贽是带着病回到麻城的。此次回来，李贽原想安心编书著述，完成选注《法华经》，编辑《言善篇》，继续改正《易因》。自落发至今已有十多年了，朝朝暮暮唯有僧众相伴，他们随他奔波劳碌，驱驰万里，吃了太多的苦，他实在难以忘记他们的友情，李贽想给跟随自己多年的这些朋友和弟子留下点什么。他在《与友人书》中写道：“俾每夕严寒或月窗檐下长歌数首，积久而富，不但心地开明，即令心地不明，胸中有数百篇文字，口头有十万首诗书，亦足以惊世而骇俗，不谬为服侍李老子一二十年也……”
可是，他发现，麻城开始出现“僧尼宣淫”的风言风语，也有人开始称他为“说法教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写信给焦竑辩解：
生未尝说法，亦无说法处；不敢以教人为己任，而况敢以教主自任乎？……关门闭户，著书甚多，不暇接人。亦不暇去教人，今以此四字加我，真惭愧矣！
他曾经一再抨击耿定向及一些以救世自命的大人先生的好为人师，却从不愿以导师自居。也曾经有人要追随他，他觉得其人有骨有志，方才予以启发开导，当然，这都是出于友情，怎么能称为“说法教主”呢？他不接受。
紧接着，又有风声传出，因为李贽诲淫诲盗，官方要将他递解回原籍福建泉州，以免他危害风气教化。李贽无疑也听到了这些风声，在同一封给焦竑的信中，他写道：“若其人不宜居于麻城以害麻城，宁可使之居于本乡以害本乡乎？是身在此乡，便忘却彼乡之受害，仁人君子不如是也……”他更不接受。
李贽不接受，可是，这些需要他接受吗？他想讲理，可是，他又跟谁讲理去呢？
焦竑回信中以诗寄情，邀请李贽再往南京相聚：“独往真何事，重过会可期。白门遗址在，相为理茅茨。”
然而，还没等李贽思考，又一件大事发生了。这年冬天的一个深夜，龙湖芝佛院燃起了熊熊大火，顷刻间，下院、上院、塔屋……全部被大火吞噬。人们在大火中奔跑、逃命。有人说，这是新上任的湖广按察司佥事冯应京放的火。冯应京，他的确是最大的嫌疑人，甫一到任，便扬言要“毁龙湖寺，置从游者法”。冯应京放火烧了龙湖的芝佛院，砸毁了李贽为百年之后准备的藏骨塔，抓住寺中的小沙弥，要他们交代妖僧李贽现藏何处，又下令麻城县学行查李贽是否藏匿在杨定见等人家中。墙倒众人推，当地的暴民趁机作案，一时间，麻城乱作一团。
此时，李贽还是享受着四品官员待遇的社会名流，为何麻城人敢蔑视王法、向李贽施暴？我们发现，这纷繁复杂的事件背后，还藏着心思缜密的铁腕人物冯应京。
冯应京，安徽人，进士出身，累官至湖广监察御史。冯应京出任湖广按察司佥事时，遇税监陈奉是当地一霸，在这里百般搜刮，甚至掘坟毁屋，剖孕妇，溺婴儿。受害者上诉，从者万人，哭声动地。然而此案一直被纵容包庇。陈奉也试图将黄金放在食物中贿赂冯应京，被其揭露。陈奉恼羞成怒，焚民居，碎民尸，支可大不敢出声，冯应京却大义凛然，上疏列陈奉十大罪。此案最后以冯应京被捕入狱结束。令人感叹的是，冯应京于狱中著书，朝夕不倦。他死后，赠太常少卿，谥“恭节”。
冯应京，一个眼里容不得沙子的好官，那些在他治下企图发横财的土豪恶棍，听闻他的名字，纷纷逃窜。“绳贪墨，催奸豪”，一时间，冯应京“风采大著”。
又一个正人君子、治世能臣！这些被封建体制裹挟、又推动着体制巨轮的正人君子、治世能臣，一次又一次冲出帷帐，向试图挑战体制的李贽射出暗箭，充当了剿杀叛逆者的凶手。
李贽在哪里？
更多的朋友们冲出来，试图替他挡住时代的暗箭。在火灾之前，麻城城关以及四乡已有人张贴《驱李贽文》，扬言为麻城人除害。一年前，北通州前御史马经伦在京郊结识了李贽，担心他的安危，致信湖广当局：“卓吾今何在？弟盖奉之寓商城黄檗山中耳。”他得到李贽在麻城的遭遇，立即南下冒雪入楚，想要迎接李贽到通州。
倔强的李贽岂肯服输远去？他来到离麻城不远的商城，在无念和尚所在的黄檗山法眼寺暂避一时，随时准备回湖广讨回公道。正是在商城，李贽写下了反对盲从、提倡独立思考的《圣教小引》，重申他对于孔子的态度：“果有定见，则参前倚衡，皆见夫子；忠信笃敬，行乎蛮貊决矣，而又何患于楚乎？”也就是，无论处在什么场合都可以见到孔子，不论是南北边远地区还是楚地，都可以通行忠实信用、诚恳恭敬。
然而，这一年十二月，武昌爆发了历史上少见的城市民变，李贽的生命历程就此改变。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春，李贽依依惜别了相交二十多年的无念和尚，在心中默默辞别所有与他相濡以沫、相知相敬的“此间相识人”，离开湖广，北上通州。
一路跟随李贽的有不少老朋友。通州马经伦、新安汪本钶、麻城杨定见，以及僧众十余人。杨定见家中还有堂上老母、枕边妻子，曾因窝藏李贽受到县学的追查，李贽不想再连累他和他的家人，执意请他返回麻城。杨定见依依不舍，执手相望泪眼。沿途不时有久慕李贽之名的学人士子拜会、加入。李贽感慨——
岁晚登黄山，言此是蓬瀛。
我为何病来，君胡自商城？
惭非白莲社，误作苦寒行。
赠我七言古，写君雪里青。
古木倚孤竹，相将结岁盟。
麻城，是李贽前世注定的心灵故乡，也是他此生归不得的地方。这次惜别，李贽有多少哀恸，多少无奈，已经无从得知了。可是，他一定知道，这一辈子，他不会再有机会回到这里了。像他这般志向高远的人，从来都是四海为家的吧！
三古来聪听者，或别有知音
上一次从麻城龙湖踏上北往山西的道路，还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的秋天。入楚十六年以来，这是李贽第一次离开湖广。
毕竟是七十高龄的人了，每一次启程长途跋涉，李贽都深感悲凉，老来病多，形销骨立，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他的诗里充满了“三秋度沁水，九月到西天”的彻骨之寒。这年秋天，他在《秋怀》中吟咏：
白尽余生发，单存不老心。
栖栖非学楚，切切为交深。
远梦悲风送，秋怀落木吟。
古来聪听者，或别有知音。
三年前——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春，李贽从武昌回到麻城。
正是在麻城的龙湖芝佛院，李贽好友、浙江道监察御史梅国桢的三女梅澹然落发为尼。梅澹然称李贽为“卓吾师”，李贽也尊称其为“澹然师”。梅澹然可谓李贽的红颜知己，他在不久前回复她的信中谈及自己治学的志向和感受，不愿意再钻故纸堆。又说，自己年老体衰，病苦渐多，希望早日回到麻城，麻城是他的第二故乡，哪怕他死也要死在麻城。如今，他在武昌完成了《藏书》的修订，终于回来了。
梅国桢为澹然落发事，特地从北京赶回麻城。李贽亦自觉来日无多，开始思考身后事。他请梅国桢为自己的藏骨塔作记，梅国桢欣然命笔，作《书卓吾和尚塔》。梅国桢在文中说：“卓吾之爱其身可谓至矣。余窃怪世人之爱其身者，必享富厚之乐，有妻子之奉，以快意生前，而后为生后计。卓吾捐家屋，守枯寂，厌甘毳，就恶口，且精洁其藏，而又不比于牛眠马鬣之习尚也。卓吾可以寻常比拟乎？余亦不知所为书矣。”
就在世人皆“快意生前，而后为身后计”之时，李贽却坚持“捐家屋，守枯寂，厌甘毳，就恶口”，这是怎样一个苦行僧，怎样一个逆行者！
可是，也正是这样的坚忍执着，李贽又成为某些人的眼中钉，麻城掀起了一轮又一轮迫害李贽的风暴。这些人，这些事，李贽都看在眼里，“改岁以来，老病日侵”，他豫立戒约，以使侍者日后有所遵循。李贽的《豫约》共有七条，前五条是戒律式的约言，后两条是遗嘱和生平自述。其中《感慨平生》一文，是后世研究李贽的重要文献。在这部分，他申诉为官的艰难处境，“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总结“缘我平生不爱属人管”的桀骜性格，是以“宁漂流四外，不归家也”：
虽然，余之多事亦已极矣。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尽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
朱熹、苏轼、苏辙、邵雍、司马迁这些大儒的命运给了李贽巨大的鼓励。“晦庵婺源人，而终身延平；苏子瞻兄弟俱眉州人，而一葬郏县，一葬颍州。不特是也，邵康节范阳人也，司马君实陕西夏县人也，而皆终身流寓洛阳，与白乐天本太原人而洛阳居洛一矣。”“盖世未有不是大贤高品而能流寓者”，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品行不清净高洁而流落他乡的贤者。此时，李贽回望自己的一生，悲喜交集——那些磨难曲折，那些崎岖坎坷，纵使以大地为墨，又怎能书写得明白？他叹息说：“我愿尔等勿哀，又愿尔等心哀，心哀是真哀也。真哀自难止，人安能止？”
《藏书》的写作、修订是个巨大的工程，李贽好像放下了背在身上的巨石，松了一大口气。他在给焦竑的信中写道：
山中寂寞无侣，时时取史册批阅。……自古至今，多少冤屈，谁与辩雪！故读史时真如与百千万人作对敌，一经对垒，自然献俘授首，殊有绝致，未易告语。今不敢谓此书诸传皆为妥当，但以其是非堪为当前人出气而已。
《藏书》不藏。《藏书》未经刊印，便在师友间广为传抄阅读，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在南京公开刊印，更如巨石投水，波浪滔天，一时“金陵盛行”，洛阳纸贵，“海内又以快意而歌呼读之”（陈仁锡《无梦园集》）。尽管李贽自言：“藏书者何？言此书但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曰藏书也。”可是，天真的李贽不知道，这又怎么可能？
得知李贽回到麻城，“公安三袁”袁氏三兄弟宗道、宏道、中道开心不已，他们立即邀请朋友王以明、龚散木一行五人自荆州泛舟而下，前往龙湖拜访李贽。
这一天，正值端午，皓月当空，李贽与袁氏三兄弟、王以明、龚散木六人在堂上饮酒赏月。李贽兴致大发，道：“今日饮酒无以为乐，请诸君各言生平像何人。”
袁宗道在三兄弟中最长，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最爱苏东坡，但我又不像他，我看自己还是最像白居易吧！”
王以明接着袁宗道说：“庄周。”明朝开国二百余年，崇尚儒家之道，老庄之学一度荒凉。李贽曾著《庄子解》，他对庄子“以真为贵”的精神气质大为赞赏。可是，庄子所贵之真，是万物的本相和人的自然本性，而王以明与庄子之间仍差距甚远。李贽坦率地说：“庄子太高了，你且说个近似的。如果说是庄子的话，恐怕你还不知道他的学说的着落处。”
李贽又问袁宏道。袁宏道说：“我最喜欢竹林七贤中的嵇康。”李贽想了想说：“似乎也不大像。”
于是李贽便问袁氏三兄弟中最小的袁中道，中道大笑回答说：“我从来只爱齐人，家有一妻一妾，又中日觅得酒肉。”对这玩世不恭的回答，李贽并不以为忤逆。他评点道：“你却有廉耻，不会说像古书中说的那个齐国人，白日在外乞讨，晚上回家哄妻妾说是整日与达官贵人在一起喝酒吃肉。我看，你最是谨慎周密。你的疯癫放浪，都是装出来的，诸位不要信他。”大家都大笑，开怀不已。
李贽再问龚散木，散木说：“我最爱李太白。”
少顷，李贽半是顽皮半是认真地说：“诸位来评一评我，如何？”袁宗道说：“李耳。”李贽连连否认：“我怎么能跟老子相比呢？”袁中道说：“你就是盗跖。”李贽闻之大笑：“盗跖也不容易啊！昔日在黄安时，亦有友人对我说，你就是林道乾，是泉州的大海盗，横行各郡县，无人敢惹。你们了解林道乾吗？他亦有趣。有一次他回到家中，被官兵团团围住，他照样与众人高饮不顾。到了天亮，官兵打杀进去，却不见了他的踪影。你们看，他耍戏朝廷命官如同小儿，亦算胆大包天了！”
袁宏道则说，李贽还是像东汉时的太学生领袖李赝。
接着，李贽请众人互评，又为这次“龙湖雅会”做了总结：“袁宗道气量像黄书度，学识似管宁。袁宏道像刘禹锡和柳宗元，他二人相扶相持，柳宗元被放逐到柳州，刘禹锡则被放逐到更僻远的播州，柳宗元要求以柳州换播州，可见其患难真情。袁中道像袁彦通，一掷百万，倚马万言。”李贽又说：“凡我辈人，这一点情，古今高人个个有之；若无此一点情，便是禽兽。”
李贽也不客气地品评自己：“我骨气也像李赝，然李赝事，我却有极不肯做的。”东汉李赝以天下名教之是非为己任，被视为传统的伦理至上主义者。李贽认为李赝虽有骨气，但是自己绝对不会像李赝那样维护名教。袁中道闻之，说：“古人有者，我不必有；我所有者，古人未必有。大约风神气骨，略有相肖处耳。”李贽很欣慰，高兴地回答：“善。”
五月十五的龙湖，夜凉如水，月映四野。众人谈兴甚浓，话语遂长。不觉时光流逝，已是夜半时分，寒意入骨生凉，六人方才散去。
这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龙湖雅会”，被袁中道记录在《柞林纪潭》中，今人得以一窥究竟。正是缘于这次“龙湖雅会”，李贽对“公安三袁”有了足够的了解和认知：袁宗道沉稳忠实，袁宏道、袁中道二人英武奇特，不愧为天下名士。若论胆识与魄力，袁宏道迥绝于世，是真英灵男儿也！也正缘于这次“龙湖雅会”，李贽发现，袁宏道有能力从哲理的高度把握自己的学说精髓，可以交付重任。
在李贽离经叛道思想的启迪下，袁宏道视野大开，“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从此，他决心改变诗文创作之风，“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他受李贽“童心说”影响，在《叙小修诗》一文中提出公安派的文学主张“性灵说”，在文风凋敝的晚明，举起了文学革新运动的旗帜，自此卓然独立。
这一天，李贽终于准备离开他无比眷恋、又无比伤心的麻城了。金秋九月，金桂飘香，李贽抵达山西沁水。也就是在这里，李贽在回复朋友的来信时第一次提到了自己的结局——“荣死诏狱”。“吾当蒙利益于不知我者，得荣死诏狱，可以成就此生。”言罢，鼓掌大笑，“那时名满天下，快活快活！”
谁料想，此言一语成谶。
在山西，李贽真正感到茫然无归的痛苦，可是，他决意无怨无悔。此间，他听闻焦竑被贬为行人，继而被谪为福建福宁州同知，写信劝慰：
世间戏场耳，戏文演得好和歹，一时总散，何必太认真乎？觇笔亦有甚说得好者：“乐中有忧，忧中有乐。”夫当乐时，重任方以为乐，而至人独以为忧；正当忧时，众人皆以为忧，而至人乃以为乐。此非反人情之常也，盖祸福常相倚伏，惟至人真见倚伏之机，故宁处忧而不肯处乐。人见以为愚，而不知至人得此微权，是以终身常乐而不忧耳，所谓落便宜处得便宜是也。
人生如戏，聚散有时。
李贽天生异禀，冰雪聪灵，他明明看懂了这些，掏心掏肺地劝导焦竑，在信的结尾还贴心地问：“兄以为然否？”可是，他却在自己的戏场里入戏太深，衷肠百结，以致付出生命的代价。
刊刻《藏书》时，李贽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中，反复强调写作动机——人人都有不同的是非标准，“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也，亦无定论。无定论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相悖矣”。在书中，他提出疑问：“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并做出结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
历史就像一盘大棋，风云变幻，高手云集，千百年来，这些高手将孔子学说打造为封建道德理论的基石。可是，李贽偏偏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不仅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还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对千百年来的人物重新做了评估和分类——从来都被认为是“草寇”的陈胜、项羽、公孙述、窦建德、李密，李贽将他们堂而皇之地列入了《世纪》里，与唐太宗、汉武帝等并列。他将评语也重新做了修正，称誉陈胜“古所未有”、项羽“自是千古英雄”；秦始皇“自是千古一帝”，然焚书坑儒，终致覆灭；而汉惠帝呢？仅作附录，因为“无可纪”。他还在《大臣传》中《容人大臣传》末评论：“后儒不识好恶之理，一旦操人之国，务择君子而去小人，以为得好恶之正也。夫天有阴阳，地有柔刚，人有君子，小人何可无也。君子国有才矣，小人独无才乎？君子固乐于向用矣，彼小人者独肯甘心老死于黄馘乎？是皆不可以无所而使之有不平之恨也。”将人作为他的出发点，只有人的现实才是真正的现实，这就是李贽的学术之道。
他自信《藏书》定是“万世治平之书，经筵当以进读，科场当以选士”，而他，会在这本书中获得永生。自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时代结束，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千百年来封建伦理秩序井然，中国思想文化定于儒教，李贽偏要捅破这严严密密的天空，大喊一声：“执一便是害道！”
这还了得？怎容他如此大逆不道！
四寂寞从人谩，疏狂一老身
“天下嗜卓吾者，祸卓吾者也。”
《藏书》刊刻之后，秉性耿直、富贵显赫的翰林院编修陈仁锡在他的《无梦园集》中这样写道。
若干年后，恰是这个陈仁锡，协助崇祯皇帝朱由检除掉了魏忠贤，惩治了阉党。明王朝建国历二百七十余年，也许，这样的人和事，都是最后的光辉了。
翰林院编修之后，陈仁锡以右春坊右中允出任武举会试主考官，升为国子监司业，再直经筵讲官，以预修神宗、光宗二朝实录，升右谕德，直至黯然退场。
回到这部书，陈仁锡在其中记录了很多亲身经历的有趣事情，涉猎颇广，所记颇详，包括契丹国情、边防地理、屯田茶海，卷端有他手绘的《山海关内外边图》。此部书还被列入了清朝的《禁书总目》《违碍书目》。也是在这部书中，他如此评价李贽和身边的林林总总。离经叛道、肆无忌惮的《藏书》在知识文化界越是受到欢迎，就越是引起卫道者的恐慌。
聪明如李贽者，怎会不知道“嗜卓吾者”与“祸卓吾者”都是何许人也？
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了他的朋友圈，相知的心灵不需要手臂就可以相拥。可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猎杀他的队伍，他们虎视眈眈，气势汹汹，枕戈待旦，等待着李贽走进他们精心织就的天罗地网。对于那些磊落君子譬如耿定理的哥哥耿定向者，李贽不惜用一辈子时间与他论战。可是，对于那些鸡鸣狗盗的宵小之徒，李贽直接抛出白眼，把不屑写在脸上，最大的蔑视就是连眼珠都不错一错。
自万历十八年（1590年）始，整整八年时间，他一直在四处避难，自麻城到武昌，从武昌到汉阳，由汉阳到武昌，又自武汉赴麻城，从麻城至沁水，由沁水到大同。
其实，早在万历十六年（1588年），李贽便住进了龙湖芝佛院。这次搬家，他希望躲开那些让他烦恼的人。
龙湖，端的是个好地方！李贽开心极了，他兴致勃勃地在《初居湖上》一诗中写道：“迁居为买邻。”
四年后——万历二十年（1592年），“公安三袁”同访龙湖。在《龙湖记》中，袁宗道对这里怡情养性的风物大加赞赏：“万山瀑流，雷奔而下，与溪中石骨相触，水力不胜石，激而为潭。潭深十余丈，望之深青，如有龙眠，而土之附石者，因而夤缘得存。突兀一拳，中央峙立，青树红阁，隐见其上，亦奇观也。”他发现自己被美景所惑，忘记来意，自嘲道：“余本问法而来，初非有意山水，且谓麻城僻邑，当与孱陵、石首伯仲，不意其泉石幽奇至此也。”
龙湖，距麻城三十里，倚山抱水，风光旖旎。此时，李贽已逾耳顺之年，在芝佛院这个简朴的寺院，他找到了家的感觉。李贽将芝佛院右边的“聚佛楼”做起居的精舍，在“寒碧楼”侧辟一洞为藏书所，“闭门下键，日以读书为事”，准备在这里安居乐业、了此残生了。
李贽不仅把芝佛院当作了家，还煞有介事地做起了主人。袁中道评价这个爱干净、有洁癖、性耿直，志合则不以山海为远、道不同则不相为谋的老头儿说：“性爱扫地，数人缚帚不给。衿裙浣洗，极其鲜洁，拭面拂身，有同水淫。不喜俗客，客不获辞而至，但一交手，即令之远坐，嫌其臭秽。其忻赏者，镇日言笑，意所不契，寂无一语。滑稽排调，冲口而发，既能解颐，亦可刺骨。”
这是怎样一个视书如命，为书而生亦为书而死的人？他读书如痴，他能为之哭，也能为之笑。他的朋友周友山记录了他读书的趣事：手捧书卷，常常读着读着就感动不已，“感激流涕”。
李贽将自己的读书观写成了一篇《读书乐》：
天生龙湖，以待卓吾。天生卓吾，乃在龙湖。
龙湖卓吾，其乐何如。四时读书，不知其余。
读书伊何，会我者多。一与心会，自笑自歌。
歌吟不已，继以呼呵。恸哭呼呵，涕泗滂沱。
歌匪无因，书中有人。我观其人，实获我心。
哭匪无因，空潭无人。未见其人，实劳我心。
弃置莫读，束之高屋。怡性养神，辍歌送哭。
何必读书，然后为乐。乍闻此言，若悯不谷。
束书不观，吾何以欢。怡性养神，正在此间。
世界何窄，方册何宽。千圣万贤，与公何冤。
有身无家，有首无发。死者是身，朽者是骨。
此独不朽，愿与偕殁。倚啸丛中，声震林鹘。
歌哭相从，其乐无穷。寸阴可惜，曷敢从容！
尽管书中没有黄金屋，也没有颜如玉，却有歌哭相从，李贽乐在其中，其乐无穷。
麻城，李贽把生命中思维最活跃、生命最旺盛的岁月交付给了这里，《说书》《焚书》《藏书》的个别文章相继在麻城刻行。他在《自刻〈说书〉序》中说：“以此书有关于圣学，有关于治平之大道……倘有大贤君子欲讲修、齐、治、平之学者，则余之《所书》，其可一日不呈于目乎？”他在《焚书自序》里写道：
独《说书》四十四篇，真为可喜，发圣言之精蕴，阐日用之平常，可使读者一过目便知入圣之无难，出世之非假也。信如传注，则是欲入而闭之门，非以诱人，实以绝人矣，乌乎可！其为说，原于看朋友作时文，故《说书》亦佑时文，然不佑者故多也。
为何取名《藏书》《焚书》呢？李贽说：
自有书四种：一曰《藏书》，上下数千年是非，未易肉眼视也，故欲藏之，言当藏于山中以待后世子云也。一曰《焚书》，则答知己书问，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言当焚而弃之，不可留也。《焚书》之后又有别录，名为《老苦》，虽同是《焚书》，而另为卷目，则欲焚者焚此矣。
《焚书》是他万历十八年以前所写的书信、杂著、史论、诗歌等。李贽之所以不顾“逆耳者必杀”的危险，毅然决定在麻城刻行书稿，是因为他认定此书是“人人之心”，必将存之长久。而这些，会将那些宵小之徒照出原形的。
麻城，也将李贽一生中最好的知音留在这里。只要李贽开坛讲学，不管哪座寺庙，不管哪个衙门，不论是庙堂之上还是江湖之远，官员、商贾、和尚、樵夫、农民，甚至连女子也勇敢地推开绣住了的闺门，他们纷纷跑来听李贽讲课，一时间，满城空巷，路无拾遗。
李贽寓居龙湖，可他还惦记着外面的世界。万历二十年，李贽接到朋友陆思山来信，始知二月间发生了震撼朝野的“西事”——宁夏兵变。临近三月，朝廷多次接到倭寇“谋犯天朝”的告急情报，此是李贽所言的“东事”。东西夹击，朝廷焦头烂额。李贽虽处江湖之远，却心忧天下。
对于这一东一西的紧急情况，李贽和刘星东的看法并不相同。《续焚书》收录了这篇《西征奏议后语》：
刘子明（东星字）宦楚时，时过余。一日见邸报，东西二边并来报警，余谓子明：“二俱报警，孰为稍急？”子明曰：“东事似急。”盖习闻向者倭奴海上横行之毒也。余谓：“东事尚缓，西征急耳。朝廷设一公任西事，当若何？”子明徐徐言曰：“招而抚之是已。”余时嘿然。子明曰：“于子若何？”余即曰：“剿除之。无俾遗种也。”子明时亦嘿然，遂散去。然而，这一次，李贽或许错了。
“西事”，也就是宁夏兵变，从二月己酉（十八日）开始，到九月壬申（十六日）才平定。“东事”，则越演越烈。
16世纪中期，日本除时常寇掠明朝沿海外，还不断地侵扰朝鲜。朝鲜迫不得已，乃派兵将其根据地对马岛肃清。嗣后日本又要求与朝鲜通商，但受到了严格限制。丰臣秀吉在平定各部诸侯，统一日本后，便开始积极整顿内政。丰臣秀吉是一个毫不掩饰野心的人，在给小妾浅野氏的信中说：“在我有生之年，誓将明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
几千年来，朝鲜是中国东边的屏障，丰臣秀吉侵略中国必须先摧毁朝鲜，万历二十年一月，丰臣秀吉正式发布命令出征朝鲜。五月，日军十数万大军挥师越过对马岛，进犯朝鲜，攻陷王京，准备进一步侵略中国。朝鲜国王弃城北奔鸭绿江边义州，遣使向明廷求救。七月，神宗派副总兵祖承训率师援朝。
这场历史上著名的抗日援朝战争，历经七年时间，最后以中朝联军的胜利而告终。
历史何其相似乃尔？三百余年后，这一幕又以另一种方式重演。
宁夏兵变事态日渐严重，朝廷天天在征兵选将，李贽也为此焦虑不已。浙江道监察御史梅国桢上疏，推荐李如松为总兵官，表示自己愿以御史监军。四月十七日，梅国桢获准以监军前往宁夏平叛。李贽听到这个消息，“喜见眉睫”，走告刘东星，对平叛充满信心。
李贽对“西事”格外关注，又愤而写下《二十分识》和《因记往事》两篇文章，表达对“国事”和“人才”的迫切关心。
有二十分见识，便能成就得十分才，盖有此见识，则虽只有五六分才，便成十分矣。
有二十分见识，便能使发得十分胆，盖识见既大，虽只有四五分胆，亦成十分去矣。是才与胆皆因识见而后充者也。空有其才而无其胆，则有所怯而不敢；空有其胆而无其才，则不过冥行妄作之人耳。盖才胆实由识而济，故天下唯识为难。有其识，则虽四五分才与胆，皆可建立而成事也。然天下又有因才而生胆者，有因胆而发才者，又未可以一概论。然则识也、才也、胆也，非但学道为然，举凡出世处世，治国治家，以至于平治天下，总不能舍此矣，故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智即识，仁即才，勇即胆。蜀之谯周，以识胜者也。姜伯约以胆胜，而无识，故事不成而身死；费祎以才胜而识次之，故事亦未成而身死，此可以观英杰作用之大略矣。三者俱全，学道则有三教大圣人在，经世则有吕尚、管夷吾、张子房在。空山岑寂，长夜无声，偶论及此，亦一快也。怀林在旁，起而问曰：“和尚于此三者何缺？”余谓我有五分胆，三分才，二十分识，故处世仅仅得免于祸。若在参禅学道之辈，我有二十分胆，十分才，五分识，不敢比于释迦老子明矣。若出词为经，落笔惊人，我有二十分识，二十分才，二十分胆。呜呼！足矣，我安得不快乐！虽无可语者，而林能以是为问，亦是空谷足音也，安得而不快也！在《因记往事》中，李贽更加愤慨地写道：
嗟乎！平居无事，只解打躬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其稍学奸诈者，又搀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诿，以为能明哲。盖因国家专用此等辈，故临时无人可用，又弃置此等辈有才有胆有识之者而不录，又从而弥缝禁锢之，以为必乱天下，则虽欲不作贼，其势自不可尔。
设国家能用之为郡守令尹，又何止足当胜兵三十万人已耶！又设用之为虎臣武将，则阃外之事可得专之，朝廷自然无四顾之忧矣。唯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余方以为痛恨，而大头巾乃以为戏；余方以为惭愧，而大头巾乃以为讥：天下何时太平乎？故因论及才识胆，遂复记忆前十余年之语。吁！必如林道乾，乃可谓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胆者也。
李贽在这篇文章中不惜笔墨称赞巨盗林道乾横行海上三十余年至今犹安然无恙，“其才识过人，胆气压乎群类”，“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胆”。他又说：“设使以林道乾当郡守二千石之任，则虽海上再出一林道乾，亦决不敢肆，设以李卓老权替海上之林道乾，吾知此为郡守林道乾者，可不数日而即擒杀李卓老，不用损一兵费一矢为也。……则谓之曰二十分识亦可也。”
如此狂妄之言，也只有李贽说得出来。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想象李贽在当时的一言一行所引起的震荡，更难以想象他所遭受的来自方方面面的巨大压力。毫无疑问的是，不论是在思想道德、在知识建构，还是在公共舆论上，他都引发大明王朝前所未有的山崩地裂、山呼海啸。
五不见舍利佛，复隐知是谁
万历十六年夏，大饥，黄梅义民梅堂起义。
六月，苏州、松江等府大旱，太湖水涸。
九月，甘肃兵变。
十二月，吏科给事中李沂上疏，极言神宗贪财坏法。神宗震怒，将李沂廷杖六十，削职为民。
年底，工匠刘汝国领导农民起义，自称“顺天安民王”。
有明一朝，山崩地裂、山呼海啸时时浮现。这一年，格外不太平。
然而，这一年，对李贽来说，却是自得自重、收获满满的一年。他从维摩庵搬到芝佛院，生活变得简单、富足。春夏之间，李贽写成了他的《藏书》初稿，评说数千年历史，“颠倒千万世之是非”。袁中道在《李温陵传》中记录道：“与僧无念、周友山、丘坦之、杨定见聚，闭门下键，日以读书为事。……所读书皆钞写为善本，东国之秘语，西方之灵文，离骚，马、班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藤丹笔，逐字雠校，肌襞理分，时出新意。其为文不阡不陌，摅其胸中之独见，精光凛凛，不可迫视。诗不多作，大有神境。”
这一年，还有一件事，一件今天看来小得不能再小的事，在当时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时令已是夏季，万历十六年麻城的夏天格外酷热。抄录完书稿，李贽派人专程送到南京请焦竑审阅并为之作序。完成了这件大事，李贽顿时觉得轻松许多。这个夏天，李贽以“有饭吃而受热，比空腹受热者”总好过些为理由，为暑热辩护，为自己解凉。可是完成了这件大事以后，他发现，毒日愈发当空，溽热愈发难耐。
这一日，李贽只觉得热得头皮发痒，浑身难受。汗臭蒸腾，头屑飞扬，这让李贽难以忍受。搔而复痒，痒而复搔，不胜其烦，李贽自觉秽不可当。他是个有洁癖的人，此情此景，更是难受。放眼望去，侍候他的无念和尚的弟子在剃头，不禁眼睛一亮。李贽叫来侍者，命其为自己落发。
侍者手艺不凡，转瞬之间，李贽就剃了个干净利落的光头，自是凉快了许多，也痛快了许多。
李贽在《与曾继泉书》中谈到落发的原因：
其所以落发者，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兼此数者，陡然去发，非其心也。
李贽在给焦竑的复信中，也谈到了毅然落发的原因，那就是：“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何如？”简单说来，就是——既然你们把我看作异端，我就索性做出异端的样子让你们看看！
落发之后，李贽反复总结自己落发原因，可见这在当时的的确确是一件天大等事。他说，自己落发的另一个原因是不愿受地方官的管束。他在《豫约·感慨平生》中写道，落发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
缘我平生不爱属人管。夫人生出世，此身便属人管了。幼时不必言；纵训蒙师时又不必言；既长而入学，即属师父与提学宗师管矣；入官，即为官管矣。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其为管束至入木埋下土未已也，管束得更苦矣。我是以宁漂流四外，不归家也。其访友朋求知己之心虽切，然已亮天下无有知我者；只以不愿属人管一节，既弃官，又不肯回家，乃其本心实意。
李贽描述了一幅人们无不生活在枷锁之中的近乎恐怖的画面，而这些，恰恰又正是儒家仁义道德的基本内容。李贽断然落发，是他的“本心实意”，他虽然落发，却并未受戒，照样可以吃肉喝酒，照样可以用“本心实意”说些似乎疯疯癫癫的真话。所以，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写道：“故兼书四字，而后作客之意与不属管束之情畅然明白，然终不如落发出家之为愈。盖落发则虽麻城本地之人亦自不受父母管束，况别省之人哉！”
李贽落发的事情惊动了好朋友。袁中道在李贽落发的第二年见到了他，为他的形象大吃一惊，他认真记录下这件事情：“岁己丑（万历十七年），余初见老子（李贽）于龙湖。时麻城二三友人俱在，老子秃头带须而出，一举手便就席。……余曰：‘如先生者，发去须在，犹是剥落不尽。’老子曰：‘吾宁有意剥落乎？去夏头热，吾手搔白发，秽不可当，偶见侍者方剥落，使试除之，除而快焉，遂以为常。’爰以手拂须，曰：‘此物不碍，故得存耳。’众皆大笑而别。”任情适性，率意而为，这就是李贽。
李贽落发的事情不仅惊动了好友，还惊动了那些暗地里张开罗网伺机而动的人。从堂堂四品知府变成闹市中的一个狂禅，这简直是丑闻，简直是骇人听闻！
李贽又一次为旧势力所不容。数千年来，中国男人以长发盘于头顶。那个时候，长发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特别是男人，甚至把头发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头可断，发不可断。
知县邓鼎石亲自登门恳请李贽留发，他是如此情真意切，以至“泣涕甚哀”，他是一县之长，是父母官，有责任维护本地“风化”。为了说服李贽，邓鼎石甚至抬出他的老母亲，说此行是“奉母命”劝“李老伯”蓄发：“你若说我乍闻此事，整整一天不吃饭，饭来也吞咽不下，李老伯必定会留发的。你若能劝得李老伯蓄发，我便说你是个真孝子，是个第一好官。”
可是，李贽不为所动。
他落发的原因是复杂的，他落发所面对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然而，李贽不想因为重重压力便退缩，而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殉道者：“则以年纪老大，不多时居人世故耳。”此话甚真。他既有任情适性不惹事不怕事的一面，也有深谋远虑计较利害的一面，终以余年不多，一无所求，决计豁出老命一搏。
其实，李贽的所作所为与他的思想观念是密切联系的，这就是他的《童心说》。何为“童心”？李贽说：
“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
李贽用他的“童心”来生活，便有了他的“任情适性”，落发自然。他将这种观念用在了文学思想上，便有了他的“标新立异”，自成一格。他在《童心说》中这样写道：
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
李贽有一个知识渊博、学养深厚的隐士朋友叫作周晖。李贽辞世八年后，周晖从其稿本《尚白斋客谈》中精选相关内容，编成了四卷本《金陵琐事》，记录了那个时代各种趣人趣事。他在《金陵琐事》中写道：“（李贽）常云：‘宇宙有五大部文章：汉有司马子长《史记》，唐有杜子美集，宋有苏子瞻集，元有施耐庵《水浒传》，明有李献吉集。’余谓：‘《弇州山人四部稿》更较弘博。’卓吾曰：‘不如献吉之古。’”
李贽认为，天下有五大名著，分别是司马迁的《史记》、杜甫的诗集、苏东坡的文集、施耐庵的《水浒传》、明朝李梦阳的诗文集，他将此并称为“五大”。
以此“童心”而论古人文章，李贽极为推崇苏轼。他在给焦竑的《复焦弱侯》一文中说：“苏长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惊天动地。世人不知，只以文章称之，不知文章直彼余事耳，世未有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从前，人们只会夸东坡文章写得惊天动地，其实他们不知道，与文章相比，苏东坡其人更是卓然不群。只有顶天立地的人物，才能写出永垂不朽的文章。
更有意思的是，李贽把历史上的大诗人分成“狂者”和“狷者”两类，且引一段如下：
李谪仙、王摩诘，诗人之狂也；杜子美、孟浩然，诗人之狷也。韩退之文之狷，柳宗元文之狂，是又不可不知也。汉氏两司马，一在前可称狂，一在后可称狷。狂者不轨于道，而狷者几圣矣。
李贽还把苏轼和苏辙两兄弟分为了两类，他认为苏轼是“狂者”，而苏辙是“狷者”。李贽推崇杜甫，他认为杜甫有真性情，并且说杜甫的人格比其诗更好。当年李贽在杜陵池畔写过《南池二首》：
济漯相将日暮时，此间乃有杜陵池。
三春花鸟犹堪赏，千古文章只自知。
水入南池读古碑，任城为客此何时。
从前秪为作诗苦，留得惊人杜甫诗。
李贽把杜甫的诗视为千古文章，并且以“惊人”来形容杜甫的诗作，可见其对杜甫是何等的夸赞。同时他还认为古人中只有谢灵运、李白和苏轼能够称为“风流人物”，他在《藏书·苏轼》中写道：“古今风流，宋有子瞻，唐有太白，晋有东山，本无几也。必如三子，始可称人龙，始可称国士，始可称万夫之雄。用之则为虎，措国家于磐石；不用则为祥麟，为威凤。天下后世，但有悲伤感叹悔不与之同时者耳。孰谓风流容易耶？”这三人，真可谓“人中龙”。
人是不是总会活成自己偶像的样子？此时的李贽，也许不会想到，短短五年之后，他将要与朋友们在麻城有一场惊天动地的“龙湖雅集”，在群星璀璨、酣畅淋漓的夜晚，他们纵评天下，臧否古今。他更不会知道，在他身后的某一天，袁中道在《跋李氏遗书》中写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
卓吾李先生，今之子瞻也。
袁中道将李贽与苏东坡做了全面的比较，得出结论：“才与趣，不及子瞻；而识力、胆力，不啻过之。”
李贽虽然有“童心”，逼视道貌岸然的虚伪，欣赏返璞归真的朴拙，但是以他的智慧和聪敏，他也有看透人生的一面，他在《评三国志演义》中称：
曹家戏文方完，刘家戏子又上场矣，真可发一大笑也。虽然自开辟以来，那一处不是戏场？那一人不是戏子？那一事不是戏文？并我今日批评《三国志》亦是戏文内一出也。呵呵。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所以一切都用不着认真。所以不难理解他落发之后，何以一如既往喝酒吃肉。这就是李贽的“童心”。于是，他在《焚书》中感慨：“出家为何？为求出世也。”
由此，琼州守周思久评价李贽和耿定理：“天台重名教，卓吾识真机。”天台指的是耿定理，卓吾自然是李贽。周思久解释说，“重名教”就是“以继往开来为重”，“识真机”就是“以任真自得为趣”。
不管怎样，李贽落发后的心情是复杂的，却也是平静的，宛如一场暴风雨过后，大地一片安宁，万物一片安详。可是，这安静的背后，焉知不是又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六歌罢击唾壶，旁人说狂夫
最令人不解的是，姚安知府李贽在官运亨通的时候决定辞官。
李贽的生命，也许注定了一场暴风雨接着另一场暴风雨。
第一场暴风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李贽已经不记得了。可是，让历史刻骨铭心的那场暴风雨，发生在万历八年（1580年）的春天。三月，李贽在云南姚安府的任期即将满三年。再稍待一些时日，他即可有望升迁。官场的秘诀就是一个字——“熬”，熬过了山重水复，就迎来了柳暗花明，最终将抵达前程似锦。这个时候，全中国的官吏加起来还不到两万人，李贽已经是四品知府，像他这样四品以上的官员不足五千人，可谓凤毛麟角。在平常人眼里，跻身这样的群体，是多么荣耀、多么尊贵啊！
初春的滇北，已是春意盎然。奔放不羁的九重葛开遍山野，五彩缤纷的虞美人高傲圣洁，晚风吹拂，残霞似血。
李贽身穿粗布便衣，在姚安府衙署庭院的小路上，焦虑地踱步。此时，他站在生命的十字路口，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他有两个选择——顺着原来的路安然走下去，是高官厚禄、光宗耀祖，也是卑躬屈膝、放弃自我；转身离开，走向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世界，迎来的是随心所欲，却也可能走向清贫、苦难、凶险，甚至死亡。他时而彷徨，时而坚定，时而蹙眉沉思，时而果决坚毅。
自出仕以来，迭经世事变故，如今已是知天命之年，可是，天命何在？清议辩学，与众人相左，就已经危险重重；见之于行，施之于政，与上官衙门尽相违逆，就更加巢幕游釜，祸变莫测。
况且，朝廷如今的制度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非进士出身不入翰林院，非翰林院士不入内阁。李贽不过是举人出身，纵然“既有大才，又能不避祸害，身当其任，勇以行之，而不得一第，则无凭，虽惜才，其如之何”！加之，“才有巨细，巨才方可称才也。有巨才矣，而肯任事者尤难”。如李贽这般千里马，又从不见所谓伯乐，如此这般，徒唤奈何！
在递交这份辞呈之前，他再三权衡，这决定是否明智。往事一幕幕闪现，让他心痛不已。云南地方官吏至今提起云南布政使徐樾之死，仍让他齿寒心凉。徐樾年轻时即追随王阳明的心学。王阳明的弟子、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对徐樾极为欣赏，曾对内人说：“彼五子乃尔所生，是儿乃我所生。”将徐樾视为亲生。王艮考察徐樾前后达十一年之久，逝世前授徐樾以大成之学。可是，如此这般天降大任之才，却死于非命。嘉靖年间，元江府土舍那鉴杀土知府那宪，攻州劫县，诱杀了前往议降的徐樾，姚安土官高鹄往救时亦战死，世宗兴兵讨伐不克，便允许那鉴纳象赎罪。时人作歌谣唱道：“可怜二品承宣使，只值元江象八条。”如徐樾者，不过如此，人在乱世，犹能奈何？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历尽万般红尘劫，犹如寒风再拂面。
李贽下定决心，不再犹豫。这天，正值侍御刘维巡按楚雄，李贽谢却簿书，封了府库，携家离开姚安到楚雄去见刘维，“乞侍公一言以去”，要求刘维批准他辞官退休。
刘维却不同意：“姚安守，贤者也。贤者而去之，吾不忍。非所以为国，不可以为风，吾不敢以为言。即欲去，不两月，所为上其绩而一荣名终也，不其无恨于李君乎？”
李贽回答：“非其任而居之，是旷官也，贽不敢也。需满以幸恩，是贪荣也，贽不为也。名声闻于朝也，而去之，说钓名也，贽不能也。去即去耳，何能顾其他？”
刘维坚持不允。
既如此，执拗的李贽独自去了大理的鸡足山，在那里静静地读佛经。
李贽去意已决，刘维知道已经难以挽回，便将他的辞呈上交朝廷，终获批准，得致其仕。此时，已是七月。
李贽得知，如释重负，他性爱山水，在云南的奇山异水中肆意地徜徉数月，尽览滇中之胜。浮世万千，繁花落尽，可是，李贽的心中却依然有花开花落的声音。一朵，一朵，又一朵，在无人的山间静静开放、轻轻飘落。
有客开青眼，无人问落花。暖风熏细草，凉月照晴沙。
万历九年（1581年）春，李贽由云南而至四川，买舟东下，直奔湖广黄安。
很多年后，李贽追忆这段往事说，他总是与顶头上司发生矛盾，甚至发生冲突。他之所以弃官而去，本质上是他“不愿受人管束”“居官怕束缚”的缘故。云南巡抚王凝是个下流之辈，不足以为道，李贽与他顶顶撞撞，势在必行，理所必至。然而，李贽的另一位顶头上司骆守道，与李贽最为相知。这个人有水平，有能力，有操守，文章也写得不错，而且踏实能干。但是，李贽终不免与他发生了冲突，李贽总结说，原因就在于：“渠（骆守道）过于刻厉，故不免成触也。渠初以我为清苦敬我，终反以我为无用而作意害我，则知有己而不知有人，今古之号为大贤君子，往往然也。”
李贽信奉的是佛老之治，他对当时官场的“君子之治”相当反感，这是他不为世间所容的根本原因。而他之所以有“归老名山”的想法，与他的出身和经历有着极大的关联。李贽曾写道：“独余连生四男三女，惟留一女在耳。……惟此一件人生大事未能明了，心下时时烦懑，故遂弃官入楚，事善知识以求少得。”辞官这年，李贽已经五十三岁，他的妻子黄宜人也是个淡泊名利、甘守贫困的人，她愿与他一道同隐深山，支持他辞官回家。很多年后，黄宜人辞世，耿定力在为她作的墓表中讲述了这段故事：“卓吾艾年拔绂，家无田宅，俸余仅仅供朝夕。宜人甘贫，约同隐深山。”有此贤妻拔绂相助，与他相依为命，这也是李贽的福气吧？可是，“冀缺与梁鸿，何人可比踪。丈夫志四海，恨汝不能从”。李贽一生含辛茹苦，四海为家，抛头颅洒热血亦在所不惜，却独对妻子有着亏欠。
李贽辞官这年的早些时候，巡按刘维报请上司奖励群吏，李贽为姚州知府罗琪写作《论政篇》，表达他的政治理念。在这篇文章中，他坚决反对“本诸身”的“君子之治”，提倡“因乎人”“因性牖民”的“至人之治”。李贽认为，一切条教之繁和刑法之施，有智愚贤不肖之别和君子小人之分，导民使争，都是“君子之治”的恶果。而“至人之治”则不然，“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无须求新知于耳目，也无须加之以桎梏，“恒顺于民”，社会自然可以治理得很好。李贽治姚安三年，“一切持简易，任自然”，就是这种理念的具体实践。
这篇《论政篇》，引发了骆守道的极大憎恶和反对。他迅速写出了《续论政篇》与李贽辩争：“使君儒者而尤好佛老，宜其说如此，无语刺史素不谙佛老说，礼乐刑政，未敢以桎梏视之也。”信仰之异催生了人性之恶。
李贽说，自己不能像汉朝的东方朔那样含垢忍辱、游戏仕途，又不能做到中庸之道、八面玲珑，所以为官二十余年，“贪禄而不能忍诟其得免于虎口，亦天之幸耳！”所以，这官是决然不能做下去了。
回想三年前，李贽初来姚安，但见承历代之乱、当兵事之后的边塞，满目疮痍，哀鸿遍野。面对贫瘠的土地、凋敝的民生、惊慌失措的百姓，李贽将他的施政纲领放在了一个字上：宽。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此时此刻，他想到的是尚宽大、务简易、循自然、不知而治、休养生息。从这样的观念出发，李贽在姚安府任上，“律设大法，礼顺人情”，尽可能息事宁人，化干戈为玉帛，让边塞的各民族百姓和睦相处，宽厚安定。
如此这般，姚安终于有了宝贵的三年时间，这三年里，百姓休养生息，地方局势稳定，军民各安其业。
回顾在云南为官的经历，李贽最怀念当时在云南任洱海道佥事的顾养谦。顾养谦是南直隶通州（江苏南通）人，比李贽小十岁。万历六年（1578年），顾养谦调任云南佥事，与李贽相识。当时，李贽正在与云南巡抚王凝、参政骆守道发生冲突，以致云南的官场里，无人不痛斥李贽、无人敢搭理李贽。作为李贽直接上司的顾养谦，却不顾一切与李贽成为挚友，给李贽以最大的安慰和支持。这些支持如此重要，以至王凝、骆守道企图加害李贽的阴谋最终流产。
朝廷批准李贽辞官的消息传出，顾养谦正在北京。听到此事，他立即动身，赶赴云南，一路打听李贽的行踪，希望能在李贽向东行进的道路上与他相会。这种深厚的友谊在等级森严的官场，非常难得，也让李贽终生难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李贽仍然对顾养谦充满感激。李贽辞世之前，曾经在给顾养谦的信中，无比感激地写道：“其并时诸上官，又谁是不恶我者？非公则其为滇中人，终不复出矣。”在另一封信中，他写道：“求师访友，未尝置怀，而第一念实在通海。”海通就是南通，是顾养谦的家乡。
李贽写给顾养谦的信，是他心迹的真实体现。他在云南官场的处境可谓相当险恶，如果不是顾养谦的帮助，他真可能生死未卜，因为他得罪的是云南巡抚和云南参政。因为有了顾养谦的帮助，他才得以从险境中脱身，而且还有了升官的机会。可是，李贽厌恶了这一切，这一次坚决不干了。
李贽为人，清廉简朴，狷介疏狂，爱憎分明。他在姚安府三年，姚安大治，而他自己，“禄俸之外，了无长物”，深得百姓爱戴。此番离开姚安，老百姓对他恋恋不舍，“士民攀卧道间，车不得发。车中仅图书数卷。巡按刘维及藩皋两司汇集当时士绅名人赠言为《高尚册》，以彰其志。佥事都御史顾养谦亦撰序以赠”。清贫如李贽者，仅有一车书卷相随，这已是他生命中最大的财富了。
李贽的好朋友方沆写作《送李卓吾致仕归里》三首，道尽李贽其人其志其事，其中一首道：“歌罢当尊击唾壶，旁人指点说狂夫。休言离别寻常事，万古乾坤一事无。”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夹道欢送，那些王凝、骆守道等伺机猎杀李贽的人早就虎视眈眈，暗藏杀机了。穿越五百年的时光，这股杀气至今未散。
可是，李贽义无反顾地走了。他要把所有的白日还给太阳，把所有的夜晚还给星河，把所有的春光还给绿野，把所有的肃杀还给昨天，期待明天——
胸中藏丘壑，笔下有山河。
七听政有余闲，做官无别物
李贽幼年丧母，很小的时候就随父亲辗转于大海之上，颠沛流离中勉强糊口。七岁的时候，李贽开始随父亲读书歌诗，学习礼文。父亲名钟秀，号白斋。白斋先生是位有名的塾师，李贽在文中称：“吾大人何如人哉？身长七尺，目不苟视，虽至贫，辄时时脱吾董母太宜人簪珥以急朋友之婚，吾董母不禁也。此岂可以世俗胸腹窥测而预贺之哉！”白斋先生闲暇时，便送李贽到训蒙之馆读书，李贽聪慧好学，每学必有斩获。
嘉靖十七年（1538年），十二岁的李贽写出了《老农老圃论》，不满孔子对学生樊迟问农事的指责，把孔子视种田人为“小人”的言论大大挖苦了一番，轰动乡里。《卓吾论略》记载：
年十二，试《老农老圃论》，居士曰：“吾时已知樊迟之问，在荷蒉丈人间。然而上大人丘乙已不忍也，故曰‘小人哉，樊须也。’则可知矣。”论成，遂为同学所称。众谓“白斋公有子矣”。居士曰：“吾时虽幼，早已知如此臆说未足为吾大人有子贺，且彼贺意亦太鄙浅，不合于理。此谓吾利口能言，至长大或能作文词，博夺人间富与贵，以救贱贫耳，不知吾大人不为也。吾大人何如人哉？身长七尺，目不苟视，虽至贫，辄时时脱吾董母太宜人簪珥以急朋友之婚，吾董母不禁也。此岂可以世俗胸腹窥测而预贺之哉！”
十二岁的孩子，能写出这样有见地的文章，实属不易。这篇习作，得到了父亲的赞扬，亲友们也纷纷祝贺李贽父亲：“白斋公有子矣！”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马可·波罗笔下的刺桐城，她的包容、开放、文明、进步，白斋先生坦荡的胸怀、自由的意志、乐善好施的精神，都给李贽以人生宝贵的启蒙。李贽晚年回忆自己幼时性格，说道：“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
青年时代的李贽，“糊口四方，靡日不遂时事奔走”。他“糊口四方”的地点和职业今天已经无从考证。二十一岁，李贽迎娶十五岁的黄宜人，妻子温厚、贤惠。
二十六岁，李贽参加福建乡试，中黄昇耀榜举人。次年春，李贽在京参加会试，不第而归。三年后，李贽又在北京参加会试，再次不第而归。尽管如此，李贽却对科举制度充满厌恶。《卓吾论略》记载：
稍长，复愦愦，读传注不省，不能契朱夫子深心。因自怪。欲弃置不事。而闲甚，无以消岁日。乃叹曰：“此直戏耳。但剽窃得滥目足矣，主司岂一一能通孔圣精蕴者耶！”因取时文尖新可爱玩者，日诵数篇，临场得五百。题旨下，但作缮写眷录生，即高中矣。
这一年，李贽已经三十岁，而立之年，他厌倦了八股文章、科举制度，于是向吏部提出申请，就任河南卫辉府教谕：
“吾初意乞一官，得江南便地，不意走共城万里，反遗父忧。虽然，共城，宋李之才宦游地也，有邵尧夫安乐窝在焉。尧夫居洛，不远千里就之才问道。吾父子倘亦闻道于此，虽万里可也。且闻邵氏苦志参学，晚而有得，乃归洛，始婚娶，亦既四十襍。使其不闻道，则终身不娶也。余年二十九而丧长子，且甚戚。夫不戚戚于道之谋，而惟情是念，视康节不益愧乎！”
他将这段经历记录为“丐食于卫”：
某生于闽，长于海，丐食于卫，就学于燕。
李贽的青年时代几乎无可记录，他三十三岁升南京国子监博士，到任数月，即丁父忧，守制东归。五年后，任北京国子监博士。这时，正逢河南大旱，管理河槽的官员因勒索财物不遂，竟挟恨把所有泉水引入河槽，不许百姓灌溉。他安置在河南的家眷遭遇灾难，他的两个儿子两个女儿相继病死。他在卫辉写了不少诗，例如这首《途中怀寺上诸友》从中可以一窥他的心境：
世事何纷纷，教予不欲闻。
出郊聊纵目，双塔在孤云。
雨过山头见，天晴日未曛。
骑驴觅短策，对酒好论文。
“觅短策”“好论文”的李贽开始接触王阳明的著作，他从小就不满于朱熹的传注，因而更加同情王阳明的易简工夫：“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在礼部司务任上，因一次生活经历，受饥而望食道启发，认识到对孔、老之学不存在选择谁的问题，于是“自此专治《老子》”，并经常读北宋苏辙所注《老子解》。专治《老子》和崇信《金刚经》及广泛听取各学者讲学，这便是后来李贽所说的“就学于燕”。
在北京礼部任职的五年中，李贽“不愿受人管束”“居官怕束缚”的个性开始崭露，这令他与上司时有矛盾和抵触。“司礼曹务、即与高尚书、殷尚书、王侍郎、万侍郎尽触也。高殷皆入阁……高之扫除少年英俊名进士无数矣，独我以触迕得全，高矣人杰哉！”
高尚书，即高仪，嘉庆四十五年任礼部尚书，至隆庆二年致仕，隆庆六年诏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殷尚书，即殷士儋，隆庆二年任礼部尚书，隆庆四年入阁。王侍郎，即王希烈，隆庆二年任右侍郎，隆庆四年转礼部左侍郎。万侍郎，即万士和，隆庆二年任右侍郎，同年转左侍郎。尚书、侍郎，是礼部的最高长官，李贽与他们都有抵触，抵触后还能对他们给予很高的评价，说明了他的任性，也说明了他的坦荡。性格就是命运，李贽的经历再次证明了这个真理。
隆庆五年（1571年），李贽转任南京刑部员外郎。正是在南京，他认识了耿定理，他们相见恨晚，遂成至交。也是因为耿定理，李贽又结识了耿定理的兄长耿定向，从此开始了被天罗地网追捕和构陷的生活。
也是在南京，李贽接触到泰州学派，并开始从事著作。这一年，李贽已经四十八岁，他也许还不知道，他真正的人生即将开启。
万历四年（1576年），李贽就任南京刑部郎中。这一年，李贽五十岁，人生到达知天命之年，他想对自己做一个深刻的回顾，写下了《圣教小引》：
余自幼读《圣教》不知圣教，尊孔子不知孔夫子何自可尊，所谓矮子观场，随人说研，和声而已。是余五十以前真一犬也。因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若问以吠声之故，正好哑然自笑也已。五十以后，大衰欲死，因得友朋劝诲，翻阅贝经，幸于生死之原窥见斑点，乃复研穷《学》《庸》要旨，知其宗贯，集为《道古》一录。于是遂从治《易》者读《易》三年，竭昼夜力，复有六十四卦《易因》锓刻行世。呜呼！余今日知吾夫子矣。不吠声矣；向作矮子，至老遂为长人矣。虽余志气可取，然师友之功安可诬耶！既自谓知圣，故亦欲与释子辈共之，盖推向者友朋之心以及释子，使知其万古一道，无二无别，真有如我太祖高皇帝所刊示者，已详载于《三教品刻》中矣。
夫释子既不可不知，况杨生定见专心致志以学夫子者耶！幸相与勉之！果有定见，则参前倚衡，皆见夫子；忠信笃敬，行乎蛮貊决矣，而又何患于楚乎？
李贽将五十岁作为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余五十以前真一犬也”，五十岁以前的生活就是一条狗啊！他的思想观念在这一年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对传统、对历史进行了更深刻的剖析，他的深刻思考引发了晚明社会思想的巨大变革，这巨大变革一直延伸到今天，犹有回响。
万历五年（1577年），李贽由南京刑部郎中出任云南姚安府知府。又是一个春天——或许是命中注定，李贽总是在春天启程，又在春天辞别。这次，李贽携妻将子取道湖广，一路南行，准备开启一段新的生活。他在楚地流连忘返，这里与他深相契合，此时，他已经有寓安之意。
三年之后，他将以另一种心情，返回这里，这个让他又爱又恨的麻城。
八天台重名教，卓吾识真机
嘉靖六年（1527年）十月二十六日凌晨，滨海古城泉州。
一阵鞭炮响声将四邻八乡惊醒。
原来，这家昨晚添了一件大喜事——长房长孙呱呱坠地。这家的父亲是秀才兼塾师白斋先生林钟秀，这个孩子就是李贽。
李贽原名林载贽，考上秀才入泉州府学后，归宗李姓，为回避明穆宗朱载垕名讳，李载贽改名为李贽。
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孩子日后将因其桀骜不驯的性格、离经叛道的才华而饱受争议，被视为“明朝第一思想犯”。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自甘“堕落”的孩子、这个被时代放逐的“异端”，其实怀抱着惊世骇俗的文化理想和道德判断，并终将成为名震华夏的一代宗师。
夜里一场霜冻陡降，满塘秋荷顷刻间残败枯索。又是异木棉最绚烂的花季了，千手岩、碧霄岩上的枫叶鲜艳如血，远远望去，像一片片晚霞。栾树的果实渐渐由青转黄，又由黄转红，那深绿的树叶簇拥着青黄红的累累硕果。
五个世纪光影转换，当年泉州府晋江县南门外的浯江祖居，变成了今天的泉州市鲤城区万寿路123号。高高的院墙阻隔了外面的热闹和喧嚣，五个世纪似乎从未老去，高墙外是车水马龙、红尘万丈，高墙内是绿荫环绕的素朴庭院，有谁还记得这道大门里曾经发生的翻天覆地的一切？
庭院后面那条清清浅浅的小河，河水淙淙，河里的鱼儿欢快地畅游。时光倒转，仿佛一切都未曾远逝，往事尽在眼前。
泉州，背靠巍峨的武夷山，面向着辽阔的东海，滔滔晋江从小城的西北流向东南，绕过古城流入泉州湾，成就了这个得天独厚的天然良港。
自唐代始，泉州就是中国的对外通商口岸，海上丝绸之路从这里开启。唐太宗继位后，对州、县大加并省，并依据山河形势、地理区域分全国为十道，丰州（治所在今泉州）、泉州（治所在今福州）、建州（治所在今建瓯）同属岭南道。海市的便利、人丁的兴旺、商业的繁荣，使得泉州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化大都市，在这里，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民俗习惯的人互敬互爱，许许多多波斯商人在这里繁衍生息，许许多多摩尼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和平共处。
唐僖宗光启年间，李氏人家逃离河南光州固始，跋涉至闽南避乱。尽管大海风波莫测，经商盈亏难定，李氏家族仍以不畏艰险的姿态履危蹈险，出生入死，此后祖祖辈辈定居泉州，靠海为生。终元之世而迄明初，李氏跃为泉州巨贾。自李贽上溯，第八代祖李闾承借先人蓄积之资，尝以客航泛海外诸国。李贽第七代祖李弩，壮年时航吴泛赵，亦是商界巨子。
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李弩被征为官商航行西洋，途中遭遇“忽鲁谟斯”（伊朗）纷争，被困于异国他乡，只好皈依伊斯兰教，并在当地娶色目人女奴成家。这就是李贽有阿拉伯血统和伊斯兰教文化背景的原因。明朝光绪年间编写的《荣山李氏族谱》中写道，林驽“奉命发舟西洋，娶色目人，遂习其俗，终身不革，今子孙繁衍，犹不去其异教”。此后，李弩历尽千辛万苦携家眷归国。为免受歧视，李弩改姓为“林”。
李贽六世祖林仙保通晓外语，被录为“通事”（翻译官），后不乐随侍官差，于广东经商。五世祖林恭惠，亦通晓外语，被荐为“通事”，伴引日本诸国使者入贡京师。然而，如此非官非吏不得承接祖上家业，家道由此一蹶不振。至四世祖即曾祖父，家业衰败，举家沦落为平民，以致曾祖父母死后五十多年无钱入土落葬。李贽的祖父竹轩林公总结几代家史，明白“士农工商”是中国不可突破的阶层痼疾，“商”只能居于末位，而要儿子也就是李贽的父亲白斋林钟秀改习“学而优则仕”的正途。
这就是大明王朝一个南方家族的生存和繁衍。世世代代为生计的辛苦奔忙，将他们修炼成“航海世家”。蔚蓝色的大海给予了这个家族超拔雄健的力量、无与伦比的想象。李贽从祖祖辈辈那里了解到的中国国情，也许比他在学堂庙堂里受到的所有教育和教化，更真实，更深刻。
这一年，是明世宗嘉靖六年，丁亥之岁。
如果我们放眼看，还可以看到更多。这一年，是张居正十年改革失败的二十周年。这一年，在遥远的西方，哥白尼出版《天体运行论》，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攻入罗马，灿若云霞的文艺复兴就此终结。
四十年后，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尼德兰革命在遥远的西方爆发；明朝蓟州镇总兵戚继光率官兵完成蓟、昌两镇1200多里长城加固改造工程，加筑1489座空心敌台，边备整饬一新，雄心勃勃地准备将敌人挡在关外。
如果我们将眼光再放远点，可以看到那个时代更多上上下下罔顾的事实——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宦官陈增监山东矿税，凿山民夫多死，又逮及代纳税款稍缓的吏民，民众大哗。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临清民变，聚众四千，驱逐税监马堂，毙其爪牙三十七人，沙市和黄州团风镇民众轰走税监陈奉的徒党；武昌、沈阳一万人，反对湖广税监陈奉，发生武昌民变、沈阳民变。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京畿兵民苦于连年旱灾、矿税，群起而盗；浙江流民结党，伺机举旗造反。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武昌民众数万人围攻税监陈奉官舍，投其徒党16人于长江；苏州市民包围税监衙门，乱石打死税使孙隆大参随黄建节，焚毁帮凶汤华大居室。
万历三十年（1602年），腾越（今腾冲）人民暴动，他们不胜税监杨荣之肆虐，遂愤而烧厂房，杀官吏；两广以矿税害民，激起民变，言官请罢矿使，神宗不理。
因缺乏张居正这样的贤士应对督导，加之国本之争等问题，神宗倦于朝政，愈发荒于政事。李贽辞世的第二年——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神宗诏谕洛阳老君山为“天下名山”。自此不再上朝，累二十多年，国家运转几乎停摆。明神宗执政晚期，付万事于不理，导致朝政日益腐败，百官不修职业，内外多变，政以贿成。
朝廷党争趋于白热化，逐渐形成两大政治派别：一派是由京、宣、昆、齐、楚、浙等地方宦官、王公、勋戚、权臣组成的联合阵营，他们坚持维护秩序，努力延续正统，坚持国家大义，固守传统伦理；一派是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东林党，他们讽议朝政、评论官吏，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赃枉法。
政争党争无处不在，从小到大，从暗到明，从分散到聚集，从观念到日常，从政治主张到生活态度——于是，国本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京蔡案……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都会演变成一件又一件天大的事情，整个国家被裹挟着，像滚雪球一样身不由己滚下坡去。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福州万余人，抗议恶税，终致福州民变。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被努尔哈赤击溃，从此明朝在辽东的控制陷于崩溃。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神宗驾崩，终年58岁，庙号神宗，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葬十三陵之定陵。
神宗逝后，长子朱常洛继位。仅仅二十四年后，历光宗、熹宗、思宗三帝，大明王朝灭亡。
大明王朝行至此时，已经两百七十七年了。或许，命运的拐点便是王朝的终点，街坊里巷无处不萦绕着末日气象——暮霭沉沉取代了朝气蓬勃；开国时的“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变成了“昨日入城敦，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客，尽是读书人”；从前鲜衣怒马、饱读诗书、治家安国的读书人，变成了脂粉罗裙、寻花问柳、行为乖张的花间男儿；党争与私仇夹杂于宫廷政治，处处是以邻为壑、党同伐异，动不动便连坐罪死者无数，不论是朝廷还是民间，邀名取誉，相互攻讦，高度撕裂，突破下限。
历史上，有“秦以任刀笔之吏而亡天下”之说。明朝刀笔之吏亦为天下大害。谢肇淛在《五杂组》中说：“从来仕宦法网之密无如今者，上自宰辅，下至驿递、巡宰，莫不以虚文相酬应。而京官犹可，外吏则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过以往之旧牍、历年之成规，不敢分毫逾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责下，则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虚文应之。一有不应，则上之胥曹又承隙而绳以法也。”
神州板荡，宗社丘墟。国将不国，败象渐露。
这一年，距李贽割颈自刎，已经过去四十二年了。
魂魄已化为袅袅青烟的李贽不会知道，他逝后第十四年——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就在明王朝内部纷争不已、党争日趋激烈之时，关外的白山黑水之间，一支叫作女真的部落正在成长壮大。这一年，一个叫作努尔哈赤的部落首领在赫图阿拉称汗建元天命，国号大金。努尔哈赤卧薪尝胆，窥伺中原，二十年后，势如破竹，一举入关。
再向前回溯至嘉靖六年（1527年）。仲秋的一天，泉州一个普普通通的院子里，一声啼哭打破了清晨的宁静。
鞭炮噼里啪啦炸响，浓郁的硫黄味道飘浮在空中。祝福纳吉声中，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孩子的一生将是个悲剧。他以极其刚烈的方式出生，又以更加暴烈的方式辞世，他在千古流芳的作品——《焚书》《藏书》《续焚书》《续藏书》中，将人们供奉了几千年的圣人拉下圣坛，将人们遵守了几千年的道德准则放在审判台上。在他死后，他的著作被列为禁书，全部被烧毁。《明史》没有为李贽立传，只是在他相爱相杀的死敌耿定向的传记中提及他。时至今天，耿定向早已在浩瀚的历史里化为尘烟，每每被提及，也只有在李贽的传记中。世界如此荒谬，令人啼笑皆非。假若李贽地下有知，他又该怎样评价这荒谬至极的世界？
李贽的一生，与大明王朝紧密相连。李贽明白这一切，更鄙夷这一切。他在《自赞》一文中，毫不谦虚也毫不掩饰地说：
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见亲热。其与人也，好求其过，前不悦其所长；其恶人也，既绝其人，又终身欲害其人。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借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迕，口与心违。其人如此，乡人皆恶之矣。昔子贡问夫子曰：“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若居士，其可乎哉！
毁李贽者几多？知李贽者几何？恨他的人恨得咬牙切齿，爱他的人爱得刻骨铭心。
因创办东林学院而被称为“东林先生”的顾宪成，或许知道一二。李贽逝后，对于这个“性褊急”“色矜高”“词鄙俗”“心狂痴”“行率易”“交寡而面见亲热”的狂人，他坚持送上他的狼牙棒：“李卓吾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又以成败为是非而已。学术到此，真是涂炭，惟有仰屋窃叹而已！如何如何！”
袁中道则在《李温陵传》中对李贽极尽赞美：“……骨坚金石，气薄云天；言有触而必吐，意无往而不伸。排拓胜己，跌宕王公，孔文举调魏武若稚子，嵇叔夜视钟会如奴隶。鸟巢可复，不改其凤咮，鸾翮可铩，不驯其龙性，斯所由焚芝锄蕙，衔刀若卢者也。嗟乎！才太高，气太豪……”
更有肝胆相照如马经纶者。李贽落难麻城，马经纶冒着风雪，长途跋涉三千里，赶赴湖北黄柏山中救援。李贽入狱，马经纶除千方百计照料他，还上书有司，为他辩诬，替他申辩，“平生未尝自立一门户，自设一藩篱，自开一宗派，自创一科条，亦未尝抗颜登坛，收一人为门弟子”。
听闻李贽狱中自刎的消息，马经纶悲愤至极，顿足捶胸，连声呼号：
天乎！天乎！天乎！先生妖人哉！有官弃官，有家弃家，有发弃发，其后一著书学究，其前一廉二千石也。
真正的诗人在做梦的时候也是清醒的。漫游在理想国的圣林里，他会沿着思念走回故乡。可是，李贽回不去他的故乡了。李贽死后，马经纶将他的遗骸葬于通县（今通州区）北门外迎福寺侧，在坟上建造了精美的浮屠。
“李贽的悲剧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李贽辞世380余年后，学者黄仁宇创作了别具一格的《万历十五年》，试图从中找到大明王朝从兴盛走向衰颓的原因，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成功和失败的根由。
黄仁宇在这本书中，单独辟出最后一章专论李贽。大明王朝行至晚期，天道陵夷，气脉衰微，他对于这个“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孕育”的环境百感交集：“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黄仁宇最终得出结论说：“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李贽，生于公元1527年，卒于公元1602年。字宏普，号卓吾。
（原载于《十月》2021年1期）
杂诗
（明）王夫之
悲风动中夜，边马嘶且惊。
壮士匣中刀，犹作风雨鸣。
飞将不见期，萧条阴北征。
关河空杳霭，烟草转纵横。
披衣视良夜，河汉已西倾。
国忧今未释，何用慰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