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的第一个奥运会在北京隆重开幕。那一日，举国欢庆，每个人的脸上洋溢着骄傲自豪的神情，国富民强这一词汇在盛况空前的体育竞赛中得以完美展现。奥林匹克的精神背后蕴藏着巨大变化，北京自此一飞冲天，整个城市像是按下快进键，发展的迅速令人咋舌。有发展就有机遇，全国各地人才涌现，闯进北京争抢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这一年，整个村子掀起了一阵盖房热。原先仅有一层的小平房，逐步像多层靠拢，大家正式迎来属于瓦片经济的时代。
为了盖二层，父母借了十几万元的外债，当时找了一个大包（又称全包）的施工队，每平米收费230元。出租屋内一直没有取暖设备，到了冬天租客们采用烧炉子或者电热毯的方式取暖，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邻居家就曾发生过租客煤气中毒和电热毯着火的事件，索性没有危及性命，不然房东也要连带着吃瓜落（指问责）。于是又花了一万五千多元安上铸铁暖气，喷上银色油漆，看上去稍微美观些，既能减少危机事件的发生，又可以租上更高的价格。
严格来说，加盖房屋应该去村委会提交建房审批及其他相关材料，在获得基层政府的批准之后才能开始施工。当时村子里80%的村民已经迫不及待地动工，在村委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模糊立场下，没人墨守成规不知变通，纷纷效仿前人，没钱的就算借钱也要盖。事实也证明，什么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待“违建”的定义逐级下放至村委会时，一座座高楼赫然林立，那些正在或是准备加盖的人不得不猛拍大腿咨嗟惋叹，后悔当初犹犹豫豫做不下决定，动作比他人慢了一步。也有胆大的继续顶风作案，次日便会被村委会派来的工作人员警告。
往后的两年里，那些没加盖的人看着别家源源不断的租客，唯有眼红。其实村子里又摞起几处大型公寓，最高的楼足足有六层，为什么这些人可以盖呢？那就不得不提起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具有人情味的关系社会了，在规则面前，“有关系”可以逾越一切，普通人唯有遵守游戏规则这一条路可走。
到了2012年，剩下那些没赶上趟儿的20%的村民筹足了钱陆续动工。这次村委会在苗头初显之时开始挨家挨户作出警告——加盖的房子属于违建，村民们一点也不怕，认为他们无非是嘴上说说罢了，“怎么着？还能把我房拆了？有种动一试试！我跟他们玩儿命！”。晚饭过后，人们聚在十字路口你一句我一句热火朝天讨论着，隐隐透着呛人的火药味，似乎战争即将打响。
在农村生活有独特的处世之道，看似是弱势群体的村民常常表现得十分强势，这得益于一句俗语，会哭闹的孩子有奶吃。小时候我不懂这种胡搅蛮缠的道理，认为撒泼耍横的行为有损颜面，长大以后我发现这招儿真好使，体面的人往往是要不断受委屈的。基于农村的生活现状，作为一名农民的子女，我不得不为农民说几句公道话。在提倡农业发展的时代，农民的付出是有目共睹的，因特殊情况收回土地，赖以维持生计的群体一夜之间没了盼头，他们不得不自谋出路，从体力活做起。后来，外来农民的加入给了本地农民生存的动力，一排排民房在土地上如杂草般疯长，它们再次发挥余热，为农民提供了可变现的资源。眼看着人们的身份彻底摆脱了农民的标签，家家户户步入小康生活，在如此欢欣鼓舞的时刻村委会要来泼冷水、撤凳子，任谁都是不同意的。考虑到这种实际情况，加之惩罚制度实施起来相对困难，村委会最终还是默许了一部分正在盖房的村民的所作所为，但为了不再出现新的违建，他们颁布了一条新规——不可再加盖房屋。
次年，又有村民蠢蠢欲动，院儿前堆满了水泥、沙子和石灰，在旁人不顾劝阻后坚持在平房上垒起砖墙。村委会多次派人警告，毫无作用，房屋的雏形已然搭建完成。就在其他村民准备效仿的时候，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动了真章儿（指动真格）了，一群人上门将“违建”依法拆得一干二净，十几万元现金化为乌有。据说该村民哭得是死去活来，硬是要扑上去同归于尽，被好心邻居们死死拦下了。这一招杀鸡儆猴的确有用，把大家吓怕了，没人再敢动盖房的心思。那户人家心灰意冷，自此搬出村子，到其他地方生活去了。
张阿姨是在瓦片经济初期来到我家的。她是第一个住进我家的高学历人才，一个罕见的生物学硕士。
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的时候，她完全符合我心中的高学历人群形象。一对厚厚的眼镜片，讲话慢条斯理，动作慢吞吞像树獭，课本被她翻阅着，似乎找到了真正的主人。在母亲得知她在一个课外机构教生物以后，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好客，不是请她吃饭就是送她水果，其目的显而易见，拉拢她成为我的老师。即便是再不精通人情世故的学者也无法抵挡母亲的糖衣炮弹，张阿姨最终答应教我，不过一周只能上一堂课，一堂课两个小时，每个小时收费一百二十元。
届时我正读高一，除张阿姨外没有其他家教，也没在任何机构上课外班。但过去为了中考补课的花费不在少数，每小时一百五十元的补课费让人肉疼。所以母亲深知张阿姨没有乱收费，甚至有交情在前，已然给了最大优惠。每当周六上午补课结束，热情的母亲会再三邀请张阿姨留下吃饭，在一次又一次的闲聊中，我们慢慢了解到她的过去。
张阿姨来自河北一个小县城，她有一个年方三十的亲妹妹，不同于她尚未婚嫁的情况，妹妹的女儿已经上六年级了。父母为她的婚事忙得焦头烂额，每逢节假日就喊她回去相亲，但一个说成的都没有。回到北京的张阿姨更是没有任何机会结识异性，两点一线的日子在外人看来枯燥乏味，但她十分享受这样安静惬意的生活。
不谈恋爱，并不全是张阿姨不上心造成的，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她的形象不好。张阿姨从不施粉黛，似乎也不涂防晒霜，皮肤黑黄黑黄，左边脸颊上有一个小小的痦子，她喜欢烫发，但小小的卷发过于密集显得头很大，乌黑的发色衬得人老了好几岁。至于穿衣打扮就更别提了，和村里的妇女们没什么两样。总之，她不好看，就算打扮一下也无济于事。
母亲常常向张阿姨聊起对我的期许，希望我以后也成为一名老师，不仅工作稳定、旱涝保收，听上去体面，一年还有几个月的寒暑假。但我深知自己的脾性，碰到调皮捣蛋的学生一定会骂得对方狗血淋头，碰到笨学生也无法控制毒舌本性，是个完全缺乏耐心的人。与我的暴躁相反，张阿姨是个温柔的人，但她也不适合做老师。
虽然张阿姨长了一张包拯脸，看着铁面无私，不笑的时候仿佛在生闷气，但实际上她并没有那么凶。遇见复杂的题目，她可以反复不断地讲解，丝毫没有不耐烦的神情。可是具备充足的耐心只是老师必备的技能之一，在我眼里一个老师更需要的是威严。在我们成为师生关系的一年时间里，张阿姨从未发过脾气，即便我在走神儿、频繁做错题和偶尔流露出敷衍了事的态度时。
面对我这种表面上听话老实背地里分心走神的学生，张阿姨只管照本宣科就是，多少能提高一点分数，至少不用耗费心力在维持课堂纪律上。但母亲为她介绍的其他学生就没这么省事了。其中有个五年级的小男孩，调皮捣蛋不爱学习，家长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换过的补习机构不计其数，但均不见成效。张阿姨为他补习数学，起初那孩子见她不苟言笑，便正襟危坐、不敢懈怠，家长见了都夸赞张阿姨教导有方。相处几次过后，男孩发现过去在其他老师眼里不合理的行为都会被应允，比如频繁喝水、玩儿笔、啃手、抠脚……于是他大胆试探，直到被妈妈撞见补习期间在床上疯狂蹦跳的场景。
男孩妈妈是个火爆脾气，辛苦挣钱给孩子交补习费，谁知老师连课堂纪律都管不好，气得当场将张阿姨辞退，且在村子里四处宣扬这个家教有多不负责任。母亲作为介绍人吃了挂落，被说成是个收提成的无耻之徒，弄得她里外不是人。经此一事，母亲再也不给张阿姨推荐学生了，而张阿姨知道自己做得确实不好，那段时间频频延长我们的补课时间，似乎是在弥补自己的亏欠。
别看张阿姨性子软弱，她在机构的口碑还是很好的，频频得到学生家长的夸赞。想想也是，一间偌大的办公区被写字桌划分成一个个小小的教学区，写字桌的三面儿被高耸木板围住，变成一个狭小的隔间，有哪个孩子会离开桌子在地上乱蹦呢？记得在海淀黄庄地铁站附近补课的日子，教育机构有很多不教课的老师，有的在前台值守，有的在办公室坐班，她们经常在教学区门口向内张望，虽无法摁着学生的头学习，但维护课堂纪律是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正常人上一堂课出去上两至三次厕所，次数多了会被教务老师提醒：少喝点水。如果学生屡教不改，她就转头汇报给家长，让家长来管教自己的孩子。我还碰到过特别喜欢大题小作的老师，看到男女学生之间嬉笑打闹，便会提醒家长警惕孩子早恋之类的话。种种做法大概是张阿姨做不来的，她没有威严，不会管理学生，又不会告状，无法脱离机构成为一对一的家庭教师。
多年以后，张阿姨搬走了，母亲问我，张阿姨到底教得好不好？我回答道，是个合格的老师，但上她的课总想睡觉。母亲恍然大悟，原来学历高不代表会教书，不是有学问就可以做老师啊。看吧，让低学历人群对高学历人群祛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他们近距离接触。
除了教书和闲聊，张阿姨和我们的关系更近一些，近到什么地步呢，是可以托付孩子的程度。一年暑假，张阿姨的外甥女乐乐来北京找她玩儿，是独自前来，没有父母陪伴。正是补课密集的时候，张阿姨不能每天都将乐乐带到单位，于是留她在出租房拜托母亲照看，别让孩子乱跑。母亲怕孩子独处出危险，就领她来家里，和我做个伴儿。等张阿姨下午回来，再把孩子接走。
乐乐小学刚毕业，而我初中在读，相差三岁，但还算是比较有话聊。有时候，我俩在家看电视、看书或者闲聊，有时候，我俩去公园闲逛或是漫无目的地压马路。偶尔她和我说张阿姨的隐私二三事，乐乐称呼张阿姨为大姨，“我妈说了，大姨要是不结婚，以后房子都是我的。”那时我年纪太小不懂什么继承法，懵懵懂懂地听她讲着奇奇怪怪的话，不作任何回应。她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孩子，脸颊上有一只浅浅的酒窝，黑瘦模样掩盖不了甜美的笑容。我相信她并无恶意，只是听大人说什么便学什么。事实上，她和张阿姨的关系很好，不然也不会独自坐火车来北京。
叽叽喳喳的暑假很快结束了，乐乐被张阿姨送回老家，我失去了一个默契的玩伴。偶然一次我将她说的话告诉母亲，倒不是为了凸显她的坏，因为当时的我并不觉得她坏，我只是不太理解为什么不婚不育的张阿姨百年以后财产会尽数归乐乐。然而母亲和我一样大概也不太懂法，低下头不说话。
后来，张阿姨在客厅与母亲闲聊时，满脑子传统思想的母亲对她说，一个人没个依靠不是办法，有合适的机会就找一个吧，两个人不孤单。
2010年秋天，张阿姨在最舒服的季节搬走了。她在昌平找了一家新的补课机构任教，工资涨了不少，比体制内高很多。新住处距离单位两公里内，是个干净明亮的一居室，有独立卫浴，有宽敞的客厅，还有友善礼貌的邻居。楼下定期打扫的公共场所不似村子四处散落着垃圾，秋风吹动的落叶被清扫至角落，小区大门也不是随意能进入的，需要登记个人信息才行。她再也不用忍受村子的脏乱差，也成功躲开了返潮掉落的白色墙皮，最重要的是她将有一个熠熠生辉的明天。
去年，我忽然想起张阿姨，连忙向母亲问起她是否还单身、还在漂。母亲说，人家早就结婚了，娃都有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很为她开心，不是为她的房子有了归属而开心，也不是为她过上循规蹈矩的生活而开心，而是为了她终于在茫茫人海中寻觅到一个知心爱人而开心。也许她早已忘记我这个小小的过客，但我是真心祝福她，以学生的身份祝福我的老师心有所属、爱有归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