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门巷小吃街上，相爱相杀的两个包子铺老板娘水门巷小吃街上，相爱相杀的两个包子铺老板娘

前言：

我的写作是从地摊开始的，母亲三轮车上的豆腐板就是我的写字桌，秋淌污水、夏招绿蝇的马路牙子是我的板凳。冀城县西关大街的马路拐角，一辆三轮车、两张三合板、四根矮脚铁架并一张钻风漏雨的红色篷布支撑起来的，攸关一家老小的性命。小小的谋生之处承载了全家的生计，从水门巷到西关大街，六百米不到的路，母亲带着我们飘荡了近十六年，覆盖了我从童年到少年的整个成长期，也记录下我和姐姐奋力反搏的前半程人生。

青春的花蕊，有盛开、有折枝，有害虫作祟，也有雨露滋润。或许生活在尘埃里的人更容易看清楚社会的细胞，在摆地摊讨生活的动荡年岁里，我目睹了许多奇异往事。在地摊江湖里似乎也稀松平常，它们大多如折子戏上演出的那般，恩怨纠葛、善恶美丑。但走近了看，往往不是那么回事，天底下的事哪那么容易定性，其中万般是非曲直、真真假假是你我永远看不清的。一个人，百张皮，千变万化只为利，情意堪作羊粪球，混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戏中人。

冀城，这个我常常回避的地方，有着许许多多像我家一样的“摆摊家庭”，他们以万为单位，枯荣繁衍在这座西北小城，串联起来一部县城的变迁史。对于我来说，记录冀城就是在记录当代的乡土中国。当我走出那个小小县城，往远处，去到连接县与县的山川田野、单位工厂，发现世事大抵相同，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异中，也生活在巨大的剧本里。

时代似乎给我们这代人的选择很多，但真正落在泥土里，我们的困惑与可选择的余地不成正比。对于县城，对于未来生活的选择，我和所有徘徊在故乡、徘徊在县城的人一样，是无脚鸟，落不下又离不开。

正文：

1.

不知道为什么，对于吃，我天生就有种异于常人的迷恋。在街上看见什么我都想吃，母亲嗔我“饿死鬼托生”，我觉得她说得有道理。

读初中前，我家一直干着小食摊的营生，母亲的小食摊开在县城中央的水门巷里，那是整个老县城里最热闹的食摊聚集地儿。

县城不大，围绕着市民广场拢共两条跑班车的纵横道儿。市民广场原先是座文庙，元世祖那年月文庙就立在了城南大街上，几度兵戈扰攘，文庙东迁西徙；明崇祯十三年，绕着城墙土堡子兜兜转转一大圈，文庙又落回了城南大街，在元代的遗址上重建。三百多年的风沙吹过，到今天文庙只遗留下一间大成殿，而曾经盖着琉璃瓦的崇圣祠早变成了房顶长草的商厦大楼。大楼旁就是收费公厕，隔壁门房里坐着一位长脸灰发的老妪，眼如鹰隼，珠子时刻巡查着我们这些试图逃票屙屎的大鬼小鬼。大成殿背后，坐着一排老楼，楼与殿中间的过道上摆着两张台球桌，也是公厕老妪的资产。依靠这两个营生，老太太养活了一个孙女。

那排老楼身后就是水门巷。作为一个食肆街区，水门巷和孔夫子的道场隔楼相对，巷子里男女老少日往月来，少有人注意到这种行走在历史身旁的奇妙。雕刻在屋檐梁柱上的历史并不比家庭和工作中的琐事显得重要，前者是历史的见证，后者是历史里看不见的尘烟。

水门巷巷头直通西关大街，巷尾则劈了叉，左边伸出去是水务局的家属院，右边走到底是解放军通信连的军营大院。水门巷里所有的食摊都扎在巷头，这块儿交通便利，人流量大，是个做买卖的把口。研究风水堪舆的都说这里是个“蛤蟆口”，能吸财。至于是癞蛤蟆还是金蟾蜍，没人细究，摊贩们也不想这道道儿，最最要紧的当是好卖货、多挣钱。老家人统一把摆小吃摊、开小饭馆一类的小本买卖统称为“卖吃喝的”，到了能承接婚宴酒席的大体量，才正经叫一声“开饭馆的”。

2004年到2009年，母亲的摊位就扎在水门巷东溜儿，沿巷头顺数第二家。从西关大街走下来，一打眼就能看到。

摊子小极了。当然，不光是母亲的摊子，所有靠东边的摊位租住的底商都是小小的。水门巷位置金贵，底商老板为了多挣一份租金，遂将一间大铺子隔断成三间出租。所幸铺子是长条形的露碗铺，里面通设了电插排和水管，母亲租下了其中一间小铺，又倚靠着小铺的外墙牵拉了一座半坡形的帐篷。小铺里拢共能放下一张桌子、两条铁皮凳，余下的两张桌子、四条凳都并排放在搭高的篷布帐下，桌凳里面还圈着一张拾酿皮的操作台。

我家帐篷左边挨着的是主卖素包子的瑞莉姨，右边是卖鸡汤米线的老陕。母亲的酿皮摊子挤在中间，略显局促，与我家正相对的是一家卖小笼包的摊儿，不过摊主王阿姨家搭卖鲜汤馄饨。

一整条巷子里，相比于其他被抹布油料淹没了芳华的嬢嬢们，王阿姨美极了，盘头束腰，高胸挺胯，叫一句“包子西施”也不为过。同样是系围裙，王阿姨不要那种套在脖子上的，她腰窄胯宽，围裙的两根小系带正正好绕在髂嵴上，既凸显身材又整洁干练；只要出摊，王阿姨必是细细地拾掇了妆面的，涂抹得恰到好处的口红润在两瓣水唇上，增添几分得体的艳丽，乌黑油亮的头发烫成大波浪，或散卷撩拨、或盘曲蝶束，再配上那两扇总是弯成月牙的睫毛，更衬得她整个人神采奕奕——或许是得益于这份动人的美丽，王阿姨家的生意饶是红火。

同行是冤家，如果同行还是一个美女，那就更是冤上加冤了。水门巷包子铺只此两家，否则还有人分担火力。每当王阿姨甩开秀发，扭着腰肢进出干活时，斜对门的瑞莉姨就暗暗地骂人骚。在市井坛子里腌久了，我当然知道“骚”是什么意思了，汉语的字句就是有这样的魅力，一个字儿可以定生死，能为一个人披上衣服，也能扒掉她的底裤。瑞莉姨的话说得我的脸烧得慌，仿佛受骂的不是王阿姨，而是我一般。懵懂中，我意识到，美和骚一旦组成词，那这份美就成了难以饶恕的罪过。

六岁起，我就泡在水门巷，同母亲一起看摊儿，整日里看的是贩夫走卒、争的是蝇头小利，人心里那点晦涩曲折的弯弯绕早就跟明镜似的。可小孩子就是小孩子，对于好坏只有一个基于自我感知的情感判断，龃龉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一概不知。即便王阿姨和瑞莉姨有矛盾，小孩子又不难为情，装作全然不知就是了，唯一让我难以抉择的是——包子。东家长，西家短，哪有到嘴里的重要？

我不但嘴馋，还馋得仔细。王阿姨的美丽并不能使我爱屋及乌，两家的包子各有滋味，大人们最爱扭捏，作为“小包蛋”的我选择全要——当然，更关键的是仁慈的母亲施不施舍那至关重要的3块钱。

2.

冬天夜长，早上天还蒙着黑脸，水门巷的早餐摊儿就已点灯放闸，开始了一天的营生。经营包子铺更得早起，和面、调馅儿、包包子，样样都得现来，偷不了一点懒。母亲吆喝着我拉开篷布绳，置好桌椅板凳时，王阿姨的锅灶就已经生起了火。往锅灶里架进去碎木片和煤炭块，用塑料袋引火后，等待火势稍起，拉开电吹风机呼呼地往灶膛里送风；炉火渐盛时，须用铁钩捅几下煤块，火星子就会冒铁花似的，伴着膛里的鼓风“腾”的一下冲起一团绚丽的火爆。这一瞬间的星火升腾，在暗蓝色的天色中是那样的好看，小小的我站在一旁戴着毛线帽，吸溜着酸鼻涕，凝视着这独属于锅灶中的烟花表演。

火光照得我脸上红扑扑的，明暗扑闪中，母亲已手脚麻利地收拾好煮茶叶蛋的煤炉。各家各铺锅碗瓢盆鼓噪，冬夜即将结束，等天幕散开一条无边无际的灿亮，远方的客人披着曙光匆匆赶来。

王阿姨的包子铺兼卖馄饨，铺子里来往的都是些老主顾。她家的招牌是鲜肉小笼包，每天早上蒸包子的锅一上气，巨大的白雾顺着巷口的朔风往四面八方一吹，风飘过的地方瞬时就有了香气。

这香味就是勾魂索。

王阿姨做的小笼包香味浓郁，肉香中带着一种植物的清香。她家蒸包子用的是传统竹蒸笼，蒸屉里铺了松针，代替了原本的蒸布，待松脂浸透了面皮，小笼包便增添了新风味。虽然松针一年四季都有，但最好的松针是在夏末，要在天气即将转秋前，踩着暑气的尾巴采摘下。摘下的松针洗净晒干，再去凉房里阴干两天后装好麻袋，这样一年四季也不愁用。垫了松针的鲜肉包蒸出来，自带一种特殊的复合香味，不但不腻，反而打开了人的味蕾。不说吃，光是闻着味，看着铁锅上笼气渺渺，笼里面皮暄软，怎么不叫人嘴馋心馋。

=====

我爱吃肉包子，但顿顿吃实在是有点奢侈，赶上买卖不行的时候，我也羞于向母亲开口要钱。母亲自己从来不会花钱买外面的饭吃，她的干粮永远是自己在家做好带到小摊上的。有时母亲因为急着干活，做出的饭菜形色味都让人望而生怯，嘴细的我面对此等“美味”只能强颜欢笑。父亲是不吃母亲做的饭的，他嘴更叼，经常偷吃打牙祭，而且还不带我和姐姐。母亲看我欠揍的样只骂不打，最后又心软下来从酿皮摊下的钱袋子里掏出三张绿票，让我去买嘴吃。

为了好好报答这来之不易的解馋钱，我更珍惜每一次吃包子的机会，发明了“一包两吃”的法子。那时我还是个小学生，小笼包并不比我的嘴巴大多少，一口一个固然痛快，但吃得太快就是囫囵吞枣，鲜美多汁的肉包子还来不及细细咀嚼好好感受，就被饥饿的舌头一股脑卷进了嗷嗷待哺的肚子，属实是暴殄天物。所以，每次吃包子的时候，我总是先咬开面皮，将内瓤儿肉馅儿夹置于辣椒碟里，先吃面皮再吃馅儿，按照先白嘴原味、二裹油辣子、三裹加醋油辣子的顺序完成品鉴。五只包子，前四只我都是用此法仔细咂味，最后一个直接一步到胃、一口收尾。

王阿姨起初见了我这吃法，还以为是她家包子馅儿出了问题，旁边的食客又多，她不敢明着问我，就吆喝着要为我再免费添一只包子，使计让我端盘子出来。

等诱我出来后，她便瞪着眼问我：“你怎么光吃皮儿不吃馅儿，这馅儿不好吃？”

“当然好吃啊。”我说，“就是因为好吃，才舍不得一下子吃光嘛。”

王阿姨被我的回答逗得身子前仰后倒，一扫刚刚的忧心。她对着我妈喊：“你家这个要死的宝批疙瘩吃个包子还讲究滴很，上海人吃包子是先喝汤，阿拉又不是上海银。”说着就转过身从蒸笼里夹出一只小肉包放进我盘子里，揶揄道：“旁人都说你那丑爸爸和你生养得不像，我看这都是胡话。父子两个一个比一个嘴细，真像是亲养的。”

我被王阿姨说得羞窘，可低头看看手里白得的肉包子，心想算了不计较了，母亲天天说心宽肚大能吃万里财，那就看在包子的份上，不生她的气好了。

3.

一天中，吃包子也是有时令的，有别于天水市里人晚上包子配菜吃的习惯，本县人吃包子只在早上，过了中午12点，全县的大街上再看不见冒热气的蒸笼。瑞莉姨家的包子铺不到中午12点就打烊，她家的好生意令水门巷里的各摊各户满眼羡慕，尤其是对手王阿姨。

这两个女人几乎是针尖对麦芒，比着口“老娘就是瞧不上你”的心气，吹冲锋号拔红旗夺阵地似的做买卖。女人之间的嫉妒心可一点也不落虚，嫉妒的发泄出口是攀比，对生意人来说，无论攀比哪一样，最后要落到买卖上才算真本事。

2009年之前，肉包子六毛一个，素馅儿的卖四毛，母亲的酿皮摊，一块二、一块五就能拾上冒尖儿的一碗。因为利薄，做吃喝的买卖人混个温饱小钱没问题，但要想多挣钱奔小康，难度可真是大。

一山不容二虎，水门巷的消费市场就这么大，想要多卖钱，只能内卷。有另一家压着，想涨想降都不是简单的事，所以只能卷质量，好吃才是王道。

这就到了各家使出看家本领的时候了。

王阿姨家的肉包子固然诱人，但瑞莉姨家的素包子，却总勾得我肚里的馋虫煎熬难耐。她家的洋芋黄萝卜包子是我的最爱。洋芋和黄萝卜要去皮擦丝，先用盐巴腌去半成水分，再用各种香料调味。盐巴能杀水也能锁鲜，这样调出来的馅儿，不光底味足还能最大限度地保留蔬菜的本味。瑞莉姨家生意好的关键，就在于她家的包子有自己特有的味道，我观察到的诀窍就是：拌菜馅儿的时候要淋油。油是瑞莉姨在家熬好的独门配方，目的就是保鲜增香。油淋多少、什么时候淋，是好吃的关键，油多了嘴里发腻，油少了提不起香味，包子后味不足。偏偏瑞莉姨拿捏得刚刚好，唇齿破开面皮暄软弹牙，内瓤里的洋芋胡萝卜丝丝又脆又绵，再浇上她家特制的芝麻红油辣子，一口咬下去那滋味——美极了，妙极了，简直OK顶呱呱！

除了素包子，瑞莉姨力压王阿姨的另一大法宝就是油泼辣子。老家人嗜辣如命，但本地特产的红辣子只是香味重，辣度是比不上江西的，江浙人都能馒头蘸辣椒吃上一海碗。可瑞莉姨家的油泼辣子，味道足、香气浓，缠到舌尖也没有油腥味，混合着复合香，能单独成菜。

在水门巷，油辣子做得能让人恋恋不忘的，除了我母亲就是瑞莉姨。母亲的舌头灵，她告诉我，瑞莉姨家的辣椒能在水门巷打出名堂，靠的是会“闷”。大部分商户是不知道这个诀窍的，别看是食摊这样的小生意，买卖和买卖之间的差距大着哩。虽然大家做买卖都是为了挣钱，但只有极少数人肯为了挣钱去琢磨和尝试。

同样是做食摊，我再也没见过比水门巷这帮子人精还会琢磨生财之道的。卖鸡汤米线的老陕、卖包子的王阿姨、还有后来来水门巷做吃喝买卖的人，大家都自己琢磨过油辣子，但只有瑞莉姨做成了。瑞莉姨的嘴毒，油辣子吃起来更是歹，她的油辣子是先熬油，三泼三搅后再加保鲜膜，放冰柜里冷藏闷一晚。别家的老板是不熬油的，一个是嫌麻烦成本高，另一个是他们真的不懂——泼辣椒的油必须是菜籽油，现在市面上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色拉油，这两种油中间差着三分之一的价钱呢，做出来的味道自然天差地别。

炭柴的温度高火力猛，将菜籽油烧到熟透，去除油腥味。做饭也有君臣佐使，往将将冒烟的菜油里挨个投进备好的香料，热油飞溅间，香葱花椒和草果等一众佐料的香味瞬时被激发出来，融进每一滴滚烫。备好的辣椒面中间挖上一个坑，再撒满一层褪了皮的白芝麻，第一勺热油泼下去，白芝麻冒着泡在搪瓷盆里刺啦作响，像点开美味新世界一样。炸熟辣椒的焦香在眼眉鼻子下窜腾，呼吸间肺泡里都装满辣味。

做好的油辣子要是不覆上一层保鲜膜，热油激发出的红辣椒芝麻香很快就会消散，这不但没了勾鼻子的气味，吃到嘴巴里也没有留香。所以闷辣椒油就像是铸剑师最后的淬火，只有经历这道工序，一碗平平无奇的油辣子才会完成蜕变，变成能换钞票的金字招牌。

对于奔波在外的冀城游子，这碗油辣子是乡愁，对于水门巷的小食摊，则意味着一家老小的生活。油辣子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不分本地外地，它一样平等地爱着每个爱它的人。

4.

翻过年，转眼又是夏季。夏天是吃喝生意的淡季，天气热，昼夜温差大，食物放不了多长时间就要变质腐坏。像擀面皮这样的面食天热容易发酵，不进冰柜就发黏，放冰柜又得防着上冻，三伏天的时候，面筋、酿皮、擀面皮从冰箱里一进一出就得坏菜——立马黏得发酸。

瑞莉姨的生意却是个例外。包子铺的生意是赶“早点”，正是一天中最凉快的时段，人和食物都正清爽，加上她舍得投本放好料，生意便一天天地起了势。水门巷本身就位于老县城的中心位置，瑞莉姨家的铺子又是水门巷口的第一家，来来往往的行人一打眼就能看见摊位上冒热气的蒸笼，生意要不好也难。

瑞莉姨和王阿姨的生意竞争没有什么阴招，吃喝生意比不得其他行当，好坏吃在嘴里落在胃里挂在心上。此消彼长，两家的差距逐渐固定，各自都有一波忠实客户，虽然客人们偶尔也串台，但算下来，终归是瑞莉姨要挣得多些。

毕竟，小笼包哪哪都有，除了水门巷，县城里的中小学门口都有包子店，就算王阿姨的小笼包再好吃，她也做不成独一份。说到底，早餐买卖就是一个就近原则，对吃客来说，尤其是学生家长，水平差不离的情况下，当然是越方便越好。

但瑞莉姨的素馅儿包子，真真是独一份。县城里的包子铺本就不少，做出名儿的都是一家一味馅儿，一摊一个拳头产品——山货市场的韭菜油渣包子、南大街的麻腐包子、西关口的软包子、再加上瑞莉姨家的洋芋黄萝卜包子，这些叫得出名号的食包子摊，几乎是县城各街道片区里固定了的早餐首选。吃喝买卖不比别的行当，顾客们的舌头早已被老店调教好了，旁的人要开新店掺和这门生意，须得拿出硬本事从这一众包子铺的围剿中杀将出来，自然难上加难。

微信普及前，县城经济流动性很差，舍得花钱吃早餐的除了学生就是老饕。饕客大多是像我父亲那样的中年男客，吃腻了家里的饭，总想着给嘴巴换个新味。但要从中年男人的嘴里抠出钱来，那得有真功夫。饕客们追求极致性价比，信奉花同样的钱吃最好的饭，县城里每一家生意红火的饭馆都是他们一口一口鉴定出的严选。便宜、好吃、量大，同时满足其中两个条件，生意就能在县城里开下去。

瑞莉姨摊上的食客越来越多，她卖包子的时候也开始了推销。食客要五个素馅儿的，她就瞪大眼睛直视对方，问他：“肉馅儿的呢？肉馅儿的今天你不尝尝？”

没打算买的，听了这话便动了口欲；本打算去王阿姨家的也不好挪脚，只能尬笑地应承下。

偶尔碰上几个难撬动的主儿，哪怕对方推辞说“吃不完，不买不买”，瑞莉姨也丝毫不惧，佯装生气地说：“我做的洋芋包子你爱吃，咋肉的就吃不惯了？早上六点新绞的馅儿，鲜着呢！你尝一次，买五个我给你搭一个，让你吃美气。”

饶是再嘴硬冷脸的吃客，也遭不住这样的伎俩，况且周围排队买包子的人多着呢，都一个个眼巴巴盯着他看，瞅他反应。中年男人都好脸面，五毛一个的肉包子又吃不穷人，哈哈一笑掩住尴尬，接着大手一挥霸气回复：“多大点儿事，咱肚子大着哩，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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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瑞莉姨这番拉拢推销，攻防易位。王阿姨眼瞅着对面摊位上一片热火朝天，瑞莉姨干得大汗淋漓，一旁的建中叔站在媳妇身边接钱找钱忙得不亦乐乎。回过头再看自家，摊位上食客稀疏，虽说不上冷清，但心里总咽不下那口气。王阿姨喊来丈夫大胡子在外承客，自己憋闷着愁脸进了后厨。厨房里早上调好的一盆肉馅儿剩余近半，怕跑味，余料只能蒙上塑料袋放冰箱里冷藏起来。肉馅儿放冰箱时间久了味道就要变，这馅儿要是今天卖不完，只能留到晚上自家烧菜消灭掉。生意难做，顿顿吃肉馅儿吃得王阿姨心堵——当然，这样的发愁事是当年小学三年级的我理解不了的，只知道但凡听见王阿姨在铺子里摔打碗筷的声音，再看看竹蒸笼旁锁紧眉头抽烟的大胡子，我就知道今天她家的晚饭又得开荤了。

几次冷热对比下来，看清局势的王阿姨也琢磨着做出点儿创新和改革。她家包子原本只做鲜肉小笼包和素地软两个馅儿，来她家吃饭的客人多是奔着鲜肉小笼包，解解嘴馋。地软包子顾客寥寥，唯有我母亲为了巴结邻居，是地软包子的忠实顾客。母亲这样舍不得吃喝的人，买包子是她的社交方式，用来表达善意的工具。

包子买卖颓势难逆，大胡子劝王阿姨宽心，说：“各做各的生意，钱嘛，慢慢挣。”

这样的话非但宽慰不了王阿姨，反让她气不打一处来。但难受归难受，生意还是得接着干，她不是个钻牛角尖的人，面对这样的市场行情，只能另想他法。颓势持续了整整一个季度，王阿姨鼓捣多次，有样学样，搞买一屉搭一个包子，又增添了韭菜鸡蛋豆腐包和虾皮粉丝包，但终究不成气候。

最后，王阿姨泄了气，不再折腾，老老实实做回老本行，包子生意没救上来，反倒另一个品类开花了——馄饨卖得日益兴隆。

一碗馄饨的毛利可比包子要大得多，况且，水门巷卖馄饨的只她一家。水门巷口有卖菜夹饼的摊子，学生们最爱花两块五买上一个夹得鼓囊囊的饼子，再来王阿姨的铺子里买上一碗馄饨套着吃。咬一口麻辣土豆片，喝一勺鲜肉薄皮馄饨，对于我这样的穷学生来说，一吃一喝间就是幸福。

东方不亮西方亮，看到生意逐渐回暖，王阿姨死去的心又活了过来。

5.

虽然瑞莉姨做买卖压王阿姨半尺，但在我看来，王阿姨活得要比瑞莉姨精彩，也比水门巷的每个人都活得畅快。

人活一世，两头总要占一头。王阿姨的男人大胡子，见谁都笑呵呵的。他外表普通，个子不高，人又长得老成，和顾盼生姿的王阿姨站在一块，让来摊位买包子的食客看见后莫不痛心疾首。王阿姨总是向外人埋怨自己的男人笨手笨脚，啥也干不好，是个“称职的甩手掌柜”。可在外人眼中，这哪里是埋怨，简直就是甘蔗棒蘸醋，糟心且蚀牙。

我最爱看大胡子被王阿姨训来训去的乐呵样。相比男人，市井里大多的女人家总是要更辛苦些，一辛苦就免不了数落丈夫。大胡子对王阿姨的数落是照单全收，两人也常斗嘴，但从没见骂娘。王阿姨是个畅快人，气来得快消得也快，前一刻还在撩围裙跺小脚，转过脸都下去了，拿上小马扎，泡上苦荞茶端给自家男人。王阿姨怕大胡子站久了腰杆儿吃痛，勒令他坐马扎上小口小口抿着喝，甚至于，王阿姨怕热茶烫嗓，还会找来两只碗来回倒热茶，给水透凉，要么就自己端着玻璃杯，撅起红唇转着吹散热气。

大胡子最吃这一套，他是给点坡就下。对于周围的起哄声，他毫不在意，甚至可以厚着脸皮说上几句流氓话。这时候再看王阿姨，从她弯着睫毛对大胡子吃笑的样子中，哪还能寻到杏眼吊梢的懑愤，早顺着嘴里吹出来的痒痒风，消失在云霄之外了。

瑞莉姨和建中叔可就斗得厉害了，两人不但骂，还动手。有时候大白天的，双方因为一些小事被激起了脾气，甩开头发撕巴脸，捶胸捣裆，上手就是实招，一旦开打，X奶奶、撅祖宗的话开了闸似的，从巷头飘到巷尾，惹得众人咯咯地笑。世事就是这样，自己身上的悲剧，落旁人眼中就是笑料。

眼见着打得厉害了，母亲就和卖洋芋烙馍馍的李家奶奶上前拉架，母亲劝瑞莉生意要紧，李家奶奶拉着建中往巷子外走，劝他回家消气。瑞莉姨被拉开后，坐在铺子里的凳子上，头发散乱，吊带裸露，一点也看不出早上挥舞着不锈钢餐夹、站在蒸笼旁应对人潮拥挤时的意气风发。

县城的世道里，男人的腰靠钱撑，女人的腰靠男人撑，男人当街打媳妇，闹得多了，旁人心里便小觑瑞莉姨。王阿姨脸上的神色更是复杂，刚开始看见瑞莉姨挨打，心里还有出了恶气的畅快，可等到看见建中下死手，王阿姨就生了恻隐之心，在自家铺子里小声地阴阳建中，大胡子怕建中听见，急忙用手捂王阿姨的嘴，捂不住，王阿姨便咒骂得更尖利。

“驴X的男人都是畜生，自己懒汉没本事还打老婆，贱种！”

王阿姨的骂声听在我耳朵里是这样的畅快，我躲在一板之隔的空隙后，猫着眼去瞅瑞莉姨。挨了打骂后，瑞莉姨背侧着身，瘫坐在凳子上抹泪哭诉，露出一个佝偻的侧影，这影子是如此的熟悉，在她身上我看见了另一个女人，拥有着同一种命运。

母亲和瑞莉姨一样，是生意场上的女强人，也是情感上的可怜人。在她们身上，我窥见了家庭的另一重真相——无法逃离的生活，和束缚施加下的困境。束缚有来自丈夫的，家庭的，也有她们自己绑在身上的，长年累月，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无处宣泄的心理压力，这些身心痛苦变成了铁链，不光捆绑住了她们自己，也束缚住这个家庭中的每一个人。

对瑞莉姨和母亲这样的女人们来说，生活的本质就是驴拉磨。肩上架上辕，嘴上套上笼锁，鞭子高高扬起后的每一次鞭打，都是在向她们恐吓和拉锯：不要试图反抗命运，这就是命，是她们这样的女人的命。痛苦不会停止，生活仍旧奴役着她们，叫她们一刻不停地转圈再转圈。于是，最后认了命，像这种监狱似的生活妥协。

然而这还不够，被自己人背刺才是真正的绝境。挣不上钱，家庭维艰的时候，女人吃苦下力就是共同奋斗，等钱挣够了，她们又成了男人嘴里不顾家的女强人。但又是谁把女人变成了女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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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男人的打骂，瑞莉姨似乎并不在乎。对于周围邻居的关心，她并不领情，甚至有时还会转移矛盾，迁怒到别人身上。我看透了这里面的荒谬，不愿让母亲再掺和别人的家务事。可母亲是个热心窝子，良心上过不去，做不到袖手旁观。哪怕是遭了骂、挨了怼，下次依旧好了伤疤忘了疼，冲上去拉架挡刀。

在水门巷，婆娘男人打架拌嘴不是什么新鲜事，尤其到了夏天，钱不好挣，天热加上心急，谁家都得来几次摔锅砸碗才能换来安生。这样一圈对比下来，王阿姨和大胡子的和谐就更让人生羡，不管大胡子在家打不打老婆，但对于水门巷里其他摆食摊的苦嬢嬢来说，只要不在人多眼杂的街面上干仗，不让外人看见自己的窘迫，那就算是感情幸福。

瑞莉姨也羡慕，可她的那份羡慕却是带着刺的嫉妒。尤其是她这边和丈夫还在互揭老底、抡拳捶胸时，那边的王阿姨正扭着小腰，哼着小曲，气色愉悦地拿着抹布擦洗摊口的笼屉。在这样的刺激下，这份嫉妒就变成了恨。感觉受到嘲讽的瑞莉姨顿时就泄了气，瘫坐在地放声大哭，引得一群路人驻足观看。

围观的人多了起来，建中感受到了被陌生人注视的压力，抡在半空的巴掌只得悻悻回收。他只能压住脾气转过来安慰媳妇，可此时的瑞莉姨什么也听不进去，依旧坐在脏地上流着泪，向周围人哭诉。陌生人此时就成了观众，他们也乐得看这样的热闹——触屏手机得两年后才流行，没有直播和短视频的年代，街头吃瓜却一点也不落后。被众人围观的建中感觉丢了脸，骂骂咧咧地逃走了，母亲去将瑞莉姨搀起来送进后方的小屋内，找来干净的布为她擦掉脸和衣服上的脏土。

这次我没叫母亲回来，我想，要是以后父亲也在摊位上打了母亲，瑞莉姨要是有良心应该也来帮帮她，像现在这样，艰难时分拉她一把。

6.

我对水门巷的摊贩们都有种复杂的情绪。他们和母亲一样，都只是小商小贩，有买卖人的市侩和精明，更有普通人的善良和勤劳。因为文化水平不高，他们只得出卖劳力讨生活，社会的发展建设似乎和他们无关，又似乎和他们紧密相连。不能代表任何人，也不被人代表，在一天叠一天的出摊收摊中，这样的一群贩夫走卒，站在新旧交替的阴影里，拖着小车轱辘往前走。

2008年之后，县城里务工的人成群结队，来吃饭的食客源源不断，不论是王阿姨还是瑞莉姨，两家的生意都一日赛一日红火，甚至有时买包子还得提前预订，来晚了蒸不出来，一等就是小半个钟头。县里面也相继涌来了不少外地商客——冀城是进入西北地区的交通咽喉，来往商客们在这儿多做一些生意上的周转，吃喝拉撒，吃是头一等要事。借着这个红利，水门巷里的吃喝生意蓬蓬勃勃，没两年，瑞莉姨的腰和脖子肉眼可见地粗了起来，脖子和手腕上也多了两条细金链子，就连一向爱美的王阿姨也有了小肚子，身上的衣服样式较以前换得更加勤快。

仓廪实而知礼节，两人的关系竟也缓和了许多。以往的阴阳怪气逐渐收敛起来，一些有意无意的关心开始频繁显现，买卖间隙，两人常常隔着门头勾话和闲聊，欢声笑语响亮在曾经她们对骂过的石板巷里，令我恍惚且挠头。

同时期，我家的生意却走上了下坡路。酿皮不比包子，吃包子的人有吃早餐的固定习惯，但酿皮就是个小吃，偶尔解馋可以，当不成饭吃。母亲的酿皮卖一块五一碗，一碗的毛利最多六毛，在2008年前，这个利润尚能做到养家糊口，但房价和物价抢跑后，这价格的酿皮就等于白干活，涨价到两块、两块五呢，吃酿皮的人就像见了鬼一样，一听价钱就跑。有些老头老太太甚至还会扬起指头骂人，“黑心鬼”“毒死鬼”“心黑滴流脓”，什么样的词儿都有。

到这一步，生意就没法做了，酿皮摊挣不上钱，家里的外债还高悬在大人的头顶，内忧外患之下，父亲瞄上了南方人做豆腐的生意，母亲则计划着停租掉水门巷上的小摊，走出去，谋条生路。

我们走后，原来的摊位没过几天就迎来了新的商户，新商户干了没多久提桶跑路，然后又招新，又开业，又换人。餐饮行业的新陈代谢极为快速，这里面也有个规律，就是一旦某个老店出兑后，新接手的店面依旧做餐饮买卖的话，那这九成九要黄。谁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或许是受食客们恋旧的心理，大家总觉得在吃饭这件事上新不如旧。小地方是个高度关联的人情社会，投射到餐饮行当上，大家都更倾向于那些被一张张嘴检验后开不倒的老店。

由此衍生出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即使水平不咋地的店面，只要资金够，能熬下来，等换一茬新人，店就能翻红。2020年，整改后的水门巷就是这样。

离开水门巷，从一个固定的经营场所里搬出来，骑着三轮车满大街地跑生意，其中艰辛更是繁重。小孩子对生活的觉察力更敏锐，但好在没心没肺，天大的事，吃顿好的就忘得一干二净。虽然母亲从不叫苦，但我明白那是她替我顶着天。当母亲蹬着三轮从西关大街路过水门巷曾经的摊位时，我会忍不住跑到僻静的角落，远远地偷看打量。老地方人事依旧，并没有什么变化，新来的商户照样和以前的商户们你来我往，看不出我家摊子存在过的痕迹，我明白——我们是真的离开了。

“地球离了谁都转。”母亲并不在意地说，“哪里能挣上饭，哪里就是好地方。”

那段时间，父母正积极地寻找着一块不被城管撵的落脚地摆摊。店铺租金贵，一年到头，落不下多少。我也并不知道，就此将拉开了未来我家十三年的摆摊生涯。

7.

离开水门巷后，瑞莉姨和王阿姨的境况就淡出了我的世界。买卖人最热情也最无情，之前在一起时，大家互相恨不得刨根问底挖出别人的三代，芝麻蒜皮的事也会摆出来一起念叨。电费又涨啦？水壶积水垢啦？谁家谁家的男人婆娘又打架啦？生意闲暇时，大家经常会坐在各自的铺面里，手上做着活儿，嘴巴还得伸到三步外的巷子中隔空唠嗑。

出了巷子，再碰见就成了陌生人，眼睛就是玻璃珠子，目光扫过去，又冷冷地收回来，好像此前种种都画了叉，客客气气地一笔勾销。

可我不管这些，嘴馋了依旧回水门巷吃包子去，轮换着小摊吃，挨个问好。看见我来了，瑞莉姨喊住我，问我怎么好长时间不来给她当买主儿，又问我妈怎么样；王阿姨依旧是笑盈盈地往我盘子里多夹只小笼包。她们都又胖了点，样子还是老样子，只是老了许多。尤其是王阿姨，她以前是那样漂亮和爱美，这次我见她时，她脸上忽然就生出许多褐黄的暗斑。她们夸我又长高了，能给家里当个好劳力。

原来时间有痕，在我们身上各自显形。

又过了几年，我去水门巷的次数更少了，即使是路过，也不再特意留步。

高中毕业那年，母亲偶然谈论起瑞莉姨，忧心忡忡地说：“瑞莉的男人死了。”

“建中？”我反应不过来，记忆里瑞莉姨只有一个儿子，大我许多岁，怕是已经大学毕业了吧。

“和你爸一样大，还小你爸两月。人说没就没。”母亲的话语里有惊讶，但这份惊讶无关死亡。同龄熟人的猝然离世，像往马路上撒上一块玻璃片，对于她来说这不是什么警示。她总觉得自己的路还很宽，她的三轮车还很稳当，除非地上的玻璃茬子多得绕不过去，否则扎破胎这种事，她绝不相信会落自己头上。

瑞莉姨的包子铺仍然开着。懂了更多的人情世故后，我反倒不敢再从水门巷里穿行，生怕认出后被叫住问话的尴尬，更怕遭受不被搭理的窘迫。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生出这样奇怪的心理，母亲的老朋友们夸我越来越懂事，但我知道自己快变成一个丑陋的大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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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家乡后，我很少回家，旧人旧事便离我更远。家乡的一切似乎都被我装进了蛐蛐罐，压在石头下藏了起来。我在冀城外的世界游荡，像条化冻的小河窜荡在中国大地，流水中汇满各地的树枝和沙石，这些东西构建了我、壮大了我，我理所当然不再去想流水的源头。

一次在重庆南坪，当我正在曲折的街道上狂点手机导航，试图破解迷宫一样的道路时，一阵熟悉的香味从路的拐口飘出来，勾住我的鼻子往香味的源头走去。绕过拐口，跨过台阶，一家没有招牌的包子铺临街开着，热气腾腾的蒸笼，用红色塑料板凳儿支起来的餐桌，我深吸一口气，确认这就是松针包子特有的香味。

这家包子铺开在小区楼下，来往的都是上了年纪的老顾客，按照我在市井摸爬滚打的多年经验，我断定这家包子铺绝对不会让我踩雷，是没有被网红和游客攻陷的一处宝藏小店。于是我不再犹豫，暂时放下寻路的想法，要上一屉热热的小笼包，钻到铺子里自给自足地往蘸碟里挖满辣椒油和醋，然后坐在铺子外的塑料红板凳上开始大快朵颐。

香，真香。热，也是真热。汗珠粘着衬衣，包子蘸着辣椒，我坐在异乡的街道上，竟然隐隐约约吃到了王阿姨家的包子味。重庆夏天的闷热让人绝望，我把面皮和肉馅儿分开吃的行为也让秃了头的店老板感到绝望。对此，我只是朝他憨笑，试图让他相信我不是个“哈儿”。

店老板看出我是外地客，问我：“娃儿，是不是第一次吃松针包子？”

我摇摇头，对他说：“啥子哟，我从小吃到大，不信？儿豁你嘛真的是。”

店老板被我不标准的重庆话逗笑，走过来又夹给我两只包子：“吃嘛，多的是我请你。”

看着额外赠送的包子，一些荒废很久的名字从遥远的记忆中跳出来，连同水门巷里那些难忘的冷暖片段也一股脑地涌现。以往我单纯地认为人对食物的口味是被饮食习惯塑造定型，现在我才明白，构成我味觉的不只是食物的风味，还有食物背后的人世沉浮。胃才是记忆储存的收纳处。对某一种食物的期待和眷恋，也是对某段时期中人和事的怀念。只是时间推着人往前越走越远，眼前乱花迷人眼，我们都不愿回头看。

包子得趁热吃。我舞动双筷，不再犹豫，就着回忆开始大口咀嚼。

（文中人物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