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一”前夕，肖戈问我有空没有，说一起去福利院看望一下小玉、小琪两姐妹。我和肖戈现在都不在“侵财大队”工作了，但小玉、小琪是我们两年前办理案子时送进福利院的，提起这事，就有一种淡淡的内疚感。
福利院位于城郊，是一座农庄改建的，里面绿树成荫，一条小河从庄园中蜿蜒而过，几十个老人在此颐养天年，偶尔也会冲出几个嬉戏打闹的孩子。我们表明来意后，抚养小玉、小琪的阿姨将两姐妹带到了办公室，九岁的小玉一眼就认出了我们，眼里射出仇恨的光。四岁小琪还不懂事，欢快地接了我们送的糖果、衣服和玩具。小玉急忙制止：“妹妹不拿，就是他们把妈妈关进去的，把我们关进这里的！”
她们的妈妈名叫刁雯，是个和我打交道近二十年的惯偷。
1.
2008年冬天，我在江城某郊县刑警队工作。一天，队长说得到线报，有一个十来岁、名叫刁雯的女娃长期在江城和郊县扒包、溜门，手法非常老练，不仅经常“下暴”（抢劫未成年人），还有一帮“少幺毛”（流浪作案的未成年人）跟着她。队长让我留意一下这个女娃，“不要让她在我们这里成了气候”。
那时我们县城的“少幺毛”比较多，大部分以扒包、溜门、偷摩托车、砸车窗盗窃为生，我办过的案子就有二十来个。我当即在这帮孩子中安插了眼线，不几天，眼线反映，刁雯到我们县城来了，她住在黔州宾馆，出手大方，据说是“溜”了几个门市部的包，得了不少钱。
按照刑法规定，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盗窃，无论偷多偷少都不负刑事责任，但按照当时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我们得把涉嫌盗窃的未成年人带到办公室进行讯问。我立即带着探组的弟兄到黔州宾馆，前台说刁雯未退房，但现在客房里也没有人。我们在房间所在楼层蹲守，不多久，一个十来岁、叼着香烟、哼着小曲的女娃回来了。她个子不高，留着黄色寸板头，一只耳朵戴着耳环，满脸玩世不恭，两只手臂上各贴了一条蛇样纹身，蛇头从袖子里钻出来，在手背上吐着舌头。
按规定，警方讯问未成年人，应当通知其监护人、其他成年亲属或者学校的老师到场，但“少幺毛”大多是远离父母、没有读书、甚至是跨区县流浪的娃，如果严格执行这个规定，很多案子根本没法办。那时候我们也管不了那么多，上级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一些“少幺毛”好像清楚这些规定，动辄就要求监护人到场，嘴巴普遍倔犟。刁雯更是犟得出奇，她不但不交代盗窃门市部的事，就连自己和父母姓甚名谁也不说，一口咬定自己是孤儿，自幼流浪，到我们这里是来旅游的。
我打开电脑上的系统，让刁雯看她的户籍信息——上面虽没有她的照片，但有她父母的照片。刁雯对这些信息很关心，却矢口否认与自己有关。我们没办法，只好联系了她户籍所在地的警察和村委会，他们说刁雯的父母外出打工多年，没有联系方式，刁雯可能和父母在一起打工，也可能在当“少幺毛”。
我警告刁雯以后不要违法，再被抓到后果很严重 。她一本正经地保证不做坏事了，转而笑着对我说：“大哥，我很饿，没钱吃饭。”我像对待其他被我办过案子的小孩一样，按她的要求，给她点了一份我们那里当时最贵、最流行的“罐罐饭”。饭后，刁雯熟练地掏出香烟递给我，给我点火，自己也点了一支，开口就吐了一个烟圈。离开时，她嬉皮笑脸地说：“大哥，保重。”
此后不到半个月，刁雯就第三次被我揪进办公室。那天，我们在她身上和留宿的宾馆里查到了盗窃所得的现金、手机等赃物，经过反复几个回合的较量，她终于交代自己的犯案经过，最后又要求我给她点一份“罐罐饭”。
饭毕，她一边打着饱嗝，一边给我递烟：“大哥，我就是刁雯。”然后她盘脚坐在沙发上，讲起了自己的身世。
2.
1996年隆冬，刁雯在江城津县大山里一间残垣破壁的老木屋里呱呱坠地。她家里没有半点添人进口的喜悦，反而觉得生了一个烫手山芋。刁雯对我解释道：“那两口子三十多岁才结婚，生我的前两年还生了一个女娃。”
按照当时的生育政策，刁雯的父母必须等到大女儿满四岁才能生二胎，否则就是超生，要缴纳罚款。意外怀上二胎后，他们犹豫了一番——毕竟家只有两间祖上传下来的、板壁上有很多缝隙的木房，肯定交不起罚款，往后猪被赶、牛被牵、房被拆是板上钉钉的事。但他们又一直想要个儿子传宗接代，于是又请老中医拿脉，又请八字先生算命，又请“地仙”查看祖坟祖屋的“龙脉”，他们都说“怀的是儿。”两口子放心了，当即将大女儿送到外婆家，对外谎称自己要到广东打工，实则是去了邻县加入“超生游击队”。
就在二胎还有个把月就要生产时，邻县也开展了打击“超生游击队”的行动，挖地三尺似的清查暂住人口。刁家两口子吓得连夜赶回老屋，待产期间一直没敢出门。可是，他们费了大把的力气，最后还是生出来了一个女娃。
“超生了我，他们当中必须有一个人去结扎，那就永远怀不起了。刁家这根藤在他们那里就断了，刁家的罪人呢。”刁雯说，她父母原本打算把她丢在大路边，但她奶奶想起嫁在邻省潼县的女儿一直怀不起孩子，就说可以送养。他们软磨硬缠了半个月，刁雯的孃孃和姑父终于点了头。
一个夜晚，刁雯的父亲雇了一辆摩托车，冒着濛濛细雨，将还没有满月的刁雯抱到了妹妹家。孃孃对外说自己在广东打工时遇到了名医，终于生了孩子，之后就给刁雯上了户口。
“我们一起流浪的女人中，有的出生几天就被丢在大路边，连自己是哪点的都不清楚，与她们相比，我的命好多了。”刁雯说，“至少我知道自己是哪里人。”
刁雯有幽默细胞，说自己身上有“引窝蛋”的魔力——离开亲生父母两年后，他们在广东又生了一个女娃，据说出生不几天就死了，“估计是被丢了或卖了”。而孃孃抱养她五年后，居然也怀了孕，在2002春节生下了一个女娃。
自从小妹妹出生后，刁雯明显感到自己吃的穿的大不如前，成天听不到一句好话。“我清楚地听到他们两口子商量，既然能怀一胎，就一定能怀二胎、三胎，就一定能生一个传宗接代的儿。”政策规定一对夫妻只能生两胎，刁雯的存在显然碍了孃孃和姑父传宗接代，必须送回去。可刁雯的亲生父母也等着生儿子，自然不愿意，最后，居然玩起了失踪，两家为此闹起了矛盾。
在冷眼下熬了大半年，2002年冬天，六岁多的刁雯偷了孃孃两百块钱，冒着雨，踩着泥泞的乡村小道，步行一个多小时到了镇上，凭着朦胧的记忆和反复问询，踏上了开往老家方向的客车。历时两天，跨越两省，刁雯回到了自己出生的老屋，还是那两间破木房。她本以为会有父母温暖的怀抱，没想到他们早就外出打工躲避生育政策、躲避孃孃去了。迎接她的，是奶奶劈头盖脸的责骂，怪她不该回来。
第二天，孃孃满头大汗地赶回娘家，看到刁雯完好无损，顿时松了一口气。刁雯想起奶奶的指责打骂、不见踪影的亲生父母，期盼孃孃打骂自己一顿后接自己回家。没想到孃孃话锋一转，说这儿才是刁雯真正的家，她就应该留下。然后孃孃连已经下锅的饭都没有吃，转身就走，生怕被缠上。
那一瞬间，年幼的刁雯觉得天崩地塌。
亲生父母得知刁雯跑回家的消息已经是两三个月以后的事了。那天，他们打电话给村里人询问老娘的情况，村里人说刁雯跑回来了，“他就让那人转告奶奶，煮饭时多抓把米，让我有碗饭吃就行”。从此，刁雯在村里当起了留守儿童。奶奶让她读书，但村小早就招不起生垮了，她每天要步行一个多小时去乡镇上的小学。由于缺乏父母管教，她经常逃学，绝大部分课程都是自学。
3.
2007年年初，刁雯的奶奶去世了，她父母回乡处理完丧事，不得不把她带到广东。不知是他们没去找学校，还是找不到学校，反正刁雯到广东后就再也没有踏入校门。因为年纪太小，出去打工也没人要，她被留在出租屋里给一家人煮饭。
他们一家人租住在城郊的一个村子里，那里住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家庭。很快，刁雯就结识了几十个和她一般大小、既上不了学也打不了工的孩子，他们在张家玩半天，在李家耍半宿，呼朋引伴，往返于城里和出租屋之间打发时光。
那年初冬的一个中午，刁雯在村里玩耍时，偶然看见一个阿姨将一沓厚厚的钞票放进衣柜，顿时绿了眼睛。因为从小缺乏正确的引导，刁雯在老家时就偷过鸡蛋鸭蛋、桃子李子，来到广东后也没少干偷鸡摸狗的事，但都没有被人发现。等那个阿姨离开后，刁雯撬开了房门，将那沓钱偷了个精光。
次日上午，警察就找到了刁雯，并在她床上的破棉絮中查获三千多元现金。傍晚，父母将刁雯从所里拎出来，刚跨出门口，就是一顿暴打，说她辱没了刁家门风，后悔当初没下狠心将她扔在大路边。随后，伤痕累累的刁雯被拖回出租房锁进卧室，要去上夜班的父母说，等他们次日一早收工回来，再把习雯“剁去双手”。离开时，他们还在骂孃孃不尽父母教育责任。
吓惨了的刁雯灵光一闪，待父母走远后，撬开房门，一口气跑到汽车站，爬上了开往珠海的客车，要去找养父母救命——彼时嬢嬢和姑父就在珠海打工，刁雯到广东后曾去他们那里耍过，她记得地址。可见了面，孃孃和姑父并不喜悦，当即给哥嫂打去电话，让他们马上到珠海来接人。双方互相推诿，都认为对方应该对刁雯负责，最后嬢嬢撂下狠话，说，要来接人，她负责看管刁雯半天，不来接人，她就当没看到这娃。
广州的爸妈要剁她双手，珠海的爸妈见死不救，刁雯急得撒腿就跑。她记不得闯了多少大街小巷，最后竟然跑到了海边，那里有一尊石头雕刻的渔女雕像，引来了不少游客参观。她在那里待了大半天，希望有人像关心渔女一样关心自己，但终究没有等到。
在珠海流浪两天后，刁雯爬上了开往老家江城的火车。不知道在火车上待了多久，刁雯正在梦中吃龙虾，突然被捅醒。睁眼一看，一个怒气冲冲的保洁阿姨正用还在滴水的拖把捅她的大腿。环顾四周，车厢里除了她俩，空无一人。
刁雯问：“这是哪里？”
“江城，给老子爬！”
刁雯翻身冲出车厢，站前广场的大钟指针指向凌晨一点。冷风肆无忌惮地往脖子里灌，在南方只穿两件单衣的刁雯冷得浑身哆嗦。附近一排卖夜宵的小吃摊，飘出的葱味、姜味、辣椒味、花椒味，一阵阵冲进她的鼻孔，馋得她不由自主地吞口水。身无分文的她，拖着双脚慢慢靠近一个油饼摊，就在老板弯腰从案板下抓面团时，她突然抓起两个滚烫的油饼，一口气跑到阴暗处，谁料刚将一个油饼塞进嘴巴，另一个饼子就被浑身酸臭、满头长发的流浪汉给抓走了。刁雯正在惊愕之际，嘴里的那个油饼也被抓走了。
刁雯反复舔吮着手指上残留的油，努力将衣领往脖子上拉扯，试图抵御寒风，可这样肚子就露了出来，被风吹得更冷了。她满街寻找“避风港”，总算在一个屋檐下的角落里看到两个和她差不多大小的男孩蜷缩在一床看不清颜色、说不清材质的“被子”里。其中一个男孩正在摆弄游戏机，“咕嘟咕嘟”的声音动听极了。刁雯的双脚再也挪不动了，半把小时后，那个打游戏的男孩瞄见了她，也许是看出了她的窘迫，也许是想到了自己，大方地掀开了“被子”，自己往里挤了挤，让刁雯进去。刁雯钻进被窝，一股从未有过的温暖顿时传遍全身。
第二天一早，一个男孩推醒刁雯，塞给她两个热气腾腾的包子，刁雯两口就吞了。男孩说他叫毛牛，另一个叫黑狗，都是十二岁，他们来自偏远农村，在江城已经混了一年多。
“你为什么出来混？”两个男孩异口同声地问刁雯。
刁雯不懂什么叫“混社会”，但看在他们给她让床、给她吃了回家第一顿饱饭的份上，就一五一十地讲了自己的身世。
“你那两对老娘老汉当狗当猪都不配，那两个家不要了，跟着我们，管你天天吃香的喝辣的。”毛牛、黑狗拍着胸脯保证，刁雯当即答应。
当天上午，毛牛、黑狗带着刁雯溜进一个地下农贸市场，那里人挤人，摊挨摊，吆喝叫卖声、讨价还价声让整个市场乱得像一锅冒泡的滚粥。没多久，毛牛向黑狗努了努嘴，俩人就一起挤到一个正在争抢着挑选柑橘的中年阿姨旁边。那阿姨穿着蓬松的羽绒服，手里提着一个红彤彤的钱夹，格外耀眼。她一边将身边的人往后扒拉，一边还埋怨身边的人故意拥挤，自己却使劲往前钻。毛牛的手特别快，他趁乱伸出一把剪刀，迅速剪断了那个红钱夹的吊绳。一旁的黑狗闪电般接住钱夹，眨眼间递给旁边的刁雯。他们三两步离开现场，来到一个偏僻处打开钱包，里面足足有九百多元。毛牛当即抽出两张五十元钞票递给刁雯，刁雯这才明白，毛牛、黑狗所谓的“混社会”，其实就是扒包。
毛牛说：“你看到了，我们就干这个，要退出还来得及。”
黑狗说：“不过，你刚才帮忙‘挡水’（协同扒窃），也‘接水’（扒窃中负责接递赃物）了，还分了‘水’，万一‘醒水’（被查获）了肯定跑不脱。”
刁雯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接过了钞票。她太需要钱了，在她看来，“混社会”来钱快，眼下自己又没有落脚之处，不如跟着毛牛、黑狗混。
从此，三个孩子的足迹遍布了江城及郊县的大街小巷，业务也慢慢从“扒包”向“溜门”扩张，他们再也不用寄人檐下，而是住二三十块钱一晚的小旅馆，还染上了时髦的黄发，穿上了新潮的衣服，经常出入溜冰场、游戏厅、酒吧等让“少幺毛”引以为傲的娱乐场所。两年时间就这样一晃而过，刁雯从未联系过两边的父母，也不知他们是否找过她。
讲到这里，刁雯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将烟头在烟灰缸里反复蹂躏，接着就拍着胸脯对我说：“大哥，抓我的盘盘帽（警察）至少上百人，扇我耳光的、罚我跪的、铐我的、捆我的、日娘捣妈骂我祖宗十八代的可以坐好几桌，但只有你没动我一根指头，没骂我一句脏话。小妹从今以后要是在你的地盘扒一个包、溜一道门，上街就被车撞死。大哥，保重。”
我哑然失笑。
不久后，我被调到了江城市局，直到我调离前，刁雯果真没在我们县作过案了。
4.
2014年秋天，我在江城街上突然被一个穿连衣裙的年轻女娃叫住，我愣了几下，才认出来她是刁雯。几年不见，刁雯高了一截，黝黑的皮肤变得白净多了，黄色寸板头换成了齐耳短发，手臂上那两根蛇也不见了，还挎了一个亮闪闪的女包。
刁雯生拉活扯，非要请我到附近的茶吧喝水，我顺便问起她的近况，她笑嘻嘻地说：“惭愧，才‘下山’（出狱）几个月。”
刁雯说，当年她和毛牛、黑狗十余次被不同地盘的“盘盘帽”揪进办公室，但因为都不满十六岁，拘不了，判不下，又没有工读学校矫治他们，很多“盘盘帽”每办一次案还要倒贴几十块钱给他们买饭，所以后来很少有人愿意沾惹他们了。他们就像没了猫追的老鼠，“找”的钱维持吃喝玩乐没问题。
2011年冬天，刁雯刚满十五岁，几个“盘盘帽”又把她揪进办公室，让她老实交代，争取从宽处理。她想着反正自己年龄不到，拘不了也判不下，就一口气交代了几十件盗窃案，事后还被同行嘲笑是“吐狗”（接受讯问时老实交代的人）。
不几天，刁雯又被楸了，这次，“盘盘帽”递给她一张劳动教养一年的决定书。她这才知道“劳动教养”（2013年12月28日已经废止）这个词，才知道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惯偷，也是可以“劳动教养”一至三年的。当时警方耗时十多天联系刁雯的父母，这是自她从珠海离开后，他们第一次得到她的信息。养父母斩钉截铁地表示，刁雯与他们没有半点关系，亲生父母则轻描淡写地说：“该关就关，该杀就杀。”
在劳教所的那一年，两边的父母都没有来探望过刁雯，心灰意冷的她决定断亲。“下山”当天，劳教所大门口满是黑压压的人，都是来探望或是接人的。见此情景，刁雯突然又动摇了，她想，如果这里面有迎接她的父母，她会考虑喊他们一声“爸妈”，但目光搜寻了半天，没一个人与她有关。这一下，刁雯坚定了断亲的决心，就当自己和孙悟空一样，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那天，刁雯拦了一辆摩的到镇上，又坐上了开往江城的客车，到达时已是华灯绽放。如同上次从广东扒火车回江城时一样，刁雯一下车就觉得饥肠辘辘，她用身上仅有的十二元钱吃了一碗红烧牛肉面，算是给自己来了个“破釜沉舟”。
吃完面，刁雯借老板的电话联系了“三爷”，“三爷”让她打车到米图旅馆——刁雯告诉我，当年他和毛牛、黑狗“混社会”没找到钱时，开旅馆的“三爷”会给他们赊房住，说“有钱了再给”。他们仨非常仰慕“三爷”的手艺和人品，给他拜过年、庆过生，也想让这位“老前辈”给指点指点。但三爷没教她“手艺”，后来倒是去劳教所看望过她两次，还给她“上过账”。
我调到江城后，从同事口中听闻过这位“三爷”的些许情况：他真名叫李大三，孤儿出身，据说是本地扒包、溜门的“宗师级”人物，徒子徒孙遍及江城。他可以连续用食指中指在滚烫的开水中夹起滑溜溜的肥皂屑十多次，也可以在错身之际顺走他人裤兜里的钱包，“求财”不仅少有失手，而且一辈子也没“上”过几次“山”。如今，他已经金盆洗手，用自己的三套住房开了旅馆，里面总共二十几间房，一个床位一天收三四十块钱。
“‘三爷’是好人呐。”刁雯说，“三爷”的旅馆是整个江城价格最低的，住客和服务员大都是他们这种半大不小的孩子。“三爷”说自己年轻时吃了不少露宿街头的苦，所以才开了这个旅馆，不光为挣钱，也想让流浪街头的孤儿有个遮风躲雨的地方。
刁雯过去时，“三爷”早就带着几个和刁雯差不多大小的孩子在旅馆门口等候了，出租车刚一停稳，“三爷”就亲自拉开车门，一双肥大的双手将刁雯拥入怀中，说：“幺儿，辛苦了。”刁雯立刻抱着“三爷”哭了起来，鼻涕、眼泪糊满了“三爷”的上衣。那帮孩子付了车费，熟练地打开出租车的后备箱，争抢着提出刁雯仅有的一个轻巧的彩条布口袋。
“三爷”早就给刁雯备好了房间，被盖、床单、枕套、毛巾全是崭新的，此外还有一套崭新的衣服。刁雯换好新衣，将从劳教所带出来的东西胡乱塞进彩条布口袋。“三爷”带着她来到垃圾桶旁，将彩条布口袋丢在地上，浇上白酒，一把火点燃，口中念念有词：“百事顺遂，万事大吉……”这是江城江湖上的传统接风仪式，寓意“下山人”霉运不再，前途光明。
然后，“三爷”带着一帮人来到米图旅馆楼下的一家大排档，这里早就摆了满满一桌饭菜。刁雯已经有一年没进过餐馆了，更不要说吃大餐，她已经记不起那晚自己吃了多少、喝了多少、是怎么回的宾馆。
接风后，“三爷”给刁雯“普了法”，说小朋友混社会，只要不杀人放火、爆炸贩毒就不得遭（坐牢），但满了十六岁再去“求财”，“盘盘帽”就可以关人。不过，女的一旦怀孕或者正在奶孩子，“盘盘帽”只能干瞪眼……在“三爷”看来，“混社会”要么不干，要干就必须有精湛的“手艺”，讲到兴头上，他还分享了一些自己年轻时“求财”的心得体会。
受了“宗师”点拨，刁雯胆子变得更大了。2013年冬天的一个中午，打扮时尚的她溜进北区购物中心一个高档服装门市部，于电光火石之间顺走了吧台下装现金的提包。当天，北区的同行就将刁雯抓了，一开始，她打死不认账，但让她没想到的是，这个门市装修时就安了监控，她溜包的过程被清晰地录了下来。最后，她被以“零口供”批准逮捕，以“零口供”判了刁雯九个月有期徒刑——这是她人生中收到的第一份刑事判决书。
2014年9月，刁雯“下山”了，她回到出租房，发现之前交了一年房租、才住了两个月房子已经被房东出售。“三爷”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天送来了两千元“安家费”，其他江湖弟兄也三百五百地送钱，解了刁雯的燃眉之急。
我问刁雯如今住在哪里？她说前不久在北区按揭买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新房——果然印证了我听到的传闻，说刁雯得了“高人”指点，甚至继承了“高人”的衣钵，手艺突飞猛进，牟利颇丰。
分手时，我劝刁雯趁早金盆洗手。她苦笑着说，自己只干得来扒包、溜门，不干就没饭吃，但可以保证不在我的地盘上动手。
“妹儿，要说地盘，江城七八个区都是我的业务范围。”我继续委婉规劝。
刁雯说：“你是管杀人的，‘求财’这事不属于杀人吧？”
她的言下之意是叫我不要多管闲事，看来是铁了心要继续当贼。
5.
我没有挽救刁雯的菩萨心肠，但三不两时与分局同行聚会时，我总会提起这个话头。渐渐地，几乎每个分局的同行都在关注刁雯，后来我自己也调到了“侵财大队”，终于有了对“求财”案件的管辖权。
2016年秋天，一天凌晨，西区一门市报案称店内价值七万余元的奢侈品被盗。“侵财大队”支队长肖戈带着我们一帮弟兄赶去，看了嫌疑人进入门市前后的视频——一个身材酷似刁雯的人戴着头套、脚套、手套、面罩进出门市。可嫌疑人刁雯却死不认账，直到我们把在她家吊顶里搜查出来的赃物摆在她面前时，她还在嘴硬：“那天凌晨我路过门店，一个蒙着面、分不清男女的人刚好从店里鬼鬼祟祟地跑出来，一看就不是好人。我大喝一声，那人撒腿就跑，掉了一包东西在地上，我就捡回家了。”
门市前后的监控画面确实不能作同一认定，但我们反向追查，查到了刁雯从小区出门到多处进行伪装，再进入门市作案、离开门市回家的连贯视频。我们毫不犹豫地刑拘了她，也以“零口供”批准逮捕。可执行逮捕不几天，看守所就给西区所里打来电话，说刁雯自称两个月没来例假，狱医初步检查，怀孕的可能性极大，要主办单位派人协同送医。
西区的同事跟我说，这事儿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们曾办过两次刁雯怀孕后盗窃的案子。这些年来，系统里起码有四五次刁雯怀孕后作案被取保候审的记录。
对于到案时就发现怀孕的犯罪嫌疑人，我们要么采取取保候审措施，要么采取监视居住措施，但关进看守所才发现犯罪嫌疑人怀孕就麻烦了——一方面，督察等部门要跟进，看是否是办案的警察作的案，只差没做DNA亲子鉴定了，气得人想撕案卷打人，我就被督察喊去讯问过一次；另一方面，要迅速将刑事拘留变更为取保候审，我们一天会收到几十个监督电话催促。
如果怀孕的犯罪嫌疑人有钱、有亲人还好办，交保证金或者来一个人担保就行了，但像刁雯这种没钱、没亲人的就恼火了。我们辗转联系到了刁雯的嬢孃，刚说出“刁雯”两个字，电话那边就放起了连珠炮：“她六岁就从我家跑了，十多年没见过面，早就没有父母关系，哪来的担保责任？你找她的妈老汉呀！”说完，“啪”地挂了电话，一连几天再也联系不上。
我们又联系刁雯亲生父母户籍所在地部门，试图通过他们和村委会敦促刁家两口子来一个人做担保。可刁雯的父亲说：“要保，你们找她户口上、法律上的妈老汉（指刁雯的嬢孃和姑父）。再说了，她的娃儿是在你们那里怀的，你们必须处理好，不能把包袱甩给我。”他的火气更大，“啪”地一声挂了电话，一连十多天不开机。
支队长肖戈带着我慢悠悠地提审刁雯，他只字不提案子的事，只和刁雯聊出身、读书、购房等话题，不知不觉就聊到了恋爱、婚姻、家庭。
刁雯说，她腹中的孩子可能是男朋友赵剑的。
“怎么是‘可能’呢？实事求是讲清楚嘛。”我插了句嘴，想端正刁雯的态度。
“七八个男男女女一起‘溜冰’（吸食冰毒），谁说得清楚是谁的。”刁雯半是委屈半是真诚地回答。
我这才知道她还吸毒。
赵剑是江城郊县人，大刁雯二十五岁，曾因盗窃、吸毒、贩毒多次“上山”。他承认自己和刁雯在恋爱，说既然孩子是他的，他愿意马上担保。
按理说，有前科的赵剑不能当保证人，但一天十多个要求变更刑事强制措施的执法监督电话催命，我们只好隐瞒了这些背景，提交了变更强制措施的报告。法制部门在执法办案系统里也看到了赵剑的前科，但他们知道刁雯身世特殊，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办了取保候审手续，由刁雯户籍所在地执行。
不久，刁雯的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检察官要讯问刁雯时，她总说自己怀孕了，头昏、呕吐，横竖不去，赵剑也联系不上。这样一来，刁雯户籍所在地部门也只见过取保候审执行通知书，从没有见过刁雯和赵剑本人，就赖住我们这些办案的。
我打电话给刁雯，她倒是爽快地接了，可还是那套说辞，说自己孕反严重，实在没法出门。我们开车到她楼下，远远看到她的肚子伸出老远，几乎盖过了脚尖，上坡下坎很利索。但看到我们后，她的步伐立即变得蹒跚起来，脸上堆满痛苦，仿佛胎儿正在她肚子里拆房子。
为了让刁雯配合，我们开玩笑说，她怀的肯定是儿。她说但愿不是儿，“我就是两边的父母为了怀儿抛弃的弃儿”。
将刁雯送到负责审查起诉的检察官办公室，我和检察官寒暄了几句，刚握手道别准备走，刁雯突然问：“我怎么回去？”
我竭力闭住想骂她的嘴，马着脸说：“妹儿，是不是想点份‘罐罐饭’吃了再回去？”
刁雯捧着肚子笑了一下，说她自己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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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得到刁雯的消息，是三个多月以后了。那天，她挺着大肚子在北区某门店溜了一个售价五千多元的女包，刚跨出门就被店员扭住了。刁雯一屁股坐在地上，捂着肚子叫了起来。北区所里的同事赶到现场，牵起刁雯的手，想把她扶起来，可她叫得更惨了，说警察伤了她的孩子。
那几年，扒包、溜门的“两怀”妇女（怀孕、怀抱婴儿）多，一个警察同行在抓捕一个怀抱婴儿的妇女时，遇到妇女和她同伙的激烈反抗，情急之下，同行一个“过肩摔”将妇女摔在地上，婴儿没有受伤，只是哭了一阵，却被人拍了视频放在网络上疯狂炒作。因此，这位同行接受了纪检、督察等很多部门的讯问，系统内部也将那段视频制作成执法不规范的反面教材，从此以后大家抓捕“两怀”妇女都喊头痛。所里的同事急忙打了120，送刁雯去妇幼保健院检查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医生说，母体及胎儿完好无损，刁雯明显是在耍赖。
按照法律规定，取保候审期间再次作案要撤销取保候审收监，但刁雯是孕妇，拘不了。所里的同事不得不拦了一辆出租车，预付了车费，打发她回家。
得知此事后，我打电话将刁雯臭骂了一顿——那是我第一次用脏话骂她，刁雯保证，今后被抓到了也不耍赖，会老老实实配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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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两三年，刁雯几乎被江城每个分局都抓过多次，执法办案系统里她的案子数量直线上升。期间，她也被判了两回，一回刑期一年零四个月，一回刑期两年半，但她要么抱着小孩子哺乳，要么又怀孕了，根本进不了看守所，更不要说蹲局子了——如此一来，江城很少有“盘盘帽”愿意再沾惹刁雯了，因为到最后都是做无用功。
但我们的支队长肖戈不一样，他一直想送刁雯“上山”，说是要尽职履责、为民除害。肖戈在分局所、刑警队工作时就办过刁雯的案子，那时刁雯十七岁左右，涉及五六起盗窃案。但说刁雯危害不大，要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不批准逮捕。肖戈只好放了刁雯，气得他在背后把办案的检察官的祖宗十八代翻过来倒过去问候了几遍。
2020年，江城北区分局上报了一起被盗三万多元奢侈品的案件，肖戈带着我们前往支援，很快便抓获了刁雯。这一次，我们准备让刁雯的男朋友赵剑担保并抚养他们的女儿小玉，但没想到，早在大半年前，赵剑就因贩毒被判刑十一年。
“坚决要将她送进去！”肖戈铁了心，带着我去到赵剑的老家，去找孩子的爷爷奶奶。
赵剑的老家偏远，在村道下了车还要步行半个多小时。到了地方，只见三间老屋坐落在树林中，屋子下半截是条石堆砌的，上半截是土墙，前后左右收拾得干干净净，一群鸡在院坝里惬意地觅食。一条肥黄狗看见了我们，立即狂吠起来，稍后，一对七旬老夫妻撵走了黄狗，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他们是赵剑的父母，看起来非常本分。
我们介绍完身份，俩老人就不约而同地长叹起来，说他们两口子一辈子行善积德，从小就教育儿子不要做坏事，没想到赵剑十六七岁就学会了吃喝嫖赌，还三番五次坐牢，这次才出来两年又遭了，这辈子恐怕要死在牢里。
肖戈明知赵剑是家中独子，还没有结婚，却故意问起赵爸赵妈儿孙的事情。老两口一个掉泪一个哀叹，说赵剑长期坐牢，一直没找到老婆，四十好几了还是光棍一根，再“下山”他就是要奔六十的人了，哪个女的愿跟他？赵家要绝后，他们对不起列祖列宗。
“老伯，哪来绝后这一说？”肖戈扭转话头，“赵剑处了一个女朋友，如今孩子都满四岁了，可爱得很呢，你们不晓得？”
“警官，我们晓得他不缺女朋友，但过年时没得（带回来），”老两口异口同声地说，“怎么就有孩子了？”
肖戈打开手机相册，翻出刁雯女儿小玉的照片和视频，老两口接过去翻来覆去地看。
“老头，你看，这鼻子和赵剑小时候一模一样。”老太太兴奋地说。
“下巴还要像一些。”老头说。
老两口摆弄着肖戈的手机，丝毫没有归还的意思，脸上的愁云慢慢淡去，笑意逐渐爬满脸庞。肖戈见火候差不多了，问：“难不成你们没见过孙女？”
老太太说没见过，又说前不久他们才听赵剑说和一个姓刁的小女娃在耍朋友，因为以前赵剑和几十个女娃耍过，三五天就换人，他们以为这次肯定和以前一样长久不了。
肖戈趁机说，刁雯犯了事，可能要关进看守所，可苦了孩子。赵妈大义凛然地说：“犯法了该关就关，该杀就杀。我们马上去认亲，只要儿媳妇愿意，外公外婆愿意，我们立即把孙女接回家，他们想孩子了我们又送回去。”
看到“唯一抚养人”的法律障碍即将消除，肖戈当即答应带老两口去认亲。
返程时，肖戈让人通知刁雯带小玉来。就这样，刁雯带着女儿和“公婆”在所里团聚了，赵剑父母认为刁雯是给赵家传宗接代的“大功臣”，一见面就“幺儿啊”的喊个不停。刁雯大概是第一次感受到爹娘的亲热，幸福和激动化作眼泪，不停地滚落。
孩子安顿好了以后，刁雯被送往看守所，按照惯例，狱医要对她进行身体检查。在刁雯的手包里，狱警发现了一瓶依非韦伦（抗HIV病毒药物），当即后退两步，严肃地问：“谁的？”
刁雯轻描淡写地回答：“我的。”
顿时，房间里静得只听得见众人“扑通扑通”的心跳声。大家都知道艾滋病的厉害，以前抓捕艾滋病犯罪嫌疑人时，有人装病溜号，有人穿防护服，手套都要戴好几层。沉寂了分把钟后，一个年轻的同事哭丧着脸说：“戈队，你们干吧，我马上去医院打阻断，刚才刁雯上车时磨磨蹭蹭，我推了她一掌，她反身在我手上抓了几爪。你看，马上要破皮了。”
肖戈让大家冷静，问刁雯是什么时候得的病？刁雯说大半年前，在市疾控中心确诊的，在市人民医院复查的——果然，她的手包里还有一张皱巴巴的盖着疾控中心大印的诊断报告。
看守所不关押艾滋病人，刁雯再一次在我们眼皮底下溜走了，徒留我们一帮警察拿着送看守所那一张拘留证发呆。很快，刁雯患艾滋病的消息就在江城及郊县的“盘盘帽”中传开了，许多同行开始像躲瘟神一样躲避刁雯，很多案子确定是她做的也假装破不了，生怕自己办案时染上艾滋病。当然，也有一些同行冒着风险抓过刁雯，但看守所不收，法院判过一次，监狱也不收。
7
刁雯又多了一道“免死金牌”，业务也再次“开挂”。
赵剑入狱后，刁雯又耍了一个新男友，名叫李峰。此人比刁雯大七岁，早年因吸毒被“强戒”，后来又因抢夺、贩毒、强迫卖淫被判刑。二人耍到一起后，李峰建议刁雯适当收敛——不过他口中的“收敛”并非不作案或少作案，而是作案手法要升级，毕竟，当下社会监控遍布大街小巷，警方破案水平更高了。
李峰教刁雯，出手时要尽量避开监控，即使被拍也要不留相貌，指纹、足迹、DNA，全身“不带电”（不携带手机）。这对情侣租着高档轿车去偷江城及周边区县，他们将车停在县城偏僻角落，刁雯或戴口罩墨镜太阳帽，或中途换装，打摩的、乘出租车甚至走路去目的地，不管是否得手，当天一定换一个地方。
一天晚上，南区一门店一个装有上万元营业款的挎包被盗，但店铺玻璃门上的链子锁完好无损。当时这条街刚好停电，内外监控都瞎了眼。肖戈看着这次报警记录，联想到其他十几起未破的盗窃案——警方在现场都没有提取到可疑的指纹、足迹，而且这些地方，无一例外监控都比较差，甚至没有。
肖戈感觉这次的案子有点像刁雯惯用的“溜门”手法，建议所里先围绕刁雯开展一些试探性工作，但案侦队的人都不愿传唤刁雯。所长是最近从政治处调去的女警官，她不熟悉刁雯情况，说只要没有血液和性接触，染不起艾滋病，让案侦队的把人喊来，她要亲自盘问。
刁雯带着女儿小玉来，许久不见，她的肚子竟又大了起来。案件组的人先简单问了几句，就说刁雯大着肚子肯定挤不进门缝，不可能是她干的。之后，所长亲自出马，将刁雯带到自己的办公室，先给她倒了一杯凉白开，又给小玉抓了一大把糖果。所长拿出了十二分热情和刁雯聊起了生养孩子等女人关心的话题，劝刁雯迷途知返，甚至愿意“结对子”帮她改过自新。
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刁雯仍说自己最近一直在家安心养胎，不可能作案。所长也觉得刁雯可怜，两人分别前还留了电话。可刁雯下楼离去还不到十分钟，所长就风急火燎地通知案侦队长：“赶快把刁雯给老子抓回来！”
原来，所长也遭偷了。
所长的提包放在办公座椅上，里头装着她早上刚取的两千块连号现金，她给小玉抓糖果时钱还在，谈话时刁雯坐在沙发上没动，小玉满屋子窜，一定是这孩子拿了钱。案侦组立即穿上防护服，分头行动，其中一个小组很快找到了刁雯，两千元连号现金一张不少地揣在她的口袋里。刁雯毫不尴尬，说：“孩子闹着玩的。”小玉也说，是自己拿来“玩”的。
接到消息后，肖戈“啪啪”给自己两耳光。他终于想明白了——近期江城接连发生了十多起夜间门店盗窃案，店门口的链子锁都完好无损，大家一直想不通嫌疑人是怎么“入室”的，肖戈猜嫌疑人也许是小个子，是从两块玻璃的缝隙间钻进去的，但这个缝隙顶多容得下四五岁的瘦小孩子，试问有几个孩子有这么大的胆？又有这么娴熟的手法呢？
肖戈决定违规“讯问”小玉。
他先让案侦队的人将刁雯带到一楼办公室询问，又让两个年轻女警带小玉到四楼玩耍。小玉边看动画片边吃糖果，之后又和警察姐姐做丢手绢、跳房子、戴手套之类的游戏。很明显，跳房子、丢手绢小玉比不过大人，但她戴手套的速度可比女警快多了。
接着，警察姐姐又带小玉参观了四楼过道两旁共十几间办公室，特别是详细看了那间堆满各种仪器、又没有人的“技术室”。不同于其他办公室，“技术室”装的是两扇玻璃门，平常不用时就一道链子门锁锁住。
参观结束，一个警察姐姐提议捉迷藏，小玉欢快地答应了。一开始，两个姐姐躲在那些有人的办公室里，小玉很快找到了她们。接着轮到小玉躲了，警察姐姐刚闭上眼数“一二三”，小玉就奔向了“技术室”，她熟练地拉开玻璃门，泥鳅一样从门缝中钻了过去——肖戈早在这道链子锁上做了手脚，门缝只留到那十多起被盗门店门缝的平均宽度。随后，两个警察姐姐“费了好大的劲”才在技术室的柜子中找到小玉，直夸她厉害，小玉得意地说：“妈妈经常让我戴手套钻玻璃门，简单得很。”
十几件盗窃案，刁雯全认账了，还说她让小玉入室行窃是为了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我将自己的‘手艺’全部传给她，她在这个世界上才有立足之地。”
案子虽然破了，但刁雯有几道“免死金牌”护体，依然进不了看守所。
8.
2020年夏天，刁雯怀孕五个月左右的时候，她的男友李峰因贩毒被判处死刑。刁雯失去依靠，又带着小玉提走了一个门店装有两万多元现金的包。案子报到肖戈那里，他看着十多年间执法办案系统里累积的刁雯犯下的六百多起、涉案金额四百多万的案子，再次下决心送她“上山”。
2021年冬天，刁雯的二女儿小琪即将满周岁，肖戈开始行动了。为了扫清“唯一抚养人”的障碍，他打算劝说李峰的父母接管小琪。
李峰父母是土生土长的江城人，刚从私企退休不久，想到这些年为非作歹、将他们折磨得几近抑郁的二儿子，老两口暗自落泪。但他们见过的世面多，面对突然送上门的孙女，并没有被冲昏头脑，而是要求自费、自己找鉴定机构做亲子鉴定。他们表示，如果小琪真是李峰的血脉，会毫不犹豫地把孩子接回家抚养。
但是，鉴定结论让我昏了头——小琪不是李峰的孩子。赵剑的父母不知怎么知道了这个消息，也要求自费鉴定，结论让我更加昏头——小玉也不是赵家血脉。
看来，刁雯的这张“唯一抚养人”的“免死金牌”固若金汤了。
肖戈没有气馁，他让各个分局将刁雯涉嫌的案卷送到他的案头上，组织专班进行梳理，着手“积累打击”。这一查才发现，刁雯居然四次被判刑共七年半而未被收监，还有两百多起案件“在侦”。
肖戈组织我们写专题报告，列举了刁雯十多年持续盗窃的罪状，要求市局协调民政收养小玉和小琪、协调对刁雯收监。可是，迎接肖戈的是局领导的指责、民政的“冷板凳”和法院的“闭门羹”。大家都不愿意招惹这个艾滋病人，更不愿意背负对两个小孩“不人道”的舆论压力。
两个月后，刁雯再次带小玉作案被抓，这次，肖戈突然从两个小孩的亲子鉴定中想到了什么，立即让法医抽了刁雯的血。经市人民医院检验，刁雯没有艾滋病，市疾控中心复检，也认为刁雯没有艾滋病。肖戈带着我们秘访几天，查明在大半年前刁雯花了两千元请了一个年龄跟她差不多的女娃冒名做了艾滋病检查。
这一次，刁雯终于承认自己是装病的了。她说以前自己的肚子非常争气，男人一碰就怀孕，可以长期是孕妇或者是处于哺乳期的妇女，可最近两年肚子不争气了，三不两时才能怀上一次，要不了几年，这些“免死金牌”就会失效，她不得不假装艾滋病患者。为此，她还坚持定期领药，定时按计量把药丢进下水道。
有了这些铁证，肖戈修改了报告，表明刁雯存在长期故意制造怀孕、哺乳、靠“唯一抚养人”条件、冒充艾滋病患者，逃避法律的严惩。同时，肖戈提到，她的两个女儿至今都没上户口，大女儿小玉到了年龄也没入学，还被她亲手训练成了盗窃工具，已经成了手法娴熟的惯犯。两个未成年人的权益根本得不到保障，符合国家收养条件。
江城的政法、民政等部门感觉事态非常严重，五六次会商下来，民政答应对两个孩子进行国家收养，其他部门答应起诉公安移送的刁雯犯的其他案子、将刁雯没有执行的刑期和这次判决的刑期合并执行、答应收监。
2022年隆冬的一天，天空飘着细雨，刁雯被我们送进了看守所。稍后，福利院的阿姨将还在睡梦中的小玉和小琪抱上了车。肖戈沉重地掏出两千元塞给福利院的阿姨，嘱咐她们给小玉和小琪买点奶粉、玩具和衣服：“一定按时送她们上学，一定要厚爱三分。”在场的同事也都不忍心，纷纷三百五百地往外掏钱。
没多久，开庭了，加上此前没有执行的七年半刑期，刁雯最终获刑十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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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玉和小琪进福利院后，我们的打拐部门一直在为她们寻找亲生父亲。今年“六一”过后，打拐部门终于通过DNA比中了小琪的亲生父亲——一位正在服刑的毒贩。他承认曾和刁雯有过几次交往，并说服了自己的父母，将小琪接回老家抚养。
而小玉的爸爸，仍在寻找中。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