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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的一个傍晚，我收到王老师的微信，约我在教工宿舍车库旁见面，说有急事商量。
王老师的丈夫陈昭平教授曾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毕业后我留在省城工作了一阵子，2017年又在陈教授的引荐下回母校读博，这期间陈教授夫妇一直很照顾我。2018年是陈教授和王老师结婚的第7年——他们都是二婚，王老师小陈教授两岁，那年刚满50岁退休，她退休前是城西一所中学的外语教师，早年离异后一直独自抚养着女儿冬冬。如今，他们二人的子女都在国外，我便常帮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那天一见面，王老师就告诉我，前一天上午，陈教授在省肿瘤医院确诊了肺癌，晚期，已经发生了骨转移。我惊诧不已——上星期陈教授还邀请我和他一同去福州讲学，怎么如此突然？
王老师说，其实今年春节过后陈教授的身体状况便一直不佳，时常昼夜咳嗽不止。起初他们以为只是风寒感冒，都没放心上，直到前些天陈教授的颈部严重肿胀，她才陪陈教授去了学校附近一家医院检查。医生看过X光片后，立刻让二人去省肿瘤医院检查，没多久就确诊。
“医生说治的话大概能撑一两年，不治的话至多是年内的事情了……”王老师说着，眼泪便落了下来。
我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宽慰过王老师后，提出想去家中探望陈教授。王老师说，陈教授眼下正由他哥哥陈昭华陪伴开导，她约我来车库想要商量的则是另外一件“急事”，“林老师下午来探望过——说是探望，但一直在聊萍萍留学的事情……”
王老师口中的林老师，是陈昭平教授的前妻——她和陈教授是大学同学，两人曾维持了13年的夫妻关系，育有一女。离婚后，女儿萍萍一直跟母亲生活，现在正在英国读书。按照王老师的说法，他们两家人关系一直处得不错，林老师时常会因女儿的事情来家中找陈教授商议。
拿到丈夫的病情诊断报告后，王老师也立刻告诉了林老师，当天下午，林老师就来家中探望。王老师开始还心存感激，但没想到林老师很快把话题转到了萍萍留学的事上，话里话外表达的意思是，既然此前女儿的留学费用一直由陈教授负担，那就不要因为治病影响到女儿的学业。
林老师的作为令王老师很生气，因而找我“商量”的也是此事。她问我：“你是学法律的，我想问一下，像陈教授这情况，后期治病肯定需要一大笔钱，萍萍那边的（留学）费用，他是不是可以不再给了？”
这个问题其实我不好回答——因为涉及的不只是法律层面，更是人际关系层面。王老师的话有道理，但我和萍萍的私交也不错，知道她在英国读书每年花费不菲，断然缺不了父亲的资助。
思虑再三，我还是决定如实相告：按照法律规定，萍萍已经成年，陈教授不再负担成年子女教育费用的义务。但我也劝王老师，现在讨论这件事不太合适，眼下最重要的是照顾好陈教授的身体和心情。至于萍萍的留学费用，最好等了解到具体的医疗开销后再从长计议。
几番犹豫后，王老师接受了我的劝告，回家前又不忘嘱咐我说，今天她找我这件事不要让陈教授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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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过王老师不久后，陈教授也约我去学校对面的小酒馆。我顾虑他的身体状况能否饮酒，陈教授却说：“（病）得都得了，也不差这杯酒了。”
多年师徒相伴，我和陈教授已是亦师亦友，彼此间的交流很随意。 酒桌上，他先和我聊了很多闲事，从自己早年的求学经历，到手里即将结题的科研项目，东拉西扯，直到酒过三巡，才把话题转移到自己的病情上。
“我不想去做化疗。”陈教授说，因为他心里清楚，“这病不治活半年，接受化疗也就一两年，那还治个什么X！”
我对陈教授的决定并不感到意外。几年前我跟随他读研时，王老师的父亲查出晚期癌症，接受了多轮化疗，依旧宣告不治，那时的陈教授每次从医院陪护归来，总是唏嘘不已，感叹岳父接受化疗才半年便由一位“心宽体胖的慈祥老头”迅速变得干瘪枯瘦、生活无法自理，甚至数次以自杀抗拒化疗。那段时间，陈教授常念叨：“真是吓人，假如我到了那一天，绝对不治了……趁着还能动，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该吃吃该喝喝，人总归有一死，临了还折磨自己干嘛！”
那天在酒桌上，陈教授又提到了自己一位几年前就罹患癌症的老友——抗癌4年，老友的子女和亲属从悲伤到冷漠，最后几乎因为治疗费用、看护等问题反目成仇。老友的经历给陈教授极大的触动，如今轮到他站在同一个十字路口，他宁肯选择放弃治疗。
我问陈教授下一步怎么打算，他说想“出去转转”，先是说想去海南，他的师兄在那边做地产几十年，有几个风景很好的度假村，他早就想去，但一直没时间。然后又说想去昆明，他自己很喜欢昆明，本就打算退休后带王老师去那边养老。最后还说想去英国，因为女儿萍萍读书的城市很美，他一直心向往之。他越说越兴奋，说到开心处，便发泄般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我想试着找些理由劝陈教授接受治疗，但他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我刚一开口，便被他挡了回来。陈教授说，身边的人都不同意他放弃治疗，他也知道他们都是为自己好，但这件事他已经下了决心，希望我不要再和别人“说同样的话”劝他了。既然他的话说到了这份上，我一时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了。
那天晚上，我看到了陈教授发的朋友圈，洋洋洒洒数百字，写的是自己确诊癌症后的心路历程和选择以“放飞自我，享受生命”代替化疗抗癌的决定。朋友圈下有人点赞，也有人劝诫，但更多的人对陈教授的决定表达了震惊和担忧。
之后的几天里，我搜肠刮肚想再找些理由劝劝陈教授不要放弃，但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一周后，陈教授又约了一场饭局，那次受邀的人很多，有他的前妻林老师、他的哥哥陈昭华一家，还有多位与他交好的同事、朋友以及他往年的研究生弟子。即便王老师订了酒店最大的包间，我们还是坐得挤挤巴巴。
我原以为陈教授是借这顿饭正式向大伙“辞行”，但饭局一开始，他就宣布了自己的“最新决定”：“放弃幻想，接受现实，摆正心态，积极治疗。”他又解释说，此次请客，是想与一众亲朋好友最后一次畅饮，因为从下周二开始他就要去肿瘤医院接受化疗了，此后恐怕再也不能饮酒了。
在座的亲友们闻此，立即纷纷表示赞同，大家七嘴八舌地向陈教授提出各种治疗“建议”，或努力以各种身边案例排解陈教授对癌症化疗的恐惧：
“我老丈人七十多了，化疗十几次，基本找不到癌细胞了，现在天天早上下楼打太极……”
“我们单位那个XXX，带癌生活七八年，现在跟正常人差不多，他自己不说的话，没人看得出他得了癌症……”
“化疗嘛，肯定有痛苦，但就那一段时间而已，治好了就好了，你忍忍就过去了……”
“现在医疗手段发展很快，你先治着，说不定哪天有了新疗法，你现在不配合治疗，让病情继续发展下去，到时不得老后悔了？”
“我们都是你强有力的后盾，以后你有啥事都跟我们说，想吃啥、想喝啥、想去哪儿，我们绝对有求必应，随叫随到！”
陈教授面带笑容，一一敬酒回应亲友们的建议和祝福，仿佛患癌的并非他本人，一众亲友也强颜欢笑，为饭局尽力维持着一种看似愉悦的气氛。不过中途我去卫生间时，遇到的宾客大多面色凝重，王老师更是几次借故出去，去走廊上默默流泪。
送陈教授回家的路上，他已是醉眼朦胧。我悄悄问他为何突然改了主意，他叹了口气说：“我确实不想治了，但不治不行啊，我还有牵挂，而且我的‘任务’也还没完成呢。”
我问他什么“任务”，他笑了笑，没说。
临分别时，陈教授托我帮忙准备两份礼物——他的两个女儿得知他患癌后，都说要回国探望。以前萍萍和冬冬每次回来，他都会精心准备礼物，但这次因为患病，心情烦乱，他担心自己挑选的礼物送不到女儿们的心坎上。
3
到了2018年夏天，陈教授已经接受化疗有一段时间了。虽有心理准备，但巨大的副作用依旧令他痛苦不堪，好在有两个女儿都在身边陪伴，这成了他唯一的慰藉。尤其是亲生女儿萍萍，此前因为学业繁忙，已经两年没回国了。
6月份的一个深夜，我接到王老师的微信，问我方不方便去他们家里一趟。我以为是陈教授身体有突发状况，急忙赶了过去，可进屋后却看到陈教授正坐在客厅沙发上，脸上带着怒气，还挂着泪痕。
我还未来得及开口问原因，陈教授就让我给萍萍打电话。见我有些懵，王老师解释说，萍萍后天就回英国了，今晚本是来家里向陈教授辞行的，但父女两人因为一些事情发生了争吵，萍萍摔门而去，随即又把陈教授和王老师两人的手机、微信都拉黑了。
“你有萍萍的微信好友，看能不能联系她，劝她明天再来一次家里，跟她爸爸好好聊聊。”王老师说。
我马上掏出手机想给萍萍发信息，却发现自己的微信号码同样被萍萍拉黑了。陈教授似乎预见了这个结果，只是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问了一圈，身边所有能联系上萍萍的人都被萍萍拉黑了。
我问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陈教授只是叹气，也不愿多说。我只好安慰他，按照之前的约定，后天中午我还要送萍萍去机场，到时我再劝劝劝。陈教授说“好”，叮嘱我要是联系上萍萍之后，一定让她给自己打电话给他。
但之后萍萍再没联系过我，也没找我送机，她出发回英国那天，陈教授执意让我带他去机场找女儿，只是那天也是陈教授化疗的日子，我和王老师全力劝说，才让陈教授放弃了这个想法，闷闷不乐地去了肿瘤医院。 直到半个月后，在我单独陪陈教授去医院拿药的路上，他才告诉我那天晚上家中发生的事情。
“今年年初，冬冬在美国结婚买房，大头儿是男方家出的，我和你王老师资助了冬冬20万……先前我也答应过萍萍给她在英国买车，原本承诺的也是给她20万……”
陈教授说，他本想在钱的问题上对两个女儿“一碗水端平”，但前段时间医生建议他做靶向治疗，减小化疗痛苦，但“K药”的花费不菲，且不能走医保，他便想跟萍萍商量，能否只给她10万。萍萍开始是同意的，甚至跟他说车不买了，让他留钱安心治病，一度令他十分感动。但那天晚上，萍萍突然改变了主意，坚持要钱买车，陈教授无奈之下提出“我和妈妈（林老师）各出10万”的建议，没想到一下激怒了女儿。
“她怨我没有一碗水端平，当着你王老师的面说了些难听的话……你帮我给她挑的那个礼物也还给我了……”愁容再度爬满陈教授的面庞。
我知道陈教授一直是个很潇洒的人，对钱看得很开。2004年林老师公派出国留学，两人的婚姻出现问题，陈教授虽不是过错方，但离婚时还是将大多数财产留给了林老师和萍萍。陈教授很疼爱萍萍，经常把女儿挂在嘴边，萍萍也很优秀，先是考进国内一所985高校的重点专业，毕业后又去了一所英国名校读硕士。
林老师在海外的第二段婚姻失败后回到国内，就职于一家培训机构，依然与陈教授和王老师夫妻俩保持着不错的关系。我读研时参加过陈教授的家宴，席间王老师和林老师各自带着女儿，其乐融融，好似一家人。萍萍和冬冬后来都出了国，回国探亲也都会给对方母亲送礼物，节假日两位母亲也经常结伴外出，外人乍一看，几乎会把她们认作亲戚。
我曾问过陈教授是如何协调好两位“师母”的关系的，他起初颇为骄傲地说是依靠自己的“人格魅力”，直到后来一次陪他喝酒时，他才吐露实情——萍萍和冬冬在国外留学的花销，几乎都是由他负担的。我当时问他，王老师不会反对吗？陈教授说，王老师的性格和脾气都是万里挑一，不会去计较的：“萍萍是我亲生的，给她花钱是天经地义。冬冬虽然不是我亲女儿，但我和他妈结了婚，有事（王老师）提出来了，我也不能不管，对不对？”
我那次也问了冬冬亲生父亲的情况——按道理，他也该负担部分亲生女儿的花销——但陈教授说了我才知道，王老师的前夫早年因为经济案件入狱，服完刑后早已身无分文，而冬冬高中毕业后就远赴美国求学，王老师是变卖了家里的房产，才保障女儿完成了学业，与陈教授结婚前，她一直靠租房生活。
而林老师当年为了那段异国婚姻放弃了国内的教职，学业最终也没完成，归国后未能找到理想的工作，萍萍去留学这笔费也只能陈教授承担。
陈教授的年薪大概20万，各种科研奖励及外出“走穴”的收入相加，每年另有10余万。他觉得按照自己的收入情况，足以应付家庭及女儿们在国外的开销。只是病魔到来得太突然，他丝毫没有准备。虽然按照他的职称级别，癌症常规治疗费用个人只需承担5%左右，但他若想接受靶向治疗，就必然需要负担另外一大笔开支。
得知陈教授病情后，我父母也曾来学校探望，父亲有意资助，但被陈教授婉拒了。他说，三五万对他的病来说是杯水车薪，三五十万他又不敢接受，怕身后给妻女留下重债。“家里大概还有80多万存款，应该能应付……”我父母走后，陈教授为了让我放心，悄悄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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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春节过后，我在朋友圈看到了王老师在国内某众筹平台发布的为陈教授筹集治疗费用的链接，筹款金额100万。我没太在意，只是略微感觉这事不太符合陈教授的一贯作风。跟同门师兄聊起，他说大概是因为医疗费用确实超出了陈教授的承受能力，也没什么其他办法了。
几天后我去学院开会，被一位学院领导单独叫到了办公室。领导问我陈教授治病的详细情况。我以为他是关心陈教授病情，便把自己知道告诉了他。但领导听完后直接让我帮忙劝说陈教授，把众筹信息赶快撤掉，说这条信息给陈教授本人和学校都惹来了麻烦。
“现在说啥的都有——有人说‘现在连大学教授治病都得靠众筹凑医药费了，普通人得了病岂不是死路一条’；有人怪学校卸磨杀驴，连在编教师的医疗费用都不承担，害的教授治病得靠众筹……”当然，也有人对陈教授一家产生了质疑，说陈教授既有医保，家里又有车有房，子女还都在国外留学，生了病不去卖车卖房，却到网上搞众筹，分明是不想花自家钱。说好听些是自私，说不好听就是在骗钱。
领导说，眼下有人把这件事放到了社交平台上，引起了一些讨论。现在学校面临的舆论压力很大，上级单位已经为此问询到学校了。我向院领导坦陈，自己作为陈教授的学生，不太合适掺和这事，建议领导找王老师商量。领导说，已经谈过了，王老师发起众筹的态度很坚决，但凡他们能做通王老师的思想工作，就不会跟我提这件事了。
“这样吧，你就帮忙侧面了解一下，众筹医药费这件事，究竟是陈教授本人的意思，还是王老师替他做的决定。”谈话的最后，院领导拜托我。
我虽不太理解院领导的意图，但感觉这件事应该不需要通过“侧面了解”，就直接给陈教授发了信息。当天晚上，我收到了陈教授的回复：“知道了，我去跟学院解释，你搞好学习。”
之后，那条众筹链接就消失了，筹款金额停留在12万左右，捐款者大多是陈教授的亲友和以前的学生。学院也发起了一次官方捐款活动，为陈教授另筹了几万块钱。陈教授本人对此表达了感谢，但王老师很生气，私下也说过，如果不是学院强加干涉，她至少能为陈教授众筹到一半医药费。
到了2019年7月，陈教授又把我叫去了家里——那天王老师恰好外出，陈教授犹豫了许久，跟我说：“你王老师被骗了70多万……”
我吃了一惊，忙问怎么回事。
陈教授说，前些天，王老师告诉他说，自己于2017年初在前同事的介绍下参与了一家名为“XX创投”的P2P投资。起先只投了5万块，当年便拿到了7000块的收益。之后王老师加大了投资额，到项目“爆雷”前，总共投进去了70多万，“几乎是家里全部的存款了……”
彼时陈教授每月的靶向药物治疗费用约5万，全程自费。陈教授说，王老师给他的解释是，按照P2P机构给出的投资收益率，这笔70万元的投资每月的收益大概有5万，刚好覆盖陈教授的治疗费用，相当于不动存款，单靠投资收益就够治病。在她看来，这是一个相当完美的计划——当然，前提是那家“XX创投”没有“爆雷”。
“那笔钱一时半会儿取不出来了，那家P2P公司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每月返一部分钱，具体到我们的情况，每月给2000元左右……”说到这儿，陈教授的神情复杂——按照70万元的投资本金计算，若想收回这笔钱，大概需要30年。
我只感觉不可思议，印象中，王老师做事谨慎，节俭到平时连家中的包装袋都舍不得丢，怎么会在如此关键节点上冒如此大的风险？
陈教授也很困惑，他说虽然家中存款都由妻子保管，但平时连买被单床罩这样的小事王老师也要跟自己确认，生怕买不到他心里去，但这笔巨额投资自己却自始至终被蒙在鼓里，直到“爆雷”后才知道实情。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他让王老师报警，王老师却拒绝了，理由是所在“投资群”的群友们一致商定绝不能报警，因为报警后那家公司就有被查封的风险，他们连每月的2000块钱也拿不到了。
“她坚持说那家公司只是暂时遇到了困难，老板承诺很快会把海外项目资金抽回来兑现他们的投资……”陈教授说他不相信这些说辞，拒绝报警更让他对妻子产生了怀疑。
单纯站在已经被套牢的投资者的角度考虑，王老师的做法似乎也存在一定的合理性。我查了一下那家公司的相关信息，一些论坛和贴吧里确实有不少自称上当的投资者发表各式言论，内容也跟王老师所说相符。我把手机递给陈教授，他扫了一眼，说这些自己也查到了，但如何确定王老师真的把钱进这家公司呢？我说，这么大笔的投资肯定有转账记录吧？陈教授说，王老师确实也给他看过转账记录，但钱是转进了介绍她投资的那位前同事账户里的，王老师的解释是，那位前同事的“账户级别高”，收益也高。为了证实自己的话，王老师还给陈教授看了微信聊天记录。
但这依旧无法彻底打消陈教授的疑虑：“你说，她会不会……”我知道他没说出口的话，也不好给出结论，只能建议他，事到如今，要么装糊涂，要么报警，把事情闹大。
陈教授选择了前者。
5
自我们7月那次见面后，陈教授没再提过“爆雷”的事。9月中旬，他委托我帮忙卖掉他名下的一套房产，用以维持靶向治疗的后续费用。我问他要不要先跟王老师商量一下，他说不用，因为房子是他和王老师结婚前买的。我本考虑要不要买下来，但父亲不同意。我只得帮忙联系了房屋中介，中介挂出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后，很快成交了。
卖房的事自然瞒不过王老师。她很委屈，私下跟我说，她是真的遭遇了“爆雷”，我也不好多说什么，找了几句安慰的话搪塞了过去。
和父母说起此事时，父亲先是感慨陈教授的房子卖亏了，又说陈教授此举是理性的，假如这关口因为钱的事和王老师翻脸，他可能落得人财两空。我问父亲为什么不让我买陈教授的房子，父亲说这套房子后续会有很多麻烦，告诫我尽量别掺和陈教授家里的事情，尤其是关于钱的事，不然会惹一身腥。
很快，现实就应验了父亲的劝诫——林老师也来找我了。
林老师在一个下午把我约去了校外的咖啡馆。先讲了对王老师众筹医药费和投资爆雷的看法，说这都是王老师在保存财产，为陈教授去世后做打算。我既不好应和也不好反驳，只能保持沉默。
最后，话题还是转到了卖房上，林老师再三确定我不是那套房子的买家后，才说那套房产虽是陈教授的个人财产，与她无关，但却与萍萍有关，即便为了治病卖掉，也应经过她的同意。总之，卖房这件事损害了她和女儿的权益。
我明白林老师说这话的逻辑——陈教授过世后，无论“婚前财产”还是“婚后财产”都属遗产，理论上，萍萍都有权继承。但我还是有些恼火：“难道父母治病还得经过子女同意？哪怕花自己的钱，也要考虑这笔钱将来会成为遗产、用来治病会动到子女的‘蛋糕’吗？”
林老师愣了一下，直接说：“理论上的确如此。”
“这样的话，父母和子女间岂不没有感情只剩财产了？”
林老师说，今天我们只谈财产，不谈感情。
我说：“这种事情没得感情就没得财产，你把陈教授惹恼了，他一份遗嘱就能剥夺女儿的财产继承权。”
林老师说：“那是我们家的事，用不着你来操心。”
我不想因为这些事情跟她发生争吵，平复了一下情绪，问她来找我究竟要做什么。林老师也没再兜圈子，直接说让我约买房人来，取消这笔交易。
我被气笑了：“这怎么可能？你在想什么呢？”
“如果你不想做恶人，可以把买家信息给我，我去找他谈！”我说自己只是帮忙联系了中介，她又跟我要中介的联系方式，我说事情办完后便删掉了，她不信，但也没办法，就说要去找陈教授谈，临走时撂下了一句：“别让我知道你得了啥，不然咱法院见！”
林老师走后，我给陈教授打去电话告知情况，陈教授说，林老师已经去他家里闹过了：“她早就记挂着那套房子了，没想到被我卖了，气不过……”
2020年初，学校因为疫情封禁，我只能在线上与陈教授联系。陈教授说自己身体情况尚可，与自己同病房的几位病友都相继离世了，幸亏有王老师的照顾才能坚持到现在。买车的钱他已经给了萍萍，父女二人也重归于好，萍萍很担心他，只是受困于疫情，暂时无法回国。
我劝慰陈教授安心治病，期间看到有关“XX创投”的后续消息，悉数转发给他。陈教授只回复我：“就这样过去吧，烦心事不再提了。”
2020年8月，陈教授跟我说湖南某高校邀请他去讲学，想让我陪他一起去。我很诧异——靶向治疗虽有疗效，但他的身体依旧虚弱，显然不合适参与讲学这类活动。但陈教授的态度坚决，说自己身体没问题，疫情在家憋了大半年，很想出去走走。 看在有王老师陪同照顾的份上，我答应了陈教授。
去湖南的路上，陈教授嘱咐我和王老师，不要向主办方透露他患癌的消息，不然传出去以后没人再找他讲学了。王老师叹着气说，你这副样子人家一看便知，哪用我们透露消息？
见面后，主办方负责人果然被陈教授的病容吓了一跳，一再询问他的身体状况，陈教授以自己“大病初愈”瞒了过去。
后来趁陈教授在台上讲课，王老师气愤地对我说：“萍萍太过分了，又找她爸爸要钱，老陈为了不让女儿失望，命都不要了。”
我这才知道，萍萍向陈教授说自己急需10万块钱，关系到毕业后在海外拿“绿卡”。为了尽快凑够这笔钱，陈教授从6月份起便拖着病体四处讲学，前几次讲学都在省城市内，陈教授勉强完成。这次出省，是因为对方给的酬劳高，陈教授也着实想挣这笔钱。
我说以前感觉萍萍的性格蛮不错的，没想到能做出这种事。王老师却说，“女儿这样对爸爸，八成是妈妈在背后撺掇”，她妈妈知道陈教授这病是个无底洞，担心治到最后落个“人财两空”。
“另外……”后面话王老师没有说出口，我猜，她想说的大概是林老师也在防着她。
原本3个小时的学术讲座由于观众的热情提问延长了半小时，结束后，陈教授已经严重体力不支，我和王老师搀扶着他返回休息室。本来第二天上午还有一场访谈，陈教授说自己很不舒服，让我帮忙去跟主办方协调，看能否推掉。
得到主办方同意后，我驾车带他连夜返程，下高速后就直接去了省肿瘤医院。进医院时，陈教授已经无法说话，医生检查后，发现他的胸腔内充满积液，十分凶险，好在抢救及时，没有发生意外。
医生警告陈教授此后不能再有类似的冒险行为，他心有余悸地答应了。可医生一走，他就很欣慰地说：“真担心倒在讲座现场，好在撑了下来，这笔酬劳到账后，萍萍要的那笔钱算是凑足了。”
6
陈教授在钱上的烦心事还远未结束，2021年3月，王老师再次找我咨询——这次是陈教授的哥嫂一家给他们出了难题。
陈教授的老母亲依旧健在，已是90多岁高龄，且患有阿兹海默症。几年前，陈教授为赡养母亲，自己出资18万，在老家村里盖了一栋新房，用的是哥哥陈昭华的宅基地。兄弟二人当年约定，母亲过世后，这栋房产归属兄弟二人共有。
前段时间，陈教授的哥嫂联系王老师，希望她劝陈教授放弃这栋房子的所有权，理由是，一旦陈教授走在老母亲前面，赡养老人的义务便都落到了哥嫂身上，他们经济压力很大。他们又进一步提出，如果陈教授答应放弃这栋房子的权益，他们到时也不再过问陈教授的遗产。
王老师说，这件事她一直没敢跟陈教授讲，一来她不知道陈教授哥嫂的说法有没有法律依据，二来陈教授的病情时好时坏，她担心这事会刺激到他。
我明白陈教授哥嫂的算盘——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如果陈教授身故在先，他母亲作为法定继承人可以分得一份遗产，待到母亲去世后，哥哥陈昭华也可以顺位继承。所以我建议王老师答应陈教授哥嫂的要求——一来他们的要求不高，二来省去了之后很多遗产分配的麻烦。
可王老师却不同意，她说陈教授哥嫂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因为老家的房子即将拆迁，她认为按照陈家兄弟俩当年盖房时的协议，陈教授也应分得一半拆迁款。至于哥嫂所谓“不再过问弟弟其他遗产”的说法，她觉得更是无稽之谈——这两年为了给陈教授治病，自己家家底基本被掏空，以后陈教授即便留下遗产，数额也相当有限，与拆迁款相比就是九牛一毛，眼下癌细胞对靶向治疗的药物产生了抗药性，治疗效果逐渐减弱，医生已经建议陈教授更换药物，这又将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因此，这笔拆迁款对陈教授很重要。
陈教授的哥嫂给了王老师两周时间，声称她到时如果不给出答复，他们便去找弟弟本人去谈。我了解这个陈昭华的情况，他年长陈教授6岁，一直在老家务农，2个儿子都在广东打工。他家的经济状况不好，经常需要陈教授接济，每次来陈教授家都是连吃带拿。陈教授虽偶有抱怨，但一直以来兄弟间的感情还算不错，奈何此时，做哥哥的也动起了一些心思。
王老师既不想与陈教授哥嫂一家撕破脸面，又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问我有什么办法。我说唯一的办法就是让陈教授的母亲主动放弃继承权，这样一来陈教授哥嫂的要求便失去了法律依据。王老师苦笑，说陈教授的老母亲患“老年痴呆症”多年，现在连人都认不清，哪还能管得了这些？若不然，哥嫂也不会提出这种要求。
我说那真没法子了，事已至此，你也别再顾及什么亲戚间的脸面了。王老师却叹了口气，说陈教授想百年后归葬祖坟，此事得靠哥嫂协调张罗，确实没法撕破脸。
4个月后，为了老家这栋的房子问题，陈教授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我建议他正式聘请个律师到场，但他犹豫再三后还是拒绝了，理由是“不想闹得太丑”。他恳请我以“见证人”的身份参加家庭会议，并提供一些法律方面的咨询，我答应了。
那天，除陈教授夫妇和陈昭华夫妇外，林老师也代表女儿萍萍参加了会议。这次家庭会议的氛围很压抑，全程都是王老师、林老师和陈教授的嫂子在拉扯。陈教授躺在沙发上闭目养神，陈昭华每隔十几分钟便去门外抽根烟，忧愁中带着尴尬。
陈教授的嫂子列举了自家经济方面的困顿和未来赡养老人的不易，说如果陈教授和王老师满足她的要求，她和丈夫除了不再参与之后的遗产分配、帮助王老师处理陈教授的后事（归葬祖坟），还愿意一次性拿出10万块钱帮陈教授缓解眼下换药的燃眉之急。
后来，陈教授的嫂子把这笔救急钱提高到了18万，相当于归还当年陈教授建房时的花销。王老师勉强同意了，但林老师却坚决不松口——按照她事先的计算，陈教授身故后，萍萍能继承的拆迁款大概在40万，如果陈教授放弃老家房子的权益，把换来的18万投入后续治疗，女儿那边未来可能就分文落不下了。
林老师的要求是：陈教授将老家房子的权益让渡给萍萍，看在陈昭华夫妇的经济状况上可以酌情减少分配比例，下限是全部拆迁款的40%。作为交换，萍萍不再继承陈教授的其他遗产——当然，若有债务的话也不负责偿还。
林老师的要求自然遭到陈教授嫂子的拒绝，王老师也不同意。王老师说，既然现在问题摆上了台面，那就按法律规定分配，房子的权益该怎么分就怎么分，未来陈教授的遗产也这样做。她让我解释了有关遗产分配的相关法律规定，表示自己愿意遵守法律，也希望大家按法律来。
王老师的建议立刻引起了陈教授嫂子和林老师的不满，她们立刻提及之前众筹医药费和投资爆雷的事，让“愿意遵守法律”的王老师先解释清楚那些钱的去向。
眼见三方剑拔弩张，陈教授赶紧叫停了这场尴尬的会谈。大家不欢而散，陈教授的嫂子撂下一句“以后（陈教授）的事不要再找我们”就愤然离去，林老师则把王老师叫出屋外，说是要“单独聊几句”。
众人走后，我扶陈教授回床上休息，去卧室时，陈教授情绪突然失控，他冲已经空无一人的客厅边哭边吼：“我还没死呢！怎么都这么着急！”继而猛地抡起干枯的手臂，把酒柜上的摆件一股脑甩到了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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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底，陈教授体重骤降至不足百斤。那次家庭会议后，他心情一直十分低沉，对治疗也产生了负面影响。一天，他约我去他办公室见面——那是他开始癌症治疗后第一次约我去办公室，我想他可能有些体己话想跟我聊。
果然，我来到办公室时，陈教授正蜷曲在沙发上吸烟。他以前烟瘾很大，但从化疗起便戒了。陈教授说，他自己其实已嗅不出烟味了，只是心烦，找个东西排解而已。又说，早知如此，当初就不该治病，自己安度余生，家人们也不会为钱起争端。
“按理说你是外人，但现在却成了我唯一的自己人。”陈教授略带自嘲地说，他感觉自己在亲人眼里似乎只是一个破了底的存钱罐，他们对其中属于自己的那份虎视眈眈，又担心自己这个存钱罐把钱漏光，如今他对所有人都心存疑虑，不敢完全信任。
我说王老师还好吧，这几年她一直尽心尽力地照顾您。陈教授笑了笑，没说什么。
陪他吸了两支烟后，陈教授话入正题。他说半个月前，老家那栋房子拆迁的消息得到证实，于是亲人之间丑话重提，林老师让他“给女儿一个交代”，哥嫂让他“别忘了亲娘”，大家闹得不可开交，一度扬言“走着瞧”。陈教授痛定思痛，感觉有些事已不可避免，干脆草拟了一份遗嘱，想让我帮他看看其中关于财产分配的部分是否合理并符合法律规定。
对于妻子，陈教授打算用自己得到的拆迁款给王老师另购一套房产，因为两人现在住的是学校的“周转房”，他死后房产有被学校收回的可能，陈教授想在自己走后给王老师留一份生活保障。
对于女儿，陈教授说他仔细算过，家中剩余的存款，加上自己过世后的丧葬费、保险费等，大概会有20多万，这笔钱留给萍萍，应该足够帮她完成在英国的学业。他已经试探过王老师的态度，王老师表示同意，还说以萍萍的学业为重，假如这笔钱不够，还可以把家里的车子卖掉，钱也打给萍萍。
对于老母亲，陈教授说自己多年来每月坚持付赡养费，即便患癌后也未停止，逢年过节或得到额外收入时还会给老太太大额转账，眼下这笔钱大概也有10多万，一直由哥嫂代为保管，足以赡养母亲了。
另外，几年前大侄子结婚时，哥嫂从陈教授这里借了7万块钱，此后一直以经济困难为由没有归还。陈教授想和王老师商量，把那笔钱同样作为母亲的赡养费用，不再讨要了。至于哥嫂提出的其他要求，陈教授想直接拒绝，“实在是顾不了太多了”。
陈教授问我这份遗嘱是否合理？我说挺合理。但他还是纠结于分配方案能否令众亲属满意，陈教授说，他不想自己走后家人因遗产起争执，尤其是两个女儿，“虽没有血缘关系，但能像亲姊妹一样，彼此有个照应”。
我劝他不要想太多，“让所有人满意是不可能的”。陈教授说至少自己做到“一碗水端平”。我很想说真正觊觎水的人，是不想碗被“端平”的。但犹豫再三，这话没说出口。
最后，本着财产继承中遗嘱效力大于法定效力的原则，也为了更加稳妥起见，我强烈建议陈教授找一位有经验的专业律师协助订立一份正式遗嘱，但他还是对律师介入非常抗拒。我一再劝说，他也没有答应。
2022年春节期间，陈教授公开了这份“遗嘱”，立刻遭到了亲属们的反对。
首先是林老师不同意，她计算过陈教授大致的遗产金额后，认为女儿能拿到的遗产数额太少。她虽没有反对陈教授给王老师买房，但要求新房的产权必须体现萍萍的份额——说白了，就是房产证上要写王老师和萍萍两个人的名字。
听到林老师的要求后，王老师针锋相对，提出冬冬虽是自己和陈教授的非婚生子女，但也有财产继承权，如果林老师要这样算，那萍萍那份遗产中，冬冬的份额也得算出来。前任现任妻子不欢而散，陈教授只得打越洋电话征求女儿的意见，萍萍只说，一切听母亲的。
陈昭华夫妇也不认可这份分配方案，哥嫂觉得陈教授正高职称，收入稳定，存款必然不菲，癌症的医疗支出有医保报销，经济状况肯定不像他说的那样窘迫。他们要求陈教授另外拿出13万，加上之前自己欠着的7万元，凑足20万，作为老母亲以后的赡养费用。王老师将陈教授接受靶向治疗的自费清单提供给哥嫂并做了详细解释，但也没能说服他们。
“说白了，他们家就是报复我和陈教授不肯放弃老家房子的权益……其实哥嫂也是被他们的孩子们逼的。”王老师对我说过，陈教授的嫂子私下找过她，说自己2个儿子都指望着拆迁款，尤其是小儿子，30多岁了，经人介绍了门亲事，答应了女方家8万8的彩礼和近郊一套全款商品房，全指望着这笔拆迁款呢。
亲属们又一次为财产分配问题闹得一地鸡毛，陈教授的遗嘱只能搁置。他问我如何是好，我劝他，这件事干脆完全按照您自己的想法处置吧，不要再受外界影响。
身心俱疲的陈教授终于听从了我的建议。
2022年5月，陈教授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各种治疗方案都失去了作用。由于癌痛，他不得不接受超剂量止疼药的介入，经常处在半昏睡状态，即便在和我聊天解闷时，也会突然睡去。王老师悄悄告诉我，主治医生坦言，陈教授已经处于“维持”的最后阶段了。
昏昏沉沉也好，至少能过一段清静时光，总比面对那些烦心事强。我想。
2022年10月，陈昭平教授病故。受疫情影响，丧事从简。
葬礼虽简单，但气氛很压抑。整个过程中，王老师和陈昭华分别招呼着各自的亲朋友人。葬礼结束后，我陪王老师返城，路上她向我吐槽陈教授哥嫂，言语中充满了愤怒——由于陈教授生前未能满足哥嫂提出的放弃老家房子的要求，两家人几乎翻脸，如果不是最后时刻与陈教授有故交的乡镇领导出面协调，陈教授甚至无法归葬故乡。最令王老师愤怒的是，她的名字没有被刻在陈教授的墓碑上，哥嫂给出的理由是：不能确定此后她会不会再婚。
“他们把责任归到了我身上，认为是我撺掇他弟弟分那套祖宅的拆迁款……”
临别时，王老师想委托我来做她的代理律师——林老师和陈昭华夫妇对陈教授生前订立的那份遗嘱非常不满，要打官司，所以她要提前准备。她觉得我了解事件的前因后果，又是陈教授的学生，非常合适。我自觉能力不足，也不想再掺和这事，就帮她介绍了一位做律师的朋友认识，以备不时之需。
尾声
陈教授的遗产纠纷，断断续续持续了1年多，直到2023年11月才尘埃落定。
事后，律师朋友告诉我，其实陈教授的遗产很少，之所以折腾这么久，是因为当事三方始终在较劲，彼此各不相让。他很少遇到这种情况。
我深表认同——说来可笑，陈教授生前曾将他的部分藏书和科研资料赠送给我，开始他的亲属们并未反对。可陈教授去世后，他们不知为何反悔，坚持要求我归还图书资料，我只好照办。
很久之后，王老师再次把书赠送给我，我问为何，她说，林老师一直怀疑我在掺和陈教授的家事，认为证据可能就藏在陈教授送我的书里。为此，林老师把图书资料索回后进行了反复检查，又找专业人士做了评估，确定没有价值后才打算卖废纸。好在王老师帮我留住了这些书，算是对我帮她介绍律师的答谢。
“简单说吧，所有遗产都几乎做了平均分配，但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吃了亏。”律师朋友最后如是总结。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