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一辆人力三轮车停在了这幢三层楼房下，光头走了进来，凶恶地对我说：“收拾东西，快点滚蛋。”
我不明就里，机械地收拾好铺盖卷儿，还有博尔赫斯，将它家在铺盖中间。在以后漫长的恐怖的日子里，博尔赫斯是我唯一的精神寄托。我一边品味着人世间最丰盛的精神大餐，一边体味着人世间最恐怖的血奴生活。
跟着光头，我走到了楼下，三头恶犬依然在发出愤怒的低吼，黑白夹杂的短髭站在一边，冷漠地看着我，我不知道他是谁，他是什么身份，也许他仅仅是这幢楼房的房主，也许是血奴群落中另一种身份的人，我直到离开这个群落，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我把铺盖卷儿放上车厢，刚准备登上去，光头又在大喝：“伙食费住宿费结算了，20元钱。”他伸出一只熊掌一样肥厚的手。
我在这里居住了一个晚上，吃了两餐饭，就要支付20元钱。这是在遥远的偏僻的乡下，这里的床铺都是床板搭就的，一躺上去就不堪重负似地吱吱响，硌得人浑身疼痛；这两餐饭都没有吃饱，除了白菜萝卜，还是白菜萝卜，这样的饭菜连楼下那三只恶犬也不吃，而现在，我还要支付20元的食宿费。
然而，在这里，我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举目无亲，形单影只，我只能忍受他们的摆布。我掏出20元递给了光头。
登上了三轮车，我异常惶恐，不知道他们会带我去往哪里。但是，他们绝对是不会让我离开的。乡间道路凹凸不平，我双手抓着栏杆，竭力保持身体的平衡。四周一片黑暗，远处有几点灯火在闪烁，还传来狗的叫声，声音时有时无，时断时续，显得模糊而不真实。三轮车路过了一块坟地，那些青石做成的墓碑，在这样的夜晚里，散发着冷冷的光泽。鬼火在坟地间跳跃，忽上忽下，忽前忽后。三轮车夫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低着头，弯着腰，也听不到他的喘息声，我突然后背发凉，身上毛发根根竖起，抓着栏杆的手心全是汗水，莫非这个三轮车夫就是一个鬼，他为什么会拉着我来到这里，来到这片乱坟岗？他想做什么？
月亮升起来了，融融的月光像牛奶一样，让四周显得朦胧而混沌，仿佛隔着一层毛玻璃。我睁大眼睛辨别着周围的树木、田地，还有似乎总也走不到边的坟地。突然，坟地里站起了一个身影，很单薄，像坟茔上树立的纸扎，又像是麦田间站立的稻草人，长发披拂，没有眼睛，只有两个深深的黑洞。“啊——”她长声嘶叫着，声音像刀子一样，划破了隆隆的天幕，又像受惊的鸽子一样，飞向远方。
我大叫一声，从三轮车上掉了下来。
我躺在地上，惊魂未定，突然听到三轮车夫的喊声：“滚开，再不走就剥了你的皮。”
原来，三轮车夫是一个真正的三轮车夫，他会说话，他不是鬼。而那个长发披拂的女子，也不是鬼，她只是附近村庄的女疯子。我站起身来，看到女疯子呀呀叫着，向远方跑去，跑成了一阵风。
我们继续向前走，终于走出了乱坟岗，来到了一片开阔的草地上。我说，歇歇吧。他说，歇歇吧。
我递给他一支香烟，替他点燃，他用手指拍拍我的手背，表示感谢。然后，我们就坐在了草地上，慢悠悠地吸着香烟，看着悬挂着一弯残月和几颗星星的天空，远处的村庄一片静默，像漂浮在大海中的孤岛，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青草的芳香，很细很细，绵绵不绝，这种气味让人沉迷。此后，我再也没有闻到过那样的芳草气味。
而此后，我再也没有经历过那样的一个夜晚。这样的夜晚只有农村才有，而现在的农村，土地被卖给了工厂，田园生活已经被彻底打破，曾经的青山绿水被工业污染所代替，我们只能在老照片和传说中寻找田园牧歌的背影。
美丽的乡间夜晚，现在只是传说。
那些年的农村，时间似乎凝固了，静止了，人们判断时间的标准是太阳和月亮。太阳升上来了，这是早晨；太阳到头顶了，这是中午；太阳落下山了，该回家吃晚饭。月亮升上来了，督促孩子睡觉；月亮升到了头顶，这是半夜；月亮落了，天快亮了。那时候判断时间还有一个标准，这就是动物。鸡儿上架了，天要黑了；毛驴叫唤，这是半夜；雄鸡啼鸣，天要亮了。后来，叮叮当当的钟表让时间细化为表格，人类的生活也变得忙碌而琐碎，生命也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曾有的安逸被繁忙所代替，曾经的清明被财富所代替。人类劳碌并空虚着。
那时候有很多农谚，这是几千年来口耳相传的。鸡儿上架早，明天天气好；早晴不出门，晚晴行千里；雨中闻蝉叫，预告晴天到；麻雀囤食要落雪，燕子垒窝要落雨；翻地翻得深，黄土变成金；粮食冒尖棉堆山，寒露不忘把地翻……然而，现在，这些流传了几千年的农谚，现在只在那些长长胡子的嘴巴里传播。它们就要绝迹了。后世的我们再也看不到，再也听不到了。
那时候还有很多农具，犁耧耙耱耩子铧，铁锨笼担和木叉，现在也已经消失了，这些农村生活的标志物，曾经被一代代的手掌磨得光滑而精致，变成了农民身体的一部分，而现在却被遗弃在一家家低矮的四面透风漏雨的茅草房子里，被蛛网覆盖，被蛀虫啃食，它们和它们的主人一样，正在一天天变老，一天天沉默，一天天消失。
那时候有很多动物，麻雀、喜鹊、乌鸦、斑鸠、布谷、画眉等等等等，它们是农村孩子的伙伴，它们陪伴着农村孩子走过了幸福而多彩的童年，它们点缀了农村孩子单纯的梦想，每天早晨，麻雀叽叽咋咋的叫声将孩子们唤醒，门前的喜鹊让孩子们一天都有好心情。到了收获的季节，耳朵边充盈的是“算黄算割，算黄算割”的声音，我小时候每年收割麦子的季节都能听到这种鸟的叫声，大人们说，这种鸟在告诫人们哪里麦子黄（成熟）了，就割哪里的。千万不能等候，否则会下雨。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它的名字。到了秋季播种的时候，耳边就会响起“布谷布谷”的鸟叫声，那是布谷鸟让人们赶快播种。
那时候有很多节气，一共二十四个。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我们农村孩子最初的识字就是从这些节气开始的。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我们不会写麦当劳肯德基，不会写耐克阿迪达斯，但是我们会写这些散发着泥土气息的字，每个字都散发着野草的芳香。我现在还能记得一些有关冬天的节气的情景，可能因为衣衫单薄，寒冷彻骨，可以与孩子盼望过年有关。三九四九，冻破指头。大寒小寒，快点过年。我们的一年一年就是数着二十四个节气度过的，我们走过了一年又一年的二十四节气，走到了长出喉结，走到了胡子悄悄爬上唇角。那些节气就像朋友一样，和我们亲密无间，而现在，这些节气，也已经远离了我们，我们再也听不到他们的名字。
牧歌一样的田园生活，已经消失在我们怅望的视线中。
那天晚上，我和三轮车夫坐在草地上，聊到了很晚，我们抽光了半盒香烟。
他是附近村庄的农民，农闲时节，他就会蹬着三轮车赚点辛苦钱。他也卖血，他说卖血赚钱快，这里很多蹬着三轮车的人，都卖血。
他说，这里卖血历史已经有了十多年，本地人卖血少，外地人卖血多，这里的外地人比本地人还要多。经常会有人离开了，不知道去了哪里；也经常会有新人来，不知道来自哪里。这里有人已经卖了十多年，现在还在卖。
他把血霸叫做大管家，把血头叫做小管家。他说大管家很有钱，有的大管家家中房子盖得像宫殿，车子前面是四个圈圈（奥迪），当地人把这种车子叫“四环素”。小管家也有钱，小管家有车的也很多。
我问他，为什么卖血的人中还有女子？他说，那些女子都是跟着男子来的，男子卖血，她们也卖。他曾经拉过一对男女，女子以前是“鸡婆”，这里人把妓女叫“鸡婆”，后来年老色衰，卖不动了，就和一个嫖客同居，嫖客来到这里卖血，她也跟着卖。
“卖血的人里面，啥人都有。”他说。
我们坐在寂静的旷野，风吹过来，带着青草和泥土的芳香，让人沉醉。一颗流星划过去，在天空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我一点也没有想到，在这种美丽的地方，居然潜藏着这种人间罪恶。
三轮车夫还说，我是被那个光头卖了，卖给了前面村庄一个血头。卖了500元钱。“在这里，第一次没有抽出血，会被认为晦气，只能转手给别人。”三轮车夫说。
“买我的老板让你骑着三轮车来接，难道就不担心我会跑？”我问。
“跑？往哪里跑？这里四面都是他们的人，一见到陌生人就抓起来，让大小管家辨认。你能跑到哪里？”三轮车夫说。
我感到自己掉进了陷阱里。
三轮车夫把我拉到村庄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
在村庄最边的一户人家里，我见到了新的血头，一个浑身干巴，没有几两肉的男子，他的目光阴冷阴冷，像毒蛇的目光，让人看后不寒而栗。他的皮肤非常黑，就像煤炭一样，腮帮边还长着一个小肉瘤，看起来既丑陋又恶心。事前，三轮车夫在那片草地上告诉我，这个人尽管瘦小，但是他是周围村庄里最难对付的血头，他非常阴毒，身上常年带着一把一尺长的尖刀，一言不合，就敢把尖刀刺入对方的身体里，这些年，被他刺伤的人不下十几个。他的手下也有一帮弟兄，都是一些亡命之徒。这些人欺男霸女，为所欲为，无恶不作。但是一直没有人敢惹他们。
这个院子里也养着几只狗，每只狗都有半人多高，三轮车夫曾经向我说过，为了训练恶犬的杀气，肉瘤经常用生肉喂养它们，所以，即使在夜晚，也能感觉到它们浑身散发出来的戾气和恐怖，这些恶犬的眼睛像狼一样通红发亮，让人毛骨悚然。这些恶犬比狼的身躯更庞大，更有战斗力。
这个院子里有两行平房，每间房子里都睡满了人，他们打地铺睡在地上，他们一个挨着一个，像一排木乃伊。房间里散发着霉烂和腐臭的气味，不知道多少天没有打扫了。肉瘤让一个手下带着我一直向里面走，在最里间的房子门口停住了脚步，那间房屋照样没有房门，路灯光照耀着他们一双双很多天没有清洗的脚上，他们的脚就像烧黑了的木桩，神情木然，一动不动。
肉瘤的手下一把将我推进去了，这间猪窝一样的房屋，以后就是我的住所。
借助着门外的路灯光，我在地面上铺好了床铺。这间房屋里还有四个人，他们此刻睡得正香，都在打着鼾声，有的鼾声像战车碾过冰封的荒原，声音隆隆；有的鼾声却又像檐前融雪悄然滑落，断断续续。他们的睡姿也很恶俗，你捂着我的嘴巴，我抓着你的裤裆。
我刚刚躺下去，突然就看到两只蟑螂从铺盖卷下爬出来，慌手慌脚地爬向墙角。我突然感到了极度的恐惧，这种恐惧就像见到了那几只满眼血红的恶犬一样。这间潮湿肮脏的房间里一定有很多蟑螂，一定有很多昆虫，此刻它们都躲藏在阴暗的角落，探头探脑地打量着我，准备在我熟睡了以后，爬上我的身体，爬上我的脸颊……
我一直喜欢干净，然而，自从做了暗访后，我不得不让自己变得肮脏起来。只有让自己的身体肮脏起来，我的心中才没有了恐惧。
那天晚上，我躺在地铺上，依然难以入睡。我想起了自己刚刚来到北方那座省城，和拾荒者和小偷们睡在一张通铺上的情景，回想起睡在帮主窨井里的情景，回想起逃离丐帮的凶险情景，回想起小兰被杀害后的情景，回想起小雯被抓后蹲在墙边捂着脸的情景……我又想起了此刻在北方一座贫困山村中卧病在床的父亲，父亲肯定也没有睡，癌症那种深入骨髓的疼痛，此刻正在折磨着父亲；我又想起了母亲，母亲肯定也没有睡，她站立在父亲的身边，暗自垂泪……我想了很多很多，我告诫自己，再苦再累，再脏再怕，我也要坚持下去，我要赚很多钱，我要还清为父亲治病所欠的几万元外债，我还要支付父亲现在每天几十元的医药费用，我要治好父亲的病，让父母生活好起来。
天快亮的时候，门外响起了喊声：“起来起来，他妈的，快点！”屋子里有两个人起床了，他们摸索着穿好了衣服，另外两个人依然鼾声大作地熟睡，我知道，就像前一天凌晨一样，这些血奴会在村口集合，然后坐着大卡车，去到某一个采血点去卖血。可是，另外两个人为什么不去呢？
血奴们离开后，院子里显得异常安静。我朦朦胧胧中睡着了，睡梦中，蟑螂爬满了我的全身，我想呼喊，可是喊不出来，嘴巴里也是蠕动的蟑螂，它们的身体碰撞在一起，咔嚓作响……突然，我感到脚上一阵钝疼，睁开眼睛，看到一个留着长发的人站在脚边，面目狰狞，他正用穿着皮鞋的脚踢着我裸露的脚脖，他盛气凌人地喊道：“快点起来，老子带你办理身份证。”
10年前的流氓，都喜欢留长头发或者剃光头，人们走在大街上，见到那些长发的和青色头皮的，都躲得远远的。而10年后的今天，长头发是艺术家的标志，而光头则是时尚的特征。现在的流氓也有爱好，他们的特征变成了纹身。
我站了起来，走到水龙头边，用冷水刷牙洗脸，长发看着我，给另一个小流氓说：“这丫的还知道讲卫生。”
长发问我：“你是做什么的？”
我说：“我是教师。”
长发怀疑地说：“教师？就你这样子？教师还卖血？骗鬼去吧。”
我说：“我是小学民办教师，穷得叮当响，不卖血能有什么办法？”
长发似乎恍然大悟：“哦——干这一行比当教师好多了，当教师能有几个钱？”
在此前此后的多次暗访中，我都冒充民办教师，很多地方的人叫代课教师，我一说自己是民办教师，就没有人怀疑我的身份了，乞丐们没有怀疑，血头们也没有怀疑，可见，10年前的小学民办教师，确实是世间最贫穷的人，比不上乞丐，也比不上血奴。他们用他们孱弱的身躯，支撑着中国边远山区的教育大厦，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尊敬的人，可是，他们却被忽视，被遗忘，被遗弃，被嘲弄，被践踏，他们也是受到最不平等待遇的一群人。这些年来，谁都知道，教育局长是一个肥缺，但谁都知道，乡村的教师还是一群贫穷的人，尤其是民办教师。这是俗语所说的“穷庙富方丈”。我曾采访过很多民办教师，他们中的很多人一月的工资还不到100元。面对着他们，我一次次潸然泪下。
我的小学教育就是由几个民办教师教授完成学业的，至今，他们还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拿着每月不到100元的工资，教授着和我一起长大的伙伴们的孩子。如果我没有考上大学，如果我还在乡村，我的这些启蒙老师们，现在也会教授我的孩子。
这是被遗忘的一群人，这是最值得尊敬的一群人。
那天早晨，我跟着长发去办理身份证，长发知道我是民办教师后，一路对我很客气。他说民办教师都很穷，他们村庄就有几个，穷得都没人愿意嫁给他。唉，连流氓都看出民办教师恓惶，为什么那些大肚子的人就看不到呢？
我和长发坐着一辆人力三轮车，蹬三轮车的是一个50多岁的人，腰身佝偻，像一个问号。长发一路向我炫耀他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的看法，他口若悬河，畅谈国家大事。他可能认为，能让一个教师佩服他的观点，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我一路都在听着，随声附和着，他兴高采烈，手舞足蹈。俗语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其实，流氓都喜欢装作自己有文化，喜欢装深沉，说话的时候也喜欢文绉绉的，一些人们不会用的书面语言，也会出现在他们的口头中，让人觉得莫名其妙。长发还喜欢在说话中夹杂一些成语，而这些成语要么使用不恰当，要么错字连篇。他说：“美国打伊拉克，简直是囫囵吞枣。伊拉克‘腊’手不及。”他把囫囵吞枣理解成“容易方便”了，他把措手不及说成了“腊”手不及。
我向长发讲起了我小时候的生活，真实的生活。我小时候从来没有吃过一次饱饭，那时候的最高理想就是能够吃一碗凉粉，因为那时候的我认为凉粉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每次赶集的时候，经过凉粉摊，我都会大口大口地吞咽口水。其实那时候一碗凉粉也就两毛钱，可是父母不愿意给我两毛钱，因为两毛钱还能买到一斤盐，或者灌到一瓶醋。那时候的食盐和醋都是散装的。食盐像岩石一样颗粒巨大坚硬无比，需要用榔头才能砸开；醋是本地的一个老人用柿子自己酿造的，醋的上面经常会漂浮着一层白色的凝固物，有时候还会有几个被酸死的昆虫。上初中的时候，我是住校生，一周回家一次，每周周日下午背着一周的干粮来到学校。我每天只能吃一个玉米面窝窝头，其余就用红薯充饥。冬天的时候，玉米面窝窝头非常坚硬，都能把狗砸死，窝窝头的表面结着一层冰凌，一咬，就留下几个牙印。周六下午，我在回家的路上挖野菜，什么小蒜、荠菜、野苜蓿等等，凡是吃起来没有奇怪味道的都挖起来，回家后，母亲用开水把这些野菜烫熟，撒上盐，拌上醋，装在一个罐头瓶子里，这就是我一周的副食。那个罐头瓶子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得来的，我初中三年的时候一直用着……
长发也说起了自己的童年生活。他说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民办老师，对他很好，天冷的时候，还会让他睡在自己生着土炉子的房子里。可是那时候他不喜欢学习，喜欢打架，总是惹那个老师生气。后来那个老师患病死了，他一直觉得很愧疚。初中的时候，他的父亲总是受到村长的欺负，有一次，他叫上几个哥们，躲藏在村口，夜晚村长回家的时候，他们用石头一顿猛砸，把村庄砸得住院了。后来，村长知道是他干的，但是不敢找他的茬，因为这时候他已经有了一帮子弟兄，都喜欢打架……
长发是我在血奴群落中接触到的最可爱的流氓。
路上，我们还遇到了几辆拉着血奴卖血归来的车辆，长发说，这些都是别处的卖血人。这里有多少血奴，连他都不知道，“少说也有几千吧。这是我们这里的致富之道，发财之路。”
中午的时候，人力三轮车将我和长发拉到了我上次来到的那个卖血的地点，卖血点的周围依然聚集了很多人，都是血奴。长发说：“这里每天都是这样，血站的生意好得不得了，抽血的只有那么几个女子，一天给出去的钱就有好几万，你说他们能有多少钱？”长发羡慕地说。
距离血站几十米远的地方，有一家商店，商店掩映在一片浓密的树荫下。商店的货架上放着几瓶可口可乐和雪碧，还有几包方便面，外包装上蒙着一层尘土。商店有一个玻璃柜台，里面放着几个作业本，边角都已经卷了起来，显然放置了很长时间，作业本的旁边是几个烟盒，长时间的风吹日晒，让烟盒的颜色变淡变白，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香烟。和几乎所有乡间小店一样，这间商店经营各种日常用品，每种商品却都只有少数陈旧的几件。
这家商店和大城市火车站的那些商店一样，它们做的都不是商品生意，这些商品只是一个幌子，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它们有另外的见不得人的生意。
这家商店办理各种证件。长发说，老板以前是刻章的，生意一直不好，一年到头只有两身衣服，夏天一套，冬天一套，可自从做了办证的生意后，彻底发财了，整天穿西装打领带，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港商，“癞蛤蟆上大街，冒充绿色小吉普。”长发嘲弄地说。
刻章和办证从来就是一对孪生姊妹。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经常能够看到办证刻章的小广告，像牛皮藓一样贴得到处都是。有一年，我跟着工商人员，来到了一户城中村的出租房里，这是一个办假证窝点，办证人已经闻风逃窜。工商人员揭开床单，看到床底下是各种各样的假印章，有中央军委的，有国务院的，还有外交部、教育部、财政部等几十个部委的，甚至还有中国驻美国、驻澳大利亚、驻英国大使馆的。这间不到十平方米的，阴暗潮湿，散发着霉烂腐臭气味的出租房，简直就是一个配套齐全的国家机构。床板上放置的是各种空白证件，既有大学毕业证、结婚证、离婚证、残疾证、准生证等等各种生活中离不开的证件，还有教师证、导游证、锅炉证、健康证等等行业证件……在这家出租屋里，床上是假证件，床下是假印章，夜晚，只要你一个电话打进来，天亮后，这家办证中心就能把你包装成一个你希望中的人，你既可以是厅长，也可以是锅炉工；你既可以是归国华侨，还可以是丧失了生活能力的残疾人……他们随心所欲，你需要什么证件，他们就像变戏法一样给你马上变出什么证件。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这些年来，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些新闻：有人冒充省部级高官，去县一级单位招摇撞骗，而东窗事发后才发现，这些人的身份都是假的，他们的证件就是从这些出租屋里诞生的。
几年前的冬天，有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事件，被人们传说着。一个来自农村的姓王的木匠，冒充港商，骗了呼和浩特与宁夏政府部门17个亿，骗得公安炸掉了办公楼。这个骗子也许是当代最传奇的骗子，而他的所有证件都是假的。有一篇文章的最后是这样说的：“骗子是落网了，然而人们却不由得深思：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漏洞百出的骗子，为何能在数年内‘呼风唤雨’，导演了这起‘天方夜谭’般的诈骗大案？”
假证太可怕了！
我跟着长发走进这家商店，老板显然认识长发，他抽出一根香烟，讨好似地给他点燃了，看了我一眼，然后又把香烟放进口袋里。长发从老板的口袋里掏出香烟，抽出一根递给我，说：“你他妈的也太吝啬了，生意来了，一根烟也舍不得发。”老板点头哈腰地说：“抽啊，抽啊。”
老板有四十多岁，满脸都写着油滑和奸诈，他前一秒钟还在笑着，后一秒钟就会拉下脸来，笑容像风一样突然消散了，你只能听到他在说什么，但是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的想法就像女人的年龄一样，让人无法猜透。他穿着一条黄色军裤，黑色皮鞋，上面穿着一件大红毛衣，毛衣的下摆塞进裤腰里，用皮带扎紧，毛衣的外面还打着花花绿绿的领带，领带的外面是一件苍青色的西装。正像长发说的，老板果然发财了，果然喜欢穿西装。
办理身份证前，先要去照相。三轮车又拉着我和长发来到了相距二三里路的镇上。在一家照相馆里，照相完后，又等了两个小时，就拿到了自己的一寸免冠照片。午后，三轮车拉着我们回到了商店里。
老板说：“最少要交六张照片，办六个身份证。”
我问：“身份证怎么办这么多？一张不就够了？”
老板说：“一张怎么能够呢？人家一般都是办十几张身份证，每次卖血的时候拿一个，这样就不会被人发现。”
长发也在旁边说：“老板说得对，大家都是这样。你必须最少办六张。”
老板拿出一张纸，让我把所要办理身份证的地址和姓名写上去。我拿着圆珠笔，犹豫着，不知道该怎么写。老板一把抢过了圆珠笔：“这有什么难写的？”他在纸上一下子就写出了六个名字，张明强、李德生、胡山海等等，然后，又在每个名字后面填写了江西省、河南省等六个不同的详细地址。“我办的证多了，全国各地的地址提笔就写。”他洋洋得意地说。
这样，我照了一张照片，洗成了六张，就变成了六个人，出生在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叫着六个不同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