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亮后，坡下开来了一辆手扶拖拉机，两个矿工模样的人从车上跳下来，将四具尸体抬上了车厢。手扶拖拉机又突突突地开走了，长生、矮个子坐在车厢里，身体一路都在摇摇晃晃，像池塘边忧伤的水草。
手扶拖拉机要开到几公里外的火葬场里，煤老板要将这几具尸体火化后，才会给家属赔偿命价。那时候，国家还没有统一规定矿难事故中的命价，所有的赔偿标准都是双方协商解决，但是最多也不过几万元。那时候，我有一个当初的同事，听说一个煤矿发生了矿难，第一时间赶到了煤矿，见到了还没有来得及火化的尸体，以曝光相要挟，敲诈了煤老板十万元。他在向我炫耀的时候说：“私人煤矿的老板，死一个人最多赔个两三万元，如果你不答应，给的更少，在煤矿里，一切都是煤老板说了算。”煤矿聚集的地方，也是各种真假记者喜欢光顾的地方。在煤老板这条血腥利益链条中，那些无耻的记者也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红红和我看到手扶拖拉机开远了，便沿着崎岖的山路走向煤矿。山路很狭窄，像羊肠一样扭曲盘结，我们很多时候不得不颠着小步向前挪，我伸手想拉住红红，红红怕烫似地甩开了我热情的搀扶，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
我们走进了矿区，这里的每条道路，每座房屋，每棵树木，每一株花草，都蒙着一层黑色的粉末，像下了一层煤雨。矿井像一个巨大的嘴巴，一个魔鬼的嘴巴，正在向外喷吐着一个个矿工，这些挖了一夜煤炭的矿工，身上都沾满了煤末，脸上帽子上脖子上，也被煤末包裹，只能看到他们的瞳孔是白色的。他们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得东倒西歪，像一群逃难的人群，又像被洪水冲刷后的树木。来到这里，宛如来到了非洲难民营，又仿佛来到原始社会，一切都显得非常简陋，一切都显得异常破败。这个世界是坐在灯红酒绿里的的都市人群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
远处的家属区里，一群穿着蓝色工作服，戴着安全帽的矿工，默然地走向矿井，他们一天的工作就要开始了，他们的背后，站着他们的女人，女人们有的怀里抱着孩子，有的手中牵着孩子，沉默而忧伤地看着自家的男人走进魔鬼的嘴巴。此后，男人们在黑暗的矿井里与死亡搏杀，有的能够幸运升井，而有的则永远被死亡掩埋。死者的女人带着孩子无奈地回家了，悲伤伴随着她们以后的每一天，而新的女人来到了矿井家属区，新的矿工填补了死者留下的空缺。这里有如影随形的死亡，这里也有钞票，能够给父母交医药费，能够给弟弟妹妹交学费，能够买来油盐酱醋的钞票。因为能带来满足简单生活的钞票，来自四面八方的矿工们面对死亡，前赴后继，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运气。在突如其来的矿难中，他们幻想着自己能够侥幸逃脱。
机器日夜轰鸣，矿工们两班倒。煤老板不会让机器停转，也不会停止攫取矿工血汗的脚步。
煤矿办公室是一排简陋的房屋，房屋门口挂着财务室、矿长室、后勤室、人事处等牌子，坐在这些办公室里的人，一个个肠肥脑满，养尊处优，在每一个走进这些办公室的人面前，他们都顽强地摆起了傲慢的嘴脸，赘肉累累的一张张脸喜怒不形于色，无动于衷。他们已经习惯了用这种神情面对矿工，他们认为每一个走进这些办公室的人都是有求于他们的，他们的傲慢是建立在浅薄无知和寡廉鲜耻的基础上。
红红和我走进了财务室，一个呲牙裂嘴的四十多岁的男人看了看红红，从抽斗里取出几张脏兮兮的十元钱甩在了桌子上，像打发叫花子一样摆摆手说：“快点拿走。”红红点点钱，还不到一百元，就说：“太少。”呲牙裂嘴的男人歪着脖子训斥说：“你想要好多少？给你个金山你搬得动吗？拿走拿走。”
红红无奈地把钱装进了口袋里，像受气的小媳妇一样低着头走出了财务室。我跟在后面，走到矿区门口的时候，突然看到路边的橱窗里贴着一些照片，还有一些宣传企业文化的文章。照片是这家煤矿的领导参加各种会议，受到各种奖励，地方领导和煤老板比肩而立，满面春风，相谈甚欢。这些文章以散文和诗歌的形式发表在当地的文艺刊物上，大肆吹捧煤矿支援了社灰主义经济建设，带动了地方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些文章都毫无疑问地出自那些无耻文人之手。
几年后，我曾经见到过一次作家在煤矿采风。这些领着国家工资，却写不出作品的所谓作家们，像下不出鸡蛋的母鸡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下去采风，所谓的采风，就是在某一个地方居住几天，生活费用由采风的单位提供，几天后，他们拿着礼品，兴高采烈地回到城市的办公室，自以为找到了灵感，下出几个鸽子蛋，以表示他们作为母鸡的功能还没有退化。就在前几天，我在“XX作家网”上还看到一群所谓的作家采风的感想，他们说没想到农村变化这么大，没想到生活如此丰富多彩，这些作家每天像个总在孵蛋，却总也孵不出蛋的母鸡一样，坐在空调房子里，学习着上级文件，挑逗着文学女青年，享受着国家提供的各种优厚待遇，他们早就高高在上，早就脱离了生活，他们没有想到的多着哩。作家协会养着的这群下不出蛋的母鸡，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尾巴，早就应该像盲肠一样地切除了。脱离了生活的人，又如何能够写出好的作品。
回到村庄的时候，村子里有一家人正在结婚，大人孩子围在村口，等着看新媳妇迎进门。我站在人群的外面，红红低着头，急急忙忙地穿过村道，走向自家的院门。我追上她说：“等等啊，看看新媳妇。”红红说：“不看。”
我跟着她，走进家门，我说村子这样热闹，还是出去看看吧。红红说：“我从来不到人多的地方去，人家喜气洋洋的，见到我就冲了人家的喜气。”
原来是这样啊。
红红说，这些年来，她在村子里都是独来独往，谁家的门都不进，免得人家嫌弃，也不会摸人家的任何东西，免得人家说晦气。走在路上，人家不和她说话，她绝对不和人家打招呼，事实上很少有人和她说话，人家见到她，都会躲得远远的。她整天整天，一句话也不会说。和她接触最多的，是煤矿的人，但是煤矿的人给她钱的时候，从来都不会递到她手中，都是甩在桌子上。
“我多少年都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了。”红红看着我说，她的眼睛里闪过了一丝光亮。
在村庄里，红红就像一棵会走动的树。
没有人愿意理会她，没有人愿意想起她，然而，人们却又离不开她。每当有人死亡了，人们总是说：“快去叫点点家的。”点点是红红男人的名字，在老家，人们叫女人的时候，不叫她的名字，都是叫谁谁家的。
红红一回到家后，就会关上院门，把自己关在空荡荡的院子里，拉把靠背椅子坐在屋檐下，望着从院子上空飘过的云朵，还有飞过的小鸟。有时候，会有雨点落下来，红红就会看着雨点由稀疏到浓密，敲打得瓦片啪啪作响，然后，房檐前就会垂下一条条小瀑布。红红一天又一天地坐在屋檐下，坐过了寒来暑往，坐过了春夏秋冬，谁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天空变幻无穷，而天空下的这个小院一成不变。
红红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她的世界不为人知。
我曾经问过她，为什么不再找个人成家，生孩子。红红用漠然的眼神看着院子里一片飘飘荡荡落下的树叶，她说：“我干这事，谁能要？”确实，很少有男人拥有这样的勇气：让红红摸过无数死尸的手，再接着抚摸自己。
后来我听说，周围十里八乡的人，都把红红叫“鬼见愁”，说她是一个连鬼见了都害怕的人。
入殓人的工作，不仅仅是擦拭死尸。
红红有一把长针，这把针是用自行车辐条打磨而成的，长针后连着长长的尼龙线。这把长针是用来缝合尸体的。红红还有一个粗粗的针管，针头像锥子一样粗大，小时候我见过兽医给牛马打针的情景，他们就是用这样的针管。遇到煤老板要求保存时间较长的尸体，红红就会把自己配置的防腐药物，通过针管打进死尸的体内。
以前在镇卫生院从事护士工作的红红，现在在矿难者身上从事外科医生工作。
那些天里，我一直等待着那家即将创刊的报社通知去上班，所以，在等待的日子里，我可以游刃有余地跟着红红去入殓，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外表孱弱的女人，是世界上胆子最大的人。
记忆中，有两件事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有一天晚上，我们又来到了那面废弃的土窑前，后来我知道了，那面土窑和那道斜坡就是堆放矿难死尸的地方，周围煤矿发生了矿难，有人死亡，煤老板就赶紧派人把尸首拉到那道斜坡上，塞进窑洞里，关上窑门，等到夜晚，再把尸体抬到院门前的空地上，通知“鬼见愁”红红过来入殓。
很长时间里，周围村庄的人都不知道那面废弃窑洞里的秘密。他们赶集的时候背着背篓从窑洞后的小路上走过，他们耕种的时候吆着牛从窑门前的田埂上穿过，他们不知道，距离他们十多米远的地方，有一间堆放死尸的窑洞。听说后来是几个淘气的孩子跑进窑洞里，突然看到地面上摆着一排死尸，吓破了胆，哭喊着回到村庄里，这面窑洞掩藏的秘密才被揭开。后来，煤老板将死尸藏在了另外一个地方，孩子们再也找不到了。
在老家，看到死尸是被认为很不吉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