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这一年，冉殿凤当上了第8生产队的妇女队长。
以前，生产队只有队长、副队长、保管和会计，是没有妇女队长的。
1964年的时候，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山西昔阳的大寨村，就有郭凤莲当妇女队长的“铁姑娘队”，所以安皋镇就见样学样，每个生产队都设置了一个妇女队长。
这里，先说一下生产队配置的班子分工。
生产队和一个公司化的管理架构是差不多的。队长带头干活，队长有权决定干那块地，农闲时可以决定哪些人去出点生产以外的工。队里收获的各种农产品和生产资料，由生产队的保管管理，保管拿仓库钥匙。领取队集体的生产物资，需要凭会计的条子来领东西，会计是根据人头和工分来计算，该是谁的就是谁的。工分是队上的记分员，按照男女劳力和干活轻重制定的标准来记工分，而工分的标准是队长根据“队委会”的研究决定来掌握的。队长、副队长、会计、保管、记分员组成了生产队的“队委员”，一起研究根据生产队劳力的能力给予不同的天计分标准，比如牛板儿是12分（专业工种嘛，这个好理解），壮劳力10分一般劳力8分，女劳力6分，小孩2分或3分。
啥叫壮劳力呢？生产队收麦时节，全用长布袋装麦子，一满袋子是80斤，一个人用木锨把插到装满麦布袋下，抬高加把力，能攥着麦布袋直接扛到肩上的劳力，视为达到了“壮劳力”计分标准。
农村有句俗语，叫“面条不是饭，女人不是人”，指的就是按照生产队的计分标准，女人只顶半个劳力，和稀面条一样不顶饿是一个意思，慢慢就演变成为了一句俗语。
队长、会计、保管这几个位置，队长相当于总经理，保管、会计相当于出纳和会计。“记分员”不干农活，专门记工分，相当于办公文员。
在农村人眼里，这几个人就相当于领导层，队上设置了一个妇女队长，有的妇女队长就是兼职记工员。指望每一个妇女队长都能成为“铁姑娘”队长，是不现实的，有的就是当成生产队妇女、儿童工作的联络员，也有点当后备干部来培养的意思。
冉庄称呼人有很多不同于外边的叫法。比如“妞”和“妮”，外边都是指的小女子，一般是对晚辈的称呼，两种叫法没有区别。
冉殿凤的一个叔伯姑姑，就是“二瓦斗”的妹妹，姊妹们排行老五，冉殿凤就叫她五姑。她远嫁在紫山，有一次回冉庄娘家，带着她的三个孙女。三个女孩一个比一个漂亮，这五姑那时都有六十多岁了。
殿凤问那三个小女孩都叫什么名字？五姑说，大闺女就叫“大妞”，二闺女叫“二妞”，三闺女叫“三妞”，没名字。
五姑说，冉庄喊小女生，一律都叫“妞”，长大了才喊“妮”。
所以冉庄的社员，比较近乎的，也亲切地喊冉殿风为“大妮”。冉庄人把嫁到村里的媳妇除了叫婶子、嫂子，谈话之间就称呼她们叫“秀子”。
那年夏天，蓝营村的刘全亮支书，就安排冉殿凤和其他贫协的积极分子一起，到安皋镇参加贯彻学习全国“农业学大寨”现场会。
十月一日那天“国庆节”，在蓝营村党委支部里，冉庄的预备党员冉殿凤、白靖宇、刘满堂，一起正式成为了党员。
冉殿凤和白靖宇都小，刘满堂是一个忠厚老哥。
这里也介绍一下刘满堂。
1951年，全国“镇反”运动开始的时候，安皋镇驻蓝营的工作队多次到冉庄，去抓捕一个外号叫“刘一刀”的人。据说，刘一刀旧社会曾经跟着涅阳县的“卢大牙”干过，“刘一刀”手里有枪，还会撂飞刀作为暗器，为人警觉，看见生人就远远躲开，三米高墙两手一搭就飞身而去，所以工作队去了几次都扑了个空。
“刘一刀”侄子就是刘满堂，16岁，是个“土改”积极分子。工作队就给刘满堂发了一个手铐，明晃晃的。刘满堂在村里近门人跟前炫耀，说工作队叫他喊几个人一起去抓马营街的蒋老五。那时候抓人一般都是用绳子捆，手铐绝对是个稀罕物。于是就有好奇者戴上手铐，再用钥匙一一打开。“刘一刀”也很好奇，终于按捺不住上套了，手铐戴上就咬住胳膊不松嘴了。
刘满堂说钥匙认人，独独“刘一刀”的手铐不能打开。说着，工作队的人推开院门进来，把“刘一刀”带走了。
经过调查，“刘一刀”虽然也是穷苦人出身，但是身背好几条命案，很多受害人控诉时，用手里的锥子或缝衣针，将“刘一刀”身上扎了很多窟窿眼。
没几天，“刘一刀”就被工作队拉到冉庄西河洼，一枪崩了。
有句老话讲，“山东出响马，河南出蹚将”，旧时河南农村盖房起屋，多是土墙，土墙上抹一层泥灰，或者修渠修桥，抹的是一层“洋灰”，这种泥瓦匠的工种就叫“蹚匠”。这些人参加了土匪组织，就被叫串成了“蹚将”，更简单的叫法干脆直接叫“汤”。刘一刀就是个标准的“汤”。
刘满堂名字中有一个字与“汤”同音，侄子大义灭亲，所以外人就送他了一个外号叫“汤娃”。
“汤娃”这外号里藏着典故，不偏不倚，比狗娃、羊蛋正经、严肃。农村里喊岁数大的人前面加上个姓，后面加上个“先”儿，如白大先儿，袁大先儿，就是指代白家的和袁家的老头子。好多年轻人被喊成这娃那娃的，一喊就喊了一辈子。
“汤娃”也这样，干什么都是积极分子，但他没上过学，扎根在农村，自然外号比本名还要响。考虑到他在生产队以来的种种表现，所以这一年他也入了党。
汤娃在第8生产队的工种，是负责一头小毛驴的生活，也就是生产队驴车的驾驶员。
汤娃也不用同大伙一起下地，小毛驴夏天吃青草，冬天吃干草，又铡草又出粪，地里盘个红薯拉个菜，队里干部上村里去开个会，到安皋镇或马营街赶个集拉个肥料啥的，小毛驴的出勤率，比队上的老黄毽子高得多了。毛驴这些活，基本都是加班赶趟，而基本的业务，是磨面。只有驴套上磨的时候，双眼蒙上布，一圈一圈的走着。这时候，才是汤娃最悠闲的时候，他要么就是搬一把小凳子，嘴里巴塔巴塔地抽着旱烟；要么就是带着队长的指令，到各个家里去催收粮款。
汤娃不下地干重活，相当于公司办公室的综合后勤，总喜欢把自己抬得老高。他为人倒是正派硬整，干活勤快也不惜力气，就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让人烦，也就没有人和他黏糊，最后也变成了一个老“光身汉”。
到了1965年，冉殿凤就担任了蓝营村的团支书和妇联主任，白靖宇就成了第8生产队的妇女队长。
冉殿凤第一年当团支书，在村里的工作，主要是参与组织了蓝营村的剧团，组织学习农业学大寨，也主导冉庄组建了一个剧团，其他的都是村里边的日常工作。
安皋是一个传统戏曲乡镇，这里的人们自古就盛行曲剧和大调曲子，别看貌不惊人的这些农民，闲来都能随便哼唱几个小段儿，比如第8生产队的“牛板儿”冉保民，解放前就是冉庄剧团的“总教习”。
牛板儿这活，体力上虽没有其他农民背朝黄土面朝天的辛苦，但其实还是挺熬人的。上工前要把梨、耙、梭头、笼头这些农具和耕牛的装备装上拖车，收工还要把这家伙什一一收归仓库，牛的一日三餐也得牛板儿料理。驾牛不比驾车，无论犁地、靶地、播种，牛走多远，人就得跟着走多远。晚上，牛固定栓在一个地方，但晚上不能让牛卧在自己的屎尿堆上，平时牛屋里的牛粪得攒着，攒成堆了往地里施肥。“牛板儿”那时候是个技术活，但在生产队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最主要的是晚上还得牛屋值夜班呢。冉保民是个好牛板儿，他喊“打打”，或者“咧咧”，一对老牛就齐步往左或者往右，老牛呼哧呼哧冒着白气，他说“走咧”，那一对儿老牛就无可奈何地继续犁地。
冉殿凤刚开始，弄不清楚冉庄谁会唱戏，见着冉保民一了解，村里谁能唱红脸，谁能唱黑头，谁能唱青衣、老花旦，冉保民门清。
保民说：“大妮，你只要支持，咱冉庄，那些旧社会的老班子人都在，司鼓的，拉大弦子的，我一喊保证他们都来，很多人家里都有乐器，咱再喊点想学唱戏的后生，剧团不就办起来了嘛。”
于是，农忙过后的夜晚，组建起来的冉庄的剧团，也热热闹闹地演练起来了。
到了1966年以后，以前的旧戏，就唱的少了，相反，一些适应革命形势的新的戏曲和唱段就应运而生。比如：
学大寨，
嗨！要大干，
千军万马齐参战。
学英雄的大寨人，
走英雄的大寨路，
大寨红花遍地开，
大寨精神传万代。
……
很多年轻人也不会唱，就得现学。有时候，冉殿凤也参加向安皋镇的大剧团的老师们学习。有空的时候，也在冉庄将现学的唱段，再转教给冉庄剧团的群众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