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满释放的杀夫女，想光明正大谈恋爱刑满释放的杀夫女，想光明正大谈恋爱

　　1

　　2010年四月，上海即将召开第四十一届世博会，会议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从根本上看，城市中的拥挤、污染、犯罪都源于城市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精神与物质之间各种关系的失谐，所以那些年，“和谐”成了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而我作为一名街道司法社工，就像一枚小小的螺丝钉，被深深地旋入了“维稳”这个庞大的社会治理机器中。

　　那日我一到单位，师父芳姨就催我去金所长的办公室，说是玉门街道司法所接了一个“烫手山芋”，不巧，这“山芋”滚到了我负责的辖区。

　　办公室里烟雾缭绕，三个男人正坐一起抽烟，一个是金所长，一个是的戴警官，还有一个是维稳干部缪老师。见我来了，金所拿出了一个厚厚的档案袋，说：“李正美还有一个礼拜就放出来了。小贝，你跟‘小胖子’去跑一趟。”

　　“狱中必访”属于社区矫正“六必”工作中的一环。在服刑期间，凡是重点关注对象，尤其是犯罪情节严重、社会危害性大的罪犯，街道司法所都会安排专职工作人员去监狱了解近况，做好刑满释放前的衔接工作。

　　“小胖子”是缪老师的外号。他原是个下岗工人，后被安置到街道当社保队的小队长，前几年他被金所长看中，就开始参与街道辖区的维稳工作，街道里上了年纪的人都叫他“小胖子”，我们几个年轻社工则称他“缪老师”。缪老师时年四十多岁，头脑活络，工作中敢冲锋，也抗骂，他青黑的脸腮上有一种江湖气，生气时眈眈而视，吃瘪时讪讪而笑，一抬眼都是人情世故。

　　缪老师拿起档案袋转手递给了我，一旁的领导叹了口气，啧啧道：“李正美当年的事上过新闻，这女人真辣手啊，一家俩儿子都折在她手里。”

　　十七年前，李正美杀夫案在本地轰动一时。身为贺家大嫂的她，伙同小叔子谋杀了亲夫，小叔子逃了，她自首了，结果一个被判死刑，一个判了死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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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车子停在了司法所门口，我和缪老师立刻出发。

　　在车上，我打开了厚厚的档案袋，翻阅起李正美的资料来。90年代的判决书是油印的，纸张泛黄发脆，部分字迹有些模糊了，不少文书资料还是手抄的，一笔一划的蓝色钢笔字很漂亮，字迹连贯流畅，笔画呼应自然，只是一些充斥着强烈的情感色彩的字眼不时地叩击心门：“勾搭成奸”，“心狠手辣”，“极端残忍”……

　　我慢慢呼出一口气。当矫正社工已经五年了，女性帮教对象本就“凤毛麟角”，没想到这次接的对象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我仔细地翻看了每一张纸，不断梳理、汇总她的信息：孤儿、初中毕业、无业人员、无家属谅解，无假释条件，无亲人接纳……死缓改判十八年有期徒刑后，她一共减刑三次，满打满算，她一共服刑了十六年。

　　人生能有几个十六年？

　　从1994年到2010年，漫长的铁窗生涯足以将一个女人的韶华消磨殆尽。李正美，会是什么样子呢？我翻遍了整个档案袋，没有找到照片，只在一张身份证复印件上看到了模模糊糊的人像：短发、方圆脸、圆眼。

　　缪老师告诉我，李正美在区会议上再三被点名，绝对不能让她回到原社区，以免引起不可挽回的后果——贺家的两个儿子都没了，李正美苟活了下来，贺家老太太对她恨得腐骨蚀心，光是听到她的名字就要昏死过去。前些年，曾考虑给李正美假释，但贺老太太扬言“只要这个杀人犯放回来，我就豁出老命和她同归于尽”。考虑到这种情况，李正美出狱后，街道司法所只能直接将她安置到郊区的工厂上班，管吃管住，由原户籍地和现居住地的司法所共同监管——换言之，人在眼皮子底下，就不怕出事。

　　“小贝，这个女人以后就归你管了。”缪老师朝我笑，那笑容看起来有些意味深长。

　　2.

　　女监并不大，只关押了一千多名女犯。白色的三层楼房反着光，一面五星红旗插在操场上，墙面附近立着一排排高树，如果不是有铁围墙和岗哨，看起来和一所中职院校无异。

　　狱警在办理手续的时候，缪老师坐在接待室的靠背椅上，脚一跷，背一靠，双手交叉托着后脑勺，煞有其事地说道：“你们信不信，这个女人我不用看，就知道她长什么样。”

　　一旁的女狱警好奇地问：“什么样，你说说看！”

　　“这个女人码子不小，人不一定胖，但是一定结实丰满。四方面孔，宽肩膀，手和脚都很大，最关键的是她的颧骨一定很高。”缪老师说得笃定。

　　女狱警“噗嗤”一笑，语气有些崇拜：“你是见过她？还是会算命？说得太准了！”

　　我心里犯嘀咕：缪老师怎么会知道李正美什么样子，仅凭那张模糊的身份证复印件吗？说得那么详细，还手大脚大呢。

　　“‘颧骨高，杀夫不用刀’，更何况，她要掐死老公，一双手怎么会小？”缪老师眼睛一瞪，“别忘了，她是这样弄死她老公的——”他的声音轻下来，双手圈成一个环状，嘴里用力“嗯”了一声，做出拼命掐的动作。

　　我一惊，判决书上的文字立刻跃入脑中。当年，李正美和小叔子合谋杀夫，是她先动的手。她掐住了丈夫的脖子，男人挣扎着陷入昏迷，随后她自己也瘫软在地，小叔子再上前杀了亲哥。我脑海中浮现出一双女人粗壮的大手，手腕、掌骨、指节都十分有力，那指关节甚至因过分用力而泛白……心里一阵哆嗦。

　　这时，铁门开了，一个穿着囚服、戴着手铐的女人走了出来，她的双手交叉紧握，看不出大小，我目光上移：高大的身材，宽平肩，国字脸，高而外扩的颧骨——缪老师，真是神了！

　　李正美站定后，看了我们一眼，有些结巴地说：“帮教……帮教老师好。”我仔细端详她的脸，和复印件上的那张照片不太像，她的脸很骨感，皮肤紧绷着，只有上眼皮有些耷拉。

　　缪老师把街道的安置计划和司法所的矫正方案都读了一下，话里话外都透着权威。李正美坐得直挺挺的，一直看着缪老师手上的文件，偶尔和我有目光接触。得知我就是她以后的帮教社工后，她主动和我打了招呼。

　　“照理说，你每月都要来司法所参加集中教育，考虑到你情况特殊，就改由小贝老师来个别帮教你，以后每个月的思想汇报，都交给她好了。思想汇报要认真写，在这里怎么写，出去之后也是一样的，知道吗？”缪老师的口气很严肃。

　　李正美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陆警官来了。她是李正美在狱中的管教，热情地和我们打了招呼后，就俯下身拍了拍李正美的肩膀，说：“你有什么想法和需要就和缪老师说说，不要怕。”

　　她抬头看了我们，嘴唇翕动了几下，还是没出声。

　　“李正美，你别急，好好想想，想好了先跟我说。”

　　陆警官安抚完，转向我们说道：“两位，今天时间紧，你们又来得突然，她没有心理准备，等她想好了，我和你们金所联系。”

　　李正美离开后，陆警官告诉我们，十几年来没人来探望过李正美，她属于家属“不过问、不探望、不给钱”的“三无人员”， “大账”上钱少，在监狱里过得一直比较艰苦，女警们看她可怜，经常捐点东西帮她改善一下。李正美很懂得感恩，干活总是很卖力，多次被评为劳动改造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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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女监回来后，我把李正美的情况告诉了两位师父。

　　那时，我们矫正组里拢共就三个人，男师父伍老师以前是国企的工会主席，女师父芳姨是一位军嫂，两人都有丰富的实务经验，在工作中总是无私地指导我，耐心地纠正我，工作出现分歧的时候也从不打压我。金所长常说，我们矫正组这“两大一小”，走出来就是和谐的“一家三口”。

　　可那天，两位师父却为李正美的个案争了起来。

　　伍老师认为我年轻，接不了李正美的个案。芳姨却认为这是个不可多得的机会，说我刚考完二级心理咨询师证，正是学以致用的时候。不知怎的，俩人渐渐吵偏了，最后的矛盾点居然落到了李正美的“人性”上——伍老师认为李正美的恶是深藏在骨子里的，她就像潘金莲一样，看似被命运摆弄，但一旦有了靠山，就会露出阴狠、凶残的真面目；芳姨不以为然，扯着嗓门说：“我们这里杀人放火的（案例）多了，你怎么不说那些男的？人家至少敢作敢当，哪里是潘金莲，说不定还是个女中豪杰呢！”

　　最终，李正美的个案还是落在了我手里。

　　按照矫正工作的要求，我每月至少要对她开展一次个别教育，并检查她当月的思想汇报。除此之外，金所长、戴警官也给我下了命令，在世博会期间要对这个女人要“看死盯牢”。重任之下，我只得一遍一遍地翻看卷宗来缓解内心的不安。

　　3.

　　一周后，我和缪老师去接李正美出狱，把她送到郊区的安置基地——这属于矫正工作中的“出狱必接”和“有难必帮”。

　　那天，李正美换上了陆警官特意送她的一套全新的雪青色运动服，人看起来很精神。她的全副家当还塞不满一个旅行袋。车子开出l来，李正美下意识地扒着窗口，好奇地看着大马路，后退的街景转瞬即逝，她出神地看了好一会儿才回头问道：“帮教老师，我们去哪里？”

　　“先去司法所办手续，再去迁户口，然后去帮你买点东西，下午去安置基地。”

　　李正美入狱后，她的户口就注销了，现在必须重新登记。对于这种家庭无法接纳的对象，一般会迁入到集体户口里。

　　办完这些事，我们去了超市，缪老师递给我八百块钱，和一张密密麻麻的清单，上面写着：毛巾×2，脸盆×2，杯子×2，拖鞋，洗漱用品1套，内衣裤×2，睡衣1套，妇女用品若干，创可贴、芬必得和扶他林软膏。缪老师说：“小贝，这是陆警官帮她开的清单，还特地强调她手上有腱鞘炎，最好给她买点外用的药膏。你是女同志，一会儿你再问问她还要买些什么，一次性给她都买好。”

　　超市里明亮的灯光，促销的广播和琳琅满目的商品让李正美眼花缭乱。一切是那么陌生，她推着车站在电动扶梯上，四处张望，眼神中透着迷茫。长而平缓的传送带像一条无尽的路，到了二楼，她没有跨步，直到推车发出“轰咚”一声，才回过神来。我看她没站稳，拉了一把，她满脸歉意地跟我说：“贝社工，对不起，我落伍了。”

　　采购结束，汽车飞驰在南北高架上往郊外的工厂驶去。坐在前排的缪老师发出了轻轻的鼾声，李正美轻轻地推了推我，用很轻的声音问道：“贝社工，我就问一下——我儿子，他知道我出来了吗？”

　　李正美有个儿子，案发时还不足一岁。这些年，贺老太太怕孩子受流言蜚语的影响，多年来在上海各地辗转漂泊，含辛茹苦，直到孙子初中毕业才回到自己家。如今，祖孙俩就住在文华社区的新式里弄里，日子过得挺拮据。

　　“这个我不清楚。”我故意回避着，有些心虚。来之前，缪老师就警告过我，不要和李正美说任何贺家的情况，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我想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李正美似乎有些着急。

　　“不要瞎七八搭瞎打听！”不知缪老师什么时候醒的，他回过头来大声喝阻我们，虎眼瞠瞠，看着怪吓人的，“李正美，贺家门的事情跟你没关系，贺老太已经八十多了，你给我太平点！”

　　李正美立刻闭了嘴，她脸涨得通红，呼吸都在发抖。她极力克制着，眼眶红汪汪，这时我才注意到她有一双非常好看的圆眼。

　　看到她的窘态，缪老师还是心软了，又语气放柔说道：“你儿子现在蛮好，去年上了职校，挺懂事的，知道孝顺奶奶。李正美，你也知道你犯的错误是没有办法补偿的，做人要厚道。你不要去打听，也不要去找，你虽然放出来了，但还有三年‘剥权’，你自己知道利害关系！”

　　这话里有关切，但更多的是警告。李正美目前刑满释放，但还有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因为情况特殊，她已被街道列为重点关注的刑释解教人员，社区民警和矫正干部都高度重视，对她的动态管理也会加强，会严格执行定期报到、接受教育、离开居住地必须遵守请销假制度。在世博会期间，对她的管理会更加严格，无特殊情况，一律不准离沪。

　　“我晓得了，缪老师。”李正美转头看向窗外，不再说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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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子驶入了上海北面的城乡结合部，那里有不少大型工厂，却只有一条宽阔的大马路。往来的集装箱卡车呼啸着把路面压得坑洼不平，柴油机轰鸣阵阵，所过之处沙尘滚滚。

　　中兴洗涤厂是众多工厂中的一家，主营业务是清洗宾馆酒店的纺织用品。彼时帮教基地并不多，中兴洗涤厂算是上海地区较早纳入社会帮教体系的企业，它给刑释解教人员提供培训机会、工作岗位，能享受相应的税收减免的优惠。该厂共有两百多名员工，其中一半是家庭、社区无法接纳的刑释解教人员。

　　按照帮教计划，李正美将在中兴洗涤厂工作三年，除了工资以外，厂里会提供住宿和工作餐，每周做六休一。负责落实李正美的是王经理，听说他退休前是老干部。他工作很仔细，把李正美的材料反复看了好几遍，才和她签订劳务合同，又再三声明了几条原则：不能随意请假、不批准不能离开厂区、除帮教人员外不接见任何社会人士。

　　李正美一一答应，就这样，刚出狱的她暂时有了着落。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李正美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强。才过了十来天，我就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接通才发现是李正美打来的。她告诉我，自己花了两百元跟同事买了个旧手机，“这样联络起来就方便多了”。她的宿舍关系处得不错，和几个年轻的姑娘成天有说有笑的。

　　王经理对李正美的表现也很满意，夸她肯干活，能吃苦，而且从不抱怨。李正美的工作是个苦差——用烫平机洗烫被套和床单。烫平机属于高温设备，蒸汽熏腾，人站在烘筒旁一下子就汗流浃背了，可李正美手脚麻利，从不叫苦，周日还主动要求加班。王经理看她缺钱，就在周日给她安排了半天班。

　　缪老师和我都很高兴，心里的大石头落了地。

　　半个月后，我去中兴洗涤厂，李正美听说我来了，非要换件衣服来见我。才两个星期不见，她的样子让我大吃一惊：头发染成了棕红色，嘴唇抹了油汪汪的唇彩，十个指甲涂成了黑色，可能因为干活，指甲油有些斑驳。她穿着紧身的黑色针织上衣，脖子上戴了一条细细的项链，看得出是精心打扮了一番。

　　李正美拿出一张信纸，递给我：“贝社工，这是思想汇报。”

　　纸上的字迹端正，汇报内容基本都是学习和生活上的感悟，只是最后的署名写着“罪人李正美”。我指了指署名，说：“以后，这里不用写‘罪人’两个字，你已经刑满释放了。”

　　“哎呀，在里面写习惯了。”她随即拿起桌上的笔，划去了那两个字。

　　我询问她的近况，她的脸上第一次露出欣喜的笑容，说自己一切都好，还说厂里的工资比最低工资还高了五百元。彼时上海的最低工资是一千一百二十元，加上加班费，李正美每月可以到手一千八百块。等到了六月，还有两百块高温费拿。

　　她兴致勃勃地盘算着工资，眼里满是憧憬。

　　4.

　　没想到，好景不长。又过了半个月后，王经理一个电话打到司法所告状，说李正美闯祸了。

　　金所长放下电话，气得直接骂娘，说李正美和帮教基地里的一个男人偷摸好上了，俩人在宿舍一起过夜，被人举报了。更要命的是，这个男的也是个刑释解教对象，还是“几进宫”的暴力犯。

　　我和缪老师连忙赶去洗涤厂，王经理一改之前的和善，满脸愠色，在会议室里破口大骂，说一切早有苗头了！

　　那男人叫王虎，是个四十八岁的光棍，曾因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罪由多次入狱。这人身材魁梧，力气极大，上一次吃官司就是因为打架斗殴险些把人给打死。王虎出狱后，家里亲戚闹得鸡飞狗跳，都不肯接收他，只能被安置到洗涤厂，因为他会做菜，就被安排到食堂工作，一年多来倒也太平。

　　可不知什么时候，王虎和李正美看对眼了。有工友举报，说李正美穿得骚里骚气，到了打饭的时候隔着窗户冲着王虎抛媚眼，王虎也“投桃报李”，会给她多打几勺饭菜。厂里的午餐是免费提供的，但晚饭要自掏腰包，如此一来，多得了饭菜的李正美就可以省下一顿晚饭钱。到了后来，两人也不再避讳，索性把食堂当成了小饭馆，在一个盆子里夹菜，筷杯交错间，火花四溅——十几年没开荤的干柴，一点就着了。

　　王虎从此魂不守舍，一日在切菜时竟然发痴走神，一刀切在手上，皮肉削掉一块，血淋带滴，只得缝针休了病假。就在王虎休假的那个周末深夜，有人撞见李正美拎着一个包进了他的宿舍，第二天中午才离开。

　　帮教基地里光棍成群，他俩的恋情一见光，不知惹红了多少双眼。要知道，矫正对象中存在着一条看不见的鄙视链：杀人的看不起抢劫的，抢劫的看不起盗窃的，盗窃的看不起强奸的——李正美和王虎，一个杀人，一个差点杀了人，都是鄙视链顶端的人物，本来也没人敢惹。要不是他们按捺不住在厂里过了夜，也不会惊动领导。

　　“情况调查了吗？这件事是真的吗？”我问。

　　“怎么不是真的，李正美亲口承认的，你们社工怎么工作的？还动态管理呢！我这里要是天天出这种事情，还怎么开展工作！”王经理瞪了我一眼。

　　“小年轻没经验，哪能看住这种女人？王经理，不好意思，我们司法所先做一下她思想工作，再叫小贝写一份《情况说明》。”缪老师一个劲地帮我开脱，我心里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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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正美大概早就做好了准备，面对缪老师的说教，她平静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她要搬出宿舍，自己出去租房子住。

　　“胡闹！”缪老师拍案而起，大叫道，“你不要不识好歹，哪有搬出基地的？这地方本来就是安置你们的，你想要搬出去，就不要在这里干了！”

　　“那就不干了，你们开除我好了。”李正美大声说道，不知是真的，还是赌气。

　　缪老师火了，再没耐心跟她说理，直接开骂。从不识好歹、不懂感恩开始，又把她的前尘往事拿出来“鞭尸”一番，最后半威胁半嘲讽道：“你又想走老路了是吗？哼！不知悔改，你要是不想干了，街道也不会为你一直兜底，以后有困难就自己解决吧！”

　　李正美脸色煞白，嘴巴紧紧闭着，僵在那里，一动不动。

　　缪老师要把这突发情况汇报给金所长，先匆忙离开了，走之前，他叮嘱我要看好李正美。他走后，气氛缓和不少，我和李正美聊了聊，发现搬出去的打算并不是她临时起意，而是计划已久了。她说：“只有搬出去，我才能光明正大地谈恋爱。”

　　“谈恋爱”三个字一出，我不由一惊，下意识觉得这个理由荒唐至极，甚至有些隐秘到不易自察的羞耻。这三个字就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我心中的潘多拉魔盒，释放出平日里被社工伦理压制下的世俗偏见——这种人，谈什么恋爱？

　　敏感的李正美已经察觉到了，她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贝社工，以前我们都要自称‘罪人’，我蹲了十六年是罪有应得，放出来那天，陆指导对我说：‘以后不要再说自己是罪人了，你的罪已经赎完了，要好好做人，好好生活。’我想好好工作，也想谈恋爱，不可以吗？”

　　是啊，她为什么不能谈恋爱呢？她已经接受了惩罚，在日复一复的劳动改造中赎罪。劳动改造尚且有尽头，社会道德谴责就要无绝期吗？

　　长期以来，女性犯罪心理中有三个关键词：“性色彩”、“情绪化”和“依附性”，李正美则三者兼而有之。这三个词语无疑在她身上贴上了一种带有耻感的标签，作为社工，即使我有意识地想撕掉标签，也难逃文化基因里的影响。我内心很矛盾，但是也明白她想“谈恋爱”这件事之所以会触发矛盾，是因为，撇开劳动纪律不说，两人的特殊身份和过往经历，确实让管理者犯难。

　　但我也知道，在世俗的眼光里，光是男女之间一点点朦胧的欲望都会点燃暧昧的联想，更何况是在一个高度压抑的环境中？曾经一个叫矫正对象和我说过，在里面，稍微有些情欲描写的小说都是不完整的，那几页都会被撕下来，像“精神鸦片”一样传遍每一个监舍，传遍每一个楼层。

　　见我不说话，李正美有些生气，也有委屈，一双圆眼直接瞪着我。

　　我问她：“要谈恋爱，工作保不住怎么办？”

　　她态度很坚决：“那就再找别的工作。”

　　“那王虎呢，你们打算一起搬出去吗？”

　　李正美摇了摇头：“他上早班，五点多就要开始备餐，很辛苦，还是住在宿舍里轻松些。”

　　“搬出去的事你们是不是商量过了？”

　　李正美点了点头。

　　5.

　　尽管缪老师嘴上骂得难听，但他还是给李正美想了办法——在某三甲医院给她找了一份“三班倒”的护工工作，还托人帮她打招呼，免去了政审环节。但医院不是帮教基地，不提供住宿也不托底，多劳多得，一切看个人表现。

　　这已经是最好的安排了，虽然生活成本提高了，但如李正美所愿，她可以光明正大地谈恋爱了。

　　缪老师再三警告李正美，以后不许去中兴洗涤厂找王虎，绝不能在基地宿舍约会。此外，他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李正美的集体户口办好了，她的情况符合申请廉租房的条件。

　　李正美很感激，给缪老师深鞠了一躬。对她而言，离开帮教基地唯一的困难就是需要自己负担房租。令我们没想到的是，她竟然很快找到了一间简陋的老公房，用在洗涤厂挣的工资支付了押金和租金。

　　李正美去医院签合同的那一天，缪老师、我和她一起在医院旁的永和大王吃午餐。金灿灿的油条一上桌，李正美就迫不及待地拿了一根，咬了一口，显得很满足：“缪老师，贝社工，我以前看见我们队长吃油条，心里那个馋啊。我就想着自己一定要好好改造，争取减刑，等出狱了，我也要吃一根油条。”她的语气像一个小孩子在分享自己的快乐。

　　“你现在可以天天吃油条了。”我刚笑着说完话，侧过脸的时候就看见了缪老师的白眼。

　　回去的路上，缪老师又跟我敲警钟：“小贝，一些无关的话题你以后少和她聊，不要和她走太近，要让她惧怕你。李正美这个女人是不知足的，从一根油条到一个男人，以后还不知道会要什么，人的欲望是会膨胀的。”

　　我不认同缪老师的观点，试图从社工的角度为她开解：“欲望也是一种动力呀，对她来说，长期的自由剥夺后，对亲密关系的追求也是一种生活重建的本能。”缪老师眼一瞪：“太天真！这种情况我们看得多了，她年轻时就为了感情不计后果，蹲了十几年牢。又没见过社会上的男人，就有长进了？再说，王虎是什么人，是个亡命之徒，我就怕她谈恋爱谈得头脑发昏，再走老路。”

　　原来，缪老师的疾言厉色下也藏着对她的关心和担忧。

　　====

　　世博会开园后，缪老师的工作越来越忙，几乎天天待在园区，“看死盯牢”李正美的任务几乎完全落到了我身上。伍老师不放心，让芳姨和我一起跟进个案。

　　彼时，矫正工作的管理已经从行政化慢慢趋向于专业化，各种心理量表、问卷层出不穷，像SCL-90这样繁复的量表（评估个体心理症状和心理健康状况）每个服务对象都要测试。因为业务主管部门认为，精神和心理健康水平的好坏也是评估对象是否存在重新犯罪风险的标准之一。

　　李正美做起测试十分认真，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总是小心谨慎地询问：“贝社工，这个做出来要是结果不好，我会不会被收监？”

　　“不会的，这是自测表，是帮助你了解自己目前的精神健康水平的，再说你已经是自由身了，不会被收监的。”

　　“我精神状态很好的，我吃得下，睡得着！”李正美脱口而出。

　　我和芳姨都笑了。芳姨很会安慰人：“对啊，你吃得下、睡得着就不会有问题。以后你还要穿得好，你现在比刚出来时漂亮多了，生活会一点点好起来的。”

　　李正美都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李正美一走，我便迫不及待地测算数据，几个因子分算起来还有些麻烦。芳姨一看，哈哈大笑：“小贝，这自测表没啥用，看数据还不如看‘钞票’。”

　　“‘看钞票’是什么意思？”我有些不理解，彼时的我只知道有工具就用，有数据就分析。

　　芳姨解释说，“看钞票”就是看收入，对于李正美这样无依无靠的人，收入是最能改变其困境的。在满足吃穿住的前提下，她打扮得越来越好看，气色越来越好，说明生活是有富余的，人生是有希望的。

　　多年后我才明白，芳姨说的“看钞票”有多重要。

　　6.

　　两个月后，李正美转正了，她来到司法所给缪老师和我送了一个精致的水果篮。她说自己把一位病人护理得很好，家属为了感谢她，就把水果篮送给她了。她一看里面的水果很高档，立刻想到了我们。

　　我们这里也有好消息：李正美的廉租房申请就快办理好了，最多一个月的时间，到时她拿租金补贴也行，实物配租也行，这样她经济压力会小很多。

　　李正美很高兴，脸上笑开了花，高高的颧骨红扑扑的，光洁的皮肤透着好气色。黑头发长出来不少，原来染色的头发有些炸毛，都被发卡别好了，整个人显得朴实又健康。

　　我问了她工作情况，她却对我一个劲儿地眨眼，挽着我的胳膊往外拉，看来是有话要单独和我说。

　　“贝社工，我有件事要告诉你，你一定要帮我保密。”李正美说，等廉租房下来，她打算拿着租金补贴住到王虎的老房子里。

　　“王虎不是没地方安置吗？哪来的房子？”

　　李正美悄悄告诉我，其实王虎在虹口有一间厢房，是他老娘去世之前指定留给他的。王虎吃官司的那几年，房子一直由他的姐姐王玲看着。王玲比王虎大了一轮，俩人感情极好，弟弟坐牢，姐姐就把他的房子出租，给他攒着租金，现在已经快攒到两万元了。两年前王虎出狱，他姐姐听说只要家人不接纳，政府就会安置，闹得越凶，安置条件就越好，于是就在司法所哭闹撒泼，声泪俱下地控诉弟弟：老娘就是被逆子气死的，家人都怕他。他发起狠来，一拳能打飞一头猪。这祖宗要是回来，轻则败光祖宅，邻里不宁，重则再生祸端，伤人性命。只要政府肯管王虎，自己马上立遗嘱，百年之后房子归弟弟。王虎见状，马上打配合，先抽了自己十几个耳光，再“扑通”一跪，哭嚎自己不孝顺。就这样，王虎因“家属不接纳，有重大安全隐患”为由被安置到了中兴洗涤厂，既有免费吃住，又有租金拿，姐弟俩的如意算盘打得飞起。

　　我听了哭笑不得——想来也是，能被安置到洗涤厂的，哪会是等闲之辈。

　　“那他姐姐知道你们的事情吗？”

　　“知道，阿姐说了，过了夏天就给我们办酒，让我们结婚。”

　　“那么，王虎对你好吗？”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他对我很好，有吃有用的都先给我，自己穿旧衣服，抽便宜的香烟。”

　　====

　　三个月后，我循着地址找去王虎家。

　　那里是棚户区，已经被拆了大半，远处被绿色防尘纱包裹的高楼旁架起了几座大吊车，长长的吊臂像一根巨大的秤杆横跨在楼宇间，昭示着这片棚户区的未来。近处都是破落的旧房，敞开的门户里散着半个世纪的烟火气。立秋后的阳光里没有一丝灰尘，给破败的老房子加了一层柔光滤镜。

　　从大路往里走，一条醒目的横幅映入眼帘：“打消幻想，回归理性，早日签约，改善住房。”我绕了一大圈，东问西问才找到了门牌号，可是一楼房子门窗紧闭，往里看去，是落了灰的杂物间，似乎很久没人住了。

　　我敲了半天门，楼上探出半个身子。“小贝！在这里，从后面绕过来。”李正美朝我摆摆手，又指了指旁边的小路。我顺着方向找到了后门，走上三楼后，一间干净亮堂的屋子出现在眼前。

　　墙面糊上了白纸，木头地板擦得发白，可以清晰地看见木头的裂缝，家里只有几件简单的家具，一张旧的八仙桌上摆着一盆娇艳的月季花。屋子虽旧，但打扫得一尘不染。李正美搬来一台摇头扇对着我吹，又把思想汇报拿出来：“小贝，你先看，我在楼上洗衣服，很快就好。”

　　李正美和上次又不一样了，她戴着一个塑料发箍，头发全部往后拢起，一脸素净，鼻头、额头都是汗，两颊的黄褐斑清晰可见。她穿着也随意些，是旧T恤，宽松裤，拖鞋。

　　我跟她一起去了楼上，露台很小。一个大脚盆里全是脏衣服，前面有一个矮板凳，白色水斗缺了一大块，上面的水管被白胶布缠得密密匝匝，自来水哗哗流着。李正美一边用木搓板洗衣服，一边跟我聊天。

　　我问她怎么不买个洗衣机？“能省就省吧！”她麻利地拧干衣服，端起一个大脸盆。这时，我注意到她的小腿肚子上有一块凸起的肉疙瘩，像是一个增生性的疤痕，颜色有些发紫。我问她的腿怎么了？她一愣，低头看了看，说道：“以前的，二十年了，是贺福坤用剪刀剪的。”

　　我一怔——贺福坤是她的前夫。

　　李正美拿了一条毛巾，细细地擦干额角、脖颈的汗水，用一种极其平静的语气向我说起了往事：

　　她是个孤儿，在福利院一直长到十六岁，初中毕业后经人介绍住进了贺家。没有结婚仪式，也没有婚纱照，她稀里糊涂地和三十岁的贺福坤做了夫妻。那时候婆婆还没退休，她在家里操持家务，得空就和邻居家的老太太一起“拆纱头”（一种手工活，把针织布料拆成线团）补贴家用。

　　贺福坤脾气不好，一吵架就打人，婆婆劝也劝不住。有一次她反抗，闹得凶了些，贺福坤就按住她，用剪刀生生剪下了她的一块腿肉。因为没有缝针治疗，伤口才长成了这样。她想逃，可是没有娘家。邻居们劝她要感恩，婆婆劝她要忍耐，说女人都是这样苦过来的。她只好照办，“谁让我是孤儿呢？”

　　贺福坤的弟弟比李正美大三岁，十六岁就开始吃官司。刑满释放后，他发现家里多了一个年轻的嫂子，也说不清是谁勾引的谁，反正两个年轻人就糊里糊涂地发生了关系。纸终究包不住火，贺福坤知道了这事以后，就扬言要杀了妻子。

　　那天李正美本是想求情的，就和小叔子一起外出去找丈夫。没想到贺福坤酒后又动手，抓着她的头发往墙上撞。她发了狠，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竟然把贺福坤掐得半死。她瘫倒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这时小叔子又冲了上去，直接掐断了哥哥的喉骨。

　　事后，两人怔住了，不知该怎么办，小叔子率先开口：“分开逃吧！”随即他翻了哥哥的口袋，拿着钱和手表跑了。她清醒过来后去朋友家躲了一晚，第二天就去自首了。

　　从逮捕、审讯、判决再到进监，李正美浑浑噩噩的，就像做梦一样。真正的后怕是从坐牢开始的，杀人后的恐惧、死里逃生的庆幸、人生尽毁的绝望让她夜不能寐，经常做噩梦。如果没有指导员和其他女犯的帮助，她真不知道这漫长岁月会怎样度过。

　　我听得惊心动魄，李正美却有种往事如烟的淡然，那双漂亮的圆眼是那么平静，可我分明看到了她短促的青春一闪而过。

　　话匣子彻底打开了，她说：“小贝，你知道吗？我们在里面的关系是很奇怪的，有时候我们看彼此不顺眼，有时候又好得跟亲姐妹一样。在里头说好了，出狱要一起玩，可是真出来了，谁都躲着谁，谁也不见面。”

　　我点了点头，大概能了解她们的心声。女犯们的关系很微妙，既彼此厌弃又相互帮助，大家都在对方身上投射了太多不堪的过往，又在彼此陪伴中生出了体己和关怀来。出狱后不相往来的默契，大概是源于对曾为女犯身份的回避。

　　7.

　　我问李正美，她和王虎的婚事准备得如何了。李正美却突然表示自己不打算结婚了。

　　“为什么？”我疑惑不解。

　　“这里要动迁了，而且说拆就拆，这个节骨眼上结婚，到时候又说我是图王家的房子，我怕王虎心里不舒服。再说了，玲姐儿子的户口也在这里，我也是有儿子的人，心里明白，结了婚，迁了户口，大家都不窝心，我也活得没底气。”

　　“那王虎怎么说？”

　　“他听我的。我们是同命人，都知道对方想什么，他待我好，我就跟他后半辈子，他要是嫌弃我，我也不想跟他有什么瓜葛，更不想占他便宜。我现在工作挣钱，除了和王虎过日子，还要给我儿子存钱，将来有一天他能认我最好，不肯认我，我就以好心人的身份把钱捐给他。”说到儿子，李正美的脸上又露出悲伤的神色。

　　我试着转移话题：“我看王虎对你是真心的。”

　　李正美又笑了，她告诉我，王虎从小在这里长大，十二三岁就跟着大人“混”， 凭着一身拳脚功夫跟着社会青年到处打架，得了个绰号叫“铁榔头”。当年出事情，就是因为不懂法又不通人性，闯祸也不知道轻重。

　　李正美自顾自地说：“懂法和通人性，只要有一个，都不会犯罪。”

　　她的声音不响，但字字有力，从她对犯罪的认知，对婚姻关系的预判，都看得出她已经充分权衡了利弊，计算了得失。她无疑是清醒的，也是果敢的。缪老师曾预言李正美的欲望是会膨胀的，以前要一根油条，现在要一个男人，但看着此时她豁达的样子，我仍旧觉得欲望并不可怕，它并不是单向的无限膨胀，而是充满了出路和方向。

　　“李正美，我想给你看一个人，你猜猜看是谁？”我拿出手机，点开相册，把手机慢慢推向她，照片上的人像渐渐清晰。

　　她接过手机一看，下一秒马上捂住嘴巴，红着眼眶跟我确认。我点点头，母子血亲，心有灵犀。

　　“这是两年前的照片，现在应该更成熟一些。”为了拍这张照片，我委托其他同事去居委找了办低保的老师，以登记信息为由，把几本《社区困境人员登记册》翻了个遍，终于找到了一张复印件。原件应该是一张证件照，根据登记日期推算，应该是男孩初中毕业时候拍的。

　　她盯着照片看了很久，脸颊上清泪不断。她不停抹着，抽泣着，喘息着：“晶晶，已经这么大了！”

　　“照片的事千万不要告诉其他人，缪老师不知道这事，我偷偷办的。”停了片刻，我又忍不住补了一句，“听说这孩子一米八，白皮肤，样子像你。”

　　李正美捏着我的手机，哭了又哭，看了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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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我们一直聊到傍晚，离开时天色已经暗了，我抬头望去，棚户区的天空被周围高密度的房屋挤着只剩下一道细细的缝，那是仅存的一道微光。我突然想起李正美的话——“懂法和通人性，只要有一个，都不会犯罪”。望着那条渐渐暗去的细缝，我心潮起伏，无法言表，只愿天下再无李正美，毕竟有些女性的天空生来就是低矮的。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