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夏天，我被车撞了，失去了意识。
我的记忆停留在我下班回家的路上。醒来的时候，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护士说我昏迷了两天两夜。医生在和我家人沟通的过程中，我断断续续地听明白了一些事情，我出车祸了，中度脑震荡和多处骨折，最严重的是左尺桡骨粉碎性骨折。
醒来后，我时常昏迷，我努力去回想发生了什么，我想起来我下了出租车，然后做了一场梦，梦中，我被人推着在走廊里奔跑，有风呼啸而过，有光迅速掠过，有嘈杂的人声在身边聒噪。
像极了电视中的画面。
然后，我开始呕吐，黑色的液体，头疼得厉害，天旋地转。
医生说这是全麻后遗症，再加上中度脑震荡，前期会出现反反复复的苏醒睡眠和不停的呕吐，慢慢地就会好起来。
妻子在旁边哭，哭久了她突然说，“该死的肇事者，怎么能撞了人就跑呢？”
我想问点什么，可又睡了过去。
从车祸当天，到完全清醒，用了一周的时间，在这一周内我经历的巨大的疼痛，尤其是麻药药劲退后，全身多处骨折一起袭来，像千万把箭一起射向我的身体。
我疼的大叫。
妻子哭，父母也哭，来看我的亲戚朋友也哭。
医生每次过来换药，妻子都会问，“医保还不能用吗？”
医生回答，“车祸属于交通事故，有第三方责任人，但凡这种交通事故，在交警未找到肇事者之前，不能进入医保缴费流程。”
“如果将来肇事者没找到，医保也没报销，该怎么办？”
“这种情况很少，但是如果交警出具证明已经认定肇事逃逸的话，医院会为你办理社保手续的。只是出院后就不好说了。”医生一边换药一边漫不经心地说着。
“该死的肇事者”妻子又咒骂了一句。
医生说，“报警了吧？”
妻子说，“报过了。”
“警察怎么说？”
“还在调查中”
“不是有摄像头吗？”
“警察说当天晚上因为下雨，整条路的摄像头全坏了。”
“全坏了？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医生淡淡地笑了一下。
我静静地看着他那诡异的一笑。
医生说完就走了。我问妻子，“你确定摄像头全坏了吗？”
妻子说，“警察说的。”
“给你看了没？”
“没有，他们不让看。问了几次都说摄像头全坏了，一个镜头也没有。”
妻子是一个性格温和的人，我知道她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一定遇到了不少难处。我出车祸那天晚上，她一定也吓坏了，惊魂未定，又要去处理交通事故的事，对她来说，是人生的极限。
我抓了抓她的手，安慰她说，“我人没事就好，别怕。”
她又哭了。
二
朋友来看我，询问车祸过程，妻子说她接到了医院的电话，医院说是一个陌生人打的120，救护车赶到的时候我已经昏迷了，并且流了很多血，更为可恨的是肇事者逃逸。
妻子重点强调了肇事逃逸这件事。同时，又把交警大队给予的摄像头全坏的情况说给了朋友。
朋友说，“我有个亲戚是副市长，我给他打个电话，让他给交警大队施压，交警大队一定会重视。”
妻子像抓到了救命稻草，诚恳地表示感谢。
朋友走出病房打电话，妻子看着我浅浅地笑了一下。
很快朋友便回来了。
“我给我亲戚说过了，他说他会让交警大队彻查此事，放心吧，我相信很快会有结果。”
“谢谢，谢谢”，妻子一连串说了很多谢谢。
也许是那天的突然转机为我的病情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觉得头没那么疼了，血液似乎也畅通了，身体也舒展了很多。呕吐感已经消失了大半，说话也有力气了。
下午的时候，妻子说她要在警察来之前再去事发地找找证据。
母亲陪着我。过了一会，母亲问我，“今天看你好多了，我也放心了。想吃点什么，我下楼买点。”
我说，“没事，几天几夜你们也没好好睡觉了，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吧。”
母亲说，“行，那我在走廊打个盹。”
母亲刚出去一小会儿，来了一个警察。
他站在门口问，“谁是陈晨？”
我说，“是我。”
他拉出来我床下的凳子坐了下来。我一点一点地也坐了起来。
他说，“车祸？”
“嗯”
“喝酒了吗？”
“没有”。
“真没喝酒？”
我抬起头看着他，冷静地说，“没有。”
“怎么出的车祸？”
“记不清了。我加班到十点多，打出租车回家，在楼下下了车，醒来的时候就躺在了医院里。”
“你是加班还是和朋友喝酒到10点多了。”
我有点生气，但是忍着。
“我加班。”
“真没喝酒。”
我一下子就火了，吼着说，“没有没有没有，你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死死揪着喝酒不放。我已经反复说了很多遍没有喝酒了。你是不是应该抓到肇事者，问问司机喝没喝酒吧！”
吼完之后，我头疼的厉害，顺势滑了下去。
他不再追问，拿出电脑，打开视频。
视频重命名上显示黄河路与交通路交叉口、黄河路与崂山路交叉口、黄河路与泰山路交叉口……
“喏，这是你出车祸那晚各个路口的视频监控。”
我强打精神又坐了起来。
他打开一个视频，没有画面，只听见雨声和车来车往的声音。
“咣……”视频中突然发出一声闷响，“喏，这就是你被撞时的声音，时间是晚上的10点33分52秒。在黄河路与交通路交叉口。你也看到了，只有声音，没有画面。”
“为什么没有画面？”
“摄像头坏了。”
“黄河路是全市最大的道路，一夜之间竟然所有的摄像头全部坏完？”我气冲冲地说。
“全市在迎接检查，刚好最近在整修，恰逢下雨，整改工程就停了下来，所以，摄像头全都没起到作用。”
听起来合情合理，并且我知道这肯定是副市长打过电话了，要不然交警不会这么快就来医院找我谈话。我冷静了一下，心平气和地说，“真的没有别的方法了吗？”
“没有了，该用的方法都用了。”
“能不能换个视频播放器？”
“换过了，不行。”
“难道就由肇事者遥逍法外吗？”
“我们尽力了。”
妻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站在门口气冲冲地说，“你们真的尽力了吗？摄像头坏了，难道你们就没去查查修车厂吗？没去现场看看遗留了哪些证据吗？”
警察突然站了起来，莫名其妙地看着妻子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没去？”
妻子抬手拿出了一个大众的车标。
“这是刚才我在我老公车祸现场找到的，我老公被撞了近30米远，被花坛拦住，所以把那一片花撞的东倒西歪。这个车标就是在事发现场捡到的。”
“这能证明什么呢？”
“这肯定是肇事者留下的。你们是警察，你们有专业的破案手法，你们应该沿着这个线索查下去。”
“我们会查下去，但是单凭一个大众车标根本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每天路上来来往往的大众车太多了，一个车标如何能够看出是哪辆车？”
妻子被质问的哑口无言，气的浑身发抖又无可奈何。
我接话说，“好了，不说了。警察同志，你今天来找我到底想干什么？”
“录口供，另外把实际情况给你说说。”
“行，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你可以走了。”
“也行，你签个字吧！”
他把口供递到我面前，让我签字。
“我为什么要签？”
他说，“难道你说的不是事实？”
“我说的肯定都是事实。”
“那你有什么好怕的。中规中矩的一份口供而已。”
我拿起笔，犹豫了一下。
妻子说，“陈晨，只要你签了这份口供，这案就算了了，肇事者就再也找不到了。”
警察没有说话，目光冷峻地看着我。一时间愤懑、恼火充满了整个大脑，但又被他那句“难道你说的不是事实”刺激的不知所措。
为了证明我的理直气壮，我愤然签了字。
签完之后，他抽身就要走，走到门口，转身又说，“哦，对了，最好到交警大队开一份肇事逃逸的证明，否则连医保都报不了。”
“哎……你等一下。”他侧着身看我，等着我说下句话。
“好开吗？”
“不难，交警大队会给你出具的。”他递过来一张名片，“上面有我的名字和电话，开的时候给我打电话。”
“谢谢”两个字在我嘴里打转，转了好几圈，终究没有说出口。
医保报销和寻找肇事者这对矛盾体纠缠在一起，只能选其一。我的身体又滑了下去。
三
警察走后，妻子说，“要不我们放弃吧，要不然将来有可能医保也报不出来。”
我叹了口气说，“放弃吧！”
妻子静了一会又说，“还是不甘心，不是非要抓到肇事者赔偿给我们什么，只是你受如此大罪，他却逍遥法外，太没有人情了，如果不是好心人打电话叫来了救护车，你到第二天光流血也……”
妻子话没说话，又要哭的状态。
我说，“我有个电台的朋友，要不死马当活马医，只管发布几则消息，说不定司机听到消息后会突然的良心发现。”
妻子说，“好啊，那么大的大众车标，看着像出租车的。出租车司机喜欢听收音机，我们就在电台发布。”
我电台的朋友听说我出了车祸，急匆匆地赶来了医院，又听说肇事者逃逸，义愤填膺地说，“我一定要好好地播播这种不良行为。”
那天晚上，她给我发信息说，“陈晨，信息已经发出去了。我把你的住院地址和房间号也发出去了。如果司机良心发现，他一定会去看你的。”
我道了谢，安稳睡去。
我心里清楚，司机肯定不会来了。如果他有良心，他不会丢下一个被撞重伤的人逃之夭夭，但是我还是期盼着。
期盼毫无结果。三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眼看身体一天天恢复，医生甚至都提到了可以出院的信息了。妻子慌了，妻子说，“不等了，我赶紧去开肇事逃逸证明。”
妻子拨通了交警的电话，简短几句便挂了。
妻子说，“可以开，我现在去找他？”
妻子走之后，护士来找我说，“你现在可以下床走路了，多下来运动运动。去换药室换药。”
母亲帮我整理了一下，扶着我走出了病房。
护士过来给我打招呼，“恢复的不错，头不疼了吧？”
“不疼了，谢谢。”
“你现在其他方面恢复的都挺好，只是胳膊需要多加小心，左尺挠骨粉碎性骨折，要想早好至少需要三四个月。一个月后拆石膏，拆完之后千万别用左手干活。”
“嗯嗯”我重重地点头。
换药的医生是一个年纪40岁左右的中年男大夫，认真细致的模样。
他把我的石膏拆下来，消了毒，上了药，他看了看伤口说，“恢复的不错。”
我说，“谢谢医生，都是您的功劳。”
他说，“不客气。”
装上石膏后，我便走出了换药室。
没多久，刚才问候我的护士拿着新的吊瓶走了进来。
我说，“你们医生看着很专业。”
她笑了笑说，“是吧！”
我从他的语气中没听出自豪，而听出了一点点的嗤之以鼻。我说不清这种感觉，但是很明显他对我的夸奖不赞同。
我想说点什么，但是又不知道该说点什么。我连忙把床头的一大包水果往她身边推了推，我说你拿回去，给同事们分着吃。
她坚持不要。
她在给我扎针的时候，我竟然莫名其妙地说，“医生的工资很高吧？”
“不高。”
“像刚才给我换药的医生，看起来40多岁了，应该月薪有一万吧？”
她又冷笑了一下，“乡下来的，刚来没多久，顶多就是换换药，月薪不到4000，不会做手术。”
说完她又觉得自己说多了，顿了一下，话题突然转到，“你们的医保手续办的怎么样了？”
我说，“已经去交警大队开肇事逃逸证明了。”
她说，“有这个证明也不一定能办好。”
我说，“为什么？”
她手中的活停了一下，说，“先试试吧！”
说完就离开了病房，那一大包水果还安静地放在我的床头。
没多久，妻子就回来了。她说，“办好了。”
我说，“行啊，去医院缴费的地方把医保手续办一下吧！”
她说，“为什么我总觉得怪怪的呢？我怎么总感觉警察在包庇肇事者呢？”
“我们没有证据，一切都是我们的猜想。现在最好的结果就是医疗保险能报销就好。先去办吧。”
妻子点点头，不情愿地去办理了。
约莫半个小时，妻子气冲冲地回来了，“不给我办，说是入院的时候就应该走社保报销流程，这么晚了，没法添加。”
我说，“当时不是说只要不出院，拿到证明的时候就可以吗？”
“但是现在他们拒绝办理，怎么办？”
我忽然想起了那个护士刚才说的话，我说扶我起来。
我让母亲拿着那一大包水果，把水果送到护士站，让护士们分着吃，理由是水果太多的，容易放坏，因为人多，大家也都接受了。
我把刚才的护士偷偷叫了出来。
我说，“的确像你说的，没办好，有解决的方法吗？”
她说，“你不能说是我说的。”
我郑重地说，“你放心。”
她说，“准备两张购物卡，给护士长一张，医保人员一张，让护士长帮你去办，只要她愿意证明你的确是交通事故且肇事逃逸，医保人员就会通过。”
我让妻子买了三张卡，准备给她一张，另外两张交给护士长，谁知那位护士坚持不要，因为医院人来人往，不便来回推让，最后也未能给她。
护士长接下了两张卡，不动声色地离开了。过了一会，护士长来叫妻子，带着妻子下了楼，没多久，手续办完了，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又过了三天，我办理了出院手续，回家静养。
四
在此后的日子里，一直在家里静静地修养。
一个月后，拆了石膏，做些简单的活动，又过了一个月便回公司上班了。领导知道我左臂骨折尚未取钢板，只让我做一些简单的工作，每日早早下班，回家后，母亲都会准备排骨汤、猪肝、高钙牛奶等补钙的食物给我吃。
晚餐后，我坚持跑步，让身体逐渐恢复至健康状态。
随着时间的推移，健康情况越来越好，除了左臂一直隐痛、无力之外，其余健康指数稳步提升。
将近四个月的时候，有天早晨洗脸，双手放在盆中，捧起一捧水往脸上敷，突然听见很轻微的“砰”的一声，似乎是胳膊关节处发出的声响，心有余悸，急忙洗了脸，擦干净。低头一看，伤口处隆起了一块，但并无痛感，轻轻摁了摁，没有感觉，隆起的地方也没有按下去。因为不疼，所以就没有在意，收拾完后便去上班了。
上午十点左右，疼痛加剧。
急忙赶去医院，当初给我换药的医生摸了摸说，“没事，不要紧。好像是钢板断了。”
“严重吗？”
“不严重。”
他拿起来一个假的胳膊模型，“你看，原来已经钻过眼了，如果断了，再换一个钢板，沿着原来的螺丝口安进去就行了，手术比第一次轻松很多。你先去拍片子吧。”
下楼去拍片子，等了很久也不叫我去取，在我后面的人都拿着片子离开了，而我还在等。
我过去询问，工作人员说，“还没好，再等等。”
我又等了一个小时，还没好。平时半个小时就好了，这次足足等了将近两个小时。我恼火地质问，“到底好了没有。”
工作人员支支吾吾地说，“嗯……好了，不过……片子已经给你的主治医生了，你去找他拿吧。”
“什么意思啊！为什么直接给他呢？”我心里嘀咕着，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我正若有所思地走着，一个人从电动车上突然冲下来，走到我身边，“是不是遇到麻烦了兄弟，我刚才都看明白了，你的片子直接给了医生，一定是手术失误，少不了要与医院大闹一场，到时候找我啊，姐办事你放心，一定保你满意。”
我未对神经兮兮的女人说半句话，径直离开了，但是我更加笃定，我可能要遇到医疗纠纷了。
路上，我打开手机，调到录音模式。
接待我的医生换了，50岁上下，旁边的人说他是骨科主任，是医院里最权威的骨科医生。我环视了一下原来的医生，已经不在了。
主任说，“怎么会断了呢？是不是干重活了？干什么工作的？”
一连串的问题。
我一一回答。
“早上洗脸，一抬胳膊，听见咯嘣一声。没干过重活，在办公室工作，不需要体力劳动，平时对胳膊保护有加。”
他说，“我们这昨天也有一个钢板断的病人，是消防队员，做手术也是不到四个月，外出工作，断了。”
我说，“我没有干重活。我是行政人员。”
他说，“平时是不是没注意保护？”
我反感这种一遇到问题首先推卸责任的人。
我说，“医生，为什么会断，我想您比我更清楚吧！出院时，你们明确告诉我，不准干重活，我会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洗脸也算重活吗？我现在暂且不想追究责任，您就告诉我，我现在这种情况严重吗？”
“哦哦，你不要激动。坐下来慢慢说。手术方面，你不用担心，我们会聘请省内最专业的骨科医生专门给你做手术，二次手术的手术费全免，你只需要承担钢板的费用即可。”
“不是，刚才那个医生说这是一个很小的手术，只需要在原来的螺丝中重新嵌入钢板就行了，怎么还需要聘请省内专家呢？”
他低下头看着片子，不说话，过了一会，他说，“手术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做好。”
“医生，说实在话，我不放心。为什么不说明白呢？您是医生，您应该让我知道为什么钢板会断，手术风险有多大，对我以后的人生有什么影响。我平时保护的很好，但是还是断了，如果再做一次手术，再断了该怎么办？”
他说，“不会，一定不会断了。”
“为什么这么肯定？”
他又支吾起来，“你要相信医生。”
我说，“行，我相信你。”说完，我就想走，语气已经不是很友好了。
他在我转身即将走的时候说，“我可以给医院申请申请，新钢板的费用也可以免了。”
这句话更坚定了我的想法，他心里很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从医院出来后，我直接坐出租去了本市的骨科医院。又拍了一张片子，医生说，“钢板断了。”我说我知道。他说，“需要重新做手术。”
我说，“A院说手术不大，只要重新植入一个钢板即可。”
医生说，“胡说。二次植入手术比第一次钢板固定难度大多了。原来的钉子钉入的地方不能再用，已经滑丝，必须植入更长更宽的钢板，并且第一次受伤是新鲜骨，比较好愈合，如今二次手术，属于旧骨，必须从自身肋骨或者腰间取出细密的骨组织，捏出造型，放置在断裂处，才有可能愈合，我只是说有可能，能不能完全愈合还需要看情况。”
“医生，我这算医疗事故吗？”
“这不好说。但是第一次手术不用自身骨，而用人工骨本来就有风险，专业的医生不会用人工骨，因为人工骨容易被自身吸收，但是成本低，手术难度低，造价高，利润可观。”
“那钢板有问题吗？”
“不好说，需要去鉴定。”
“去哪鉴定？”
“不确定。”说完他就接待别的病人了。
我觉得他很专业，并且胳膊中断的钢板已经将胳膊顶的越来越肿，且胳膊越来越疼，于是，打算将手术放在骨科医院做。
下楼去交钱。工作人员问我医保还是自费。我说，“我有医保。”
他说，“什么原因住院。”
我如实相告。
他说，“你这种情况属于医疗事故，不能走医保。必须自费。”
我说，“万一A院不承认这是一起医疗事故呢？”
“那没办法，你如果想尽快做手术，先办理住院手续吧。等将来医疗事故确认下来后，说不定能转医保。”
我需要赶紧就医，先办了住院手续。上楼找医生，安排了手术的时间。
再一次全身麻醉，醒来后，我躺在病房的床上，左边手臂被石膏再次固定，右边腰间插着导淤血的管子，手上输着液，我又开始呕吐，身上隐隐作痛，但我知道，第二天麻药退去，疼痛将势不可挡地袭来。
第二次，我死死地咬着被子，没有喊一声，直到熬过去最疼的时间。
本次手术，脑子很清醒。妻子把取出来的钢板拿给我看，黑黢黢的样子，上面沾着血迹和粘液。
妻子说，“扔了吧？看着晦气。”
我说，“别，这是证据。”
妻子说，“你想干什么？”
我说，“这一次，我必须把事情搞明白。从出车祸，到第一次做手术，再到第二次手术，一切都稀里糊涂地过着，像被别人操控着一样，不由自己。这次，我要一个说法。”
五
A院打来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做手术，我说我已经在别的医院做过了。那边静止了一会，过了一会，他说，“祝你早日健康。”
我没再说话，挂了电话。
下午的时候，妻子和母亲去了A院找医生，商讨赔偿的事宜。
我知道不会有结果，但是我必须迈出这一步。
晚上九点左右，他们回来了，妻子哀愁着脸说，“医院不承认手术事故，但是出于人道同情，愿意给我们三千元作为补偿。”
“我不同意。”
母亲说，“你想要多少钱？”
“妈，不是钱的问题。不是我想要多少钱，是我太憋屈了，这一年来，我经历了两次全麻、两次生死考验，凭什么一个肇事者逃逸，另一个肇事者3000元就想了事呢？我受了这么大的罪，难道就要有我承担吗？”
母亲说，“你别激动，对身体恢复不好。”
妻子说，“你知道我的性格，我不会和人家吵架，难道你让我和母亲去医院像个泼妇一样大吵大闹吗？”
我忽然想起了那个拉着我的大姐，我在想如果是她，她会怎么做。我知道她是职业医闹，我痛恨这类人，我不会找她，但是她的方法管用，我要像医闹一样维护自己的权利。
但我很理智，这是最后的一步棋。如果能找到充足的证据，我将与A院心平气和，坦诚布公地处理这件事。
五天后，我精神好多了，腰间的导血管也取了取来，医生建议我多下床走动走动。
没事的时候，我往现在医生那里问一些情况，但是医生很谨慎，并不告诉我任何与事故有关的内容。我通过手机查找类似于我这种情况的医疗案件，上面一贯指出要做鉴定，但是全国只有天津一处鉴定中心，并且鉴定需要耗时很长，我等不起，因为我仍旧面临着出院前拿不到医疗事故报告的话医药费需要自己全部承担的风险。
第七天，我略微好了一些，妻子陪着我去了A院。医生不接待我，护士说医生很忙。我从下午一直等到晚上，妻子说，“我们回去吧，还需要给伤口照蓝光消毒”。
我说，“不行，必须等”。
将近九点的时候，医生回来了。面色很冷，第一句话“你们怎么又来了？”
他的冷淡，激发了我的斗志。
“如果问题不解决，以后我来的次数会更频繁。下次我不会这样好声好气地和你坐下来谈了。”
他说，“你想干什么？”
我说，“我想知道真相。为什么钢板断了？”
“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你自己不小心弄断了。上次你母亲和你爱人来的时候，我也说了，出于人道主义，我们医院愿意支付三千元的慰问金。你还想干什么？”
我被他的话彻底激怒了。
“三千你就想了事吗？”
“你明说吧，你想要多少？”
“三十万。”我自己都被吓了一跳。
“胡说八道。”
“你们走吧，我很忙。你们想告就去告，想鉴定就去鉴定，我不承认我手术有问题。我在市里面好歹也是知名的骨科医生。”
我看谈不下去，并且我也毫无证据，全靠自己猜测，觉得无趣，说了几句狠话就离开了。
从楼上下来的时候，我又碰见了那位大姐。她上前来说，“兄弟，我能帮你啊。”
我说，“滚。”
她说，“不识好人心，活该你遭罪。”
妻子说，“咱好歹也是大学毕业，算是个文化人，我们别闹了，认了吧！”
夜很黑，路灯昏黄，我没回答她的话，眼睛望着前方，眼泪堆满了眼眶。
车祸之后，我第一次哭。这种无助，就如同一个人在黑夜里行走，孤立无援。
那天晚上，我躺在病床上，翻来覆去，一直在想我该怎么办。深夜，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医院里大吵大闹，甚至坐在楼顶要跳楼威胁，楼下全是看热闹的人。
可醒来后，我又理智地告诉自己：你是一个有素质的人。
期间，我和妻子又去了几次A院，要么见不到人，要么就是一句话不说，即便是聊几句，还是原来的那些话。直到出院，我也没和A院达成赔偿协议。
第二次住院我全部自费，前后花去了三万四千八百多元。
我原以为这件事只能再次认栽了。然而出院一周后，我去打病历，拿着病历，我认真观看。突然我看到了一张有关钢板的合格证明。我想起来第一次手术病历中并没有这个证明。我把第一次手术病历取出，前后翻了几遍，真的没有这个证明，我在网上一查，钢板手术必须有这个证明，并且好的钢板上还会刻上生产批次和型号，而我取下来的钢板上什么都没有。
我带着这些疑问直接冲进了A院主任办公室。
我气喘吁吁地站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抬头看着我，半晌，他说，“恢复的挺好啊！”
我把两本病历砸在他的办公桌上。
“钢板合格证呢？”
“什……什么合格证？”
“你在我胳膊里装的钢板合格吗？有合格证明吗？”我大喊。
他说，“有，我们装……装的都是合格的。”
“为什么病历中没有。”
“这个不需要放在病历中。”
“胡扯，我在网上查过了。钢板的合格证必须随病历发放给患者。为什么我的病历中没有。”
“可能在档案室，需要找。”
“去找。”
“我现在很忙。”
“好，那我等……”
我在他办公室等了一个小时，他假装很忙，我静静地看着他。实在熬不下去了，他说，“我找到了给你打电话行吗？”
“不行，我现在就要看。凭什么人家医院出院就有证明，而你找一个证明就这么难？还说什么小手术，二次手术很简单。作为主任，你带的手下竟然能这样没有任何医学根据的满口胡言，你们医院的职业道德呢？作为医生，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内心不会不安吗？”
他叫来了一个护士，安排护士去找，护士站在门口吞吞吐吐地说，“往哪找啊？”
他发火说，“想办法找。”
约莫又过了半个小时，护士回来了，“找不到啊！”
这种伎俩我已经看的真真切切了，我基本上100%地肯定，他放在我胳膊里面的钢板没有合格证。我忽然又想起了那块人造骨也没有证明，人造骨被我完全吸收了，连个证据都没有。
他本要冲着护士发火。我抢先说，“别演戏了，你们就没有合格证。你个庸医，你凭什么拿我的健康做儿戏，凭什么我花那么高的价钱，做一个没有合格产品的手术？”
他猛地站起来，冲我大喊，“你神经病啊，再胡说八道，我就报警了。”
“报警，好，你报。我还想报警呢！”
他叫来了保安，硬要把我拉出去。我左胳膊打着石膏，我冲保安说，“你们谁敢碰我，谁伤了我谁负责。”
那些保安也只是远远地围着我，不让我来回动。
走廊里陆陆续续站出来好多人。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我跑到走廊大喊大叫，“你们都看看，他自称是全市最好的骨科医生，却给我用没有合格证的产品，放在我的胳膊里，导致我三个多月钢板断裂，还给我植入没有合格证的人造骨，我受了大罪了。一年之内两次全麻，我天天精神恍惚。骗子、骗子，都是骗子。”
我喊着、叫着、跑着、笑着、闹着，一个十足的疯子。
有人突然抱着我，是我妻子，她哭着心疼地说，“够了，够了，咱不要了。我只要你好好的。”
“不行，不够。我要闹，我要闹。”
我挣开他又疯跑了起来，这时候我听见有人大喊，“陈晨，你清醒一点。”
转身一看，是我的直接上级。
我摇了摇头，说，“我很清醒。”
“你再这么闹来闹去，我开除你。”
我笑了起来，狂笑。他说，“你要多少钱，公司赔给你。你这种行为太给公司丢人了。”
我继续狂笑，在他们看来，我是因为钱才发疯的。其实，不是，一来，我内心藏着无尽的委屈，我一年之内经历了巨大的痛苦，但是当我面对痛苦的时候，每一次迎面而来的首先是质问。二来，我也想问问这个社会怎么了，凭什么身体受伤的是我，精神受伤的还是我，难道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我就应该被愚弄吗？三来，我害怕，压抑在我心中的委屈逐渐升级为怨恨，我害怕这种怨恨如果不释放出来，在以后的人生中，我将一直活在阴影中。
我笑着、跑着，冲过人群，冲到了九楼的窗户口，那扇窗应该是刚好坏了，开了半扇，我一个健步垮了上去，身后是满走廊的尖叫。
转身的时候，我看见妻子和母亲瘫坐在地上，所有人都惊恐地看着我，我甚至还看到了那个要帮我医闹的大姐。
警察也来了，他们在走廊说，“你还年轻，千万别做傻事。”
妻子说，“不就是钱吗？我们不要了行吗？”
我大吼，“怎么到现在你还觉得是因为钱我在闹呢？不是钱，一切都不是钱。我要的是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我要的不是钱，不是委曲求全，不是茫然，不是顺从，不是无可奈何，不是浑浑噩噩，我只想要一个结果。那个逃跑的肇事司机，消失了，如果这个可恶的肇事医生，我再次放过的话，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
医生终于开口了，“他说，你冷静点，你先下来，我愿意和你坐下来认真谈谈。我诚恳地接受你的批评。”
所有人都不说话了，走廊里很静，只有医生的声音。
“我女儿和你一般大，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跳楼解决不了问题，只会让伤害更大。我向你保证，只要你下来，我坦诚布公地和你谈，不带一丝一毫的隐瞒。我首先承认……”
走廊里静的吓人，所有人都看着他。他接着说，“我首先承认……我的手术有失误。”
他的服软，让我瞬间平静了很多，也理智了很多。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竟会这样成为众人的焦点。我的身体开始颤抖，那一刻，我开始了与这个世界和解的第一步。
“我也不想难为您，您救了我，我感恩您，可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无奈、无助、积怨、愤恨蓄积的矛盾球越滚越大，直到势不可挡。而此刻，他一句承认错误的话就击溃了这个矛盾球。
我慢慢滑了下来。
妻子和母亲冲上来抱着我。
我挣开她们要进医生办公室。
他说，“不用进了，我们直接去医务科，在医务科我把事情完整处理了。”
穿过人群，我们去了医务科。
在医务科，他的态度全程都很诚恳。
医务科的人核算一系列的数据，然后对医生说，“根据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费、陪护费、交通费、住宿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核算出来的赔偿金在这个范围之内，你自己把握。不能超这个标准。”
“再加一万。”
医务科的人说，“你疯了吗？这个金额可是我们今年目前赔偿最高金额，对你的罚款也很多，你想好了？”
医生说，“想好了。”
医生转身把那张纸递给我，上面写着“三万三”。
他说，“我再加一万，这是我的极限了。希望你的理解。通过这件事，我今年失去了评优评先的资格，还有可能会停职，希望这笔钱对你有用。”
我知道我这一闹，首先是他的名声毁了，其次医院要处罚他，我对他的伤害也很大。我愧疚地说，“我理解。”
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有一刻，我竟然觉得他不是医生，就是一个即将步入老年的叔叔，他的眼睛中有沧桑，脸上的皱纹也明显。我对我的行为感到惭愧和懊恼。
他说，“谢谢你能理解”
妻子并不在乎多少钱，我也不在乎，所以，他给予的金额我们没有任何扯皮的现象就签了协议。办完手续，准备离开。
在门口，他对我说，“回去好好养身体”，然后又说，“我想我女儿了，她在外地，不知道她过的怎么样。”
直到今天，肇事司机也没有找到，车祸对我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但没有渐渐被淡忘，反而越来越严重，有时候我会问自己，如果没人救我会怎样？
二次手术很成功，胳膊已经愈合，只是阴雨天会隐隐作痛。钢板还在胳膊里，我不敢去取，经历了太多次手术，我害怕手术后刺骨钻心的痛。
有时候，我会摸摸我身体中的钢板，告诉它：愿我们此生和谐相处。
写作主题：此文通过寻找肇事者、办理医保手续、二次手术事故以及成为医闹四个事件重点想说明：精神的伤害比身体的伤害对受伤者来说来的更猛烈、更持久，更钝重。所有看似解决的问题最终都蓄积在了患者心底，最终积压成强势的火山，爆发了。但故事的结尾点名了主题：化解受伤者内心的积怨，其实就是一句能够体谅人的话，一份能够让受伤者感同身受的情感交流。写此文，旨在通过受伤者内心的真实经历，向医疗事故和车祸事故中产生的矛盾纠纷提供一个新的解决问题的参考方向。希望事故越来越少，和谐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