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赵旻心心念的辽哥，此刻正面对涑水犯愁。
八月底九月初天气，虽说秋高气爽，但涑水水位仍颇高，且流速甚急。
看着这宽达二十余丈（五十米）、波涛汹涌的宽河，张辽一时间，竟生出难以逾越之感。
万幸其人丝毫未表露出愁态。
在底层军官和兵卒们看来，张辽只是望着涑水略略出神后，便自怀中掏出地图。
张辽反复对照着地图、周边地形和景物，赫然发现，他们所处之处的涑水上游五六里处，便有一亭。
而那个亭，正是他们顺涑水而下前的最后一处补给点。
赵旻，便是如此细心。
当然，赵旻的保姆式服务，也仅止于此。
山林中穿行、沿涑水顺流而下，这两点都需张辽亲自率兵前行。
张辽反复对照一番后，暗暗打定主意。
于是他取出最后一份行军计划。
其上赫然写着：
九月初三至初五，兄沿涑水顺流而下；初五至初七，猛攻安邑城。
生擒刘子台后，南至河北县风陵渡，与前将军夹攻刘子台余部，合兵后复还安邑城。
而今日，是九月朔日，也就是九月初一。
张辽一边默默感慨赵旻算无遗策，一边在心中盘算着明日的计划安排。
毫无疑问，张辽这一路急行军，虽然让自己及兵卒们累到浑身酸痛、苦不堪言，却为自己这支奇兵争取到了休整、结扎木排的宝贵时间。
此处应位于闻喜县，也就是后世闻喜县东北的涑水流域。
此地方言口音仍与张辽相似，交流起来毫无障碍。
张辽打定主意后，当场下令。
“儿郎们随某沿河北行，今晚某等于亭内扎营！”
因乱世之故，亭这一级行政单位，绝大多数都有城墙。
兵卒们精神一振，尽皆翻身上马，一人双马随张辽疾驰而去。
未几，在落日余晖之中，张辽便远远看到了低矮的土坯城墙、以及被城墙所环绕的屋舍。
袅袅炊烟清晰可见，依稀间，彼处似乎还有鸡鸣犬吠之声传来。
种种迹象表明，那里有人烟。
张辽不再犹豫，催动马速赶向那处亭，也就是两汉最基层的行政单位，相当于后世的大村。
张辽将自己的银印青绶高举过顶：他的职务是中护军，兼任比两千石的左军中郎将。
在赵旻限制发放将军号的情况下，掌管左军将军营的左军中郎将，已是除八重号之外的顶级武职，仅次于五官中郎将和虎贲中郎将。
“大汉左军中郎将张文远在此，请此地亭长现身相见！”
得益于他的并州口音，很快，便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快步走了过来。
“老朽便是此地亭长，将军至此，乃为求军粮？河内郡已有郎君告知老朽此事。”
闻喜县隶属河东郡，魏种虽管不到此处，但其人毕竟为两千石堂堂府君，何况这时代之人道德底线极高，极为看重言出必践。
这一点，甚至比后世《民法典》还要靠谱。
人心不古？东汉人心可比先秦时代“古”得多。
听到这老头儿与自己相似的乡音，张辽突然有些想家。
他摇摇头，将这恼人的情绪甩到一旁，向那亭长抱拳。
“丈人，某等非为求军粮而来，而是欲借宿数宿，此外，尚需匠人为某等绑扎木排。
某等身无长物，暂且以战马寄之，待某等归来，自有厚谢。”
“丈人”并非专指老丈人，实际上，这一称呼最早是对老者的尊称，后来才渐渐延伸为对岳父的称呼。
在东汉，“先生”二字不能随便称呼。至少，这明显认不得几个大字的亭长，是当不起“先生”二字的。
亭长一听有战马，吓得连连摆手：“将军万万不可！老朽此处可养不起战马。”
战马需要喂豆料、盐巴，普通乡民食不果腹，焉有余粮喂战马？
张辽失笑：“丈人不必心忧，战马喂草料便足矣。旬日之内，某等必返，届时必有厚报！”
张辽如此一说，老亭长便听明白了。
张辽是以战马为抵押，寻壮丁、匠人协助兵卒有偿劳动做木排。
老亭长欣然应允。
“只要将军不嫌弃战马饿瘦，老朽便暂且为将军照料战马。”
只喂战马青草，对于乡民而言，便不算什么负担。
河畔青草茂密，割些回来便是。
于是乎，由老亭长领路，为兵卒们寻了一处空地扎营。
在张辽约束下，兵卒们不但秋毫无犯，还将自己埋锅煮熟的肉干麦饭盛出一些，分给眼巴巴看着直流口水的稚童。
这些半大小子们，美美地吃了一顿带熏肉干的麦饭，甚至有些懂事孝顺的孩子不舍得吃，将其带回家给自家长辈吃。
因此，一顿饭下来，兵卒们便与此地乡民关系融洽许多。
兵卒们睡了一顿安稳觉后，翌日一大早，便各自出门砍伐粗木，在乡民帮助下绑扎木排。
这些乡民居于中条山区，平日上山下山不易，是以经常沿水路往返。对于绑扎木排，他们经验非常丰富。
在张辽带头下，兵卒们索性将自己的干粮（亦即蒸熟晾干的麦粒及小米）、肉干取出一大半，分给这些乡民。
与性命相比，这些口粮又算什么？他们又不是舍命不舍财的汉灵帝刘宏！
就在张辽这支奇兵忙于绑扎木排之时，于禁、乐进二人，也抵达了壶关谷道西口。
由李典率领，押运辎重、粮草的部队，紧随二人身后。
当于禁还在义正辞严地痛斥守军时，人狠话不多的乐进，则默默备齐七八把环首刀，并取来钩索试了试韧度，准备再次先登。
乐进虽未说话，但其人意思已表达得极为明确：
文则你且为某吸引守军注意，某先登杀敌，为我军趟出一条血路。
于是乎…
由于于禁成功吸引了守军注意力，当乐进一跃而上、登上关隘城头大杀四方时，后面的云梯已经搭上城墙。
于禁丢下长枪，双手挥着环首刀攀梯一跃而上，迅速与乐进汇合。
这对组合背靠背，紧咬牙关在城头浴血奋战。
当此恶战之时，于禁话也不多了。
二人一主攻，一主守，配合亲密无间，迅速将他们二人所在区域杀得死伤枕藉。
见两名主将如此英勇，他们所率兵卒登时士气大振。
于是，随着一架架云梯架起，便连押送辎重、粮草的李典，也一手持木楯、一手持环首刀冲上城头。
赵旻不但对这些曾与其人为敌的曹操旧将们不计前嫌，而且毫不猜忌他们，让曹操这些旧将们心中都憋了一股火。
他们只想为赵旻奋勇作战，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便连最受曹操信重的异姓武将之首，于禁也不例外。
于禁当初自鲍信处来投曹操时，尚且被曹操猜忌过，谁能想到赵旻竟能对他们这些人推心置腹呢？
于禁虽未说话，但其人在这援军不绝而至的当头，忍不住回想起，赵旻曾单独与他们五人（五子良将之四加李典）详谈之事。
那是开府前数日，赵旻借晚宴之名，单独邀请他们五人至北军军营赴宴。
晚宴地点在中军帐内。
帐外亲兵密布，守备森严，星光漫天。
众人落座后，赵旻当先发言。
“诸君，今日旻非主，诸君亦非臣，某等相聚于此，乃为倾诉心声而来。旻不妨直言相告：旻实则慕五位将军久矣！”
于禁和乐进对视一眼，二人眼中均闪过恍然。
张辽和徐晃二人则有些愕然。
年龄比赵旻小一岁的李典沉不住气，抱拳道：“主公，典声名不显，不知主公何以知典？”
【作者题外话】：前文提过，两汉普遍文盲，所以咱们群要去两汉，前途还是不错的，至少可以从吏员开局。
哈哈，玩笑话。正因为文盲占据了绝大多数，所以在两汉，垄断了知识的士族，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阶层和统治阶层。
梁启超先生曾言，东汉是历朝历代道德底线最高的朝代。
云某以为…或许是因为东汉天秀太多了。咳咳，这当然是玩笑话
其实，东汉道德底线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传承了经学的士族当家。
而且，东汉的士族，还远没有腐化堕落为两晋的门阀。
所以，本章咱们聊一聊门阀。
魏晋时代，是皇权的变异期。
自永嘉之乱（西历311），晋室衰微，司马睿在江左的割据政权，便逐渐沦为士族操纵的傀儡，即所谓“王与马，共天下”。
王，指的是琅琊王氏，也就是扶持琅琊王司马睿登基的王导和刘晔王敦。
历史于是从“皇权政治”转入“门阀政治”。
（元）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晋书王敦传》
东晋时代门阀猖獗，垄断了人权、财权、兵权，又通过内部通婚不断强化这一地位。
因此，权柄相继被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与太原王氏所把持。
歌谣中“旧时王谢堂前燕”指的就是琅琊王与陈郡谢。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
东晋门阀与皇权的关系，可参照孙吴。
简言之，门阀们允许“弱势皇帝”的存在，但决不允许本集团中出现新的“强人”。
比如王敦、桓温。
门阀这个词汇，在史书中称谓极多。有“豪族”“大族”“士族”“世家”“世族”等称呼，累计竟多达二十余种。
此数字统计来自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与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门阀虽然在东晋南朝臻于鼎盛，但起源甚早，至少在东汉时已经出现了“累世公卿”的巨无霸。
三国君主的活跃时期，便正处在“门阀崛起”的阶段。三家的一系列政策，基本都围绕着对“境内豪强”的拉拢与打击。
曹操与王敦、桓温等人，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之处。尤其是彼时的权力结构，可以大抵视作“皇帝”、“门阀”与“新兴强人”三家的微妙制衡。
曹操本人出身新兴豪族，但发迹较晚，且沾染了宦官身份，因此现代学者普遍将其归入“富有的庶族地主”范畴。
前文提过，在魏晋语境中，不管“庶族”、“寒门”还是单家，都是地主阶级。
曹操本人既是汉廷的拱卫者、又是篡汉的野心家。这也使得其麾下豪族的立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几乎是东晋王敦故事的“提前预演”。
汝南袁氏，四世五公，权倾天下。与弘农杨氏、鲁国孔氏、颍川荀氏并驾齐驱。但士族们对待袁氏的态度，也颇可玩味。
袁氏宗子袁术，是最早被门阀们抛弃的。术强势放纵、飞扬跋扈，从其僭号称帝的后续发展看，是很明显的“权欲之徒”，故被士族憎恶。
豪桀多附于绍，术怒曰：“群竖不吾从，而从吾家奴乎！”--《后汉书袁术传》
袁氏庶孽子袁绍，因出身微贱（生母是侍婢），很能折节下士，表现出一副“交结英俊”的风流派头。
董卓之乱时（189），豪杰纷纷投奔袁绍，似乎合作愉快。
但是，就在袁绍横扫河北，意图“更进一步”时，门阀们却纷纷转变立场，站到了袁绍的对立面。
昔日大家平起平坐，今日有人欲凌驾群臣，必然引起众人不满。
云某个人认为，这才是王敦、桓玄最终败亡的根本原因。
也正由于门阀失去了进取心，所以在桓玄败亡不久，东晋便被刘寄奴所灭。
而在刘宋、南齐、梁、陈后，南朝最终被北朝统一，原因也在于此。
北朝以弘农杨氏、陇右李氏为首的门阀，由于游牧民族的刺激，进取心比南朝门阀强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