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旻当然不是急于去保护刘协，而是迫不及待地想问清楚，那酷似其前世苦恋之人的女官芳名、出身。
赵大娘看重出身，所以赵旻必须将一切问清楚后，才好向老娘请示。
这时代就是如此。
若赵大娘不点头，赵旻根本纳不成妾。
可怜的杨樱月大美女，早已被赵旻抛到了九霄云外。
赵旻思忖间，已奔至暗道的出口处。
他取出被衣袖包裹、插于护腕的那柄匕首，端详片刻后复又将其收回。
以那女子的才学和谈吐，其人一定出身士族。
但赵旻仔细听过那女子轻声哼唱的家乡俚曲，那腔调，显然绝非汝、颖、宛、洛这些中原之地的民歌。
赵旻原身、以及如今的赵旻，游历过的郡国有限，无法通过俚曲来判断那女子的出身，只能肯定那绝非中原、关中、西凉和吴郡俚曲。
那么问题来了。
皇宫中的女官，一般皆为中原豪族的良家女。她绝非中原人，那么她到底是谁？
妃嫔贵人？
从她谈吐、气质来看，极似，但从她服饰来看，却不像。
曹操为避免落人口实，绝无可能减少皇宫用度，不可能有服饰如此寒酸的妃嫔贵人。
宫中婢女？绝无可能。
如此奇女子做婢女？除非刘协眼瞎看不到。
赵旻百思不得其解，只好暂时将疑惑压下。
考虑到那女子或许与刘协有过肌肤之亲，苟哥赵旻决定暂时不将此事告诉刘协。
赵旻很快便打定了主意。
老子以后进宫的机会多的是，那小白兔逃不出老子手心，此事不急于一时。
哼哼，妹子想和老子一起死？可以，咱们白头偕老、寿终正寝便是。
想通此节后，赵旻好整以暇地拉开了暗道门。
刘协果然端坐于棚内席上，显然正在等待赵旻。
赵旻放下长枪，深深一揖。
“臣赵从文，拜见陛下！”
不是赵旻有意拿捏姿态，而是他身披两层铠，委实不好跪。
刘协站起身，丝毫不顾赵旻铠甲上的血污，亲自扶起其人。
“此番若非卿及时救驾，吾命休矣。”
此时并非祭礼、朝会、献表等正式场合，所以刘协不会自称“朕”。
实际上，在秦始皇之后，明清之前，皇帝们自称“朕”的场合并不算太多。
三国魏晋南北朝的皇帝们，反而更喜欢自称“孤”。
赵旻站直后复又抱拳道：“此非旻之功，实为陛下乃天命所归之明证也。”
赵旻对刘协的策略，就是将其人当神仙一样供着，勤汇报，多沟通，时时问安，哄得刘协开开心心，然后…
事情该如何处理，仍然按照自己幕府制订的方案进行，将刘协瞎指挥的那一套束之高阁。
这也是后世总裁对董事长、下级对上司的基操。
这套策略，放在这个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的中古时期，再合适不过。
别说中古时期，便是后世现代化社会，不也同样如此？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政令不出某某海怎么来的？
当然，赏罚大权还是要交给刘协的，但同理，其中可操作空间，简直不要太大。
宦官们，准确来说是中常侍们，是如何对付桓灵二帝的？
这是赵旻身为权臣的自我修养。
所以赵旻先奉上马屁，以之试探一下刘协的性格。
此时此地，除他们君臣之外，再无他人，正是赵旻试探刘协的绝佳机会，此天赐良机不容赵旻错过。
刘协苦笑着道：“卿言差矣！吾自继位以来，为董仲颖挟制而被迫由洛入关，于关中朝不保夕，后不得已而迁许县，然复为曹孟德所挟，天命何在？
而今天下，诸臣割据，王室衰微，吾命之所以得保，所恃者非天命，但先皇之血脉耳！”
刘协之言，句句肺腑。
赵旻却登时警惕起来。
因为，这番话分明隐含着刘协的悲怆、愤懑与控诉。
同时，这也充分说明，经历十一年苦难折磨后，刘协远比其同龄人要成熟、清醒、睿智许多。
其人的确有成为晋文公重耳的潜质。
曹操一定早已看出此点，所以其人不惜背负恶名也要架空刘协。
曹操代汉之心确实昭然若揭，同时其人也是赵旻前车之鉴。
许都这滩水，确实足够浑。
综上考虑，赵旻并未接话，只是躬身垂首，默然不语。
在这种极度私密的场合，刘协赵旻使帝王权术也好，受赵旻大恩真情流露也罢，可以对赵旻推心置腹；
但刘协的话头，初来乍到、大权尚未在握的赵旻绝对不能接！
这一点，就如同赵旻必须救刘协一样，都属于赵旻的安身立命之本。
刘协叹了口气后，再次开口：“向者，公仁称卿怀匡汉之心、救国之志，吾别无他选之下，惟有寄希望于卿之身。而卿，终未负吾厚望。”
这话头赵旻不得不接了。
其人深深一揖：“陛下言重，此乃臣应尽之义也。幸赖诸君与臣同心戮力，方可全其功焉。”
刘协微微一笑：“袁本初之心，吾尽知矣。其人非止轻视于吾，且轻视于先兄弘农王也。其人若攻入许县，吾焉有命在？”
赵旻心中一凛。
如此看来，刘协与荀彧关系非同一般！
当世能归纳出此等高论之人，屈指可数。
能看穿本质的，袁绍一方，有田丰和沮授，曹操一方，恐怕也只有二荀和贾诩。此外，大概也只有杨彪看穿了这一点。
孙策、刘璋、刘表那些人，绝对看不懂其中深意。
否则，孙策早就高举“救天子”大旗，堂而皇之地兴兵北上了。
况且，荀彧的确可以自如出入皇宫。
那么问题又来了。
荀彧身为尚书令这个实际的丞相，可谓深受曹操信任。然而刘协为何对荀彧如此信任？
赵旻细思极恐。
刘协绝对不简单！
他此刻看似在推心置腹，实则是在反复试探！
赵旻前世长期伴君培养出的政治灵敏度，此刻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人再三深深一揖，朗声道：“陛下但请放心。袁本初虽为臣故主，然则，其人若臣事于陛下则罢，其人若仍执迷不悟，则臣必为陛下诛之！
陛下乃先帝血脉，此事毋庸置疑！若复有人欲以此行不轨之举，则臣必为陛下诛之！
向者，王室虽无力控地方之诸臣，然诸臣亦未曾有僭越之举，其后若地方诸臣露不臣之心，则臣必为陛下诛之！”
不管刘协怎么说，赵旻必须先立好忠臣的人设。
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赵旻都必须与刘协维持住良好关系，因为袁绍不好惹。
更为麻烦的是，袁绍虽然损兵折将，又给赵旻留下一大批物资，但显而易见，袁绍不但没有如其人历史上那般狼狈，而且雄心壮志犹存。
赵旻虽然接手了曹操的地盘和势力，但赵旻麾下臣属不敷使用，而且如今人心非常不稳。
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考量，赵旻仍然需要继续苟下去。
区别只在于，先前赵旻这个狐狸是借袁绍之威，如今则是借天子刘协之威罢了。
如若天子之威不振，赵旻又有何力可借？
赵旻虽然想做李世民，但受此形势所迫，其人也只好继续做朱元璋。
明玉珍若不死，朱元璋还真不一定能最终统一。
赵旻同理。
盖因兖、徐、豫、司隶四地，是妥妥的四战之地，且士族豪强众多，赵旻根基不稳，可谓内忧外患俱存。
刘协闻言，果然笑了起来。
其人再次扶起赵旻，温言道：“卫将军确迥异于曹孟德。”
这句话，言外之意简直不要太明显。
赵旻正色道：“曹孟德代汉之心昭然若揭，臣耻于与其人并论也！”
无论何时，喊口号都不能少。
赵旻已经下定决心，在苟的同时，尽快发展壮大实力。
刘协根本成不了明君！
刘协不挂念关中流民，不问官渡之战如何善后，只关心自己皇位，他与刘宏一样自私自利！
这等人做傀儡则罢，一旦大权在握，必定民不聊生！
刘协不知道赵旻的心理活动，他在扶起赵旻后，突然发问：“卫将军何以得知，此处隐藏暗道之入口？”
【作者题外话】：这一章内容大多无趣。对此，云某同样无奈。
典籍中对刘协的记载，基本可以断定，此君类似于高贵乡公曹髦，但其人才具、格局、胸襟、能力均远逊于曹髦。
所以，这一章，咱们聊聊与刘协极度相似的曹髦。
曹髦即位于扰攘之际，本系司马师扶植的傀儡君主，用以替代废帝曹芳。其存在的唯一意义，便是效法汉之刘协，将国祚禅于权臣。
按曹髦死后五年魏室即告覆亡，可知魏晋嬗代之事，本应在曹髦一朝便完成。
然则…
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汉晋春秋》
其人不甘于傀儡命运，以舍身讨贼悲壮之举，在历史长河中书写出浓墨重彩的一笔。
曹髦以生命为代价，为魏朝的国祚争取了数年时间，其人虽未能改易天命，但已尽自己绵薄之力。
在曹髦人生的最后时刻，他留下“正使死，何所惧”的遗言便决然出宫，可知其宁愿蚍蜉撼树，亦不愿坐以待毙。曹操性格中的苍凉豪迈，在这位曾孙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时人赞其“才同陈思，武类太祖”，不为虚言。
（曹髦）神明爽俊，德音宣朗。罢朝，景王（司马师）私曰：“上何如主也？”钟会对曰：“才同陈思（指曹植），武类太祖（指曹操）。”--《魏氏春秋》
后世学者对曹髦讨贼之举，多有非议，认为其冲动鲁莽，枉送性命。
其实在司马氏两代三人篡权乱政的背景下，由群臣“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可知彼时曹髦的选择唯二：或者讨贼身死，或者“坐受废辱”。
以是故，曹髦以身殉社稷，不仅不是鲁莽之举，反而充满与命运抗争的悲壮色彩。
王经曰：“……今权在其（司马氏）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汉晋春秋》
曹髦起兵讨逆前夜，曾对心腹表示“吾不能坐受废辱”。此言暗藏深意，它不仅预示着曹髦的退位下场，也隐喻曹髦很可能会在退位之后再遭折辱。
（曹髦）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汉晋春秋》
在这段谈话中，曹髦着重强调了两点，其一是“废”，其二是“辱”。
“废”，不难理解，即被赶下皇位，一如其前任曹芳一般。“辱”则程度更深，它代表曹髦退位后，很可能享受不到诸如前代之刘协、后世之曹奂一般的诸侯地位。
刘协、曹奂退位后，不失王公之位，且可在封地中“行（前朝）正朔，以天子之礼郊祭，上书不称臣”，名义上尊崇备至；这是因为他们肯于配合权臣表演，主动下诏禅让，因此才得以善终。
曹髦则不然，他不仅不愿配合司马氏的政治表演，还多次在宫廷筵讲中以夏之少康自诩，取“太康失国，少康中兴”之典故，即有心锐意进取，重振皇纲，他甚至私撰《潜龙诗》自喻，令司马昭不胜反感。
帝宴群臣于太极东堂，与侍中荀顗、尚书崔赞……中书令虞松等并讲述礼典，遂言帝王优劣之差。帝慕夏少康。--《魏氏春秋》
魏世，龙莫不在井，此居上者逼制之应。高贵乡公著《潜龙诗》，即此旨也。--《晋书五行志》
得罪司马氏的下场是很严重的。曹髦的前任曹芳，曾串谋李丰、张缉、夏侯玄等人欲重夺大权，结果惨遭废黜，死后还被冠以“厉”之丑谥（杀戮无辜曰厉），可谓身名俱裂。有此前车之鉴，可知曹髦既然不肯配合司马氏，那他自然也不会得到好下场，不仅会被废黜，还会“坐受废辱”，即人格尊严亦难保全。
晋受禅，封齐王（曹芳）为邵陵县公。年四十三，泰始十年薨，谥曰厉公。--《魏世谱》
从《魏书》的相关记载看，曹髦彼时已即将被废，且罪名亦基本确定，即不仁、不孝。
曹髦死后，其嫡母（曹叡遗孀）郭太后望风承旨，污蔑其“不可以奉宗庙，恐颠覆社稷”。此言虽有事后遮掩弥补之意，亦侧面反映曹髦被废已成定局。
另外，郭氏诏令中还提到曹髦的两项大罪，其一是“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其二是“以诬谤吾，隔绝两宫”。性情暴戾即不仁，隔绝两宫即不孝。身为人主，不仁不孝，自然“不可以奉宗庙”。
皇太后令曰：“……（曹髦）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吾数呵责，遂更忿恚，造作丑逆不道之言以诬谤吾，遂隔绝两宫……吾语大将军（司马昭），不可不废之，前后数十。”--《魏书高贵乡公纪》
这里需要注意，郭氏虽为明帝遗孀，却自通于司马氏，双方家族成员“频繁为婚”，可知诏书之中丑辞，乃是替司马氏寻找废黜曹髦的合理借口。
景、文二王（即司马师、司马昭）欲自结于郭后，是以频繁为婚。--《晋诸公赞》
实际从《高贵乡公纪》的记载看，曹髦“少好学，夙成”，且颇知礼法，谨慎勤恪，于是“百僚陪位者欣欣焉”，明显是英明令主。可知郭氏诏令，皆为不实之词，甚至可能出自司马氏之手笔。
司马氏安在曹髦身上的罪名，除“不仁”、“不孝”之外，还可参考曹芳被废之时的罪名，即“共观倡优，裸袒为乱”，简言之，即黄色那套玩意儿。
皇帝（曹芳）即位，纂继洪业，春秋已长，未亲万机，耽淫内宠，沉漫女色……游戏无度，至乃共观倡优，裸袒为乱。--王沈《魏书》
王沈，实乃无德狗贼也！
曹芳被废时，不仅被冠以淫乱之罪，还被安上“以弹弹人，不避首目”的恶名。此罪乃是先秦时代权臣赵盾废黜晋灵公之借口，此时复见于曹芳，造作之意显见。曹芳待遇如此，曹髦境遇可知。
帝（曹芳）常喜以弹弹人，以此恚景，弹景不避首目。--王沈《魏书》
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左传宣公二年》
综上所述，在曹髦起兵前夜，他已知晓自己行将遭到废黜，且会被冠以“不仁”、“不孝”之罪，甚至可能会被丑化为淫乱昏君，沦为史书中的笑柄；因此隐忍多年的他终于退无可退，发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怒吼，将兵而出，欲与司马氏决死。
（曹髦）出黄素诏于怀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日便当决行此事！”--《魏氏春秋》
曹髦身为人主，不愿“坐受废辱”，这一点不难理解；但“正使死，何所惧”的悲壮遗言，却又略显苍凉。其实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曹髦一旦被废，绝对得不到善终，势必遭到司马氏的杀害。
帝乃出怀中版令投地，曰：“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汉晋春秋》
原因很简单，曹髦兼资文武，壮志凌云，在朝野中颇富人望（详见后文），且具备一定的政治手腕。他和刘协、曹芳、曹奂等傀儡君主存在根本差别，因此必不为司马昭所容。
刘协早年尝试过反抗，失败之后遂自暴自弃，沦为曹氏父子的掌中玩物。曹芳在尚可一搏之际，因为“惧不敢发”而放弃刺杀司马兄弟的计划，导致“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是谋废帝”，可知亦是庸才。至于曹奂，乃是司马昭精挑细选的庸懦宗室，其存在的唯一意义便是配合嬗代演出，固无足论。
中领军许允与左右小臣谋，因文王（司马昭）辞，杀之，勒其众以退大将军。已书诏于前。文王入……帝（曹芳）惧不敢发。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司马师）因是谋废帝。--《魏晋世语》
而曹髦性情刚烈，完全不同于上述傀儡。同时代中，重臣钟会、石苞等人曾高度评价曹髦。钟会称其“才同陈思，武类太祖”（见前文注引），石苞则称其“非常人也”，甚至“以为魏武更生”。
甘露中入朝，当还，辞高贵乡公，留中尽日。文王遣人要令过。文王问（石）苞：“何淹留也？”苞曰：“非常人也。”--《魏晋世语》
石苞来朝，盛称高贵乡公，以为魏武更生。--《晋书华表传》
“陈思”即陈思王曹植，此言即赞美曹髦的文学素养。“才同陈思”已经颇令司马氏畏惧，“武类太祖”则更令司马氏坐卧不安。
一个作为“禅让工具”而被扶植的傀儡天子，竟然具备了奸雄曹操一般的文韬武略，甚至被认为是“魏武更生”，这对权臣而言无疑是十分危险的信号，尤其考虑到这个评价还是出自石苞之口。
石苞是司马家族在闾阎中延揽的风尘末吏，青龙年间（233-237）“鬻铁于长安”，为司马懿父子所知。正始年间（240-249），司马师“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石苞亦在其中，后参与高平陵之变，由是发迹。
初，青龙中，石苞鬻铁于长安，得见司马宣王，宣王知焉。--《魏晋世语》
初，帝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晋书景帝纪》
司马懿认为石苞“好色薄行”，不甚喜爱，但司马师却认为“苞虽细行不足，而有经国才略”，因为“夫贞廉之士，未必能经济世务”。可知此人并非“贞廉之士”，之所以被司马父子相中，正是因为此人毫无底线，可以做主君不方便做的事情。
宣帝闻苞好色薄行，以让景帝。帝答曰：“苞虽细行不足，而有经国才略。夫贞廉之士，未必能经济世务。”--《晋书石苞传》
在此背景下，石苞对曹髦的夸赞，绝不能被视作善意之辞，反而是催促司马昭弑君的暗示之语。因此在石苞发出“（曹髦）非常人也”的感叹之后，随即发生了弑君之事。学者姚范认为“司马昭废立之计蓄之已久，而石苞更促之”，可谓一针见血。
（石）苞曰：“（曹髦）非常人也。”明日发至荥阳，数日而难作（指弑君事发）。--《魏晋世语》
更令司马昭畏惧者，乃是曹髦不仅少年夙成，英明奋发，还很有政治手腕。
昔日（254）曹芳被废，中领军许允亦被牵连诛杀，禁卫大权遂转入中护军之手（请废曹芳的奏疏中，有中护军而无中领军，可谓佐证），而充任中护军的人选是司马望。
魏初，因置护军将军，主武官选，隶领军，晋世则不隶也。--《晋书职官志》
司马望本为司马孚之子，后出继给伯父司马朗，而司马朗、司马孚皆为司马懿之同胞兄弟，其政治立场可知。比如请废曹芳的奏疏中，司马望便位在其中（见《齐王纪》引王沈《魏书》）。
然而就是这个心如铁石的司马望，担任中护军期间，由于受到曹髦的“亲待”，竟被其人格魅力感化，最终因不愿承担弑君之罪，辞去护军职务，逃离了洛阳这个是非之地。司马望虽然未能彻底倒向帝室，但曹髦笼络人心之手段，由此足见一斑。
（司马望）迁护军将军……时魏高贵乡公好才爱士，（司马）望与裴秀、王沈、钟会并见亲待，数侍宴筵……时景、文相继辅政，未尝朝觐，权归晋室。（司马）望虽见（曹髦）宠待，每不自安，由是求出，为征西将军。--《晋书义阳成王传》
在此背景下，少年老成，英明有为的曹髦，已成司马昭的眼中钉、肉中刺，因此他不仅会“坐受废辱”，甚至被废之后亦不能得善终，势必遭到隐诛。可知曹髦所处之形势，已如昔日之陈胜，即“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这不仅可以解释曹髦临行前为何要留下“正使死，何所惧”的壮烈遗言，也可以解释他为何在“帝师溃散”之际，仍然“手剑奋击”，视死如归。因为曹髦自出征的一刻起，便没打算活着回来！
他宁肯死于乱军之手，彰司马氏大恶于天下；亦不肯在“坐受废辱”之后死于鸩毒，流于无闻。
曹髦临行前，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三人共谋大计。他们分别隶属侍中寺、尚书省、散骑省。
（帝）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汉晋春秋》
可怜曹髦所托非人，告密者，正是狗贼王沈和王业！
（王）沈、（王）业奔走告文王，文王为之备。--《汉晋春秋》
戊子夜……会雨，有司奏却日，（帝）遂见王经等出黄素诏于怀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日便当决行此事。”入白太后，遂拔剑升辇。--《魏氏春秋》
曹髦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并未慌乱，而是即刻“下陵云台”，召集人马，趁夜冒雨出兵，欲与司马氏决死。
跟随曹髦出兵的两位武官，一位是“冗从仆射李昭”，另一位是“黄门从官焦伯”，此二人职官身份比较特殊，皆是禁中的内侍。
戊子夜，帝自将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下陵云台，铠仗授兵，欲因际会，自出讨文王。--《魏氏春秋》
“禁中”，是宫中防卫等级最高的地方。这里是皇帝的起居之所，有时亦代指后宫所在。禁中不同于“殿中”与“宫中”，殿中宿卫有虎贲、羽林郎；殿门宿卫有三署郎；宫门宿卫有卫尉下辖的卫士，皆由士人充任；而禁中的宿卫，按制度皆用宦官。
按《续汉书百官志》，冗从仆射，全名“中黄门冗从仆射”，用宦者。黄门即禁门，亦写作“黄闼”，可知李昭、焦伯按理应是宦官。
中黄门冗从仆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黄门冗从。居则宿卫，直守门户；出则骑从，夹乘舆车。--《续汉书百官志》
禁门曰黄闼，以中人主之，故曰黄门令。--《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引董巴《汉书》
不过由于曹丕改易宫禁制度，限制宦官、重用士人（见《魏书文帝纪》），以至毕轨（典农校尉毕子礼之子）、华廙（司徒华歆之孙）等人均有担任冗从仆射的记载，因此也不能排除李昭、焦伯可能具备士人身份。
冗从仆射毕轨表言：“尚书仆射王思精勤旧吏，忠亮计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魏书辛毗传》
泰始初，迁冗从仆射。--《晋书华表传-附传》
不过按常理推断，为了保证禁中安全，避免秽乱宫廷（东汉时侍中郭举值守禁中，趁机与后宫私通，见蔡质《汉仪》），即使李昭、焦伯是士人，他们的从属成员，应该亦多为宦者。宦官的身体条件、训练水平自然无法和职业武士相比，这也能够侧面解释为何曹髦军队的战斗力较差，一触即溃。
不过曹髦也并非全无准备，他纠合“僮仆数百”之后，随即“铠仗授兵”，可知在六年（254-260）的傀儡生涯中，曹髦也暗中积蓄了不少力量，所藏甲胄兵刃，足以武装数百人规模的队伍。
帝遂帅僮仆数百，鼓噪而出。--《汉晋春秋》
（帝）铠仗授兵，欲因际会，自出讨文王。--《魏氏春秋》
达到这一成就并不容易，因为昔日司马懿诛曹爽时（249），便是“先据武库”，之后才“出屯洛水浮桥”。司马氏既凭此起家，自然会严密防备他人效仿，曹髦能够在司马氏党羽的监视下，积攒起数百人的武备，可知确有过人之处。
宣王部勒兵马，先据武库，遂出屯洛水浮桥。--《魏书曹爽传》
武装完毕后，曹髦随即“拔剑升辇”、“击战鼓，出云龙门”，向着司马昭的相府杀去。
曹髦欲与司马昭决死，需要突破两道防线，其一是“殿中”门，其二是“宫中”门。曹髦冲出“殿中”时，选择的是东侧的云龙门为突破口。
“殿中”，即以太极殿（曹魏正殿）为中心组成的院落，外设殿墙。殿墙南侧为端门，也是殿中正门；西侧为神虎门，东侧为云龙门。皇帝与群臣朝会，多经由端门或云龙门，因此二门频繁见于史册。
（帝）拔剑升辇，帅殿中宿卫、苍头、官僮，击战鼓，出云龙门。--《魏氏春秋》
曹髦不走端门，可能是因为端门为殿中正门，防卫力量较强，因此避实击虚，选择东侧的云龙门。侧面反映出曹髦颇有智慧，绝非鲁莽之辈。
屯骑校尉司马伷（司马昭之弟）闻讯，率宿卫亲兵与曹髦战于“东止车门”。“止车门”指殿门，“东止车门”即云龙门。曹髦此时没有选择硬拼，而是以天子名义令“左右呵之”，于是“伷众奔走”。可知曹髦在朝野中具备一定的威望，也很善于利用自己的威望。
（帝）鼓噪而出。文王弟屯骑校尉（司马）伷入，遇帝于东止车门，左右呵之，伷众奔走。--《汉晋春秋》
从“殿中”成功突围后，曹髦随即引兵向南，朝着宫门方向挺进。
从曹髦“出云龙门”的行军方向看，突出太极殿后，他应该会向东掖门、司马门（南掖门）或阊阖门（宫城南侧正门，亦作大司马门）方向进军。按《汉晋春秋》，“贾充又逆帝战于南阙下”，可知曹髦最终选择从南门出宫，即走司马门或阊阖门。
中护军贾充又逆帝战于南阙下，帝自用剑。--《汉晋春秋》
“阙”指宫门两侧的高大门楼，“南阙”即宫城南门的门楼。《水经注》记载魏明帝曾在司马门“筑阙”，结果“崩，压杀数百人”，遂“不复筑”，因此司马门无阙。据此可知，曹髦突出殿中后，是向阊阖门方向行进，在此遭遇贾充阻击，双方遂“战于南阙下”。
《晋书荀勖传》亦有“高贵乡公欲为变时，大将军掾孙佑等守阊阖门”的记载，可以互文印证。
曹髦进军的目的地，即司马昭的“相府”，其具体位置不详。按仇鹿鸣《高平陵之变发微》一文推断，其府邸似在洛阳宫城之外东侧，与阊阖门的距离不明。不过按贾充“司马家事若败，汝等岂复有种乎”的恐慌态度来看，可知彼时情势危急，侧面反映出相府距离阊阖门应该不会太远，曹髦一旦率部冲出宫门，确实有可能威胁到司马昭的人身安全。
贾充呼帐下督成济谓曰：“司马家事若败，汝等岂复有种乎？何不出击！”（成）倅兄弟二人乃帅帐下人出。--《魏末传》
在南阙之下阻击曹髦的贾充，彼时接替司马望，担任中护军。
贾充是著名的无良奸佞，他自结于司马氏，与司马昭之子司马攸（司马攸后出继司马师）、司马炎之子司马衷两代为婚，姻亲肺腑，休戚与共，因此他自然不会像前任司马望那样对曹髦抱有同情之心。
贾充女儿、一代妖后贾南风，更是直接葬送了西晋国祚，成为神州千古罪人！
彼时暴雨倾盆，阊阖门下血光冲天，冗从、禁卫、僮仆、宦官们厮杀成一团，曹髦躬自“擂战鼓”，为先锋助威；可惜临时拼凑的杂役部队，毕竟不是护军的对手，然而“帝师溃散”之后，曹髦竟驱车突入阵中，“手剑奋击，犹称天子”，借以激励士气，雄壮豪迈如此。
会雨……贾充自（宫）外而入，帝师溃散，（曹髦）犹称天子，手剑奋击，众莫敢逼。--《魏氏春秋》
（曹髦）雷战鼓，躬自拔刃，与左右杂卫共入兵陈（阵）间。--《魏书高贵乡公纪》
事已至此，唯有弑君一途。在贾充的煽动下，骑督成倅、太子舍人成济“抽戈犯跸”，将曹髦刺杀于车辇之中。在曹髦崩逝的一刻，雷霆大作，乌云倒卷，天地一片昏暗，晦冥不可视物，似乎上苍都在哀泣这位少年英主之死。
（贾）充帅厉将士，骑督成倅弟成济以矛进，帝崩于师。时暴雨雷霆，晦冥。--《魏氏春秋》
曹髦的人生虽然定格在了二十岁，但他不甘废辱的反抗精神，以身殉社稷的悲壮之举，却书于竹帛，传唱千载。
北魏孝庄帝刺杀权臣尔朱荣之际，亦自诩“吾宁为高贵乡公死，不为常道乡公生”，可知曹髦的精神遗产，历久弥新，不断激励着后世中身处逆境的帝王人君。
曹髦兼资文武，少年夙成，寿元虽短，却堪为一代令主。若无权臣篡弑之事，其前途不可限量。
可叹之处，乃是一代令主死后，竟被群小污蔑为无忠、无孝的败乱之君，甚至被冠以“自陷大祸”之恶名。
司马氏两代三人奸宄相继，为恶日甚，自不必言；郭氏身为明帝遗孀，亦助纣为虐，信口雌黄，委实愧对魏朝宗祀。
皇太后令曰：“……此儿具闻，自知罪重，便图为弑逆，赂遗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药，密因鸩毒，重相设计。事已觉露，直欲因际会举兵入西宫杀吾。”--《魏书高贵乡公纪》
我呸！好一个自私自利之徒！
丁卯，葬高贵乡公于洛阳西北三十里瀍涧之滨。下车数乘，不设旌旄。--《汉晋春秋》
文帝（司马昭）崩，贾充、荀勖议葬礼未定。（石）苞时奔丧，恸哭曰：“基业如此，而以人臣终乎！”葬礼乃定。--《晋书石苞传》
魏帝曹髦以民礼下葬，大臣司马昭却以帝礼厚葬，魏臣石苞丑态毕露，呵呵，真是讽刺啊！
大快人心的是，纸包不住火，真相终仍大白。
王沈狗贼虽一再秽史，仍有东晋明帝闻高贵乡公之死而“以面覆床”之事。
王沈之丑唾，终不能掩曹髦之英武；陈寿之直笔，亦足彰司马之奸恶。
惜哉！叹哉！
五胡乱华，神州泣血，何其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