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裕此言一出，苟哥便如醍醐灌顶一般恍然大悟。
先前苟哥曾与自己亲儿子、将满两周岁的刘嗣讨论过，为何说国以民为本。
此后苟哥又抛给亲儿子两个思维发散题：
一是大汉之衰微，源于何故？
二是孟子为何云民为贵？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正是张裕提醒苟哥、解决河北问题的关键点。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当然不可能是党锢之祸，也并非黄巾之乱，黄巾之乱只是此问题的具象化表现罢了。
东汉衰微、汉末动乱的根源，实际上是东汉朝廷政权，已经无力与士族、豪族争夺人口，从而导致地方作乱、东汉朝廷却对此无可奈何。
这也是孟子说“民为贵”的原因。
因为对一个国家而言，尤其是对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而言，民是根本。
自秦汉以来，“有土斯有民”的观念，与“有民斯有土”的现象逐渐变为并存。
自华夏首个中央集权的大秦开始，国家便力图阻止户口人丁流入私门，但是…至汉末时，随着朝廷力量衰微，此趋势已无法被阻止。
从秦汉魏晋人身依附关系发展看来，可以是有土斯有民，也可以是有民斯有土，而且后者比前者更加显著。
简言之，士族、豪族的“客”、“奴客”、“部曲”，便是如此形成的。
“客”是一个特殊阶层，也是中古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以宗族、乡党为纽带的社会中，对族里而言，外姓是客；
对乡里而言，外乡是客。实际上是指在本地没有根基的外来者，因此“客”往往不得不依附于地方强宗，以求托庇。
客的具体属性，与其前缀有关。
“宾客”泛指存在人身依附关系的隶属群体。
“上客”通常拥有一定的资望地位，是地方豪族的礼宾。
“谈客”利用口舌才华，充当军阀之间的游说者。
“奴客”则更加宽泛，随着任务的变化，而被冠以“部曲”、“田客”、“复客”乃至“盗贼”等名称，有时甚至会被直接简称为“奴”。
所谓“奴客”，顾名思义，即“具备了奴隶色彩的宾客”。
他们不具备人身自由，属于主子的私产，在某种程度上与牲口无异。
在两汉时代，由于奴客自身的“财产属性”，因此往往需要被长期豢养，不得随意抛弃。
然而实际执行时，又是另一幅面貌。
比如豪族大姓往往利用“朝廷下令释放奴婢”的机会，将年轻力壮的奴客留下，将年迈无用的奴客轰走，美其名曰“还你自由”，实际是令其自生自灭。
这与现代资本家裁员，却谎称“为社会输送人才”有异曲同工之妙。
“奴客”的称谓，见于史册较早，至少在西汉中期便已出现。
关于“客”的卑微化，唐长孺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和部曲》一文中有过详述。
唐老曾注意到，奴客大抵都是缺乏教养的无赖，他们替主子“干脏活，牟奸利”，乃至“作盗贼”。
实际“客”的卑贱化，核心原因在于，其生活上依附于豪强，缺乏个人选择的自由。
在地主豪族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情况下，大部分缺乏受教育机会的底层群众，因为生存艰难，被迫沦为权势者的奴客。
在马太效应（也叫二八效应）的作用下，两汉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最终大量的失地农民与破产手工业者，便顺理成章地沦为富室强宗（也就是当地士族、豪族）的附庸。
同时，彼时的“丁税”制度，也为奴客的诞生提供了肥沃土壤。
所谓丁税即人头税，其目的在于舍地税人，即无论个人财富多寡，都必须按人头缴纳赋税。
在丁税之外，百姓还要承担沉重的徭役。
而富户不仅有着多样的避役手段，甚至可以通过个人权势，庇荫田庄内的奴客，使之不服徭役。
比如《魏书司马芝传》记载，司马芝出任菅县县长时，辖区内的豪族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多年来从未接受官府的征役。
司马芝想征调刘节手下的宾客服役，也遭到断然拒绝。
郡主簿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馀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顷之，（司马）芝差（刘）节客王同等为兵，掾史据白：“（刘）节家（宾客）前后未尝给繇（指兵役徭役）。”
摘自《魏书之司马芝传》
本书中的司马芝，此时也正被苟哥下放到陈留郡某个县任县令。
按两汉制度，县满万户设县令，不满万户设县长。可知菅县的户数不满一万。
刘节不过是条籍籍无名的地头蛇，在这个不满万户的小县，却能霸占十分之一以上的丁壮人口（千余家），足见彼时的贫富分化到了什么地步。
奴客问题的根源，其实在于土地私有制度，以及两汉极其狭窄的上升渠道。
在出仕名额被地方大族垄断的社会背景下，缺乏背景的普通人，其晋升途径被基本堵死，社会阶层也完全固化，因此抵御风险的能力也特别差。
很多穷困潦倒的人，甚至会自发“投充”，即卖身为奴。
与之相对，占有生产资料的富室强宗（也就是士族、豪族），天然处于统治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兼并的发起，最终大量的自耕农与中小手工业者彻底破产，沦为强宗豪右的门客。
当然，这群走投无路的破产者，名为宾客，实是奴婢，“奴客”的称谓，名副其实。
综上所述，东汉之衰微，其根源有二，一是土地兼并严重，二是察举制那巨大的弊端。
东汉末年的朝廷，只能眼睁睁看着，本来属于国家的民被收入士族、豪族之籍，反过头来，东汉朝廷渐渐被士族、豪族所取代，从而一分为三，最终成为三国。
这也就能解释，为何孟子强调民为贵了。
大明之亡，实则与东汉之亡如出一辙。
士绅无需纳粮，则民转入士绅名下，朝廷民愈少，而士绅奴愈多，阶级矛盾愈发尖锐。
当阶级矛盾以农民起义的形式爆发…
朝廷无税收难以养兵，士绅又不肯向朝廷伸出援手，最终大明走向灭亡便不足为奇。
最要命的是，历代王朝，往往重复这一历史循环。
所以，苟哥此刻，很快便想通了此点、并迅速释然。
因为苟哥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尽力避免陷入这种循环。
张裕见自己爱婿的俊脸之上，露出如释重负之神色，心中不由欣慰至极。
尽管张裕本人，也属于被自己爱婿改革的对象。
“从文必已想通此事之关键，既如此，从文又何需担忧河北黎庶？呵呵，时辰已不早，请从文速做准备，宫中夜宴即将开始。”
苟哥向张裕顿首行礼，后者坦然受之后方才将前者扶起。
同时，张裕语重心长道。
“从文，大汉之复兴，而今皆系于你之手，望你勿改初心，时时以黎庶为念！”
苟哥重重颔首。
“大人尽管放心，旻必不忘初心，事事以天下苍生为先！”
苟哥已得到了其人想知道的所有答案，是以，此刻苟哥的眼眸中，颇有几分毅然决然之感。
其人远去之后，张裕负手立于庭院之中，仰望着渐渐被暮色笼罩的天空，良久后，其人一声长叹。
“星空如镜，折射人心！然则星海浩瀚，岂区区人心匹之？人心尚且难测，遑论天心乎？
苍天此举，某历时三年犹不得其解，而今一夕顿悟。福兮？祸兮？吉邪？凶邪？”
【作者题外话】：接着上一章继续为您说。
可见曹操的所作所为也并非如史书所言般单纯。但从其言辞中，可以看出他确实比较抵触“废立之举”。
然而曹操提出的理由，诸如“天下之至不详”或者“幼主微弱”之类，其实并无明确的理论依据，只能视作“名教”对他的思想钳制。
不过事物总归是动态发展的，曹操的思维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曹操壮年时自称“性不信天命”，老年时却表示“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侧面反映出其野心的膨胀。
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让县自明述志令》
（魏）王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魏氏春秋》
从历史环境考虑，曹操在征服河北之后（207），完全可以抛开名教的束缚，代汉自立；但他终究没有这么做。
因此曹操的行为逻辑，便不能单纯用“名教”的约束作用加以解释。
曹操一贯奉行务实原则，史有明载。他对汉廷的态度亦是如此。
刘协虽然是傀儡之君，但并不甘于傀儡之位。从可见史料来看，他曾多次尝试反抗曹操，只不过均以失败告终。
刘协首次反抗曹操，事在建安二年（197），即迁都许县（196）的翌年。
是年（197）曹操入宫觐见，献帝援引旧制，令虎贲卫士将曹操“交戟叉颈”，以作威慑。
旧制，三公领兵入见，皆交戟叉颈而前。初，（曹）公将讨张绣，入觐天子，时始复此制。公自此不复朝见。--《魏晋世语》
建安四年（199），刘协又利用董承、刘备、种辑等人，策划了“衣带诏”行动，导致曹操丢失徐州，险些改变官渡之战的走势。
（曹）公将自东征（刘）备，诸将皆曰：“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若何？”--《魏书武帝纪》
建安十九年（214），伏皇后家族由于阴谋反曹，惨遭夷灭。
建安二十三年（218）太医令吉本、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在许县叛乱；建安二十四年（219）西曹掾魏讽在邺县叛乱。
建安末年的数起叛乱行动，均以“中兴汉室”为口号，叛军甚至打算挟持汉帝“南奔关羽”。
（金祎）睹汉祚将移，谓可季兴，乃喟然发愤，遂与耿纪、韦晃、吉本、本子（吉）邈、邈弟（吉）穆等结谋。--《三辅决录注》
时关羽强盛，京兆金祎等谋挟天子以攻魏，南引关羽为援。--《资治通鉴汉纪》
按建安二十三年（218）的吉本之乱中，刘协与叛军同在许县；可知他对叛乱计划必然知情，甚至可能是主谋之一。
就刘协的不安份程度来看，曹操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将其废黜甚至杀害；后来司马师废黜曹芳、司马昭弑杀曹髦便是如此。但最终曹操依然隐忍未发，只是将汉帝软禁。
“豢养皇帝”的行为，对臣子而言是双刃剑。
苟哥如今，便面临如此困境。
比如荀彧、孔融等东汉遗老，便因为“以汉臣自居”而与曹操分道扬镳。
（建安）十七年，董昭等欲共进（曹）操爵国公，九锡备物，密以访彧。（荀）彧曰：“曹公本兴义兵……不宜如此。”事遂浸。（曹）操心不能平。--《后汉书荀彧传》
通过亲身经历，曹操当然明白，“挟天子”不一定能够“令诸侯”，但一定会为自己招来非议甚至祸患。即使如此，曹操还是矫情忍性，没有对刘协下毒手。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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