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柔之言，便是典型的“二重君主观”。
正是这个类似于中世纪欧洲、有些畸形的价值观，撑起了汉末三国近百年乱世。
所谓“二重君主观”，简单来讲，就是效忠直属上司在前，效忠朝廷在后。
最为关键的是，当二重君主观与察举制结合起来，那才是真要命！
这也是东汉灭亡的一部分原因，更是魏晋嬗代的重要原因之一。
两汉时期，先秦封建制度遗留尚存，典型例证即地方上“郡国并行”。
即藩王国、侯国与郡县同时存在，且行政级别相同（郡等于王国，县等于侯国）。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国相（职能同于郡守）、侯国相虽然是中央所任免，却在名义上从属于国王、县侯。
名义隶属关系一目了然。
郡守的情况亦相似。
注意：东汉，尤其是汉末，郡守普遍被称作“郡朝”或“本朝”。
其所举的郡吏，与举主（即郡守）存在明确的人身依附关系。
因此郡吏也被称作“朝吏”。
这也是卫广来先生所说“郡国本位化”的一种具象表现。
宠劳之曰：“父老何自苦？”对曰：“山谷鄙生，未尝识郡朝（指太守）。”
摘自《后汉书之刘宠传》
郡中震惧（州）牧问朝吏（即郡吏）曰：“西蜀倾覆，边境见侵，何以御之？”
摘自《吴书之钟离牧传》
在科举制出现以前，举主与受举人的关系，比后世的“师徒关系”羁绊要强固得多。
甚至于，其中不乏为举主赴死者（比如臧洪、田畴）。
更重要的是，“三互法”的存在，使得任官需要避籍，但作州郡吏则不需要，即所谓“官避吏不避”。
因此，这也往往会形成“外地人做长官，本地人做幕僚”的现象，且幕僚与长官，在“隶属关系”之外，又存在“举荐与受举”的感情羁绊。
最终，这种情况，使郡国乃至于一州，演变成了独立于朝廷的地方势力。
这种特殊环境下的特殊关系，即“察举制”与“二重君主观”结合形成的，一种畸形的价值观。
在这种畸形的价值观深入人心、成为普世价值之后，方才有了汉末与关中朝廷并立的关东袁绍、袁术两大集团。
汉末乱世的形成根源，就在于此。
魏晋嬗代，呵呵，更是根源于此。
司马群贼，尤其是司马懿，历仕曹魏三祖（武、文、明三帝）及三少帝（齐王曹芳、高贵乡侯曹髦、陈留王曹奂）中的齐王曹芳，其人门生故吏无数，形成了极为庞大的门阀集团。
这些门阀集团为了保障自己利益最大化，共尊司马群贼为主，最终覆灭了曹魏，为“王与马共天下”奠定了坚实基础。
由此可见，二重君主观的影响力，是多么的可怕；其观念又是何等的深入人心。
阎柔身为幽州广阳郡豪杰，其人自然不能免俗，同样深受此价值观影响。
所以，阎柔绝无可能甫一离开袁谭，便助新主公背刺故主。
但话说回来，阎柔既熟悉并州地形，又谙熟如何安定杂胡，此人也确实为赵旻的一大助力。
历史上强如曹操，也不得不重用阎柔、甚至是视其人为子，以安鲜卑、定乌桓。
太祖甚爱阎柔，每谓之曰：“我视卿如子，亦欲卿视我如父也。”柔由此自讬於五官将（时任五官中郎将之曹丕），（与曹丕）如兄弟。
摘自鱼豢《魏略》
会太祖（武皇帝曹操）平河北，（阎）柔帅鲜卑、乌丸归附，遂因以柔为校尉，犹持汉使节，治广甯如旧。
步度根既立，众稍衰弱，中兄扶罗韩亦别拥众数万为大人。建安中，太祖定幽州，步度根与轲比能等因乌丸校尉阎柔上贡献。
素利、弥加、厥机皆为（鲜卑）大人，在辽西、右北平、渔阳塞外，道远初不为边患，然其种众多於（轲）比能。建安中，因阎柔上贡献，通市，太祖皆表宠以为王。
以上，皆摘自《三国志魏书三十之乌丸鲜卑东夷传》
阎柔之记载过多，不再赘述。
简言之，阎柔之能，由如上记载可见一斑。
历史上，曹操得阎柔可安幽、并边境，如此人才，赵旻怎么可能不予重用？
所以，区区“二重君主观”而已，根本难不倒苟哥。
只见苟哥含笑向阎柔行礼。
“我以为阎君有所误会，我非使卿反攻袁谭，但使卿为朝廷引路耳。”
阎柔蹙起眉头，躬身还礼。
“仆愿闻其详。”
苟哥循（开）循（始）善（忽）诱（悠）。
“卿可曾听闻河间张儁乂？”
“回主公，仆曾与儁乂将军同帐为臣，非但曾听闻其人，更与其人素来友善。”
苟哥心中偷笑不已：有戏！有戏！
“既如此，卿可否引领儁乂将军一同走一走太原郡？”
阎柔有些狐疑。
“这…主公，儁乂将军应亦熟知太原郡之地形。”
苟哥哈哈一笑。
“既如此，卿何妨再与儁乂将军走上一遭？”
被苟哥忽悠上钩的阎柔，在心中思量一番后，并未发觉其中有何诡诈之处，于是其人颔首道。
“主公，若仅如此，并无不妥。然则，主公，仆万万不可与袁使君为敌。”
苟哥心中得意地笑了起来：成了！忽悠瘸了！
其人再次大笑道：“卿尽管放心，卿仅需与儁乂将军同行即可，我决不会使卿与袁谭为敌！”
一旁的荀彧。心中暗暗摇头。
燕赵男儿慷慨悲歌、视死如归、忠义无双不假，怎奈何……
耿直如此！
且慢…同为燕赵男儿，为何阿旻诡诈如此？
荀彧不敢再想下去。
苟哥却一把执起阎柔之手。
“阎君，卿比去尽管放心，我必不使卿为难！”
言罢，担心阎柔反过味儿来的苟哥，当即鸠占鹊巢，取来文房四宝、笔走龙蛇，片刻间便写好了三封书信。
荀彧的公廨，自然不缺信封、火漆、印泥。
于是乎，三封火漆封印、钤盖卫将军金印的密信，就此新鲜出炉。
苟哥殷勤无比地向阎柔递上三封密信、一袋金饼、自己的信物，并诚恳真挚地嘱咐其人。
“阎君，事关我皇汉之大业，事不宜迟，还望君持我信物、率我亲卫、沿途以金饼补给，尽速抵达上党郡壶关。
卿奉上密信后，尽快与儁乂将军一同走一遭太原郡！事成之后，我必向天子讨诏，任卿为并州刺史、尽速安定杂胡！”
耿直的阎柔，非但不疑有诈，反而对赵旻如此看重自己而感激涕零。
其人单膝下跪，情深意切地行礼道：“柔谢主公厚爱！请主公务必放心，柔此番必不辱使命！”
苟哥同样感动不已。
其人亲自扶起阎柔，并紧紧执起阎柔之手，言辞颇为恳切。
“阎君！我大汉并州杂胡、乃至于汉民之性命，我便交于君之手！望君务必以并州苍生为念，勿要负我重托！君，请珍重！”
苟哥这一番肺腑之言，使阎柔感动到无以复加。
其人涕泪交加、重重颔首道：“主公不愧为大汉忠臣！柔便是肝脑涂地，亦决不负主公、负朝廷之重托也！”
言罢，其人再次向赵旻行礼，高歌而去。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阎柔果然不愧为慷慨悲歌的燕赵好男儿！
赵旻这首搬运自郑板桥先生的名篇，此刻成了阎柔心境、志向的真实写照。
其人走后，便是腹黑皮厚如苟哥，此刻也不由得微微脸红。
【作者题外话】：这一章，咱们说一说曹嵩之死。
所谓罗生门，即诸多当事人，为了自身利益而各执一词，最终使事件真相扑朔迷离。
曹嵩之死，即三国汉季最著名的罗生门。
曹嵩遇害，直接导致了曹操与陶谦的彻底敌对，也造就了之后一系列的军事冲突与屠城暴行。
但魏晋史家关于曹嵩之死的始末细节，记载却极为舛谬。韦曜的《吴书》、陈寿的《三国志》、郭颁的《魏晋世语》，对此记载均不相同。
至于范晔的《后汉书》，因为成书于南朝刘宋，故完全承袭上述三家的旧文。
曹嵩之死的可疑之处有三：
其一是行凶动机。
其二是应劭（泰山太守）在事件中的角色定位。
其三是张闿奉陶谦之命，为何又亡归袁术。
先简要介绍魏晋史家对“曹嵩遇害”的不同记载。
陈寿《魏书》称曹嵩避难琅琊，遭陶谦杀害。
初，太祖父嵩，去官后还谯，董卓之乱，避难琅邪，为陶谦所害。--《魏书武帝纪》
郭颁《世语》称曹操使泰山太守应劭率兵迎接曹嵩，不料遭陶谦部将劫杀。
嵩在泰山华县。太祖令泰山太守应劭送家诣兖州，劭兵未至，陶谦密遣数千骑掩捕。--《世语》
韦曜《吴书》称陶谦派兵保护曹嵩，张闿却见财起意，杀嵩亡走。
太祖迎嵩，辎重百余两。陶谦遣都尉张闿将骑二百卫送，闿于泰山华、费间杀嵩。--韦曜《吴书》
《世语》可以视作对陈《志》的补充，而《吴书》对此记载则完全相异。竟说陶谦派兵保护曹嵩。
实际“韦氏说”（即陶谦护送曹嵩）是最容易被证伪并排除的。
因为曹嵩遇难（193）之前，曹操与陶谦已经交恶许久。甚至在初平三年（192）的“二袁会战”中，二人还在东郡发干县大打出手，乃至被献帝派人“和解关东”。
（公孙）瓒使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陶谦屯（东郡）发干，以逼绍。太祖与（袁）绍会击，皆破之。--《魏书武帝纪》
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马日磾、太仆赵岐和解关东。--《英雄记》
因此，在两家互为仇敌的情况下，陶谦绝不会派人保护曹嵩。韦曜的记载显然有误。但《吴书》补充了凶手姓名，即陶谦部将张闿，这条史料很有价值。
陶谦遣都尉张闿将骑二百卫送。--韦曜《吴书》
下一章咱们继续说。